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柒财点点》大数据杀熟？国家刚刚出手！不得利用算法影响用户选择，不得"刷单"、"买好评"…影响有多大？
8月17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意见稿》明确规定，互联网平台中直播带货、平台推荐等行为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互联网平台不得虚构交易额、点赞转发量，更不得隐匿差评。互联网平台不得组织网络水军散布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更不得利用算法影响用户选择。
此前，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徐绍史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随着网络经济快速发展，许多不正当竞争行为向线上延伸，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又产生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给市场监管执法带来新的挑战，对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带来新的冲击。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意见稿》是为了制止和预防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数字经济规范持续健康发展。
或受此消息影响，截至收盘，港股电子商贸及互联网服务继续大跌，百度跌5.5%，腾讯、京东、阿里巴巴跌逾4%，美团跌3.52%，快手跌4.89%。
直播带货、平台推荐等，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徐绍史提到，过去利用传统传播方式“自卖自夸”的夸大或虚假宣传现今演变为组织专业团队利用网络软文诱骗消费者，甚至通过少数网红“直播带货”等助力虚假宣传，互联网虚假宣传案件已占全部虚假宣传案件的一半以上。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由传统的实体店面、固定场所向利用网络等新型渠道延伸，有的朋友圈、网店成为假货网络购销的新渠道。
此前，知名网红“辛巴”在网络平台上直播带货燕窝，被爆出实际商品与宣传严重不符，产品造假等情况。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管局对此已介入调查。
对此，在网络竞争行为一般规范方面，本次《意见稿》明确要求直播带货、平台推荐等行为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意见稿》提出，经营者在生产、销售活动中，不得利用网络实施下列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
《意见稿》要求，经营者不得采取方式，对经营者自身或者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曾获荣誉、资格资质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或者相关公众。具体包括：通过网站、自媒体等网络手段进行展示、演示、说明、解释、推介或者文字标注；通过直播营销、话题营销、平台推荐、网络文案等方式，实施商业营销活动；其他网络宣传方式。
不得虚构交易额、点赞转发量，不得隐匿差评
徐绍史指出，有些商家为增加交易量、吸引消费者关注，通过故意刷单虚增交易量以获得消费者关注，有的电商平台出于同样目的对商家刷单炒信行为态度暧昧，个别平台甚至提供某些便利，导致不搞刷单炒信的电商平台和商家难以吸引消费者而陷入经营困难，反不正当竞争法只适用于经营者，对相关第三方监管处罚缺失，造成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
针对虚构数据、恶意刷单等情况，《意见稿》提出，经营者不得采取方式，对经营者自身或者其商品的销售状况、交易信息、经营数据、用户评价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或者相关公众。具体包括：
（一）虚假交易或者组织虚假交易；
（二）虚假排名或者组织虚假排名；
（三）虚构交易额、成交量、预约量等与经营有关的数据信息；
（四）虚构用户评价、收藏量、点赞量、投票量、关注量、订阅量、转发量等流量数据；
（五）采用误导性展示等方式，隐匿差评，或者将好评前置、差评后置，或者不显著区分不同商品或者服务的评价等；
（六）虚构点击量、关注度、阅读量、收听量、观看量、播放量等互动数据；
（七）采用谎称现货、虚构预订、虚假抢购等方式进行虚假营销；
（八）以返现、红包、卡券等方式足以诱导用户作出指定评价、点赞、转发、定向投票等互动行为；
（九）其他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
此外，《意见稿》还要求，经营者不得帮助其他经营者实施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
不得组织网络水军，散布虚假或误导性信息
在互联网平台，部分经营者雇佣“水军”不仅用来给自家产品刷好评，还会雇“水军”攻击竞争对手，或是故意散播谣言中伤竞争对手。
徐绍史指出，商业诋毁演变为专业“水军”带节奏，或假借“打假”“维权”恶意投诉举报，呈现出组织化、职业化、规模化特征。
对此，在网络竞争行为一般规范上方面，本次《意见稿》提出，经营者不得利用网络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意见稿》明确，经营者不得实施行为，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具体包括组织、指使他人以消费者名义对竞争对手的商品进行恶意评价；利用或者组织、指使他人通过网络恶意散布虚假或者误导性信息；利用网络对竞争对手的商品作出虚假或者误导性的风险提示、告客户书、警告函、律师函或举报信等；其他编造、传播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行为。
《意见稿》还要求，自媒体、跟帖评论服务的提供者或使用者、网络水军等组织或个人，不得帮助其他经营者实施前款行为。
不得利用算法影响用户选择
对此，《意见稿》规定，禁止利用技术手段实施妨碍干扰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其中，《意见稿》提出，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算法等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实施流量劫持、干扰、恶意不兼容等行为，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
《意见稿》要求，未经其他经营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在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中，实施下列插入链接或者强制进行目标跳转等流量劫持行为。其中包括利用关键词联想等功能，设置指向自身产品或者服务的链接，欺骗或者误导用户点击的行为。
《意见稿》要求，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实施干扰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的行为。其中包括误导、欺骗、强迫用户放弃使用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违背用户意愿下载、安装、运行应用程序，无正当理由屏蔽对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等。
《意见稿》还要求，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限流、屏蔽、商品下架等方式，减少其他经营者之间的交易机会，实施“二选一”行为，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的正常运行，扰乱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应通过政策限制互联网平台准入领域
徐绍史表示，一系列不正当竞争行为相比线下，具有实时灵活、违法成本低、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技术深度介入等特点，对被侵权企业合法权益的损害程度和市场竞争环境的破坏程度远远大于线下，对企业经营发展带来较大影响甚至冲击。同时也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意见稿》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负责组织指导全国网络反不正当竞争工作，查处重大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履行市场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将依法对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查处。
浙江大学融媒体研究中心副主任方兴东认为，要最终把互联网超级平台的超级权力“关进笼子里”，可以在五个方面发力：一是通过政策限制互联网超级平台可以进入的领域，尤其是媒体、金融、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二是扫除盲区，明晰边界，对企业超越本分，操控媒体、学术、政策、监管和法治等公共领域的行为要严厉惩戒。三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实质性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四是进一步加强反垄断法等制度创新。五是把数据作为治理的抓手，进一步加快个人信息与数据保护立法，强化个人对数据的主导权。
8月17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意见稿》明确规定，互联网平台中直播带货、平台推荐等行为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互联网平台不得虚构交易额、点赞转发量，更不得隐匿差评。互联网平台不得组织网络水军散布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更不得利用算法影响用户选择。
此前，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徐绍史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随着网络经济快速发展，许多不正当竞争行为向线上延伸，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又产生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给市场监管执法带来新的挑战，对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带来新的冲击。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意见稿》是为了制止和预防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数字经济规范持续健康发展。
或受此消息影响，截至收盘，港股电子商贸及互联网服务继续大跌，百度跌5.5%，腾讯、京东、阿里巴巴跌逾4%，美团跌3.52%，快手跌4.89%。
直播带货、平台推荐等，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徐绍史提到，过去利用传统传播方式“自卖自夸”的夸大或虚假宣传现今演变为组织专业团队利用网络软文诱骗消费者，甚至通过少数网红“直播带货”等助力虚假宣传，互联网虚假宣传案件已占全部虚假宣传案件的一半以上。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由传统的实体店面、固定场所向利用网络等新型渠道延伸，有的朋友圈、网店成为假货网络购销的新渠道。
此前，知名网红“辛巴”在网络平台上直播带货燕窝，被爆出实际商品与宣传严重不符，产品造假等情况。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管局对此已介入调查。
对此，在网络竞争行为一般规范方面，本次《意见稿》明确要求直播带货、平台推荐等行为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意见稿》提出，经营者在生产、销售活动中，不得利用网络实施下列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
《意见稿》要求，经营者不得采取方式，对经营者自身或者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曾获荣誉、资格资质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或者相关公众。具体包括：通过网站、自媒体等网络手段进行展示、演示、说明、解释、推介或者文字标注；通过直播营销、话题营销、平台推荐、网络文案等方式，实施商业营销活动；其他网络宣传方式。
不得虚构交易额、点赞转发量，不得隐匿差评
徐绍史指出，有些商家为增加交易量、吸引消费者关注，通过故意刷单虚增交易量以获得消费者关注，有的电商平台出于同样目的对商家刷单炒信行为态度暧昧，个别平台甚至提供某些便利，导致不搞刷单炒信的电商平台和商家难以吸引消费者而陷入经营困难，反不正当竞争法只适用于经营者，对相关第三方监管处罚缺失，造成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
针对虚构数据、恶意刷单等情况，《意见稿》提出，经营者不得采取方式，对经营者自身或者其商品的销售状况、交易信息、经营数据、用户评价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或者相关公众。具体包括：
（一）虚假交易或者组织虚假交易；
（二）虚假排名或者组织虚假排名；
（三）虚构交易额、成交量、预约量等与经营有关的数据信息；
（四）虚构用户评价、收藏量、点赞量、投票量、关注量、订阅量、转发量等流量数据；
（五）采用误导性展示等方式，隐匿差评，或者将好评前置、差评后置，或者不显著区分不同商品或者服务的评价等；
（六）虚构点击量、关注度、阅读量、收听量、观看量、播放量等互动数据；
（七）采用谎称现货、虚构预订、虚假抢购等方式进行虚假营销；
（八）以返现、红包、卡券等方式足以诱导用户作出指定评价、点赞、转发、定向投票等互动行为；
（九）其他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
此外，《意见稿》还要求，经营者不得帮助其他经营者实施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
不得组织网络水军，散布虚假或误导性信息
在互联网平台，部分经营者雇佣“水军”不仅用来给自家产品刷好评，还会雇“水军”攻击竞争对手，或是故意散播谣言中伤竞争对手。
徐绍史指出，商业诋毁演变为专业“水军”带节奏，或假借“打假”“维权”恶意投诉举报，呈现出组织化、职业化、规模化特征。
对此，在网络竞争行为一般规范上方面，本次《意见稿》提出，经营者不得利用网络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意见稿》明确，经营者不得实施行为，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具体包括组织、指使他人以消费者名义对竞争对手的商品进行恶意评价；利用或者组织、指使他人通过网络恶意散布虚假或者误导性信息；利用网络对竞争对手的商品作出虚假或者误导性的风险提示、告客户书、警告函、律师函或举报信等；其他编造、传播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行为。
《意见稿》还要求，自媒体、跟帖评论服务的提供者或使用者、网络水军等组织或个人，不得帮助其他经营者实施前款行为。
不得利用算法影响用户选择
对此，《意见稿》规定，禁止利用技术手段实施妨碍干扰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其中，《意见稿》提出，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算法等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实施流量劫持、干扰、恶意不兼容等行为，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
《意见稿》要求，未经其他经营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在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中，实施下列插入链接或者强制进行目标跳转等流量劫持行为。其中包括利用关键词联想等功能，设置指向自身产品或者服务的链接，欺骗或者误导用户点击的行为。
《意见稿》要求，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实施干扰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的行为。其中包括误导、欺骗、强迫用户放弃使用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违背用户意愿下载、安装、运行应用程序，无正当理由屏蔽对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等。
《意见稿》还要求，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限流、屏蔽、商品下架等方式，减少其他经营者之间的交易机会，实施“二选一”行为，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的正常运行，扰乱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应通过政策限制互联网平台准入领域
徐绍史表示，一系列不正当竞争行为相比线下，具有实时灵活、违法成本低、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技术深度介入等特点，对被侵权企业合法权益的损害程度和市场竞争环境的破坏程度远远大于线下，对企业经营发展带来较大影响甚至冲击。同时也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意见稿》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负责组织指导全国网络反不正当竞争工作，查处重大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履行市场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将依法对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查处。
浙江大学融媒体研究中心副主任方兴东认为，要最终把互联网超级平台的超级权力“关进笼子里”，可以在五个方面发力：一是通过政策限制互联网超级平台可以进入的领域，尤其是媒体、金融、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二是扫除盲区，明晰边界，对企业超越本分，操控媒体、学术、政策、监管和法治等公共领域的行为要严厉惩戒。三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实质性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四是进一步加强反垄断法等制度创新。五是把数据作为治理的抓手，进一步加快个人信息与数据保护立法，强化个人对数据的主导权。
【江苏经济圈趣谈】
这篇文字挺有意思，可以具体了解一下江苏现状。
江浙历史都是富裕地，外边人有时也分不清，所以经常拉江浙混为一谈。
看这文字，江苏民间实体经济似乎还胜过浙江，而江苏内部故事也是不少。
去年疫情，学到个苏大强。这文字，体会更深一层，江苏挺好玩，有意思。
[嘻嘻]
下转
……
外省人看江苏，是按行政分级去观察江苏的，市就是市，县就是县，县就应该服从市，镇就应该服从县，但真实的江苏不是
这个样子，下级单位常常不愿跟上级单位为伍，因为江苏真正的分类法不是行政单位，而是经济圈。
江苏有好几个大的经济圈，下面还有中型经济圈，小型经济圈，正是这些经济圈的形成，使江苏各市、县、镇看起来分崩离析，互相不对付。
我们先来说说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经济圈：上海。
对，我没写错，是上海，做为一个外省人，我认为上海才是江苏真正的省会，是隐藏的大BOSS。
江苏的经济重镇是苏锡常，而苏锡常的人，大都向往上海。
大家看地图，上海周边包含着江苏南通、无锡、苏州、浙江嘉兴四个地级市，上海向这些地区不断输送着资金、资源、技术等等，这些城市已经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的一个经济圈，并且共同手牵手，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
以苏州市举例，苏州下面有昆山、太仓、常熟、张家港四个小弟，个个都不服他。
作为名义上的老大，苏州是十分头疼的。
昆山人、太仓人、常熟人、张家港人从不说自己是苏州人，他们认为苏州市区的才算苏州人，他们就是昆山人、太仓人、常熟人、张家港人，这种现象全国并不多见。
本质就在经济圈。
比如苏州下面的县级市昆山，他紧连着上海，从1990年开始，依靠出台优质的招商政策，吸引原本在上海的台商来昆山投资，2008年还在搞“28条惠台政策”帮助台企升级，2019年又搞“26条惠台措施”，2008年就有3300多家台商在昆山设厂，投资总额达316亿美元，占江苏利用台资总额的九分之一，2017年全江苏2.6万多家台企里，前100强有29家在昆山，包括著名的仁宝资讯、仁宝信息、世硕电子、纬创资通等，搞到今天，有5400家台企在昆山落户，台湾省前100强的制造企业中，有70家在昆山投资，昆山的GDP是台北的三分之二，差不多把三分之二的台北搬到了昆山。
问题来了，为什么台企会选择昆山？他们最早为什么要从上海迁过去？
我在张家港遇到一位在上海工作多年的本地人，他说他年轻时在上海打工，黄浦江两岸都是工厂，什么自来水厂、纺织厂、五金厂、船厂、发电厂等等，后来全部迁走，变成了金融公司、企业总部、设计中心等等，这里面的台企就随着时代洪流迁往昆山。
定在昆山就是因为离上海太近，半小时车程就到，这些台湾人可以住在上海，工作在昆山，享受上海的生活，收获昆山的政策红利，一举两得。
本质上还是地理问题，全国最好的地理位置就是长江入海口，上海守在这里，工业就先到上海，随着上海不断升级，只要高产值的企业，就把中低端企业往外迁，这些企业先到周边的南通、无锡、苏州、嘉兴，等到这些地方饱和了，又要开始升级，不赚钱的重污染企业又开始迁往苏北。
这就是江苏省工业产业的梯度转移，也是全国工业产业转移的缩影。
据创办昆山工业小区的宣炳龙回忆，他们那一直很穷，叫“苏州城外半碗饭”，1984年全县财政收入不到1亿元，1988年11月为了搞工业小区，不断地跑南京等审批，开着小面包车足足跑了102趟，天热得要在车厢上面铺几层厚报纸，不断给报纸上浇水降温，千辛万苦才搞定审批，才拿到第一笔来自日本香川县苏旺你株式会社的150万美元投资。
昆山人的富裕主要来自上海，所以他们对苏州莫得感情，对让他们跑了102趟的南京，也莫得感情。
这就是为什么昆山人只自称昆山人，他们从来不自称苏州人的原因。
他们2020年创造了4250亿的GDP，主要又不是受惠于苏州市，自然能挺起腰杆子说话。
这种情况跟我们邵阳的邵东县一个意思，邵东县觉得他们比市区的人富，他们就喜欢叫自己邵东人，而不喜欢叫自己邵阳人，同样，我在佛山一处紧邻广州的小镇游玩时，那边佛山人干脆说自己是广州人，连佛山户口都不认了。
归根结底，是经济关系决定一切。
说完昆山，我们再说张家港。
作为一家只有150万常住人口的县级市，张家港2020年创造了2710亿GDP，张家港也并没有从苏州吸取多少营养，他们是依赖自己优越的长江位置搞民营企业搞起来的。
张家港这么小一个地方，拥有沙钢、永钢、国泰国际、陶氏化学、东华能源、江苏华昌、澳洋、浦项不锈钢、华芳、骏马十个大集团公司，另外还有75家重点企业，15家服务业骨干企业，名单实在太长，我没法全部写完。
尤其是沙钢集团，是一个超级巨无霸，在2019年全国500强民企里排第17位，老板被业内唤作“钢铁沙皇”，工厂大到在里面工作十几年的人有时都会想不起路，最大的一口锅炉，一天的产值在6000多万。
像这样的企业，他们是自己一步步搞起来的，先是自己搞扎花厂，接着做窗框钢，有了点积蓄后，2000年将德国整个蒂森克虏伯在莱茵河的一家二手工厂，花了三年搬到了张家港，这样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现在已经是世界第四至六名之间的大钢企，一年2000多亿销售额，净利润在中国钢企里排第二。
大家再仔细看张家港十大集团的排名，里面有好几家钢铁企业，这就是地理优势造成的，长江港口能轻易改变一个省一个市的命运。
以沙钢的成长为样本，我们也能发现，他们是自个慢慢发展成巨无霸，并没有受益于苏州的经济辐射（其实也不要需要经济辐射），而且从张家港去无锡市区，比去苏州近多了，自然跟苏州感情寡淡，同时也不靠南京的行政安排，所以他们也会仰起头来，说自己是张家港人，而不是苏州人、江苏人，也同样对遥远的南京没什么感觉。
2020年创造2360亿GDP的常熟，跟1390亿GDP的太仓，都跟昆山、张家港一个意思。
苏州一年两万亿的GDP，其实好多都是上海经济的溢出效应。
苏州市区的人无可奈何的摊了摊手，各位兄弟，你们爱谁谁。
反正我们苏州，有创造2900亿GDP的工业园区（当地人简称园区），2003亿GDP的吴江区，市区加上吴中、虎丘、相城、姑苏也有9000多亿GDP了，who 怕 who啊。
其实苏州这种情况还算好的，下面的小弟要么自立门户，要么亲近别的老大，只是无视行政老大的存在，江阴跟无锡之间，那才是真的不对付。
2021年最新全国百强县里，第一到五名分别是昆山、江阴、张家港、晋江、常熟，可怕的江苏拿了四个，福建一个。
昆山GDP是4250亿，江阴GDP是4100亿。
虽然江阴整个市区是我在苏锡常见到最破旧的市区，实际江阴的真实实力是超过昆山的。
毕竟昆山靠外资，都是外面的钱，而江阴是靠本地人干起来的，外资只要遇到各种风险就会跑，江阴人自己的企业是不会跑的，会继续留在本地创造就业，因此江阴的内家功夫更加浑厚。
江阴有做纺织的阳光集团、海澜集团，做软塑包装的申达集团，做磷化工的澄星集团，做模具塑料的模塑集团，做金属制品的法尔胜集团，造船的扬子江船业等等，个个行业大鳄，还有全国闻名的华西村，有各个行业的单打冠军，比如瓶塞、羊绒面料、钢丝绳、冶金、发电等等，这么小的江阴，居然一共50家左右上市企业，整个湖南也只有67家，可见实力之强，江阴一年财政收入达到254亿，放全国也只比昆山少。
江阴的书记、市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院院长都是由无锡委派，但极富裕的江阴人十分渴望能升级成地级市，跟无锡分家。
一般小弟越强，所占比重越高，对市级单位依赖越浅，其分家的冲动就越强烈，江阴跟无锡的矛盾就在这里，无锡舍不得放江阴走，而江阴占到了全无锡GDP的33%，其占比远超昆山在苏州的数据，江阴人觉得无锡是在依赖他，而不是他在依赖无锡，因此我遇到的每一个江阴人，都坚定的说自己是江阴人，绝不会承认自己是无锡人。
苏南地区的矛盾还只是市县镇的矛盾，放到全省来看，苏中南通地区已经发展到不怎么买南京的账了，他们拜了新大哥，深度依赖上海，南通的经济圈也是围绕着上海，其实跟苏锡常的性质是一样的。
长江以前阻碍了整个苏中苏北地区的发展，南通也吃了交通的苦，但从2006年崇启大桥建成、2008年苏通大桥开通后，南通开始接收上海源源不断的经济营养，经济也跑进了万亿GDP，谁让我过上好日子，我当然就认谁做老大，所以你说南通是爱上海多？还是爱南京多呢？
跟苏南的道理一样，南通市辖下富裕的启东、海门也绝口不提自己是南通人，同样只说自己是启东人、海门人。
在苏南没什么存在感的镇江，其辖下的丹阳、句容、扬中个有个的产业，像丹阳的眼镜就全国闻名，句容有新材料新能源，扬中有汽车零部件，镇江也压不住他们，个个都只说自己是丹阳人、句容人、扬中人。
这就是江苏独有的特点，苏南与苏中各个县、镇太强大，地级市压不住他们，苏北这个问题就不明显，说白了就是优越感，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家乡很强，不想跟别人挤在一块分享利益而已。
对了，苏锡常这些城市里，常州有些奇怪，常州的地理位置刚好在上海和南京的中间，所以对两边都不依赖，常州的经济结构也有意思，他是国企、民企、台企一起发展的，不像南京靠国企、江阴靠民企、昆山靠台企这么极端，仿佛正中间的地理位置，就决定了常州的经济结构。
常州市区十分特别，我没有在中国见过整个市区这么崭新的一片，仿佛将整座城市铲平了重建一样，就那么一点点老旧建筑，常州和张家港市容市貌之好，跟旁边破旧的江阴刚好形成巨大的反差。
另外简单说一句，旧时常州府的设立和拆分，使各地的归属产生过变化，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苏南的不对付，但这不是主要原因，大家知道有这回事就行，根源还是经济圈。
江苏这些错综复杂的经济圈，总结起来，大致可以分为第一档的上海，第二档的苏州、南京、徐州，第三档的江阴、张家港、昆山等等，他们每个构成一个大星系，下面又有中星系、小星系，冲击到了原行政区域划分，所以要理解江苏各市、县、镇的关系，不要简单地看他们的行政归属，而是要看他们的经济链归属。
谁让我有钱我就认谁当老大，要是我自己有钱，那就自立门户。
在江苏到处溜达时，还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所有市都在相互吐槽，但几乎所有市的人都不喜欢一座城市。
相信你已经猜到了。
没错，是南京。
原创 卢克文 卢克文工作室
这篇文字挺有意思，可以具体了解一下江苏现状。
江浙历史都是富裕地，外边人有时也分不清，所以经常拉江浙混为一谈。
看这文字，江苏民间实体经济似乎还胜过浙江，而江苏内部故事也是不少。
去年疫情，学到个苏大强。这文字，体会更深一层，江苏挺好玩，有意思。
[嘻嘻]
下转
……
外省人看江苏，是按行政分级去观察江苏的，市就是市，县就是县，县就应该服从市，镇就应该服从县，但真实的江苏不是
这个样子，下级单位常常不愿跟上级单位为伍，因为江苏真正的分类法不是行政单位，而是经济圈。
江苏有好几个大的经济圈，下面还有中型经济圈，小型经济圈，正是这些经济圈的形成，使江苏各市、县、镇看起来分崩离析，互相不对付。
我们先来说说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经济圈：上海。
对，我没写错，是上海，做为一个外省人，我认为上海才是江苏真正的省会，是隐藏的大BOSS。
江苏的经济重镇是苏锡常，而苏锡常的人，大都向往上海。
大家看地图，上海周边包含着江苏南通、无锡、苏州、浙江嘉兴四个地级市，上海向这些地区不断输送着资金、资源、技术等等，这些城市已经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的一个经济圈，并且共同手牵手，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
以苏州市举例，苏州下面有昆山、太仓、常熟、张家港四个小弟，个个都不服他。
作为名义上的老大，苏州是十分头疼的。
昆山人、太仓人、常熟人、张家港人从不说自己是苏州人，他们认为苏州市区的才算苏州人，他们就是昆山人、太仓人、常熟人、张家港人，这种现象全国并不多见。
本质就在经济圈。
比如苏州下面的县级市昆山，他紧连着上海，从1990年开始，依靠出台优质的招商政策，吸引原本在上海的台商来昆山投资，2008年还在搞“28条惠台政策”帮助台企升级，2019年又搞“26条惠台措施”，2008年就有3300多家台商在昆山设厂，投资总额达316亿美元，占江苏利用台资总额的九分之一，2017年全江苏2.6万多家台企里，前100强有29家在昆山，包括著名的仁宝资讯、仁宝信息、世硕电子、纬创资通等，搞到今天，有5400家台企在昆山落户，台湾省前100强的制造企业中，有70家在昆山投资，昆山的GDP是台北的三分之二，差不多把三分之二的台北搬到了昆山。
问题来了，为什么台企会选择昆山？他们最早为什么要从上海迁过去？
我在张家港遇到一位在上海工作多年的本地人，他说他年轻时在上海打工，黄浦江两岸都是工厂，什么自来水厂、纺织厂、五金厂、船厂、发电厂等等，后来全部迁走，变成了金融公司、企业总部、设计中心等等，这里面的台企就随着时代洪流迁往昆山。
定在昆山就是因为离上海太近，半小时车程就到，这些台湾人可以住在上海，工作在昆山，享受上海的生活，收获昆山的政策红利，一举两得。
本质上还是地理问题，全国最好的地理位置就是长江入海口，上海守在这里，工业就先到上海，随着上海不断升级，只要高产值的企业，就把中低端企业往外迁，这些企业先到周边的南通、无锡、苏州、嘉兴，等到这些地方饱和了，又要开始升级，不赚钱的重污染企业又开始迁往苏北。
这就是江苏省工业产业的梯度转移，也是全国工业产业转移的缩影。
据创办昆山工业小区的宣炳龙回忆，他们那一直很穷，叫“苏州城外半碗饭”，1984年全县财政收入不到1亿元，1988年11月为了搞工业小区，不断地跑南京等审批，开着小面包车足足跑了102趟，天热得要在车厢上面铺几层厚报纸，不断给报纸上浇水降温，千辛万苦才搞定审批，才拿到第一笔来自日本香川县苏旺你株式会社的150万美元投资。
昆山人的富裕主要来自上海，所以他们对苏州莫得感情，对让他们跑了102趟的南京，也莫得感情。
这就是为什么昆山人只自称昆山人，他们从来不自称苏州人的原因。
他们2020年创造了4250亿的GDP，主要又不是受惠于苏州市，自然能挺起腰杆子说话。
这种情况跟我们邵阳的邵东县一个意思，邵东县觉得他们比市区的人富，他们就喜欢叫自己邵东人，而不喜欢叫自己邵阳人，同样，我在佛山一处紧邻广州的小镇游玩时，那边佛山人干脆说自己是广州人，连佛山户口都不认了。
归根结底，是经济关系决定一切。
说完昆山，我们再说张家港。
作为一家只有150万常住人口的县级市，张家港2020年创造了2710亿GDP，张家港也并没有从苏州吸取多少营养，他们是依赖自己优越的长江位置搞民营企业搞起来的。
张家港这么小一个地方，拥有沙钢、永钢、国泰国际、陶氏化学、东华能源、江苏华昌、澳洋、浦项不锈钢、华芳、骏马十个大集团公司，另外还有75家重点企业，15家服务业骨干企业，名单实在太长，我没法全部写完。
尤其是沙钢集团，是一个超级巨无霸，在2019年全国500强民企里排第17位，老板被业内唤作“钢铁沙皇”，工厂大到在里面工作十几年的人有时都会想不起路，最大的一口锅炉，一天的产值在6000多万。
像这样的企业，他们是自己一步步搞起来的，先是自己搞扎花厂，接着做窗框钢，有了点积蓄后，2000年将德国整个蒂森克虏伯在莱茵河的一家二手工厂，花了三年搬到了张家港，这样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现在已经是世界第四至六名之间的大钢企，一年2000多亿销售额，净利润在中国钢企里排第二。
大家再仔细看张家港十大集团的排名，里面有好几家钢铁企业，这就是地理优势造成的，长江港口能轻易改变一个省一个市的命运。
以沙钢的成长为样本，我们也能发现，他们是自个慢慢发展成巨无霸，并没有受益于苏州的经济辐射（其实也不要需要经济辐射），而且从张家港去无锡市区，比去苏州近多了，自然跟苏州感情寡淡，同时也不靠南京的行政安排，所以他们也会仰起头来，说自己是张家港人，而不是苏州人、江苏人，也同样对遥远的南京没什么感觉。
2020年创造2360亿GDP的常熟，跟1390亿GDP的太仓，都跟昆山、张家港一个意思。
苏州一年两万亿的GDP，其实好多都是上海经济的溢出效应。
苏州市区的人无可奈何的摊了摊手，各位兄弟，你们爱谁谁。
反正我们苏州，有创造2900亿GDP的工业园区（当地人简称园区），2003亿GDP的吴江区，市区加上吴中、虎丘、相城、姑苏也有9000多亿GDP了，who 怕 who啊。
其实苏州这种情况还算好的，下面的小弟要么自立门户，要么亲近别的老大，只是无视行政老大的存在，江阴跟无锡之间，那才是真的不对付。
2021年最新全国百强县里，第一到五名分别是昆山、江阴、张家港、晋江、常熟，可怕的江苏拿了四个，福建一个。
昆山GDP是4250亿，江阴GDP是4100亿。
虽然江阴整个市区是我在苏锡常见到最破旧的市区，实际江阴的真实实力是超过昆山的。
毕竟昆山靠外资，都是外面的钱，而江阴是靠本地人干起来的，外资只要遇到各种风险就会跑，江阴人自己的企业是不会跑的，会继续留在本地创造就业，因此江阴的内家功夫更加浑厚。
江阴有做纺织的阳光集团、海澜集团，做软塑包装的申达集团，做磷化工的澄星集团，做模具塑料的模塑集团，做金属制品的法尔胜集团，造船的扬子江船业等等，个个行业大鳄，还有全国闻名的华西村，有各个行业的单打冠军，比如瓶塞、羊绒面料、钢丝绳、冶金、发电等等，这么小的江阴，居然一共50家左右上市企业，整个湖南也只有67家，可见实力之强，江阴一年财政收入达到254亿，放全国也只比昆山少。
江阴的书记、市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院院长都是由无锡委派，但极富裕的江阴人十分渴望能升级成地级市，跟无锡分家。
一般小弟越强，所占比重越高，对市级单位依赖越浅，其分家的冲动就越强烈，江阴跟无锡的矛盾就在这里，无锡舍不得放江阴走，而江阴占到了全无锡GDP的33%，其占比远超昆山在苏州的数据，江阴人觉得无锡是在依赖他，而不是他在依赖无锡，因此我遇到的每一个江阴人，都坚定的说自己是江阴人，绝不会承认自己是无锡人。
苏南地区的矛盾还只是市县镇的矛盾，放到全省来看，苏中南通地区已经发展到不怎么买南京的账了，他们拜了新大哥，深度依赖上海，南通的经济圈也是围绕着上海，其实跟苏锡常的性质是一样的。
长江以前阻碍了整个苏中苏北地区的发展，南通也吃了交通的苦，但从2006年崇启大桥建成、2008年苏通大桥开通后，南通开始接收上海源源不断的经济营养，经济也跑进了万亿GDP，谁让我过上好日子，我当然就认谁做老大，所以你说南通是爱上海多？还是爱南京多呢？
跟苏南的道理一样，南通市辖下富裕的启东、海门也绝口不提自己是南通人，同样只说自己是启东人、海门人。
在苏南没什么存在感的镇江，其辖下的丹阳、句容、扬中个有个的产业，像丹阳的眼镜就全国闻名，句容有新材料新能源，扬中有汽车零部件，镇江也压不住他们，个个都只说自己是丹阳人、句容人、扬中人。
这就是江苏独有的特点，苏南与苏中各个县、镇太强大，地级市压不住他们，苏北这个问题就不明显，说白了就是优越感，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家乡很强，不想跟别人挤在一块分享利益而已。
对了，苏锡常这些城市里，常州有些奇怪，常州的地理位置刚好在上海和南京的中间，所以对两边都不依赖，常州的经济结构也有意思，他是国企、民企、台企一起发展的，不像南京靠国企、江阴靠民企、昆山靠台企这么极端，仿佛正中间的地理位置，就决定了常州的经济结构。
常州市区十分特别，我没有在中国见过整个市区这么崭新的一片，仿佛将整座城市铲平了重建一样，就那么一点点老旧建筑，常州和张家港市容市貌之好，跟旁边破旧的江阴刚好形成巨大的反差。
另外简单说一句，旧时常州府的设立和拆分，使各地的归属产生过变化，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苏南的不对付，但这不是主要原因，大家知道有这回事就行，根源还是经济圈。
江苏这些错综复杂的经济圈，总结起来，大致可以分为第一档的上海，第二档的苏州、南京、徐州，第三档的江阴、张家港、昆山等等，他们每个构成一个大星系，下面又有中星系、小星系，冲击到了原行政区域划分，所以要理解江苏各市、县、镇的关系，不要简单地看他们的行政归属，而是要看他们的经济链归属。
谁让我有钱我就认谁当老大，要是我自己有钱，那就自立门户。
在江苏到处溜达时，还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所有市都在相互吐槽，但几乎所有市的人都不喜欢一座城市。
相信你已经猜到了。
没错，是南京。
原创 卢克文 卢克文工作室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