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生：认识中国创新经济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金研究院 ，作者CGI
来源：中金点睛
彭文生为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9月23-24日，中金公司在北京成功举办“创新中国”——2021科技创新与产业链发展论坛。本次论坛邀请了国内外决策部门、产业界和学术界的资深专家学者，共话科技创新与产业链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彭文生先生以“认识中国创新经济”为题发表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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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经济不是传统的经济活动，有观点甚至认为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是创新的敌人。这几年，“创新经济学”的说法受到重视。创新经济学研究和分析的是，怎样的经济资源配置、组织方式能够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过去五个月，中金公司研究部和中金研究院协同，进行多轮内部讨论、分析、深化，完成了这个报告。
我们的报告取名《创新：不灭的火炬》。在取名的时候，我们发动了所有研究员，要求每位同事都要提出一个报告名字的建议，最后所有研究员投票，得到票数最多的就是《创新：不灭的火炬》这个名字。这里有两个含义：一层含义是，1988年中国国家科委促进高技术发展的计划，名为“中国火炬计划”，从那以后，“火炬”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个象征。另一层含义是，众所周知美国有一个报告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作者是美国一位伟大的科学家Bush，他也是“曼哈顿计划”的提出者和执行者。Bush在1945年给美国总统的这份报告中，提出了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国家安全、每个百姓生活的重要性，关注如何组织资源，尤其是政府对基础研究、对关键技术研发的支持。这篇报告后来被认为在美国战后摆脱基础研究和人才对欧洲的依赖，以及在美国科技创新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的一位朋友特别提出“不灭的火炬”对照“无尽的前沿”，我们不敢夸大自己的作用，但是希望这个报告对促进大家思考中国科技创新问题有帮助。
报告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展开分析的，分三篇：总量、产业、金融。总量篇是从创新的供给和需求来讲。科技创新需要资源供给，供给端一个是研发投入、一个是人才，如何组织供给端研发和人才的投入。需求端，我们创新的根本目的还是要满足消费者需求、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需求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来讲，就涉及到垄断和竞争问题，国际市场涉及到大家关注的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科技竞争问题。如何把供给和需求结合起来，就有了区域创新中心的问题，再往后，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经济学越来越多研究国家创新体系。科学无国界，但国家之间有竞争，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如何在国际经济贸易竞争中取得优势，科技创新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从产业角度来讲，看系统重要性，未来有三个领域需要重点关注：数字经济、生物经济、绿色转型。报告的产业篇聚焦对于全球、对于中国经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这三个领域。从产业层面看，大家关心的不仅包括科技发展，还有产业链安全问题。事实上，产业链安全的根本也是在于科技创新。我们经常说中国面临“卡脖子”，为什么会“卡脖子”？因为别人生产的一些东西我们生产不了，我们生产的东西别人能够生产，虽然可能多花一些成本，但还是能够生产的。因此，提高产业链安全度，关键在于提升不可替代性，本质上讲是科技创新问题。因此，科技创新和产业链安全紧密相连。在产业层面看，还有两个支撑技术进步、科技创新的基础需要重视，一个是制造业、一个是物流行业。最近大家可能关注到，上海到美国的海运费翻了六倍。中国的疫情控制得很好，我们产品的出厂价格并不贵，但生产的东西到美国就贵了，这对未来的产业链分布（例如所谓的制造业回流）、对经济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含义。
从产业角度来讲，看系统重要性，未来有三个领域需要重点关注：数字经济、生物经济、绿色转型。报告的产业篇聚焦对于全球、对于中国经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这三个领域。从产业层面看，大家关心的不仅包括科技发展，还有产业链安全问题。事实上，产业链安全的根本也是在于科技创新。我们经常说中国面临“卡脖子”，为什么会“卡脖子”？因为别人生产的一些东西我们生产不了，我们生产的东西别人能够生产，虽然可能多花一些成本，但还是能够生产的。因此，提高产业链安全度，关键在于提升不可替代性，本质上讲是科技创新问题。因此，科技创新和产业链安全紧密相连。在产业层面看，还有两个支撑技术进步、科技创新的基础需要重视，一个是制造业、一个是物流行业。最近大家可能关注到，上海到美国的海运费翻了六倍。中国的疫情控制得很好，我们产品的出厂价格并不贵，但生产的东西到美国就贵了，这对未来的产业链分布（例如所谓的制造业回流）、对经济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含义。
报告的第三篇是金融。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资金，除了内部资金外，外部金融非常重要。金融涉及到创新的多个方面，例如创新投入形成的无形资产，如何估值？因此，我们分了三章去讨论：会计制度、融资、投资，从这三个视角来看金融体系如何有效服务实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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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质量发展要求科技创新
下面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科技创新的有效机制、生态，以及如何理解产业链安全？首先，在新阶段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求科技创新。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落实新发展理念，五个理念中创新排在第一位。创新为什么重要？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未来需要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过去有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从两个方面促进经济，一个是劳动力多，另一个是储蓄率高。即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储蓄率高。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两个方面未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会下降，尤其是劳动力的贡献。我们的估算表明，未来劳动力的贡献为负，储蓄率也会下降。未来靠什么？只能靠效率的提高，靠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这就要靠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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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关系到未来几十年的问题是受到广泛关注的碳中和、绿色转型。我们上半年的报告《碳中和经济学》最近已经正式出版，《碳中和经济学》讲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绿色溢价”，即如何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增加对绿色能源的使用。根本上讲，这是成本问题，要降低清洁能源相对于化石能源的成本，包含三个基本方式：一个是增加化石能源价格，例如碳税、碳交易形成碳价格；一个是通过技术进步降低清洁能源价格；还有一个是社会治理，中国特色下，社会治理中有一些行政性手段，例如最近一些地方采取了限产措施。这三个方式中，技术进步是最关键的。没有技术进步，单纯靠增加碳价格、靠社会治理，必然对当前经济活动带来很大冲击。因此，未来几十年的绿色转型也要靠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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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生为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9月23-24日，中金公司在北京成功举办“创新中国”——2021科技创新与产业链发展论坛。本次论坛邀请了国内外决策部门、产业界和学术界的资深专家学者，共话科技创新与产业链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彭文生先生以“认识中国创新经济”为题发表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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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经济不是传统的经济活动，有观点甚至认为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是创新的敌人。这几年，“创新经济学”的说法受到重视。创新经济学研究和分析的是，怎样的经济资源配置、组织方式能够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过去五个月，中金公司研究部和中金研究院协同，进行多轮内部讨论、分析、深化，完成了这个报告。
我们的报告取名《创新：不灭的火炬》。在取名的时候，我们发动了所有研究员，要求每位同事都要提出一个报告名字的建议，最后所有研究员投票，得到票数最多的就是《创新：不灭的火炬》这个名字。这里有两个含义：一层含义是，1988年中国国家科委促进高技术发展的计划，名为“中国火炬计划”，从那以后，“火炬”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个象征。另一层含义是，众所周知美国有一个报告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作者是美国一位伟大的科学家Bush，他也是“曼哈顿计划”的提出者和执行者。Bush在1945年给美国总统的这份报告中，提出了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国家安全、每个百姓生活的重要性，关注如何组织资源，尤其是政府对基础研究、对关键技术研发的支持。这篇报告后来被认为在美国战后摆脱基础研究和人才对欧洲的依赖，以及在美国科技创新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的一位朋友特别提出“不灭的火炬”对照“无尽的前沿”，我们不敢夸大自己的作用，但是希望这个报告对促进大家思考中国科技创新问题有帮助。
报告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展开分析的，分三篇：总量、产业、金融。总量篇是从创新的供给和需求来讲。科技创新需要资源供给，供给端一个是研发投入、一个是人才，如何组织供给端研发和人才的投入。需求端，我们创新的根本目的还是要满足消费者需求、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需求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来讲，就涉及到垄断和竞争问题，国际市场涉及到大家关注的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科技竞争问题。如何把供给和需求结合起来，就有了区域创新中心的问题，再往后，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经济学越来越多研究国家创新体系。科学无国界，但国家之间有竞争，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如何在国际经济贸易竞争中取得优势，科技创新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从产业角度来讲，看系统重要性，未来有三个领域需要重点关注：数字经济、生物经济、绿色转型。报告的产业篇聚焦对于全球、对于中国经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这三个领域。从产业层面看，大家关心的不仅包括科技发展，还有产业链安全问题。事实上，产业链安全的根本也是在于科技创新。我们经常说中国面临“卡脖子”，为什么会“卡脖子”？因为别人生产的一些东西我们生产不了，我们生产的东西别人能够生产，虽然可能多花一些成本，但还是能够生产的。因此，提高产业链安全度，关键在于提升不可替代性，本质上讲是科技创新问题。因此，科技创新和产业链安全紧密相连。在产业层面看，还有两个支撑技术进步、科技创新的基础需要重视，一个是制造业、一个是物流行业。最近大家可能关注到，上海到美国的海运费翻了六倍。中国的疫情控制得很好，我们产品的出厂价格并不贵，但生产的东西到美国就贵了，这对未来的产业链分布（例如所谓的制造业回流）、对经济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含义。
从产业角度来讲，看系统重要性，未来有三个领域需要重点关注：数字经济、生物经济、绿色转型。报告的产业篇聚焦对于全球、对于中国经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这三个领域。从产业层面看，大家关心的不仅包括科技发展，还有产业链安全问题。事实上，产业链安全的根本也是在于科技创新。我们经常说中国面临“卡脖子”，为什么会“卡脖子”？因为别人生产的一些东西我们生产不了，我们生产的东西别人能够生产，虽然可能多花一些成本，但还是能够生产的。因此，提高产业链安全度，关键在于提升不可替代性，本质上讲是科技创新问题。因此，科技创新和产业链安全紧密相连。在产业层面看，还有两个支撑技术进步、科技创新的基础需要重视，一个是制造业、一个是物流行业。最近大家可能关注到，上海到美国的海运费翻了六倍。中国的疫情控制得很好，我们产品的出厂价格并不贵，但生产的东西到美国就贵了，这对未来的产业链分布（例如所谓的制造业回流）、对经济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含义。
报告的第三篇是金融。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资金，除了内部资金外，外部金融非常重要。金融涉及到创新的多个方面，例如创新投入形成的无形资产，如何估值？因此，我们分了三章去讨论：会计制度、融资、投资，从这三个视角来看金融体系如何有效服务实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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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质量发展要求科技创新
下面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科技创新的有效机制、生态，以及如何理解产业链安全？首先，在新阶段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求科技创新。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落实新发展理念，五个理念中创新排在第一位。创新为什么重要？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未来需要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过去有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从两个方面促进经济，一个是劳动力多，另一个是储蓄率高。即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储蓄率高。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两个方面未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会下降，尤其是劳动力的贡献。我们的估算表明，未来劳动力的贡献为负，储蓄率也会下降。未来靠什么？只能靠效率的提高，靠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这就要靠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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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商会报告竟批中国经济自力更生#，专家驳斥】中国背离了改革开放精神？9月23日，中国欧盟商会发布了《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原意本是给在华欧盟企业提建议，但报告却用了极大的篇幅非议中国的经济政策。
《建议书》中称，中国经济重心日益转向“内循环”，中国的“双循环”“自力更生”等经济政策背离了1970年代以来坚持的改革开放精神，还“警告”称这将使外国投资减少，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政治关系紧张。
“中国面临着小题大做的风险。”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说。
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告诉观察者网，《建议书》体现了欧盟商业机构对中国的认识，越来越具有强烈的政治化的倾向。欧盟近两年越来越强调“战略自主”，却批判中国的“自力更生”，给人的感觉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体现的，是欧盟商会视野的狭隘。
中国欧盟商会由51家会员企业于2000年成立，目前拥有1700余家会员公司，并在9个城市设有7个分会，分别为：北京、南京、上海、沈阳、华南（广州和深圳）、西南（成都与重庆）及天津。
中国欧盟商会介绍称，其作为在华欧盟企业的独立官方代言机构，得到了欧盟委员会和中国政府的一致认可，也是在民政部注册的外国商会。
作为在华欧盟企业的官方代言机构，该商会每年都会发布《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下称建议书），对欧盟在华企业经营状况作出分析和建议。但今年，该商会却在《建议书》中非议中国“双循环”“自主可控”“自力更生”等经济政策。
“新瓶装旧酒”
《建议书》一开篇，就称中国经济重心正日益转向“内循环”，将引起人们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的担心，甚至将中国的“双循环”政策片面解读为背离1970年代以来坚持的改革开放精神。
另外，《建议书》称，中国正在推行“自力更生”战略，这不仅可能导致外国投资减少，削弱中国创新能力，以及导致中国重复生产国际上已广泛供应的商品，从而引起资源错配，甚至可能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政治关系紧张。
2021年初，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及“自主可控”一词，要求“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
《建议书》称，“自主可控”一词在中欧企业的商业讨论中被愈加频繁提及，还拿出调研数据称，在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2021》中，34%的受访者预计这将对商业产生不利影响。在华欧洲企业抱怨称，在“自主可控”的要求下，他们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担心最终可能会被视为“不可靠”企业。
另外，《建议书》提到，尽管“双循环”将会向外资敞开一些大门，并让某些行业的部分外企获得更好的待遇，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关上另一些大门。外资企业无法确定届时自己会被分配在“商务舱”、“经济舱”还是“货舱”，这可能取决于他们处在哪个行业。
因此，《建议书》担心，部分欧盟企业哪怕被允许“登机”，也会有被分配到“货舱”的可能性。
“这个建议书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告诉观察者网，“中国欧盟商会每年都要发报告，近十年以来，报告的总基调其实一直没变，就是不断地抱怨中国的营商环境，尤其是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给欧洲在华企业带来的各种不便等等，实际上一直是主基调。”
另外，崔洪建表示，“这个报告主要的结论，还是一如既往地抱怨中国的营商和政策环境，但他加了一些对现在当前中国的经济政策的走向的理解，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延续了近几年来，欧盟商会对中国的政策环境认识的变化，这和欧洲现在对中国比较质疑的舆论，在调子上是一致的。”
“但是以前它的抱怨，主要是集中在一些比较具体的政策领域，但是近两年来，实际上是开始质疑中国整个的政治环境。欧盟商会的报告，体现出现在欧盟的一些商业机构，包括行会，他们现在对中国的认识，也越来越具有强烈的政治化的倾向。”
中国市场在疫情期间帮助欧洲企业支撑了业务
但与此同时，中国欧盟商会也承认，尽管新冠疫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中国却实现了快速的复苏，许多在华欧洲企业的业务表现让总部吃下定心丸，也弥补了其他市场的亏损。中国经济预计将长期保持强盛，而欧洲企业在华业务的短期前景也总体向好。
《建议书》预计，到2026年为止的未来五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全球总额中将占五分之一以上。 对众多欧洲企业来说，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尽管面临障碍，但欧洲企业仍然选择坚守中国市场。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说，外国公司为中国的税收、贸易和就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反过来，中国仍然是欧洲公司的一个关键市场，在疫情期间帮助支撑了业务。
“在许多情况下……是中国的业务稳定了总部，从根本上说也给商会带来了业务。”他说。
因此，《建议书》给欧洲在华企业提建议称，企业可以考虑尽可能多地将生产环节安排在中国，打造尽量本地化的价值链，以及实现研发工作、网络设备和服务本地化。
尽管中国欧盟商会试图在报告中“渲染”不安情绪，但从数据来看，中欧经贸合作依旧保持强劲韧性。欧盟统计局8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继续保持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欧盟货物贸易出口额为10489亿欧元，同比增长13.8%；进口额为9645亿欧元，同比增长13.9%。其中，欧盟向中国出口商品1126亿欧元，同比增长20.2%；从中国进口商品2101亿欧元，同比增长15.5%。
双循环、“自力更生”等政策背离改革开放？
《建议书》多次强调，“坚持‘双循环’，意味着中国将背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坚持的改革开放精神。”“追求经济自给自足与中国自1978年以来坚持的全面改革开放精神背道而驰，如果坚持下去，将直接影响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欧盟商会提出异议的“自主可控”战略，并非针对所有行业，主要关注的是对国民经济稳定运行有重要影响的关键产业。《经济日报》此前分析称，若重要产品的产业链供应链不能自主可控，一旦被发达国家“卡脖子”，就有可能会产生国民经济的“窒息”，那么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会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例如，今年2月份，首个基于国产指令架构、国产内核的电力专用主控芯片“伏羲”实现量产，标志着我国电力二次设备核心元器件做到了自主可控。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技术研发中心芯片与智能终端团队技术负责人姚浩说，此前电力行业虽然在低端领域有很多已经是国产芯片了，但其中95%以上都是基于海外的指令架构。假如技术禁运扩大化，打击面是很大的。因此需要走出一条完全国产自主可控的技术领域，从而奠定科技自主自强的关键基础。
另外，“关于双循环是否背离了改革开放，里面也至少有几点，是站不住脚的。“崔洪建表示：“第一个呢，它单方面地去理解，或者说定义双循环，把双循环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我觉得这个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政府实际上在提出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方向时候，交代得很清楚，就是双循环这个东西呢，一定程度上，是因应当前国际整体的形势变化而做出的一种调整。换句话说，如果全球化还能像以前那样，在障碍比较小的情况下推进的话，我相信中国方面不会去提出这个所谓双循环的这个东西。”
“但是欧盟商会避而不谈当前全球化遇到的阻碍，避而不谈美国，包括欧洲，对中国采取的一些经济限制措施，而单方面的去谈中国的双循环，而且把它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片面，而且非常主观的，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个，关于自给自足、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有什么错呢？任何一个经济体，尤其是像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是非常必要的。不要说中国，其实近两年以来，欧洲提的最多的也是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他们所谓的战略自主，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就是要去重新调整欧洲的产业链、供应链，然后加强自身的经济安全，同时要确保它的竞争力，所以现在欧盟商会批判中国的‘自力更生’，给人的感觉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他们可以公开提出，我们欧洲要加强战略自主，我们要维护经济主权和安全，然后我们要调整供应链，但是告诉中国说你不行啊，你还得向我彻底的开放市场，你还得依赖我，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第三个就是对改革开放的理解，我觉得改革开放从一开始，本身就是中国政府独立的政治决策，改革开放不需要靠欧洲人来指点，或者说靠欧洲人的要求来做到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中国政府基于为中国人民服务，基于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状况，做出的决策。”
“改革开放，在什么阶段就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比如说双循环阶段，现在中国政府做的第一步，就是要清理国内的经济环境，让国内经济环境更优化。”
“这个实际上只是去建设双循环格局的第一步，或者说一个阶段，如果说把这个阶段现在的主要任务放大成整个双循环的全貌，这也是非常片面的。因为我们知道饭要一口一口吃，政策落地以后，不是短期内就能建成的，它实际上是基于之前的经济环境，要做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整顿秩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把现阶段出现的一些现象，就把它归纳为，或者上升为双循环的全貌，我觉得这个体现的，是欧盟商会视野的狭隘。”
《建议书》中称，中国经济重心日益转向“内循环”，中国的“双循环”“自力更生”等经济政策背离了1970年代以来坚持的改革开放精神，还“警告”称这将使外国投资减少，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政治关系紧张。
“中国面临着小题大做的风险。”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说。
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告诉观察者网，《建议书》体现了欧盟商业机构对中国的认识，越来越具有强烈的政治化的倾向。欧盟近两年越来越强调“战略自主”，却批判中国的“自力更生”，给人的感觉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体现的，是欧盟商会视野的狭隘。
中国欧盟商会由51家会员企业于2000年成立，目前拥有1700余家会员公司，并在9个城市设有7个分会，分别为：北京、南京、上海、沈阳、华南（广州和深圳）、西南（成都与重庆）及天津。
中国欧盟商会介绍称，其作为在华欧盟企业的独立官方代言机构，得到了欧盟委员会和中国政府的一致认可，也是在民政部注册的外国商会。
作为在华欧盟企业的官方代言机构，该商会每年都会发布《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下称建议书），对欧盟在华企业经营状况作出分析和建议。但今年，该商会却在《建议书》中非议中国“双循环”“自主可控”“自力更生”等经济政策。
“新瓶装旧酒”
《建议书》一开篇，就称中国经济重心正日益转向“内循环”，将引起人们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的担心，甚至将中国的“双循环”政策片面解读为背离1970年代以来坚持的改革开放精神。
另外，《建议书》称，中国正在推行“自力更生”战略，这不仅可能导致外国投资减少，削弱中国创新能力，以及导致中国重复生产国际上已广泛供应的商品，从而引起资源错配，甚至可能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政治关系紧张。
2021年初，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及“自主可控”一词，要求“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
《建议书》称，“自主可控”一词在中欧企业的商业讨论中被愈加频繁提及，还拿出调研数据称，在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2021》中，34%的受访者预计这将对商业产生不利影响。在华欧洲企业抱怨称，在“自主可控”的要求下，他们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担心最终可能会被视为“不可靠”企业。
另外，《建议书》提到，尽管“双循环”将会向外资敞开一些大门，并让某些行业的部分外企获得更好的待遇，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关上另一些大门。外资企业无法确定届时自己会被分配在“商务舱”、“经济舱”还是“货舱”，这可能取决于他们处在哪个行业。
因此，《建议书》担心，部分欧盟企业哪怕被允许“登机”，也会有被分配到“货舱”的可能性。
“这个建议书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告诉观察者网，“中国欧盟商会每年都要发报告，近十年以来，报告的总基调其实一直没变，就是不断地抱怨中国的营商环境，尤其是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给欧洲在华企业带来的各种不便等等，实际上一直是主基调。”
另外，崔洪建表示，“这个报告主要的结论，还是一如既往地抱怨中国的营商和政策环境，但他加了一些对现在当前中国的经济政策的走向的理解，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延续了近几年来，欧盟商会对中国的政策环境认识的变化，这和欧洲现在对中国比较质疑的舆论，在调子上是一致的。”
“但是以前它的抱怨，主要是集中在一些比较具体的政策领域，但是近两年来，实际上是开始质疑中国整个的政治环境。欧盟商会的报告，体现出现在欧盟的一些商业机构，包括行会，他们现在对中国的认识，也越来越具有强烈的政治化的倾向。”
中国市场在疫情期间帮助欧洲企业支撑了业务
但与此同时，中国欧盟商会也承认，尽管新冠疫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中国却实现了快速的复苏，许多在华欧洲企业的业务表现让总部吃下定心丸，也弥补了其他市场的亏损。中国经济预计将长期保持强盛，而欧洲企业在华业务的短期前景也总体向好。
《建议书》预计，到2026年为止的未来五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全球总额中将占五分之一以上。 对众多欧洲企业来说，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尽管面临障碍，但欧洲企业仍然选择坚守中国市场。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说，外国公司为中国的税收、贸易和就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反过来，中国仍然是欧洲公司的一个关键市场，在疫情期间帮助支撑了业务。
“在许多情况下……是中国的业务稳定了总部，从根本上说也给商会带来了业务。”他说。
因此，《建议书》给欧洲在华企业提建议称，企业可以考虑尽可能多地将生产环节安排在中国，打造尽量本地化的价值链，以及实现研发工作、网络设备和服务本地化。
尽管中国欧盟商会试图在报告中“渲染”不安情绪，但从数据来看，中欧经贸合作依旧保持强劲韧性。欧盟统计局8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继续保持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欧盟货物贸易出口额为10489亿欧元，同比增长13.8%；进口额为9645亿欧元，同比增长13.9%。其中，欧盟向中国出口商品1126亿欧元，同比增长20.2%；从中国进口商品2101亿欧元，同比增长15.5%。
双循环、“自力更生”等政策背离改革开放？
《建议书》多次强调，“坚持‘双循环’，意味着中国将背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坚持的改革开放精神。”“追求经济自给自足与中国自1978年以来坚持的全面改革开放精神背道而驰，如果坚持下去，将直接影响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欧盟商会提出异议的“自主可控”战略，并非针对所有行业，主要关注的是对国民经济稳定运行有重要影响的关键产业。《经济日报》此前分析称，若重要产品的产业链供应链不能自主可控，一旦被发达国家“卡脖子”，就有可能会产生国民经济的“窒息”，那么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会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例如，今年2月份，首个基于国产指令架构、国产内核的电力专用主控芯片“伏羲”实现量产，标志着我国电力二次设备核心元器件做到了自主可控。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技术研发中心芯片与智能终端团队技术负责人姚浩说，此前电力行业虽然在低端领域有很多已经是国产芯片了，但其中95%以上都是基于海外的指令架构。假如技术禁运扩大化，打击面是很大的。因此需要走出一条完全国产自主可控的技术领域，从而奠定科技自主自强的关键基础。
另外，“关于双循环是否背离了改革开放，里面也至少有几点，是站不住脚的。“崔洪建表示：“第一个呢，它单方面地去理解，或者说定义双循环，把双循环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我觉得这个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政府实际上在提出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方向时候，交代得很清楚，就是双循环这个东西呢，一定程度上，是因应当前国际整体的形势变化而做出的一种调整。换句话说，如果全球化还能像以前那样，在障碍比较小的情况下推进的话，我相信中国方面不会去提出这个所谓双循环的这个东西。”
“但是欧盟商会避而不谈当前全球化遇到的阻碍，避而不谈美国，包括欧洲，对中国采取的一些经济限制措施，而单方面的去谈中国的双循环，而且把它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片面，而且非常主观的，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个，关于自给自足、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有什么错呢？任何一个经济体，尤其是像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是非常必要的。不要说中国，其实近两年以来，欧洲提的最多的也是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他们所谓的战略自主，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就是要去重新调整欧洲的产业链、供应链，然后加强自身的经济安全，同时要确保它的竞争力，所以现在欧盟商会批判中国的‘自力更生’，给人的感觉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他们可以公开提出，我们欧洲要加强战略自主，我们要维护经济主权和安全，然后我们要调整供应链，但是告诉中国说你不行啊，你还得向我彻底的开放市场，你还得依赖我，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第三个就是对改革开放的理解，我觉得改革开放从一开始，本身就是中国政府独立的政治决策，改革开放不需要靠欧洲人来指点，或者说靠欧洲人的要求来做到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中国政府基于为中国人民服务，基于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状况，做出的决策。”
“改革开放，在什么阶段就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比如说双循环阶段，现在中国政府做的第一步，就是要清理国内的经济环境，让国内经济环境更优化。”
“这个实际上只是去建设双循环格局的第一步，或者说一个阶段，如果说把这个阶段现在的主要任务放大成整个双循环的全貌，这也是非常片面的。因为我们知道饭要一口一口吃，政策落地以后，不是短期内就能建成的，它实际上是基于之前的经济环境，要做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整顿秩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把现阶段出现的一些现象，就把它归纳为，或者上升为双循环的全貌，我觉得这个体现的，是欧盟商会视野的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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