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真论
夫生日为主者，行君之令，法运四时，阴阳刚柔之情，内外否泰之道，进退相倾，动静相代，取固亨出入之缓急，求济复散敛之巨微。释日之法有三要，以干为天，以支为地，支中所藏者为人元。分四柱者，年为根，月为苗，日为花，时为实。又释，四柱之中以年为祖上，则知世代宗派盛衰之理。以月为父母，则知亲荫名利有无之类。以日为己身，当推其干，搜用八字，为内外取舍之源，干弱则求气旺之藉，有余则欲不足之营。干同以为兄弟，如乙见甲为兄，忌庚重也，甲以乙为弟，畏辛多也。干克以为妻财，财多干旺则多称意，若干衰则财反祸，干与支同，损财伤妻也。男取克干为嗣，女取干生为子。存失皆例，以时分野，当推落地贫贱富贵之区。理愚所谓五行真假少人知，知时须是泄天机是也。俗以甲子作海中金，即娄景之前，未知金在海中之论。或用年为主，则可知万亿富贵相同者。以甲子年生，便为本命，忌日之戒。月为兄弟，如火命生酉戌亥子月，言兄弟不得力之断。或日为妻，如在空刑克杀之地，言克妻妾之断。或时为子息，临死绝之乡，言子少之断。论之皆非。人之可为造物，阴阳之所致，倾世术士不知斯理，而淆乱于俗。故不可以言传，当考幽微之妙矣。
喜忌篇
四柱排定，三才次分，专以日上天元，配合八字。其支干不见之形，无时不有。神煞相伴，轻重较量。若乃时逢七杀，见之未必为凶，月制干强，其杀返为权印。财官印绶全备，藏蓄于四季之中。官星财气长生，镇居于寅申巳亥。庚申时逢于戊日，名食神干旺之方，岁月犯甲丙卯寅，此乃是遇而不遇。月生日干无天财，乃印绶之名。日禄归时没官星，号青云得路。阳水叠逢辰位，是壬骑龙背之乡。阴木独遇子时，为六乙鼠贵之地。庚日全逢润下，忌壬癸巳午之方，时遇子申，其福减半。若逢伤官月建，如凶处未必为凶，内有正倒禄飞，忌官星亦嫌羁绊。六癸日时若逢寅位，岁月怕己戊二方。甲子日再遇子时，畏庚辛申酉丑午。辛癸日多逢丑地，不喜官星，岁时逢子巳二宫，虚名虚利。拱禄拱贵，填实则凶。时上偏财，别宫忌见。六辛日时逢戊子，嫌午位运喜西方。五行遇月支偏官，岁时中亦宜制伏，类有去官留杀，亦有去杀留官。四柱纯杀有制，定居一品之尊，略见一位正官，官杀浑杂反贱。戊日午月，勿作刃看，时岁火多，却为印绶。月令虽逢建禄，切忌会杀为凶。官星七杀交差，却有合杀为贵。柱中官星太旺，天元羸弱之名。日干旺甚无依，若不为僧为道。印绶生月，岁时忌见财星，运入财乡，却宜退身避职。劫财阳刃，切忌时逢，岁运并临，灾殃立至。十干背禄，岁时喜见财星，运至比肩，号曰背禄逐马。五行正贵，忌冲刑克破之宫。四柱干支，喜三合六合之地。日干无气，时逢阳刃不为凶。神煞两停，喜者存之，憎者弃之。地支天干合多，亦贪合忘官。四柱杀旺运纯，身旺为官清贵。凡见天元太弱，内有弱处复生。柱中七杀全彰，身旺极贫。无杀女人之命，一贵可作良人。贵众合多，定是师尼娼妓。偏官时遇，制伏太过，乃是贫儒。四柱伤官，运入官乡又破。五行绝处，即是胎元，生日逢之，名曰受气。是以阴阳罕测，不可一理而推。务要神分贵贱，略敷古圣之遗迹，约以今贤之博览。若遵此法参详，鉴命无差无忒。
继善篇
人禀天地，命属阴阳，生居覆载之内，尽在五行之间。欲知贵贱，先观月令乃提纲，次断吉凶。专用日干为主本，三元要成格局，四柱喜见财官。用神不可损伤，日主最宜健旺。年伤日干，名为本主不和。岁月时中，大怕杀官浑杂。取用凭于生月，当推究于浅深。发觉在于日时，要消详于强弱。官星正气，忌见冲刑。时上偏财，怕逢兄弟。生气印绶，利官运畏入财乡。七杀偏官喜制伏，不宜太过。伤官复行官运，不测灾来。阳刃冲合岁君，勃然祸至。富而且贵，定因财旺生官。非夭则贫，必是身衰遇鬼。六壬生临午位，号曰禄马同乡。癸日坐向巳宫，乃是财官双美。财多身弱，正为富屋贫人。以杀化权，定显寒门贵客。登科甲第，官星临无破之宫。纳粟奏名，财库居生旺之地。官贵太盛，才临旺处必倾。印绶被伤，倘若荣华不久。有官有印无破，作廊庙之材。无官无印有格，乃朝廷备用。名标金榜，须还身旺逢官。得佐圣君，贵在冲官逢合。非格非局，见之焉得为奇。身若遇官，得后徒然费力。小人命内，亦有正印官星。君子格中，也犯七杀阳刃。为人好杀，阳刃必犯于偏官。素食慈心，印绶遂逢于天德。生平少病，日主高强。一世安然，财命有气。官刑不犯，印绶天德同宫。少乐多忧，盖缘日主自弱。身强杀浅，假杀为权。杀重身轻，终身有损。衰则变官为鬼，旺则化鬼为官。月生日干，运行不喜财乡。日主无依，却喜运逢财地。时归日禄，生平不喜官星。阴若朝阳，切忌丙丁离位。太岁众煞之主，入命未必为灾。若遇战斗之乡，必主刑于本命。岁伤日干，有祸必轻。日犯岁君，灾殃必重。五行有救，其年返必为财，四柱无情，故论名为克岁。庚辛来伤甲乙，丙丁先见无危。丙丁返克庚辛，壬癸遇之不畏。戊己愁逢甲乙，干头须要庚辛。壬癸虑遭戊己，甲乙临之有救。壬来克丙，须要戊字当头。癸去伤丁，却喜己来相制。庚得壬男制丙，夭作长年。甲以乙妹妻庚，凶为吉兆。天元虽旺，若无依倚是常人。日主太柔，纵遇财官是寒士。女人无煞犯二德，可两国之封。男命身强遇三奇，为一品之贵。甲逢己而生旺，定怀中正之心。丁遇壬而太过，必犯淫讹之乱。丙临申位逢阳水，难获延年。己入亥宫见阴木，终为损寿。庚值寅而遇丙，主旺无危。乙遇巳而见辛，身衰有祸。乙逢庚旺，长存仁义之风。丙合辛生，镇掌威权之职。一木重逢火位，名为气散之文。独水三犯庚辛，号曰体全之象。水归冬旺，生平乐自无忧。木在春生，处世安然必寿。金弱遇火炎之地，血疾无疑。土虚逢木旺之乡，脾伤定论。筋疼骨痛，盖因木被金伤。眼暗目昏，必是火遭水克。金逢艮而遇土，号曰还魂。水入巽而见金，名为不绝。土临卯位，未中年便欲灰心。金遇火乡，虽少壮必然挫志。金木交争刑战，仁义俱无。水火递互相伤，是非日有。木从水养，水盛而木则漂流。金赖土生，土厚而终遭埋没。是以五行不可偏枯，务要禀中和之气。更能绝虑忘思，鉴命无差无误。
夫生日为主者，行君之令，法运四时，阴阳刚柔之情，内外否泰之道，进退相倾，动静相代，取固亨出入之缓急，求济复散敛之巨微。释日之法有三要，以干为天，以支为地，支中所藏者为人元。分四柱者，年为根，月为苗，日为花，时为实。又释，四柱之中以年为祖上，则知世代宗派盛衰之理。以月为父母，则知亲荫名利有无之类。以日为己身，当推其干，搜用八字，为内外取舍之源，干弱则求气旺之藉，有余则欲不足之营。干同以为兄弟，如乙见甲为兄，忌庚重也，甲以乙为弟，畏辛多也。干克以为妻财，财多干旺则多称意，若干衰则财反祸，干与支同，损财伤妻也。男取克干为嗣，女取干生为子。存失皆例，以时分野，当推落地贫贱富贵之区。理愚所谓五行真假少人知，知时须是泄天机是也。俗以甲子作海中金，即娄景之前，未知金在海中之论。或用年为主，则可知万亿富贵相同者。以甲子年生，便为本命，忌日之戒。月为兄弟，如火命生酉戌亥子月，言兄弟不得力之断。或日为妻，如在空刑克杀之地，言克妻妾之断。或时为子息，临死绝之乡，言子少之断。论之皆非。人之可为造物，阴阳之所致，倾世术士不知斯理，而淆乱于俗。故不可以言传，当考幽微之妙矣。
喜忌篇
四柱排定，三才次分，专以日上天元，配合八字。其支干不见之形，无时不有。神煞相伴，轻重较量。若乃时逢七杀，见之未必为凶，月制干强，其杀返为权印。财官印绶全备，藏蓄于四季之中。官星财气长生，镇居于寅申巳亥。庚申时逢于戊日，名食神干旺之方，岁月犯甲丙卯寅，此乃是遇而不遇。月生日干无天财，乃印绶之名。日禄归时没官星，号青云得路。阳水叠逢辰位，是壬骑龙背之乡。阴木独遇子时，为六乙鼠贵之地。庚日全逢润下，忌壬癸巳午之方，时遇子申，其福减半。若逢伤官月建，如凶处未必为凶，内有正倒禄飞，忌官星亦嫌羁绊。六癸日时若逢寅位，岁月怕己戊二方。甲子日再遇子时，畏庚辛申酉丑午。辛癸日多逢丑地，不喜官星，岁时逢子巳二宫，虚名虚利。拱禄拱贵，填实则凶。时上偏财，别宫忌见。六辛日时逢戊子，嫌午位运喜西方。五行遇月支偏官，岁时中亦宜制伏，类有去官留杀，亦有去杀留官。四柱纯杀有制，定居一品之尊，略见一位正官，官杀浑杂反贱。戊日午月，勿作刃看，时岁火多，却为印绶。月令虽逢建禄，切忌会杀为凶。官星七杀交差，却有合杀为贵。柱中官星太旺，天元羸弱之名。日干旺甚无依，若不为僧为道。印绶生月，岁时忌见财星，运入财乡，却宜退身避职。劫财阳刃，切忌时逢，岁运并临，灾殃立至。十干背禄，岁时喜见财星，运至比肩，号曰背禄逐马。五行正贵，忌冲刑克破之宫。四柱干支，喜三合六合之地。日干无气，时逢阳刃不为凶。神煞两停，喜者存之，憎者弃之。地支天干合多，亦贪合忘官。四柱杀旺运纯，身旺为官清贵。凡见天元太弱，内有弱处复生。柱中七杀全彰，身旺极贫。无杀女人之命，一贵可作良人。贵众合多，定是师尼娼妓。偏官时遇，制伏太过，乃是贫儒。四柱伤官，运入官乡又破。五行绝处，即是胎元，生日逢之，名曰受气。是以阴阳罕测，不可一理而推。务要神分贵贱，略敷古圣之遗迹，约以今贤之博览。若遵此法参详，鉴命无差无忒。
继善篇
人禀天地，命属阴阳，生居覆载之内，尽在五行之间。欲知贵贱，先观月令乃提纲，次断吉凶。专用日干为主本，三元要成格局，四柱喜见财官。用神不可损伤，日主最宜健旺。年伤日干，名为本主不和。岁月时中，大怕杀官浑杂。取用凭于生月，当推究于浅深。发觉在于日时，要消详于强弱。官星正气，忌见冲刑。时上偏财，怕逢兄弟。生气印绶，利官运畏入财乡。七杀偏官喜制伏，不宜太过。伤官复行官运，不测灾来。阳刃冲合岁君，勃然祸至。富而且贵，定因财旺生官。非夭则贫，必是身衰遇鬼。六壬生临午位，号曰禄马同乡。癸日坐向巳宫，乃是财官双美。财多身弱，正为富屋贫人。以杀化权，定显寒门贵客。登科甲第，官星临无破之宫。纳粟奏名，财库居生旺之地。官贵太盛，才临旺处必倾。印绶被伤，倘若荣华不久。有官有印无破，作廊庙之材。无官无印有格，乃朝廷备用。名标金榜，须还身旺逢官。得佐圣君，贵在冲官逢合。非格非局，见之焉得为奇。身若遇官，得后徒然费力。小人命内，亦有正印官星。君子格中，也犯七杀阳刃。为人好杀，阳刃必犯于偏官。素食慈心，印绶遂逢于天德。生平少病，日主高强。一世安然，财命有气。官刑不犯，印绶天德同宫。少乐多忧，盖缘日主自弱。身强杀浅，假杀为权。杀重身轻，终身有损。衰则变官为鬼，旺则化鬼为官。月生日干，运行不喜财乡。日主无依，却喜运逢财地。时归日禄，生平不喜官星。阴若朝阳，切忌丙丁离位。太岁众煞之主，入命未必为灾。若遇战斗之乡，必主刑于本命。岁伤日干，有祸必轻。日犯岁君，灾殃必重。五行有救，其年返必为财，四柱无情，故论名为克岁。庚辛来伤甲乙，丙丁先见无危。丙丁返克庚辛，壬癸遇之不畏。戊己愁逢甲乙，干头须要庚辛。壬癸虑遭戊己，甲乙临之有救。壬来克丙，须要戊字当头。癸去伤丁，却喜己来相制。庚得壬男制丙，夭作长年。甲以乙妹妻庚，凶为吉兆。天元虽旺，若无依倚是常人。日主太柔，纵遇财官是寒士。女人无煞犯二德，可两国之封。男命身强遇三奇，为一品之贵。甲逢己而生旺，定怀中正之心。丁遇壬而太过，必犯淫讹之乱。丙临申位逢阳水，难获延年。己入亥宫见阴木，终为损寿。庚值寅而遇丙，主旺无危。乙遇巳而见辛，身衰有祸。乙逢庚旺，长存仁义之风。丙合辛生，镇掌威权之职。一木重逢火位，名为气散之文。独水三犯庚辛，号曰体全之象。水归冬旺，生平乐自无忧。木在春生，处世安然必寿。金弱遇火炎之地，血疾无疑。土虚逢木旺之乡，脾伤定论。筋疼骨痛，盖因木被金伤。眼暗目昏，必是火遭水克。金逢艮而遇土，号曰还魂。水入巽而见金，名为不绝。土临卯位，未中年便欲灰心。金遇火乡，虽少壮必然挫志。金木交争刑战，仁义俱无。水火递互相伤，是非日有。木从水养，水盛而木则漂流。金赖土生，土厚而终遭埋没。是以五行不可偏枯，务要禀中和之气。更能绝虑忘思，鉴命无差无误。
#方志动态# 南京记忆 | 金陵儒宗汪士铎（下）
作者：杨松涛
深受曾胡敬重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是湘军主要将领，也是晚清重臣。汪士铎乡试中举时，胡为副主考，两人的关系即始于此时。咸丰九年（1859），五十八岁的汪士铎应已是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邀，入其幕室。胡虽为汪的“座师”，却对汪“致敬尽礼，时尊称之曰梅公，曰梅老，或梅村老人，虚己以听”。（邓之诚《汪悔翁乙丙日记·序》）汪士铎所建言的选贤、治军、理财、筹边之具体政策和举措都受到胡的赏识。入幕之初，胡正编辑《读史兵略》一书，汪乃上言叙例，并受委托专注地理；后又倡议并帮助胡编绘《皇朝一统中外舆地图》。而汪当时带在身边的《水经注图释》，则是胡林翼为之作序并出资付梓印行的。
胡林翼死在军旅之后，湘军首领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总理苏皖赣浙四省军务，邀请时在南昌的汪士铎赴军前效力。汪当时正忙于整理胡林翼的遗著，虽未应邀，但早在胡幕时就多次写信给曾国藩讨论军事，为湘军围剿太平军，尤其是为清军收复金陵出谋划策，他的一些重要建议如专设长江水师提督一职等都被曾国藩采纳，因此深受曾国藩器重。
曾国藩的书信中，有多封写到汪士铎，如在给胡林翼一封信中说：“梅村兄两信，前信只速进苏州一条难行，余九条皆可行，无一迂腐语，两月内必一一行之。此信不如前信之切当，而满腔热血，喷薄纸上，有此血性男子而潦倒一生，天下安得不乏才哉？”在给胡的另一封信的末尾，曾国藩写道：“梅村境遇可悯，侠烈可敬，学问可畏。”并在给僚属、幕友的信中说汪士铎“学问淹雅，人品高洁，鄙人所企佩”，“此旷代醇儒也，孤介不可逼视”等等。他还评价汪“湛冥似严君平，芳洁如陶靖节。”这是赞扬汪士铎学养厚重高远像西汉的隐士严君平，品行美好高洁像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
胡林翼、曾国藩都曾多次向朝廷推荐汪士铎，但他无意为官。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金陵被清军收复；十月，谢绝多方聘任的汪士铎回到南京，归住老宅。时已住进两江总督衙署的曾国藩对其礼敬有加。王孝煃在《乡饮脍谈》中说：“汪梅村先生住金沙井，曾文正（曾国藩谥文正）每访之，即在铜作坊都土地祠前降舆（落轿）。步行入巷，叩门径入其室，谘访地方利弊或稽古订疑，先生提壶自出买茶致敬。相传文正初临舍，家无隙地，至舆从入邻家，近骚扰，先生为言之，故文正在巷外步行。”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让江宁县令派人每天给汪士铎送两担雨花台的泉水，而且要“继其后者循之”。故当时有人说，如此受知曾国藩的只有汪士铎一人而已。（《汪梅村先生传》）
汪士铎一生清贫，老年又常生病，经济拮据，朋友门生赠送的钱物，他一概拒绝；只有胡林翼和曾国藩的馈送，他才欣然受之。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四日，曾国藩在督署去世，汪士铎写有祭文，称颂曾国藩是“星精垂曜，降于南湘”，对其去世哭得是“声皆彻天，泪皆彻泉”，极为哀伤。（《曾国藩全集》第十六卷）
屡屡写字诟妇
汪士铎治学成就很高，著述宏富，受到当时学人称誉。但他的家庭生活却很不美满。特别是他在前妻去世后的第三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十八岁时续娶小他二十一岁的继室沈氏后，家中几无宁日。大约志趣不同，性格相悖，加上年龄上的差异，两人几乎天天吵架，所谓“夫妇勃谿无虚日”。沈氏凶悍霸道，能哭能闹，每次吵架，沈氏就叫汪士铎跪在地上，自打耳光；若汪不依，她就扬言要烧毁汪士铎的书稿。这一招很灵，逼得汪士铎无奈就范。
一次，两人又因事吵架，江南道道员洪汝奎（1824～1886，字莲舫，号琴西）得知后，令亲兵用轿子把汪士铎接到江宁知府涂宗瀛的官船上藏了起来。沈氏找了三天，也没找到，如是到处发话：汪士铎若再不出来，“吾将其著述诸稿焚去”。洪琴西听到后，知道汪士铎视稿如命，只好又用轿子把他送回家中。（李详《药裹慵谈》）
汪士铎一介书生，口不能敌，又因沈氏常戳其软肋，扬言焚书毁稿，只好忍气吞声，受其凌辱。然沈氏的耍泼和欺凌，让汪士铎十分痛苦，惧内忍让，心实不甘。于是他也屡屡诟妇，诟者，骂也。但他不是也不敢面对沈氏破口大骂，他骂得很特别，不用嘴而用笔。他把心中每次骂沈氏的话全用笔写在纸上，借以宣泄心中的愤懑，这为后人留下了噱谈的资料。
汪士铎诟妇的文字，邓之诚在《悔翁诟妇》一文中记之甚详，现摘引一二如下：“悔翁诟妇之词，皆笔之语录。盖口不能敌，则书以消恨也。有云：不孝、不友、不慈、不顺……无事寻人不是、懒傲惰不惠下、妒忌凌虐、残忍酷暴、不敬夫、多心、凶悍、挑舌、狠泼……寻死拼命、多言长舌、讲究妹妹圈套、假咳嗽、嗅鼻吐痰、诈遄逆、干呕、喷嚏、大声叹诈骂。”又云：“执气冲扑、不顾物力、委心凶悍、毁及器室”，“任性妄作，毒及子孙，老拳凶扬，殴及无辜”，“辱及先人，指桑骂槐，肆无顾忌”，“观其右眼角吊上，终必横死，未知死于凌迟之国法，抑或死于拼命之骗人”。又云：“女子之年，十岁以内死为夭，二十内外曰正，过三十曰甚，过四十曰变，过五十曰殃，过六十曰魅，过七十曰妖，过八十曰怪。”
仅从上引之部分诟妇文字，即可见沈氏凶悍狠泼之状和阴鸷尖刻之性以及汪士铎所受口辱拳殴之苦和刻骨铭心之恨。笑录之余，不禁为这位儒宗顿生同情之心。不知沈氏何年“横死”，悔翁何年得以解脱。
没有直系后人
汪士铎一生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迭遭战乱。早年奔走四方，到处谋生，养家糊口。他的前妻长他一岁，因家贫而未能早娶，直到他二十七岁时才迎娶过门可算是晩婚。前妻只活了四十七岁便撒手西去。汪士铎对其颇有感情，他在《自述》中写道：“棺极薄，葬不成礼，可哀也。”
汪士铎虽主张节制人口，但他却有五女四子，前妻生有五女一子；继室沈氏生有三子。除一女长大嫁到苏州外，其余四子四女未成年便死去，如其所说“余皆殇死”。其中二女一子死于太平军攻破金陵城后，因此他对太平军特别仇恨。这位儒学宗师去世时，没有直系后人，这也是他的著述大都散佚的一个原因。后人认为：汪士铎虽享上寿，著述成就独多；然早岁艰辛，遭逢祸难，骨肉仳离，终于无后，诚为伤心事。
汪士铎于同治十三年（1874）应聘为《上元江宁两县志》总纂时，金陵乡贤甘勲、陈作霖、秦际唐等为分纂。汪去世后，甘勲为之料理后事，并购朱家岗一块地为之营葬，还撰写了祭文和汪士铎的行状。陈作霖敬挽一联：“学绍郑司农，道宗周柱史；星沉郑角亢，殿失鲁灵光。”
这副挽联中的“郑司农’，指东汉经学家郑众，因其曾官大司农一职，故有此称。“周柱史”，即老子，老子曾任周室柱下史。上联是说汪士铎继承了郑众的经学，又像老子那样“朝隐终身无患”，是对汪士铎的颂扬。下联中的“角亢”，是二十八宿中的角宿和亢宿的合称。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和下界不同的地域相联系相对应，称某地是某星宿的分野。角、亢的分野在郑国，故称“郑角亢”。“角亢”又指寿星，汪士铎享年八十八岁，是为高寿。“鲁灵光”，指汉代建在山东曲阜的灵光殿，到汉末，义军四起，中原逐鹿，众殿遭毁，惟灵光殿独存。后遂以“鲁灵光”喻指硕果仅存的人或事物。下联的意思是汪士铎作为金陵硕果仅存的儒宗和寿星，也像天上的角、亢两星沉没了，是对汪士铎的哀悼。
（作者单位：南京日报社）
文章摘自：《南京史志》2017年第2期
（秘书处 编研处）
作者：杨松涛
深受曾胡敬重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是湘军主要将领，也是晚清重臣。汪士铎乡试中举时，胡为副主考，两人的关系即始于此时。咸丰九年（1859），五十八岁的汪士铎应已是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邀，入其幕室。胡虽为汪的“座师”，却对汪“致敬尽礼，时尊称之曰梅公，曰梅老，或梅村老人，虚己以听”。（邓之诚《汪悔翁乙丙日记·序》）汪士铎所建言的选贤、治军、理财、筹边之具体政策和举措都受到胡的赏识。入幕之初，胡正编辑《读史兵略》一书，汪乃上言叙例，并受委托专注地理；后又倡议并帮助胡编绘《皇朝一统中外舆地图》。而汪当时带在身边的《水经注图释》，则是胡林翼为之作序并出资付梓印行的。
胡林翼死在军旅之后，湘军首领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总理苏皖赣浙四省军务，邀请时在南昌的汪士铎赴军前效力。汪当时正忙于整理胡林翼的遗著，虽未应邀，但早在胡幕时就多次写信给曾国藩讨论军事，为湘军围剿太平军，尤其是为清军收复金陵出谋划策，他的一些重要建议如专设长江水师提督一职等都被曾国藩采纳，因此深受曾国藩器重。
曾国藩的书信中，有多封写到汪士铎，如在给胡林翼一封信中说：“梅村兄两信，前信只速进苏州一条难行，余九条皆可行，无一迂腐语，两月内必一一行之。此信不如前信之切当，而满腔热血，喷薄纸上，有此血性男子而潦倒一生，天下安得不乏才哉？”在给胡的另一封信的末尾，曾国藩写道：“梅村境遇可悯，侠烈可敬，学问可畏。”并在给僚属、幕友的信中说汪士铎“学问淹雅，人品高洁，鄙人所企佩”，“此旷代醇儒也，孤介不可逼视”等等。他还评价汪“湛冥似严君平，芳洁如陶靖节。”这是赞扬汪士铎学养厚重高远像西汉的隐士严君平，品行美好高洁像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
胡林翼、曾国藩都曾多次向朝廷推荐汪士铎，但他无意为官。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金陵被清军收复；十月，谢绝多方聘任的汪士铎回到南京，归住老宅。时已住进两江总督衙署的曾国藩对其礼敬有加。王孝煃在《乡饮脍谈》中说：“汪梅村先生住金沙井，曾文正（曾国藩谥文正）每访之，即在铜作坊都土地祠前降舆（落轿）。步行入巷，叩门径入其室，谘访地方利弊或稽古订疑，先生提壶自出买茶致敬。相传文正初临舍，家无隙地，至舆从入邻家，近骚扰，先生为言之，故文正在巷外步行。”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让江宁县令派人每天给汪士铎送两担雨花台的泉水，而且要“继其后者循之”。故当时有人说，如此受知曾国藩的只有汪士铎一人而已。（《汪梅村先生传》）
汪士铎一生清贫，老年又常生病，经济拮据，朋友门生赠送的钱物，他一概拒绝；只有胡林翼和曾国藩的馈送，他才欣然受之。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四日，曾国藩在督署去世，汪士铎写有祭文，称颂曾国藩是“星精垂曜，降于南湘”，对其去世哭得是“声皆彻天，泪皆彻泉”，极为哀伤。（《曾国藩全集》第十六卷）
屡屡写字诟妇
汪士铎治学成就很高，著述宏富，受到当时学人称誉。但他的家庭生活却很不美满。特别是他在前妻去世后的第三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十八岁时续娶小他二十一岁的继室沈氏后，家中几无宁日。大约志趣不同，性格相悖，加上年龄上的差异，两人几乎天天吵架，所谓“夫妇勃谿无虚日”。沈氏凶悍霸道，能哭能闹，每次吵架，沈氏就叫汪士铎跪在地上，自打耳光；若汪不依，她就扬言要烧毁汪士铎的书稿。这一招很灵，逼得汪士铎无奈就范。
一次，两人又因事吵架，江南道道员洪汝奎（1824～1886，字莲舫，号琴西）得知后，令亲兵用轿子把汪士铎接到江宁知府涂宗瀛的官船上藏了起来。沈氏找了三天，也没找到，如是到处发话：汪士铎若再不出来，“吾将其著述诸稿焚去”。洪琴西听到后，知道汪士铎视稿如命，只好又用轿子把他送回家中。（李详《药裹慵谈》）
汪士铎一介书生，口不能敌，又因沈氏常戳其软肋，扬言焚书毁稿，只好忍气吞声，受其凌辱。然沈氏的耍泼和欺凌，让汪士铎十分痛苦，惧内忍让，心实不甘。于是他也屡屡诟妇，诟者，骂也。但他不是也不敢面对沈氏破口大骂，他骂得很特别，不用嘴而用笔。他把心中每次骂沈氏的话全用笔写在纸上，借以宣泄心中的愤懑，这为后人留下了噱谈的资料。
汪士铎诟妇的文字，邓之诚在《悔翁诟妇》一文中记之甚详，现摘引一二如下：“悔翁诟妇之词，皆笔之语录。盖口不能敌，则书以消恨也。有云：不孝、不友、不慈、不顺……无事寻人不是、懒傲惰不惠下、妒忌凌虐、残忍酷暴、不敬夫、多心、凶悍、挑舌、狠泼……寻死拼命、多言长舌、讲究妹妹圈套、假咳嗽、嗅鼻吐痰、诈遄逆、干呕、喷嚏、大声叹诈骂。”又云：“执气冲扑、不顾物力、委心凶悍、毁及器室”，“任性妄作，毒及子孙，老拳凶扬，殴及无辜”，“辱及先人，指桑骂槐，肆无顾忌”，“观其右眼角吊上，终必横死，未知死于凌迟之国法，抑或死于拼命之骗人”。又云：“女子之年，十岁以内死为夭，二十内外曰正，过三十曰甚，过四十曰变，过五十曰殃，过六十曰魅，过七十曰妖，过八十曰怪。”
仅从上引之部分诟妇文字，即可见沈氏凶悍狠泼之状和阴鸷尖刻之性以及汪士铎所受口辱拳殴之苦和刻骨铭心之恨。笑录之余，不禁为这位儒宗顿生同情之心。不知沈氏何年“横死”，悔翁何年得以解脱。
没有直系后人
汪士铎一生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迭遭战乱。早年奔走四方，到处谋生，养家糊口。他的前妻长他一岁，因家贫而未能早娶，直到他二十七岁时才迎娶过门可算是晩婚。前妻只活了四十七岁便撒手西去。汪士铎对其颇有感情，他在《自述》中写道：“棺极薄，葬不成礼，可哀也。”
汪士铎虽主张节制人口，但他却有五女四子，前妻生有五女一子；继室沈氏生有三子。除一女长大嫁到苏州外，其余四子四女未成年便死去，如其所说“余皆殇死”。其中二女一子死于太平军攻破金陵城后，因此他对太平军特别仇恨。这位儒学宗师去世时，没有直系后人，这也是他的著述大都散佚的一个原因。后人认为：汪士铎虽享上寿，著述成就独多；然早岁艰辛，遭逢祸难，骨肉仳离，终于无后，诚为伤心事。
汪士铎于同治十三年（1874）应聘为《上元江宁两县志》总纂时，金陵乡贤甘勲、陈作霖、秦际唐等为分纂。汪去世后，甘勲为之料理后事，并购朱家岗一块地为之营葬，还撰写了祭文和汪士铎的行状。陈作霖敬挽一联：“学绍郑司农，道宗周柱史；星沉郑角亢，殿失鲁灵光。”
这副挽联中的“郑司农’，指东汉经学家郑众，因其曾官大司农一职，故有此称。“周柱史”，即老子，老子曾任周室柱下史。上联是说汪士铎继承了郑众的经学，又像老子那样“朝隐终身无患”，是对汪士铎的颂扬。下联中的“角亢”，是二十八宿中的角宿和亢宿的合称。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和下界不同的地域相联系相对应，称某地是某星宿的分野。角、亢的分野在郑国，故称“郑角亢”。“角亢”又指寿星，汪士铎享年八十八岁，是为高寿。“鲁灵光”，指汉代建在山东曲阜的灵光殿，到汉末，义军四起，中原逐鹿，众殿遭毁，惟灵光殿独存。后遂以“鲁灵光”喻指硕果仅存的人或事物。下联的意思是汪士铎作为金陵硕果仅存的儒宗和寿星，也像天上的角、亢两星沉没了，是对汪士铎的哀悼。
（作者单位：南京日报社）
文章摘自：《南京史志》2017年第2期
（秘书处 编研处）
净宗十三祖师-十一祖省庵大师
净宗十一祖省庵大师（公元1686～1734年），清代僧，讳实贤，字思齐，号省庵。省庵大师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省庵大师自小就不吃荤腥，少年时便有出尘的志向。省庵大师父亲早亡，母亲张氏知儿子宿具善根，便命其出家修道。七岁时，省庵大师礼清凉庵僧容选为师。省庵大师聪慧俊彦，经典过目不忘。省庵大师十五岁剃度受戒，兼通世典，吟诗书法俱精，然并未顷刻忘怀生死大事。
有一天，省庵大师到普仁寺，见一僧人仆地而死，省庵大师瞿然悟世无常，修持益加精进，严持戒律，不离衣钵，日止一食，肋不贴席，终生不懈。后云游参学，庚寅年（公元1710年）二十四岁时依渠成法师与绍昙法师听教，昼夜研穷方等经典。越三年，三观十乘之旨，性相之学，无不通贯。绍昙法师传省庵大师灵峰四世天台正宗。
甲午年（公元1714年）省庵大师二十八岁，叩灵鹫和尚于崇福，参「念佛是谁」话头，功夫绵密，凡历四月，恍然契悟，说：「我梦醒矣！」自那以后，应机无碍，才辩纵横。灵鹫和尚欲付以衣拂，省庵大师不受，辞去。
省庵大师后于真寂寺闭关，日阅三藏梵筴，夜夕持念阿弥陀佛名号。三年期满，寺众恭请省庵大师讲《法华经》，省庵大师升座开演，辞义犹如河悬泉涌，沛然莫御。自此，化缘日盛。
己亥春（公元1719年），省庵大师诣四明阿育王山瞻礼舍利，先后五次燃指香供佛。每年佛涅槃日，省庵大师讲演《遗教经》与《佛说阿弥陀经》，开示是心是佛的奥旨。三根普摄，法化洋溢。江浙一带的四众弟子，倾心归仰，历有十年。法筵之盛况，胜过诸方。
省庵大师洞悉末法众生，根机钝劣，略有二类：一愚二狂。愚者茫然无解，固不待论；狂者妄意高远，轻视念佛法门，不肯自修。不知末法之世靠自力出离生死，罕闻有人。省庵大师痛斥狂禅，指归净土。对于一些发愿来生生到中国，童真出家修道广度众生的行人，省庵大师斥之为愚执。阐明求生西方，总摄一切菩提誓愿，应专精念佛，先求自度，然后圆成菩提大愿。
省庵大师于末法世，建精进幢，以身作则，广行道化。谨遵莲池大师持戒念佛之遗风，一生以「行在梵网，志在西方」自励。净业堂规约，每日课堂，十时念佛，九时作观，一时礼拜，且规定黑、白半月诵菩萨戒本。省庵大师受请住持诸寺院，每进院规模范一新，清规肃穆，日讲《法华经》、《首楞严经》诸部，执经请益者云集。省庵大师后退隐杭城仙林寺，不出户庭，力修净业。省庵大师继而受众弟子请，住持凤山梵天讲寺，于是屏绝诸缘，纯提净土，结长期念佛会，严立规约，昼夜六时，互相策励，人咸称是永明大师再来。先后住持古剎禅院十余载，得度弟子甚众。
至癸丑（公元1733年）佛成道日，省庵大师对弟子说：「我于明年四月十四日长往矣。」自此，掩关寸香斋，规定昼夜持念十万声佛号。次年甲寅（公元1744年）四月二日出关，十二日，告知大众说：「吾十日前见西方三圣降临虚空，今再见矣，吾其生净土乎。」随即交待寺院事务，遍辞城中诸护法居士。侍者请省庵大师书偈，省庵大师书云：「身在华中佛现前，佛光来照紫金莲，心随诸佛往生去，无去来中事宛然。」书讫，说：「我十四日定往生矣，你们准备为我集众念佛。」十三日，断饮食，敛目危坐，五更时沐浴更衣，面西趺坐。至巳时，远近道俗弟子集聚，涕泪膜拜说：「愿师住世度人。」大师复启目说：「我去即来，生死事大，各自净心念佛。」言讫，省庵大师合掌称佛名而圆寂。一会儿，鼻筋下垂，面容颜色明润，到封龛时，容色不变。世寿四十九。
省庵大师撰有《净土诗》、《西方发愿文注》、《劝发菩提心文》、《续往生传》等流布于世。
净宗十一祖省庵大师（公元1686～1734年），清代僧，讳实贤，字思齐，号省庵。省庵大师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省庵大师自小就不吃荤腥，少年时便有出尘的志向。省庵大师父亲早亡，母亲张氏知儿子宿具善根，便命其出家修道。七岁时，省庵大师礼清凉庵僧容选为师。省庵大师聪慧俊彦，经典过目不忘。省庵大师十五岁剃度受戒，兼通世典，吟诗书法俱精，然并未顷刻忘怀生死大事。
有一天，省庵大师到普仁寺，见一僧人仆地而死，省庵大师瞿然悟世无常，修持益加精进，严持戒律，不离衣钵，日止一食，肋不贴席，终生不懈。后云游参学，庚寅年（公元1710年）二十四岁时依渠成法师与绍昙法师听教，昼夜研穷方等经典。越三年，三观十乘之旨，性相之学，无不通贯。绍昙法师传省庵大师灵峰四世天台正宗。
甲午年（公元1714年）省庵大师二十八岁，叩灵鹫和尚于崇福，参「念佛是谁」话头，功夫绵密，凡历四月，恍然契悟，说：「我梦醒矣！」自那以后，应机无碍，才辩纵横。灵鹫和尚欲付以衣拂，省庵大师不受，辞去。
省庵大师后于真寂寺闭关，日阅三藏梵筴，夜夕持念阿弥陀佛名号。三年期满，寺众恭请省庵大师讲《法华经》，省庵大师升座开演，辞义犹如河悬泉涌，沛然莫御。自此，化缘日盛。
己亥春（公元1719年），省庵大师诣四明阿育王山瞻礼舍利，先后五次燃指香供佛。每年佛涅槃日，省庵大师讲演《遗教经》与《佛说阿弥陀经》，开示是心是佛的奥旨。三根普摄，法化洋溢。江浙一带的四众弟子，倾心归仰，历有十年。法筵之盛况，胜过诸方。
省庵大师洞悉末法众生，根机钝劣，略有二类：一愚二狂。愚者茫然无解，固不待论；狂者妄意高远，轻视念佛法门，不肯自修。不知末法之世靠自力出离生死，罕闻有人。省庵大师痛斥狂禅，指归净土。对于一些发愿来生生到中国，童真出家修道广度众生的行人，省庵大师斥之为愚执。阐明求生西方，总摄一切菩提誓愿，应专精念佛，先求自度，然后圆成菩提大愿。
省庵大师于末法世，建精进幢，以身作则，广行道化。谨遵莲池大师持戒念佛之遗风，一生以「行在梵网，志在西方」自励。净业堂规约，每日课堂，十时念佛，九时作观，一时礼拜，且规定黑、白半月诵菩萨戒本。省庵大师受请住持诸寺院，每进院规模范一新，清规肃穆，日讲《法华经》、《首楞严经》诸部，执经请益者云集。省庵大师后退隐杭城仙林寺，不出户庭，力修净业。省庵大师继而受众弟子请，住持凤山梵天讲寺，于是屏绝诸缘，纯提净土，结长期念佛会，严立规约，昼夜六时，互相策励，人咸称是永明大师再来。先后住持古剎禅院十余载，得度弟子甚众。
至癸丑（公元1733年）佛成道日，省庵大师对弟子说：「我于明年四月十四日长往矣。」自此，掩关寸香斋，规定昼夜持念十万声佛号。次年甲寅（公元1744年）四月二日出关，十二日，告知大众说：「吾十日前见西方三圣降临虚空，今再见矣，吾其生净土乎。」随即交待寺院事务，遍辞城中诸护法居士。侍者请省庵大师书偈，省庵大师书云：「身在华中佛现前，佛光来照紫金莲，心随诸佛往生去，无去来中事宛然。」书讫，说：「我十四日定往生矣，你们准备为我集众念佛。」十三日，断饮食，敛目危坐，五更时沐浴更衣，面西趺坐。至巳时，远近道俗弟子集聚，涕泪膜拜说：「愿师住世度人。」大师复启目说：「我去即来，生死事大，各自净心念佛。」言讫，省庵大师合掌称佛名而圆寂。一会儿，鼻筋下垂，面容颜色明润，到封龛时，容色不变。世寿四十九。
省庵大师撰有《净土诗》、《西方发愿文注》、《劝发菩提心文》、《续往生传》等流布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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