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人被社会淘汰的过程（深度好文）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
01
现在各大城市用户口抢人才，和互联网平台烧钱抢用户的本质是一样的。
在利益面前，有些人不择手段，有些守规矩的老实人，反而被淘汰，剩下的都是投机取巧者。
同样，那些投机的炒房客，积累的财富，往往也远远超过那些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实干主义者。
再想想平时常见的例子——
我们平时乘公交或地铁，规矩排队者总是被挤得东倒西歪，而不守秩序的人倒常常能够捷足先登，能抢到一个座位；
而当我们在一群人里打车，站在路边规规矩矩等车的人，总是被强行站到马路中间的人抢去机会。
也因此我们就明白了下面的现象：
做真货的，比不过卖假货的；
做科研的，比不过做金融的；
做文艺的，比不过做娱乐的；
……
在一个社会里，当有一小撮人因为投机取巧而先获得利益，此时如果社会的惩罚和价值体系不能使他们付出代价，那么剩下的大部人必然也不会再坚守自己原则：
“聪明人会把才华用在利益的争夺上，平庸的人为了争取利益则会铤而走险。”
经济上叫：“劣币驱逐良币”，社会上就是：“坏人淘汰好人”。
02
好人被淘汰的结果是什么呢？
还是拿上面两件事为例，为先登上车，大家都不去排队，结果车辆一来，众人就争先恐后，所以上车的效率就低了，最后谁也都没有占到便宜。
为了先打到车，大家都站到马路中间去伸手拦车，结果马路上的人越来越多，占据大半个车道，导致道路越发拥堵，大家打车的效率也都变慢了。
这就是最终结果：每个人都互不相让，不再迁就别人，也不再相信公理，然后互相提防、人人自危。
僵持在一种互相制衡的尴尬状态，然后大眼瞪小眼。
此时社会的运作效率大大降低，经济效率大打折扣。
所以现在我们都觉得生意越来越难做、项目越来越难做，创业越来越艰难，根本原因就是在于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
无论你说什么，无论你承诺什么，别人都不信了，每个人都紧紧捂着自己的一亩三分田，生怕一松手就被别人抢去了。
为什么房价还在升高？就是因为其他实业和创业都很难赚到钱了，结果大家发现还是那帮炒房的人最聪明，于是大家都去买房了。
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我们在探讨高房价对经济的伤害，我们都对高房价深恶痛觉，但聊完之后他第二天就去排队买房了。
其实道理很简单，每一个人面对不公平都有情感上的愤怒，但当大家发现只有跟随那一小撮人后面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只能跟着他们后面行动。
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都有公德心、公理心，但是社会上的全部人都是坚守自己利益的，所以我们明明知道盲从购房对经济有伤害，但是还都往这个大泡沫里吹气，为这种野蛮的行径添砖加瓦。
最后的结果就是，每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把房价捧的越来越高，有房的人看着自己的纸面财富而心安理得，没房的人对社会愤愤不平。
归根结底，只要先不遵守秩序的人没有遭受应有惩罚，就会带动大家一起不遵守秩序。
03
我们都知道，数学上的乘法有一个基本法则：
正负得负、负负得正。
即：一个负数乘以一个正数的结果是负数，而一个负数乘以一个负数的结果却是正数。
所以，在一个出错的大多数里，我们往往被逼着去犯错，去变坏。
这也负负反而得正了。
一个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坏的？从他觉的不公平的那一刻起。
一个有才的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俗的？从他看透芸芸众生的那一刻起。
芸芸众生的错在哪里？在于平庸之恶。
窦娥含冤被押赴法场，行刑之前问窦娥还有何话讲？窦娥说：
“如果我是冤的，人头落地大雪纷飞。如果我是冤的，我死后三年大旱。”
窦娥人头落地之时，竟真的忽然大雪飘起。
而且她死后果真大旱三年，当地百姓颗粒无收。
多年后，窦娥的父亲金榜得中做了高官。回乡重审窦娥案，杀了那个贪官。
这时乡亲们纷纷来看望窦父，说：“我们当时知道窦娥是冤枉的，怎奈畏惧贪官的权势，敢怒不敢言。可是我们又没加害窦娥，为什么要受这三年大旱之苦呢？”
窦父说：“你们明知窦娥是冤的，却不敢说句公道话，是谓不义。更有人相信贪官，认为窦娥真的杀了人，而诬蔑忠良，是谓不仁。老天有眼，没有无妄之灾，天灾人祸就是在惩治不仁不义之徒哪！”
什么是作恶？
并不是杀人放火才是作恶，面对大多数人的恶行，如果为了自保而选择沉默，或者为了利益最大化，而选择做一个盲从的帮凶，你就已经站在了恶人一边。
如今在高房价面前，我们就像着了魔：早就没有了“大是大非”，只会权衡自己的利弊。然后奋不顾身的做一个投机者，都是在增加行恶的机会。
只是什么时候能有一种制度，使恶人永远受到惩罚？
04
对于社会上大多数人来说：
当我们埋怨社会太不公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在利益面前就那么轻而易举的放弃了原则？
当我们埋怨网上假货太多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那么喜欢占便宜？
当我们埋怨小鲜肉赚的太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如此迷恋娱乐、选秀节目、和韩剧？
反而，有什么样的消费者就有什么样的产品，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节目，有什么样读者就有什么样的作品，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社会。
所以，很多有才华的人往往选择放弃原则，继续坚守的意义是什么呢？
难道是为了守卫那些剩余的大多数平庸者吗？
人体内有两种细胞，一种是正常细胞，一种是癌细胞。
正常情况下，人体内的“癌细胞”总会被“正常细胞”吞噬清理，而一旦“癌细胞”的繁殖速度过快，并且压过“正常细胞”时，人体就开始变质，这就是癌症。
社会上也有两种人，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
正常情况下好人远比坏人多，坏人成不了气候，而一旦坏人越来越多，社会风气“正不压邪”的时候，社会也开始变质。
哪有什么经济危机，一切危机都是人性的危机，是社会得了癌症而已。 https://t.cn/Ryhpwdq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
01
现在各大城市用户口抢人才，和互联网平台烧钱抢用户的本质是一样的。
在利益面前，有些人不择手段，有些守规矩的老实人，反而被淘汰，剩下的都是投机取巧者。
同样，那些投机的炒房客，积累的财富，往往也远远超过那些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实干主义者。
再想想平时常见的例子——
我们平时乘公交或地铁，规矩排队者总是被挤得东倒西歪，而不守秩序的人倒常常能够捷足先登，能抢到一个座位；
而当我们在一群人里打车，站在路边规规矩矩等车的人，总是被强行站到马路中间的人抢去机会。
也因此我们就明白了下面的现象：
做真货的，比不过卖假货的；
做科研的，比不过做金融的；
做文艺的，比不过做娱乐的；
……
在一个社会里，当有一小撮人因为投机取巧而先获得利益，此时如果社会的惩罚和价值体系不能使他们付出代价，那么剩下的大部人必然也不会再坚守自己原则：
“聪明人会把才华用在利益的争夺上，平庸的人为了争取利益则会铤而走险。”
经济上叫：“劣币驱逐良币”，社会上就是：“坏人淘汰好人”。
02
好人被淘汰的结果是什么呢？
还是拿上面两件事为例，为先登上车，大家都不去排队，结果车辆一来，众人就争先恐后，所以上车的效率就低了，最后谁也都没有占到便宜。
为了先打到车，大家都站到马路中间去伸手拦车，结果马路上的人越来越多，占据大半个车道，导致道路越发拥堵，大家打车的效率也都变慢了。
这就是最终结果：每个人都互不相让，不再迁就别人，也不再相信公理，然后互相提防、人人自危。
僵持在一种互相制衡的尴尬状态，然后大眼瞪小眼。
此时社会的运作效率大大降低，经济效率大打折扣。
所以现在我们都觉得生意越来越难做、项目越来越难做，创业越来越艰难，根本原因就是在于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
无论你说什么，无论你承诺什么，别人都不信了，每个人都紧紧捂着自己的一亩三分田，生怕一松手就被别人抢去了。
为什么房价还在升高？就是因为其他实业和创业都很难赚到钱了，结果大家发现还是那帮炒房的人最聪明，于是大家都去买房了。
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我们在探讨高房价对经济的伤害，我们都对高房价深恶痛觉，但聊完之后他第二天就去排队买房了。
其实道理很简单，每一个人面对不公平都有情感上的愤怒，但当大家发现只有跟随那一小撮人后面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只能跟着他们后面行动。
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都有公德心、公理心，但是社会上的全部人都是坚守自己利益的，所以我们明明知道盲从购房对经济有伤害，但是还都往这个大泡沫里吹气，为这种野蛮的行径添砖加瓦。
最后的结果就是，每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把房价捧的越来越高，有房的人看着自己的纸面财富而心安理得，没房的人对社会愤愤不平。
归根结底，只要先不遵守秩序的人没有遭受应有惩罚，就会带动大家一起不遵守秩序。
03
我们都知道，数学上的乘法有一个基本法则：
正负得负、负负得正。
即：一个负数乘以一个正数的结果是负数，而一个负数乘以一个负数的结果却是正数。
所以，在一个出错的大多数里，我们往往被逼着去犯错，去变坏。
这也负负反而得正了。
一个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坏的？从他觉的不公平的那一刻起。
一个有才的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俗的？从他看透芸芸众生的那一刻起。
芸芸众生的错在哪里？在于平庸之恶。
窦娥含冤被押赴法场，行刑之前问窦娥还有何话讲？窦娥说：
“如果我是冤的，人头落地大雪纷飞。如果我是冤的，我死后三年大旱。”
窦娥人头落地之时，竟真的忽然大雪飘起。
而且她死后果真大旱三年，当地百姓颗粒无收。
多年后，窦娥的父亲金榜得中做了高官。回乡重审窦娥案，杀了那个贪官。
这时乡亲们纷纷来看望窦父，说：“我们当时知道窦娥是冤枉的，怎奈畏惧贪官的权势，敢怒不敢言。可是我们又没加害窦娥，为什么要受这三年大旱之苦呢？”
窦父说：“你们明知窦娥是冤的，却不敢说句公道话，是谓不义。更有人相信贪官，认为窦娥真的杀了人，而诬蔑忠良，是谓不仁。老天有眼，没有无妄之灾，天灾人祸就是在惩治不仁不义之徒哪！”
什么是作恶？
并不是杀人放火才是作恶，面对大多数人的恶行，如果为了自保而选择沉默，或者为了利益最大化，而选择做一个盲从的帮凶，你就已经站在了恶人一边。
如今在高房价面前，我们就像着了魔：早就没有了“大是大非”，只会权衡自己的利弊。然后奋不顾身的做一个投机者，都是在增加行恶的机会。
只是什么时候能有一种制度，使恶人永远受到惩罚？
04
对于社会上大多数人来说：
当我们埋怨社会太不公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在利益面前就那么轻而易举的放弃了原则？
当我们埋怨网上假货太多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那么喜欢占便宜？
当我们埋怨小鲜肉赚的太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如此迷恋娱乐、选秀节目、和韩剧？
反而，有什么样的消费者就有什么样的产品，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节目，有什么样读者就有什么样的作品，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社会。
所以，很多有才华的人往往选择放弃原则，继续坚守的意义是什么呢？
难道是为了守卫那些剩余的大多数平庸者吗？
人体内有两种细胞，一种是正常细胞，一种是癌细胞。
正常情况下，人体内的“癌细胞”总会被“正常细胞”吞噬清理，而一旦“癌细胞”的繁殖速度过快，并且压过“正常细胞”时，人体就开始变质，这就是癌症。
社会上也有两种人，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
正常情况下好人远比坏人多，坏人成不了气候，而一旦坏人越来越多，社会风气“正不压邪”的时候，社会也开始变质。
哪有什么经济危机，一切危机都是人性的危机，是社会得了癌症而已。 https://t.cn/Ryhpwdq
赵老大走了，那个一直被大家认为是宁夏音乐人先驱的人。他没有自己的歌，几乎都是翻唱通俗歌曲，例如《北京的金山上》、《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等，但可以用吴宁越的话「能把别人的歌唱出自己的味道来，太逼歪了」来形容。
记得2018年冬他有个北京上海双专场，叫「长歌当哭——并非告别的告别」，当时没去，本该去的，导致后来在微博看到他照片的时候老觉得挺过意不去的。再后来就没机会看他的演出了。
长歌当哭，一路走好，谢谢用歌声陪伴过我许多深夜的牧牛先生。️
记得2018年冬他有个北京上海双专场，叫「长歌当哭——并非告别的告别」，当时没去，本该去的，导致后来在微博看到他照片的时候老觉得挺过意不去的。再后来就没机会看他的演出了。
长歌当哭，一路走好，谢谢用歌声陪伴过我许多深夜的牧牛先生。️
【人工合成淀粉：迷宫寻途2000天】2015年初，还在国外访问交流的蔡韬接到了马延和的电话：“未来所里计划做人工合成淀粉的项目，凭空制造。”
“凭空制造？这可能吗？”他有点惊讶。
6年后，他们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通过复杂代谢途径的从头设计与精准调控，在国际上首次实现电/氢能驱动二氧化碳从头合成淀粉。9月24日，这一研究成果于《科学》在线发表。
图：实验人员在做淀粉遇碘显色试验。 倪思洁摄
△ 从0到1 从无到有
淀粉作为一类重要的高分子碳水化合物，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所需的热量。1万多年来，农业种植都是生产淀粉的唯一途径。
可植物光合作用的能量效率低、生长周期长，为了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科学家探索出了杂交育种、模块育种、分子育种等办法，还建立了人工光合系统。
“但这些都没有脱离植物本身的固碳模式。就像是跑得再快，本质上还要依靠双脚。能不能跳出这个模式，造一辆汽车呢？”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所长、人工合成淀粉项目首席科学家马延和说。
与此同时，我国的二氧化碳减排压力巨大，而以二氧化碳为原料合成所需物质是摆在所有科学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利用二氧化碳合成淀粉”，一听说这个项目，即便是领域内的知名专家也纷纷摇头，“植物的光合作用已存在十几亿年，至今还未完全弄清楚系统机制，你们能从头合成”？
大家的质疑不无道理，这是从没有人做过的事，翻遍所有文献库，也找不到任何关于合成路径、研究方法的线索。
2018年7月24日下午，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副研究员、人工合成淀粉项目经理蔡韬在实验室楼上的会议室里，准备参加中科院重点项目阶段评审会。自立项以来，他和同事已试验了两年多，尝试了无数次，但都以失败告终，眼看着为期3年的项目就要完结，他们的压力积攒到了最大值。
3点多钟，蔡韬接到了实验室技术员乔婧发来的一张照片。照片中并排的3个试剂管，中间的碘溶液呈淡淡的蓝紫色，与左右两边的无色和深蓝色状态对比明显。
“两边的是对照组，中间的是最新一次的试验结果，与碘溶液反应变蓝。”乔婧说。
蔡韬立即打电话确认，得到肯定的回复后，仍不放心，一路小跑至实验室，直到亲眼见到试剂管，他才抑制不住地喊道，“太好了！太好了！我汇报时终于可以说‘制造路径全线打通’。”
技术员孙红兵记得，那天大家都很开心，蔡老师一改往日的严肃，脸上挂满了笑容。
“相当于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那真是我见过最美的颜色。”蔡韬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至此，人工合成淀粉正式迈出了“从0到1”的一步，人类对于生命科学的认知边界又拓宽了一点。
△ 迷宫寻途 从有到优
成功的喜悦抹平了此前所有的遗憾，以至于他们在讲述研究历程时，会下意识地将前期困难一笔带过。
可最初接到这一项目时，就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能做出来。自然反应中，淀粉合成与积累涉及约60步代谢反应和细胞器间运输，在工业生产中，必须将其简化，又必须保证所有反应的充分和精准。
因此，如何将农业中复杂的合成途径简化为工业生产所需的简单合成途径，是人工合成淀粉面临的最大挑战。
经过计算机算法挖掘和筛选，研究人员在起点二氧化碳和终点淀粉之间，最终锁定了30条可能的路径，每一条包含9~12步重要反应。
每一条可能的路径都是一座“迷宫”。他们就处在每座首尾相连、层层嵌套的迷宫入口。每一座迷宫中又有数个“关卡”，也就是生化反应，想要过关，必须寻找到相应的“钥匙”，即能催化反应的特定的酶。
等到好不容易通关时，往往还是见不到淀粉。毕竟可能的路径有30条，只有走对了唯一的一条，才算成功。
“这些被看作‘钥匙’的酶可能存在于自然界中，也可能并不存在，需要重新设计。最难的是，不同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同一个酶能催化多个反应，但又会带来‘副作用’。”蔡韬说。
6年中，有近一半的时间，他们都卡在这些不同的路径里，有时找不到高效催化反应的酶；有时酶会优先和前面的底物反应，而后面的底物无酶可用；有时只能走通某一部分。
为了通过迷宫中的层层关卡，蔡韬等人与十几个课题组合作。“一个团队力量有限，希望能找到细分领域里最专业的人来合作。”他说。
那时的孙红兵、乔婧都变得异常敏感，她们怀疑自己做的每一个步骤。“可能是溶液加错、剂量没看准，是自己犯了低级错误”。可每一次重复后，她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操作没有错误，这条路行不通。
“与课题组同时进行多个课题不同，我们是项目制管理，6年中只有这一个项目，所以无论遇到什么都不会放弃。”蔡韬说，“最坏的结果就是失败，科研中的失败再正常不过，大不了从头再来。”
一次，蔡韬外出交流，会上有位科学家提出“利用二氧化碳电/氢还原合成甲醇”。“听到这个思路的一瞬间，我打了个激灵，脑子像通了电一样。我们是不是能以此为鉴，先将二氧化碳转化成甲醇，再将甲醇合成淀粉？”他说。
后来，便有了那张碘溶液呈淡蓝色的照片。
9月15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在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看到，蔡韬手持一个15毫升的离心管，里面装有大半管的白色粉末，他介绍，“这是利用二氧化碳合成的第一管淀粉，与植物提取淀粉一模一样。”
如果说2018年他们完成了“从无到有”，那么从2018年至今，他们实现了“从有到优”。
△ 走出迷宫 探寻未知
在人工合成淀粉的试验中，蔡韬要找“最简单的路径”，在生活中，他也是如此。从家里到研究所，通常他会选择转弯最少、红绿灯最少的那一条路，慢慢地走。“这条路最直，行人也少，便于专心思考问题。”他说。
在孙红兵看来，蔡老师太想做成了，他满脑子都是项目，只要讨论试验，他的双眼便会立刻亮起来，声调也变得丰富。
“最让我感动的是，为了让我们专心试验，他会铺好所有的路，大到试验设计、与其他合作者沟通试验技术，小到买三角瓶、试剂管，6年来的每一天，他一刻都不愿耽搁。”孙红兵告诉《中国科学报》。
也正是如此，他们才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对关键酶的定向改造，耦合从二氧化碳到甲醇的化学过程与从甲醇到淀粉的生物过程中反应条件的兼容，最终将合成效率提高130倍。与植物自然生成相比，其碳转化率提高了20~40倍。
实验室的小会议室，见证着他们的每一次讨论与争执，也见证着71页论文文稿的55次修改。
“蔡老师对文稿熟悉到什么程度呢？前几天我们需要查两个单词，单词所在的页数和位置，他脱口而出。”孙红兵说。
有一次，蔡韬改累了躺在床上休息，收到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研究员江会锋发来的一个链接，标题中，他隐约瞥见了二氧化碳、淀粉的字眼，当即从床上弹起来，困意全无，心怦怦地跳，“不会有人已经做出来了吧”，他紧盯着手机加载条，直到看完摘要才长舒一口气，“原来是不同的研究，虚惊一场”。
科学研究令人着迷和残酷之处均在于此，当研究者身陷迷宫，在各个关卡奋力拼搏时，往往不知道领域内有多少位“竞争者”，更无从得知彼此的进度。他们只能逼迫自己快一点，再快一点，因为开拓者的桂冠只属于最先到达的人。
2021年8月，《科学》审稿通过，且不需补做任何试验。审稿专家认为，该工作“是一项里程碑式突破，将在下一代生物制造和农业生产中带来变革性影响”。
时隔6年，蔡韬等终于走出了迷宫的弯弯绕绕，来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走到这里的人。他很自豪，更重要的是，他想继续往前走，去追求更大、更多的未知。https://t.cn/A6Mfhbc7
“凭空制造？这可能吗？”他有点惊讶。
6年后，他们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通过复杂代谢途径的从头设计与精准调控，在国际上首次实现电/氢能驱动二氧化碳从头合成淀粉。9月24日，这一研究成果于《科学》在线发表。
图：实验人员在做淀粉遇碘显色试验。 倪思洁摄
△ 从0到1 从无到有
淀粉作为一类重要的高分子碳水化合物，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所需的热量。1万多年来，农业种植都是生产淀粉的唯一途径。
可植物光合作用的能量效率低、生长周期长，为了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科学家探索出了杂交育种、模块育种、分子育种等办法，还建立了人工光合系统。
“但这些都没有脱离植物本身的固碳模式。就像是跑得再快，本质上还要依靠双脚。能不能跳出这个模式，造一辆汽车呢？”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所长、人工合成淀粉项目首席科学家马延和说。
与此同时，我国的二氧化碳减排压力巨大，而以二氧化碳为原料合成所需物质是摆在所有科学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利用二氧化碳合成淀粉”，一听说这个项目，即便是领域内的知名专家也纷纷摇头，“植物的光合作用已存在十几亿年，至今还未完全弄清楚系统机制，你们能从头合成”？
大家的质疑不无道理，这是从没有人做过的事，翻遍所有文献库，也找不到任何关于合成路径、研究方法的线索。
2018年7月24日下午，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副研究员、人工合成淀粉项目经理蔡韬在实验室楼上的会议室里，准备参加中科院重点项目阶段评审会。自立项以来，他和同事已试验了两年多，尝试了无数次，但都以失败告终，眼看着为期3年的项目就要完结，他们的压力积攒到了最大值。
3点多钟，蔡韬接到了实验室技术员乔婧发来的一张照片。照片中并排的3个试剂管，中间的碘溶液呈淡淡的蓝紫色，与左右两边的无色和深蓝色状态对比明显。
“两边的是对照组，中间的是最新一次的试验结果，与碘溶液反应变蓝。”乔婧说。
蔡韬立即打电话确认，得到肯定的回复后，仍不放心，一路小跑至实验室，直到亲眼见到试剂管，他才抑制不住地喊道，“太好了！太好了！我汇报时终于可以说‘制造路径全线打通’。”
技术员孙红兵记得，那天大家都很开心，蔡老师一改往日的严肃，脸上挂满了笑容。
“相当于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那真是我见过最美的颜色。”蔡韬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至此，人工合成淀粉正式迈出了“从0到1”的一步，人类对于生命科学的认知边界又拓宽了一点。
△ 迷宫寻途 从有到优
成功的喜悦抹平了此前所有的遗憾，以至于他们在讲述研究历程时，会下意识地将前期困难一笔带过。
可最初接到这一项目时，就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能做出来。自然反应中，淀粉合成与积累涉及约60步代谢反应和细胞器间运输，在工业生产中，必须将其简化，又必须保证所有反应的充分和精准。
因此，如何将农业中复杂的合成途径简化为工业生产所需的简单合成途径，是人工合成淀粉面临的最大挑战。
经过计算机算法挖掘和筛选，研究人员在起点二氧化碳和终点淀粉之间，最终锁定了30条可能的路径，每一条包含9~12步重要反应。
每一条可能的路径都是一座“迷宫”。他们就处在每座首尾相连、层层嵌套的迷宫入口。每一座迷宫中又有数个“关卡”，也就是生化反应，想要过关，必须寻找到相应的“钥匙”，即能催化反应的特定的酶。
等到好不容易通关时，往往还是见不到淀粉。毕竟可能的路径有30条，只有走对了唯一的一条，才算成功。
“这些被看作‘钥匙’的酶可能存在于自然界中，也可能并不存在，需要重新设计。最难的是，不同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同一个酶能催化多个反应，但又会带来‘副作用’。”蔡韬说。
6年中，有近一半的时间，他们都卡在这些不同的路径里，有时找不到高效催化反应的酶；有时酶会优先和前面的底物反应，而后面的底物无酶可用；有时只能走通某一部分。
为了通过迷宫中的层层关卡，蔡韬等人与十几个课题组合作。“一个团队力量有限，希望能找到细分领域里最专业的人来合作。”他说。
那时的孙红兵、乔婧都变得异常敏感，她们怀疑自己做的每一个步骤。“可能是溶液加错、剂量没看准，是自己犯了低级错误”。可每一次重复后，她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操作没有错误，这条路行不通。
“与课题组同时进行多个课题不同，我们是项目制管理，6年中只有这一个项目，所以无论遇到什么都不会放弃。”蔡韬说，“最坏的结果就是失败，科研中的失败再正常不过，大不了从头再来。”
一次，蔡韬外出交流，会上有位科学家提出“利用二氧化碳电/氢还原合成甲醇”。“听到这个思路的一瞬间，我打了个激灵，脑子像通了电一样。我们是不是能以此为鉴，先将二氧化碳转化成甲醇，再将甲醇合成淀粉？”他说。
后来，便有了那张碘溶液呈淡蓝色的照片。
9月15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在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看到，蔡韬手持一个15毫升的离心管，里面装有大半管的白色粉末，他介绍，“这是利用二氧化碳合成的第一管淀粉，与植物提取淀粉一模一样。”
如果说2018年他们完成了“从无到有”，那么从2018年至今，他们实现了“从有到优”。
△ 走出迷宫 探寻未知
在人工合成淀粉的试验中，蔡韬要找“最简单的路径”，在生活中，他也是如此。从家里到研究所，通常他会选择转弯最少、红绿灯最少的那一条路，慢慢地走。“这条路最直，行人也少，便于专心思考问题。”他说。
在孙红兵看来，蔡老师太想做成了，他满脑子都是项目，只要讨论试验，他的双眼便会立刻亮起来，声调也变得丰富。
“最让我感动的是，为了让我们专心试验，他会铺好所有的路，大到试验设计、与其他合作者沟通试验技术，小到买三角瓶、试剂管，6年来的每一天，他一刻都不愿耽搁。”孙红兵告诉《中国科学报》。
也正是如此，他们才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对关键酶的定向改造，耦合从二氧化碳到甲醇的化学过程与从甲醇到淀粉的生物过程中反应条件的兼容，最终将合成效率提高130倍。与植物自然生成相比，其碳转化率提高了20~40倍。
实验室的小会议室，见证着他们的每一次讨论与争执，也见证着71页论文文稿的55次修改。
“蔡老师对文稿熟悉到什么程度呢？前几天我们需要查两个单词，单词所在的页数和位置，他脱口而出。”孙红兵说。
有一次，蔡韬改累了躺在床上休息，收到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研究员江会锋发来的一个链接，标题中，他隐约瞥见了二氧化碳、淀粉的字眼，当即从床上弹起来，困意全无，心怦怦地跳，“不会有人已经做出来了吧”，他紧盯着手机加载条，直到看完摘要才长舒一口气，“原来是不同的研究，虚惊一场”。
科学研究令人着迷和残酷之处均在于此，当研究者身陷迷宫，在各个关卡奋力拼搏时，往往不知道领域内有多少位“竞争者”，更无从得知彼此的进度。他们只能逼迫自己快一点，再快一点，因为开拓者的桂冠只属于最先到达的人。
2021年8月，《科学》审稿通过，且不需补做任何试验。审稿专家认为，该工作“是一项里程碑式突破，将在下一代生物制造和农业生产中带来变革性影响”。
时隔6年，蔡韬等终于走出了迷宫的弯弯绕绕，来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走到这里的人。他很自豪，更重要的是，他想继续往前走，去追求更大、更多的未知。https://t.cn/A6Mfhb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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