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企被四大矿山“卡脖子”？绝对议价权是不存在的 ”
铁矿石成本占到钢企税前成本的将近50%，是最重要的利润影响因子之一。其实没有跟踪钢铁企业之前，就一直听说我国钢企大而不强，各自为战，上游资源垄断在国外几个大矿山手里，我们对矿石没有定价权。
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1、铁矿石的供需格局
首先说明一点，我国钢产量占到全球的超过50%，而铁矿石的产量也并不少。2019年国内的铁矿石产量有8.44亿吨，而全球的产量大概是20亿吨，中国产量差不多也有接近42%的比例。
42%的矿石产量对50%的钢产量，看起来差不多，但我国一年还是要进口铁矿石达10亿吨，主要原因是国内的矿石质量太差，品位低。平均品位只有33.2。
从上图可以看出，我国基本是最低的那一档，低于25的就不能被工业利用了。像辽宁鞍山和本溪的大矿床，矿石储量达109亿吨，但平均品位只有20-40%，必须先经过精选才能炼钢。所以8.44亿吨的总产能，折算成精矿才2.2亿吨，当然不能满足我国10亿吨的钢产量需求了。我们的矿石含铁量少，开采成本还高，八成的原料只得依赖进口，这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我们来看看世界矿石的供给。
全球产能折算精矿大概16亿吨，其中四大矿山就占了10亿吨，其他一些中小产能的国家约5亿吨，业内称为“非主流矿山”，包括印度、南非的矿山。
四大矿山指巴西的淡水河谷（第一大），澳洲的必和必拓、力拓、FMG（分别排在二三四位）。我国进口量的90%都来自这四大矿山，所以说他们垄断了国内钢铁业的矿源，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整体来说，四大矿山的生产成本都比较低，矿石品位高，通过海运的低成本方式到达我国港口，竞争力很足。
有人说四大矿山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托拉斯，即攻守同盟，钳制着我国钢铁业的发展，吃掉了产业链上大量的利润，我觉得这种说法有失偏颇。
各个矿山集团，背后的股东结构错综复杂，其最终目的是要给各自的股东挣钱的，有时候还会有利益冲突。以我了解的情况来看，淡水河谷的主要股东有巴西政府、日资三井财团、美国华尔街资本。必和必拓的股东有汇丰（25%）、JP摩根（14%）、黑石（8%）、花旗（5%），另外还有一点儿中资的成分。力拓的第一大股东是中国中铝和美铝联合成立的公司，占比12%，以及法资、澳资、华尔街资本。FGM的背后，中国华菱钢铁集团持有17.3%的股份，占比第一，另外是一些零星的小股东。
从这个股本结构上看，有国企，有私企，有华尔街，有各矿石进口国的大财团，还有中资的参与，澳洲和巴西本地的资本话语权都没有那么大。
这些资本各自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没有那么容易形成铁板一块的稳固联盟。而且即使像原油输出国组织（OPEC）那样的事实上的联合体，也经常因为生产配额的问题发生纠纷，所以对于四大矿山的垄断问题其实不需要太过担心。
在价格的层面，我们对国内铁矿石期货，和最常见的大宗商品上海20MM螺纹钢的价格，做一个关联度分析：
近4年来，从供给侧改革以后，螺纹钢价格的涨幅是102%，铁矿石的涨幅也是102%，巧了。如果四大矿山对于铁矿石价格的影响力真的有那么大，为什么这四年里涨幅并没有明显的强过螺纹钢？
而且从图中可以看到，这四年中，2017年1月到2019年1月的两年间，矿石价格的相对表现要差的多，这也是国内钢企日子过得最舒服的两年。后来矿价有一个明显的翘尾，其实是受到巴西VALE矿难这种突发事件的影响，后来又有澳洲飓风减少港口运量，使总供给出现了一个缺口，导致矿石在2019年中的一段时间内表现相对强势，这属于一次性事件的冲击，持续性不强。2020年因矿难关停的产能复产后，矿石的价格还会显著下行。
通过对矿石-钢材价格的关联度分析，也可以佐证我们之前的判断，即四大矿山仍然是基于各自逐利的目标来安排生产计划的。钢价不景气时，国内钢企降低产量，矿石的需求减少，矿价低迷，四大矿山会考虑关停部分矿场。钢价景气时反之，四大矿山会增加供给来创造更多的盈利。谁会和钱过不去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是，我国并不是国际铁矿石市场的唯一买方，从全球需求的角度来看：
（下图来自华泰期货研究所的统计）
全球生铁产量，近几年的增速很低且逐渐下滑，到2019年末几近负增长。其中中国的增速是正的贡献，但除中国外的需求到2019年末的时候已经是负增长了，所以全球铁矿石的需求是比较萎靡的，整体处在一种供过于求的状态，矿价不高，几大矿山正愁着怎么去做减产，此时中国客户的重要性反而更加突显出来。
当然我这里并不是否认四大矿山的盈利能力，相反，它们曾经长时间的处于产业链上的王者地位。除了少数年份比如2015年是亏损的，大部分年份可以依靠低成本开采的优势赚得盆满钵满，以前经常有报道四大矿山的盈利可以达到我国所有钢厂总利润之和。2016年，四大矿山的盈利是800多亿，国内钢企加起来只有400多亿。2017年借着供给侧改革的东风，我国钢企实现利润3400亿，四大矿山盈利1500亿，这是第一次我国钢企利润超越四大矿山。2018年钢企利润4700亿，利润继续大增39%，超过四大矿山也是妥妥的。不过2017-2018两年我国的钢铁业显得过度繁荣了，有打击地条钢、环保限产、严控新增产能等政策影响，在需求端又因基建和地产显得非常旺盛，使钢价保持在绝对高位。
通过这一系列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矿石企业对我国钢企的绝对议价权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投资的又恰好是其中经营最出色，成本管控能力最优秀的钢企，就更不用担心上游的制约了。
这里不要纠结于矿山企业的相对优势地位，有些资源禀赋是别人娘胎里带来的。就像中东国家，地下刨一铲子就喷出来源源不断的优质原油，而我国就要打两三千米的油井去采油，赚一点儿辛苦钱。巴西、澳大利亚有巨大的富铁矿，很多还是露天的，载重400吨的巨无霸矿山车，一车一车往外拉：
一个轮胎就有一层楼高，这种效率你比得了吗？我国可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只能努力去发展中游的钢铁工业。
其实采掘业和冶炼工业并不冲突，日本和韩国完全不产铁矿石，钢铁的产量和质量却世界领先，冶炼技术甚至超越了西方发达国家，诞生了一大批像新日铁、浦项制铁、神户制铁、住友这样的世界知名钢企。
所以我国的钢铁工业要做大做强，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提高精细化和自动化管理水平，提高产品的质量标准，和有没有铁矿石的定价权关系不大。
这里要引申出一个小问题，就是巴西和澳洲为什么只出口铁矿石，而不自己冶炼钢铁，转而出口钢铁呢？其实这里面的门道也比较多，首先钢铁业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这么重要的金属，一些大国肯定要保证一定的自给能力的，不愿意把产能轻易的转移出去，确保能源安全。像澳洲、巴西这样的国家，钢铁内需不足，矿石产量却无比巨大，而且钢铁业是重污染、薄利的行业，发展的动力不足，哪有直接挖矿来的爽。钢价不景气的时候，高炉可不能随意停产，即使亏损也要继续干，而关闭一座矿山就简单多了，等矿价涨回来的时候复产就好了，矿石不多不少还在那里，整体风险要小的多。
但是话说回来，具有矿藏禀赋的国家就一定好吗？也不是吧，大家一定听说过“资源的诅咒”这个概念。
扯远了，扯远了，还是回到我们的正题上来。以上主要是通过一些分析，来讲清楚一个关键问题：
投资钢企可以关注矿价，但并不需要太在意上游矿山的垄断。钢企之间差异也很大的，我们可以优中选优，投资那些风险最低，盈利能力最强，性价比最好的钢企即可。
喜欢本文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再看。
2、铁矿石价格走势研判
这里先回顾一下2019年全年的铁矿石价格走势，并对2020年做一个展望。
过去的一年，矿价表现出一个中间高两头低的状态。其中，一二月份钢厂吨钢利润高，生产积极，高炉开工率保持高位，矿石从495爬升到600附近。之后的三月，巴西淡水河谷（VALE）爆发了严重的矿难而部分停产，有34人死亡，250人失踪，恰逢澳洲飓风影响港口发运量，直接造成我国铁矿石供应1亿吨的缺口。从5月开始，澳洲和巴西的发运量保持在低位，供需关系开始恶化，矿石价格坐上火箭，一路蹿升到峰值910元每吨的水平，升至近四年的高点。8月开始，受矿难影响的VALE开始复产，叠加国内施加严厉环保政策的影响，限制了钢产能，也就打掉了一部分需求，使矿价的预期发生翻转，暴跌至580元每吨。10月开始，钢材库存基本去化，钢企生产的积极性又有所恢复。钢企对后市较为乐观，开始对矿石进行补库，使矿价重新攀升到年底的663元。
从这里开始是一个分水岭，2020年的1月，新冠肺炎的疫情开始逐渐展现出影响力，钢企生产，包括钢材的需求端受到严重的干扰，市场进入了一个非正常状态。这个时候按传统的分析框架，已经很难精准预测矿石的需求情况了。
现在市场对铁矿石非常的悲观，2月3日节后第一个交易日，国内期货品种普遍大跌，铁矿石主力合约直接跌停。在疫情影响下，钢企下游的制造业、建筑业复工受到明显的影响。但是对于钢企（高炉），由于行业的特性，必须保持持续的生产，钢铁库存出现了一些淤积。所以现在铁矿石方面的情况是，供给没有问题，需求受到重大冲击，短期的价格预测已经没有意义了。
但是站在中长期的角度，疫情总会控制住的，矿石的需求端会逐步恢复正常，而供给端也已经有了一定的保障，矿价会伴随钢价上下震荡。对于钢企来说，最差的情况也就是2019年6-8月的时候，即去年第三季度。而我们知道，在一次性利空因素的冲击下，2019Q3财报大量的钢企仍然可以保持不错的盈利，根本无需太多担心。
本部分到此告一段落，小结一下：
我国钢企原料依赖进口，上游是四大矿山，但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行业格局重塑，已经具有一定的议价权。2019Q3是钢价-矿价大幅背离的时期，钢企仍能保持可观的盈利能力。
（夏至1987）#兰格钢铁网#
https://t.cn/A64XIlpi
铁矿石成本占到钢企税前成本的将近50%，是最重要的利润影响因子之一。其实没有跟踪钢铁企业之前，就一直听说我国钢企大而不强，各自为战，上游资源垄断在国外几个大矿山手里，我们对矿石没有定价权。
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1、铁矿石的供需格局
首先说明一点，我国钢产量占到全球的超过50%，而铁矿石的产量也并不少。2019年国内的铁矿石产量有8.44亿吨，而全球的产量大概是20亿吨，中国产量差不多也有接近42%的比例。
42%的矿石产量对50%的钢产量，看起来差不多，但我国一年还是要进口铁矿石达10亿吨，主要原因是国内的矿石质量太差，品位低。平均品位只有33.2。
从上图可以看出，我国基本是最低的那一档，低于25的就不能被工业利用了。像辽宁鞍山和本溪的大矿床，矿石储量达109亿吨，但平均品位只有20-40%，必须先经过精选才能炼钢。所以8.44亿吨的总产能，折算成精矿才2.2亿吨，当然不能满足我国10亿吨的钢产量需求了。我们的矿石含铁量少，开采成本还高，八成的原料只得依赖进口，这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我们来看看世界矿石的供给。
全球产能折算精矿大概16亿吨，其中四大矿山就占了10亿吨，其他一些中小产能的国家约5亿吨，业内称为“非主流矿山”，包括印度、南非的矿山。
四大矿山指巴西的淡水河谷（第一大），澳洲的必和必拓、力拓、FMG（分别排在二三四位）。我国进口量的90%都来自这四大矿山，所以说他们垄断了国内钢铁业的矿源，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整体来说，四大矿山的生产成本都比较低，矿石品位高，通过海运的低成本方式到达我国港口，竞争力很足。
有人说四大矿山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托拉斯，即攻守同盟，钳制着我国钢铁业的发展，吃掉了产业链上大量的利润，我觉得这种说法有失偏颇。
各个矿山集团，背后的股东结构错综复杂，其最终目的是要给各自的股东挣钱的，有时候还会有利益冲突。以我了解的情况来看，淡水河谷的主要股东有巴西政府、日资三井财团、美国华尔街资本。必和必拓的股东有汇丰（25%）、JP摩根（14%）、黑石（8%）、花旗（5%），另外还有一点儿中资的成分。力拓的第一大股东是中国中铝和美铝联合成立的公司，占比12%，以及法资、澳资、华尔街资本。FGM的背后，中国华菱钢铁集团持有17.3%的股份，占比第一，另外是一些零星的小股东。
从这个股本结构上看，有国企，有私企，有华尔街，有各矿石进口国的大财团，还有中资的参与，澳洲和巴西本地的资本话语权都没有那么大。
这些资本各自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没有那么容易形成铁板一块的稳固联盟。而且即使像原油输出国组织（OPEC）那样的事实上的联合体，也经常因为生产配额的问题发生纠纷，所以对于四大矿山的垄断问题其实不需要太过担心。
在价格的层面，我们对国内铁矿石期货，和最常见的大宗商品上海20MM螺纹钢的价格，做一个关联度分析：
近4年来，从供给侧改革以后，螺纹钢价格的涨幅是102%，铁矿石的涨幅也是102%，巧了。如果四大矿山对于铁矿石价格的影响力真的有那么大，为什么这四年里涨幅并没有明显的强过螺纹钢？
而且从图中可以看到，这四年中，2017年1月到2019年1月的两年间，矿石价格的相对表现要差的多，这也是国内钢企日子过得最舒服的两年。后来矿价有一个明显的翘尾，其实是受到巴西VALE矿难这种突发事件的影响，后来又有澳洲飓风减少港口运量，使总供给出现了一个缺口，导致矿石在2019年中的一段时间内表现相对强势，这属于一次性事件的冲击，持续性不强。2020年因矿难关停的产能复产后，矿石的价格还会显著下行。
通过对矿石-钢材价格的关联度分析，也可以佐证我们之前的判断，即四大矿山仍然是基于各自逐利的目标来安排生产计划的。钢价不景气时，国内钢企降低产量，矿石的需求减少，矿价低迷，四大矿山会考虑关停部分矿场。钢价景气时反之，四大矿山会增加供给来创造更多的盈利。谁会和钱过不去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是，我国并不是国际铁矿石市场的唯一买方，从全球需求的角度来看：
（下图来自华泰期货研究所的统计）
全球生铁产量，近几年的增速很低且逐渐下滑，到2019年末几近负增长。其中中国的增速是正的贡献，但除中国外的需求到2019年末的时候已经是负增长了，所以全球铁矿石的需求是比较萎靡的，整体处在一种供过于求的状态，矿价不高，几大矿山正愁着怎么去做减产，此时中国客户的重要性反而更加突显出来。
当然我这里并不是否认四大矿山的盈利能力，相反，它们曾经长时间的处于产业链上的王者地位。除了少数年份比如2015年是亏损的，大部分年份可以依靠低成本开采的优势赚得盆满钵满，以前经常有报道四大矿山的盈利可以达到我国所有钢厂总利润之和。2016年，四大矿山的盈利是800多亿，国内钢企加起来只有400多亿。2017年借着供给侧改革的东风，我国钢企实现利润3400亿，四大矿山盈利1500亿，这是第一次我国钢企利润超越四大矿山。2018年钢企利润4700亿，利润继续大增39%，超过四大矿山也是妥妥的。不过2017-2018两年我国的钢铁业显得过度繁荣了，有打击地条钢、环保限产、严控新增产能等政策影响，在需求端又因基建和地产显得非常旺盛，使钢价保持在绝对高位。
通过这一系列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矿石企业对我国钢企的绝对议价权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投资的又恰好是其中经营最出色，成本管控能力最优秀的钢企，就更不用担心上游的制约了。
这里不要纠结于矿山企业的相对优势地位，有些资源禀赋是别人娘胎里带来的。就像中东国家，地下刨一铲子就喷出来源源不断的优质原油，而我国就要打两三千米的油井去采油，赚一点儿辛苦钱。巴西、澳大利亚有巨大的富铁矿，很多还是露天的，载重400吨的巨无霸矿山车，一车一车往外拉：
一个轮胎就有一层楼高，这种效率你比得了吗？我国可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只能努力去发展中游的钢铁工业。
其实采掘业和冶炼工业并不冲突，日本和韩国完全不产铁矿石，钢铁的产量和质量却世界领先，冶炼技术甚至超越了西方发达国家，诞生了一大批像新日铁、浦项制铁、神户制铁、住友这样的世界知名钢企。
所以我国的钢铁工业要做大做强，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提高精细化和自动化管理水平，提高产品的质量标准，和有没有铁矿石的定价权关系不大。
这里要引申出一个小问题，就是巴西和澳洲为什么只出口铁矿石，而不自己冶炼钢铁，转而出口钢铁呢？其实这里面的门道也比较多，首先钢铁业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这么重要的金属，一些大国肯定要保证一定的自给能力的，不愿意把产能轻易的转移出去，确保能源安全。像澳洲、巴西这样的国家，钢铁内需不足，矿石产量却无比巨大，而且钢铁业是重污染、薄利的行业，发展的动力不足，哪有直接挖矿来的爽。钢价不景气的时候，高炉可不能随意停产，即使亏损也要继续干，而关闭一座矿山就简单多了，等矿价涨回来的时候复产就好了，矿石不多不少还在那里，整体风险要小的多。
但是话说回来，具有矿藏禀赋的国家就一定好吗？也不是吧，大家一定听说过“资源的诅咒”这个概念。
扯远了，扯远了，还是回到我们的正题上来。以上主要是通过一些分析，来讲清楚一个关键问题：
投资钢企可以关注矿价，但并不需要太在意上游矿山的垄断。钢企之间差异也很大的，我们可以优中选优，投资那些风险最低，盈利能力最强，性价比最好的钢企即可。
喜欢本文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再看。
2、铁矿石价格走势研判
这里先回顾一下2019年全年的铁矿石价格走势，并对2020年做一个展望。
过去的一年，矿价表现出一个中间高两头低的状态。其中，一二月份钢厂吨钢利润高，生产积极，高炉开工率保持高位，矿石从495爬升到600附近。之后的三月，巴西淡水河谷（VALE）爆发了严重的矿难而部分停产，有34人死亡，250人失踪，恰逢澳洲飓风影响港口发运量，直接造成我国铁矿石供应1亿吨的缺口。从5月开始，澳洲和巴西的发运量保持在低位，供需关系开始恶化，矿石价格坐上火箭，一路蹿升到峰值910元每吨的水平，升至近四年的高点。8月开始，受矿难影响的VALE开始复产，叠加国内施加严厉环保政策的影响，限制了钢产能，也就打掉了一部分需求，使矿价的预期发生翻转，暴跌至580元每吨。10月开始，钢材库存基本去化，钢企生产的积极性又有所恢复。钢企对后市较为乐观，开始对矿石进行补库，使矿价重新攀升到年底的663元。
从这里开始是一个分水岭，2020年的1月，新冠肺炎的疫情开始逐渐展现出影响力，钢企生产，包括钢材的需求端受到严重的干扰，市场进入了一个非正常状态。这个时候按传统的分析框架，已经很难精准预测矿石的需求情况了。
现在市场对铁矿石非常的悲观，2月3日节后第一个交易日，国内期货品种普遍大跌，铁矿石主力合约直接跌停。在疫情影响下，钢企下游的制造业、建筑业复工受到明显的影响。但是对于钢企（高炉），由于行业的特性，必须保持持续的生产，钢铁库存出现了一些淤积。所以现在铁矿石方面的情况是，供给没有问题，需求受到重大冲击，短期的价格预测已经没有意义了。
但是站在中长期的角度，疫情总会控制住的，矿石的需求端会逐步恢复正常，而供给端也已经有了一定的保障，矿价会伴随钢价上下震荡。对于钢企来说，最差的情况也就是2019年6-8月的时候，即去年第三季度。而我们知道，在一次性利空因素的冲击下，2019Q3财报大量的钢企仍然可以保持不错的盈利，根本无需太多担心。
本部分到此告一段落，小结一下：
我国钢企原料依赖进口，上游是四大矿山，但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行业格局重塑，已经具有一定的议价权。2019Q3是钢价-矿价大幅背离的时期，钢企仍能保持可观的盈利能力。
（夏至1987）#兰格钢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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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牛奶到底好不好？看完这些你就知道了】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奶业打赢了一场翻身仗，奶业质量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奶业企业前20强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55%，企业竞争力增强，加工水平提升，乳制品加工结构逐步优化。
目前，我国奶业全产业链建设水平大为提高，从奶牛品种、疫病防控、饲料改善、牛场建设、质量安全和监测体系建设各个环节都保证了国产奶的优质和安全。
奶牛遗传素质提升
目前我国饲养的奶牛品种主要是荷斯坦奶牛，具有产量高、乳成分好的优点，还有少量的娟姗牛和兼用奶牛品种。
2008年以后我国进口种用牛超过100万头，主要来自澳洲，采用北美系冻精和国产优质冻精加以改良，其群体后代超过200万头，成为我国奶牛遗传选育和生鲜乳生产的重要组成力量，奠定了我国奶业提质增效的牛群基础。
近年来我国政府和研究机构同时加大了奶牛选育技术的开发和引进，奠定了我国奶牛生产水平提升的种质基础。农业农村部公布我国奶牛的单产水平达到了7.5吨，比2008年提升近70%，奶牛体系监测的规模牛场成母牛单产达到了8.5吨，达到部分欧盟国家的水平，单产提升不仅推动了养殖的提质增效，同样数量的奶牛可以生产更多的牛奶，从而保障了生鲜乳的有效供给。
疾病防控与用药改善
奶牛疾病防控与规范安全用药正逐步改善，保障生产稳定、乳品安全。生物安全是奶牛养殖的重要环节，政府和产业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控”的原则。
生产单位严格执行消毒、免疫、用药停药期、病死畜无害化处理等工作，奶牛的疫病防控工作取得显著的成效。
饲料品质改善
饲料品质直接决定了牛奶的品质。2008年以前我国生鲜乳品质较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奶牛养殖的粗饲料条件较差，乳蛋白常常不达标。
时至今日，奶牛的粗饲料品质实现大幅提升，一是玉米青贮的品质大幅提升，全株玉米青贮已经基本普及，使用率达到90%，全株玉米青贮干物质、淀粉的“双30”标准得到大力普及。
其次是苜蓿干草得到普遍应用，2018年进口苜蓿达到138万吨，同时“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扶持了350万亩苜蓿生产基地，推动了粗饲料品质的大幅提升，彻底扭转了“秸秆+精料”的养牛模式。
粗饲料品质的改善使生鲜乳的品质得到提升，奶牛体系监测的数据显示2018年规模牛场生鲜乳乳脂率3.89%，乳蛋白率3.20%，分别比2010年提高了4.6%和2.9%，细菌数是7.2万CFU/mL，体细胞数是22.1万个/mL，分别比2010年下降了74.5%和39.2%，我国规模牛场生鲜乳质量已经达到了欧盟标准。
牛场建设提升
2008年以后，规模化牛场建设速度加快，奶牛散养转型养殖小区再转型规模牛场，规模化养殖比例迅速提高，由2008年的16.5%提高到2018年的61.4%。规模牛场的发展使得现代化的养殖技术和理念得以迅速推广，养殖的装备水平和饲料条件迅速提升，标准化、规模化、组织化水平不断提高。
例如，规模牛场100%实现机械化挤奶，比2008年提升了一倍，其中80%以上的牛场使用的是奶厅挤奶模式，93%的牛场配备全混合日粮（TMR）搅拌车，比2008年提升了56个百分点，养殖设备和工艺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我国现代化奶源基地基本建立。
质量安全和监测体系建设
我国已经构建了从政府到企业系统化的质量安全监测和跟踪体系。农业农村部从2009年启动了“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项目”，组织实施生鲜乳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和专项整治行动，监测范围覆盖所有奶站和运输车，落实“确保婴幼儿配方乳粉奶源安全六项措施”，强化婴幼儿乳粉奶源监管。三聚氰胺等重点监控违禁添加物抽检合格率连续10年保持100%，保障了生鲜乳的质量安全；2018年生鲜乳抽检合格率99.9%，乳制品抽检合格率99.7%，在食品中保持领先。
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了婴幼儿配方乳粉等重点产品追溯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在“食品工业企业质量安全追溯平台”的基础上接入了总计17家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品牌）追溯信息。乳品企业纷纷建立了严格的质量安全监管和追溯体系，对所收购生鲜乳开展批批检测，包括乳常规指标、细菌数、体细胞、滋气味、抗生素等兽药残留、黄曲霉毒素、重金属等多项指标，并留样待查。龙头乳品企业纷纷建立完善产品追溯体系，涵盖为奶牛建立档案、记录奶牛从出生到每一次挤奶的所有数据，原奶收购车辆实现GPS跟踪，原奶入厂后的随机条形码、生产过程的产品批次信息跟踪表、关键环节的电子信息记录系统、质量管理信息的综合集成系统等产业链环节。
有关政策梳理
2007年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是我国奶业史上国务院发布的第一个文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意见》明确了促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应遵循的4条原则，并提出扶持奶业发展的“八条”政策，用一句话概括为“五补贴两支持一准入”，包括“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奶牛良种补贴”、“后备牛补贴”、“生鲜乳收购站机械设备补贴”、“完善奶牛重大疫病防治和扑杀政策”、“政策性保险”、“加强对奶牛养殖农户的信贷支持”等，随后多项产业扶持政策陆续出台。
2008年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制定的《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2018年国务院再次发布了《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意见》，农业农村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9部委随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奶业振兴的若干意见》的配套政策，提出了支持和指导奶农发展乳制品加工、探索开展生鲜乳目标价格保险试点、启动牧场主和业务骨干培训计划、建立生鲜乳价格协商机制等创新型产业政策；地方省份河北、河南、内蒙古、黑龙江、山东、山西、江苏、安徽等纷纷出台了配套产业振兴政策。
2012年
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启动实施“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中央财政每年安排5.25亿元，在苜蓿优势产区和奶牛主产区建设高产优质苜蓿示范生产基地，对苜蓿良种、标准化生产技术以及收获加工设施给予扶持，推动了国产苜蓿的发展和应用。
2015年
农业农村部推出“粮改饲项目”试点，将加大青贮的推广扶持力度，此后示范县逐渐扩大。
2016年
农业农村部、国家发改委启动了奶牛养殖大县种养结合整县推进试点项目，探索推进奶业转方式、降成本、提效益、优质量的有效途径。
《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正式发布并施行，明确提出了“参照药品管理办法严格管理”、“建立并实施婴幼儿配方乳粉风险监测和定期监督抽检制度”等监管措施。
乳制品加工方面
2009年工信部发布了《乳制品工业产业政策（2009修订）》，在乳品工业产业布局、行业准入、奶源供应、技术与装备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
“得奶源者得天下”“科学养好牛，才能出好奶”已成为行业共识。消费者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进口奶不一定更优质，优质的液态奶只能产自本土。
来源：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财政部、农民日报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奶业打赢了一场翻身仗，奶业质量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奶业企业前20强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55%，企业竞争力增强，加工水平提升，乳制品加工结构逐步优化。
目前，我国奶业全产业链建设水平大为提高，从奶牛品种、疫病防控、饲料改善、牛场建设、质量安全和监测体系建设各个环节都保证了国产奶的优质和安全。
奶牛遗传素质提升
目前我国饲养的奶牛品种主要是荷斯坦奶牛，具有产量高、乳成分好的优点，还有少量的娟姗牛和兼用奶牛品种。
2008年以后我国进口种用牛超过100万头，主要来自澳洲，采用北美系冻精和国产优质冻精加以改良，其群体后代超过200万头，成为我国奶牛遗传选育和生鲜乳生产的重要组成力量，奠定了我国奶业提质增效的牛群基础。
近年来我国政府和研究机构同时加大了奶牛选育技术的开发和引进，奠定了我国奶牛生产水平提升的种质基础。农业农村部公布我国奶牛的单产水平达到了7.5吨，比2008年提升近70%，奶牛体系监测的规模牛场成母牛单产达到了8.5吨，达到部分欧盟国家的水平，单产提升不仅推动了养殖的提质增效，同样数量的奶牛可以生产更多的牛奶，从而保障了生鲜乳的有效供给。
疾病防控与用药改善
奶牛疾病防控与规范安全用药正逐步改善，保障生产稳定、乳品安全。生物安全是奶牛养殖的重要环节，政府和产业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控”的原则。
生产单位严格执行消毒、免疫、用药停药期、病死畜无害化处理等工作，奶牛的疫病防控工作取得显著的成效。
饲料品质改善
饲料品质直接决定了牛奶的品质。2008年以前我国生鲜乳品质较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奶牛养殖的粗饲料条件较差，乳蛋白常常不达标。
时至今日，奶牛的粗饲料品质实现大幅提升，一是玉米青贮的品质大幅提升，全株玉米青贮已经基本普及，使用率达到90%，全株玉米青贮干物质、淀粉的“双30”标准得到大力普及。
其次是苜蓿干草得到普遍应用，2018年进口苜蓿达到138万吨，同时“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扶持了350万亩苜蓿生产基地，推动了粗饲料品质的大幅提升，彻底扭转了“秸秆+精料”的养牛模式。
粗饲料品质的改善使生鲜乳的品质得到提升，奶牛体系监测的数据显示2018年规模牛场生鲜乳乳脂率3.89%，乳蛋白率3.20%，分别比2010年提高了4.6%和2.9%，细菌数是7.2万CFU/mL，体细胞数是22.1万个/mL，分别比2010年下降了74.5%和39.2%，我国规模牛场生鲜乳质量已经达到了欧盟标准。
牛场建设提升
2008年以后，规模化牛场建设速度加快，奶牛散养转型养殖小区再转型规模牛场，规模化养殖比例迅速提高，由2008年的16.5%提高到2018年的61.4%。规模牛场的发展使得现代化的养殖技术和理念得以迅速推广，养殖的装备水平和饲料条件迅速提升，标准化、规模化、组织化水平不断提高。
例如，规模牛场100%实现机械化挤奶，比2008年提升了一倍，其中80%以上的牛场使用的是奶厅挤奶模式，93%的牛场配备全混合日粮（TMR）搅拌车，比2008年提升了56个百分点，养殖设备和工艺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我国现代化奶源基地基本建立。
质量安全和监测体系建设
我国已经构建了从政府到企业系统化的质量安全监测和跟踪体系。农业农村部从2009年启动了“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项目”，组织实施生鲜乳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和专项整治行动，监测范围覆盖所有奶站和运输车，落实“确保婴幼儿配方乳粉奶源安全六项措施”，强化婴幼儿乳粉奶源监管。三聚氰胺等重点监控违禁添加物抽检合格率连续10年保持100%，保障了生鲜乳的质量安全；2018年生鲜乳抽检合格率99.9%，乳制品抽检合格率99.7%，在食品中保持领先。
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了婴幼儿配方乳粉等重点产品追溯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在“食品工业企业质量安全追溯平台”的基础上接入了总计17家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品牌）追溯信息。乳品企业纷纷建立了严格的质量安全监管和追溯体系，对所收购生鲜乳开展批批检测，包括乳常规指标、细菌数、体细胞、滋气味、抗生素等兽药残留、黄曲霉毒素、重金属等多项指标，并留样待查。龙头乳品企业纷纷建立完善产品追溯体系，涵盖为奶牛建立档案、记录奶牛从出生到每一次挤奶的所有数据，原奶收购车辆实现GPS跟踪，原奶入厂后的随机条形码、生产过程的产品批次信息跟踪表、关键环节的电子信息记录系统、质量管理信息的综合集成系统等产业链环节。
有关政策梳理
2007年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是我国奶业史上国务院发布的第一个文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意见》明确了促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应遵循的4条原则，并提出扶持奶业发展的“八条”政策，用一句话概括为“五补贴两支持一准入”，包括“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奶牛良种补贴”、“后备牛补贴”、“生鲜乳收购站机械设备补贴”、“完善奶牛重大疫病防治和扑杀政策”、“政策性保险”、“加强对奶牛养殖农户的信贷支持”等，随后多项产业扶持政策陆续出台。
2008年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制定的《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2018年国务院再次发布了《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意见》，农业农村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9部委随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奶业振兴的若干意见》的配套政策，提出了支持和指导奶农发展乳制品加工、探索开展生鲜乳目标价格保险试点、启动牧场主和业务骨干培训计划、建立生鲜乳价格协商机制等创新型产业政策；地方省份河北、河南、内蒙古、黑龙江、山东、山西、江苏、安徽等纷纷出台了配套产业振兴政策。
2012年
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启动实施“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中央财政每年安排5.25亿元，在苜蓿优势产区和奶牛主产区建设高产优质苜蓿示范生产基地，对苜蓿良种、标准化生产技术以及收获加工设施给予扶持，推动了国产苜蓿的发展和应用。
2015年
农业农村部推出“粮改饲项目”试点，将加大青贮的推广扶持力度，此后示范县逐渐扩大。
2016年
农业农村部、国家发改委启动了奶牛养殖大县种养结合整县推进试点项目，探索推进奶业转方式、降成本、提效益、优质量的有效途径。
《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正式发布并施行，明确提出了“参照药品管理办法严格管理”、“建立并实施婴幼儿配方乳粉风险监测和定期监督抽检制度”等监管措施。
乳制品加工方面
2009年工信部发布了《乳制品工业产业政策（2009修订）》，在乳品工业产业布局、行业准入、奶源供应、技术与装备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
“得奶源者得天下”“科学养好牛，才能出好奶”已成为行业共识。消费者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进口奶不一定更优质，优质的液态奶只能产自本土。
来源：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财政部、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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