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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即社会公平和正义，它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获得为前提，是国家、社会应然的根本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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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 陈达飞丨通货膨胀：一头会隐身的灰犀牛——从美国《提高工资法案2021》谈通胀的持续性
来源丨一瓣
文 | 邵宇 陈达飞
一、引言
二、美国最低工资立法简史
三、一个隐忧：增加失业，压抑需求？
四、两重利好：降低不平等，减轻财政负担
五、三元悖论：公平、通胀与资产价格重估
六、结语
对货币工资的讨价还价主要是影响实际工资总量在不同劳动者集体之间的分配，而不是影响每一个就业者的平均实际工资……一群劳动者联合而形成工会组织的作用在于保护他们的相对的实际工资。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则取决于经济制度中的其他因素。
——凯恩斯，《通论》，p.19
更详细的数据，请参考：15美元的斗争：公平、通胀与资产价格波动（PPT）
一、 引言
“如果你调戏通货膨胀，它一定会嫁给你”。最肆无忌惮的“调戏”，莫过于将一切分析和政策都建立在低通胀预期的基础之上。
2020年10月，笔者在《新财富》杂志刊文（通胀，等风来！（全文）| 通胀，等风来（PPT））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三大结构转变——全球化、人口结构、货币政策框架——为中长期内全球通胀的上升埋下了伏笔：首先，80、90年代以来的深度全球化是全球性低通胀的大背景，价值链贸易降低了中间品投入成本，不同国家要素禀赋的互补性提升了效率，降低了劳动成本，但效率优先的全球化进程正在调整，国家安全和碳排放等效率以外的维度重要性凸显，全球化或难再成为价格压抑的增量。
其次，全球人口结构在2015年前后出现大转折，劳动人口比例出现峰值并开始下行。“中国出口什么，什么就便宜”的时代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渐行渐远。老龄化不仅从供给端产生劳动成本上升的压力，从需求端也会相对增加消费（老龄人口只消费，不生产）。日本老龄化与低通胀并存的现象常被作为一个反例，以反驳老龄化产生通胀的假说。有大量经验证据表明，人口老龄化会产生通胀压力，但由于影响通胀的因素很多，如果其它因素对冲了人口因素，通胀就不会形成。日本的特殊性在于，其一，日本的老龄化发生在全球，尤其是亚洲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加的时期；其二，始于80年代的产业链外迁实际上“借用”了他国劳动力进行生产。但是，当下是人口结构的全球大反转。
第三，后危机时代投放的海量货币覆水难收。量化宽松政策治标不治本，债务驱动的需难以形成真实的通胀。货币从来不是通胀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大通胀极少在货币“大放水”的情况下出现。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与2008年大危机的冲击存在本质不同，政策应对的方式也有较大差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M2增速创下二战后的峰值，居民储蓄和劳动份额陡增。随着美联储转而盯住平均通胀目标，其对短期通胀的容忍度将有所提升。这些转变和差异可能终止2008年之后的低通胀环境，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引发通胀的逻辑在将来可能被证伪。
美国通胀走势仍具有全球性意义。2020年2季度以来，美国消费物价指数触底反弹，核心CPI同比目前已升至1.6%。金融市场5年或10年期盈亏平衡（breakeven）通胀已经超过2%[1]，升至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基于调查的预期通胀率也显示，未来一年内通胀率突破2%已成为一致预期（图1）。通胀预期的形成已经扭转了债券收益率的倒挂，3年以内仍运行在0-0.2区间，5年期达到0.5%，10年期已经从2020年8月的0.55%回升至1.2%。美联储主席鲍威尔2月份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最新表态是维持零利率，未考虑缩表，适度容忍2%以上的通胀，直到实现充分就业。所以，短中期名义利率仍将低位运行，实际利率还将持续运行在负值区间（图2），而长端名义利率继续上行是大概率事件。
上述三个结构转变都是慢变量，其对通胀的影响也需要在长时间内体现。对于短期通胀走势，笔者所等之风有两类，目前均已兑现。一是大宗商品新一轮的超级周期，通胀既是结果，也是驱动力[2]；二是美国2020年选举的结果，拜登获胜将加码通胀预期。这不仅意味着更加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更预示着整个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变，即进步主义的复兴，这是对新自由主义的一次“拨乱反正”。它被认为是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拜登新政的目标函数是分配正义，其力推的《提高工资法案2021》（Raise the Wage Act of 2021）或将成为自下而上打通通胀传导链条的那把“梭子”。重要的是，与其它临时性因素不同，工资是决定通胀持续性的重要因子，因为通胀率与工资保持着较高的联动性。所以，法案的落地将会压缩美联储货币政策空间。
本文围绕最低工资立法展开讨论，分析其对于贫富分化和财政积极含义，并从通货膨胀角度讨论其约束条件。
二、 美国最低工资立法简史
最低工资立法是罗斯福新政的遗产。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FLSA)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引入联邦最低工资标准[3]（0.25美元），涵盖制造、运输和通讯、批发贸易、金融和房地产行业54%的美国劳动力。此后，名义最低工资逐步提高，行业覆盖面不但扩大。当前，联邦最低工资有四类：一般意义上的联邦最低工资、带小费收入的最低工资、青年最低工资和残障人士的次级最低工资。《最低工资法案2021》计划在2026年实现归并管理。
详情链接：https://t.cn/A6tiGOn4
来源丨一瓣
文 | 邵宇 陈达飞
一、引言
二、美国最低工资立法简史
三、一个隐忧：增加失业，压抑需求？
四、两重利好：降低不平等，减轻财政负担
五、三元悖论：公平、通胀与资产价格重估
六、结语
对货币工资的讨价还价主要是影响实际工资总量在不同劳动者集体之间的分配，而不是影响每一个就业者的平均实际工资……一群劳动者联合而形成工会组织的作用在于保护他们的相对的实际工资。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则取决于经济制度中的其他因素。
——凯恩斯，《通论》，p.19
更详细的数据，请参考：15美元的斗争：公平、通胀与资产价格波动（PPT）
一、 引言
“如果你调戏通货膨胀，它一定会嫁给你”。最肆无忌惮的“调戏”，莫过于将一切分析和政策都建立在低通胀预期的基础之上。
2020年10月，笔者在《新财富》杂志刊文（通胀，等风来！（全文）| 通胀，等风来（PPT））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三大结构转变——全球化、人口结构、货币政策框架——为中长期内全球通胀的上升埋下了伏笔：首先，80、90年代以来的深度全球化是全球性低通胀的大背景，价值链贸易降低了中间品投入成本，不同国家要素禀赋的互补性提升了效率，降低了劳动成本，但效率优先的全球化进程正在调整，国家安全和碳排放等效率以外的维度重要性凸显，全球化或难再成为价格压抑的增量。
其次，全球人口结构在2015年前后出现大转折，劳动人口比例出现峰值并开始下行。“中国出口什么，什么就便宜”的时代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渐行渐远。老龄化不仅从供给端产生劳动成本上升的压力，从需求端也会相对增加消费（老龄人口只消费，不生产）。日本老龄化与低通胀并存的现象常被作为一个反例，以反驳老龄化产生通胀的假说。有大量经验证据表明，人口老龄化会产生通胀压力，但由于影响通胀的因素很多，如果其它因素对冲了人口因素，通胀就不会形成。日本的特殊性在于，其一，日本的老龄化发生在全球，尤其是亚洲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加的时期；其二，始于80年代的产业链外迁实际上“借用”了他国劳动力进行生产。但是，当下是人口结构的全球大反转。
第三，后危机时代投放的海量货币覆水难收。量化宽松政策治标不治本，债务驱动的需难以形成真实的通胀。货币从来不是通胀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大通胀极少在货币“大放水”的情况下出现。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与2008年大危机的冲击存在本质不同，政策应对的方式也有较大差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M2增速创下二战后的峰值，居民储蓄和劳动份额陡增。随着美联储转而盯住平均通胀目标，其对短期通胀的容忍度将有所提升。这些转变和差异可能终止2008年之后的低通胀环境，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引发通胀的逻辑在将来可能被证伪。
美国通胀走势仍具有全球性意义。2020年2季度以来，美国消费物价指数触底反弹，核心CPI同比目前已升至1.6%。金融市场5年或10年期盈亏平衡（breakeven）通胀已经超过2%[1]，升至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基于调查的预期通胀率也显示，未来一年内通胀率突破2%已成为一致预期（图1）。通胀预期的形成已经扭转了债券收益率的倒挂，3年以内仍运行在0-0.2区间，5年期达到0.5%，10年期已经从2020年8月的0.55%回升至1.2%。美联储主席鲍威尔2月份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最新表态是维持零利率，未考虑缩表，适度容忍2%以上的通胀，直到实现充分就业。所以，短中期名义利率仍将低位运行，实际利率还将持续运行在负值区间（图2），而长端名义利率继续上行是大概率事件。
上述三个结构转变都是慢变量，其对通胀的影响也需要在长时间内体现。对于短期通胀走势，笔者所等之风有两类，目前均已兑现。一是大宗商品新一轮的超级周期，通胀既是结果，也是驱动力[2]；二是美国2020年选举的结果，拜登获胜将加码通胀预期。这不仅意味着更加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更预示着整个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变，即进步主义的复兴，这是对新自由主义的一次“拨乱反正”。它被认为是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拜登新政的目标函数是分配正义，其力推的《提高工资法案2021》（Raise the Wage Act of 2021）或将成为自下而上打通通胀传导链条的那把“梭子”。重要的是，与其它临时性因素不同，工资是决定通胀持续性的重要因子，因为通胀率与工资保持着较高的联动性。所以，法案的落地将会压缩美联储货币政策空间。
本文围绕最低工资立法展开讨论，分析其对于贫富分化和财政积极含义，并从通货膨胀角度讨论其约束条件。
二、 美国最低工资立法简史
最低工资立法是罗斯福新政的遗产。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FLSA)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引入联邦最低工资标准[3]（0.25美元），涵盖制造、运输和通讯、批发贸易、金融和房地产行业54%的美国劳动力。此后，名义最低工资逐步提高，行业覆盖面不但扩大。当前，联邦最低工资有四类：一般意义上的联邦最低工资、带小费收入的最低工资、青年最低工资和残障人士的次级最低工资。《最低工资法案2021》计划在2026年实现归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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