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0到1的突破!人工合成淀粉有何厉害之处】
设想一下,不需要种地,也不需要绿色植物,以太阳光、水和二氧化碳为原料,在工厂里就可以像植物一样源源不断生产出淀粉。是不是很神奇?而今,这看似遥不可及的一幕,在不久的将来,有望实现。
近期,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传来喜讯:经过6年技术攻关,科研团队在淀粉人工合成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合成。
不依赖植物光合作用,设计人工生物系统固定二氧化碳,合成淀粉,这一被国际学术界认为将是影响世界的重大颠覆性技术,究竟有何厉害之处?其突破,又有何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记者就此采访了论文的作者及相关专家。
突破瓶颈
中国人偏重碳水饮食,清代美食家袁枚曾在《随园食单》中这样写道,“粥饭本也,余菜末也”,足见国人对碳水的宠爱。这里所说的碳水即碳水化合物,由碳、氢、氧组成,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元素。而淀粉就是“粥饭”中最主要的碳水化合物,它是面粉、大米、玉米等粮食的主要成分,是养活全球人口最重要的食物原料,同时也是重要的工业原料。
多少年来,农作物通过光合作用,将水、二氧化碳等无机化合物合成可作为动物饲料和人类食物的糖类乃至淀粉等碳水化合物,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物化学反应过程。但这是效率最高的淀粉生产方式吗?答案是否定的。
根据论文通讯作者、天津工业生物所所长马延和提供的数据,在玉米等农作物中,将二氧化碳转变为淀粉,涉及约60步代谢反应以及复杂的生理调控,太阳能的利用效率不足2%。“植物经过亿万年进化,适应了自然环境,其固有属性制约了淀粉高效合成。”马延和称。
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摆脱植物来合成淀粉?自合成生物学诞生以来,人们就开始尝试人工构建非自然途径,实现二氧化碳到淀粉的转化,以突破植物媒介光合作用的瓶颈。但是,因为技术路线不清、瓶颈问题难测,这条科研之路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马延和等人还是决定勇闯“无人区”。2015年起,天津工业生物所在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目和天津市财政专项的支持下,立项开展二氧化碳合成淀粉的研究。
6年鏖战,研究团队终于如愿以偿。论文第一作者、天津工业生物所副研究员蔡韬兴奋地说:“我们拿合成淀粉与自然界中的淀粉比较,得到核磁结果是一模一样的,可以说,合成淀粉实际上与自然的淀粉是没有区别的。”
这意味着什么?数据显示,2019年,全世界有近7.5亿人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占世界总人口近十分之一。“即使是替代一部分粮食淀粉作为工业原料甚至饲料,也是对缓解农业压力的巨大贡献。”马延和表示。
技术路径
用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这项颠覆性技术是如何炼成的?马延和告诉记者,从能量角度看,光合作用的本质是将太阳光能转化为储藏在淀粉中的化学能。
可如何更高效地将光能转变为化学能?模拟和借鉴自然过程,构筑新的人工光合途径,科研人员想到了光能—电能—化学能的能量转变方式,首先通过光伏发电将光能转变为电能,通过光伏电水解产生氢气,然后通过催化利用氢气将二氧化碳还原生成甲醇,将电能转化为甲醇中储存的化学能,该过程的能量转化效率超过10%,远超光合作用的能量利用效率。
甲醇储存了来自太阳能的能量,但是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甲醇合成淀粉的生命过程。于是,科研人员又利用合成生物学的思想,从海量的生物化学反应数据中设计出了一条仅包含10步主反应的甲醇到淀粉的人工路线ASAP。
为将设计蓝图变为现实,科研人员还挖掘与改造了来自动物、植物、微生物等31个不同物种的62个生物酶催化剂,最终优中选优,使用10个酶逐步将一碳的甲醇转化为三碳的二羟基丙酮,进一步转化为六碳的磷酸葡萄糖,最终合成了直链和支链淀粉。
“这是实现人工光合作用合成淀粉的一种过程。”马延和说,从科学突破角度看,这一人工途径的淀粉合成,向设计自然、超越自然目标的实现迈进了一大步,为创建新功能的生物系统提供了新的科学基础。
从技术创新角度看,通过发展高效的人工催化剂和生物酶,研究团队从6568个生化反应中设计形成固碳与人工合成淀粉新途径。按照20%的光电转化效率计算,这条化学、生物杂合的人工合成淀粉新系统,理论能量转化效率可达7%,其淀粉合成速率比自然光合作用提高了3.5倍。
这意味着什么?蔡韬解释,按照目前技术参数推算,在能量供给充足的条件下,理论上1立方米大小的生物反应器年产淀粉量相当于5亩土地玉米种植的淀粉产量(按我国玉米淀粉平均亩产量计算),“这一成果为从二氧化碳到淀粉生产的工业车间制造打开了一扇窗”。
应用前景
在江南大学原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坚看来,食品生产大约占据全球40%的耕地,产生了25%的温室气体,作为最主要的粮食成分之一,淀粉的可持续供应是人类未来面临的重要挑战。这项研究成果将化学与生物的方法相结合,采用蛋白质工程和合成生物学等一系列新技术,从二氧化碳直接合成淀粉,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淀粉生产方式。这项研究工作是典型的从“0到1”的原创性成果,不仅对未来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具有革命性的影响,而且对全球生物制造产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马延和表示,如果未来该系统过程成本与农业种植相比具有经济可行性,并实际应用,将有可能节约90%以上的耕地和淡水资源,避免农药、化肥等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提高人类粮食安全水平。
不过,他同时强调,目前该成果尚处于实验室阶段,离实际应用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且面临诸多挑战。
“后续,研究团队还需要尽快实现从‘0到1’的概念突破到‘1到10’和‘10到100’的转换,让这项技术最终成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的有效手段和工具。”中科院副院长周琪表示,中科院将集成相关科技力量,一如既往地支持该项研究深入推进。
“当今世界面临全球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重大挑战,科技创新已成为重塑全球格局、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关键因素。二氧化碳的转化利用与人工合成淀粉,正是应对挑战的重大科技问题之一。”周琪说。
来源:经济日报
设想一下,不需要种地,也不需要绿色植物,以太阳光、水和二氧化碳为原料,在工厂里就可以像植物一样源源不断生产出淀粉。是不是很神奇?而今,这看似遥不可及的一幕,在不久的将来,有望实现。
近期,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传来喜讯:经过6年技术攻关,科研团队在淀粉人工合成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合成。
不依赖植物光合作用,设计人工生物系统固定二氧化碳,合成淀粉,这一被国际学术界认为将是影响世界的重大颠覆性技术,究竟有何厉害之处?其突破,又有何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记者就此采访了论文的作者及相关专家。
突破瓶颈
中国人偏重碳水饮食,清代美食家袁枚曾在《随园食单》中这样写道,“粥饭本也,余菜末也”,足见国人对碳水的宠爱。这里所说的碳水即碳水化合物,由碳、氢、氧组成,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元素。而淀粉就是“粥饭”中最主要的碳水化合物,它是面粉、大米、玉米等粮食的主要成分,是养活全球人口最重要的食物原料,同时也是重要的工业原料。
多少年来,农作物通过光合作用,将水、二氧化碳等无机化合物合成可作为动物饲料和人类食物的糖类乃至淀粉等碳水化合物,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物化学反应过程。但这是效率最高的淀粉生产方式吗?答案是否定的。
根据论文通讯作者、天津工业生物所所长马延和提供的数据,在玉米等农作物中,将二氧化碳转变为淀粉,涉及约60步代谢反应以及复杂的生理调控,太阳能的利用效率不足2%。“植物经过亿万年进化,适应了自然环境,其固有属性制约了淀粉高效合成。”马延和称。
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摆脱植物来合成淀粉?自合成生物学诞生以来,人们就开始尝试人工构建非自然途径,实现二氧化碳到淀粉的转化,以突破植物媒介光合作用的瓶颈。但是,因为技术路线不清、瓶颈问题难测,这条科研之路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马延和等人还是决定勇闯“无人区”。2015年起,天津工业生物所在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目和天津市财政专项的支持下,立项开展二氧化碳合成淀粉的研究。
6年鏖战,研究团队终于如愿以偿。论文第一作者、天津工业生物所副研究员蔡韬兴奋地说:“我们拿合成淀粉与自然界中的淀粉比较,得到核磁结果是一模一样的,可以说,合成淀粉实际上与自然的淀粉是没有区别的。”
这意味着什么?数据显示,2019年,全世界有近7.5亿人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占世界总人口近十分之一。“即使是替代一部分粮食淀粉作为工业原料甚至饲料,也是对缓解农业压力的巨大贡献。”马延和表示。
技术路径
用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这项颠覆性技术是如何炼成的?马延和告诉记者,从能量角度看,光合作用的本质是将太阳光能转化为储藏在淀粉中的化学能。
可如何更高效地将光能转变为化学能?模拟和借鉴自然过程,构筑新的人工光合途径,科研人员想到了光能—电能—化学能的能量转变方式,首先通过光伏发电将光能转变为电能,通过光伏电水解产生氢气,然后通过催化利用氢气将二氧化碳还原生成甲醇,将电能转化为甲醇中储存的化学能,该过程的能量转化效率超过10%,远超光合作用的能量利用效率。
甲醇储存了来自太阳能的能量,但是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甲醇合成淀粉的生命过程。于是,科研人员又利用合成生物学的思想,从海量的生物化学反应数据中设计出了一条仅包含10步主反应的甲醇到淀粉的人工路线ASAP。
为将设计蓝图变为现实,科研人员还挖掘与改造了来自动物、植物、微生物等31个不同物种的62个生物酶催化剂,最终优中选优,使用10个酶逐步将一碳的甲醇转化为三碳的二羟基丙酮,进一步转化为六碳的磷酸葡萄糖,最终合成了直链和支链淀粉。
“这是实现人工光合作用合成淀粉的一种过程。”马延和说,从科学突破角度看,这一人工途径的淀粉合成,向设计自然、超越自然目标的实现迈进了一大步,为创建新功能的生物系统提供了新的科学基础。
从技术创新角度看,通过发展高效的人工催化剂和生物酶,研究团队从6568个生化反应中设计形成固碳与人工合成淀粉新途径。按照20%的光电转化效率计算,这条化学、生物杂合的人工合成淀粉新系统,理论能量转化效率可达7%,其淀粉合成速率比自然光合作用提高了3.5倍。
这意味着什么?蔡韬解释,按照目前技术参数推算,在能量供给充足的条件下,理论上1立方米大小的生物反应器年产淀粉量相当于5亩土地玉米种植的淀粉产量(按我国玉米淀粉平均亩产量计算),“这一成果为从二氧化碳到淀粉生产的工业车间制造打开了一扇窗”。
应用前景
在江南大学原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坚看来,食品生产大约占据全球40%的耕地,产生了25%的温室气体,作为最主要的粮食成分之一,淀粉的可持续供应是人类未来面临的重要挑战。这项研究成果将化学与生物的方法相结合,采用蛋白质工程和合成生物学等一系列新技术,从二氧化碳直接合成淀粉,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淀粉生产方式。这项研究工作是典型的从“0到1”的原创性成果,不仅对未来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具有革命性的影响,而且对全球生物制造产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马延和表示,如果未来该系统过程成本与农业种植相比具有经济可行性,并实际应用,将有可能节约90%以上的耕地和淡水资源,避免农药、化肥等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提高人类粮食安全水平。
不过,他同时强调,目前该成果尚处于实验室阶段,离实际应用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且面临诸多挑战。
“后续,研究团队还需要尽快实现从‘0到1’的概念突破到‘1到10’和‘10到100’的转换,让这项技术最终成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的有效手段和工具。”中科院副院长周琪表示,中科院将集成相关科技力量,一如既往地支持该项研究深入推进。
“当今世界面临全球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重大挑战,科技创新已成为重塑全球格局、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关键因素。二氧化碳的转化利用与人工合成淀粉,正是应对挑战的重大科技问题之一。”周琪说。
来源:经济日报
新疆哈萨克族运动员为国争光,摔打了谁的谬论?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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