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欧盟各国外长认同要团结应对中国
欧盟各国外长一连两天举行非正式会面，讨论到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各方认同要团结应对中国，但否认有意以印度来取代中国在欧盟内的地位。
欧盟27个成员国外长在斯洛文尼亚北部城市克拉尼召开第二天会议，讨论到欧盟与中国的关系。
欧盟轮任主席国斯洛文尼亚外长洛加尔说，各方在会上认同团结和协调应对中国的重要性，在处理同中国的关系时，需要坚持欧盟提倡的基本价值。
印度外长苏杰生亦获邀与欧盟外长举行工作午餐会，双方讨论到在政治和经济上深化合作印太地区和阿富汗局势问题，洛加尔希望双方能够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有记者问到印度是否会取代中国在欧盟内的地位，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否认，强调中国和印度是不同的国家，两国拥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在不同的事务上扮演不同的角色。
中国同欧盟的关系因为香港、台湾和新疆等问题而陷入僵局，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早前更以压倒性票数，通过「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指欧盟与台湾拥有共同的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价值观，建议将欧洲经贸办事处正名为欧盟驻台湾办事处。
#央视主播说漂亮国这事干得可真不漂亮##天下之事##深圳小天[超话]#
欧盟各国外长一连两天举行非正式会面，讨论到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各方认同要团结应对中国，但否认有意以印度来取代中国在欧盟内的地位。
欧盟27个成员国外长在斯洛文尼亚北部城市克拉尼召开第二天会议，讨论到欧盟与中国的关系。
欧盟轮任主席国斯洛文尼亚外长洛加尔说，各方在会上认同团结和协调应对中国的重要性，在处理同中国的关系时，需要坚持欧盟提倡的基本价值。
印度外长苏杰生亦获邀与欧盟外长举行工作午餐会，双方讨论到在政治和经济上深化合作印太地区和阿富汗局势问题，洛加尔希望双方能够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有记者问到印度是否会取代中国在欧盟内的地位，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否认，强调中国和印度是不同的国家，两国拥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在不同的事务上扮演不同的角色。
中国同欧盟的关系因为香港、台湾和新疆等问题而陷入僵局，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早前更以压倒性票数，通过「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指欧盟与台湾拥有共同的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价值观，建议将欧洲经贸办事处正名为欧盟驻台湾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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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开启本书的阅读，纯属偶然，我并没有计划着读，甚至在几天前我才入，而其原因，并不是我对本书有多么的了解，多么的喜欢，仅仅是价格上的优惠。
而关于本书的阅读，主要原因仅仅是买来之后，庆幸外形之完好，喜欢装订之精美、颜色之贴合……一句话，它的外表吸引了我，从而使我随便翻了翻，以至读完。
对作者本人便更是如此，这本书是洪业所作，这本书是汉学名著。而我虽然早就知道“洪业”这个名字，却一直认为这是一本书，是同样作为汉学家、美国汉学三杰之一的魏斐德所作《洪业：清朝开国史》这本书我早已买入，但由于太过厚重，因此一直被束之高阁。
当我看到本书的作者署名时，我才知道，此“洪业”非彼“洪业”，洪业原来是个人，而且同样是个汉学家。而当我拿到本书过后，打开书本，看到作者介绍，竟惊奇的发现，他又是福建人之后便到百度百科上，进一步查询这位作者的信息，原来他在二十多岁以前，一直生活在中国，只不过后来考上国外大学，并在国外任教了。
尽管在这中间，也有短暂回国的经历，但他之后的成就巅峰，又确确实实是在国外而达成的，况且他最后就在国外卒的。更何况，就本书的形式而言，作者最初把本书所要面对的对象，也设置为外国民众。
所以，有趣的是，作者尽管是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但由于他的成绩主要是在外国而诞生、而发表的，因此，他是作为著名汉学家而为人熟知的；而这本书，已然成为汉学名著，而且是作者唯一一部专著。
说了这么多，这些看似无关乎本书内容的作者生平，还有许多题外话，我认为对于本书更深刻的理解，还是有必要的。
下面，我便举几个关于本书的特点，以助我加深印象，而抛开具体的内容。
因为内容总体来说，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但是无一的叙述不是作者亲自研究的，无一句话没有出处。
在这里，只举一例，便可以看出，即在书中，作者大胆的认为，杜甫是晚婚的，直到四十岁，七百五十二年才结婚，而这个结论，又是通过他本人的诗作，与严密的推论而得出的。
所以，中规中矩，只不过是大致来说。
首先，在本书的叙述中，有很多内容，都是结合着史料记载，以及所谓千家杜注，本书所引述的大致有钱谦益、朱鹤龄、卢元昌、张溍、黄生、仇兆鳌、浦起龙的杜注，来考证其作品的创作时间的，甚至有很多都精确到年月日，而其过程，也是极其复杂而严密的。
关于这一点，为什么必须要给杜甫的诗作定下准确时间的问题，作者在引论中曾打过一个很有趣的比方，他说道：“当我们聆听鸟儿春天的歌唱，我们会对它述说的内容心有灵犀，因为我们知道并理解歌唱的背景：阳光、绿叶、灿烂的花蕊、游弋的昆虫——这一切，包括我们自己，都身处于春日的气息之中。假设我们录下鸟儿的歌声，在北极的某处播放，冰天雪地，暗夜无光，我们仍然可以设想鸟儿歌唱的背景，至少部分地欣赏其中的含义。但是一只碰巧听到这歌声的北极熊能够体会到这些含义吗？它可没有关于春天气息的任何认识。”
所以，“对我们而言，诗人总是比鸟儿更容易理解。一首诗常常能自我提供背景，但这并不绝对。即使在日常谈话中，我们也需要上下文语境，以便理解辞语。一个文本，例如一份电报，如果不知道发送者和时间、地点等信息，就很难理解。一首中国诗歌就很像一封电报，其中口语式的简省是意料之中的事，代词和连接词总是被省略。一两个字词常常代指一个典故，背后是极其复杂的思考和情境，需要整段文字才能阐明。”
这一点，我也深有同感，而作者所做的确实非常好，非常成功，这些关于作品编年的考证，在本书的叙述中，毫无违和感，把杜甫的三四百首诗作都记入书中，并考证出具体的时期，甚至是年、月、日。
除本书的主体内容外，本已经就对于杜甫的生平有了个大致的了解，在附录《我怎样写杜甫》一文中，作者透露在他儿时，他父亲把杜甫和其他同时期的诗人的比较，也很有意思，我认为，也非常精妙，即“读李诗、白诗，好比吃荔枝吃香蕉，谁都会马上欣赏其香味。读杜诗好像吃橄榄，噍槟榔，时间愈长了，愈好；愈咀嚼愈有味。”
可谓是独特而准确，就我来说，也是深有同感。
接上
而关于作者对杜诗的一段话，似乎使我一下子便理解了许多许多我泛读而一知半解的地方。
他同样在附录《我怎样写杜甫》说道“对于四十多岁的我，杜甫的诗句就有好些都是代替我说出我要说的话：政之腐败，官之贪婪，民之涂炭，国之将亡，我的悲哀愤慨。卢沟变起，华北沦亡之后，那些杜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泱泱泥污人，㹞㹞国多狗”，“嵚岑猛虎场，郁结回我首”，“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等等，差不多天天在唇舌之上。”
这也和他儿时，他父亲橄榄的比喻相对应。
也许，读杜甫的诗，便如作者所说自身的感受那样，他的诗，就是起初看着似乎平淡无奇，但却回味悠长，只要脑中有对其作品的印象，在其后的某一刻，总会深有体会，直击人的内心……这也和杜甫被称为“诗圣”息息相关，同样的，这也和作者有意地抛开李白，在本书的副标题把杜甫称之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息息相关。
洪业成就了杜甫，使他的生平、作品理清了很多，使他的名字，名扬海外，天下皆知；杜甫同样成就了洪业，使这本书成为他的唯一的专著，也使他本人通过这部著作而一举成名，奠定了他在汉学界、学术界的地位！
正所谓，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而关于本书的阅读，主要原因仅仅是买来之后，庆幸外形之完好，喜欢装订之精美、颜色之贴合……一句话，它的外表吸引了我，从而使我随便翻了翻，以至读完。
对作者本人便更是如此，这本书是洪业所作，这本书是汉学名著。而我虽然早就知道“洪业”这个名字，却一直认为这是一本书，是同样作为汉学家、美国汉学三杰之一的魏斐德所作《洪业：清朝开国史》这本书我早已买入，但由于太过厚重，因此一直被束之高阁。
当我看到本书的作者署名时，我才知道，此“洪业”非彼“洪业”，洪业原来是个人，而且同样是个汉学家。而当我拿到本书过后，打开书本，看到作者介绍，竟惊奇的发现，他又是福建人之后便到百度百科上，进一步查询这位作者的信息，原来他在二十多岁以前，一直生活在中国，只不过后来考上国外大学，并在国外任教了。
尽管在这中间，也有短暂回国的经历，但他之后的成就巅峰，又确确实实是在国外而达成的，况且他最后就在国外卒的。更何况，就本书的形式而言，作者最初把本书所要面对的对象，也设置为外国民众。
所以，有趣的是，作者尽管是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但由于他的成绩主要是在外国而诞生、而发表的，因此，他是作为著名汉学家而为人熟知的；而这本书，已然成为汉学名著，而且是作者唯一一部专著。
说了这么多，这些看似无关乎本书内容的作者生平，还有许多题外话，我认为对于本书更深刻的理解，还是有必要的。
下面，我便举几个关于本书的特点，以助我加深印象，而抛开具体的内容。
因为内容总体来说，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但是无一的叙述不是作者亲自研究的，无一句话没有出处。
在这里，只举一例，便可以看出，即在书中，作者大胆的认为，杜甫是晚婚的，直到四十岁，七百五十二年才结婚，而这个结论，又是通过他本人的诗作，与严密的推论而得出的。
所以，中规中矩，只不过是大致来说。
首先，在本书的叙述中，有很多内容，都是结合着史料记载，以及所谓千家杜注，本书所引述的大致有钱谦益、朱鹤龄、卢元昌、张溍、黄生、仇兆鳌、浦起龙的杜注，来考证其作品的创作时间的，甚至有很多都精确到年月日，而其过程，也是极其复杂而严密的。
关于这一点，为什么必须要给杜甫的诗作定下准确时间的问题，作者在引论中曾打过一个很有趣的比方，他说道：“当我们聆听鸟儿春天的歌唱，我们会对它述说的内容心有灵犀，因为我们知道并理解歌唱的背景：阳光、绿叶、灿烂的花蕊、游弋的昆虫——这一切，包括我们自己，都身处于春日的气息之中。假设我们录下鸟儿的歌声，在北极的某处播放，冰天雪地，暗夜无光，我们仍然可以设想鸟儿歌唱的背景，至少部分地欣赏其中的含义。但是一只碰巧听到这歌声的北极熊能够体会到这些含义吗？它可没有关于春天气息的任何认识。”
所以，“对我们而言，诗人总是比鸟儿更容易理解。一首诗常常能自我提供背景，但这并不绝对。即使在日常谈话中，我们也需要上下文语境，以便理解辞语。一个文本，例如一份电报，如果不知道发送者和时间、地点等信息，就很难理解。一首中国诗歌就很像一封电报，其中口语式的简省是意料之中的事，代词和连接词总是被省略。一两个字词常常代指一个典故，背后是极其复杂的思考和情境，需要整段文字才能阐明。”
这一点，我也深有同感，而作者所做的确实非常好，非常成功，这些关于作品编年的考证，在本书的叙述中，毫无违和感，把杜甫的三四百首诗作都记入书中，并考证出具体的时期，甚至是年、月、日。
除本书的主体内容外，本已经就对于杜甫的生平有了个大致的了解，在附录《我怎样写杜甫》一文中，作者透露在他儿时，他父亲把杜甫和其他同时期的诗人的比较，也很有意思，我认为，也非常精妙，即“读李诗、白诗，好比吃荔枝吃香蕉，谁都会马上欣赏其香味。读杜诗好像吃橄榄，噍槟榔，时间愈长了，愈好；愈咀嚼愈有味。”
可谓是独特而准确，就我来说，也是深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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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于作者对杜诗的一段话，似乎使我一下子便理解了许多许多我泛读而一知半解的地方。
他同样在附录《我怎样写杜甫》说道“对于四十多岁的我，杜甫的诗句就有好些都是代替我说出我要说的话：政之腐败，官之贪婪，民之涂炭，国之将亡，我的悲哀愤慨。卢沟变起，华北沦亡之后，那些杜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泱泱泥污人，㹞㹞国多狗”，“嵚岑猛虎场，郁结回我首”，“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等等，差不多天天在唇舌之上。”
这也和他儿时，他父亲橄榄的比喻相对应。
也许，读杜甫的诗，便如作者所说自身的感受那样，他的诗，就是起初看着似乎平淡无奇，但却回味悠长，只要脑中有对其作品的印象，在其后的某一刻，总会深有体会，直击人的内心……这也和杜甫被称为“诗圣”息息相关，同样的，这也和作者有意地抛开李白，在本书的副标题把杜甫称之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息息相关。
洪业成就了杜甫，使他的生平、作品理清了很多，使他的名字，名扬海外，天下皆知；杜甫同样成就了洪业，使这本书成为他的唯一的专著，也使他本人通过这部著作而一举成名，奠定了他在汉学界、学术界的地位！
正所谓，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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