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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简史》是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威廉·霍金创作的科普著作，首次出版于1988年。
全书共十二章，讲述了关于宇宙本性的最前沿知识，包括：我们的宇宙图像、空间和时间、膨胀的宇宙、不确定性原理、黑洞、宇宙的起源和命运等内容，深入浅出地介绍了遥远星系、黑洞、粒子、反物质等知识，并对宇宙的起源、空间和时间以及相对论等古老命题进行了阐述。
在该书里，霍金探究了已有宇宙理论中存在的未解决的冲突，并指出了把量子力学、热动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统一起来存在的问题，该书的定位是让那些对宇宙学有兴趣的普通读者了解他的理论和其中的数学原理。 https://t.cn/Ryhxy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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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超话]##建筑学考研[超话]##湖南大学建筑考研##建筑考研##湖南大学考研[超话]##城市规划考研##城乡规划考研[超话]#
1、由柱廊界面构成的鲜明而有活力的城市展示面，给城市附近居民创造了独特的体验和参与感停留感/
2、由围合和界定的墙以及穿越与游离的廊形成了不同的院落空间，既围合又渗透，让院落空间有更好的多样性和故事性。
3、抄绘重点是平面组织方式及檐下柱廊空间的表达方式、大厅局部透视图（螺旋楼梯处）、1F南侧架空空间、剖面屋顶采光的表达、自己根据平面画一下轴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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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中国民族教育的发展及未来展望】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是关系千家万户、千秋万代的民生工程。建党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为推进民族地区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贫困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展望下一个百年，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奋斗，不断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以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建党百年中国民族教育发展取得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在推动民族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展现了独特的智慧和强大的力量，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
第一，建立起强有力的党的领导体制与民族教育管理机构，有效推进民族教育工作发展。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此有了革命与建设的先锋队、引路人。为了做好革命教育工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从政策纲领到实践措施都非常重视民族教育工作。1922年7月，中共二大明确提出“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的方针。1926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解放苗、瑶决议案》中提出“开办苗瑶简易学校”，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最早的表述，[1]反映了党对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新生的人民政权更加重视民族教育的发展。1951年11月23日，在《关于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都门应加强对少数民族教育工作的领导。[2]此后，相关政策文件均进行了特别强调，如《关于改变西北、西南民族学院领导关系的通知》（1979年）、《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报告》（1981年）、《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2002年），等等。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年）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都对民族地区教育进行了专门的规定，这对于新时期民族教育的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在加强党对民族教育工作领导的同时，建立民族教育管理机构，是推进民族教育工作的重要举措。1951年9月，全国第一次民族教育会议上决定：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有关的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建立少数民族教育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1958年，有些地区在取消民族学校的同时，削弱甚至取消了民族教育机构。“文化大革命”中民族教育机构被全部取消，民族教育受到重创。1979年，教育部恢复了民族教育司。1980年10月9日，《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中要求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省、地、县，应在教育行政部门内设置民族教育机构，调配热心为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服务的同志专司其事。1981年2月13日，《国家编制委员会关于建立民族教育行政机构的意见》中指出：教育部已设立了民族教育司，地方教育部门内设立民族教育行政机构可由各地人民政府确定，所需人员在现有编制内调剂解决。根据中央决定，全国有关各省教育厅相继建立了民族教育专门机构或专管人员。民族教育机构的建立，成为党对民族教育领导与有效管理工作实施的载体和桥梁，对于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促进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少数民族教育权利得到充分保障，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少数民族教育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中国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建立了平等、团结和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新中国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民族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各民族文化素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包括少数民族教育在内的国家教育体系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并逐渐得到快速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建立了从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在内的完整的教育体系。截至2018年底，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有少数民族在校学生3067.25万人，占全国在校学生总数的10.99%，比1951年的少数民族在校生人数增长了30倍。[3]在专任教师及占比方面，也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截至2019年底，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中少数民族专任教师达到150万人，占全国专任教师的8.76%，在校学生以及少数民族专任教师数量的大幅增加，是党和国家大力加强少数民族教育的直接体现，少数民族同胞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历史性根本性改变。经过百年发展，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完备的民族教育体系，民族地区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高，教育公平度、人口素质、教育质量等不断提升，不仅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利，还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第三，对口帮扶力度加大，民族地区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上大学难的问题得以缓解。教育对口支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2010年以来，党和政府进一步加大教育对口支援新疆、西藏和涉藏重点省份工作力度，17个省市对口支援西藏7个地州、6个省市对口支援青海省藏族聚居区6个州、19个省市对口支援新疆82个县市。同时，为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的迫切需要，国家出台了《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2012年）、《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2019年）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大力推进高等教育发展。从全国范围看，2019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4002万人，在学研究生286.3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2015年的40.0%提升至2019年的51.6%，我国提前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4]在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体量不断增大，办学能力不断增强。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中西部地区倾斜，中西部教育水平差距逐渐缩小。部委所属高校属地招生比例明显下降，调整后存量及增量主要投向了中西部地区。与此同时，为提高农村贫困地区学生上大学难的问题，国家相继实施“国家专项”“高校专项”和“地方专项”计划，并不断扩大招生规模。截至2020年3月底，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自2012年以来累计招生近60万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从2015年的27.5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50.9万人，极大地缓解了民族地区学生上好大学难的现实问题与困难。
第四，提高经费支持，加大对民族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的倾斜力度。“十三五”期间，到2019年，我国建立了覆盖全学段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全国累计资助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中职学校、普通高中和普通高校学生（幼儿）10590.79万人次（不包括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和免费教科书、营养膳食补助），比上年增加789.31万人次，增幅8.05%；累计资助金额2126亿元，比上年增加83.05亿元，增幅4.07%。学生资助资金连续13年保持快速增长。[5]其中，义务教育阶段资助力度明显，2019年，全国共有2025.70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生活费补助政策，包括寄宿制学生1290.11万人，非寄宿制学生735.59万人。其中，中西部地区1789.13万人。从区域来看，中西部地区资金为180.54亿元，占89.01%。不断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倾斜力度，2019年，“三区三州”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共有239.50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生活费补助政策，占“三区三州”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的55.09%，包括寄宿生219.28万人、非寄宿生20.22万人；资助金额共计34.58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20.36亿元、地方财政资金14.22亿元。除义务教育阶段外，其他阶段受惠学生387.76万人次，累计金额72.25亿元，贫困地区学生资助政策得到有效落实。
第五，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结构趋于合理，城乡差距不断缩小。随着“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实施，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步伐明显加快。2015年以来，中央财政划拨奖补资金206亿元，惠及中西部725个县8万多所学校近130万名教师，合力实施乡村教师医疗、住房、荣誉奖励等多种保障政策，教师待遇明显提高。2019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1001.6万人，比上年增加28.6万人，增长2.9%；其中，小学阶段专任教师626.9万人，比上年增加17.7万人，增长2.9%，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高中及以上学历）为99.97%，生师比为16.9∶1；初中阶段专任教师374.7万人，比上年增加10.8万人，增长3.0%，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大专及以上学历）为99.88%，生师比为12.9∶1。义务教育阶段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比例继续提升，农村学校提升幅度快于城市。城乡教师学历差距进一步缩小，对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推动民族地区教育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六，“组团式”对口帮扶力度加大，民族地区师资短缺问题明显改善。为加强民族地区教育，国家实施特岗教师计划，银龄讲学计划，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万名教师支教计划等对口支援帮扶项目，对中西部地区教师短缺问题的解决、教育质量的提升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7年，全国选派2.4万名优秀教师赴“三区三州”受援县支教。2018年以来，累计为中西部贫困地区选派近9万名支教教师，对于中西部民族地区师资问题的解决起到重要的作用。2006年，教育部等下发《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知》，联合启动实施“特岗计划”，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到“两基”攻坚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任教。该计划实施以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资金710亿元，累计招聘95万名特岗教师，覆盖中西部省份1000多个县、3万多所农村学校，特岗教师3年服务期满后留任率达到85%以上，特岗教师中本科学历的达到80%以上。特岗教师计划的实施，对缓解中西部民族地区师资短缺，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发展中西部民族地区教育效果明显，意义深远。（作者吴霓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与改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杨定玉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后、贵州师范学院教授）（《中国民族教育》杂志2021年第7-8期）#民族教育# #教育# #教育新资讯# 详情链接 https://t.cn/A6InLM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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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推动民族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展现了独特的智慧和强大的力量，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
第一，建立起强有力的党的领导体制与民族教育管理机构，有效推进民族教育工作发展。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此有了革命与建设的先锋队、引路人。为了做好革命教育工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从政策纲领到实践措施都非常重视民族教育工作。1922年7月，中共二大明确提出“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的方针。1926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解放苗、瑶决议案》中提出“开办苗瑶简易学校”，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最早的表述，[1]反映了党对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新生的人民政权更加重视民族教育的发展。1951年11月23日，在《关于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都门应加强对少数民族教育工作的领导。[2]此后，相关政策文件均进行了特别强调，如《关于改变西北、西南民族学院领导关系的通知》（1979年）、《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报告》（1981年）、《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2002年），等等。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年）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都对民族地区教育进行了专门的规定，这对于新时期民族教育的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在加强党对民族教育工作领导的同时，建立民族教育管理机构，是推进民族教育工作的重要举措。1951年9月，全国第一次民族教育会议上决定：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有关的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建立少数民族教育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1958年，有些地区在取消民族学校的同时，削弱甚至取消了民族教育机构。“文化大革命”中民族教育机构被全部取消，民族教育受到重创。1979年，教育部恢复了民族教育司。1980年10月9日，《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中要求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省、地、县，应在教育行政部门内设置民族教育机构，调配热心为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服务的同志专司其事。1981年2月13日，《国家编制委员会关于建立民族教育行政机构的意见》中指出：教育部已设立了民族教育司，地方教育部门内设立民族教育行政机构可由各地人民政府确定，所需人员在现有编制内调剂解决。根据中央决定，全国有关各省教育厅相继建立了民族教育专门机构或专管人员。民族教育机构的建立，成为党对民族教育领导与有效管理工作实施的载体和桥梁，对于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促进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少数民族教育权利得到充分保障，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少数民族教育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中国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建立了平等、团结和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新中国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民族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各民族文化素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包括少数民族教育在内的国家教育体系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并逐渐得到快速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建立了从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在内的完整的教育体系。截至2018年底，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有少数民族在校学生3067.25万人，占全国在校学生总数的10.99%，比1951年的少数民族在校生人数增长了30倍。[3]在专任教师及占比方面，也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截至2019年底，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中少数民族专任教师达到150万人，占全国专任教师的8.76%，在校学生以及少数民族专任教师数量的大幅增加，是党和国家大力加强少数民族教育的直接体现，少数民族同胞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历史性根本性改变。经过百年发展，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完备的民族教育体系，民族地区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高，教育公平度、人口素质、教育质量等不断提升，不仅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利，还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第三，对口帮扶力度加大，民族地区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上大学难的问题得以缓解。教育对口支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2010年以来，党和政府进一步加大教育对口支援新疆、西藏和涉藏重点省份工作力度，17个省市对口支援西藏7个地州、6个省市对口支援青海省藏族聚居区6个州、19个省市对口支援新疆82个县市。同时，为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的迫切需要，国家出台了《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2012年）、《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2019年）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大力推进高等教育发展。从全国范围看，2019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4002万人，在学研究生286.3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2015年的40.0%提升至2019年的51.6%，我国提前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4]在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体量不断增大，办学能力不断增强。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中西部地区倾斜，中西部教育水平差距逐渐缩小。部委所属高校属地招生比例明显下降，调整后存量及增量主要投向了中西部地区。与此同时，为提高农村贫困地区学生上大学难的问题，国家相继实施“国家专项”“高校专项”和“地方专项”计划，并不断扩大招生规模。截至2020年3月底，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自2012年以来累计招生近60万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从2015年的27.5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50.9万人，极大地缓解了民族地区学生上好大学难的现实问题与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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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结构趋于合理，城乡差距不断缩小。随着“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实施，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步伐明显加快。2015年以来，中央财政划拨奖补资金206亿元，惠及中西部725个县8万多所学校近130万名教师，合力实施乡村教师医疗、住房、荣誉奖励等多种保障政策，教师待遇明显提高。2019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1001.6万人，比上年增加28.6万人，增长2.9%；其中，小学阶段专任教师626.9万人，比上年增加17.7万人，增长2.9%，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高中及以上学历）为99.97%，生师比为16.9∶1；初中阶段专任教师374.7万人，比上年增加10.8万人，增长3.0%，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大专及以上学历）为99.88%，生师比为12.9∶1。义务教育阶段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比例继续提升，农村学校提升幅度快于城市。城乡教师学历差距进一步缩小，对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推动民族地区教育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六，“组团式”对口帮扶力度加大，民族地区师资短缺问题明显改善。为加强民族地区教育，国家实施特岗教师计划，银龄讲学计划，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万名教师支教计划等对口支援帮扶项目，对中西部地区教师短缺问题的解决、教育质量的提升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7年，全国选派2.4万名优秀教师赴“三区三州”受援县支教。2018年以来，累计为中西部贫困地区选派近9万名支教教师，对于中西部民族地区师资问题的解决起到重要的作用。2006年，教育部等下发《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知》，联合启动实施“特岗计划”，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到“两基”攻坚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任教。该计划实施以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资金710亿元，累计招聘95万名特岗教师，覆盖中西部省份1000多个县、3万多所农村学校，特岗教师3年服务期满后留任率达到85%以上，特岗教师中本科学历的达到80%以上。特岗教师计划的实施，对缓解中西部民族地区师资短缺，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发展中西部民族地区教育效果明显，意义深远。（作者吴霓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与改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杨定玉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后、贵州师范学院教授）（《中国民族教育》杂志2021年第7-8期）#民族教育# #教育# #教育新资讯# 详情链接 https://t.cn/A6InLM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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