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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我们不惧风雨，也不畏险阻。zg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世界各国人民携起手来，积极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创造人类美好未来而不懈努力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我们不惧风雨，也不畏险阻。zg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世界各国人民携起手来，积极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创造人类美好未来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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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历2020年9月28日，夏历八月十二，纪念大成至圣先师孔子诞辰二五七一年礼乐祭孔典礼在北京四海孔子书院论语堂举行。活动由两岸师友共同策划，合作推动，由四海孔子书院师生集体呈现。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郭齐家先生，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卓新平先生，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先生，海淀区委常委任武军先生，海淀区政协副主席陈双女士，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姚炜先生等100余位嘉宾现场观礼，亲身感受这场富有教育意义的礼乐典礼，共同缅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
情系两岸，四海一家。每年的此时此刻，全世界的华人华侨都会以不同方式纪念先师孔子，海峡两岸的同胞也会在每年此时联合举办祭孔典礼。今日，亦有众多台湾同胞到场参加祭孔典礼，其中包括台湾孔子协会创会理事长、台湾孔子学院院长、孔子第七十八代孙孔维勤先生，台湾中华民族致公党党主席陈柏光先生，以及部分在京的台湾青年、学生代表等。受疫情影响，还有一些心系两岸祭孔的台湾同胞未能亲临现场，则以视频或文字方式发来贺电祝辞。
对于祭孔的重要意义，台湾学界的师友在祝辞中做了精辟的诠释。汪明生先生说：“孔子是中华民族的至圣先师，诲人不倦，教人不怠。不论经济怎么发展，科技怎么进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忘本。”曾昭旭先生说：“今天是四海孔子书院纪念孔子2571岁诞辰的礼乐祭孔典礼，在这个庄严的节日里，让我们重新体会孔子的伟大，感念他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贡献，以及对我们每一个人所做出的示范。”林安梧先生说：“今天是一个非常独特和重要的日子，这两千五百多年来，孔老夫子的思想影响了全人类文明的发展。孔老夫子所建立的儒家最强调的是天地亲君师，我常说这是四个重要的共同体。天地自然的共同体，血缘人伦的共同体，政治社会的共同体，人文教育的共同体。人不能离开这四个共同体。”陈明哲先生说：“做为知识分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感谢孔子。因为在他之前，只有贵族可以读书，从他开始“有教无类”，庶民才得以受教育、读书，然后，知识分子就都称为“士”，在那之前，“士阶级”是贵族阶级。今天我们都不是贵族，可是我们都自认为是知识分子，并且以此为荣——都要感谢孔子。”
对于两岸同胞乃至全世界华人而言，共同的文化更能让彼此达到心灵契合，尤其国际局势紧张的大环境下，台湾各界师友都通过祭孔典礼表达了中华文化对于稳定两岸局势，共创和平世界和美好未来的期盼。孔祥科先生说：“中华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家思想以人为本，儒家的行为是规范顺天应人的秩序与关系，就是我们所讲的礼。而祭祀大典，就是儒家礼义思维具体而微的展现。我们儒学理念价值与实践方式都会在祭祀典礼中透过仪式与舞乐再次呈现。……期盼在我们的努力之下，中华文化更能够发挥与创造时代价值，中华文明给当代世界人类带来更多的贡献，共创属于中国人的骄傲。”苏进强先生说：“时值孔夫子诞辰 2571 周年，我等终身服膺中华文化、信守师道之华夏儿女， 谨率台湾原乡文化暨社区发展协会全体同仁，与北京四海孔子书院冯哲院长暨全体师生、各界嘉宾、鸿儒硕彦，共同遥祭至圣先师，惟愿全球华人同胞共同弘扬孔孟之学，复兴中华文化！”汪诞平先生说：“大家都知道孔子是千古圣人，万世先师，德配天地，道贯古今，在我们中华民族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因此，祭孔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谭世坪先生说：“今日的中国，外有列强蓄意以各式各样的手段遏制中国的崛起，不断地利用各种名目来切割两岸文化纽带的连接。在此纪念至圣先师孔子诞辰的意义尤关重要，我们相信中华文化势必能统一中国，中华文化势必能扭转这个世界。”
按照每年祭孔惯例，四海孔子书院院长冯哲先生担任主祭官，而今年的三位献礼官分别为首献官郭齐家先生，亚献官卓新平先生，终献官陈柏光先生。
四海孔子书院的礼乐祭孔典礼，以古代祭祀孔子的释奠礼流程为参考，并在此基础上对细节进行斟酌损益，以不失传统底蕴又富有现代气息的诗歌舞乐为主题，通过礼乐来诠释伟大的至圣先师孔子的行教精神以及莘莘学子对圣贤教化的理解与践行。典礼流程压缩了往年的雩舞、武舞部分，保留了八佾舞，流程为迎神、初献、亚献、终献、佾舞、进馔、读祝、四拜、送神、撤馔、撤班。
释奠礼是先秦时代教育机构纪念先圣先师的祭祀活动，秦汉以后，逐渐演变为祭祀孔子的活动，并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完善与丰富。由于孔子的地位随着儒学的正统地位的建立与稳固而越加崇高，祭祀孔子的规格也越来越高，自汉代以后，有众多帝王亲临孔庙，以天子之礼祭拜孔子，以表达重视儒学，继承道统的决心。民国之后，在新文化的冲击之下，国家层面的祀孔活动逐渐停滞，并下沉到民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也越来越自信。新时代新风尚，在充分吸取与整合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基础上，祭孔活动也逐渐演变为中国人尊师重教、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的宣誓与行动。
纪念孔子诞辰的意义是巨大的。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正在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光华再现。孔子作为先秦中华经典、礼乐教化的保护与传承者，其孜孜以求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爱国爱民、自强不息的精神两千年来一直作为中国人民不断迎接挑战、开拓进取的精神源泉。如今，中国文化正在与中国发展的脚步一起，复兴完善，走出国门，走向全世界。中国人正在以新的面貌创造着自信的中国之路。怀着诚敬谦和之心，纪念一位文化上的巨人，传承历代先贤的优秀品质和精神，正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一个体现。
四海孔子书院参考古代的典礼仪式，以民间文化团体的身份，通过高规格的流程祭祀孔子。典礼中采用八佾舞，设主祭官和三献官。与传统的释奠礼相比，四海孔子书院的礼乐祭孔典礼还加入了大量的即带传统文化内容又体现现代精神的元素。在服装的设计上，祭祀礼生、贡生身着传统上衣下裳形制的汉服，颜色上黑红黄等颜色搭配，以示传统和庄重。主祭官和三献官的服饰以得体为宜，没有特别的礼服形制要求；八佾舞生所穿的服装，参考中国古代礼仪的舞蹈装束，并进行了形式与颜色上的创新与改进，以白色为主的八佾舞生，舞姿轻盈大方，庄重得体而不失敬重；书院的素食特色，在本次典礼上的也有体现，不再固守古礼中的三牲祭品要求，而是“荐其时食”，与书院教育中的仁爱精神相结合，进献各类谷物水果等。除此之外，本次典礼的配乐多采用现代音乐，但在歌词上充分体现经典的内涵；祭拜环节亦没有采取跪拜之礼，而是长揖恭拜。
据四海孔子书院院长冯哲先生介绍，举办祭孔活动，不仅是出于对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纪念，同时也想通过一场庄重严肃的祭祀活动把儒家的教育意义呈现出来。因此，每年的祭孔活动被冠以“礼乐祭孔典礼”之名，旨在把儒家礼乐教化之精神传达给每一个学生乃至所有在场的人。礼，是中国文化中的核心部分，中国被称作礼义之邦，便是得益于其系统而完备的礼乐制度，以及在这种礼乐制度的教化之下，不断传承并发展扩散的中华文明。礼的精神内涵之核心便是诚敬，自卑而尊人，在祭祀仪式上，所有参祭人员把诚敬谦和之精神体现到了极致。在庄重严肃又能触及心灵的诗歌乐舞的感染之下，希望所有人以最大的谦卑与诚敬之心去体会孔夫子的人生境界，去感知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
作为一所教育型的现代书院，祭孔，自然也是教育形式的一种。四海孔子书院希望为孩子们提供深刻的生命成长的体验，让生命因此而得到改变。在这种对细微末节都要注意的场合，所有参礼者时时刻刻都需要提醒自己，注意自己的动作之行进，表情之呈现，内心之动静。所有人都在一种极为庄重的场合让自己内心得到锻炼，充分去诱发心中的诚敬谦和之精神，并激发对这种精神的呵护。
本届四海孔子书院祭孔活动，是两岸师友共同期盼的具体呈现。在冯哲院长看来，两岸祭孔意义已经超出祭祀先师的范畴，同时也是在展现一种情怀，一种两岸文化同根同源、两岸人民同心同德的温情。儒家文化，真切地作为沟通联结两岸人民的纽带，发挥着促进两岸人民团结和谐的巨大作用。正像台湾三一寰宇文化协会执行长、台湾祭孔大典主祭官杨庆亮先生所言，因为共同的精神文化信仰，我们不分彼此，而是通过两岸人民一起纪念孔子，去表达我们共同的期待。祭典让两岸师友在中华文化中找寻通往心灵深处的春秋大义之路。
先师圣诞，普天同庆。让我们心怀感恩，诚敬谦和，一同缅怀伟大的至圣先师孔子，一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先哲精神，祝愿我们伟大的国家和平安泰，人民福寿安康。
礼乐祭孔典礼通过多家媒体平台直播，得到众多师友和社会人士的广泛关注。
（文/辅仁君 图/郭幸福 贾培文）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郭齐家先生，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卓新平先生，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先生，海淀区委常委任武军先生，海淀区政协副主席陈双女士，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姚炜先生等100余位嘉宾现场观礼，亲身感受这场富有教育意义的礼乐典礼，共同缅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
情系两岸，四海一家。每年的此时此刻，全世界的华人华侨都会以不同方式纪念先师孔子，海峡两岸的同胞也会在每年此时联合举办祭孔典礼。今日，亦有众多台湾同胞到场参加祭孔典礼，其中包括台湾孔子协会创会理事长、台湾孔子学院院长、孔子第七十八代孙孔维勤先生，台湾中华民族致公党党主席陈柏光先生，以及部分在京的台湾青年、学生代表等。受疫情影响，还有一些心系两岸祭孔的台湾同胞未能亲临现场，则以视频或文字方式发来贺电祝辞。
对于祭孔的重要意义，台湾学界的师友在祝辞中做了精辟的诠释。汪明生先生说：“孔子是中华民族的至圣先师，诲人不倦，教人不怠。不论经济怎么发展，科技怎么进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忘本。”曾昭旭先生说：“今天是四海孔子书院纪念孔子2571岁诞辰的礼乐祭孔典礼，在这个庄严的节日里，让我们重新体会孔子的伟大，感念他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贡献，以及对我们每一个人所做出的示范。”林安梧先生说：“今天是一个非常独特和重要的日子，这两千五百多年来，孔老夫子的思想影响了全人类文明的发展。孔老夫子所建立的儒家最强调的是天地亲君师，我常说这是四个重要的共同体。天地自然的共同体，血缘人伦的共同体，政治社会的共同体，人文教育的共同体。人不能离开这四个共同体。”陈明哲先生说：“做为知识分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感谢孔子。因为在他之前，只有贵族可以读书，从他开始“有教无类”，庶民才得以受教育、读书，然后，知识分子就都称为“士”，在那之前，“士阶级”是贵族阶级。今天我们都不是贵族，可是我们都自认为是知识分子，并且以此为荣——都要感谢孔子。”
对于两岸同胞乃至全世界华人而言，共同的文化更能让彼此达到心灵契合，尤其国际局势紧张的大环境下，台湾各界师友都通过祭孔典礼表达了中华文化对于稳定两岸局势，共创和平世界和美好未来的期盼。孔祥科先生说：“中华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家思想以人为本，儒家的行为是规范顺天应人的秩序与关系，就是我们所讲的礼。而祭祀大典，就是儒家礼义思维具体而微的展现。我们儒学理念价值与实践方式都会在祭祀典礼中透过仪式与舞乐再次呈现。……期盼在我们的努力之下，中华文化更能够发挥与创造时代价值，中华文明给当代世界人类带来更多的贡献，共创属于中国人的骄傲。”苏进强先生说：“时值孔夫子诞辰 2571 周年，我等终身服膺中华文化、信守师道之华夏儿女， 谨率台湾原乡文化暨社区发展协会全体同仁，与北京四海孔子书院冯哲院长暨全体师生、各界嘉宾、鸿儒硕彦，共同遥祭至圣先师，惟愿全球华人同胞共同弘扬孔孟之学，复兴中华文化！”汪诞平先生说：“大家都知道孔子是千古圣人，万世先师，德配天地，道贯古今，在我们中华民族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因此，祭孔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谭世坪先生说：“今日的中国，外有列强蓄意以各式各样的手段遏制中国的崛起，不断地利用各种名目来切割两岸文化纽带的连接。在此纪念至圣先师孔子诞辰的意义尤关重要，我们相信中华文化势必能统一中国，中华文化势必能扭转这个世界。”
按照每年祭孔惯例，四海孔子书院院长冯哲先生担任主祭官，而今年的三位献礼官分别为首献官郭齐家先生，亚献官卓新平先生，终献官陈柏光先生。
四海孔子书院的礼乐祭孔典礼，以古代祭祀孔子的释奠礼流程为参考，并在此基础上对细节进行斟酌损益，以不失传统底蕴又富有现代气息的诗歌舞乐为主题，通过礼乐来诠释伟大的至圣先师孔子的行教精神以及莘莘学子对圣贤教化的理解与践行。典礼流程压缩了往年的雩舞、武舞部分，保留了八佾舞，流程为迎神、初献、亚献、终献、佾舞、进馔、读祝、四拜、送神、撤馔、撤班。
释奠礼是先秦时代教育机构纪念先圣先师的祭祀活动，秦汉以后，逐渐演变为祭祀孔子的活动，并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完善与丰富。由于孔子的地位随着儒学的正统地位的建立与稳固而越加崇高，祭祀孔子的规格也越来越高，自汉代以后，有众多帝王亲临孔庙，以天子之礼祭拜孔子，以表达重视儒学，继承道统的决心。民国之后，在新文化的冲击之下，国家层面的祀孔活动逐渐停滞，并下沉到民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也越来越自信。新时代新风尚，在充分吸取与整合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基础上，祭孔活动也逐渐演变为中国人尊师重教、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的宣誓与行动。
纪念孔子诞辰的意义是巨大的。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正在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光华再现。孔子作为先秦中华经典、礼乐教化的保护与传承者，其孜孜以求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爱国爱民、自强不息的精神两千年来一直作为中国人民不断迎接挑战、开拓进取的精神源泉。如今，中国文化正在与中国发展的脚步一起，复兴完善，走出国门，走向全世界。中国人正在以新的面貌创造着自信的中国之路。怀着诚敬谦和之心，纪念一位文化上的巨人，传承历代先贤的优秀品质和精神，正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一个体现。
四海孔子书院参考古代的典礼仪式，以民间文化团体的身份，通过高规格的流程祭祀孔子。典礼中采用八佾舞，设主祭官和三献官。与传统的释奠礼相比，四海孔子书院的礼乐祭孔典礼还加入了大量的即带传统文化内容又体现现代精神的元素。在服装的设计上，祭祀礼生、贡生身着传统上衣下裳形制的汉服，颜色上黑红黄等颜色搭配，以示传统和庄重。主祭官和三献官的服饰以得体为宜，没有特别的礼服形制要求；八佾舞生所穿的服装，参考中国古代礼仪的舞蹈装束，并进行了形式与颜色上的创新与改进，以白色为主的八佾舞生，舞姿轻盈大方，庄重得体而不失敬重；书院的素食特色，在本次典礼上的也有体现，不再固守古礼中的三牲祭品要求，而是“荐其时食”，与书院教育中的仁爱精神相结合，进献各类谷物水果等。除此之外，本次典礼的配乐多采用现代音乐，但在歌词上充分体现经典的内涵；祭拜环节亦没有采取跪拜之礼，而是长揖恭拜。
据四海孔子书院院长冯哲先生介绍，举办祭孔活动，不仅是出于对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纪念，同时也想通过一场庄重严肃的祭祀活动把儒家的教育意义呈现出来。因此，每年的祭孔活动被冠以“礼乐祭孔典礼”之名，旨在把儒家礼乐教化之精神传达给每一个学生乃至所有在场的人。礼，是中国文化中的核心部分，中国被称作礼义之邦，便是得益于其系统而完备的礼乐制度，以及在这种礼乐制度的教化之下，不断传承并发展扩散的中华文明。礼的精神内涵之核心便是诚敬，自卑而尊人，在祭祀仪式上，所有参祭人员把诚敬谦和之精神体现到了极致。在庄重严肃又能触及心灵的诗歌乐舞的感染之下，希望所有人以最大的谦卑与诚敬之心去体会孔夫子的人生境界，去感知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
作为一所教育型的现代书院，祭孔，自然也是教育形式的一种。四海孔子书院希望为孩子们提供深刻的生命成长的体验，让生命因此而得到改变。在这种对细微末节都要注意的场合，所有参礼者时时刻刻都需要提醒自己，注意自己的动作之行进，表情之呈现，内心之动静。所有人都在一种极为庄重的场合让自己内心得到锻炼，充分去诱发心中的诚敬谦和之精神，并激发对这种精神的呵护。
本届四海孔子书院祭孔活动，是两岸师友共同期盼的具体呈现。在冯哲院长看来，两岸祭孔意义已经超出祭祀先师的范畴，同时也是在展现一种情怀，一种两岸文化同根同源、两岸人民同心同德的温情。儒家文化，真切地作为沟通联结两岸人民的纽带，发挥着促进两岸人民团结和谐的巨大作用。正像台湾三一寰宇文化协会执行长、台湾祭孔大典主祭官杨庆亮先生所言，因为共同的精神文化信仰，我们不分彼此，而是通过两岸人民一起纪念孔子，去表达我们共同的期待。祭典让两岸师友在中华文化中找寻通往心灵深处的春秋大义之路。
先师圣诞，普天同庆。让我们心怀感恩，诚敬谦和，一同缅怀伟大的至圣先师孔子，一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先哲精神，祝愿我们伟大的国家和平安泰，人民福寿安康。
礼乐祭孔典礼通过多家媒体平台直播，得到众多师友和社会人士的广泛关注。
（文/辅仁君 图/郭幸福 贾培文）
#国学知识# #文化# 雪月风花VS儒学义理："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到底有何差别？
诗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贯穿于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风格多样，不同的流派与诗人都有着极为显著的个人特色。因此在这百花齐放的诗坛之中逐渐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的论调便应运而生。那么这二者之间究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是截然不同的存在呢？
一、截然不同的诗篇
诗人之诗的特点最明显在于韵律丰富并且有一定的规则限制，写诗之人对于诗歌有自己的创作风格。诗歌的内容多为抒发诗人的远大志向或人生抱负，又或是感慨世事无常、人生难料的无奈，诗中所赋予的个人情感是整首诗的精髓所在。因此诗人之诗大多被认为是对雪月风花的感叹。
宋代之时，儒学义理的兴盛使诗人之诗面临着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便是文人之诗。宋代理学家张械认为诗人之诗在形式上太过于统一，而内容却缺乏意蕴，显得淡而无味。
而文人之诗却与诗人之诗相反，虽然一眼看去质朴无华,但其中意蕴绵长，历久而弥新。所以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在内涵、表达形式上形成了对立关系。
南宋盛如梓的《庶斋老学丛谈》中记载：“有以诗集呈南轩先生，先生曰：‘诗人之诗也，可惜不禁咀嚼。’或问其故，曰：‘非文人之诗。文人诗读著似质，却有无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觉深长。’”可以见得宋时之人对于文人之诗和诗人之诗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的区别有时也难以从字面上辨别，例如纳兰性德的词虽然向来用意明了，不像李商隐的诗表达隐讳，但事实上纳兰性德文学造诣极高，他的词作看似简单明了，实际上内涵丰富委婉曲折，在文人诗词的范畴内，而不是诗人诗词。
所以诗人之诗和文人之诗在本质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这种不同点的产生是由于时代背景下涌现出的作诗者所处的环境不同导致了心境的不同，因此他们所创作出来的诗作自然有不同的形式。
二、文人与诗人的人生理想
1、文人效力于朝堂，诗人寄情于山水
在宋代理学占据了主导地位之后，文人们更加重视诗词中的学理性，宋代诗人在文学创作中把目光集中于才学方面，而诗的美感倒时常被忽视，以才学为诗是主张儒学义理的诗人们最为看重的。宋代是文人辈出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文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绝对是名列前茅，文学的氛围十分浓。
在创作时将儒学义理与诗词融合已经成为宋代诗人们心照不宣的事实，诗词的创作不再仅仅感叹人生，抒发情感，而是融入了对政治的见解或是哲学奥义。
宋代诗词创作随处可见儒学义理的内涵，此类诗词让人觉得充满哲理性，比如朱熹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哲理深刻，而又意蕴悠长。宋代与唐代不同，唐代的诗人可以由诗而受到朝廷的关注，如李白。
然而在宋代，儒学义理是宋人所追捧的，受官僚推崇的人往往都是这一流派的文人，这些人才会被承认是文坛上的大家，这些文人除了研究诗词学问之外通常都是在朝廷任职的，如欧阳修。
而宋代诗人就是那些不愿意进入朝堂，或者没能够考取功名的较底层读书人。由于他们过着平民的生活，所以这些诗人创作的诗歌也更加生活化，以抒发个人情绪为主。
因此宋代形成了重视文人而忽视诗人的不良之风。因为诗人与文人身份地位的不同，“诗人之诗”和“文人之诗”也受到了区别对待，使这两者不论是体裁还是内容上都有了很大的区别。
由于宋代开始这种观念的存在，为官的或者地位较高的文人们都不愿意别人将他们当作诗人，甚至还会不悦于别人把他们称为诗人。那些诗人们也会十分自觉的和做学问的士人们保持距离，所以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
2、文人重理，诗人重情
诗人之诗和文人之诗的差别主要在于诗人之诗注重韵律，文人之诗注重才学。并且在文人看来诗人之诗辞藻华丽，却缺少内容。文人之诗除充满哲思外，更是教化读者，传播义理。
李复的《与候谟秀才书》中对韩愈的诗歌评价道：“子美长于诗，杂文似其诗；退之好为文，诗似其文。退之诗非诗人之诗，乃文人之诗也。”他侧重从诗、文体裁的区别来看待不同作家的创作特点，指明作家的艺术素养决定其艺术特征。所以诗人之诗和文人之诗具有明显不同的风格特点。
诗人所做的诗主要是依靠其自身对于事物的感触而记录下的观点，就如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有感而发的创作。而文人之诗则依赖于文人大家们年年岁岁的积累与思考，在文学的熏陶与长期努力的积累中创作出能够启发读者的富有哲理的诗词。
三、“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精神内涵
1、“诗人之诗”感时伤怀，“文人之诗”追寻哲理
诗人之诗的题材很少涉及时事政治，多以风花雪夜、人生感慨为主，取材方面从自身经历出发。创作形式上大多是以五言律诗和七言绝句为主，在对仗工整上极为讲究，而在宋代的时代背景之下不再将这样具有固定模式的诗词作为主要的创作形式。从而就创造出了以理学为主的新的诗词模式，也就是文人之诗。
文人之诗的题材就和诗人之诗截然不同，文人们着眼于国家大事和社会时政之中，或者是从某件事情中得到哲理性的探讨。文人之诗的内容更加深刻更能令人收获到更多的启发和心得。与诗人之诗相比，它的格局更加宏观，看待问题的方式也更为理性。
同时文人作诗时也不再局限于固定的格式，不像诗人之诗那样讲究对仗工整、押韵，格式比较随心所欲，具有诗人自己明显的风格，反而更注重于在叙事的过程中表达出其中蕴含的深厚哲理。
文人之诗和诗人之诗的确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来源是由于诗人与文人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地位的缘故。诗人之诗盛行的唐代是因为唐朝的思想自由形成了众多诗人直抒胸臆的创作，多为有感而发。而宋代理学日盛，儒学义理之风促使了文人之诗占据了主要地位。
2、个人情感与理学道义的碰撞
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虽然形式不同、发展方向不同，但二者应该各取所长，共同创造诗歌文化的新辉煌，而不是营造出一种水火不容的局面。
宋代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对立导致宋代以后诗词出现了一段时期的沉寂，二者的对立局面，使得过度重视理学的宋代对之前的诗歌文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即使是开创了新的文化形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无法阻止文化的局限性。
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是风花雪月遇上儒学义理，亦是个人灵感遇上理学道义，都是诗词史上的璀璨明珠。
虽然诗人之诗在宋代的民间流传甚广，并且也有一些著名的江湖诗派创作诗人之诗，被许多中下层人民喜爱，但是国家的不支持却无法让这种诗歌形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对诗人之诗的传承是极大的影响。
反观文人之诗，它虽然在统治阶级流传度高，但却并不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民众对它的了解也非常的片面，并不利于它长久的发展。所以在宋代之后诗词的发展遇到了瓶颈期，正是因为文人之诗和诗人之诗的互相排斥才产生了这样的局面。
文人之诗对诗人之诗的忽视是对文化的伤害，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必定需要有极大的包容之心，能够容纳多种文化共同发展。但当思想文化进步遇到限制时，它才只允许一种文化作为官方指定文学，并且只允许这一种文学发展，这是十分片面的做法。
文人之诗和诗人之诗的斗争本就是一种错误，只有把雪月风花与理学经典相结合，将想象融于才学才能创作出更加登峰造极的作品，从而使诗歌文化走上一个新的层次。因此树立正确的文学观念，理解并欣赏不同形式的文学和创作形式对文化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结语
虽然“诗人之诗”和“文人之诗”经历过高低之争，但“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与体裁，不论文人和诗人的关注点不同还是地位是否有差异，都不能使诗人之诗和文人之诗处在不同的境遇之中，只有两种诗词的形式共同进步，才能使得中国的诗词形式更加多元。
参考文献：
《宋代韩学研究》
《古诗考索》
诗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贯穿于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风格多样，不同的流派与诗人都有着极为显著的个人特色。因此在这百花齐放的诗坛之中逐渐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的论调便应运而生。那么这二者之间究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是截然不同的存在呢？
一、截然不同的诗篇
诗人之诗的特点最明显在于韵律丰富并且有一定的规则限制，写诗之人对于诗歌有自己的创作风格。诗歌的内容多为抒发诗人的远大志向或人生抱负，又或是感慨世事无常、人生难料的无奈，诗中所赋予的个人情感是整首诗的精髓所在。因此诗人之诗大多被认为是对雪月风花的感叹。
宋代之时，儒学义理的兴盛使诗人之诗面临着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便是文人之诗。宋代理学家张械认为诗人之诗在形式上太过于统一，而内容却缺乏意蕴，显得淡而无味。
而文人之诗却与诗人之诗相反，虽然一眼看去质朴无华,但其中意蕴绵长，历久而弥新。所以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在内涵、表达形式上形成了对立关系。
南宋盛如梓的《庶斋老学丛谈》中记载：“有以诗集呈南轩先生，先生曰：‘诗人之诗也，可惜不禁咀嚼。’或问其故，曰：‘非文人之诗。文人诗读著似质，却有无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觉深长。’”可以见得宋时之人对于文人之诗和诗人之诗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的区别有时也难以从字面上辨别，例如纳兰性德的词虽然向来用意明了，不像李商隐的诗表达隐讳，但事实上纳兰性德文学造诣极高，他的词作看似简单明了，实际上内涵丰富委婉曲折，在文人诗词的范畴内，而不是诗人诗词。
所以诗人之诗和文人之诗在本质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这种不同点的产生是由于时代背景下涌现出的作诗者所处的环境不同导致了心境的不同，因此他们所创作出来的诗作自然有不同的形式。
二、文人与诗人的人生理想
1、文人效力于朝堂，诗人寄情于山水
在宋代理学占据了主导地位之后，文人们更加重视诗词中的学理性，宋代诗人在文学创作中把目光集中于才学方面，而诗的美感倒时常被忽视，以才学为诗是主张儒学义理的诗人们最为看重的。宋代是文人辈出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文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绝对是名列前茅，文学的氛围十分浓。
在创作时将儒学义理与诗词融合已经成为宋代诗人们心照不宣的事实，诗词的创作不再仅仅感叹人生，抒发情感，而是融入了对政治的见解或是哲学奥义。
宋代诗词创作随处可见儒学义理的内涵，此类诗词让人觉得充满哲理性，比如朱熹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哲理深刻，而又意蕴悠长。宋代与唐代不同，唐代的诗人可以由诗而受到朝廷的关注，如李白。
然而在宋代，儒学义理是宋人所追捧的，受官僚推崇的人往往都是这一流派的文人，这些人才会被承认是文坛上的大家，这些文人除了研究诗词学问之外通常都是在朝廷任职的，如欧阳修。
而宋代诗人就是那些不愿意进入朝堂，或者没能够考取功名的较底层读书人。由于他们过着平民的生活，所以这些诗人创作的诗歌也更加生活化，以抒发个人情绪为主。
因此宋代形成了重视文人而忽视诗人的不良之风。因为诗人与文人身份地位的不同，“诗人之诗”和“文人之诗”也受到了区别对待，使这两者不论是体裁还是内容上都有了很大的区别。
由于宋代开始这种观念的存在，为官的或者地位较高的文人们都不愿意别人将他们当作诗人，甚至还会不悦于别人把他们称为诗人。那些诗人们也会十分自觉的和做学问的士人们保持距离，所以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
2、文人重理，诗人重情
诗人之诗和文人之诗的差别主要在于诗人之诗注重韵律，文人之诗注重才学。并且在文人看来诗人之诗辞藻华丽，却缺少内容。文人之诗除充满哲思外，更是教化读者，传播义理。
李复的《与候谟秀才书》中对韩愈的诗歌评价道：“子美长于诗，杂文似其诗；退之好为文，诗似其文。退之诗非诗人之诗，乃文人之诗也。”他侧重从诗、文体裁的区别来看待不同作家的创作特点，指明作家的艺术素养决定其艺术特征。所以诗人之诗和文人之诗具有明显不同的风格特点。
诗人所做的诗主要是依靠其自身对于事物的感触而记录下的观点，就如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有感而发的创作。而文人之诗则依赖于文人大家们年年岁岁的积累与思考，在文学的熏陶与长期努力的积累中创作出能够启发读者的富有哲理的诗词。
三、“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精神内涵
1、“诗人之诗”感时伤怀，“文人之诗”追寻哲理
诗人之诗的题材很少涉及时事政治，多以风花雪夜、人生感慨为主，取材方面从自身经历出发。创作形式上大多是以五言律诗和七言绝句为主，在对仗工整上极为讲究，而在宋代的时代背景之下不再将这样具有固定模式的诗词作为主要的创作形式。从而就创造出了以理学为主的新的诗词模式，也就是文人之诗。
文人之诗的题材就和诗人之诗截然不同，文人们着眼于国家大事和社会时政之中，或者是从某件事情中得到哲理性的探讨。文人之诗的内容更加深刻更能令人收获到更多的启发和心得。与诗人之诗相比，它的格局更加宏观，看待问题的方式也更为理性。
同时文人作诗时也不再局限于固定的格式，不像诗人之诗那样讲究对仗工整、押韵，格式比较随心所欲，具有诗人自己明显的风格，反而更注重于在叙事的过程中表达出其中蕴含的深厚哲理。
文人之诗和诗人之诗的确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来源是由于诗人与文人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地位的缘故。诗人之诗盛行的唐代是因为唐朝的思想自由形成了众多诗人直抒胸臆的创作，多为有感而发。而宋代理学日盛，儒学义理之风促使了文人之诗占据了主要地位。
2、个人情感与理学道义的碰撞
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虽然形式不同、发展方向不同，但二者应该各取所长，共同创造诗歌文化的新辉煌，而不是营造出一种水火不容的局面。
宋代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对立导致宋代以后诗词出现了一段时期的沉寂，二者的对立局面，使得过度重视理学的宋代对之前的诗歌文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即使是开创了新的文化形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无法阻止文化的局限性。
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是风花雪月遇上儒学义理，亦是个人灵感遇上理学道义，都是诗词史上的璀璨明珠。
虽然诗人之诗在宋代的民间流传甚广，并且也有一些著名的江湖诗派创作诗人之诗，被许多中下层人民喜爱，但是国家的不支持却无法让这种诗歌形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对诗人之诗的传承是极大的影响。
反观文人之诗，它虽然在统治阶级流传度高，但却并不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民众对它的了解也非常的片面，并不利于它长久的发展。所以在宋代之后诗词的发展遇到了瓶颈期，正是因为文人之诗和诗人之诗的互相排斥才产生了这样的局面。
文人之诗对诗人之诗的忽视是对文化的伤害，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必定需要有极大的包容之心，能够容纳多种文化共同发展。但当思想文化进步遇到限制时，它才只允许一种文化作为官方指定文学，并且只允许这一种文学发展，这是十分片面的做法。
文人之诗和诗人之诗的斗争本就是一种错误，只有把雪月风花与理学经典相结合，将想象融于才学才能创作出更加登峰造极的作品，从而使诗歌文化走上一个新的层次。因此树立正确的文学观念，理解并欣赏不同形式的文学和创作形式对文化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结语
虽然“诗人之诗”和“文人之诗”经历过高低之争，但“诗人之诗”与“文人之诗”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与体裁，不论文人和诗人的关注点不同还是地位是否有差异，都不能使诗人之诗和文人之诗处在不同的境遇之中，只有两种诗词的形式共同进步，才能使得中国的诗词形式更加多元。
参考文献：
《宋代韩学研究》
《古诗考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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