关于子午流注、真太阳时、平太阳时等问题答之前微博评论区网友留言（第二）
上篇有点跑题，这篇继续拉回来讲古天文、历法与观测。
我们现在知道了：古人对宇宙时空、天地万物的认识，是来自于实际观测。
而现代人对宇宙时空、天地万物的认识，大多来自于人为设定。
举个栗子：我们所说的东经120度，这个就是从位于威林格治天文台旧址的“零度经线”标志点，推算出来的。
而这个“零度经线”，本身就是人为设定的。
那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宇宙大道，肯不肯被人为设定呢？
换句话说：人体与宇宙浑然一体，每时每刻受天体运行、四季轮回、日廛月宿、阴晴圆缺…各种影响，体内气血运行会不会受科学家设定的规则去运行呢？
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明确了吧？
那么，我们该怎样去判断人体气血运行的规矩呢？
古中医留下两首歌诀，都是根据实证得来，千百年经过无数次验证的气血运行规律。
第一个是：子午流注歌诀，也叫十二正经纳地支歌诀：
肺寅大卯胃辰宫,脾巳心午小未中。
膀申肾酉心包戌,亥三子胆丑肝通。
第二个是：十二正经纳天干歌诀：
甲胆乙肝丙小肠，丁心戊胃己脾乡。
庚是大肠辛属肺，壬系膀胱癸肾藏。
三焦亦向壬中寄，包络同归入癸方。
这两首歌诀指明了人体气血运行、脏腑相旺的时辰，相互映证之下，可以用来指导中医对疾病的诊断、辨证、以及治疗。
我们知道：单独的十二地支，本身就是一套完美的时间、方位坐标系；同理，十天干也是。
但是这两个坐标系统，表现的细节并不完全一样。
十二地支表达的内容偏于宏观，十天干表达的内容偏于微观。
这样，当我们把这两套系统联合起来使用时，它基本上就可以无所不包、涵盖我们日常中所见的绝大部分问题。
所以，不仅仅是中医在使用这套干支系统，我们其他绝大部分跟古文化有关系的学术门类，都离不开干支系统。
只不过，大部分人只把这套系统用于计时，用来推算年月日和时辰。
这就有点大材小用了。
不过即便是如此大材小用，干支纪年、计时法，它最小的单位是字：“昼夜下百刻”，“时刻不息”的那个“刻”。
一刻等于三字，一字等于4.8分钟。
当然这只是官方通用的记录单位，天文观测计时还有它更为精确的另一套计时单位，比如度、时、分、秒、毫、丝、忽…
而干支纪年、计时法的最大计时单位，目前已知是“元”。
一元复始的那个“元”。
一元有十二会，一会有三十运，一运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 年。 一元之年数为「一元」即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所以，一日有12时辰＝100刻＝300字；
1月 = 30日；
1年 = 12月；
1世 = 30年；
1运 = 12世；
1会 = 30运 = 10800年；
1元 = 12会 = 129600年。
这个时间单位体系是北宋天文、历法、儒学、数学、音律、易学…（此处省略若干字）大师邵雍制定的：没办法，他用来推算的那个东西太过于庞大，没有合适的计时单位了。
所以，仅仅是用于计时，干支系统也已经近乎完美，不可思议。
古人在观测日月出没、五星轨迹，并且测算它的时候，逐渐弄明白了宇宙的真相。
从此，中国人的三种宇宙观确立起来。
第一种，叫作盖天说：“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我们日常生活中，出门向东还是向西；城市规划、家里盖房子、种地起个田垄、修个水沟…
所用到的，统统都是盖天说，它距离我们最近。
也只有盖天说中，才有东南西北和上下的概念。
（画重点，要考）
第二种，叫作混天说：《浑天仪注》：“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
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天转如车毂之运也。”
翻译一下就是：“天”就像个鸡蛋一样，大地像个蛋黄，悬空在空中。
浑天仪的制造原理，就是这一段，它能把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周天四千多颗星辰的运行轨迹投射下来，用以记录和绘制星图。
第三种，叫作宣夜说。
关于宣夜说，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记载是最多的，比如：
“积阳为天，积阴为地。……清阳为天，浊阴为地。”——《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天地本太空一气，静极则动，变而为二。轻清向上，为阳为天；重浊向下，为阴为地。”——《大丹直指》
“一者，形变之始也。轻清者为天，重浊者为地，冲和气者为人。”——《列子·天瑞篇》
“夫鸿蒙分判，阴阳始列。轻清上浮者为天，其质阳也；重浊下凝者为地，其质阴也。”——《清静经图注·序》
………
而事实上，宣夜说也最符合目前天文学探索发现之后的结果，它与现代天文学的观测结果不谋而合。
但是在古代，一个没有中心的天文学说，对于王权来讲，是没有价值的。（王权所在，必须是天地之中心，比如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四个星座的核心，是中央土，所以皇家一切用品都是赭黄。）
而且只用盖天说加上混天说，我们就完全可以制定出精确的历法，指导农时，乃至预测日食月食、彗星回归、气候异常…
那么，宣夜说就只能成为一种在学术界流传的“隐学”，官方观测机构的理论依据中，是无法找到它的身影的。
絮絮叨叨扯了好多文字，总算是大概交代清楚一些基本概念和名词解释。
那么，我们现在就得到了一下信息：
平太阳时是人为设定的结果；
真太阳时是真实观测的结果；
我们的“农历”，根据“观象授时”这样一种方式，结合平太阳时和真太阳时制定的一部历法。
这样一部经过四千多年观测、120多次修订、传承至今的天文计时历法。
这部历法，实际上包含的信息量非常之大，只是以前没人告诉我们罢了。
举个栗子：告诉一些老人今天的农历日期，哪怕是阴天下雨，老人也能告诉我们今天是上弦月还是下弦月，月亮升起应该在天空的哪个方向。
“月离于毕，俾滂沱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龙尾伏辰”
“三星在户”
……
这些，曾经都是老百姓口中的天文学，大字不识的农夫村妇，也能脱口而出的天文学知识。
除了中国农历，我们目前在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一部历法，可以同时显示日月星象、气候变迁、物候变化的。
这一部结合了天文实际观测历法、又被无数往圣先贤不断修订改善，达到尽善尽美的历法，它代表的，实际上是宇宙时空在每个时间节点的真实变化。
而人类，作为整个宇宙中的一份子（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份子），时刻在受宇宙运行的影响。（最常见的就是女生月经的周期，受月相影响。古人为什么给它取名叫月经？）
人体内一切能量的运行，是有迹可寻的，天象变化，对它影响非常大。
（大家可以试着记录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和睡眠，感受一下满月和朔月时的不同。）
“子午流注”、“灵龟八法”、“飞腾八法”……
各种基于经络学的时间治疗方法，背后的核心理论，就是天文历法。
从“714”工程开始，七十年代，国家就开始筛选、培养航天员，在航天员的生理健康指标中，就有一项是根据“子午流注”去测定他的状态是否可以满足任务需要。
这套系统一直沿用到后来的“863”工程、以及后来1992年重新提上日程的载人航天，直至今日。
所以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才有了中医膳食保健、中医四诊上天等一系列中医项目与航天的融合，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些事。
上篇有点跑题，这篇继续拉回来讲古天文、历法与观测。
我们现在知道了：古人对宇宙时空、天地万物的认识，是来自于实际观测。
而现代人对宇宙时空、天地万物的认识，大多来自于人为设定。
举个栗子：我们所说的东经120度，这个就是从位于威林格治天文台旧址的“零度经线”标志点，推算出来的。
而这个“零度经线”，本身就是人为设定的。
那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宇宙大道，肯不肯被人为设定呢？
换句话说：人体与宇宙浑然一体，每时每刻受天体运行、四季轮回、日廛月宿、阴晴圆缺…各种影响，体内气血运行会不会受科学家设定的规则去运行呢？
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明确了吧？
那么，我们该怎样去判断人体气血运行的规矩呢？
古中医留下两首歌诀，都是根据实证得来，千百年经过无数次验证的气血运行规律。
第一个是：子午流注歌诀，也叫十二正经纳地支歌诀：
肺寅大卯胃辰宫,脾巳心午小未中。
膀申肾酉心包戌,亥三子胆丑肝通。
第二个是：十二正经纳天干歌诀：
甲胆乙肝丙小肠，丁心戊胃己脾乡。
庚是大肠辛属肺，壬系膀胱癸肾藏。
三焦亦向壬中寄，包络同归入癸方。
这两首歌诀指明了人体气血运行、脏腑相旺的时辰，相互映证之下，可以用来指导中医对疾病的诊断、辨证、以及治疗。
我们知道：单独的十二地支，本身就是一套完美的时间、方位坐标系；同理，十天干也是。
但是这两个坐标系统，表现的细节并不完全一样。
十二地支表达的内容偏于宏观，十天干表达的内容偏于微观。
这样，当我们把这两套系统联合起来使用时，它基本上就可以无所不包、涵盖我们日常中所见的绝大部分问题。
所以，不仅仅是中医在使用这套干支系统，我们其他绝大部分跟古文化有关系的学术门类，都离不开干支系统。
只不过，大部分人只把这套系统用于计时，用来推算年月日和时辰。
这就有点大材小用了。
不过即便是如此大材小用，干支纪年、计时法，它最小的单位是字：“昼夜下百刻”，“时刻不息”的那个“刻”。
一刻等于三字，一字等于4.8分钟。
当然这只是官方通用的记录单位，天文观测计时还有它更为精确的另一套计时单位，比如度、时、分、秒、毫、丝、忽…
而干支纪年、计时法的最大计时单位，目前已知是“元”。
一元复始的那个“元”。
一元有十二会，一会有三十运，一运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 年。 一元之年数为「一元」即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所以，一日有12时辰＝100刻＝300字；
1月 = 30日；
1年 = 12月；
1世 = 30年；
1运 = 12世；
1会 = 30运 = 10800年；
1元 = 12会 = 129600年。
这个时间单位体系是北宋天文、历法、儒学、数学、音律、易学…（此处省略若干字）大师邵雍制定的：没办法，他用来推算的那个东西太过于庞大，没有合适的计时单位了。
所以，仅仅是用于计时，干支系统也已经近乎完美，不可思议。
古人在观测日月出没、五星轨迹，并且测算它的时候，逐渐弄明白了宇宙的真相。
从此，中国人的三种宇宙观确立起来。
第一种，叫作盖天说：“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我们日常生活中，出门向东还是向西；城市规划、家里盖房子、种地起个田垄、修个水沟…
所用到的，统统都是盖天说，它距离我们最近。
也只有盖天说中，才有东南西北和上下的概念。
（画重点，要考）
第二种，叫作混天说：《浑天仪注》：“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
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天转如车毂之运也。”
翻译一下就是：“天”就像个鸡蛋一样，大地像个蛋黄，悬空在空中。
浑天仪的制造原理，就是这一段，它能把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周天四千多颗星辰的运行轨迹投射下来，用以记录和绘制星图。
第三种，叫作宣夜说。
关于宣夜说，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记载是最多的，比如：
“积阳为天，积阴为地。……清阳为天，浊阴为地。”——《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天地本太空一气，静极则动，变而为二。轻清向上，为阳为天；重浊向下，为阴为地。”——《大丹直指》
“一者，形变之始也。轻清者为天，重浊者为地，冲和气者为人。”——《列子·天瑞篇》
“夫鸿蒙分判，阴阳始列。轻清上浮者为天，其质阳也；重浊下凝者为地，其质阴也。”——《清静经图注·序》
………
而事实上，宣夜说也最符合目前天文学探索发现之后的结果，它与现代天文学的观测结果不谋而合。
但是在古代，一个没有中心的天文学说，对于王权来讲，是没有价值的。（王权所在，必须是天地之中心，比如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四个星座的核心，是中央土，所以皇家一切用品都是赭黄。）
而且只用盖天说加上混天说，我们就完全可以制定出精确的历法，指导农时，乃至预测日食月食、彗星回归、气候异常…
那么，宣夜说就只能成为一种在学术界流传的“隐学”，官方观测机构的理论依据中，是无法找到它的身影的。
絮絮叨叨扯了好多文字，总算是大概交代清楚一些基本概念和名词解释。
那么，我们现在就得到了一下信息：
平太阳时是人为设定的结果；
真太阳时是真实观测的结果；
我们的“农历”，根据“观象授时”这样一种方式，结合平太阳时和真太阳时制定的一部历法。
这样一部经过四千多年观测、120多次修订、传承至今的天文计时历法。
这部历法，实际上包含的信息量非常之大，只是以前没人告诉我们罢了。
举个栗子：告诉一些老人今天的农历日期，哪怕是阴天下雨，老人也能告诉我们今天是上弦月还是下弦月，月亮升起应该在天空的哪个方向。
“月离于毕，俾滂沱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龙尾伏辰”
“三星在户”
……
这些，曾经都是老百姓口中的天文学，大字不识的农夫村妇，也能脱口而出的天文学知识。
除了中国农历，我们目前在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一部历法，可以同时显示日月星象、气候变迁、物候变化的。
这一部结合了天文实际观测历法、又被无数往圣先贤不断修订改善，达到尽善尽美的历法，它代表的，实际上是宇宙时空在每个时间节点的真实变化。
而人类，作为整个宇宙中的一份子（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份子），时刻在受宇宙运行的影响。（最常见的就是女生月经的周期，受月相影响。古人为什么给它取名叫月经？）
人体内一切能量的运行，是有迹可寻的，天象变化，对它影响非常大。
（大家可以试着记录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和睡眠，感受一下满月和朔月时的不同。）
“子午流注”、“灵龟八法”、“飞腾八法”……
各种基于经络学的时间治疗方法，背后的核心理论，就是天文历法。
从“714”工程开始，七十年代，国家就开始筛选、培养航天员，在航天员的生理健康指标中，就有一项是根据“子午流注”去测定他的状态是否可以满足任务需要。
这套系统一直沿用到后来的“863”工程、以及后来1992年重新提上日程的载人航天，直至今日。
所以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才有了中医膳食保健、中医四诊上天等一系列中医项目与航天的融合，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些事。
今天上完课后
被通知写集体备课记录
被通知出试卷
被告知运动会教工接力赛
被各个老师来说希望监考给他们排好点
被通知明天要来听七院专家讲座，看彩排
原本计划的四张卷子只做了两张，监考也没排，我现在出完了卷子，今天的生活压力是爱心果冻都没法治愈的，我觉得需要乌干达的大猩猩来拍拍脑袋才能清醒一些
（国庆前做完ppt可不能忘记，菜鸡更要努力）
被通知写集体备课记录
被通知出试卷
被告知运动会教工接力赛
被各个老师来说希望监考给他们排好点
被通知明天要来听七院专家讲座，看彩排
原本计划的四张卷子只做了两张，监考也没排，我现在出完了卷子，今天的生活压力是爱心果冻都没法治愈的，我觉得需要乌干达的大猩猩来拍拍脑袋才能清醒一些
（国庆前做完ppt可不能忘记，菜鸡更要努力）
新疆哈萨克族运动员为国争光，摔打了谁的谬论？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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