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万台农机具成我市农业春季生产主力军】气候暖和、雨水充沛，正是春耕春种、植物萌芽的大好时节。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尽管受疫情影响，全市目前春耕进度已达50%左右，与往年基本持平，共有近万台农机投入春耕环节，整体农业春季生产投入农机总数达近5万台。农机越来越成为现代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发挥着主力军作用。
弥补劳工紧缺 提高生产效率
阳春三月，气温回暖，早稻育秧开始了。3月10日，武义县履坦镇明达粮食合作社的育秧工厂开工。洒水、播种、覆土，经过床土混配加工生产线对育秧床土的混配处理，两条长约10米的播种流水线在10个工人的配合下，一天能生产1.7万盘育秧盘。
这是金华规模最大的机械化育秧基地，担负着武义一半早稻田，约6000多亩（20万盘）早稻的育秧任务。从浸种消毒、播种，到暗室催芽、炼芽摆盘、田间管理，大约1个月后即可生成成品秧。
同一时间，婺城区蒋堂镇的种粮大户盛桂有添置了两台无人植保机，700多亩土地，计划分三批播撒1.1万斤早稻种子。“原本想请河北的植保无人机服务公司来播种，但受疫情影响，一时半会到不了位，本地工人也很难找。”为了加快早稻播种、不误农时，盛桂有干脆自己动手。
3月18日，在琅琊镇东畈村土地上空，两台无人植保机盘旋着开始首批封草和播种作业。不到两分钟，一亩翻耕后的田地就被均匀播撒上了早稻种子。
“传统人工播种，一人一天只能播12亩，现在一个人装种子，一个人操控无人机，一天能播200亩。”盛桂有算账后发现无人机不仅能高效播种，还省下不少人工成本。传统人工播种每人每天工资300元，就算请无人机服务公司操作，每亩地也要10元，如今合作社社员自己动手，每亩地只需2~3元。
其实不仅是疫情影响，农业劳动力紧缺现象近年来愈发明显，我市不少农业主体通过上马自动化设备、引入生态高效发展模式、提升机械化操作水平等系列举措，不断加速农业领域“机器换人”步伐。
走在浙江康诚菌业有限公司的金针菇栽培工厂里，几乎每栋厂房的外沿墙壁上，抬眼都可看到输送瓶装培养基和金针菇的自动传送带。
“传送带总长大概800米，到不了的地方或者完成不了的作业，我们就用叉车代替。”工厂负责人王志锋介绍，从装瓶灭菌到接种搔菌和采收，这里全程自动化流水线作业，平均每个车间只需1~3人负责设备的运行和维护，整体比传统节省人工80%以上，提高生产效率50%。
提升农产品质量 实现“知天而作”
走进工厂栽培车间，一瓶瓶刚从培养室出来的培育基质，经机器去盖、搔菌、冲洗瓶口等步骤后，由上架机运上传送带，进入培育菇房，两台机器每小时可操作18000瓶。
“工厂化栽培金针菇不仅效率高，而且绿色生态、品质优良，市场价比普通的高出1/3到1/2。”王志锋指着流水线告诉我们，这一步骤可利于金针菇后期出芽，高度和平整度都更为一致，靠人工却无法实现。不仅如此，相比传统季节性人工培育，还能缩短一半生产周期，且全年全天候无休生产。剩余下脚料还可卖作有机肥、饲料、生物质颗粒燃料等，空瓶则通过传送带投入下一轮使用，实现绿色循环。
由此可见，“机器换人”的好处远不止节省劳工、提高效率，尤其是对于“靠天吃饭”的农业人而言，这更大程度上正在帮助他们实现“知天而作”。
明达育秧工厂的叠盘暗室催芽间里，一盘盘从播种流水线下来的育秧盘整齐有序地纵向叠放着。武义县畜牧农技中心技术专家孙雄彪告诉我们，这叫叠盘暗室出苗法。
秧苗催芽的传统操作是通过搭建田间小拱棚，使用薄膜自然加温，但天气不好控制，气温过高过低都会影响生长，一不小心就会烧苗，也容易发生集体出芽、工人来不及管护的情况。
相比之下，32℃的恒温暗室更像个后天“育婴房”。在这里，秧苗可以在最适宜的温度下茁壮成长。15米长的管道每隔20厘米就有个出气口，均匀向室内喷洒湿气。由于不受外界光照和温湿度变化影响，出芽也更为整齐均匀，叠放则是为了保证每个育秧盘恒温恒湿。待芽长半厘米出室后，还需进行一天一夜的炼苗才能下田管理，通俗来讲就是重新适应外界环境，达到增强抵抗力的目的。
熟悉茶叶生产的人都知道，传统炒茶需要人工跟进添加茶叶，费时费力又不好掌控，但在武义清境茶叶有限公司工厂里，33台炒茶机都安装有一左一右两个红外线感应器，负责发射信号到“中控大脑”，帮助系统完成自动检测。只要检测到有炒茶机缺料，系统就会操控补茶机通过输送轨道自动补给茶叶，使炒出来的茶叶色度更均匀，质量更优，工人也更省力。
转型升级加速 迈出全新步伐
从生产到加工，“机器换人”正在金华各农业领域遍地开花，不过就目前来看，粮食生产依旧是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市农业农村局农机管理站工作人员唐伟分享一组数据，截至去年底，我市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82.76%，粮食批次烘干能力超1.1万吨。
“粮食作为农业传统主导产业，农机购置补贴、技术推广力度也更大。”唐伟表示，相比机耕和收割，粮食栽植环节的机械化相对较弱，但也在逐步提升。以明达育秧工厂为例，播种流水线如今从每条每小时400盘增加至1000盘，远超省内大多数合作社每小时400盘的产量，本靠人工混配的床土改为机器操作，人工运输改为铲车运输，年均育秧量也从8万盘增长至20多万盘。
近年来，农业劳动力紧缺状况愈发明显，不少农业生产大户和主体都意识到提高机械化程度的重要性，加上疫情影响，“机器换人”更显迫切。“去年播种还有七八个工人，今年基本已经招不到了。”盛桂友说，经过自己这次试验，联合社19户种粮大户都有意向推广无人机播种，加起来有4000多亩土地，将节省一笔大开支，整体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
如果说农业“机器换人”是一个长期推进的过程，那么此次疫情就是一个加速器，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带来了新机遇。疫情期间，康诚菌业的线上销售额提升了3倍，尤其是小包装金针菇，市场潜力巨大，而这其中，年前新投入使用的金针菇枕式包装机发挥了很大作用，机器一压一放，每分钟可包装40袋。实际上，康诚菌业工厂现有的一半员工都集中在包装车间，受疫情影响有部分员工无法及时回岗，给产品包装造成一定压力，企业负责人认为这一块也有很大提升空间。
今年，省农业农村厅通报了2019年农业“机器换人”示范单位名单。其中，武义为主导产业示范县，婺城区雅畈镇、兰溪市云山街道、义乌市后宅街道、磐安县方前镇为示范乡镇（园区），6家企业获评示范基地。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省级示范县（市、区）3个（其中武义为主导产业示范县）、示范乡镇23个、示范基地41个，平均每年发放农机购置补贴3000万左右。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尽管受疫情影响，全市目前春耕进度已达50%左右，与往年基本持平，共有近万台农机投入春耕环节，整体农业春季生产投入农机总数达近5万台。农机越来越成为现代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发挥着主力军作用。
弥补劳工紧缺 提高生产效率
阳春三月，气温回暖，早稻育秧开始了。3月10日，武义县履坦镇明达粮食合作社的育秧工厂开工。洒水、播种、覆土，经过床土混配加工生产线对育秧床土的混配处理，两条长约10米的播种流水线在10个工人的配合下，一天能生产1.7万盘育秧盘。
这是金华规模最大的机械化育秧基地，担负着武义一半早稻田，约6000多亩（20万盘）早稻的育秧任务。从浸种消毒、播种，到暗室催芽、炼芽摆盘、田间管理，大约1个月后即可生成成品秧。
同一时间，婺城区蒋堂镇的种粮大户盛桂有添置了两台无人植保机，700多亩土地，计划分三批播撒1.1万斤早稻种子。“原本想请河北的植保无人机服务公司来播种，但受疫情影响，一时半会到不了位，本地工人也很难找。”为了加快早稻播种、不误农时，盛桂有干脆自己动手。
3月18日，在琅琊镇东畈村土地上空，两台无人植保机盘旋着开始首批封草和播种作业。不到两分钟，一亩翻耕后的田地就被均匀播撒上了早稻种子。
“传统人工播种，一人一天只能播12亩，现在一个人装种子，一个人操控无人机，一天能播200亩。”盛桂有算账后发现无人机不仅能高效播种，还省下不少人工成本。传统人工播种每人每天工资300元，就算请无人机服务公司操作，每亩地也要10元，如今合作社社员自己动手，每亩地只需2~3元。
其实不仅是疫情影响，农业劳动力紧缺现象近年来愈发明显，我市不少农业主体通过上马自动化设备、引入生态高效发展模式、提升机械化操作水平等系列举措，不断加速农业领域“机器换人”步伐。
走在浙江康诚菌业有限公司的金针菇栽培工厂里，几乎每栋厂房的外沿墙壁上，抬眼都可看到输送瓶装培养基和金针菇的自动传送带。
“传送带总长大概800米，到不了的地方或者完成不了的作业，我们就用叉车代替。”工厂负责人王志锋介绍，从装瓶灭菌到接种搔菌和采收，这里全程自动化流水线作业，平均每个车间只需1~3人负责设备的运行和维护，整体比传统节省人工80%以上，提高生产效率50%。
提升农产品质量 实现“知天而作”
走进工厂栽培车间，一瓶瓶刚从培养室出来的培育基质，经机器去盖、搔菌、冲洗瓶口等步骤后，由上架机运上传送带，进入培育菇房，两台机器每小时可操作18000瓶。
“工厂化栽培金针菇不仅效率高，而且绿色生态、品质优良，市场价比普通的高出1/3到1/2。”王志锋指着流水线告诉我们，这一步骤可利于金针菇后期出芽，高度和平整度都更为一致，靠人工却无法实现。不仅如此，相比传统季节性人工培育，还能缩短一半生产周期，且全年全天候无休生产。剩余下脚料还可卖作有机肥、饲料、生物质颗粒燃料等，空瓶则通过传送带投入下一轮使用，实现绿色循环。
由此可见，“机器换人”的好处远不止节省劳工、提高效率，尤其是对于“靠天吃饭”的农业人而言，这更大程度上正在帮助他们实现“知天而作”。
明达育秧工厂的叠盘暗室催芽间里，一盘盘从播种流水线下来的育秧盘整齐有序地纵向叠放着。武义县畜牧农技中心技术专家孙雄彪告诉我们，这叫叠盘暗室出苗法。
秧苗催芽的传统操作是通过搭建田间小拱棚，使用薄膜自然加温，但天气不好控制，气温过高过低都会影响生长，一不小心就会烧苗，也容易发生集体出芽、工人来不及管护的情况。
相比之下，32℃的恒温暗室更像个后天“育婴房”。在这里，秧苗可以在最适宜的温度下茁壮成长。15米长的管道每隔20厘米就有个出气口，均匀向室内喷洒湿气。由于不受外界光照和温湿度变化影响，出芽也更为整齐均匀，叠放则是为了保证每个育秧盘恒温恒湿。待芽长半厘米出室后，还需进行一天一夜的炼苗才能下田管理，通俗来讲就是重新适应外界环境，达到增强抵抗力的目的。
熟悉茶叶生产的人都知道，传统炒茶需要人工跟进添加茶叶，费时费力又不好掌控，但在武义清境茶叶有限公司工厂里，33台炒茶机都安装有一左一右两个红外线感应器，负责发射信号到“中控大脑”，帮助系统完成自动检测。只要检测到有炒茶机缺料，系统就会操控补茶机通过输送轨道自动补给茶叶，使炒出来的茶叶色度更均匀，质量更优，工人也更省力。
转型升级加速 迈出全新步伐
从生产到加工，“机器换人”正在金华各农业领域遍地开花，不过就目前来看，粮食生产依旧是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市农业农村局农机管理站工作人员唐伟分享一组数据，截至去年底，我市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82.76%，粮食批次烘干能力超1.1万吨。
“粮食作为农业传统主导产业，农机购置补贴、技术推广力度也更大。”唐伟表示，相比机耕和收割，粮食栽植环节的机械化相对较弱，但也在逐步提升。以明达育秧工厂为例，播种流水线如今从每条每小时400盘增加至1000盘，远超省内大多数合作社每小时400盘的产量，本靠人工混配的床土改为机器操作，人工运输改为铲车运输，年均育秧量也从8万盘增长至20多万盘。
近年来，农业劳动力紧缺状况愈发明显，不少农业生产大户和主体都意识到提高机械化程度的重要性，加上疫情影响，“机器换人”更显迫切。“去年播种还有七八个工人，今年基本已经招不到了。”盛桂友说，经过自己这次试验，联合社19户种粮大户都有意向推广无人机播种，加起来有4000多亩土地，将节省一笔大开支，整体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
如果说农业“机器换人”是一个长期推进的过程，那么此次疫情就是一个加速器，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带来了新机遇。疫情期间，康诚菌业的线上销售额提升了3倍，尤其是小包装金针菇，市场潜力巨大，而这其中，年前新投入使用的金针菇枕式包装机发挥了很大作用，机器一压一放，每分钟可包装40袋。实际上，康诚菌业工厂现有的一半员工都集中在包装车间，受疫情影响有部分员工无法及时回岗，给产品包装造成一定压力，企业负责人认为这一块也有很大提升空间。
今年，省农业农村厅通报了2019年农业“机器换人”示范单位名单。其中，武义为主导产业示范县，婺城区雅畈镇、兰溪市云山街道、义乌市后宅街道、磐安县方前镇为示范乡镇（园区），6家企业获评示范基地。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省级示范县（市、区）3个（其中武义为主导产业示范县）、示范乡镇23个、示范基地41个，平均每年发放农机购置补贴3000万左右。
【近5万台农机具成我市农业春季生产主力军】气候暖和、雨水充沛，正是春耕春种、植物萌芽的大好时节。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尽管受疫情影响，全市目前春耕进度已达50%左右，与往年基本持平，共有近万台农机投入春耕环节，整体农业春季生产投入农机总数达近5万台。农机越来越成为现代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发挥着主力军作用。
弥补劳工紧缺 提高生产效率
阳春三月，气温回暖，早稻育秧开始了。3月10日，武义县履坦镇明达粮食合作社的育秧工厂开工。洒水、播种、覆土，经过床土混配加工生产线对育秧床土的混配处理，两条长约10米的播种流水线在10个工人的配合下，一天能生产1.7万盘育秧盘。
这是金华规模最大的机械化育秧基地，担负着武义一半早稻田，约6000多亩（20万盘）早稻的育秧任务。从浸种消毒、播种，到暗室催芽、炼芽摆盘、田间管理，大约1个月后即可生成成品秧。
同一时间，婺城区蒋堂镇的种粮大户盛桂有添置了两台无人植保机，700多亩土地，计划分三批播撒1.1万斤早稻种子。“原本想请河北的植保无人机服务公司来播种，但受疫情影响，一时半会到不了位，本地工人也很难找。”为了加快早稻播种、不误农时，盛桂有干脆自己动手。
3月18日，在琅琊镇东畈村土地上空，两台无人植保机盘旋着开始首批封草和播种作业。不到两分钟，一亩翻耕后的田地就被均匀播撒上了早稻种子。
“传统人工播种，一人一天只能播12亩，现在一个人装种子，一个人操控无人机，一天能播200亩。”盛桂有算账后发现无人机不仅能高效播种，还省下不少人工成本。传统人工播种每人每天工资300元，就算请无人机服务公司操作，每亩地也要10元，如今合作社社员自己动手，每亩地只需2~3元。
其实不仅是疫情影响，农业劳动力紧缺现象近年来愈发明显，我市不少农业主体通过上马自动化设备、引入生态高效发展模式、提升机械化操作水平等系列举措，不断加速农业领域“机器换人”步伐。
走在浙江康诚菌业有限公司的金针菇栽培工厂里，几乎每栋厂房的外沿墙壁上，抬眼都可看到输送瓶装培养基和金针菇的自动传送带。
“传送带总长大概800米，到不了的地方或者完成不了的作业，我们就用叉车代替。”工厂负责人王志锋介绍，从装瓶灭菌到接种搔菌和采收，这里全程自动化流水线作业，平均每个车间只需1~3人负责设备的运行和维护，整体比传统节省人工80%以上，提高生产效率50%。
提升农产品质量 实现“知天而作”
走进工厂栽培车间，一瓶瓶刚从培养室出来的培育基质，经机器去盖、搔菌、冲洗瓶口等步骤后，由上架机运上传送带，进入培育菇房，两台机器每小时可操作18000瓶。
“工厂化栽培金针菇不仅效率高，而且绿色生态、品质优良，市场价比普通的高出1/3到1/2。”王志锋指着流水线告诉我们，这一步骤可利于金针菇后期出芽，高度和平整度都更为一致，靠人工却无法实现。不仅如此，相比传统季节性人工培育，还能缩短一半生产周期，且全年全天候无休生产。剩余下脚料还可卖作有机肥、饲料、生物质颗粒燃料等，空瓶则通过传送带投入下一轮使用，实现绿色循环。
由此可见，“机器换人”的好处远不止节省劳工、提高效率，尤其是对于“靠天吃饭”的农业人而言，这更大程度上正在帮助他们实现“知天而作”。
明达育秧工厂的叠盘暗室催芽间里，一盘盘从播种流水线下来的育秧盘整齐有序地纵向叠放着。武义县畜牧农技中心技术专家孙雄彪告诉我们，这叫叠盘暗室出苗法。
秧苗催芽的传统操作是通过搭建田间小拱棚，使用薄膜自然加温，但天气不好控制，气温过高过低都会影响生长，一不小心就会烧苗，也容易发生集体出芽、工人来不及管护的情况。
相比之下，32℃的恒温暗室更像个后天“育婴房”。在这里，秧苗可以在最适宜的温度下茁壮成长。15米长的管道每隔20厘米就有个出气口，均匀向室内喷洒湿气。由于不受外界光照和温湿度变化影响，出芽也更为整齐均匀，叠放则是为了保证每个育秧盘恒温恒湿。待芽长半厘米出室后，还需进行一天一夜的炼苗才能下田管理，通俗来讲就是重新适应外界环境，达到增强抵抗力的目的。
熟悉茶叶生产的人都知道，传统炒茶需要人工跟进添加茶叶，费时费力又不好掌控，但在武义清境茶叶有限公司工厂里，33台炒茶机都安装有一左一右两个红外线感应器，负责发射信号到“中控大脑”，帮助系统完成自动检测。只要检测到有炒茶机缺料，系统就会操控补茶机通过输送轨道自动补给茶叶，使炒出来的茶叶色度更均匀，质量更优，工人也更省力。
转型升级加速 迈出全新步伐
从生产到加工，“机器换人”正在金华各农业领域遍地开花，不过就目前来看，粮食生产依旧是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市农业农村局农机管理站工作人员唐伟分享一组数据，截至去年底，我市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82.76%，粮食批次烘干能力超1.1万吨。
“粮食作为农业传统主导产业，农机购置补贴、技术推广力度也更大。”唐伟表示，相比机耕和收割，粮食栽植环节的机械化相对较弱，但也在逐步提升。以明达育秧工厂为例，播种流水线如今从每条每小时400盘增加至1000盘，远超省内大多数合作社每小时400盘的产量，本靠人工混配的床土改为机器操作，人工运输改为铲车运输，年均育秧量也从8万盘增长至20多万盘。
近年来，农业劳动力紧缺状况愈发明显，不少农业生产大户和主体都意识到提高机械化程度的重要性，加上疫情影响，“机器换人”更显迫切。“去年播种还有七八个工人，今年基本已经招不到了。”盛桂友说，经过自己这次试验，联合社19户种粮大户都有意向推广无人机播种，加起来有4000多亩土地，将节省一笔大开支，整体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
如果说农业“机器换人”是一个长期推进的过程，那么此次疫情就是一个加速器，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带来了新机遇。疫情期间，康诚菌业的线上销售额提升了3倍，尤其是小包装金针菇，市场潜力巨大，而这其中，年前新投入使用的金针菇枕式包装机发挥了很大作用，机器一压一放，每分钟可包装40袋。实际上，康诚菌业工厂现有的一半员工都集中在包装车间，受疫情影响有部分员工无法及时回岗，给产品包装造成一定压力，企业负责人认为这一块也有很大提升空间。
今年，省农业农村厅通报了2019年农业“机器换人”示范单位名单。其中，武义为主导产业示范县，婺城区雅畈镇、兰溪市云山街道、义乌市后宅街道、磐安县方前镇为示范乡镇（园区），6家企业获评示范基地。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省级示范县（市、区）3个（其中武义为主导产业示范县）、示范乡镇23个、示范基地41个，平均每年发放农机购置补贴3000万左右。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尽管受疫情影响，全市目前春耕进度已达50%左右，与往年基本持平，共有近万台农机投入春耕环节，整体农业春季生产投入农机总数达近5万台。农机越来越成为现代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发挥着主力军作用。
弥补劳工紧缺 提高生产效率
阳春三月，气温回暖，早稻育秧开始了。3月10日，武义县履坦镇明达粮食合作社的育秧工厂开工。洒水、播种、覆土，经过床土混配加工生产线对育秧床土的混配处理，两条长约10米的播种流水线在10个工人的配合下，一天能生产1.7万盘育秧盘。
这是金华规模最大的机械化育秧基地，担负着武义一半早稻田，约6000多亩（20万盘）早稻的育秧任务。从浸种消毒、播种，到暗室催芽、炼芽摆盘、田间管理，大约1个月后即可生成成品秧。
同一时间，婺城区蒋堂镇的种粮大户盛桂有添置了两台无人植保机，700多亩土地，计划分三批播撒1.1万斤早稻种子。“原本想请河北的植保无人机服务公司来播种，但受疫情影响，一时半会到不了位，本地工人也很难找。”为了加快早稻播种、不误农时，盛桂有干脆自己动手。
3月18日，在琅琊镇东畈村土地上空，两台无人植保机盘旋着开始首批封草和播种作业。不到两分钟，一亩翻耕后的田地就被均匀播撒上了早稻种子。
“传统人工播种，一人一天只能播12亩，现在一个人装种子，一个人操控无人机，一天能播200亩。”盛桂有算账后发现无人机不仅能高效播种，还省下不少人工成本。传统人工播种每人每天工资300元，就算请无人机服务公司操作，每亩地也要10元，如今合作社社员自己动手，每亩地只需2~3元。
其实不仅是疫情影响，农业劳动力紧缺现象近年来愈发明显，我市不少农业主体通过上马自动化设备、引入生态高效发展模式、提升机械化操作水平等系列举措，不断加速农业领域“机器换人”步伐。
走在浙江康诚菌业有限公司的金针菇栽培工厂里，几乎每栋厂房的外沿墙壁上，抬眼都可看到输送瓶装培养基和金针菇的自动传送带。
“传送带总长大概800米，到不了的地方或者完成不了的作业，我们就用叉车代替。”工厂负责人王志锋介绍，从装瓶灭菌到接种搔菌和采收，这里全程自动化流水线作业，平均每个车间只需1~3人负责设备的运行和维护，整体比传统节省人工80%以上，提高生产效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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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化栽培金针菇不仅效率高，而且绿色生态、品质优良，市场价比普通的高出1/3到1/2。”王志锋指着流水线告诉我们，这一步骤可利于金针菇后期出芽，高度和平整度都更为一致，靠人工却无法实现。不仅如此，相比传统季节性人工培育，还能缩短一半生产周期，且全年全天候无休生产。剩余下脚料还可卖作有机肥、饲料、生物质颗粒燃料等，空瓶则通过传送带投入下一轮使用，实现绿色循环。
由此可见，“机器换人”的好处远不止节省劳工、提高效率，尤其是对于“靠天吃饭”的农业人而言，这更大程度上正在帮助他们实现“知天而作”。
明达育秧工厂的叠盘暗室催芽间里，一盘盘从播种流水线下来的育秧盘整齐有序地纵向叠放着。武义县畜牧农技中心技术专家孙雄彪告诉我们，这叫叠盘暗室出苗法。
秧苗催芽的传统操作是通过搭建田间小拱棚，使用薄膜自然加温，但天气不好控制，气温过高过低都会影响生长，一不小心就会烧苗，也容易发生集体出芽、工人来不及管护的情况。
相比之下，32℃的恒温暗室更像个后天“育婴房”。在这里，秧苗可以在最适宜的温度下茁壮成长。15米长的管道每隔20厘米就有个出气口，均匀向室内喷洒湿气。由于不受外界光照和温湿度变化影响，出芽也更为整齐均匀，叠放则是为了保证每个育秧盘恒温恒湿。待芽长半厘米出室后，还需进行一天一夜的炼苗才能下田管理，通俗来讲就是重新适应外界环境，达到增强抵抗力的目的。
熟悉茶叶生产的人都知道，传统炒茶需要人工跟进添加茶叶，费时费力又不好掌控，但在武义清境茶叶有限公司工厂里，33台炒茶机都安装有一左一右两个红外线感应器，负责发射信号到“中控大脑”，帮助系统完成自动检测。只要检测到有炒茶机缺料，系统就会操控补茶机通过输送轨道自动补给茶叶，使炒出来的茶叶色度更均匀，质量更优，工人也更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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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作为农业传统主导产业，农机购置补贴、技术推广力度也更大。”唐伟表示，相比机耕和收割，粮食栽植环节的机械化相对较弱，但也在逐步提升。以明达育秧工厂为例，播种流水线如今从每条每小时400盘增加至1000盘，远超省内大多数合作社每小时400盘的产量，本靠人工混配的床土改为机器操作，人工运输改为铲车运输，年均育秧量也从8万盘增长至20多万盘。
近年来，农业劳动力紧缺状况愈发明显，不少农业生产大户和主体都意识到提高机械化程度的重要性，加上疫情影响，“机器换人”更显迫切。“去年播种还有七八个工人，今年基本已经招不到了。”盛桂友说，经过自己这次试验，联合社19户种粮大户都有意向推广无人机播种，加起来有4000多亩土地，将节省一笔大开支，整体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
如果说农业“机器换人”是一个长期推进的过程，那么此次疫情就是一个加速器，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带来了新机遇。疫情期间，康诚菌业的线上销售额提升了3倍，尤其是小包装金针菇，市场潜力巨大，而这其中，年前新投入使用的金针菇枕式包装机发挥了很大作用，机器一压一放，每分钟可包装40袋。实际上，康诚菌业工厂现有的一半员工都集中在包装车间，受疫情影响有部分员工无法及时回岗，给产品包装造成一定压力，企业负责人认为这一块也有很大提升空间。
今年，省农业农村厅通报了2019年农业“机器换人”示范单位名单。其中，武义为主导产业示范县，婺城区雅畈镇、兰溪市云山街道、义乌市后宅街道、磐安县方前镇为示范乡镇（园区），6家企业获评示范基地。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省级示范县（市、区）3个（其中武义为主导产业示范县）、示范乡镇23个、示范基地41个，平均每年发放农机购置补贴3000万左右。
导读：2019年新年前夕,备受多方关注的青岛农商银行终于取得证监会的IPO批文,3月13日将上市交易。在这个岁岁吉祥的猪年,对青岛农商银行的所有股东都预示着即将迎来巨大的收获。一些金融专家预测,青岛农商银行上市后,可能冲破发行价,将给所有的股东带来丰厚的回报。不过青岛农商银行留给监管部门和广大股民的却是一本解释不清的糊涂账。部分原始股东难以确权被强制退出,不良资产转让弄虚作假,净资产较低,可能存在资不抵债状况,净资产率较低违反《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九条相关上市条款规定。一些法律专家建议,应该重新审核或叫停青岛农商银行的上市工作。
净资产率低依然上市
2019年2月1日,证监会发布消息称,根据《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办法》(证监会令第134号)的规定,决定聘任21人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十八届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
在这个名单公布之前,青岛农商银行也顺利过会,并且在近日拿到了批文。
这也是证监会换帅后第一个大的自身动作。与十七届发审委相比,十八届委员全部换人。这届拟任人选共计21人,其中证监会1人、地方证监局9人、深交所3人、律师事务所5人、会计事务所3人。与十七届发审委相比,十八届发审委委员数量从53名候选人大幅缩减至21人,同时券商、保险、基金和高校人员被全部剔除,上交所无人入选。
一位股民说,可别小看这21人,他们掌握着准备过会的每一家IPO企业的命门。
去年上市前,青岛农商银行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选择与命运。
在证监会设计的规则下,每个拟上市的企业必须通过证监会发审流程的十大环节:受理、见面会、问核、反馈会、预先披露、初审会、发审会、封卷、会后事项、核准发行。而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发审会。如果通过,将很快上市。
在该文组稿期间,恰逢证监会换帅。也是在换帅前,青岛农商银行匆匆忙忙拿到了IPO证书。
2018年8月10日,证监会发布公告称,解除祝献忠第十七届发行审核委员会(下称发审委)委员职务。祝献忠成为第十七届发审委首位遭解职的委员,也是首位因为腐败而落马的发审委委员。
在去年的11月20日,青岛农商银行就面对这样的生死局面。但是,它幸运过会。对于青岛农商银行的过会过程,一位内部人士说,可以用跌宕起伏、一言难尽来形容。
对于青岛农商银行进行了长久研究的某财经人士说,青岛农商银行能顺利过会,有点让人惊讶。许多不良资产处置问题重重,报表数字明显造假,证监会的审核有漏洞。
对于发审委的审核漏洞,来自江苏誉滕律师事务所的杨明伟律师说:“证监会发审委的审核有很不足的地方。”他举例说,“2018年11月16日,证监会发审委公布了175次工作会议公告,中国证监会第十七届发行审核委员会定于2018年11月20日召开175次工作会议。现将参会发审委员及发行申请人公告如下:
参会发审委员:王玉宝、蔡琦梁、曾宏武、龚俊、朱清滨、刘佳、黄侦武。审核的首发发行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他不解地说,“在11月20日召开发审会,11月16日就公布发审委人员名单,这给了上市公司和券商充分的公关机会。为什么不采取匿名和摇号的方式参与呢?”
据记者了解,杨律师反映的青岛农商银行上市前这个制度的漏洞,是2017年7月7日第134号令《关于修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办法>的决定》中相关条款规定的。
在青岛农商银行上市过程中,记者发现,其净资产较低,净资产率不足7%。
对于净资产较低的问题,《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九条规定, 原有企业改组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公司发行股票,除应当符合本条例第八条所列条件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发行前一年末,净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三十。
律师杨明伟说:“违反这一条的,应该很难上市。”
而截至2017年12月31日,青岛农商银行净资产率只有7%。依据这个标准,青岛农商银行是不能上市的。在11月16日公布发审委名单后,11月20日,青岛农商银行虽然问题重重,依然有惊无险过会。
来自金融界的一位专家也说:“上市是关系国家经济活动的大事,发审委的审核制度落后,制度太松。应该改革发审制度,采取摇号或匿名评审的方式进行,可能更公平一些。”
原始股东的诉讼风险高企
据了解,青岛农商银行是在原青岛华丰农村合作银行、青岛城阳农村合作银行、青岛黄岛农村合作银行、青岛即墨农村合作银行和胶州、胶南、平度、莱西农村信用联社及青岛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基础上,以新设合并方式发起设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省内第一家在整合全市农村信用社基础上组建的农村商业银行。
在几十年前,这些农村信用联社等金融机构,管理松散,股权混乱。
2012年,上述数家金融机构合并成立了青岛农村商业银行。一位内部人士说,青岛农村商业银行成立的过程中,一些原始股东被踢出去,大量不良贷款被剥离。
来自青岛的一位参股人士透露:“青岛农商银行改制前,至少有1万个左右的原始股东,100亿上下的烂账(指不良贷款)。除了公布的49亿不良贷款,其余的都被隐瞒和运作了。”
对于青岛农商银行这些瑕疵,中国证监会在2018年11月20日的初审会上也提出了评委会的看法:2011年九家行社以新设合并方式设立发行人时,将原九家行社无法联系、无法确认权利人身份的原股东(社员)4023户所享有的金额共计4298万元股本不作为发行人股本,而是计入发行人的“其他应付款”科目。请发行人代表说明:(1)上述处理的合法性和相关法律依据,是否侵犯九家行社原股东(社员)的合法权益;(2)上述事项后续处置情况,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相关股东承诺是否切实可行。请保荐代表人说明核查依据、过程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青岛农商银行在改制前的原始股东是否会在青岛农村商业银行上市后,因股权被剥离,是否会发起权利诉讼将是一个未知数。
眼花缭乱的不良贷款处置
根据1月10日青岛农商行的招股说明书显示,自青岛农商行设立以来,通过剥离转让股东认购等方式,大量处理不良资产。
其中不良贷款债权转让的受让方主要有12家企业:青岛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国信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青岛景岱实业有限公司、青岛金胶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国信(青岛胶州)金融发展有限公司、青岛泰裕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青岛中科昊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国鑫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日照钢铁控股集团、青岛泉海即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青岛宇方安达门窗有限公司等企业。
从2013年到2017年上半年,该行由关联方或国资背景的资产管理公司受让不良贷款债权的金额开始迅猛增长;向上述12家公司转让其不良资产成为青岛农商行最重要的手段。
而其中转让价格更是“蹊跷”，招股说明书中的前20笔不良贷款,有一笔已经完全减值计提了,另外19笔中,有14笔竟然直接以贷款的账面原值或溢价转让给受让方。这种转让不良贷款的方式全国罕见。
这些企业中,青岛国信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信(青岛胶州)金融发展有限公司、青岛国鑫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青岛农商行关联方。而其中青岛国信发展资产有限公司控股的国信(青岛胶州)金融发展有限公司和青岛国信发展资本有限公司,均大量受让了青岛农商行的不良贷款。明显有替大股东背包的嫌疑。
而青岛金胶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关联方国信金融发展的股东,与青岛农商行有间接的关联关系，日照钢铁控股更是青岛农商行持股超过5%的股东。
招股书显示,截至2014年末、2015年末、2016年末、2017年6月末,青岛农商银行已逾期贷款金额分别为49.34亿元、57.08亿元、44.96亿元、40.79亿元,分别占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的5.72%、6.02%、4.45%、3.83%。来自某审计事务所的吴芳注册会计师说:“青岛农商银行这个报表,还是在不断进行不良贷款的转让与分配股东收购的情况下美化的结果。”
截至招股书签署日,青岛农商银行尚未了结的争议标的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共22笔,涉诉金额共计93010.72万元,在上述案件中,青岛农商银行均为原告,且均为该行从事银行业务所引起的借贷纠纷或追偿贷款纠纷。而这些仅仅是该行众多诉讼追讨不良贷款的冰山一角。
除了关联交易剔除不良资产外,青岛商业银行还分配不良资产包:如2018年6月4日青岛农村商业银行发布公告:我行将于2018年6月4日起,分配股东认购不良资产包净回收现金额,每1元不良资产包份额分配净回收现金额0.15元(量化至每股为0.09元),该部分资金将直接转入各位股东分红账户。
不良贷款竟然卖出溢价的水平,接盘的都是青岛农商银行的关联单位。
这些眼花缭乱的不良资产转让,让人觉得,青岛农商银行就是为了上市,美化财务报表,上演的一出出大戏而已。
4年打了6000起的缠身官司
据统计,自青岛农商银行成立以来, 4年打了6000起官司,许多官司尚未了结,大部分官司都是涉及贷款。
这家银行从2012年-2018年间,就面临过接近6000起民事诉讼案件。相当于每天这家银行都面临着3起诉讼案件。其中存在着大量的逾期贷款未还的案件。
一位财务观察人士说,官司缠身说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在风险管控方面能力弱化。
截止招股书签署日,青岛农商银行尚未了结的争议诉讼标的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共22起,涉诉金额共计9.30亿元。而在未决诉讼案件中,位居首位的欠款本金多达3.33亿元,其中青岛赛尔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被告之一,也是青岛农商行的股东之一。这笔贷款也属于关联交易。
而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严禁商业银行对股东进行无抵押信用担保贷款,否则就是关联交易,应该追究责任。
截至2017年7月31日,青岛农商行还有15户股东所持的合计6407万股股份被司法冻结。其中9户股东正是因为与该行存在关联方贷款违约,而坐上了被告席。
根据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出具的《股份托管情况说明》,截至2017年7月31日,青岛农商银行股东所持该行股份质押在他人处共计8笔,涉及股份总数为59620万股,占该行本次发行前股份总额的11.92%。
来自北京国富豪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张鹏飞说:“根据青岛农村商业银行2017年12月31日已经公布的财务报表,它的总资产是247769644000元,总负债是230645363000元,净资产率仅为7%。扣除一些美化的数据及加上不良贷款,青岛农村商业银行可能资不抵债。”
就是在这样问题迭出、财务数据倍受质疑的情况下。11月20日,青岛农村商业银行居然过会,并与近日拿到了IPO证书,3月13日将公开认购。
对此,杨明伟律师建议,证监会应该暂停青岛农村商业银行的上市发行工作。
2月18日,记者通过青岛银监会农村金融监管处联系到青岛农商银行办公室工作人员,希望采访青岛农商银行负责人,就管理层持股、不良贷款转让、资产负债、关联交易等等有关问题进行采访,但迄今没有回应。（中国城市报）
净资产率低依然上市
2019年2月1日,证监会发布消息称,根据《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办法》(证监会令第134号)的规定,决定聘任21人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十八届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
在这个名单公布之前,青岛农商银行也顺利过会,并且在近日拿到了批文。
这也是证监会换帅后第一个大的自身动作。与十七届发审委相比,十八届委员全部换人。这届拟任人选共计21人,其中证监会1人、地方证监局9人、深交所3人、律师事务所5人、会计事务所3人。与十七届发审委相比,十八届发审委委员数量从53名候选人大幅缩减至21人,同时券商、保险、基金和高校人员被全部剔除,上交所无人入选。
一位股民说,可别小看这21人,他们掌握着准备过会的每一家IPO企业的命门。
去年上市前,青岛农商银行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选择与命运。
在证监会设计的规则下,每个拟上市的企业必须通过证监会发审流程的十大环节:受理、见面会、问核、反馈会、预先披露、初审会、发审会、封卷、会后事项、核准发行。而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发审会。如果通过,将很快上市。
在该文组稿期间,恰逢证监会换帅。也是在换帅前,青岛农商银行匆匆忙忙拿到了IPO证书。
2018年8月10日,证监会发布公告称,解除祝献忠第十七届发行审核委员会(下称发审委)委员职务。祝献忠成为第十七届发审委首位遭解职的委员,也是首位因为腐败而落马的发审委委员。
在去年的11月20日,青岛农商银行就面对这样的生死局面。但是,它幸运过会。对于青岛农商银行的过会过程,一位内部人士说,可以用跌宕起伏、一言难尽来形容。
对于青岛农商银行进行了长久研究的某财经人士说,青岛农商银行能顺利过会,有点让人惊讶。许多不良资产处置问题重重,报表数字明显造假,证监会的审核有漏洞。
对于发审委的审核漏洞,来自江苏誉滕律师事务所的杨明伟律师说:“证监会发审委的审核有很不足的地方。”他举例说,“2018年11月16日,证监会发审委公布了175次工作会议公告,中国证监会第十七届发行审核委员会定于2018年11月20日召开175次工作会议。现将参会发审委员及发行申请人公告如下:
参会发审委员:王玉宝、蔡琦梁、曾宏武、龚俊、朱清滨、刘佳、黄侦武。审核的首发发行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他不解地说,“在11月20日召开发审会,11月16日就公布发审委人员名单,这给了上市公司和券商充分的公关机会。为什么不采取匿名和摇号的方式参与呢?”
据记者了解,杨律师反映的青岛农商银行上市前这个制度的漏洞,是2017年7月7日第134号令《关于修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办法>的决定》中相关条款规定的。
在青岛农商银行上市过程中,记者发现,其净资产较低,净资产率不足7%。
对于净资产较低的问题,《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九条规定, 原有企业改组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公司发行股票,除应当符合本条例第八条所列条件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发行前一年末,净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三十。
律师杨明伟说:“违反这一条的,应该很难上市。”
而截至2017年12月31日,青岛农商银行净资产率只有7%。依据这个标准,青岛农商银行是不能上市的。在11月16日公布发审委名单后,11月20日,青岛农商银行虽然问题重重,依然有惊无险过会。
来自金融界的一位专家也说:“上市是关系国家经济活动的大事,发审委的审核制度落后,制度太松。应该改革发审制度,采取摇号或匿名评审的方式进行,可能更公平一些。”
原始股东的诉讼风险高企
据了解,青岛农商银行是在原青岛华丰农村合作银行、青岛城阳农村合作银行、青岛黄岛农村合作银行、青岛即墨农村合作银行和胶州、胶南、平度、莱西农村信用联社及青岛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基础上,以新设合并方式发起设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省内第一家在整合全市农村信用社基础上组建的农村商业银行。
在几十年前,这些农村信用联社等金融机构,管理松散,股权混乱。
2012年,上述数家金融机构合并成立了青岛农村商业银行。一位内部人士说,青岛农村商业银行成立的过程中,一些原始股东被踢出去,大量不良贷款被剥离。
来自青岛的一位参股人士透露:“青岛农商银行改制前,至少有1万个左右的原始股东,100亿上下的烂账(指不良贷款)。除了公布的49亿不良贷款,其余的都被隐瞒和运作了。”
对于青岛农商银行这些瑕疵,中国证监会在2018年11月20日的初审会上也提出了评委会的看法:2011年九家行社以新设合并方式设立发行人时,将原九家行社无法联系、无法确认权利人身份的原股东(社员)4023户所享有的金额共计4298万元股本不作为发行人股本,而是计入发行人的“其他应付款”科目。请发行人代表说明:(1)上述处理的合法性和相关法律依据,是否侵犯九家行社原股东(社员)的合法权益;(2)上述事项后续处置情况,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相关股东承诺是否切实可行。请保荐代表人说明核查依据、过程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青岛农商银行在改制前的原始股东是否会在青岛农村商业银行上市后,因股权被剥离,是否会发起权利诉讼将是一个未知数。
眼花缭乱的不良贷款处置
根据1月10日青岛农商行的招股说明书显示,自青岛农商行设立以来,通过剥离转让股东认购等方式,大量处理不良资产。
其中不良贷款债权转让的受让方主要有12家企业:青岛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国信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青岛景岱实业有限公司、青岛金胶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国信(青岛胶州)金融发展有限公司、青岛泰裕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青岛中科昊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国鑫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日照钢铁控股集团、青岛泉海即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青岛宇方安达门窗有限公司等企业。
从2013年到2017年上半年,该行由关联方或国资背景的资产管理公司受让不良贷款债权的金额开始迅猛增长;向上述12家公司转让其不良资产成为青岛农商行最重要的手段。
而其中转让价格更是“蹊跷”，招股说明书中的前20笔不良贷款,有一笔已经完全减值计提了,另外19笔中,有14笔竟然直接以贷款的账面原值或溢价转让给受让方。这种转让不良贷款的方式全国罕见。
这些企业中,青岛国信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信(青岛胶州)金融发展有限公司、青岛国鑫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青岛农商行关联方。而其中青岛国信发展资产有限公司控股的国信(青岛胶州)金融发展有限公司和青岛国信发展资本有限公司,均大量受让了青岛农商行的不良贷款。明显有替大股东背包的嫌疑。
而青岛金胶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关联方国信金融发展的股东,与青岛农商行有间接的关联关系，日照钢铁控股更是青岛农商行持股超过5%的股东。
招股书显示,截至2014年末、2015年末、2016年末、2017年6月末,青岛农商银行已逾期贷款金额分别为49.34亿元、57.08亿元、44.96亿元、40.79亿元,分别占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的5.72%、6.02%、4.45%、3.83%。来自某审计事务所的吴芳注册会计师说:“青岛农商银行这个报表,还是在不断进行不良贷款的转让与分配股东收购的情况下美化的结果。”
截至招股书签署日,青岛农商银行尚未了结的争议标的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共22笔,涉诉金额共计93010.72万元,在上述案件中,青岛农商银行均为原告,且均为该行从事银行业务所引起的借贷纠纷或追偿贷款纠纷。而这些仅仅是该行众多诉讼追讨不良贷款的冰山一角。
除了关联交易剔除不良资产外,青岛商业银行还分配不良资产包:如2018年6月4日青岛农村商业银行发布公告:我行将于2018年6月4日起,分配股东认购不良资产包净回收现金额,每1元不良资产包份额分配净回收现金额0.15元(量化至每股为0.09元),该部分资金将直接转入各位股东分红账户。
不良贷款竟然卖出溢价的水平,接盘的都是青岛农商银行的关联单位。
这些眼花缭乱的不良资产转让,让人觉得,青岛农商银行就是为了上市,美化财务报表,上演的一出出大戏而已。
4年打了6000起的缠身官司
据统计,自青岛农商银行成立以来, 4年打了6000起官司,许多官司尚未了结,大部分官司都是涉及贷款。
这家银行从2012年-2018年间,就面临过接近6000起民事诉讼案件。相当于每天这家银行都面临着3起诉讼案件。其中存在着大量的逾期贷款未还的案件。
一位财务观察人士说,官司缠身说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在风险管控方面能力弱化。
截止招股书签署日,青岛农商银行尚未了结的争议诉讼标的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共22起,涉诉金额共计9.30亿元。而在未决诉讼案件中,位居首位的欠款本金多达3.33亿元,其中青岛赛尔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被告之一,也是青岛农商行的股东之一。这笔贷款也属于关联交易。
而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严禁商业银行对股东进行无抵押信用担保贷款,否则就是关联交易,应该追究责任。
截至2017年7月31日,青岛农商行还有15户股东所持的合计6407万股股份被司法冻结。其中9户股东正是因为与该行存在关联方贷款违约,而坐上了被告席。
根据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出具的《股份托管情况说明》,截至2017年7月31日,青岛农商银行股东所持该行股份质押在他人处共计8笔,涉及股份总数为59620万股,占该行本次发行前股份总额的11.92%。
来自北京国富豪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张鹏飞说:“根据青岛农村商业银行2017年12月31日已经公布的财务报表,它的总资产是247769644000元,总负债是230645363000元,净资产率仅为7%。扣除一些美化的数据及加上不良贷款,青岛农村商业银行可能资不抵债。”
就是在这样问题迭出、财务数据倍受质疑的情况下。11月20日,青岛农村商业银行居然过会,并与近日拿到了IPO证书,3月13日将公开认购。
对此,杨明伟律师建议,证监会应该暂停青岛农村商业银行的上市发行工作。
2月18日,记者通过青岛银监会农村金融监管处联系到青岛农商银行办公室工作人员,希望采访青岛农商银行负责人,就管理层持股、不良贷款转让、资产负债、关联交易等等有关问题进行采访,但迄今没有回应。（中国城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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