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阳# 【文化铸魂, 焕新千年古城——庆阳市庆城县文旅融合发展系列报道之一】秋日的晨光洒在庆阳市庆城县南门周礼广场,唤醒了广场四周的绿植、鲜花、城雕、鸣蝉。高高耸立的文笔峰与庆州古城嘉会门南北呼应,各色车辆在古城的闹市中穿行,店铺次第开门,城市的烟火气升腾,游客来这里寻古访今,历史和现代、文化和市井在这里融合成一幅和谐的画卷,形成了庆城这座“活着的千年古城”的独特魅力。
“在这样的古城中,不论从它的地理位置,还是从它至今还保留着的历史痕迹来看,甘肃东部边境上的庆阳府是最令人神往的……庆阳府都令人想起爱丁堡城堡。”近日,在庆城县西大街一个安静的小院里,庆城县政协原主席、庆阳市范仲淹研究学会会长刘文戈给记者饶有兴致地翻开英国著名探险家C·D·布鲁斯的《走出西域》,一字一顿地朗读着C·D·布鲁斯描写上世纪初庆阳城的章节。“1906年,也就是清光绪三十二年,英国著名探险家C·D·布鲁斯经过艰苦行进,来到了古庆阳府城 ,他惊叹于古庆阳城的宏大和构思的精巧,认为这一座城池可以和世界上现存的任何一座古城相媲美,他把庆阳古城和英国的爱丁堡进行比较,给予了庆阳城极高的评价。”刘文戈说。
2016年7月9日,庆城县文物工作者在庆城县农副公司后院施工工地上,出土了两件文物及200余件陶器残片,经各方专家多次鉴定,这些陶器属于庆城县先周以来历代文物残件。这些陶器和周祖陵、周旧邦木坊、鹅池洞、宋代名臣范仲淹知庆州、明代文坛领袖李梦阳故里等历史遗迹和史实,都在有力地佐证着庆城的确是一座活着的千年古城。
说起庆城的历史,刘文戈掩饰不住骄傲和激动,对这几年庆城县的变化,他也极为欣慰和自豪。“传承和挖掘古庆州文化基因,焕发一个古城的文化新蕴,是近年来庆城县委、县政府着力做的大事,他们完成了重要的历史使命,使庆城文化旅游产业破了题、出了新。”
庆城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乃丹告诉记者:“文化既是庆城文旅事业发展的原点,也是支点。在‘文’字上作文章,辐射各具区域特色的文旅产业发展,是庆城文旅产业得以焕发异彩的秘诀之一。”
近年来,庆城县委、县政府立足于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精研“全域旅游”理念,确定了推进一座核心古城——庆州古城建设,打造两个重点景区——周祖陵景区、药王洞养生小镇,构建三大旅游片区——休闲为主的旅游集镇和村落区、观光为主的黄土风情区、采摘为主的农耕田园区的文旅融合发展思路。
为推动文旅产业发展,庆城县在全市率先成立了由县委、县政府牵头的“双组长”领导机制,33个部门和17个乡镇、办事处为成员的全域旅游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并提出了“九个围绕”的工作思路,即产业围绕旅游调结构、交通围绕旅游保畅通、城建围绕旅游提品位、水利林业围绕旅游造景观、农牧围绕旅游打基础、工商围绕旅游强服务、文化围绕旅游铸灵魂、宣传围绕旅游造声势、全县围绕旅游增活力。
近年来庆城县启动了“庆州古城”历史再现及形象提升工程,实施古城墙加固,河道治理,麻家山休闲度假村、梦阳文化景区、小南门唐宋一条街、钟楼巷明清一条街、南门周礼广场建设,老城区仿古改造等11个项目,对庆城县城全面进行保护、抢救、修缮、利用。其中,加固保护了8340米城墙,对6公里的环江河、4.3公里的柔远河、1公里的马莲河进行了整体亮化治理,打造以“两河八景”为主体的山水名城人文生态品牌。
如今,通过药王洞养生小镇的引流,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庆城寻找新、奇、特的旅游体验,他们循着历史文化的脉络,寻找体验散落在这座古城里的文化印记,庆城博物馆、岐黄中医药文化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庆阳分馆、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纪念馆擎起了庆城历史文化的四梁八柱,鹅池洞、周旧牌坊、庆泽园展示着历朝历代庆城的历史……据统计,2020年,庆城县全年接待游客200.05万人次。今年,截至6月底已接待游客175.24万人次。 前来庆城观光旅游、寻根访古的游客数量正在逐年上升,这座藏在深闺中的小城的文化魅力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
近日,在城南凤凰羽翼环抱之处的明清老宅子——庆泽园里,记者见到了拍摄“庆阳三角席”的央视财经频道《消费主张》栏目组,“庆阳三角席不仅味道好,更可贵的是食物背后蕴含的文化。”庆泽园的守护者陈东茂向《消费主张》栏目组介绍。栏目组编导杨芳对本报记者说:“来到庆城,才发现这个西部小城处处有文化,处处显文化,我们觉得不虚此行。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能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庆城、了解庆城、感受庆城。”(丁艳 路世玲)
“在这样的古城中,不论从它的地理位置,还是从它至今还保留着的历史痕迹来看,甘肃东部边境上的庆阳府是最令人神往的……庆阳府都令人想起爱丁堡城堡。”近日,在庆城县西大街一个安静的小院里,庆城县政协原主席、庆阳市范仲淹研究学会会长刘文戈给记者饶有兴致地翻开英国著名探险家C·D·布鲁斯的《走出西域》,一字一顿地朗读着C·D·布鲁斯描写上世纪初庆阳城的章节。“1906年,也就是清光绪三十二年,英国著名探险家C·D·布鲁斯经过艰苦行进,来到了古庆阳府城 ,他惊叹于古庆阳城的宏大和构思的精巧,认为这一座城池可以和世界上现存的任何一座古城相媲美,他把庆阳古城和英国的爱丁堡进行比较,给予了庆阳城极高的评价。”刘文戈说。
2016年7月9日,庆城县文物工作者在庆城县农副公司后院施工工地上,出土了两件文物及200余件陶器残片,经各方专家多次鉴定,这些陶器属于庆城县先周以来历代文物残件。这些陶器和周祖陵、周旧邦木坊、鹅池洞、宋代名臣范仲淹知庆州、明代文坛领袖李梦阳故里等历史遗迹和史实,都在有力地佐证着庆城的确是一座活着的千年古城。
说起庆城的历史,刘文戈掩饰不住骄傲和激动,对这几年庆城县的变化,他也极为欣慰和自豪。“传承和挖掘古庆州文化基因,焕发一个古城的文化新蕴,是近年来庆城县委、县政府着力做的大事,他们完成了重要的历史使命,使庆城文化旅游产业破了题、出了新。”
庆城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乃丹告诉记者:“文化既是庆城文旅事业发展的原点,也是支点。在‘文’字上作文章,辐射各具区域特色的文旅产业发展,是庆城文旅产业得以焕发异彩的秘诀之一。”
近年来,庆城县委、县政府立足于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精研“全域旅游”理念,确定了推进一座核心古城——庆州古城建设,打造两个重点景区——周祖陵景区、药王洞养生小镇,构建三大旅游片区——休闲为主的旅游集镇和村落区、观光为主的黄土风情区、采摘为主的农耕田园区的文旅融合发展思路。
为推动文旅产业发展,庆城县在全市率先成立了由县委、县政府牵头的“双组长”领导机制,33个部门和17个乡镇、办事处为成员的全域旅游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并提出了“九个围绕”的工作思路,即产业围绕旅游调结构、交通围绕旅游保畅通、城建围绕旅游提品位、水利林业围绕旅游造景观、农牧围绕旅游打基础、工商围绕旅游强服务、文化围绕旅游铸灵魂、宣传围绕旅游造声势、全县围绕旅游增活力。
近年来庆城县启动了“庆州古城”历史再现及形象提升工程,实施古城墙加固,河道治理,麻家山休闲度假村、梦阳文化景区、小南门唐宋一条街、钟楼巷明清一条街、南门周礼广场建设,老城区仿古改造等11个项目,对庆城县城全面进行保护、抢救、修缮、利用。其中,加固保护了8340米城墙,对6公里的环江河、4.3公里的柔远河、1公里的马莲河进行了整体亮化治理,打造以“两河八景”为主体的山水名城人文生态品牌。
如今,通过药王洞养生小镇的引流,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庆城寻找新、奇、特的旅游体验,他们循着历史文化的脉络,寻找体验散落在这座古城里的文化印记,庆城博物馆、岐黄中医药文化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庆阳分馆、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纪念馆擎起了庆城历史文化的四梁八柱,鹅池洞、周旧牌坊、庆泽园展示着历朝历代庆城的历史……据统计,2020年,庆城县全年接待游客200.05万人次。今年,截至6月底已接待游客175.24万人次。 前来庆城观光旅游、寻根访古的游客数量正在逐年上升,这座藏在深闺中的小城的文化魅力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
近日,在城南凤凰羽翼环抱之处的明清老宅子——庆泽园里,记者见到了拍摄“庆阳三角席”的央视财经频道《消费主张》栏目组,“庆阳三角席不仅味道好,更可贵的是食物背后蕴含的文化。”庆泽园的守护者陈东茂向《消费主张》栏目组介绍。栏目组编导杨芳对本报记者说:“来到庆城,才发现这个西部小城处处有文化,处处显文化,我们觉得不虚此行。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能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庆城、了解庆城、感受庆城。”(丁艳 路世玲)
收藏了一下追星温暖的励志文案,给你们。
1、你在台上发光,我在人海点灯。
2、我真是太喜欢追星了 我觉得我上辈子就是一颗流星的尾巴
3、多谢你如此精彩耀眼,成为我平淡岁月里的星辰。
4、你身上干净耀眼的少年气,晴朗了我少女时代所有的欢喜。
5、“你怎么那么注重细节?
王俊凯惯的”
6、我在星光里为你呐喊,最美好的岁月都与你有关!
7、趁着星星和月亮都在,悄悄说声:你真可爱!
8、我的所有不远万里,皆为你所赴约!
9、你闪闪发光的同时也要平平安安!
10、你就像烟火的美丽,那么美丽,轻划过无人的天际;你就像烟火的神秘,那么神秘,风随着你若即若离,留下触不到的可惜,陨落下我们的回忆——《烟火》
11、偶尔觉得世界不那么美好,但是因为你好像又原谅了所有不美好。
12、世不遇你,生无可喜。
13、亦不离不弃。 以万水为凭,许斗转星移,亦一路同行。
14、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
15、一约既定,万山无阻。
16、有人可爱,有梦可待,前程似锦,我是你的。
17、我们各自努力 我偷空爱你
18、所有的鲜花和掌声我都想给你
19、只要有想见的人 就不是孤身一人
20、并非夏日限定 而是来日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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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在台上发光,我在人海点灯。
2、我真是太喜欢追星了 我觉得我上辈子就是一颗流星的尾巴
3、多谢你如此精彩耀眼,成为我平淡岁月里的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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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的所有不远万里,皆为你所赴约!
9、你闪闪发光的同时也要平平安安!
10、你就像烟火的美丽,那么美丽,轻划过无人的天际;你就像烟火的神秘,那么神秘,风随着你若即若离,留下触不到的可惜,陨落下我们的回忆——《烟火》
11、偶尔觉得世界不那么美好,但是因为你好像又原谅了所有不美好。
12、世不遇你,生无可喜。
13、亦不离不弃。 以万水为凭,许斗转星移,亦一路同行。
14、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
15、一约既定,万山无阻。
16、有人可爱,有梦可待,前程似锦,我是你的。
17、我们各自努力 我偷空爱你
18、所有的鲜花和掌声我都想给你
19、只要有想见的人 就不是孤身一人
20、并非夏日限定 而是来日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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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爆发90周年# 【人类正义的胜利——#探访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一幢古式斜檐闷顶二层小楼,金色琉璃瓦的屋顶,四根红漆立柱,显得庄严肃穆。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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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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