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于台北士林官邸，他的遗体暂存于荣总冰库，当医护人员将蒋的遗体从冰库移出来时，有专人帮他洗澡、化妆，最后要帮他穿上衣服。按照传统，这件事应该是由长子蒋经国来做，但是蒋经国并不懂如何去做。
于是蒋纬国便跟哥哥说：“你先把衣服套在你身上，从里面一件一件加上去，不要扣扣子，然后整个取下来，由我扶着父亲，你帮父亲穿上衣服。”
蒋经国说：“我们一人套一个袖子吧！”
蒋纬国说：“不，这是只有长子才能做的。在身上套衣服，也只能由你来套。”
后来蒋经国就按照蒋纬国说的方法做，给蒋的遗体将衣服穿上，然后由里到外将扣子扣好，最后扶着遗体慢慢地让躺平。这一切事情都是在荣总怀远堂进行的。蒋的遗体也是安置在怀远堂，摆置遗体的地方不大，仅仅够摆一张小床，再加上一张椅子，天花板上面有一盏小烛光灯泡的灯。
蒋纬国一个人坐在那儿守了一夜。当蒋的遗体还安置在怀远堂时，蒋经国没有来守灵，连后来蒋的遗体安放在慈湖时，蒋经国也有两夜没有替父亲守灵，而蒋纬国则是从头到尾守灵，一夜都没有离开。
那一阵子，蒋纬国不知道哪里来的精力，整整一个月顶下来。那时候他还是是战争学院的院长，蒋病逝后，他没有请丧假，晚上守灵，白天还到学校上课。而且那时候他的课排得很密集，重要的课程都是他亲自来教，因为刚开始教官训练得还不够，特别是将官班，都是蒋纬国一个人教的。
那一个月内，蒋纬国上午上课，下午备课，晚上守灵，就如此的连轴转下来了，也不觉得疲倦。后来，蒋经国的《守父灵一月记 》出版后，有好多人写信来骂蒋纬国，说他没有替蒋守灵。蒋生前有一个专属照相师胡崇贤，外号叫“胡照相”。
有一天，胡崇贤拿了一张相片给蒋纬国，那张相片是蒋纬国在荣总怀远堂，坐在蒋遗体旁边哀思时，胡崇贤拍的。照片中，除了蒋纬国以外，旁边也没有任何人在，胡崇贤有些气愤地说：“纬国，以后再要有人说你没有守灵，你可以拿这张相片给他看。”
据蒋纬国讲，自从蒋介石死后，他有三年的时间没有讲笑话，而原本他是一个喜欢讲笑话的人。那三年，是蒋纬国心里最苦闷、最伤痛的时候，后来朋友们觉得他变了，不再像从前那个样子，他们就逗蒋纬国，要他讲笑话，可是他实在讲不出来。
在蒋纬国守灵期间，曾经发生了一件实在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他有一个老部下，退伍后开了一家棺材铺，这个部下专门来找蒋纬国，说：“老长官，请问棺材准备好了没有？”
蒋纬国说：“我们已经买好了。”老部下听完就说：“老长官，将来你有什么需要我服务的，请你随时打电话给我。”蒋纬国说：“谢谢，但是等到我需要你服务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自己打电话了。”这个部下竟然还说：“没关系，叫你副官打好了。”这让心情灰败的蒋纬国难得的哭笑不得。
不过关于为蒋守灵这个事情，虽然蒋纬国对哥哥蒋经国颇有微词，但是要考虑到蒋经国的处境，因为蒋经国当时最关心的就是“接棒”这件事，他不可能像蒋纬国那样守灵。
除此之外，蒋纬国的身世也让蒋经国对他比较疏远，一直有种说法蒋纬国实际上是国民政府元老戴季陶的儿子，虽然戴季陶生前一直否认这件事，但是从他死后的丧事处理却可以看出端倪。
1949年2月11日，戴季陶死后，蒋介石特意让陈果夫、陶希圣、蒋纬国专赴广州协助治丧， 蒋纬国为人低调，也极少被派去出席这种场合，而这次却被特意委派，也就不得不让人生疑了。
目前关于蒋纬国的身世并没有定论，只是戴季陶之子这个说法较为普遍，还有人说蒋纬国自己曾承认生父是戴季陶，但是蒋纬国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无须考虑认祖不认祖的问题，我是戴先生（戴季陶）的义子，安国哥（戴安国）已经不在了，我有责任照顾戴家。这两位人都是让我觉得骄傲的。我不需要去认谁是父亲或认谁不是父亲，你们如果有更多的资料足以有个结论，我亦希望能够弄清楚。”
所以，蒋纬国自始至终是将戴季陶当做义父的，而且他自己生前也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有足够的资料能彻底揭开他的生父之谜。
#历史那些事[超话]##历史##历史冷知识#
于是蒋纬国便跟哥哥说：“你先把衣服套在你身上，从里面一件一件加上去，不要扣扣子，然后整个取下来，由我扶着父亲，你帮父亲穿上衣服。”
蒋经国说：“我们一人套一个袖子吧！”
蒋纬国说：“不，这是只有长子才能做的。在身上套衣服，也只能由你来套。”
后来蒋经国就按照蒋纬国说的方法做，给蒋的遗体将衣服穿上，然后由里到外将扣子扣好，最后扶着遗体慢慢地让躺平。这一切事情都是在荣总怀远堂进行的。蒋的遗体也是安置在怀远堂，摆置遗体的地方不大，仅仅够摆一张小床，再加上一张椅子，天花板上面有一盏小烛光灯泡的灯。
蒋纬国一个人坐在那儿守了一夜。当蒋的遗体还安置在怀远堂时，蒋经国没有来守灵，连后来蒋的遗体安放在慈湖时，蒋经国也有两夜没有替父亲守灵，而蒋纬国则是从头到尾守灵，一夜都没有离开。
那一阵子，蒋纬国不知道哪里来的精力，整整一个月顶下来。那时候他还是是战争学院的院长，蒋病逝后，他没有请丧假，晚上守灵，白天还到学校上课。而且那时候他的课排得很密集，重要的课程都是他亲自来教，因为刚开始教官训练得还不够，特别是将官班，都是蒋纬国一个人教的。
那一个月内，蒋纬国上午上课，下午备课，晚上守灵，就如此的连轴转下来了，也不觉得疲倦。后来，蒋经国的《守父灵一月记 》出版后，有好多人写信来骂蒋纬国，说他没有替蒋守灵。蒋生前有一个专属照相师胡崇贤，外号叫“胡照相”。
有一天，胡崇贤拿了一张相片给蒋纬国，那张相片是蒋纬国在荣总怀远堂，坐在蒋遗体旁边哀思时，胡崇贤拍的。照片中，除了蒋纬国以外，旁边也没有任何人在，胡崇贤有些气愤地说：“纬国，以后再要有人说你没有守灵，你可以拿这张相片给他看。”
据蒋纬国讲，自从蒋介石死后，他有三年的时间没有讲笑话，而原本他是一个喜欢讲笑话的人。那三年，是蒋纬国心里最苦闷、最伤痛的时候，后来朋友们觉得他变了，不再像从前那个样子，他们就逗蒋纬国，要他讲笑话，可是他实在讲不出来。
在蒋纬国守灵期间，曾经发生了一件实在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他有一个老部下，退伍后开了一家棺材铺，这个部下专门来找蒋纬国，说：“老长官，请问棺材准备好了没有？”
蒋纬国说：“我们已经买好了。”老部下听完就说：“老长官，将来你有什么需要我服务的，请你随时打电话给我。”蒋纬国说：“谢谢，但是等到我需要你服务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自己打电话了。”这个部下竟然还说：“没关系，叫你副官打好了。”这让心情灰败的蒋纬国难得的哭笑不得。
不过关于为蒋守灵这个事情，虽然蒋纬国对哥哥蒋经国颇有微词，但是要考虑到蒋经国的处境，因为蒋经国当时最关心的就是“接棒”这件事，他不可能像蒋纬国那样守灵。
除此之外，蒋纬国的身世也让蒋经国对他比较疏远，一直有种说法蒋纬国实际上是国民政府元老戴季陶的儿子，虽然戴季陶生前一直否认这件事，但是从他死后的丧事处理却可以看出端倪。
1949年2月11日，戴季陶死后，蒋介石特意让陈果夫、陶希圣、蒋纬国专赴广州协助治丧， 蒋纬国为人低调，也极少被派去出席这种场合，而这次却被特意委派，也就不得不让人生疑了。
目前关于蒋纬国的身世并没有定论，只是戴季陶之子这个说法较为普遍，还有人说蒋纬国自己曾承认生父是戴季陶，但是蒋纬国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无须考虑认祖不认祖的问题，我是戴先生（戴季陶）的义子，安国哥（戴安国）已经不在了，我有责任照顾戴家。这两位人都是让我觉得骄傲的。我不需要去认谁是父亲或认谁不是父亲，你们如果有更多的资料足以有个结论，我亦希望能够弄清楚。”
所以，蒋纬国自始至终是将戴季陶当做义父的，而且他自己生前也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有足够的资料能彻底揭开他的生父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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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于台北士林官邸，他的遗体暂存于荣总冰库，当医护人员将蒋的遗体从冰库移出来时，有专人帮他洗澡、化妆，最后要帮他穿上衣服。按照传统，这件事应该是由长子蒋经国来做，但是蒋经国并不懂如何去做。
于是蒋纬国便跟哥哥说：“你先把衣服套在你身上，从里面一件一件加上去，不要扣扣子，然后整个取下来，由我扶着父亲，你帮父亲穿上衣服。”
蒋经国说：“我们一人套一个袖子吧！”
蒋纬国说：“不，这是只有长子才能做的。在身上套衣服，也只能由你来套。”
后来蒋经国就按照蒋纬国说的方法做，给蒋的遗体将衣服穿上，然后由里到外将扣子扣好，最后扶着遗体慢慢地让躺平。这一切事情都是在荣总怀远堂进行的。蒋的遗体也是安置在怀远堂，摆置遗体的地方不大，仅仅够摆一张小床，再加上一张椅子，天花板上面有一盏小烛光灯泡的灯。
蒋纬国一个人坐在那儿守了一夜。当蒋的遗体还安置在怀远堂时，蒋经国没有来守灵，连后来蒋的遗体安放在慈湖时，蒋经国也有两夜没有替父亲守灵，而蒋纬国则是从头到尾守灵，一夜都没有离开。
那一阵子，蒋纬国不知道哪里来的精力，整整一个月顶下来。那时候他还是是战争学院的院长，蒋病逝后，他没有请丧假，晚上守灵，白天还到学校上课。而且那时候他的课排得很密集，重要的课程都是他亲自来教，因为刚开始教官训练得还不够，特别是将官班，都是蒋纬国一个人教的。
那一个月内，蒋纬国上午上课，下午备课，晚上守灵，就如此的连轴转下来了，也不觉得疲倦。后来，蒋经国的《守父灵一月记 》出版后，有好多人写信来骂蒋纬国，说他没有替蒋守灵。蒋生前有一个专属照相师胡崇贤，外号叫“胡照相”。
有一天，胡崇贤拿了一张相片给蒋纬国，那张相片是蒋纬国在荣总怀远堂，坐在蒋遗体旁边哀思时，胡崇贤拍的。照片中，除了蒋纬国以外，旁边也没有任何人在，胡崇贤有些气愤地说：“纬国，以后再要有人说你没有守灵，你可以拿这张相片给他看。”
据蒋纬国讲，自从蒋介石死后，他有三年的时间没有讲笑话，而原本他是一个喜欢讲笑话的人。那三年，是蒋纬国心里最苦闷、最伤痛的时候，后来朋友们觉得他变了，不再像从前那个样子，他们就逗蒋纬国，要他讲笑话，可是他实在讲不出来。
在蒋纬国守灵期间，曾经发生了一件实在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他有一个老部下，退伍后开了一家棺材铺，这个部下专门来找蒋纬国，说：“老长官，请问棺材准备好了没有？”
蒋纬国说：“我们已经买好了。”老部下听完就说：“老长官，将来你有什么需要我服务的，请你随时打电话给我。”蒋纬国说：“谢谢，但是等到我需要你服务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自己打电话了。”这个部下竟然还说：“没关系，叫你副官打好了。”这让心情灰败的蒋纬国难得的哭笑不得。
不过关于为蒋守灵这个事情，虽然蒋纬国对哥哥蒋经国颇有微词，但是要考虑到蒋经国的处境，因为蒋经国当时最关心的就是“接棒”这件事，他不可能像蒋纬国那样守灵。
除此之外，蒋纬国的身世也让蒋经国对他比较疏远，一直有种说法蒋纬国实际上是国民政府元老戴季陶的儿子，虽然戴季陶生前一直否认这件事，但是从他死后的丧事处理却可以看出端倪。
1949年2月11日，戴季陶死后，蒋介石特意让陈果夫、陶希圣、蒋纬国专赴广州协助治丧， 蒋纬国为人低调，也极少被派去出席这种场合，而这次却被特意委派，也就不得不让人生疑了。
目前关于蒋纬国的身世并没有定论，只是戴季陶之子这个说法较为普遍，还有人说蒋纬国自己曾承认生父是戴季陶，但是蒋纬国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无须考虑认祖不认祖的问题，我是戴先生（戴季陶）的义子，安国哥（戴安国）已经不在了，我有责任照顾戴家。这两位人都是让我觉得骄傲的。我不需要去认谁是父亲或认谁不是父亲，你们如果有更多的资料足以有个结论，我亦希望能够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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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蒋纬国便跟哥哥说：“你先把衣服套在你身上，从里面一件一件加上去，不要扣扣子，然后整个取下来，由我扶着父亲，你帮父亲穿上衣服。”
蒋经国说：“我们一人套一个袖子吧！”
蒋纬国说：“不，这是只有长子才能做的。在身上套衣服，也只能由你来套。”
后来蒋经国就按照蒋纬国说的方法做，给蒋的遗体将衣服穿上，然后由里到外将扣子扣好，最后扶着遗体慢慢地让躺平。这一切事情都是在荣总怀远堂进行的。蒋的遗体也是安置在怀远堂，摆置遗体的地方不大，仅仅够摆一张小床，再加上一张椅子，天花板上面有一盏小烛光灯泡的灯。
蒋纬国一个人坐在那儿守了一夜。当蒋的遗体还安置在怀远堂时，蒋经国没有来守灵，连后来蒋的遗体安放在慈湖时，蒋经国也有两夜没有替父亲守灵，而蒋纬国则是从头到尾守灵，一夜都没有离开。
那一阵子，蒋纬国不知道哪里来的精力，整整一个月顶下来。那时候他还是是战争学院的院长，蒋病逝后，他没有请丧假，晚上守灵，白天还到学校上课。而且那时候他的课排得很密集，重要的课程都是他亲自来教，因为刚开始教官训练得还不够，特别是将官班，都是蒋纬国一个人教的。
那一个月内，蒋纬国上午上课，下午备课，晚上守灵，就如此的连轴转下来了，也不觉得疲倦。后来，蒋经国的《守父灵一月记 》出版后，有好多人写信来骂蒋纬国，说他没有替蒋守灵。蒋生前有一个专属照相师胡崇贤，外号叫“胡照相”。
有一天，胡崇贤拿了一张相片给蒋纬国，那张相片是蒋纬国在荣总怀远堂，坐在蒋遗体旁边哀思时，胡崇贤拍的。照片中，除了蒋纬国以外，旁边也没有任何人在，胡崇贤有些气愤地说：“纬国，以后再要有人说你没有守灵，你可以拿这张相片给他看。”
据蒋纬国讲，自从蒋介石死后，他有三年的时间没有讲笑话，而原本他是一个喜欢讲笑话的人。那三年，是蒋纬国心里最苦闷、最伤痛的时候，后来朋友们觉得他变了，不再像从前那个样子，他们就逗蒋纬国，要他讲笑话，可是他实在讲不出来。
在蒋纬国守灵期间，曾经发生了一件实在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他有一个老部下，退伍后开了一家棺材铺，这个部下专门来找蒋纬国，说：“老长官，请问棺材准备好了没有？”
蒋纬国说：“我们已经买好了。”老部下听完就说：“老长官，将来你有什么需要我服务的，请你随时打电话给我。”蒋纬国说：“谢谢，但是等到我需要你服务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自己打电话了。”这个部下竟然还说：“没关系，叫你副官打好了。”这让心情灰败的蒋纬国难得的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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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蒋纬国的身世也让蒋经国对他比较疏远，一直有种说法蒋纬国实际上是国民政府元老戴季陶的儿子，虽然戴季陶生前一直否认这件事，但是从他死后的丧事处理却可以看出端倪。
1949年2月11日，戴季陶死后，蒋介石特意让陈果夫、陶希圣、蒋纬国专赴广州协助治丧， 蒋纬国为人低调，也极少被派去出席这种场合，而这次却被特意委派，也就不得不让人生疑了。
目前关于蒋纬国的身世并没有定论，只是戴季陶之子这个说法较为普遍，还有人说蒋纬国自己曾承认生父是戴季陶，但是蒋纬国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无须考虑认祖不认祖的问题，我是戴先生（戴季陶）的义子，安国哥（戴安国）已经不在了，我有责任照顾戴家。这两位人都是让我觉得骄傲的。我不需要去认谁是父亲或认谁不是父亲，你们如果有更多的资料足以有个结论，我亦希望能够弄清楚。”
所以，蒋纬国自始至终是将戴季陶当做义父的，而且他自己生前也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有足够的资料能彻底揭开他的生父之谜。
#历史那些事[超话]#
无限哀思
父亲过世以后，他的遗体暂存于荣总冰库，当医护人员将父亲的遗体从冰库移出来时，有专人帮他洗澡、化妆，最后要帮他穿上衣服。按照传统，这件事应该是由长子来做，但是哥哥不懂这个规矩。我跟哥哥说:“你先把衣服套在你身上，从里面一件一件加上去，不要扣扣子，然后整个取下来，由我扶着父亲，你帮父亲穿上衣服。”哥哥说:“我们一人套一个袖子吧!”我说:“不，这是只有长子才能做的。在身上套衣服，也只能由你来套。”后来哥哥就按照我说的方法做，替父亲将衣服穿上，然后由里到外将扣子扣好，最后扶着父亲的身体，让父亲躺平。这一切事情都是在荣总怀远堂进行的。父亲的遗体也是安置在怀远堂，摆置遗体的地方不大，仅仅够摆一张小床，再加上一张椅子，天花板上面有一盏小烛光灯泡的灯， 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守了一夜。当父亲的遗体还安置在怀远堂时，哥哥没有来守灵，连后来父亲的遗体安放在慈湖时，他也有两夜没有替父亲守灵，我则是从头到尾守灵，一夜都没有离开。那一阵子，我不知道哪里来的精力，整整一个月顶下来。那时候我是战争学院的院长，父亲过世后，我没有请丧假，晚上守灵，白天还到学校上课。而且那时候我的课排得很密集，重要的课程都是我自己来教，因为刚开始教官训练得还不够，特别是将官班，都是我一个人教的。那一个月内，我上午上课，下午备课，晚上守灵，就如此顶下来了，也不觉得疲倦。后来，哥哥的《一月守灵记》出版后，有好多人写信来骂我，说我没有替父亲守灵。父亲有一位专属照相师胡崇贤先生，外号叫“胡照相”。有一天，他拿了一张相片给我，那张相片是我在荣总怀远堂，坐在父亲遗体旁边哀思时，他帮我拍的。除了我以外，旁边也没有任何人在，他拿相片给我时跟我说:“纬国，以后再要有人说你没有守灵，你可以拿这张相片给他看。”我现在正在找这张相片，因为太具有历史价值了。这次我生病以后，很多东西的放置位置都忘了，一下子也记不起来。这次的病，实在是非同小可，记得在我失去知觉之前，我还很冷静地将我的私房钱交给内人，所以，我跟我内人开玩笑说:“如果我能够侥幸活下去，我就要开始“吃软饭’了。”
我是一个喜欢讲笑话的人，但是自从父亲过世之后，我有三年的时间没有讲笑话。因为父亲过世那段期间，是我心里最苦闷、最伤痛的时候，后来朋友们觉得我变了，不再像从前那个样子，他们就逗我，要我讲笑话，可是我实在讲不出来。有一次，我突然想起，在守灵期间， 曾经发生了一件实在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我有一个老部下， 退伍后开了一家棺材铺，在瞻仰仪容的那段时间，他也到国父纪念馆瞻仰领袖仪容。他见到我就递了一张名片给我，我看了就说:“你现在从事服务工作啊。”他接着问我:“老长官，请问棺材准备了没有?”我说:“我们已经买好了。”父亲过世后，我们就立刻派人到香港买寿木，因为老夫人主张用西式的。说老实话，我也喜欢用西式的，看起来比较舒服。他听完就说:“老长官，将来你有什么需要我服务的，请你随时打电话给我。”我说:“谢谢，但是等到我需要你服务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自己打电话了。”他竟然还说:“没关系，叫你副官打好了。”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蒋纬国《蒋氏家族与我的一生》
父亲过世以后，他的遗体暂存于荣总冰库，当医护人员将父亲的遗体从冰库移出来时，有专人帮他洗澡、化妆，最后要帮他穿上衣服。按照传统，这件事应该是由长子来做，但是哥哥不懂这个规矩。我跟哥哥说:“你先把衣服套在你身上，从里面一件一件加上去，不要扣扣子，然后整个取下来，由我扶着父亲，你帮父亲穿上衣服。”哥哥说:“我们一人套一个袖子吧!”我说:“不，这是只有长子才能做的。在身上套衣服，也只能由你来套。”后来哥哥就按照我说的方法做，替父亲将衣服穿上，然后由里到外将扣子扣好，最后扶着父亲的身体，让父亲躺平。这一切事情都是在荣总怀远堂进行的。父亲的遗体也是安置在怀远堂，摆置遗体的地方不大，仅仅够摆一张小床，再加上一张椅子，天花板上面有一盏小烛光灯泡的灯， 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守了一夜。当父亲的遗体还安置在怀远堂时，哥哥没有来守灵，连后来父亲的遗体安放在慈湖时，他也有两夜没有替父亲守灵，我则是从头到尾守灵，一夜都没有离开。那一阵子，我不知道哪里来的精力，整整一个月顶下来。那时候我是战争学院的院长，父亲过世后，我没有请丧假，晚上守灵，白天还到学校上课。而且那时候我的课排得很密集，重要的课程都是我自己来教，因为刚开始教官训练得还不够，特别是将官班，都是我一个人教的。那一个月内，我上午上课，下午备课，晚上守灵，就如此顶下来了，也不觉得疲倦。后来，哥哥的《一月守灵记》出版后，有好多人写信来骂我，说我没有替父亲守灵。父亲有一位专属照相师胡崇贤先生，外号叫“胡照相”。有一天，他拿了一张相片给我，那张相片是我在荣总怀远堂，坐在父亲遗体旁边哀思时，他帮我拍的。除了我以外，旁边也没有任何人在，他拿相片给我时跟我说:“纬国，以后再要有人说你没有守灵，你可以拿这张相片给他看。”我现在正在找这张相片，因为太具有历史价值了。这次我生病以后，很多东西的放置位置都忘了，一下子也记不起来。这次的病，实在是非同小可，记得在我失去知觉之前，我还很冷静地将我的私房钱交给内人，所以，我跟我内人开玩笑说:“如果我能够侥幸活下去，我就要开始“吃软饭’了。”
我是一个喜欢讲笑话的人，但是自从父亲过世之后，我有三年的时间没有讲笑话。因为父亲过世那段期间，是我心里最苦闷、最伤痛的时候，后来朋友们觉得我变了，不再像从前那个样子，他们就逗我，要我讲笑话，可是我实在讲不出来。有一次，我突然想起，在守灵期间， 曾经发生了一件实在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我有一个老部下， 退伍后开了一家棺材铺，在瞻仰仪容的那段时间，他也到国父纪念馆瞻仰领袖仪容。他见到我就递了一张名片给我，我看了就说:“你现在从事服务工作啊。”他接着问我:“老长官，请问棺材准备了没有?”我说:“我们已经买好了。”父亲过世后，我们就立刻派人到香港买寿木，因为老夫人主张用西式的。说老实话，我也喜欢用西式的，看起来比较舒服。他听完就说:“老长官，将来你有什么需要我服务的，请你随时打电话给我。”我说:“谢谢，但是等到我需要你服务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自己打电话了。”他竟然还说:“没关系，叫你副官打好了。”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蒋纬国《蒋氏家族与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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