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工作，告诉你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揭秘终南山的“修行者”，我寻访过600多位隐士，他们在这里确实“都挺好”！#修行必读#
一、寻隐者不遇
2008年之前，张剑峰的身份是青春文学图书编辑。自从走上寻访终南隐士的道路之后，他的身份变成杂志《问道》的主编，他对隐士的采访就刊登在这本杂志上。
“前几年接触文学圈、做期刊，庸俗的东西太多，感官享受的东西太多，大家在想怎么赚钱，怎么花钱，这些东西固然不错，但是人的生活视野太小、太局限了，我想看看另一种生活，修行者的生活就像我忽然发现了清澈的水源，以前的浑浊的水质就不可再饮用了。”张剑峰这样形容这一变化。
2008年，看过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后，张剑峰决定去终南山寻找书中所写的隐士。“我从南五台开始走，第一次是跟一群驴友一起，结果什么都没有找到。”这对他来说是个教训，后来他才知道，远远看到一群驴友结队进山，隐士们就关了门，或者躲到其他地方，以免被打扰。
“寻隐者不遇”是很多人的经历，有不少读过《空谷幽兰》的读者有过去终南山寻访隐士一无所获的经历，西北大学的郭老师2009年夏天曾到终南山大峪寻访，但既没有看到隐士，也没有看到隐士居住的茅棚。
张剑峰介绍，并不是所有的隐士都不欢迎到访者，有的修行者准备出山，他或许希望和到访者结缘，有的修行者正在用功的时候，是不想被外人打扰，而且要看到访者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是去山里旅游旅游，往往这样的到访者最多。
“四五十人拿着大喇叭，边走边唱，带着酒肉，留下一地垃圾，然后转身就走，对山里这些修行者，他们只是好奇。”每遇到这样的到访者，隐士们只能关门谢客。
二、敲门需要喊暗号
有人说，人人都想在终南山寻到一个白胡子老头，但是最后只寻到一棵歪脖子树。
“我也想遇到一位鹤发童颜的神仙，一位无所不能的仙人或者圣人，就太完美了。”最开始，张剑峰抱着寻访圣贤的目的走进了终南山。
第一次寻访失败后，张剑峰决定独自行动：“想到哪里就去哪里，稀里糊涂走，没有交通工具。”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但为了采访修行者，他会带录音笔和纸笔。隐士居住的茅棚一些是茅草搭建，有些是山洞，有些是普通的住宅，他们分散在各个山谷里。
“一般到访者去敲门，修行者都会开门，但有些并不接待生客。”张剑峰说，“寻访了几百位隐士后我才知道，敲门需要念一些暗号。”
“阿弥陀佛”、“慈悲”、“无量寿福”是最常用的敲门暗语，如果是佛教修行者，敲门者敲门时念“阿弥陀佛”，道教修行者则需念“无量寿福”，佛教修行者和道教修行者的茅棚上一般都有标志来区分。
张剑峰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听说两位比丘尼师徒居住在一座山洞内9年，谁知找到她们居住的山洞时，明明听到门内有动静，但敲门却没有人应声。当时他不懂念暗号，只是坚持敲门，敲门几次后，师徒两人终于开门了。在她们居住的山洞，只有经书和简单的生活用品。
见到张剑峰，师父说：“你真是幸运，一般来敲门的人，敲一次没人开门就走了，我们平时不给人开门。”通过谈话，他得知，师徒两人在山洞居住9年，连附近的茅棚都没去过，也不接待外面的到访者。在山洞外，师徒两人在悬崖边开辟了一块三四平米大的菜地，张剑峰到访时，她们正在包白菜饺子。
“我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饺子，她们也很少吃那么丰盛。她们问我从哪里来，拜访过哪些人，讲她们的师父如何修行，谈得比较多的是她们尊崇的修行者，讲智者的生活和道德，她们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现在都记得：‘你走了这么多地方，看到很多东西，但你要保持你内心纯净的种子不被污染。’后来我也看到一些修行人不是真正在修行，我看到玉的同时看到了泥土。”张剑峰回忆道。但他至今不知道那对师徒的法号，不久之后，那对师徒就离开了山洞，他再也没有见过她们。
张剑峰介绍说，这些修行人都很热爱生活，一般会把自己小茅棚打扫得很干净，做一点小景致，比如在门口种点花，但他们不用手机，离村庄近的修行者还会和村里人打交道，很少下山。
三、揭秘修行者
终南山是修行者最为集中的地方，但在华山后山、宝鸡龙门洞等地方都有修行者居住，他们随意居住在秦岭中，在做过一些采访之后，张剑峰逐渐掌握了一些知名修行者的信息，三年里，他的行程东西跨度大约400公里，至今已经寻访到600多位隐士，很多人成为他的朋友，对这些修行者的采访，让他诞生了创办一本丹道修证实录类杂志的想法，后来这些采访文章被发表在随后创办的杂志《问道》里。
2月12日，本报记者跟随张剑峰前往终南山大峪谷，寻访山中的修行者，他说：“有时候在山里走一天，一个人也找不到，有些隐士住得比较高，看见有人来他们就走了，但十有八九不会落空。”
台湾作家张德芬、主持人梁冬等名人也曾跟随他到终南山寻访隐士，现在在张剑峰周围，也有一些跟他一样去山中寻访修行者的朋友，但能坚持的并不多。
四、山中的隐士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二十多年前，美国汉学家、佛经翻译家比尔波特来到中国，寻访传说中在终南山修行的隐士，因为《空谷幽兰》的问世，很多西安人才知道距离市区一小时车程的终南山中，还保留着隐居传统，有五千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修行者隐居山谷，过着和一千年前一样的生活。
“俗话说，有形的都有肉，其实很难找到闪光的人，真正的修行者都是劝人向善，告诉人们怎么样减少烦恼。修为很高的人外界很少接触到，只有圈子里才知道。”他说。
2月中旬，终南山中积雪较厚，在踏雪行走4个小时后，记者跟随张剑峰抵达了隐藏在大峪山谷深处的一处隐士茅棚聚集区终南草堂。
尽管是冬天，沿路仍遇见了一些隐士，黄道长常年在终南草堂居住，几乎不下山，他老家在东北，他说：“下山去做什么呢？我们下山后就像傻子似的，左右不是，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干什么。”
在距离终南草堂30分钟山路外，有一位去年11月从衡山来终南山修行的隐士，他并不觉得山中冷，只说：“在这，就是玩呗！收弟子，就看缘分呗！”面对陌生人，他们并不多谈其他。
“我们从小都知道世上有和尚有道士，但没法接触他们，一般觉得，出家人就是穷得没办法才到山里，但后来我发现山里的修行者大部分蛮有学养的。”张剑峰说。他上周刚见到一个山中的修行者，这位修行者藏书很多，留着长头发，特立独行，对电器等样样精通，在茅棚里给自己做了很多精美的家具，他主要研究天文，将天文研究成果和佛经、道经做了对比研究，而且他自己觉得别人并不懂他的东西，只能把研究成果刻在石头上。
“他不是一般学者，也不敢立论，他问我认识比尔波特吗，他要把他的研究成果发给他，看能否翻译成英文。在修行人中，像他这样的民间学术研究者很多。”张剑峰说。
冬天的终南山里，随时飞雪，黄道长给远道而来的寻访者包了一锅热乎乎的包子，包包子用的萝卜是自己在旁边的菜地种的，冬天他挖了菜窖存储这些蔬菜，米面油等物品都是朋友从山下送来的，他们称之为“供养”，记者上山当天，遇到一对给修行者送供养的60岁夫妇，他们提了一壶最好的花生油，背了一些日常用品走了好几个小时山路。
“如果没有供养也可以，松子、野菜等都是修行人的食物。修行人的行为，一般人看来不可理解，别人觉得住在山里很可怜。修行者对物质不抱太大希望，给一些修行人送供养，送东西给他，是为了满足我的心愿，对他们来说，送不送没什么区别。”张剑峰介绍。
五、从寻访者变成修行者
在寻访了数百位隐士后，张剑峰慢慢从一个寻访者变成了修行者：“光看看书，做口头东西不行，我开始只是旁观者，后来发现不行，开始对这些修行的行为并不相信，但又不断亲眼见到效果，不断否定自己的怀疑，慢慢地自己也开始打坐、练功。”2010年，张剑峰和张德芬等十多人一起凑钱在这里修建了十几间茅棚，取名“终南草堂”，可以供修行者居住。
对修行的好处，张剑峰说：“就是保持自己时时刻刻不迷失，做自己的观察者，喜怒哀乐你都时刻观察着自己。好像我之前的工作都是为我后来修行做铺垫，现在做的才是我喜欢的真正要做的事情，现在是个多元的社会，每个人都要做真正的自己。”
张剑峰有两个孩子，妻子做平面设计工作，父母也受他的影响开始修行。“父亲以前很不喜欢烧香拜佛的人，觉得是迷信，但现在父母也打坐，吃素食，现在他理解了，从心性上认识了修心才是核心，现在他知道修行人很有学识。”
张剑峰的妻子一直支持他，夏天的时候，还带着女儿到茅棚居住，吃饭前先感恩做饭的人，吃饭不能说话，以前女儿挑食，而在山里她会吃得干干净净。
“修行对我生活本质的改变是我看待事物的态度不同，如果以前，有一个东西我想得到，我肯定会努力争取，但现在，患得患失的东西就少了，人会更豁达一点。对物质不刻意追求，更注重精神生活，我之前的生活，也和大部分人追求的一样，但现在，我所追求的东西，不因大部分人追求其他东西而受到影响，不管社会变化再快，我所接触的东西永远简单。在茅棚里，吃饭睡觉晒太阳喝茶，那样就挺幸福的，很多人得到的东西很多，并不觉得幸福。”张剑峰说，“这座山不是一般意义的山，看到《空谷幽兰》时，我觉得好像在门缝里的一线光，我想看到光源在哪里，山是一个符号，是活着的文化。” https://t.cn/Rcdt451
一、寻隐者不遇
2008年之前，张剑峰的身份是青春文学图书编辑。自从走上寻访终南隐士的道路之后，他的身份变成杂志《问道》的主编，他对隐士的采访就刊登在这本杂志上。
“前几年接触文学圈、做期刊，庸俗的东西太多，感官享受的东西太多，大家在想怎么赚钱，怎么花钱，这些东西固然不错，但是人的生活视野太小、太局限了，我想看看另一种生活，修行者的生活就像我忽然发现了清澈的水源，以前的浑浊的水质就不可再饮用了。”张剑峰这样形容这一变化。
2008年，看过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后，张剑峰决定去终南山寻找书中所写的隐士。“我从南五台开始走，第一次是跟一群驴友一起，结果什么都没有找到。”这对他来说是个教训，后来他才知道，远远看到一群驴友结队进山，隐士们就关了门，或者躲到其他地方，以免被打扰。
“寻隐者不遇”是很多人的经历，有不少读过《空谷幽兰》的读者有过去终南山寻访隐士一无所获的经历，西北大学的郭老师2009年夏天曾到终南山大峪寻访，但既没有看到隐士，也没有看到隐士居住的茅棚。
张剑峰介绍，并不是所有的隐士都不欢迎到访者，有的修行者准备出山，他或许希望和到访者结缘，有的修行者正在用功的时候，是不想被外人打扰，而且要看到访者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是去山里旅游旅游，往往这样的到访者最多。
“四五十人拿着大喇叭，边走边唱，带着酒肉，留下一地垃圾，然后转身就走，对山里这些修行者，他们只是好奇。”每遇到这样的到访者，隐士们只能关门谢客。
二、敲门需要喊暗号
有人说，人人都想在终南山寻到一个白胡子老头，但是最后只寻到一棵歪脖子树。
“我也想遇到一位鹤发童颜的神仙，一位无所不能的仙人或者圣人，就太完美了。”最开始，张剑峰抱着寻访圣贤的目的走进了终南山。
第一次寻访失败后，张剑峰决定独自行动：“想到哪里就去哪里，稀里糊涂走，没有交通工具。”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但为了采访修行者，他会带录音笔和纸笔。隐士居住的茅棚一些是茅草搭建，有些是山洞，有些是普通的住宅，他们分散在各个山谷里。
“一般到访者去敲门，修行者都会开门，但有些并不接待生客。”张剑峰说，“寻访了几百位隐士后我才知道，敲门需要念一些暗号。”
“阿弥陀佛”、“慈悲”、“无量寿福”是最常用的敲门暗语，如果是佛教修行者，敲门者敲门时念“阿弥陀佛”，道教修行者则需念“无量寿福”，佛教修行者和道教修行者的茅棚上一般都有标志来区分。
张剑峰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听说两位比丘尼师徒居住在一座山洞内9年，谁知找到她们居住的山洞时，明明听到门内有动静，但敲门却没有人应声。当时他不懂念暗号，只是坚持敲门，敲门几次后，师徒两人终于开门了。在她们居住的山洞，只有经书和简单的生活用品。
见到张剑峰，师父说：“你真是幸运，一般来敲门的人，敲一次没人开门就走了，我们平时不给人开门。”通过谈话，他得知，师徒两人在山洞居住9年，连附近的茅棚都没去过，也不接待外面的到访者。在山洞外，师徒两人在悬崖边开辟了一块三四平米大的菜地，张剑峰到访时，她们正在包白菜饺子。
“我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饺子，她们也很少吃那么丰盛。她们问我从哪里来，拜访过哪些人，讲她们的师父如何修行，谈得比较多的是她们尊崇的修行者，讲智者的生活和道德，她们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现在都记得：‘你走了这么多地方，看到很多东西，但你要保持你内心纯净的种子不被污染。’后来我也看到一些修行人不是真正在修行，我看到玉的同时看到了泥土。”张剑峰回忆道。但他至今不知道那对师徒的法号，不久之后，那对师徒就离开了山洞，他再也没有见过她们。
张剑峰介绍说，这些修行人都很热爱生活，一般会把自己小茅棚打扫得很干净，做一点小景致，比如在门口种点花，但他们不用手机，离村庄近的修行者还会和村里人打交道，很少下山。
三、揭秘修行者
终南山是修行者最为集中的地方，但在华山后山、宝鸡龙门洞等地方都有修行者居住，他们随意居住在秦岭中，在做过一些采访之后，张剑峰逐渐掌握了一些知名修行者的信息，三年里，他的行程东西跨度大约400公里，至今已经寻访到600多位隐士，很多人成为他的朋友，对这些修行者的采访，让他诞生了创办一本丹道修证实录类杂志的想法，后来这些采访文章被发表在随后创办的杂志《问道》里。
2月12日，本报记者跟随张剑峰前往终南山大峪谷，寻访山中的修行者，他说：“有时候在山里走一天，一个人也找不到，有些隐士住得比较高，看见有人来他们就走了，但十有八九不会落空。”
台湾作家张德芬、主持人梁冬等名人也曾跟随他到终南山寻访隐士，现在在张剑峰周围，也有一些跟他一样去山中寻访修行者的朋友，但能坚持的并不多。
四、山中的隐士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二十多年前，美国汉学家、佛经翻译家比尔波特来到中国，寻访传说中在终南山修行的隐士，因为《空谷幽兰》的问世，很多西安人才知道距离市区一小时车程的终南山中，还保留着隐居传统，有五千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修行者隐居山谷，过着和一千年前一样的生活。
“俗话说，有形的都有肉，其实很难找到闪光的人，真正的修行者都是劝人向善，告诉人们怎么样减少烦恼。修为很高的人外界很少接触到，只有圈子里才知道。”他说。
2月中旬，终南山中积雪较厚，在踏雪行走4个小时后，记者跟随张剑峰抵达了隐藏在大峪山谷深处的一处隐士茅棚聚集区终南草堂。
尽管是冬天，沿路仍遇见了一些隐士，黄道长常年在终南草堂居住，几乎不下山，他老家在东北，他说：“下山去做什么呢？我们下山后就像傻子似的，左右不是，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干什么。”
在距离终南草堂30分钟山路外，有一位去年11月从衡山来终南山修行的隐士，他并不觉得山中冷，只说：“在这，就是玩呗！收弟子，就看缘分呗！”面对陌生人，他们并不多谈其他。
“我们从小都知道世上有和尚有道士，但没法接触他们，一般觉得，出家人就是穷得没办法才到山里，但后来我发现山里的修行者大部分蛮有学养的。”张剑峰说。他上周刚见到一个山中的修行者，这位修行者藏书很多，留着长头发，特立独行，对电器等样样精通，在茅棚里给自己做了很多精美的家具，他主要研究天文，将天文研究成果和佛经、道经做了对比研究，而且他自己觉得别人并不懂他的东西，只能把研究成果刻在石头上。
“他不是一般学者，也不敢立论，他问我认识比尔波特吗，他要把他的研究成果发给他，看能否翻译成英文。在修行人中，像他这样的民间学术研究者很多。”张剑峰说。
冬天的终南山里，随时飞雪，黄道长给远道而来的寻访者包了一锅热乎乎的包子，包包子用的萝卜是自己在旁边的菜地种的，冬天他挖了菜窖存储这些蔬菜，米面油等物品都是朋友从山下送来的，他们称之为“供养”，记者上山当天，遇到一对给修行者送供养的60岁夫妇，他们提了一壶最好的花生油，背了一些日常用品走了好几个小时山路。
“如果没有供养也可以，松子、野菜等都是修行人的食物。修行人的行为，一般人看来不可理解，别人觉得住在山里很可怜。修行者对物质不抱太大希望，给一些修行人送供养，送东西给他，是为了满足我的心愿，对他们来说，送不送没什么区别。”张剑峰介绍。
五、从寻访者变成修行者
在寻访了数百位隐士后，张剑峰慢慢从一个寻访者变成了修行者：“光看看书，做口头东西不行，我开始只是旁观者，后来发现不行，开始对这些修行的行为并不相信，但又不断亲眼见到效果，不断否定自己的怀疑，慢慢地自己也开始打坐、练功。”2010年，张剑峰和张德芬等十多人一起凑钱在这里修建了十几间茅棚，取名“终南草堂”，可以供修行者居住。
对修行的好处，张剑峰说：“就是保持自己时时刻刻不迷失，做自己的观察者，喜怒哀乐你都时刻观察着自己。好像我之前的工作都是为我后来修行做铺垫，现在做的才是我喜欢的真正要做的事情，现在是个多元的社会，每个人都要做真正的自己。”
张剑峰有两个孩子，妻子做平面设计工作，父母也受他的影响开始修行。“父亲以前很不喜欢烧香拜佛的人，觉得是迷信，但现在父母也打坐，吃素食，现在他理解了，从心性上认识了修心才是核心，现在他知道修行人很有学识。”
张剑峰的妻子一直支持他，夏天的时候，还带着女儿到茅棚居住，吃饭前先感恩做饭的人，吃饭不能说话，以前女儿挑食，而在山里她会吃得干干净净。
“修行对我生活本质的改变是我看待事物的态度不同，如果以前，有一个东西我想得到，我肯定会努力争取，但现在，患得患失的东西就少了，人会更豁达一点。对物质不刻意追求，更注重精神生活，我之前的生活，也和大部分人追求的一样，但现在，我所追求的东西，不因大部分人追求其他东西而受到影响，不管社会变化再快，我所接触的东西永远简单。在茅棚里，吃饭睡觉晒太阳喝茶，那样就挺幸福的，很多人得到的东西很多，并不觉得幸福。”张剑峰说，“这座山不是一般意义的山，看到《空谷幽兰》时，我觉得好像在门缝里的一线光，我想看到光源在哪里，山是一个符号，是活着的文化。” https://t.cn/Rcdt451
意外的感觉这期还挺好看的
社会学的沈老师果然是一针见血
今晚凑巧和一个朋友分析了她即将进入婚姻面临的问题，作为看过社会学想象力的我[允悲]，仅能从自身正在经历的婚姻给她一点经验性的答复。婚姻与家庭的社会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一直觉得是1➕1大于2的意义，生活工作中需要面临的挑战太多了，婚姻给了我们最牢靠的补充基石。倘若是差异大但在底线或核心问题有共性的彼此，所铺起的版图就应该是最大，面对各种困难的应变能力也最强；而共性很强的彼此，只能在他们擅长的领域打出double的杀伤力，一旦是不熟悉的问题，会瞬间塌盘，或者可以换种生活方式，不解人间风情，过好二人世界。我和大胖绝对属于第一种[哈哈]
社会学的沈老师果然是一针见血
今晚凑巧和一个朋友分析了她即将进入婚姻面临的问题，作为看过社会学想象力的我[允悲]，仅能从自身正在经历的婚姻给她一点经验性的答复。婚姻与家庭的社会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一直觉得是1➕1大于2的意义，生活工作中需要面临的挑战太多了，婚姻给了我们最牢靠的补充基石。倘若是差异大但在底线或核心问题有共性的彼此，所铺起的版图就应该是最大，面对各种困难的应变能力也最强；而共性很强的彼此，只能在他们擅长的领域打出double的杀伤力，一旦是不熟悉的问题，会瞬间塌盘，或者可以换种生活方式，不解人间风情，过好二人世界。我和大胖绝对属于第一种[哈哈]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