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哈萨克族运动员为国争光，摔打了谁的谬论？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贵阳清镇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保市民“菜篮子” 鼓村民“钱袋子”】9月17日早上，淅淅沥沥的小雨让清镇市红枫湖镇骆家桥村充满凉意，但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大棚内却是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丰收喽！”随着一声嘹亮的吆喝，村民将一筐筐刚从大棚里采摘的辣椒抬上小货车。经过分拣、配送，第二天一大早，这些辣椒便将出现在贵阳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居民的餐桌上。
从6月初开始，基地的1200亩螺丝椒、泡椒、彩椒、线椒等便进入丰收期。一串串绿油油、红灿灿的辣椒，不仅为村民带来丰收的喜悦，更带来红火的日子。
清镇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是贵阳市2.5万亩高标准蔬菜基地中的一个。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的建设，不仅保障了市民的“菜篮子”，也为乡村振兴增添了更多动力。
基地年产蔬菜8000吨
驱车沿着沥青路进入骆家桥村，翻过一个不高的小坡，一个个银白色的蔬菜大棚便映入眼帘。拾级登上基地监测平台放眼望去，200多个蔬菜大棚鳞次栉比，非常壮观。
这里是近年来贵阳围绕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目标，着力发展都市现代设施农业的一个代表。
为破解农业长期处于“小散弱”的局面，贵阳选择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按照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及品牌化推介，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对农村资源进行整合，对农业生产方式进行升级，支持贵阳农投集团在全市建设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在探索发展都市现代设施农业的同时，解决贵阳蔬菜保供季节性缺口和供应结构性不平衡的问题。
2019年4月1日，贵阳市2.5万亩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建设开工仪式在骆家桥村举行，正式开启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建设之路。
“大棚的棚型是‘圆拱形连栋大棚’，棚型高度5.8米，肩高4米，比传统连栋大棚高了1米，可以更好地对温度和湿度进行调控，还配备了内遮阳、顶开窗、侧膜、滴灌系统、喷灌系统、智能化温控系统等。”贵阳清镇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负责人贺彦鸿说，基地采用边建设边生产方式，去年底全面建成427个高标准蔬菜大棚和200亩露天种植基地，按照“优质茄果类+特色生态叶菜”周年栽培模式，年可生产优质生态蔬菜8000吨，实现蔬菜周年生产、持续供应。
今年3月，收获完最后一批西兰花、羊肚菌等蔬菜之后，基地大棚和露天种植区域都种上了辣椒，其中螺丝椒490亩、泡椒227亩、线椒150亩、彩椒38亩。现在正值丰收期，红的、绿的、黄的各色辣椒挂满枝头。
“红辣椒已经十成熟了，没坏就都摘了。”基地的种植师傅姜献伟在大棚里跟着村民一边采摘一边教他们如何辨别辣椒成熟度，采收成熟度最佳的辣椒。
姜献伟去年3月被贵阳农投集团旗下扶贫公司从安徽聘请来到基地，吃住都在基地，手把手地教村民们打枝、管护、病虫害防治等种植管理技术。除了他，基地还有2名种植师傅、2名技术人员。
“根据集团公司的指导意见和规程，种苗、采收、技术服务等都实行统一的标准化管理。”贺彦鸿说，基地实行分片区管理，每个种植师傅都有自己的负责区域，每个片区务工的村民也成立工作组，由组长管理。
为了充分发挥蔬菜产地优势，基地今年建成投用集分拣、冷藏、冷冻、尾菜处理等于一体的采后处理中心。当辣椒装满一车后，几分钟便能送到分拣中心，按照一级、二级、次级等三个标准进行分拣打包，然后再装车发送到贵阳及粤港澳大湾区等省内外市场。
“分拣中心每天有30多位村民进行分拣，一天能分拣打包20吨至30吨辣椒。”贺彦鸿说，基地按照订单农业发展，种植品种和规模都根据集团产销对接会的订单来安排，销路不用愁。
建设高标准大棚、实行标准化管理、有专门技术指导和市场销路，基地生产秩序井然、周年不断。今年以来，已生产2730吨辣椒等蔬菜，全年辣椒预计采收4100吨。
村民一年收入10多万
“今天到八片区8-2大棚采收螺丝椒，大家把背篼带起。”9月17日早上6点过，作为基地务工组长的顾尚祝便把当天的工作安排发在微信组工作群里。她和组员们本来负责采摘露天种植的线椒，但因为下雨便来到大棚帮忙采摘螺丝椒。7点多钟，十几位村民便已到位开始在大棚里忙活起来。
“当时村里要建蔬菜基地，我们家是举双手赞成的。”顾尚祝一边摘辣椒一边说，“基地建起来后，真的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
基地还没建好之前，和不少工友一样，顾尚祝一直在家务农，家里9亩多土地种的玉米、水稻仅够糊口，生活全靠丈夫在外给矿山跑货车支撑，一家人过得紧巴巴的。村里建基地时，她家把9亩多土地全部流转到基地，每亩地有700元租金，仅土地租金每年就有6000多元收入，而且每三年还递增100元/亩。
“我在基地帮忙种菜、管理、采收，有了稳定的工作，一天工作8小时有100元的工资，加班费另算，一个月下来有3000多元收入。”顾尚祝说，她丈夫也舍远就近，专门给基地开货车，一个月能拿6000元工资，一家两口靠着家门口的蔬菜基地一年能有10多万元的收入。
蔬菜基地建在家门口，越来越多像顾尚祝一样的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产业饭”，摇身一变成为“农业工人”。
“我们村处于红枫湖水源保护区，不能发展工业，以前村里除了400余亩苗木基地没有其他产业，村民收入主要靠种玉米、水稻这些传统农作物，产量一般、收入也低，久而久之大家就不愿意种地，好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有的土地也撂荒了。”骆家桥村党支部书记李政伦说，建设高标准蔬菜基地既能保护好“水缸”，又能让土地生“金”，给村民带来增收，也给村子增添了活力。
贵阳强化利益联结，通过“龙头企业+县级平台公司+村集体经济+农户”的组织方式建设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骆家桥基地流转了3200余亩土地，按照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采取“三钱分红”模式发展，即土地租金为“土地钱”，入股土地收益分红为“分红钱”，村民务工收入为“务工钱”。
“我们村成立了骆家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将撂荒地以村集体经济的名义入股到基地，每年村集体经济能有50万元土地分红收入，还组织派遣村民特别是流转土地和贫困的村民到基地务工，劳务派遣费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李政伦说，如今，全村有一半的村民在基地上班，以前在外地外省打工的村民也纷纷返乡。
村民荷包“鼓起来”只是建设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给骆家桥村带来的新变化之一，村里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改善。
“以前的路又窄又烂，现在新修的路又宽又好。更重要的是，产业兴起来，经济发展了，村民收入有了保障，村民的精神面貌也越来越好，主人翁意识更强了，干事更有积极性了。”李政伦说。
科技助力种菜更“智慧”
在清镇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有8个试验大棚，里面种着新引进的辣椒、番茄、黄瓜、丝瓜等几大类蔬菜、300多个品种。
走进3-12号试验大棚，螺丝椒、泡椒等辣椒类蔬菜长势良好，基地技术人员陈芬正在对辣椒的果长、果径、肉厚、结果数等数据进行测量记录。
“这个螺丝椒品种叫‘炫美’，今年5月25日开始结果，现在果长26cm、果肩宽36.2mm、肉厚2.5mm、小区结果数86个，品种表现还可以。”陈芬说，“蔬菜品种决定着蔬菜的产量和质量，‘适合种什么蔬菜’是重要课题，以前没有技术积累，通过试验种植，可以筛选出符合贵州当地气候和栽培环境、产量高、口感好、抗虫害能力强的蔬菜品种。”
作为贵州最早大规模发展设施农业的地区之一，骆家桥基地通过大棚试验种植筛选现代化品种，清镇市红枫湖镇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海拔1200至1400米，年平均气温14℃，年降雨量在1091-1414毫米，为贵州贵阳大部分地区蔬菜品种筛选提供了相近的地理气候参考。从去年开始，在与贵州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下，骆家桥基地就开始大棚试验种植，今年已经是第二年了。
“去年我们引种了茄子、丝瓜、苦瓜、黄瓜、南瓜、番茄、辣椒等几大类蔬菜一共700多个品种，通过筛选，我们淘汰了一些不合适的品种，今年继续对表现比较好、具有发展优势的辣椒、番茄、甘蓝等多个蔬菜品种进行试验种植。”陈芬说，“现在基地采收的螺丝椒、泡椒等品种，就是我们去年筛选出的优良品种‘博陇’、‘先红6号’。”
在建设之初就以“打造生态友好型智慧农业样板”为目标的骆家桥高标准蔬菜基地，在着力为黔菜高质量发展提供良种支撑的同时，也积极推进农业与大数据的融合，让数据“说话”、技术“指导”，实现生产更精准、更智慧。
“土壤温度24℃、湿度25%RH，空气温度30℃、空气湿度54%RH，二氧化氮浓度570.0ppm，光照强度1668.0Lux……”在基地指挥部，贺彦鸿点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APP，不用去到现场便全面掌握了基地3-3号大棚情况。
这是贵阳市农投集团专门开发建设的集物联网管控平台、智能水肥管理平台、安防监控平台、统一登录认证平台等于一体的信息化大数据系统，可以实现大棚精细化的管理和远程设备控制，今年初开始在骆家桥基地的8个试验大棚试运行。
“通过系统，可以更精准地监控棚内空气、土壤温湿度等环境情况，指导我们开关顶窗、侧窗、遮阳网，及时调整植物生长所需的条件。”贺彦鸿说，物联网技术、云计算、大数据、数字通信技术让蔬菜种植更加“智慧”。（编辑：九月）
“丰收喽！”随着一声嘹亮的吆喝，村民将一筐筐刚从大棚里采摘的辣椒抬上小货车。经过分拣、配送，第二天一大早，这些辣椒便将出现在贵阳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居民的餐桌上。
从6月初开始，基地的1200亩螺丝椒、泡椒、彩椒、线椒等便进入丰收期。一串串绿油油、红灿灿的辣椒，不仅为村民带来丰收的喜悦，更带来红火的日子。
清镇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是贵阳市2.5万亩高标准蔬菜基地中的一个。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的建设，不仅保障了市民的“菜篮子”，也为乡村振兴增添了更多动力。
基地年产蔬菜8000吨
驱车沿着沥青路进入骆家桥村，翻过一个不高的小坡，一个个银白色的蔬菜大棚便映入眼帘。拾级登上基地监测平台放眼望去，200多个蔬菜大棚鳞次栉比，非常壮观。
这里是近年来贵阳围绕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目标，着力发展都市现代设施农业的一个代表。
为破解农业长期处于“小散弱”的局面，贵阳选择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按照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及品牌化推介，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对农村资源进行整合，对农业生产方式进行升级，支持贵阳农投集团在全市建设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在探索发展都市现代设施农业的同时，解决贵阳蔬菜保供季节性缺口和供应结构性不平衡的问题。
2019年4月1日，贵阳市2.5万亩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建设开工仪式在骆家桥村举行，正式开启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建设之路。
“大棚的棚型是‘圆拱形连栋大棚’，棚型高度5.8米，肩高4米，比传统连栋大棚高了1米，可以更好地对温度和湿度进行调控，还配备了内遮阳、顶开窗、侧膜、滴灌系统、喷灌系统、智能化温控系统等。”贵阳清镇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负责人贺彦鸿说，基地采用边建设边生产方式，去年底全面建成427个高标准蔬菜大棚和200亩露天种植基地，按照“优质茄果类+特色生态叶菜”周年栽培模式，年可生产优质生态蔬菜8000吨，实现蔬菜周年生产、持续供应。
今年3月，收获完最后一批西兰花、羊肚菌等蔬菜之后，基地大棚和露天种植区域都种上了辣椒，其中螺丝椒490亩、泡椒227亩、线椒150亩、彩椒38亩。现在正值丰收期，红的、绿的、黄的各色辣椒挂满枝头。
“红辣椒已经十成熟了，没坏就都摘了。”基地的种植师傅姜献伟在大棚里跟着村民一边采摘一边教他们如何辨别辣椒成熟度，采收成熟度最佳的辣椒。
姜献伟去年3月被贵阳农投集团旗下扶贫公司从安徽聘请来到基地，吃住都在基地，手把手地教村民们打枝、管护、病虫害防治等种植管理技术。除了他，基地还有2名种植师傅、2名技术人员。
“根据集团公司的指导意见和规程，种苗、采收、技术服务等都实行统一的标准化管理。”贺彦鸿说，基地实行分片区管理，每个种植师傅都有自己的负责区域，每个片区务工的村民也成立工作组，由组长管理。
为了充分发挥蔬菜产地优势，基地今年建成投用集分拣、冷藏、冷冻、尾菜处理等于一体的采后处理中心。当辣椒装满一车后，几分钟便能送到分拣中心，按照一级、二级、次级等三个标准进行分拣打包，然后再装车发送到贵阳及粤港澳大湾区等省内外市场。
“分拣中心每天有30多位村民进行分拣，一天能分拣打包20吨至30吨辣椒。”贺彦鸿说，基地按照订单农业发展，种植品种和规模都根据集团产销对接会的订单来安排，销路不用愁。
建设高标准大棚、实行标准化管理、有专门技术指导和市场销路，基地生产秩序井然、周年不断。今年以来，已生产2730吨辣椒等蔬菜，全年辣椒预计采收4100吨。
村民一年收入10多万
“今天到八片区8-2大棚采收螺丝椒，大家把背篼带起。”9月17日早上6点过，作为基地务工组长的顾尚祝便把当天的工作安排发在微信组工作群里。她和组员们本来负责采摘露天种植的线椒，但因为下雨便来到大棚帮忙采摘螺丝椒。7点多钟，十几位村民便已到位开始在大棚里忙活起来。
“当时村里要建蔬菜基地，我们家是举双手赞成的。”顾尚祝一边摘辣椒一边说，“基地建起来后，真的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
基地还没建好之前，和不少工友一样，顾尚祝一直在家务农，家里9亩多土地种的玉米、水稻仅够糊口，生活全靠丈夫在外给矿山跑货车支撑，一家人过得紧巴巴的。村里建基地时，她家把9亩多土地全部流转到基地，每亩地有700元租金，仅土地租金每年就有6000多元收入，而且每三年还递增100元/亩。
“我在基地帮忙种菜、管理、采收，有了稳定的工作，一天工作8小时有100元的工资，加班费另算，一个月下来有3000多元收入。”顾尚祝说，她丈夫也舍远就近，专门给基地开货车，一个月能拿6000元工资，一家两口靠着家门口的蔬菜基地一年能有10多万元的收入。
蔬菜基地建在家门口，越来越多像顾尚祝一样的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产业饭”，摇身一变成为“农业工人”。
“我们村处于红枫湖水源保护区，不能发展工业，以前村里除了400余亩苗木基地没有其他产业，村民收入主要靠种玉米、水稻这些传统农作物，产量一般、收入也低，久而久之大家就不愿意种地，好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有的土地也撂荒了。”骆家桥村党支部书记李政伦说，建设高标准蔬菜基地既能保护好“水缸”，又能让土地生“金”，给村民带来增收，也给村子增添了活力。
贵阳强化利益联结，通过“龙头企业+县级平台公司+村集体经济+农户”的组织方式建设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骆家桥基地流转了3200余亩土地，按照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采取“三钱分红”模式发展，即土地租金为“土地钱”，入股土地收益分红为“分红钱”，村民务工收入为“务工钱”。
“我们村成立了骆家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将撂荒地以村集体经济的名义入股到基地，每年村集体经济能有50万元土地分红收入，还组织派遣村民特别是流转土地和贫困的村民到基地务工，劳务派遣费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李政伦说，如今，全村有一半的村民在基地上班，以前在外地外省打工的村民也纷纷返乡。
村民荷包“鼓起来”只是建设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给骆家桥村带来的新变化之一，村里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改善。
“以前的路又窄又烂，现在新修的路又宽又好。更重要的是，产业兴起来，经济发展了，村民收入有了保障，村民的精神面貌也越来越好，主人翁意识更强了，干事更有积极性了。”李政伦说。
科技助力种菜更“智慧”
在清镇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有8个试验大棚，里面种着新引进的辣椒、番茄、黄瓜、丝瓜等几大类蔬菜、300多个品种。
走进3-12号试验大棚，螺丝椒、泡椒等辣椒类蔬菜长势良好，基地技术人员陈芬正在对辣椒的果长、果径、肉厚、结果数等数据进行测量记录。
“这个螺丝椒品种叫‘炫美’，今年5月25日开始结果，现在果长26cm、果肩宽36.2mm、肉厚2.5mm、小区结果数86个，品种表现还可以。”陈芬说，“蔬菜品种决定着蔬菜的产量和质量，‘适合种什么蔬菜’是重要课题，以前没有技术积累，通过试验种植，可以筛选出符合贵州当地气候和栽培环境、产量高、口感好、抗虫害能力强的蔬菜品种。”
作为贵州最早大规模发展设施农业的地区之一，骆家桥基地通过大棚试验种植筛选现代化品种，清镇市红枫湖镇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海拔1200至1400米，年平均气温14℃，年降雨量在1091-1414毫米，为贵州贵阳大部分地区蔬菜品种筛选提供了相近的地理气候参考。从去年开始，在与贵州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下，骆家桥基地就开始大棚试验种植，今年已经是第二年了。
“去年我们引种了茄子、丝瓜、苦瓜、黄瓜、南瓜、番茄、辣椒等几大类蔬菜一共700多个品种，通过筛选，我们淘汰了一些不合适的品种，今年继续对表现比较好、具有发展优势的辣椒、番茄、甘蓝等多个蔬菜品种进行试验种植。”陈芬说，“现在基地采收的螺丝椒、泡椒等品种，就是我们去年筛选出的优良品种‘博陇’、‘先红6号’。”
在建设之初就以“打造生态友好型智慧农业样板”为目标的骆家桥高标准蔬菜基地，在着力为黔菜高质量发展提供良种支撑的同时，也积极推进农业与大数据的融合，让数据“说话”、技术“指导”，实现生产更精准、更智慧。
“土壤温度24℃、湿度25%RH，空气温度30℃、空气湿度54%RH，二氧化氮浓度570.0ppm，光照强度1668.0Lux……”在基地指挥部，贺彦鸿点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APP，不用去到现场便全面掌握了基地3-3号大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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