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战“疫”背后的首善之力】
“最终战胜疫情，关键要靠科技。”面对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形势越严峻越要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
北京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资源所在就是责任所在。战疫之中，北京市发挥“政产学研”紧密联动机制，全力推动科研攻关，坚持以科学精神显必胜之决心
这一年多以来，科研人员广泛“揭榜挂帅”。检测试剂研发、诊断试剂科技攻关平台、全病程信息与样本资源平台、病毒载体平台等迅速启动，10个诊断试剂和设备获批上市，数量居全国第一，覆盖核酸、抗体、抗原等技术方法
北京市疫苗和中和抗体从技术创新到研制速度均处于国际第一梯队，两项灭活疫苗在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上市或紧急使用，国内第一款附条件上市疫苗和紧急使用疫苗全部来自北京；全国获批临床的9个团队中和抗体项目，其中6个研发来自北京……
这一系列成绩是首都科研工作者的时代担当，也是北京作为全国科创中心的重大使命
首都科技创新要素的一次集体迸发
今年4月，科兴中维第三条原液生产线在北京大兴建成并正式投产，让疫苗年产能提升到20亿剂。20亿剂，意味着10亿人将获得保护。从0剂到100万剂，再到1亿剂、3亿剂、10剂、20亿剂……在与新冠病毒鏖战中，这样的速度和质量是如何实现的？
时间回到一年前，2020年5月6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浙江疾控、科兴控股、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等联合在《科学》杂志发表新冠疫苗动物实验研究结果并在杂志官网公布，分析来自中国、意大利、瑞士、英国、西班牙五个国家的11个毒株在灵长类动物中的免疫效果，一时间震惊中外。
“猪都不好运进城的时期，11个毒株怎么‘运进城’？”科兴控股董事长尹卫东半开玩笑地说，疫情初期社会运行按下“暂停键”，企业研发也遇到了难题。但令他欣慰的是，政府得知企业难处后，第一时间协调联防联控小组，从浙江杭州到北京，毒株运输一路“绿灯”。
“在科研成绩面前，各参与主体不会互相吃醋，而是齐心吃饺子。”作为北京市联防联控小组科技组组长，许强见证了疫苗研发全过程。
2020年1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第一时间确定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并向全球发布。而后，在京各科研力量快速行动，军事医学研究院、中科院微生物所、北京生物、科兴中维……所有科研人员舍小家为大家，不计成本、日夜鏖战。
“在这场战役里，一个科学家能够攻关一个点，千万个科学家就能攻关千万个点。”许强说。
在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一场代号为“克冠行动”的疫苗研发计划快速启动，并联推进以灭活疫苗技术路线为主的疫苗研制工作。
疫苗研发经费投入大、研发周期长，在科兴中维疫苗研制最艰难的起步阶段，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启动应急机制，雪中送炭，一周内完成应急科研立项和经费下达，为企业开展疫苗研发提供了第一笔财政资助资金。
有了非典疫苗、甲型流感疫苗等临床研发的经验，尹卫东深知，对于新冠疫苗来讲，产业化与科研同等重要。为协助企业提前筹备生产保障，大兴区政府第一时间协调出7万平方米基地厂房，专门用于科兴中维新冠疫苗生产车间，并“特事特办”短时间内办理了各项开工手续。
回顾大兴基地建设历程，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经理宋世明表示，疫情期间科兴找不到施工队，政府暂停自己项目建设，让出施工队；疫情期间办不了手续，政府直接上门办公，2天办结迁址和营业执照变更，25天完成前期工程施工手续审批，100天建成疫苗生产基地……
“这是北京科技创新要素的一次集体迸发。”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强说，北京举全市之力，各部门精准调度，全链条精心为疫苗研制“突击队”提供服务。
质量就是生命，疫苗尤其如此。2020年3月份，刚分装出第一批新冠疫苗，高强便主动接种第一针。当天，同批疫苗接种实验用恒河猴体内。4月份，研发费用吃紧，尹卫东拍着高强肩膀说，将公司账面现金全部投往研发。5月份，公司在海外多地开展Ⅲ期临床审批，面对国际临床试验的巨大风险，企业能承受吗？尹卫东向记者说：“完全能承受！”
“在国家面前，我们都是‘园丁’，如果我们‘倒下了’，会有更多人冲上去。”这就是北京疫苗研发工作者的群像，大是大非面前，责任永远先行于利益。
疫情袭来，北京市出台了加强新冠肺炎科技攻关的10条措施，组织动员优势力量开展协同攻关，分批部署应急项目，布局了模式动物、全病程信息与样本资源等一批关键技术平台，全力以赴为“阻击”疫情提供共性关键技术支撑。
各参与主体的齐心协力，让北京疫苗接种跑出“加速度”：1月1日起，北京首批新冠病毒疫苗开始接种。截至2021年7月29日，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667.18万剂次，累计接种1890.97万人，其中1787.29万人完成全程接种。全市18岁及以上常住人口接种率为96.49％，全程接种率91.78％。
最难最紧迫的事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抗击疫情离不开各部门的鼎力相助，更离不开科技与科研工作的“硬核”支撑。在这场抗疫攻关战的另一条战线上，有这样一些科技企业、这样一群科学工作者依靠科技与智慧，从事临床救治探索、药物疫苗研发和产品开发等研究，争分夺秒、负重前行。
“人工智能节约出的时间，或许是生命的绿灯。”疫情期间患者人数剧增，影像科医生依靠传统方法肉眼读片不仅耗时，还很难保证病情筛查的准确性。人工智能医疗科技创新企业数坤科技紧贴临床需求，自主研发了一款能够以秒级完成精准定量分析的新冠肺炎AI＋CT系统，辅助临床快速准确判断病情及疗效评估，有效节省了一线救援医生超负荷工作时间，也为患者抢夺了更宝贵的诊疗时间。
“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争分夺秒。”为有效遏制疫情扩散，对重点人群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成为防控疫情的关键环节，检测试剂成为抗击疫情急需的应急物资之一。北京卓诚惠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组公布后，仅用约一周时间便研发出了检测试剂盒，最终获批上市。该试剂盒仅需90分钟左右便可出结果，可用于疑似病例的诊断和高风险人群的筛查。
“发挥一技之长，站好疫情防控第一道岗。”体温筛查是防疫工作的第一道关口，为应对春节后的返程复工潮，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将测温和视频监控技术结合，仅用8天时间便研发出“双光源疫情检测设备”；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历经300多个小时攻坚开发出采用“人体识别＋人像识别＋红外／可见光双传感”技术方案的AI测温系统……“我们希望竭尽所能用技术改变这场原本只靠血肉之躯的人防之战。”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付英波表示，智能测温系统实现了大人流非接触式精准测温，辅助工作人员快速定位体温异常者，筑牢了北京抗疫的安全防线。
5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新冠疫苗正式通过紧急使用认证，纳入全球“紧急使用清单”。这是世卫组织批准的首个中国新冠疫苗紧急使用认证，也是第一个获得世卫组织批准的非西方国家的新冠疫苗，堪称“国货之光”。
“国货之光”的背后，有这样一支“六人小队”，专门从事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疫苗研发。他们昼夜不停，大年初一拿出灭活疫苗研制方案，大年初二做课题汇报，随后前往实验室做研发，一待就是两个月。“一件事、一群人、一直干”是这支队伍的最佳写照，回顾疫苗研发的全过程，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小队”队长王辉这样说。
为保证疫苗研制的安全性，“六人小队”需在负压环境程度更强的P3实验室里做研发。负压环境下的高强度工作对身体的损耗很大，“从实验室出来就像脚踩一团棉花，因为缺氧脑子反应也慢了。”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疫苗六室副主任梁宏阳说。穿脱防护服要花不少时间，大家就尽量少吃少喝；为了不耽误实验进度，犯了痛风就吃大量止疼药……回想起当时的场景，平时总是笑眯眯的梁宏阳也好几次哽咽。
“我们是国民健康的守护者，我们在用自己的努力筑就一道道预防疾病的安全防线。”一场疫情攻坚战让梁宏阳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新的体会。
“最难的事、最紧迫的事就是我们要做的事。”科学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是抗疫精神最好的诠释。在疫情至暗中，他们坚毅又明亮。
新型举国体制为科技战“疫”加足马力
科技战疫不是一个“线段工程”，它的经验、启示将成为方方面面的宝贵财富。抗疫需要科技的力量赋能，而科技背后体现的恰恰是制度，打破传统思维，活用科技，要从科技要支持，通过科技促进改革，探索建立支持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
打科技抗疫攻坚战，不仅要吹响“冲锋号”，还要把急需的攻关项目张出榜，“揭榜挂帅”，调动优质资源组成科研攻关“特种部队”，为抗疫加足创新马力。
在近两年北京市举办的前沿科技创新大赛中，科技抗疫“赛道”成为亮点，包括病毒检测、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细分领域，定向服务疫情防控，调动了全社会科研力量的积极参与。
能够有效降低漏检率的新型冠状病毒精准核酸检测平台、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依托的远程会诊和医疗机器人、对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快速分类与鉴别诊断的生物传感技术……英雄不论出处，最具活力的“民间队”创新主体也加入了抗疫“整体战”，进一步推动了科技抗疫关键核心技术的进步和储备，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护所面临技术问题的解决。
据统计，2020年北京市已立项支持10批42项抗疫攻关项目，并加快推进创新产品投入一线应用。
强化成果转化和基础科研同等重要，扁担两头“责任重”。北京通过政产学研协同机制，积极推动北京大学谢晓亮团队研究的中和抗体药物后期转化落地：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成立北京丹序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负责药物的研发和生产，与百济神州公司共同推进药物的国际临床研究及规模化生产。
诊断试剂的研发，特别是产品研发后期“注册检验、临床试验与注册申报”三个环节，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投入。为此，北京成立诊断试剂专班，迅速摸清研发掣肘环节，组织“新冠肺炎诊断试剂科技攻关技术平台”，将各主体串联，提高各方联动性和主动性，助推卓诚惠生的诊断试剂产品获批上市，有效缩短了从研发到上市的周期。
动物模型是认识疾病的第一关，也是攻克疾病的试金石。没有这个工具，疫情的科技攻关成果就只能埋没于实验室，无法应用于临床。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的科学家团队扛起这份重担，在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里连续工作240余天，与科研仪器、病毒样本为伴，成功研制出世界第一个新冠病毒动物模型。动物模型的应用，揭示了病毒入侵受体、肺炎病理学以及免疫保护的规律，为药物和疫苗的研制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
“这是对大家心理、意志、体力以及专业技能极大的考验，”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副所长刘江宁说，动物模型早成功一天，疫苗和药物就早成功一天。
一场疫情就是一本教科书。许强认为，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北京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也有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思考。比如，发挥大数据、基因测序、人工智能等新型科技作用；形成整体有效的科研攻关组织体系，让各主体在自己的位置上各司其职，不打乱仗；强化基础科研实力；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等。
“新型举国体制不应该是应急性的，疫情一过就放弃了，而是需要持续推进，不断完善。”许强表示，要凝聚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合力，进一步深化产政学研，集中协调配置资源。
针对复杂多变的疫情形势，接下来，北京将持续发挥科技的重要作用，培育布局重组蛋白疫苗、mRNA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等多种技术路线疫苗研究，建立应对新冠病毒变异的快速分析评价技术体系，为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提供更多技术储备。
大战“硝烟”仍在，北京仍在展现作为首都的城市精神与城市担当，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最终战胜疫情，关键要靠科技。”面对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形势越严峻越要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
北京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资源所在就是责任所在。战疫之中，北京市发挥“政产学研”紧密联动机制，全力推动科研攻关，坚持以科学精神显必胜之决心
这一年多以来，科研人员广泛“揭榜挂帅”。检测试剂研发、诊断试剂科技攻关平台、全病程信息与样本资源平台、病毒载体平台等迅速启动，10个诊断试剂和设备获批上市，数量居全国第一，覆盖核酸、抗体、抗原等技术方法
北京市疫苗和中和抗体从技术创新到研制速度均处于国际第一梯队，两项灭活疫苗在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上市或紧急使用，国内第一款附条件上市疫苗和紧急使用疫苗全部来自北京；全国获批临床的9个团队中和抗体项目，其中6个研发来自北京……
这一系列成绩是首都科研工作者的时代担当，也是北京作为全国科创中心的重大使命
首都科技创新要素的一次集体迸发
今年4月，科兴中维第三条原液生产线在北京大兴建成并正式投产，让疫苗年产能提升到20亿剂。20亿剂，意味着10亿人将获得保护。从0剂到100万剂，再到1亿剂、3亿剂、10剂、20亿剂……在与新冠病毒鏖战中，这样的速度和质量是如何实现的？
时间回到一年前，2020年5月6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浙江疾控、科兴控股、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等联合在《科学》杂志发表新冠疫苗动物实验研究结果并在杂志官网公布，分析来自中国、意大利、瑞士、英国、西班牙五个国家的11个毒株在灵长类动物中的免疫效果，一时间震惊中外。
“猪都不好运进城的时期，11个毒株怎么‘运进城’？”科兴控股董事长尹卫东半开玩笑地说，疫情初期社会运行按下“暂停键”，企业研发也遇到了难题。但令他欣慰的是，政府得知企业难处后，第一时间协调联防联控小组，从浙江杭州到北京，毒株运输一路“绿灯”。
“在科研成绩面前，各参与主体不会互相吃醋，而是齐心吃饺子。”作为北京市联防联控小组科技组组长，许强见证了疫苗研发全过程。
2020年1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第一时间确定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并向全球发布。而后，在京各科研力量快速行动，军事医学研究院、中科院微生物所、北京生物、科兴中维……所有科研人员舍小家为大家，不计成本、日夜鏖战。
“在这场战役里，一个科学家能够攻关一个点，千万个科学家就能攻关千万个点。”许强说。
在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一场代号为“克冠行动”的疫苗研发计划快速启动，并联推进以灭活疫苗技术路线为主的疫苗研制工作。
疫苗研发经费投入大、研发周期长，在科兴中维疫苗研制最艰难的起步阶段，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启动应急机制，雪中送炭，一周内完成应急科研立项和经费下达，为企业开展疫苗研发提供了第一笔财政资助资金。
有了非典疫苗、甲型流感疫苗等临床研发的经验，尹卫东深知，对于新冠疫苗来讲，产业化与科研同等重要。为协助企业提前筹备生产保障，大兴区政府第一时间协调出7万平方米基地厂房，专门用于科兴中维新冠疫苗生产车间，并“特事特办”短时间内办理了各项开工手续。
回顾大兴基地建设历程，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经理宋世明表示，疫情期间科兴找不到施工队，政府暂停自己项目建设，让出施工队；疫情期间办不了手续，政府直接上门办公，2天办结迁址和营业执照变更，25天完成前期工程施工手续审批，100天建成疫苗生产基地……
“这是北京科技创新要素的一次集体迸发。”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强说，北京举全市之力，各部门精准调度，全链条精心为疫苗研制“突击队”提供服务。
质量就是生命，疫苗尤其如此。2020年3月份，刚分装出第一批新冠疫苗，高强便主动接种第一针。当天，同批疫苗接种实验用恒河猴体内。4月份，研发费用吃紧，尹卫东拍着高强肩膀说，将公司账面现金全部投往研发。5月份，公司在海外多地开展Ⅲ期临床审批，面对国际临床试验的巨大风险，企业能承受吗？尹卫东向记者说：“完全能承受！”
“在国家面前，我们都是‘园丁’，如果我们‘倒下了’，会有更多人冲上去。”这就是北京疫苗研发工作者的群像，大是大非面前，责任永远先行于利益。
疫情袭来，北京市出台了加强新冠肺炎科技攻关的10条措施，组织动员优势力量开展协同攻关，分批部署应急项目，布局了模式动物、全病程信息与样本资源等一批关键技术平台，全力以赴为“阻击”疫情提供共性关键技术支撑。
各参与主体的齐心协力，让北京疫苗接种跑出“加速度”：1月1日起，北京首批新冠病毒疫苗开始接种。截至2021年7月29日，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667.18万剂次，累计接种1890.97万人，其中1787.29万人完成全程接种。全市18岁及以上常住人口接种率为96.49％，全程接种率91.78％。
最难最紧迫的事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抗击疫情离不开各部门的鼎力相助，更离不开科技与科研工作的“硬核”支撑。在这场抗疫攻关战的另一条战线上，有这样一些科技企业、这样一群科学工作者依靠科技与智慧，从事临床救治探索、药物疫苗研发和产品开发等研究，争分夺秒、负重前行。
“人工智能节约出的时间，或许是生命的绿灯。”疫情期间患者人数剧增，影像科医生依靠传统方法肉眼读片不仅耗时，还很难保证病情筛查的准确性。人工智能医疗科技创新企业数坤科技紧贴临床需求，自主研发了一款能够以秒级完成精准定量分析的新冠肺炎AI＋CT系统，辅助临床快速准确判断病情及疗效评估，有效节省了一线救援医生超负荷工作时间，也为患者抢夺了更宝贵的诊疗时间。
“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争分夺秒。”为有效遏制疫情扩散，对重点人群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成为防控疫情的关键环节，检测试剂成为抗击疫情急需的应急物资之一。北京卓诚惠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组公布后，仅用约一周时间便研发出了检测试剂盒，最终获批上市。该试剂盒仅需90分钟左右便可出结果，可用于疑似病例的诊断和高风险人群的筛查。
“发挥一技之长，站好疫情防控第一道岗。”体温筛查是防疫工作的第一道关口，为应对春节后的返程复工潮，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将测温和视频监控技术结合，仅用8天时间便研发出“双光源疫情检测设备”；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历经300多个小时攻坚开发出采用“人体识别＋人像识别＋红外／可见光双传感”技术方案的AI测温系统……“我们希望竭尽所能用技术改变这场原本只靠血肉之躯的人防之战。”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付英波表示，智能测温系统实现了大人流非接触式精准测温，辅助工作人员快速定位体温异常者，筑牢了北京抗疫的安全防线。
5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新冠疫苗正式通过紧急使用认证，纳入全球“紧急使用清单”。这是世卫组织批准的首个中国新冠疫苗紧急使用认证，也是第一个获得世卫组织批准的非西方国家的新冠疫苗，堪称“国货之光”。
“国货之光”的背后，有这样一支“六人小队”，专门从事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疫苗研发。他们昼夜不停，大年初一拿出灭活疫苗研制方案，大年初二做课题汇报，随后前往实验室做研发，一待就是两个月。“一件事、一群人、一直干”是这支队伍的最佳写照，回顾疫苗研发的全过程，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小队”队长王辉这样说。
为保证疫苗研制的安全性，“六人小队”需在负压环境程度更强的P3实验室里做研发。负压环境下的高强度工作对身体的损耗很大，“从实验室出来就像脚踩一团棉花，因为缺氧脑子反应也慢了。”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疫苗六室副主任梁宏阳说。穿脱防护服要花不少时间，大家就尽量少吃少喝；为了不耽误实验进度，犯了痛风就吃大量止疼药……回想起当时的场景，平时总是笑眯眯的梁宏阳也好几次哽咽。
“我们是国民健康的守护者，我们在用自己的努力筑就一道道预防疾病的安全防线。”一场疫情攻坚战让梁宏阳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新的体会。
“最难的事、最紧迫的事就是我们要做的事。”科学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是抗疫精神最好的诠释。在疫情至暗中，他们坚毅又明亮。
新型举国体制为科技战“疫”加足马力
科技战疫不是一个“线段工程”，它的经验、启示将成为方方面面的宝贵财富。抗疫需要科技的力量赋能，而科技背后体现的恰恰是制度，打破传统思维，活用科技，要从科技要支持，通过科技促进改革，探索建立支持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
打科技抗疫攻坚战，不仅要吹响“冲锋号”，还要把急需的攻关项目张出榜，“揭榜挂帅”，调动优质资源组成科研攻关“特种部队”，为抗疫加足创新马力。
在近两年北京市举办的前沿科技创新大赛中，科技抗疫“赛道”成为亮点，包括病毒检测、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细分领域，定向服务疫情防控，调动了全社会科研力量的积极参与。
能够有效降低漏检率的新型冠状病毒精准核酸检测平台、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依托的远程会诊和医疗机器人、对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快速分类与鉴别诊断的生物传感技术……英雄不论出处，最具活力的“民间队”创新主体也加入了抗疫“整体战”，进一步推动了科技抗疫关键核心技术的进步和储备，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护所面临技术问题的解决。
据统计，2020年北京市已立项支持10批42项抗疫攻关项目，并加快推进创新产品投入一线应用。
强化成果转化和基础科研同等重要，扁担两头“责任重”。北京通过政产学研协同机制，积极推动北京大学谢晓亮团队研究的中和抗体药物后期转化落地：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成立北京丹序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负责药物的研发和生产，与百济神州公司共同推进药物的国际临床研究及规模化生产。
诊断试剂的研发，特别是产品研发后期“注册检验、临床试验与注册申报”三个环节，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投入。为此，北京成立诊断试剂专班，迅速摸清研发掣肘环节，组织“新冠肺炎诊断试剂科技攻关技术平台”，将各主体串联，提高各方联动性和主动性，助推卓诚惠生的诊断试剂产品获批上市，有效缩短了从研发到上市的周期。
动物模型是认识疾病的第一关，也是攻克疾病的试金石。没有这个工具，疫情的科技攻关成果就只能埋没于实验室，无法应用于临床。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的科学家团队扛起这份重担，在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里连续工作240余天，与科研仪器、病毒样本为伴，成功研制出世界第一个新冠病毒动物模型。动物模型的应用，揭示了病毒入侵受体、肺炎病理学以及免疫保护的规律，为药物和疫苗的研制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
“这是对大家心理、意志、体力以及专业技能极大的考验，”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副所长刘江宁说，动物模型早成功一天，疫苗和药物就早成功一天。
一场疫情就是一本教科书。许强认为，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北京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也有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思考。比如，发挥大数据、基因测序、人工智能等新型科技作用；形成整体有效的科研攻关组织体系，让各主体在自己的位置上各司其职，不打乱仗；强化基础科研实力；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等。
“新型举国体制不应该是应急性的，疫情一过就放弃了，而是需要持续推进，不断完善。”许强表示，要凝聚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合力，进一步深化产政学研，集中协调配置资源。
针对复杂多变的疫情形势，接下来，北京将持续发挥科技的重要作用，培育布局重组蛋白疫苗、mRNA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等多种技术路线疫苗研究，建立应对新冠病毒变异的快速分析评价技术体系，为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提供更多技术储备。
大战“硝烟”仍在，北京仍在展现作为首都的城市精神与城市担当，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科技战“疫”背后的首善之力】“最终 #战胜疫情# ，关键要靠科技。”面对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形势越严峻越要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
北京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资源所在就是责任所在。战疫之中，北京市发挥“政产学研”紧密联动机制，全力推动科研攻关，坚持以科学精神显必胜之决心
这一年多以来，科研人员广泛“揭榜挂帅”。检测试剂研发、诊断试剂科技攻关平台、全病程信息与样本资源平台、病毒载体平台等迅速启动，10个诊断试剂和设备获批上市，数量居全国第一，覆盖核酸、抗体、抗原等技术方法
北京市疫苗和中和抗体从技术创新到研制速度均处于国际第一梯队，两项灭活疫苗在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上市或紧急使用，国内第一款附条件上市疫苗和紧急使用疫苗全部来自北京；全国获批临床的9个团队中和抗体项目，其中6个研发来自北京……
这一系列成绩是首都科研工作者的时代担当，也是北京作为全国科创中心的重大使命
来源：9月15日《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涂铭、盖博铭、林苗苗、陈旭
首都科技创新要素的一次集体迸发
今年4月，科兴中维第三条原液生产线在北京大兴建成并正式投产，让疫苗年产能提升到20亿剂。20亿剂，意味着10亿人将获得保护。从0剂到100万剂，再到1亿剂、3亿剂、10剂、20亿剂……在与新冠病毒鏖战中，这样的速度和质量是如何实现的？
时间回到一年前，2020年5月6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浙江疾控、科兴控股、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等联合在《科学》杂志发表新冠疫苗动物实验研究结果并在杂志官网公布，分析来自中国、意大利、瑞士、英国、西班牙五个国家的11个毒株在灵长类动物中的免疫效果，一时间震惊中外。
“猪都不好运进城的时期，11个毒株怎么‘运进城’？”科兴控股董事长尹卫东半开玩笑地说，疫情初期社会运行按下“暂停键”，企业研发也遇到了难题。但令他欣慰的是，政府得知企业难处后，第一时间协调联防联控小组，从浙江杭州到北京，毒株运输一路“绿灯”。
“在科研成绩面前，各参与主体不会互相吃醋，而是齐心吃饺子。”作为北京市联防联控小组科技组组长，许强见证了疫苗研发全过程。
2020年1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第一时间确定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并向全球发布。而后，在京各科研力量快速行动，军事医学研究院、中科院微生物所、北京生物、科兴中维……所有科研人员舍小家为大家，不计成本、日夜鏖战。
“在这场战役里，一个科学家能够攻关一个点，千万个科学家就能攻关千万个点。”许强说。
在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一场代号为“克冠行动”的疫苗研发计划快速启动，并联推进以灭活疫苗技术路线为主的疫苗研制工作。
疫苗研发经费投入大、研发周期长，在科兴中维疫苗研制最艰难的起步阶段，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启动应急机制，雪中送炭，一周内完成应急科研立项和经费下达，为企业开展疫苗研发提供了第一笔财政资助资金。
有了非典疫苗、甲型流感疫苗等临床研发的经验，尹卫东深知，对于新冠疫苗来讲，产业化与科研同等重要。为协助企业提前筹备生产保障，大兴区政府第一时间协调出7万平方米基地厂房，专门用于科兴中维新冠疫苗生产车间，并“特事特办”短时间内办理了各项开工手续。
回顾大兴基地建设历程，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经理宋世明表示，疫情期间科兴找不到施工队，政府暂停自己项目建设，让出施工队；疫情期间办不了手续，政府直接上门办公，2天办结迁址和营业执照变更，25天完成前期工程施工手续审批，100天建成疫苗生产基地……
“这是北京科技创新要素的一次集体迸发。”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强说，北京举全市之力，各部门精准调度，全链条精心为疫苗研制“突击队”提供服务。
质量就是生命，疫苗尤其如此。2020年3月份，刚分装出第一批新冠疫苗，高强便主动接种第一针。当天，同批疫苗接种实验用恒河猴体内。4月份，研发费用吃紧，尹卫东拍着高强肩膀说，将公司账面现金全部投往研发。5月份，公司在海外多地开展Ⅲ期临床审批，面对国际临床试验的巨大风险，企业能承受吗？尹卫东向记者说：“完全能承受！”
“在国家面前，我们都是‘园丁’，如果我们‘倒下了’，会有更多人冲上去。”这就是北京疫苗研发工作者的群像，大是大非面前，责任永远先行于利益。
疫情袭来，北京市出台了加强新冠肺炎科技攻关的10条措施，组织动员优势力量开展协同攻关，分批部署应急项目，布局了模式动物、全病程信息与样本资源等一批关键技术平台，全力以赴为“阻击”疫情提供共性关键技术支撑。
各参与主体的齐心协力，让北京疫苗接种跑出“加速度”：1月1日起，北京首批新冠病毒疫苗开始接种。截至2021年7月29日，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667.18万剂次，累计接种1890.97万人，其中1787.29万人完成全程接种。全市18岁及以上常住人口接种率为96.49％，全程接种率91.78％。
最难最紧迫的事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抗击疫情离不开各部门的鼎力相助，更离不开科技与科研工作的“硬核”支撑。在这场抗疫攻关战的另一条战线上，有这样一些科技企业、这样一群科学工作者依靠科技与智慧，从事临床救治探索、药物疫苗研发和产品开发等研究，争分夺秒、负重前行。
“人工智能节约出的时间，或许是生命的绿灯。”疫情期间患者人数剧增，影像科医生依靠传统方法肉眼读片不仅耗时，还很难保证病情筛查的准确性。人工智能医疗科技创新企业数坤科技紧贴临床需求，自主研发了一款能够以秒级完成精准定量分析的新冠肺炎AI＋CT系统，辅助临床快速准确判断病情及疗效评估，有效节省了一线救援医生超负荷工作时间，也为患者抢夺了更宝贵的诊疗时间。
“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争分夺秒。”为有效遏制疫情扩散，对重点人群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成为防控疫情的关键环节，检测试剂成为抗击疫情急需的应急物资之一。北京卓诚惠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组公布后，仅用约一周时间便研发出了检测试剂盒，最终获批上市。该试剂盒仅需90分钟左右便可出结果，可用于疑似病例的诊断和高风险人群的筛查。
“发挥一技之长，站好疫情防控第一道岗。”体温筛查是防疫工作的第一道关口，为应对春节后的返程复工潮，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将测温和视频监控技术结合，仅用8天时间便研发出“双光源疫情检测设备”；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历经300多个小时攻坚开发出采用“人体识别＋人像识别＋红外／可见光双传感”技术方案的AI测温系统……“我们希望竭尽所能用技术改变这场原本只靠血肉之躯的人防之战。”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付英波表示，智能测温系统实现了大人流非接触式精准测温，辅助工作人员快速定位体温异常者，筑牢了北京抗疫的安全防线。
5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新冠疫苗正式通过紧急使用认证，纳入全球“紧急使用清单”。这是世卫组织批准的首个中国新冠疫苗紧急使用认证，也是第一个获得世卫组织批准的非西方国家的新冠疫苗，堪称“国货之光”。
“国货之光”的背后，有这样一支“六人小队”，专门从事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疫苗研发。他们昼夜不停，大年初一拿出灭活疫苗研制方案，大年初二做课题汇报，随后前往实验室做研发，一待就是两个月。“一件事、一群人、一直干”是这支队伍的最佳写照，回顾疫苗研发的全过程，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小队”队长王辉这样说。
为保证疫苗研制的安全性，“六人小队”需在负压环境程度更强的P3实验室里做研发。负压环境下的高强度工作对身体的损耗很大，“从实验室出来就像脚踩一团棉花，因为缺氧脑子反应也慢了。”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疫苗六室副主任梁宏阳说。穿脱防护服要花不少时间，大家就尽量少吃少喝；为了不耽误实验进度，犯了痛风就吃大量止疼药……回想起当时的场景，平时总是笑眯眯的梁宏阳也好几次哽咽。
“我们是国民健康的守护者，我们在用自己的努力筑就一道道预防疾病的安全防线。”一场疫情攻坚战让梁宏阳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新的体会。
“最难的事、最紧迫的事就是我们要做的事。”科学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是抗疫精神最好的诠释。在疫情至暗中，他们坚毅又明亮。
新型举国体制为科技战“疫”加足马力
科技战疫不是一个“线段工程”，它的经验、启示将成为方方面面的宝贵财富。抗疫需要科技的力量赋能，而科技背后体现的恰恰是制度，打破传统思维，活用科技，要从科技要支持，通过科技促进改革，探索建立支持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
打科技抗疫攻坚战，不仅要吹响“冲锋号”，还要把急需的攻关项目张出榜，“揭榜挂帅”，调动优质资源组成科研攻关“特种部队”，为抗疫加足创新马力。
在近两年北京市举办的前沿科技创新大赛中，科技抗疫“赛道”成为亮点，包括病毒检测、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细分领域，定向服务疫情防控，调动了全社会科研力量的积极参与。
能够有效降低漏检率的新型冠状病毒精准核酸检测平台、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依托的远程会诊和医疗机器人、对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快速分类与鉴别诊断的生物传感技术……英雄不论出处，最具活力的“民间队”创新主体也加入了抗疫“整体战”，进一步推动了科技抗疫关键核心技术的进步和储备，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护所面临技术问题的解决。
据统计，2020年北京市已立项支持10批42项抗疫攻关项目，并加快推进创新产品投入一线应用。
强化成果转化和基础科研同等重要，扁担两头“责任重”。北京通过政产学研协同机制，积极推动北京大学谢晓亮团队研究的中和抗体药物后期转化落地：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成立北京丹序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负责药物的研发和生产，与百济神州公司共同推进药物的国际临床研究及规模化生产。
诊断试剂的研发，特别是产品研发后期“注册检验、临床试验与注册申报”三个环节，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投入。为此，北京成立诊断试剂专班，迅速摸清研发掣肘环节，组织“新冠肺炎诊断试剂科技攻关技术平台”，将各主体串联，提高各方联动性和主动性，助推卓诚惠生的诊断试剂产品获批上市，有效缩短了从研发到上市的周期。
动物模型是认识疾病的第一关，也是攻克疾病的试金石。没有这个工具，疫情的科技攻关成果就只能埋没于实验室，无法应用于临床。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的科学家团队扛起这份重担，在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里连续工作240余天，与科研仪器、病毒样本为伴，成功研制出世界第一个新冠病毒动物模型。动物模型的应用，揭示了病毒入侵受体、肺炎病理学以及免疫保护的规律，为药物和疫苗的研制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
“这是对大家心理、意志、体力以及专业技能极大的考验，”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副所长刘江宁说，动物模型早成功一天，疫苗和药物就早成功一天。
一场疫情就是一本教科书。许强认为，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北京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也有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思考。比如，发挥大数据、基因测序、人工智能等新型科技作用；形成整体有效的科研攻关组织体系，让各主体在自己的位置上各司其职，不打乱仗；强化基础科研实力；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等。
“新型举国体制不应该是应急性的，疫情一过就放弃了，而是需要持续推进，不断完善。”许强表示，要凝聚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合力，进一步深化产政学研，集中协调配置资源。
针对复杂多变的疫情形势，接下来，北京将持续发挥科技的重要作用，培育布局重组蛋白疫苗、mRNA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等多种技术路线疫苗研究，建立应对新冠病毒变异的快速分析评价技术体系，为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提供更多技术储备。
大战“硝烟”仍在，北京仍在展现作为首都的城市精神与城市担当，披荆斩棘，一往无前。（新华网）
北京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资源所在就是责任所在。战疫之中，北京市发挥“政产学研”紧密联动机制，全力推动科研攻关，坚持以科学精神显必胜之决心
这一年多以来，科研人员广泛“揭榜挂帅”。检测试剂研发、诊断试剂科技攻关平台、全病程信息与样本资源平台、病毒载体平台等迅速启动，10个诊断试剂和设备获批上市，数量居全国第一，覆盖核酸、抗体、抗原等技术方法
北京市疫苗和中和抗体从技术创新到研制速度均处于国际第一梯队，两项灭活疫苗在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上市或紧急使用，国内第一款附条件上市疫苗和紧急使用疫苗全部来自北京；全国获批临床的9个团队中和抗体项目，其中6个研发来自北京……
这一系列成绩是首都科研工作者的时代担当，也是北京作为全国科创中心的重大使命
来源：9月15日《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涂铭、盖博铭、林苗苗、陈旭
首都科技创新要素的一次集体迸发
今年4月，科兴中维第三条原液生产线在北京大兴建成并正式投产，让疫苗年产能提升到20亿剂。20亿剂，意味着10亿人将获得保护。从0剂到100万剂，再到1亿剂、3亿剂、10剂、20亿剂……在与新冠病毒鏖战中，这样的速度和质量是如何实现的？
时间回到一年前，2020年5月6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浙江疾控、科兴控股、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等联合在《科学》杂志发表新冠疫苗动物实验研究结果并在杂志官网公布，分析来自中国、意大利、瑞士、英国、西班牙五个国家的11个毒株在灵长类动物中的免疫效果，一时间震惊中外。
“猪都不好运进城的时期，11个毒株怎么‘运进城’？”科兴控股董事长尹卫东半开玩笑地说，疫情初期社会运行按下“暂停键”，企业研发也遇到了难题。但令他欣慰的是，政府得知企业难处后，第一时间协调联防联控小组，从浙江杭州到北京，毒株运输一路“绿灯”。
“在科研成绩面前，各参与主体不会互相吃醋，而是齐心吃饺子。”作为北京市联防联控小组科技组组长，许强见证了疫苗研发全过程。
2020年1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第一时间确定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并向全球发布。而后，在京各科研力量快速行动，军事医学研究院、中科院微生物所、北京生物、科兴中维……所有科研人员舍小家为大家，不计成本、日夜鏖战。
“在这场战役里，一个科学家能够攻关一个点，千万个科学家就能攻关千万个点。”许强说。
在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一场代号为“克冠行动”的疫苗研发计划快速启动，并联推进以灭活疫苗技术路线为主的疫苗研制工作。
疫苗研发经费投入大、研发周期长，在科兴中维疫苗研制最艰难的起步阶段，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启动应急机制，雪中送炭，一周内完成应急科研立项和经费下达，为企业开展疫苗研发提供了第一笔财政资助资金。
有了非典疫苗、甲型流感疫苗等临床研发的经验，尹卫东深知，对于新冠疫苗来讲，产业化与科研同等重要。为协助企业提前筹备生产保障，大兴区政府第一时间协调出7万平方米基地厂房，专门用于科兴中维新冠疫苗生产车间，并“特事特办”短时间内办理了各项开工手续。
回顾大兴基地建设历程，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经理宋世明表示，疫情期间科兴找不到施工队，政府暂停自己项目建设，让出施工队；疫情期间办不了手续，政府直接上门办公，2天办结迁址和营业执照变更，25天完成前期工程施工手续审批，100天建成疫苗生产基地……
“这是北京科技创新要素的一次集体迸发。”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强说，北京举全市之力，各部门精准调度，全链条精心为疫苗研制“突击队”提供服务。
质量就是生命，疫苗尤其如此。2020年3月份，刚分装出第一批新冠疫苗，高强便主动接种第一针。当天，同批疫苗接种实验用恒河猴体内。4月份，研发费用吃紧，尹卫东拍着高强肩膀说，将公司账面现金全部投往研发。5月份，公司在海外多地开展Ⅲ期临床审批，面对国际临床试验的巨大风险，企业能承受吗？尹卫东向记者说：“完全能承受！”
“在国家面前，我们都是‘园丁’，如果我们‘倒下了’，会有更多人冲上去。”这就是北京疫苗研发工作者的群像，大是大非面前，责任永远先行于利益。
疫情袭来，北京市出台了加强新冠肺炎科技攻关的10条措施，组织动员优势力量开展协同攻关，分批部署应急项目，布局了模式动物、全病程信息与样本资源等一批关键技术平台，全力以赴为“阻击”疫情提供共性关键技术支撑。
各参与主体的齐心协力，让北京疫苗接种跑出“加速度”：1月1日起，北京首批新冠病毒疫苗开始接种。截至2021年7月29日，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667.18万剂次，累计接种1890.97万人，其中1787.29万人完成全程接种。全市18岁及以上常住人口接种率为96.49％，全程接种率91.78％。
最难最紧迫的事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抗击疫情离不开各部门的鼎力相助，更离不开科技与科研工作的“硬核”支撑。在这场抗疫攻关战的另一条战线上，有这样一些科技企业、这样一群科学工作者依靠科技与智慧，从事临床救治探索、药物疫苗研发和产品开发等研究，争分夺秒、负重前行。
“人工智能节约出的时间，或许是生命的绿灯。”疫情期间患者人数剧增，影像科医生依靠传统方法肉眼读片不仅耗时，还很难保证病情筛查的准确性。人工智能医疗科技创新企业数坤科技紧贴临床需求，自主研发了一款能够以秒级完成精准定量分析的新冠肺炎AI＋CT系统，辅助临床快速准确判断病情及疗效评估，有效节省了一线救援医生超负荷工作时间，也为患者抢夺了更宝贵的诊疗时间。
“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争分夺秒。”为有效遏制疫情扩散，对重点人群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成为防控疫情的关键环节，检测试剂成为抗击疫情急需的应急物资之一。北京卓诚惠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组公布后，仅用约一周时间便研发出了检测试剂盒，最终获批上市。该试剂盒仅需90分钟左右便可出结果，可用于疑似病例的诊断和高风险人群的筛查。
“发挥一技之长，站好疫情防控第一道岗。”体温筛查是防疫工作的第一道关口，为应对春节后的返程复工潮，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将测温和视频监控技术结合，仅用8天时间便研发出“双光源疫情检测设备”；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历经300多个小时攻坚开发出采用“人体识别＋人像识别＋红外／可见光双传感”技术方案的AI测温系统……“我们希望竭尽所能用技术改变这场原本只靠血肉之躯的人防之战。”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付英波表示，智能测温系统实现了大人流非接触式精准测温，辅助工作人员快速定位体温异常者，筑牢了北京抗疫的安全防线。
5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新冠疫苗正式通过紧急使用认证，纳入全球“紧急使用清单”。这是世卫组织批准的首个中国新冠疫苗紧急使用认证，也是第一个获得世卫组织批准的非西方国家的新冠疫苗，堪称“国货之光”。
“国货之光”的背后，有这样一支“六人小队”，专门从事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疫苗研发。他们昼夜不停，大年初一拿出灭活疫苗研制方案，大年初二做课题汇报，随后前往实验室做研发，一待就是两个月。“一件事、一群人、一直干”是这支队伍的最佳写照，回顾疫苗研发的全过程，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小队”队长王辉这样说。
为保证疫苗研制的安全性，“六人小队”需在负压环境程度更强的P3实验室里做研发。负压环境下的高强度工作对身体的损耗很大，“从实验室出来就像脚踩一团棉花，因为缺氧脑子反应也慢了。”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疫苗六室副主任梁宏阳说。穿脱防护服要花不少时间，大家就尽量少吃少喝；为了不耽误实验进度，犯了痛风就吃大量止疼药……回想起当时的场景，平时总是笑眯眯的梁宏阳也好几次哽咽。
“我们是国民健康的守护者，我们在用自己的努力筑就一道道预防疾病的安全防线。”一场疫情攻坚战让梁宏阳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新的体会。
“最难的事、最紧迫的事就是我们要做的事。”科学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是抗疫精神最好的诠释。在疫情至暗中，他们坚毅又明亮。
新型举国体制为科技战“疫”加足马力
科技战疫不是一个“线段工程”，它的经验、启示将成为方方面面的宝贵财富。抗疫需要科技的力量赋能，而科技背后体现的恰恰是制度，打破传统思维，活用科技，要从科技要支持，通过科技促进改革，探索建立支持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
打科技抗疫攻坚战，不仅要吹响“冲锋号”，还要把急需的攻关项目张出榜，“揭榜挂帅”，调动优质资源组成科研攻关“特种部队”，为抗疫加足创新马力。
在近两年北京市举办的前沿科技创新大赛中，科技抗疫“赛道”成为亮点，包括病毒检测、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细分领域，定向服务疫情防控，调动了全社会科研力量的积极参与。
能够有效降低漏检率的新型冠状病毒精准核酸检测平台、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依托的远程会诊和医疗机器人、对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快速分类与鉴别诊断的生物传感技术……英雄不论出处，最具活力的“民间队”创新主体也加入了抗疫“整体战”，进一步推动了科技抗疫关键核心技术的进步和储备，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护所面临技术问题的解决。
据统计，2020年北京市已立项支持10批42项抗疫攻关项目，并加快推进创新产品投入一线应用。
强化成果转化和基础科研同等重要，扁担两头“责任重”。北京通过政产学研协同机制，积极推动北京大学谢晓亮团队研究的中和抗体药物后期转化落地：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成立北京丹序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负责药物的研发和生产，与百济神州公司共同推进药物的国际临床研究及规模化生产。
诊断试剂的研发，特别是产品研发后期“注册检验、临床试验与注册申报”三个环节，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投入。为此，北京成立诊断试剂专班，迅速摸清研发掣肘环节，组织“新冠肺炎诊断试剂科技攻关技术平台”，将各主体串联，提高各方联动性和主动性，助推卓诚惠生的诊断试剂产品获批上市，有效缩短了从研发到上市的周期。
动物模型是认识疾病的第一关，也是攻克疾病的试金石。没有这个工具，疫情的科技攻关成果就只能埋没于实验室，无法应用于临床。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的科学家团队扛起这份重担，在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里连续工作240余天，与科研仪器、病毒样本为伴，成功研制出世界第一个新冠病毒动物模型。动物模型的应用，揭示了病毒入侵受体、肺炎病理学以及免疫保护的规律，为药物和疫苗的研制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
“这是对大家心理、意志、体力以及专业技能极大的考验，”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副所长刘江宁说，动物模型早成功一天，疫苗和药物就早成功一天。
一场疫情就是一本教科书。许强认为，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北京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也有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思考。比如，发挥大数据、基因测序、人工智能等新型科技作用；形成整体有效的科研攻关组织体系，让各主体在自己的位置上各司其职，不打乱仗；强化基础科研实力；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等。
“新型举国体制不应该是应急性的，疫情一过就放弃了，而是需要持续推进，不断完善。”许强表示，要凝聚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合力，进一步深化产政学研，集中协调配置资源。
针对复杂多变的疫情形势，接下来，北京将持续发挥科技的重要作用，培育布局重组蛋白疫苗、mRNA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等多种技术路线疫苗研究，建立应对新冠病毒变异的快速分析评价技术体系，为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提供更多技术储备。
大战“硝烟”仍在，北京仍在展现作为首都的城市精神与城市担当，披荆斩棘，一往无前。（新华网）
12500人罹患癌症，20年后仍有人死去，9·11诅咒为何还在
1.20年后为什么还有人因为“9·11灰尘”而死去？
参与9·11救援人员2/3患长期后遗症，500多人因癌症去世
“9·11”已过去了20年，但这场袭击似乎才刚刚开始。尽管纪念馆已经建好，重建后的纽约世贸中心一号楼已于7年前营业，但历经过2001年那场浩劫的纽约当地人却成为了这场袭击最新的受害者。
9月9日，纽约消防局发布的最新健康状况报告显示，在9·11恐怖袭击20年后，在世贸中心(World Trade Center)当天参与救援行动，或在有毒残骸堆上工作的纽约市消防员和急救人员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患上了某种长期疾病。
近16000名纽约消防局成员在救援和恢复中工作了10个多月，暴露在灰尘、微粒、有毒气体、化学物质和纤维中。
路易斯·阿尔瓦雷斯，纽约市警局前探员，6月29日去世，享年53岁。
杀死阿尔瓦雷斯的是肝癌，直接原因是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那场造成2996人直接死亡，6000多人受伤的恐怖事件发生后，阿尔瓦雷斯作为最早一批调查和救援人员进入现场，他在被撞倒塌的世贸中心遗址上持续工作了3个月。2016年，他被诊断出“受9·11直接影响”的结直肠癌合并肝癌，此后三年里，他接受了69轮化疗，然而还是没有能够战胜病魔。
6月11日，就在阿尔瓦雷斯去世前半个月，当他的肝脏已经完全被肿瘤占据的时候，阿尔瓦雷斯还在华盛顿出席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为“9·11”事件后在世贸中心参与善后工作人员的健康问题作证。他指出，由于联邦未能通过永久立法赔偿首批救援人员和受害者，他不得不一次次前往国会，即使第二天他还要接受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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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健康项目的报告称，其中超过11300人被诊断并证明，至少患上了一种因参与9·11救援行动而导致的身体或心理健康疾病，从癌症、哮喘、反流到创伤后应激障碍等。报告称：“这种强烈的环境暴露与许多症状和疾病直接相关。”
最常见的疾病是胃食管反流疾病，其次是下呼吸道疾病和上呼吸道疾病，这类疾病影响了接触世贸中心残骸的40%以上的消防员，和19%以上的紧急救援人员。
这份报告表明，3097名消防及救援人员至少有一种癌症诊断，有些人被诊断患有不止一种癌症。虽然癌症一直在对我们的成员造成损害，但5-10年前被诊断出的患者中，有83%的人今天还活着，这证明了早期发现和治疗的好处。”
纽约消防局有343名消防员在9·11事件中丧生。在此后的20年里，已有254名纽约消防局成员死于由9·11救援行动导致的相关疾病。
2008年，纽约州卫生部的首席研究员向《纽约邮报》通报了一项研究，记录了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至少204名救援和康复工作者的死亡情况：他们中有98人死亡。其中有77人死于心脏病、肾病、多发性神经病，肺炎等疾病，其中55人死于肺癌和其他各种癌症。
这个数字让当时参与救援的人们，陷入了恐慌。而据称，当年参与救援的人员，多达数万名。纽约州首席流行病学家Kitty Gelberg说：“我们并不是说他们都与世界贸易中心爆炸后的灰尘辐射有关；但这些人确实因参与那场大救援而死去。并且有证据表明他们与当时的灰尘与石棉的燃烧相关。那场恐怖袭击事件后，迄今已诊断出超过12500例与世贸大楼灰尘相关的癌症病例。另有420名患有癌症的成员已经死亡。这些人里，包括了当年参与救援的数万员消防员，警察，公务员，以及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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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古尔娜拉·萨莫伊洛娃(Gulnara Samoilova)拍摄的9·11现场照片，这张照片曾获得在阿姆斯特丹举办的世界新闻摄影大赛一等奖，并获普利策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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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癌石棉：纽约上空的剧毒灰尘云
即使已过去了19年，很多人仍然记得飞机撞向双子塔的瞬间，但是当年在世贸中心的废墟上，大火整整持续燃烧了三个月，救援人员更是花费了数月时间清理瓦砾。直到恐袭过后6个月，世贸中心遗址地面上的150万吨瓦砾才完全清理干净，而救援人员还继续在地底下展开清理工作。
双子塔倒塌之后，一层灰尘和碎片覆盖了曼哈顿岛。在幸存者和急救人员吸入的看上去只是阴天的空气中，实际夹杂着从石棉、煤油、水泥、铅和电脑、电缆及塑料因燃烧而释放出的有害物质，其中混有大量致癌颗粒和化学物质，汞、苯、玻璃纤维，特别是当年建造世贸中心时用的近400吨石棉，全部化为石棉纤维飘散在空气中。
当1966年开始建造这两座楼时，石棉是摩天大楼的优质绝缘材料。1958年盖起来的纽约大通曼哈顿银行是第一栋采用石棉的大楼。1973年2月23日，因为记者保罗·布罗德发表一篇文章谴责这种矿物纤维的危害，时任纽约市长约翰·林赛清除了这座城市的石棉，可当时两栋塔楼的建造已近尾声，大约有一半的楼层已使用了石棉。
“9·11”后，保罗·布罗德估计“不算地面、墙面和顶棚，钢梁上使用的石棉就达50吨。虽然环境保护局各种检测显示出的尘埃密度并不高，这是因为采用了石棉的楼层都被埋在了没有采用石棉绝缘的楼层残骸的下面。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各种数字将会攀升，在瓦砾上工作的人员面临着更大的危险。”
布罗德的预言成真了。据估计，至今共有大约40万人的健康可能受到“9·11”事件的影响。其中不仅包括2001年9月11日参与现场救援的人员，还有从灾难当天，一直到2002年5月30日之间，居住在曼哈顿下城、运河街以南的居民，以及建筑碎片清除路线上的相关区域、码头，驳船，停尸房等等地方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最初，小布什政府命令环境保护署（EPA）在袭击事件发生后，就国家安全问题发布关于空气质量的令人放心的声明，但美国环保署并没有确定空气质量已经恢复到9月11日之前的水平，可曼哈顿岛上的职工们在一周后就复工了。然而，一年后，2002年，纽约市消防局的一位肺病专家，大卫·普雷赞特博士说，参与救援的消防员开始普遍发生慢性呼吸道疾病后，附近居民有数千人出现持久咳嗽的症状。
再后来，直到越来越多的人身体不适状况逐渐显现，人们开始普遍质疑：空气中刺激的气味到底是什么，能让火势持续燃烧三个月的物质又是什么。这种气味导致了许多人出现了各种副作用，但人们并不认为这个将会给自己带来影响深运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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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贸易中心咳嗽”
灾难之后，有一张著名的新闻照片，一位从头到脚被粉尘覆盖的白领女性，刚刚从世贸中心楼里逃了出来，被记者迎面撞见，拍下当时的一幕。相片上的主角名叫玛西·波德斯，2001年灾难发生的时候她在北楼81层工作，在第一声爆炸后，玛西从大楼里逃了出来，全身精致的打扮全被粉尘蒙上了灰。随着照片被广泛传播，她被称为“尘埃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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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西没想到她从灾难之中幸存下来后，精神状况一直没有恢复，甚至失去了孩子的抚养权。2014年8月玛西被确诊胃癌，她曾说在那次灾难之前，她身体一直非常健康，确信是大楼的坍塌后的致癌灰尘导致了癌症。玛西于患病一年后去世。
如果说附近的居民间接受到有毒粉尘影响，在长达数年的潜伏期之后可能成为癌症病人。那么像阿尔瓦雷斯那样第一波反应梯队的救援人员，呼吸了数周乃至数月的有毒粉尘和气体，早就被坍塌的建筑物碎片蒙上了一生的阴影，很多人很快就被诊断出多种衰弱性疾病和癌症。
根据空气污染专家和加州大学教授Thomas Cahill的说法，倒塌塔楼的灰尘“毒性极大”。由双塔倒塌造成的数千吨碎片中的大部分是粉碎的混凝土，已知这种混凝土在吸入时会引起矽肺病。其余部分由2500多种污染物组成，更具体地说：50％非纤维材料和建筑垃圾; 40％玻璃和其他纤维; 9.2％纤维素;和0.8％的剧毒致癌物质石棉，以及可检测的铅和汞。也有前所未有的水平火灾中的二恶英和多环芳烃燃烧了将近三个月。这些石棉，结晶二氧化硅，铅，镉，多环芳烃具有致癌性 ; 其他物质可引发肾脏，心脏，肝脏和神经系统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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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对空气中的烟雾和尘埃的理解尚不完全清楚，世贸中心健康计划参与者克尔克兰博士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那片云的构成，因为风把它带走了，但是人们正在呼吸和吞下它......我们所知道的是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神奇的东西。塑料，金属，玻璃纤维，石棉。这些毒性暴露导致救援，康复和清理工人的衰弱性疾病，以及纽约警察局一部分成员的肺纤维化死亡。
2006年11月28日，《乡村之声》的一篇报告称，70%参与清理工作的人患上呼吸道疾病，随后已有数十名康复人员患上了癌症，而不是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并且医生认为其中一些癌症是由于接触了灾难现场暴露于空气中的毒素而导致的。报告说，当时已有75名救援工作人员被诊断患有血细胞癌症，六位顶级医生和流行病学家已经确认这可能是由于暴露于有毒环境造成的。
2010年4月发布的救援人员研究发现，所有救援人员的肺功能均受损。纽约市消防局的肺病专家，大卫·普雷赞特博士对这一现象创造了“ 世界贸易中心咳嗽 ”的名词。随后这位普雷赞特博士于2010年4月发表的一项对5000名救援人员的研究发现，这些工人肺功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受损。该研究发现，在袭击发生后的第一年，损伤就出现了，随后的六年内几乎没有改善。30％至40％的工人报告持续症状，研究组中有1000人处于“永久性呼吸系统残疾”状态。并且成为一种永久性疾病，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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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癌症：仍在延续的灾难？
2011年，在《柳叶刀》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9·11”发生时，纽约市赶往双子塔救援的消防员罹患癌症的可能性与他们未接触有毒物质的同事以及纽约总人口相比，高出了19%。在暴露于有毒物质的消防员中有263例癌症，而根据总人口的数据比例，应当为238例。而在未接触有毒物质的人群中，只有135例，按总人口的比例应为161例。9·11那场灾难造成的另一个可怕的灾难，影响近40万人健康，将近2万人遭受50多种癌症的可怕磨难。这当中，还有将近一千多名当年的救援者，已经因各种癌症而死去。
在迄今为止最全面的一项研究中，纽约市卫生局公布了一项研究观察了世界贸易中心碎片、灰尘云暴露与癌症风险过高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这项研究于2012年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在2003年至2008年12月31日期间，观察到超过55,000名参与世界贸易中心健康调查的人员，救援人员以及非救援人员相比较，一开始总体患癌症人数没有显著区别。但前列腺癌、甲状腺癌和多发性骨髓瘤的发病率，在观察的最后一年中，救援人员的数量明显高于非救援人员。
该研究的主要警告之一是它无法解释某些癌症的潜伏期 ，这是暴露后疾病发展所需的时间。根据世贸中心健康计划，甲状腺癌等癌症菌株的最小潜伏期约为2至5年。但是像间皮瘤这样的癌症，其主要已知原因是石棉暴露，在患者开始出现症状之前可以具有十多年的最小潜伏期。在袭击事件发生17年后的2018年9月11日，一家纽约市律师事务所报告说，至少有15名男性被诊断患有男性乳腺癌，他们都是当年在世贸中心工作的人员或者救援者。
阿尔瓦雷斯以及其他人一直在争取的“9·11”受害人赔偿基金，是在2001年恐袭发生之后几个月内创建的。当时，美国国会通过的“航空运输安全和系统稳定法案”创建了该基金，通过补偿袭击事件的受害者，换取他们同意不起诉事件中所涉及的航空公司。国会授权该基金最多支付73.75亿美元，包括美国政府资金管理和相关行政费用。该基金的最新状况报告显示，已完成大约21000起有关伤害和疾病索赔，总额约50亿美元，但仍有大约17000件索赔案尚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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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9·11健康和补偿法案”，“9·11”受害人赔偿基金重新得到资金注入，并拨出27亿美元用于支付受害者。
2012年，癌症可以首次作为该基金的可赔偿部分受理索赔，与“9·11”释放毒素相关的前15位癌症，非黑色素皮肤瘤、前列腺癌、黑色素瘤、淋巴瘤、甲状腺癌、肺/支气管癌、乳腺癌、白血病、结肠癌、肾癌、膀胱癌、骨髓瘤、口咽癌、直肠癌和扁桃体癌，以及其它相关40多种癌症列入了有资格获得赔偿的疾病名单。
然而这些并不足够。2015年，美国国会追加46亿美元经费用于基金，同时增加了一些新的限制。管理该基金的特别主管预计，到2020年之前，提交的索赔项目总支出将达到116亿美元。数额激增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严重疾病导致死亡人数上升。#911##V光新星# https://t.cn/A6IDVNLX
1.20年后为什么还有人因为“9·11灰尘”而死去？
参与9·11救援人员2/3患长期后遗症，500多人因癌症去世
“9·11”已过去了20年，但这场袭击似乎才刚刚开始。尽管纪念馆已经建好，重建后的纽约世贸中心一号楼已于7年前营业，但历经过2001年那场浩劫的纽约当地人却成为了这场袭击最新的受害者。
9月9日，纽约消防局发布的最新健康状况报告显示，在9·11恐怖袭击20年后，在世贸中心(World Trade Center)当天参与救援行动，或在有毒残骸堆上工作的纽约市消防员和急救人员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患上了某种长期疾病。
近16000名纽约消防局成员在救援和恢复中工作了10个多月，暴露在灰尘、微粒、有毒气体、化学物质和纤维中。
路易斯·阿尔瓦雷斯，纽约市警局前探员，6月29日去世，享年53岁。
杀死阿尔瓦雷斯的是肝癌，直接原因是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那场造成2996人直接死亡，6000多人受伤的恐怖事件发生后，阿尔瓦雷斯作为最早一批调查和救援人员进入现场，他在被撞倒塌的世贸中心遗址上持续工作了3个月。2016年，他被诊断出“受9·11直接影响”的结直肠癌合并肝癌，此后三年里，他接受了69轮化疗，然而还是没有能够战胜病魔。
6月11日，就在阿尔瓦雷斯去世前半个月，当他的肝脏已经完全被肿瘤占据的时候，阿尔瓦雷斯还在华盛顿出席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为“9·11”事件后在世贸中心参与善后工作人员的健康问题作证。他指出，由于联邦未能通过永久立法赔偿首批救援人员和受害者，他不得不一次次前往国会，即使第二天他还要接受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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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健康项目的报告称，其中超过11300人被诊断并证明，至少患上了一种因参与9·11救援行动而导致的身体或心理健康疾病，从癌症、哮喘、反流到创伤后应激障碍等。报告称：“这种强烈的环境暴露与许多症状和疾病直接相关。”
最常见的疾病是胃食管反流疾病，其次是下呼吸道疾病和上呼吸道疾病，这类疾病影响了接触世贸中心残骸的40%以上的消防员，和19%以上的紧急救援人员。
这份报告表明，3097名消防及救援人员至少有一种癌症诊断，有些人被诊断患有不止一种癌症。虽然癌症一直在对我们的成员造成损害，但5-10年前被诊断出的患者中，有83%的人今天还活着，这证明了早期发现和治疗的好处。”
纽约消防局有343名消防员在9·11事件中丧生。在此后的20年里，已有254名纽约消防局成员死于由9·11救援行动导致的相关疾病。
2008年，纽约州卫生部的首席研究员向《纽约邮报》通报了一项研究，记录了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至少204名救援和康复工作者的死亡情况：他们中有98人死亡。其中有77人死于心脏病、肾病、多发性神经病，肺炎等疾病，其中55人死于肺癌和其他各种癌症。
这个数字让当时参与救援的人们，陷入了恐慌。而据称，当年参与救援的人员，多达数万名。纽约州首席流行病学家Kitty Gelberg说：“我们并不是说他们都与世界贸易中心爆炸后的灰尘辐射有关；但这些人确实因参与那场大救援而死去。并且有证据表明他们与当时的灰尘与石棉的燃烧相关。那场恐怖袭击事件后，迄今已诊断出超过12500例与世贸大楼灰尘相关的癌症病例。另有420名患有癌症的成员已经死亡。这些人里，包括了当年参与救援的数万员消防员，警察，公务员，以及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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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古尔娜拉·萨莫伊洛娃(Gulnara Samoilova)拍摄的9·11现场照片，这张照片曾获得在阿姆斯特丹举办的世界新闻摄影大赛一等奖，并获普利策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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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癌石棉：纽约上空的剧毒灰尘云
即使已过去了19年，很多人仍然记得飞机撞向双子塔的瞬间，但是当年在世贸中心的废墟上，大火整整持续燃烧了三个月，救援人员更是花费了数月时间清理瓦砾。直到恐袭过后6个月，世贸中心遗址地面上的150万吨瓦砾才完全清理干净，而救援人员还继续在地底下展开清理工作。
双子塔倒塌之后，一层灰尘和碎片覆盖了曼哈顿岛。在幸存者和急救人员吸入的看上去只是阴天的空气中，实际夹杂着从石棉、煤油、水泥、铅和电脑、电缆及塑料因燃烧而释放出的有害物质，其中混有大量致癌颗粒和化学物质，汞、苯、玻璃纤维，特别是当年建造世贸中心时用的近400吨石棉，全部化为石棉纤维飘散在空气中。
当1966年开始建造这两座楼时，石棉是摩天大楼的优质绝缘材料。1958年盖起来的纽约大通曼哈顿银行是第一栋采用石棉的大楼。1973年2月23日，因为记者保罗·布罗德发表一篇文章谴责这种矿物纤维的危害，时任纽约市长约翰·林赛清除了这座城市的石棉，可当时两栋塔楼的建造已近尾声，大约有一半的楼层已使用了石棉。
“9·11”后，保罗·布罗德估计“不算地面、墙面和顶棚，钢梁上使用的石棉就达50吨。虽然环境保护局各种检测显示出的尘埃密度并不高，这是因为采用了石棉的楼层都被埋在了没有采用石棉绝缘的楼层残骸的下面。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各种数字将会攀升，在瓦砾上工作的人员面临着更大的危险。”
布罗德的预言成真了。据估计，至今共有大约40万人的健康可能受到“9·11”事件的影响。其中不仅包括2001年9月11日参与现场救援的人员，还有从灾难当天，一直到2002年5月30日之间，居住在曼哈顿下城、运河街以南的居民，以及建筑碎片清除路线上的相关区域、码头，驳船，停尸房等等地方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最初，小布什政府命令环境保护署（EPA）在袭击事件发生后，就国家安全问题发布关于空气质量的令人放心的声明，但美国环保署并没有确定空气质量已经恢复到9月11日之前的水平，可曼哈顿岛上的职工们在一周后就复工了。然而，一年后，2002年，纽约市消防局的一位肺病专家，大卫·普雷赞特博士说，参与救援的消防员开始普遍发生慢性呼吸道疾病后，附近居民有数千人出现持久咳嗽的症状。
再后来，直到越来越多的人身体不适状况逐渐显现，人们开始普遍质疑：空气中刺激的气味到底是什么，能让火势持续燃烧三个月的物质又是什么。这种气味导致了许多人出现了各种副作用，但人们并不认为这个将会给自己带来影响深运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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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贸易中心咳嗽”
灾难之后，有一张著名的新闻照片，一位从头到脚被粉尘覆盖的白领女性，刚刚从世贸中心楼里逃了出来，被记者迎面撞见，拍下当时的一幕。相片上的主角名叫玛西·波德斯，2001年灾难发生的时候她在北楼81层工作，在第一声爆炸后，玛西从大楼里逃了出来，全身精致的打扮全被粉尘蒙上了灰。随着照片被广泛传播，她被称为“尘埃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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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西没想到她从灾难之中幸存下来后，精神状况一直没有恢复，甚至失去了孩子的抚养权。2014年8月玛西被确诊胃癌，她曾说在那次灾难之前，她身体一直非常健康，确信是大楼的坍塌后的致癌灰尘导致了癌症。玛西于患病一年后去世。
如果说附近的居民间接受到有毒粉尘影响，在长达数年的潜伏期之后可能成为癌症病人。那么像阿尔瓦雷斯那样第一波反应梯队的救援人员，呼吸了数周乃至数月的有毒粉尘和气体，早就被坍塌的建筑物碎片蒙上了一生的阴影，很多人很快就被诊断出多种衰弱性疾病和癌症。
根据空气污染专家和加州大学教授Thomas Cahill的说法，倒塌塔楼的灰尘“毒性极大”。由双塔倒塌造成的数千吨碎片中的大部分是粉碎的混凝土，已知这种混凝土在吸入时会引起矽肺病。其余部分由2500多种污染物组成，更具体地说：50％非纤维材料和建筑垃圾; 40％玻璃和其他纤维; 9.2％纤维素;和0.8％的剧毒致癌物质石棉，以及可检测的铅和汞。也有前所未有的水平火灾中的二恶英和多环芳烃燃烧了将近三个月。这些石棉，结晶二氧化硅，铅，镉，多环芳烃具有致癌性 ; 其他物质可引发肾脏，心脏，肝脏和神经系统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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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对空气中的烟雾和尘埃的理解尚不完全清楚，世贸中心健康计划参与者克尔克兰博士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那片云的构成，因为风把它带走了，但是人们正在呼吸和吞下它......我们所知道的是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神奇的东西。塑料，金属，玻璃纤维，石棉。这些毒性暴露导致救援，康复和清理工人的衰弱性疾病，以及纽约警察局一部分成员的肺纤维化死亡。
2006年11月28日，《乡村之声》的一篇报告称，70%参与清理工作的人患上呼吸道疾病，随后已有数十名康复人员患上了癌症，而不是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并且医生认为其中一些癌症是由于接触了灾难现场暴露于空气中的毒素而导致的。报告说，当时已有75名救援工作人员被诊断患有血细胞癌症，六位顶级医生和流行病学家已经确认这可能是由于暴露于有毒环境造成的。
2010年4月发布的救援人员研究发现，所有救援人员的肺功能均受损。纽约市消防局的肺病专家，大卫·普雷赞特博士对这一现象创造了“ 世界贸易中心咳嗽 ”的名词。随后这位普雷赞特博士于2010年4月发表的一项对5000名救援人员的研究发现，这些工人肺功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受损。该研究发现，在袭击发生后的第一年，损伤就出现了，随后的六年内几乎没有改善。30％至40％的工人报告持续症状，研究组中有1000人处于“永久性呼吸系统残疾”状态。并且成为一种永久性疾病，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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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癌症：仍在延续的灾难？
2011年，在《柳叶刀》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9·11”发生时，纽约市赶往双子塔救援的消防员罹患癌症的可能性与他们未接触有毒物质的同事以及纽约总人口相比，高出了19%。在暴露于有毒物质的消防员中有263例癌症，而根据总人口的数据比例，应当为238例。而在未接触有毒物质的人群中，只有135例，按总人口的比例应为161例。9·11那场灾难造成的另一个可怕的灾难，影响近40万人健康，将近2万人遭受50多种癌症的可怕磨难。这当中，还有将近一千多名当年的救援者，已经因各种癌症而死去。
在迄今为止最全面的一项研究中，纽约市卫生局公布了一项研究观察了世界贸易中心碎片、灰尘云暴露与癌症风险过高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这项研究于2012年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在2003年至2008年12月31日期间，观察到超过55,000名参与世界贸易中心健康调查的人员，救援人员以及非救援人员相比较，一开始总体患癌症人数没有显著区别。但前列腺癌、甲状腺癌和多发性骨髓瘤的发病率，在观察的最后一年中，救援人员的数量明显高于非救援人员。
该研究的主要警告之一是它无法解释某些癌症的潜伏期 ，这是暴露后疾病发展所需的时间。根据世贸中心健康计划，甲状腺癌等癌症菌株的最小潜伏期约为2至5年。但是像间皮瘤这样的癌症，其主要已知原因是石棉暴露，在患者开始出现症状之前可以具有十多年的最小潜伏期。在袭击事件发生17年后的2018年9月11日，一家纽约市律师事务所报告说，至少有15名男性被诊断患有男性乳腺癌，他们都是当年在世贸中心工作的人员或者救援者。
阿尔瓦雷斯以及其他人一直在争取的“9·11”受害人赔偿基金，是在2001年恐袭发生之后几个月内创建的。当时，美国国会通过的“航空运输安全和系统稳定法案”创建了该基金，通过补偿袭击事件的受害者，换取他们同意不起诉事件中所涉及的航空公司。国会授权该基金最多支付73.75亿美元，包括美国政府资金管理和相关行政费用。该基金的最新状况报告显示，已完成大约21000起有关伤害和疾病索赔，总额约50亿美元，但仍有大约17000件索赔案尚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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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9·11健康和补偿法案”，“9·11”受害人赔偿基金重新得到资金注入，并拨出27亿美元用于支付受害者。
2012年，癌症可以首次作为该基金的可赔偿部分受理索赔，与“9·11”释放毒素相关的前15位癌症，非黑色素皮肤瘤、前列腺癌、黑色素瘤、淋巴瘤、甲状腺癌、肺/支气管癌、乳腺癌、白血病、结肠癌、肾癌、膀胱癌、骨髓瘤、口咽癌、直肠癌和扁桃体癌，以及其它相关40多种癌症列入了有资格获得赔偿的疾病名单。
然而这些并不足够。2015年，美国国会追加46亿美元经费用于基金，同时增加了一些新的限制。管理该基金的特别主管预计，到2020年之前，提交的索赔项目总支出将达到116亿美元。数额激增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严重疾病导致死亡人数上升。#911##V光新星# https://t.cn/A6IDVN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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