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终南山的“修行者”，我寻访过600多位隐士，他们在这里确实“都挺好”！#修行必读#
一、寻隐者不遇
2008年之前，张剑峰的身份是青春文学图书编辑。自从走上寻访终南隐士的道路之后，他的身份变成杂志《问道》的主编，他对隐士的采访就刊登在这本杂志上。
“前几年接触文学圈、做期刊，庸俗的东西太多，感官享受的东西太多，大家在想怎么赚钱，怎么花钱，这些东西固然不错，但是人的生活视野太小、太局限了，我想看看另一种生活，修行者的生活就像我忽然发现了清澈的水源，以前的浑浊的水质就不可再饮用了。”张剑峰这样形容这一变化。
2008年，看过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后，张剑峰决定去终南山寻找书中所写的隐士。“我从南五台开始走，第一次是跟一群驴友一起，结果什么都没有找到。”这对他来说是个教训，后来他才知道，远远看到一群驴友结队进山，隐士们就关了门，或者躲到其他地方，以免被打扰。
“寻隐者不遇”是很多人的经历，有不少读过《空谷幽兰》的读者有过去终南山寻访隐士一无所获的经历，西北大学的郭老师2009年夏天曾到终南山大峪寻访，但既没有看到隐士，也没有看到隐士居住的茅棚。
张剑峰介绍，并不是所有的隐士都不欢迎到访者，有的修行者准备出山，他或许希望和到访者结缘，有的修行者正在用功的时候，是不想被外人打扰，而且要看到访者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是去山里旅游旅游，往往这样的到访者最多。
“四五十人拿着大喇叭，边走边唱，带着酒肉，留下一地垃圾，然后转身就走，对山里这些修行者，他们只是好奇。”每遇到这样的到访者，隐士们只能关门谢客。
二、敲门需要喊暗号
有人说，人人都想在终南山寻到一个白胡子老头，但是最后只寻到一棵歪脖子树。
“我也想遇到一位鹤发童颜的神仙，一位无所不能的仙人或者圣人，就太完美了。”最开始，张剑峰抱着寻访圣贤的目的走进了终南山。
第一次寻访失败后，张剑峰决定独自行动：“想到哪里就去哪里，稀里糊涂走，没有交通工具。”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但为了采访修行者，他会带录音笔和纸笔。隐士居住的茅棚一些是茅草搭建，有些是山洞，有些是普通的住宅，他们分散在各个山谷里。
“一般到访者去敲门，修行者都会开门，但有些并不接待生客。”张剑峰说，“寻访了几百位隐士后我才知道，敲门需要念一些暗号。”
“阿弥陀佛”、“慈悲”、“无量寿福”是最常用的敲门暗语，如果是佛教修行者，敲门者敲门时念“阿弥陀佛”，道教修行者则需念“无量寿福”，佛教修行者和道教修行者的茅棚上一般都有标志来区分。
张剑峰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听说两位比丘尼师徒居住在一座山洞内9年，谁知找到她们居住的山洞时，明明听到门内有动静，但敲门却没有人应声。当时他不懂念暗号，只是坚持敲门，敲门几次后，师徒两人终于开门了。在她们居住的山洞，只有经书和简单的生活用品。
见到张剑峰，师父说：“你真是幸运，一般来敲门的人，敲一次没人开门就走了，我们平时不给人开门。”通过谈话，他得知，师徒两人在山洞居住9年，连附近的茅棚都没去过，也不接待外面的到访者。在山洞外，师徒两人在悬崖边开辟了一块三四平米大的菜地，张剑峰到访时，她们正在包白菜饺子。
“我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饺子，她们也很少吃那么丰盛。她们问我从哪里来，拜访过哪些人，讲她们的师父如何修行，谈得比较多的是她们尊崇的修行者，讲智者的生活和道德，她们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现在都记得：‘你走了这么多地方，看到很多东西，但你要保持你内心纯净的种子不被污染。’后来我也看到一些修行人不是真正在修行，我看到玉的同时看到了泥土。”张剑峰回忆道。但他至今不知道那对师徒的法号，不久之后，那对师徒就离开了山洞，他再也没有见过她们。
张剑峰介绍说，这些修行人都很热爱生活，一般会把自己小茅棚打扫得很干净，做一点小景致，比如在门口种点花，但他们不用手机，离村庄近的修行者还会和村里人打交道，很少下山。
三、揭秘修行者
终南山是修行者最为集中的地方，但在华山后山、宝鸡龙门洞等地方都有修行者居住，他们随意居住在秦岭中，在做过一些采访之后，张剑峰逐渐掌握了一些知名修行者的信息，三年里，他的行程东西跨度大约400公里，至今已经寻访到600多位隐士，很多人成为他的朋友，对这些修行者的采访，让他诞生了创办一本丹道修证实录类杂志的想法，后来这些采访文章被发表在随后创办的杂志《问道》里。
2月12日，本报记者跟随张剑峰前往终南山大峪谷，寻访山中的修行者，他说：“有时候在山里走一天，一个人也找不到，有些隐士住得比较高，看见有人来他们就走了，但十有八九不会落空。”
台湾作家张德芬、主持人梁冬等名人也曾跟随他到终南山寻访隐士，现在在张剑峰周围，也有一些跟他一样去山中寻访修行者的朋友，但能坚持的并不多。
四、山中的隐士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二十多年前，美国汉学家、佛经翻译家比尔波特来到中国，寻访传说中在终南山修行的隐士，因为《空谷幽兰》的问世，很多西安人才知道距离市区一小时车程的终南山中，还保留着隐居传统，有五千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修行者隐居山谷，过着和一千年前一样的生活。
“俗话说，有形的都有肉，其实很难找到闪光的人，真正的修行者都是劝人向善，告诉人们怎么样减少烦恼。修为很高的人外界很少接触到，只有圈子里才知道。”他说。
2月中旬，终南山中积雪较厚，在踏雪行走4个小时后，记者跟随张剑峰抵达了隐藏在大峪山谷深处的一处隐士茅棚聚集区终南草堂。
尽管是冬天，沿路仍遇见了一些隐士，黄道长常年在终南草堂居住，几乎不下山，他老家在东北，他说：“下山去做什么呢？我们下山后就像傻子似的，左右不是，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干什么。”
在距离终南草堂30分钟山路外，有一位去年11月从衡山来终南山修行的隐士，他并不觉得山中冷，只说：“在这，就是玩呗！收弟子，就看缘分呗！”面对陌生人，他们并不多谈其他。
“我们从小都知道世上有和尚有道士，但没法接触他们，一般觉得，出家人就是穷得没办法才到山里，但后来我发现山里的修行者大部分蛮有学养的。”张剑峰说。他上周刚见到一个山中的修行者，这位修行者藏书很多，留着长头发，特立独行，对电器等样样精通，在茅棚里给自己做了很多精美的家具，他主要研究天文，将天文研究成果和佛经、道经做了对比研究，而且他自己觉得别人并不懂他的东西，只能把研究成果刻在石头上。
“他不是一般学者，也不敢立论，他问我认识比尔波特吗，他要把他的研究成果发给他，看能否翻译成英文。在修行人中，像他这样的民间学术研究者很多。”张剑峰说。
冬天的终南山里，随时飞雪，黄道长给远道而来的寻访者包了一锅热乎乎的包子，包包子用的萝卜是自己在旁边的菜地种的，冬天他挖了菜窖存储这些蔬菜，米面油等物品都是朋友从山下送来的，他们称之为“供养”，记者上山当天，遇到一对给修行者送供养的60岁夫妇，他们提了一壶最好的花生油，背了一些日常用品走了好几个小时山路。
“如果没有供养也可以，松子、野菜等都是修行人的食物。修行人的行为，一般人看来不可理解，别人觉得住在山里很可怜。修行者对物质不抱太大希望，给一些修行人送供养，送东西给他，是为了满足我的心愿，对他们来说，送不送没什么区别。”张剑峰介绍。
五、从寻访者变成修行者
在寻访了数百位隐士后，张剑峰慢慢从一个寻访者变成了修行者：“光看看书，做口头东西不行，我开始只是旁观者，后来发现不行，开始对这些修行的行为并不相信，但又不断亲眼见到效果，不断否定自己的怀疑，慢慢地自己也开始打坐、练功。”2010年，张剑峰和张德芬等十多人一起凑钱在这里修建了十几间茅棚，取名“终南草堂”，可以供修行者居住。
对修行的好处，张剑峰说：“就是保持自己时时刻刻不迷失，做自己的观察者，喜怒哀乐你都时刻观察着自己。好像我之前的工作都是为我后来修行做铺垫，现在做的才是我喜欢的真正要做的事情，现在是个多元的社会，每个人都要做真正的自己。”
张剑峰有两个孩子，妻子做平面设计工作，父母也受他的影响开始修行。“父亲以前很不喜欢烧香拜佛的人，觉得是迷信，但现在父母也打坐，吃素食，现在他理解了，从心性上认识了修心才是核心，现在他知道修行人很有学识。”
张剑峰的妻子一直支持他，夏天的时候，还带着女儿到茅棚居住，吃饭前先感恩做饭的人，吃饭不能说话，以前女儿挑食，而在山里她会吃得干干净净。
“修行对我生活本质的改变是我看待事物的态度不同，如果以前，有一个东西我想得到，我肯定会努力争取，但现在，患得患失的东西就少了，人会更豁达一点。对物质不刻意追求，更注重精神生活，我之前的生活，也和大部分人追求的一样，但现在，我所追求的东西，不因大部分人追求其他东西而受到影响，不管社会变化再快，我所接触的东西永远简单。在茅棚里，吃饭睡觉晒太阳喝茶，那样就挺幸福的，很多人得到的东西很多，并不觉得幸福。”张剑峰说，“这座山不是一般意义的山，看到《空谷幽兰》时，我觉得好像在门缝里的一线光，我想看到光源在哪里，山是一个符号，是活着的文化。” https://t.cn/Rcdt451
一、寻隐者不遇
2008年之前，张剑峰的身份是青春文学图书编辑。自从走上寻访终南隐士的道路之后，他的身份变成杂志《问道》的主编，他对隐士的采访就刊登在这本杂志上。
“前几年接触文学圈、做期刊，庸俗的东西太多，感官享受的东西太多，大家在想怎么赚钱，怎么花钱，这些东西固然不错，但是人的生活视野太小、太局限了，我想看看另一种生活，修行者的生活就像我忽然发现了清澈的水源，以前的浑浊的水质就不可再饮用了。”张剑峰这样形容这一变化。
2008年，看过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后，张剑峰决定去终南山寻找书中所写的隐士。“我从南五台开始走，第一次是跟一群驴友一起，结果什么都没有找到。”这对他来说是个教训，后来他才知道，远远看到一群驴友结队进山，隐士们就关了门，或者躲到其他地方，以免被打扰。
“寻隐者不遇”是很多人的经历，有不少读过《空谷幽兰》的读者有过去终南山寻访隐士一无所获的经历，西北大学的郭老师2009年夏天曾到终南山大峪寻访，但既没有看到隐士，也没有看到隐士居住的茅棚。
张剑峰介绍，并不是所有的隐士都不欢迎到访者，有的修行者准备出山，他或许希望和到访者结缘，有的修行者正在用功的时候，是不想被外人打扰，而且要看到访者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是去山里旅游旅游，往往这样的到访者最多。
“四五十人拿着大喇叭，边走边唱，带着酒肉，留下一地垃圾，然后转身就走，对山里这些修行者，他们只是好奇。”每遇到这样的到访者，隐士们只能关门谢客。
二、敲门需要喊暗号
有人说，人人都想在终南山寻到一个白胡子老头，但是最后只寻到一棵歪脖子树。
“我也想遇到一位鹤发童颜的神仙，一位无所不能的仙人或者圣人，就太完美了。”最开始，张剑峰抱着寻访圣贤的目的走进了终南山。
第一次寻访失败后，张剑峰决定独自行动：“想到哪里就去哪里，稀里糊涂走，没有交通工具。”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但为了采访修行者，他会带录音笔和纸笔。隐士居住的茅棚一些是茅草搭建，有些是山洞，有些是普通的住宅，他们分散在各个山谷里。
“一般到访者去敲门，修行者都会开门，但有些并不接待生客。”张剑峰说，“寻访了几百位隐士后我才知道，敲门需要念一些暗号。”
“阿弥陀佛”、“慈悲”、“无量寿福”是最常用的敲门暗语，如果是佛教修行者，敲门者敲门时念“阿弥陀佛”，道教修行者则需念“无量寿福”，佛教修行者和道教修行者的茅棚上一般都有标志来区分。
张剑峰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听说两位比丘尼师徒居住在一座山洞内9年，谁知找到她们居住的山洞时，明明听到门内有动静，但敲门却没有人应声。当时他不懂念暗号，只是坚持敲门，敲门几次后，师徒两人终于开门了。在她们居住的山洞，只有经书和简单的生活用品。
见到张剑峰，师父说：“你真是幸运，一般来敲门的人，敲一次没人开门就走了，我们平时不给人开门。”通过谈话，他得知，师徒两人在山洞居住9年，连附近的茅棚都没去过，也不接待外面的到访者。在山洞外，师徒两人在悬崖边开辟了一块三四平米大的菜地，张剑峰到访时，她们正在包白菜饺子。
“我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饺子，她们也很少吃那么丰盛。她们问我从哪里来，拜访过哪些人，讲她们的师父如何修行，谈得比较多的是她们尊崇的修行者，讲智者的生活和道德，她们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现在都记得：‘你走了这么多地方，看到很多东西，但你要保持你内心纯净的种子不被污染。’后来我也看到一些修行人不是真正在修行，我看到玉的同时看到了泥土。”张剑峰回忆道。但他至今不知道那对师徒的法号，不久之后，那对师徒就离开了山洞，他再也没有见过她们。
张剑峰介绍说，这些修行人都很热爱生活，一般会把自己小茅棚打扫得很干净，做一点小景致，比如在门口种点花，但他们不用手机，离村庄近的修行者还会和村里人打交道，很少下山。
三、揭秘修行者
终南山是修行者最为集中的地方，但在华山后山、宝鸡龙门洞等地方都有修行者居住，他们随意居住在秦岭中，在做过一些采访之后，张剑峰逐渐掌握了一些知名修行者的信息，三年里，他的行程东西跨度大约400公里，至今已经寻访到600多位隐士，很多人成为他的朋友，对这些修行者的采访，让他诞生了创办一本丹道修证实录类杂志的想法，后来这些采访文章被发表在随后创办的杂志《问道》里。
2月12日，本报记者跟随张剑峰前往终南山大峪谷，寻访山中的修行者，他说：“有时候在山里走一天，一个人也找不到，有些隐士住得比较高，看见有人来他们就走了，但十有八九不会落空。”
台湾作家张德芬、主持人梁冬等名人也曾跟随他到终南山寻访隐士，现在在张剑峰周围，也有一些跟他一样去山中寻访修行者的朋友，但能坚持的并不多。
四、山中的隐士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二十多年前，美国汉学家、佛经翻译家比尔波特来到中国，寻访传说中在终南山修行的隐士，因为《空谷幽兰》的问世，很多西安人才知道距离市区一小时车程的终南山中，还保留着隐居传统，有五千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修行者隐居山谷，过着和一千年前一样的生活。
“俗话说，有形的都有肉，其实很难找到闪光的人，真正的修行者都是劝人向善，告诉人们怎么样减少烦恼。修为很高的人外界很少接触到，只有圈子里才知道。”他说。
2月中旬，终南山中积雪较厚，在踏雪行走4个小时后，记者跟随张剑峰抵达了隐藏在大峪山谷深处的一处隐士茅棚聚集区终南草堂。
尽管是冬天，沿路仍遇见了一些隐士，黄道长常年在终南草堂居住，几乎不下山，他老家在东北，他说：“下山去做什么呢？我们下山后就像傻子似的，左右不是，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干什么。”
在距离终南草堂30分钟山路外，有一位去年11月从衡山来终南山修行的隐士，他并不觉得山中冷，只说：“在这，就是玩呗！收弟子，就看缘分呗！”面对陌生人，他们并不多谈其他。
“我们从小都知道世上有和尚有道士，但没法接触他们，一般觉得，出家人就是穷得没办法才到山里，但后来我发现山里的修行者大部分蛮有学养的。”张剑峰说。他上周刚见到一个山中的修行者，这位修行者藏书很多，留着长头发，特立独行，对电器等样样精通，在茅棚里给自己做了很多精美的家具，他主要研究天文，将天文研究成果和佛经、道经做了对比研究，而且他自己觉得别人并不懂他的东西，只能把研究成果刻在石头上。
“他不是一般学者，也不敢立论，他问我认识比尔波特吗，他要把他的研究成果发给他，看能否翻译成英文。在修行人中，像他这样的民间学术研究者很多。”张剑峰说。
冬天的终南山里，随时飞雪，黄道长给远道而来的寻访者包了一锅热乎乎的包子，包包子用的萝卜是自己在旁边的菜地种的，冬天他挖了菜窖存储这些蔬菜，米面油等物品都是朋友从山下送来的，他们称之为“供养”，记者上山当天，遇到一对给修行者送供养的60岁夫妇，他们提了一壶最好的花生油，背了一些日常用品走了好几个小时山路。
“如果没有供养也可以，松子、野菜等都是修行人的食物。修行人的行为，一般人看来不可理解，别人觉得住在山里很可怜。修行者对物质不抱太大希望，给一些修行人送供养，送东西给他，是为了满足我的心愿，对他们来说，送不送没什么区别。”张剑峰介绍。
五、从寻访者变成修行者
在寻访了数百位隐士后，张剑峰慢慢从一个寻访者变成了修行者：“光看看书，做口头东西不行，我开始只是旁观者，后来发现不行，开始对这些修行的行为并不相信，但又不断亲眼见到效果，不断否定自己的怀疑，慢慢地自己也开始打坐、练功。”2010年，张剑峰和张德芬等十多人一起凑钱在这里修建了十几间茅棚，取名“终南草堂”，可以供修行者居住。
对修行的好处，张剑峰说：“就是保持自己时时刻刻不迷失，做自己的观察者，喜怒哀乐你都时刻观察着自己。好像我之前的工作都是为我后来修行做铺垫，现在做的才是我喜欢的真正要做的事情，现在是个多元的社会，每个人都要做真正的自己。”
张剑峰有两个孩子，妻子做平面设计工作，父母也受他的影响开始修行。“父亲以前很不喜欢烧香拜佛的人，觉得是迷信，但现在父母也打坐，吃素食，现在他理解了，从心性上认识了修心才是核心，现在他知道修行人很有学识。”
张剑峰的妻子一直支持他，夏天的时候，还带着女儿到茅棚居住，吃饭前先感恩做饭的人，吃饭不能说话，以前女儿挑食，而在山里她会吃得干干净净。
“修行对我生活本质的改变是我看待事物的态度不同，如果以前，有一个东西我想得到，我肯定会努力争取，但现在，患得患失的东西就少了，人会更豁达一点。对物质不刻意追求，更注重精神生活，我之前的生活，也和大部分人追求的一样，但现在，我所追求的东西，不因大部分人追求其他东西而受到影响，不管社会变化再快，我所接触的东西永远简单。在茅棚里，吃饭睡觉晒太阳喝茶，那样就挺幸福的，很多人得到的东西很多，并不觉得幸福。”张剑峰说，“这座山不是一般意义的山，看到《空谷幽兰》时，我觉得好像在门缝里的一线光，我想看到光源在哪里，山是一个符号，是活着的文化。” https://t.cn/Rcdt451
【他是谁？“我为杨振宁先生塑像”】上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了为中华杰出人物塑像的文化工程。杨振宁先生是我十分希望要塑的对象。
真巧，1997年5月25日，“杨振宁星”命名大会在南京举行，我应邀参加。当时，我向杨先生介绍了我部分作品的图片，他极敏锐地看到我受红山文化、罗丹、贾科梅迪的影响，并写下“吴为山的雕塑极有创建性”。之后，他在来信中评价了我所塑造的鲁迅像、费孝通像、吴作人像。先生对雕塑艺术形与神，以及像与艺术性的问题的阐释的深刻性使我对科学大师深厚广博的人文底蕴和对艺术的直觉感悟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关于我为他塑像的问题，先生表示：等我们熟识后再塑。不久，他寄来了他的著作《读书教学四十年》和论文《美与物理学》。
熟识，我的理解是相知。而人之相知，贵心相知。要能知杨先生，对于我这个高考物理只得69分的人而言，是不可及的。然而，令我好奇与兴趣的是，杨先生谈美。在《美与物理学》文中，先生剖析了科学家论文的风格，谈科学实验中产生的美，以及物理方程与诗的共同点。他认为对美的准确规律的把握增加了实验室工作者对自然现象的美的认识；学物理的人了解了像诗一样的方程意义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又十分复杂的。在谈论科学家的论文风格时，他通过狄拉克（P. Dirac, 1902—1984）的论文就像“秋水文章不染尘”，没有任何渣滓，直达深处，直达宇宙的奥秘，与海森伯（W.Heisenberg,1901—1976）朦胧，不清楚，有渣滓，有时似乎茫然探索的特点进行比较，从中感悟到杨先生对风格与研究方式，对结构的美和妙的不同认识，对美与创造性的内在联系的洞见。在杨先生看来，每个创造性活动都表现为一种风格，风格的强烈决定了创造者的贡献。
杨先生精辟的论述也适用于对美术家的艺术风格之理解，从很大意义上道破艺术表现的天机。我所力倡与不断实践的写意雕塑便是在模糊中、在光影浮动中、在形体的隐显凹凸中塑造生命的内在结构，与海森伯阐释世界的方法与文风颇有相似之处。
所以，我确信杨先生对我雕塑的看法是入骨的。果然，他在多种场合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其核心内容为：“吴为山一次又一次从中国三千年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中探索着中国二字的真义。他的雕塑打造了一种神似与形似之间的精妙平衡，而这种平衡是中国艺术的立足之本。”
杨先生如此“熟识”我，他以平衡二字妙释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能量转化与守恒的关系，他的点化使我在对着这位“知音”塑像时，充满自信。因为我已知，他懂我，他对我是满有信心的。
我想，他所讲的“熟识”乃指彼此之间的熟识吧。
记得第一次是在南京大学我的工作室，我面对面塑他。熊秉明先生在场，他建议“你要把杨振宁的数理性做进去”。我汗流浃背。杨先生一会儿微笑，一会儿严肃，一会儿沉思，他甚至说，“你可以摸我的头，你可以感受”，他很懂艺术家的心。等泥塑稿出来后，杨先生拿着照片一点一点地琢磨，像是发现科学真理。他让熊秉明看，又特意请他的弟弟看，他说：“秉明虽是我的老友，但他是哲学家、雕塑家，他可以从远处看，我弟弟是近距离看的，从生活方面更了解我。”
时隔十年，在北京我的工作室，同样是面对面塑他。翁帆和我夫人在场，杨先生泰然自若，也许他从翁帆的眼神中得到肯定。二小时后，面对塑就的胸像，杨先生对待已熟识的自己，没有提任何意见，也没有询问在场的任何人。他已超然。正如他所言：“塑像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东西，是一个静止的，可是一个雕塑家要把它制作出来，成为一个超越时空，而且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可以想象是非常困难的。……当然我知道这雕像还有一个特点，再过几十年以后，大家觉得这个就是杨振宁应该的样子。”
以客观自然规律和历史逻辑看待自己的人生，评价雕塑的价值，在艺术与现实之间，在塑者与被塑者之间，杨先生以豁达的态度，以诗化的哲学，在宏宽的多向维度，品味着艺术与艺术作品，人生与人生境界……
自1997年至今，我先后为杨先生塑过头像、胸像、全身像。有青铜铸就的，也有汉白玉雕琢的，分别立于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塑像中那脸型，饱满的天庭，富有数理逻辑的方正脸型，一丝不苟的发型，儒雅内敛的嘴角，永远向世界发出疑问又获得肯定的敏锐而深情、仁厚的双眼……或立于图书馆的大厅，或伫立于大学绿色草坪，或在博物馆展厅，在灯光或自然光的照耀下，单纯、清晰，雕塑的线条和块面，受光面与投影，构成利落大方，客观本然的艺术形体。随着光线的移动，产生无数的韵律，它还原了艺术创作过程中手指与刀痕的节奏变化，时浅时深，时捷时缓，时曲时直，十指连心，大拇指顺着形体结构的滑动，推压所形成的轨迹。在微妙的神情中，展示了科学家认识世界的无限可能，仿佛宇宙万象也在光的晃耀中进入科学家探索真理的心灵。其实，这心灵在融通有形与无形，连接客观与主观世界中，表现为“性灵”，正像杨振宁先生所喜欢的高适（700年-765年）的诗句：“性灵出万象”。它包涵了儒家关注现实的人世之道，也包涵了道家超然出世的“逸”境，这是中华人文精神所在，在杨先生的气象里，还辉映着科学理性之光。这性灵遥接中国古圣贤思想智慧。杨先生在评述我创作的孔子像时这样写道：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遵循孔子的教导，创建了世界上最悠久持续，最多人口，最有坚韧生命力的和谐文化传统，所以中国人尊称孔子为至圣先师。
可见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之魂渗入其脉。因此，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在他的精神深处，且时时流露。在他的塑像落成清华大学时，他说：“我出生在中国，生长在旧中国，现在定居在清华大学，我对新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不能想象的变迁，而且这个变化还在继续进行着。我自己觉得能够在晚年参与这样一个重大的变迁而感到非常幸运。当然，这个里面也包含了很多朋友的促成，这个雕像放在这里也就是许多促成当中的一个……”。
由此可知，雕像在杨先生心中的份量。因为，从雕像可以看到立体的自己，可以看到他人的评价，不仅可以“吾日三省吾身”，还可让历史、未来“三省”其身。记得，2001年，杨先生看我为他所作的泥塑像时，曾意味深长地对他的老友熊秉明先生说：“我想，如果把每个人看自己塑像之前的心理状态作一番记载，那将是很有意义的。”
其实，塑像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真的塑像是自我塑造。正如我曾给杨先生的信件中所写：“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您用自己的人品、学识自塑了一尊雕像……因此我想底座上还是只写‘杨振宁’三个字，不要任何后缀（头衔），且最好你自己来写”。
回顾与杨振宁先生的交往，1998年他第一次到我工作室便题写“艺术与科学的灵魂同是创新”；2002年为熊秉明先生的《孺子牛》题写“秉明塑造出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在谈到他一生的成就，他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这些近乎于公理、定律的思想精粹折射了他的学养、道德、修为。令我十分崇敬的是他将珍藏的熊秉明三件代表作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变家宝为国宝。近二十年来，我时常去清华园杨先生家中，聆听其真切、睿智的预言和真理。所感动者，近百岁的大哲思路清晰，语言流畅，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与期待。
写到这里，敬仰之情，由内而外。
我们将真性可以比喻成天空，云之上，一片澄明。杨先生，一个世纪走过来了，这是无数次吐故纳新的生命历程。他在自己的汉白玉像前伫立，凝神，那微笑可算是这世界上返璞归真的最纯真、最灿烂的笑！#杨振宁# https://t.cn/A6MVLUHj
真巧，1997年5月25日，“杨振宁星”命名大会在南京举行，我应邀参加。当时，我向杨先生介绍了我部分作品的图片，他极敏锐地看到我受红山文化、罗丹、贾科梅迪的影响，并写下“吴为山的雕塑极有创建性”。之后，他在来信中评价了我所塑造的鲁迅像、费孝通像、吴作人像。先生对雕塑艺术形与神，以及像与艺术性的问题的阐释的深刻性使我对科学大师深厚广博的人文底蕴和对艺术的直觉感悟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关于我为他塑像的问题，先生表示：等我们熟识后再塑。不久，他寄来了他的著作《读书教学四十年》和论文《美与物理学》。
熟识，我的理解是相知。而人之相知，贵心相知。要能知杨先生，对于我这个高考物理只得69分的人而言，是不可及的。然而，令我好奇与兴趣的是，杨先生谈美。在《美与物理学》文中，先生剖析了科学家论文的风格，谈科学实验中产生的美，以及物理方程与诗的共同点。他认为对美的准确规律的把握增加了实验室工作者对自然现象的美的认识；学物理的人了解了像诗一样的方程意义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又十分复杂的。在谈论科学家的论文风格时，他通过狄拉克（P. Dirac, 1902—1984）的论文就像“秋水文章不染尘”，没有任何渣滓，直达深处，直达宇宙的奥秘，与海森伯（W.Heisenberg,1901—1976）朦胧，不清楚，有渣滓，有时似乎茫然探索的特点进行比较，从中感悟到杨先生对风格与研究方式，对结构的美和妙的不同认识，对美与创造性的内在联系的洞见。在杨先生看来，每个创造性活动都表现为一种风格，风格的强烈决定了创造者的贡献。
杨先生精辟的论述也适用于对美术家的艺术风格之理解，从很大意义上道破艺术表现的天机。我所力倡与不断实践的写意雕塑便是在模糊中、在光影浮动中、在形体的隐显凹凸中塑造生命的内在结构，与海森伯阐释世界的方法与文风颇有相似之处。
所以，我确信杨先生对我雕塑的看法是入骨的。果然，他在多种场合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其核心内容为：“吴为山一次又一次从中国三千年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中探索着中国二字的真义。他的雕塑打造了一种神似与形似之间的精妙平衡，而这种平衡是中国艺术的立足之本。”
杨先生如此“熟识”我，他以平衡二字妙释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能量转化与守恒的关系，他的点化使我在对着这位“知音”塑像时，充满自信。因为我已知，他懂我，他对我是满有信心的。
我想，他所讲的“熟识”乃指彼此之间的熟识吧。
记得第一次是在南京大学我的工作室，我面对面塑他。熊秉明先生在场，他建议“你要把杨振宁的数理性做进去”。我汗流浃背。杨先生一会儿微笑，一会儿严肃，一会儿沉思，他甚至说，“你可以摸我的头，你可以感受”，他很懂艺术家的心。等泥塑稿出来后，杨先生拿着照片一点一点地琢磨，像是发现科学真理。他让熊秉明看，又特意请他的弟弟看，他说：“秉明虽是我的老友，但他是哲学家、雕塑家，他可以从远处看，我弟弟是近距离看的，从生活方面更了解我。”
时隔十年，在北京我的工作室，同样是面对面塑他。翁帆和我夫人在场，杨先生泰然自若，也许他从翁帆的眼神中得到肯定。二小时后，面对塑就的胸像，杨先生对待已熟识的自己，没有提任何意见，也没有询问在场的任何人。他已超然。正如他所言：“塑像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东西，是一个静止的，可是一个雕塑家要把它制作出来，成为一个超越时空，而且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可以想象是非常困难的。……当然我知道这雕像还有一个特点，再过几十年以后，大家觉得这个就是杨振宁应该的样子。”
以客观自然规律和历史逻辑看待自己的人生，评价雕塑的价值，在艺术与现实之间，在塑者与被塑者之间，杨先生以豁达的态度，以诗化的哲学，在宏宽的多向维度，品味着艺术与艺术作品，人生与人生境界……
自1997年至今，我先后为杨先生塑过头像、胸像、全身像。有青铜铸就的，也有汉白玉雕琢的，分别立于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塑像中那脸型，饱满的天庭，富有数理逻辑的方正脸型，一丝不苟的发型，儒雅内敛的嘴角，永远向世界发出疑问又获得肯定的敏锐而深情、仁厚的双眼……或立于图书馆的大厅，或伫立于大学绿色草坪，或在博物馆展厅，在灯光或自然光的照耀下，单纯、清晰，雕塑的线条和块面，受光面与投影，构成利落大方，客观本然的艺术形体。随着光线的移动，产生无数的韵律，它还原了艺术创作过程中手指与刀痕的节奏变化，时浅时深，时捷时缓，时曲时直，十指连心，大拇指顺着形体结构的滑动，推压所形成的轨迹。在微妙的神情中，展示了科学家认识世界的无限可能，仿佛宇宙万象也在光的晃耀中进入科学家探索真理的心灵。其实，这心灵在融通有形与无形，连接客观与主观世界中，表现为“性灵”，正像杨振宁先生所喜欢的高适（700年-765年）的诗句：“性灵出万象”。它包涵了儒家关注现实的人世之道，也包涵了道家超然出世的“逸”境，这是中华人文精神所在，在杨先生的气象里，还辉映着科学理性之光。这性灵遥接中国古圣贤思想智慧。杨先生在评述我创作的孔子像时这样写道：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遵循孔子的教导，创建了世界上最悠久持续，最多人口，最有坚韧生命力的和谐文化传统，所以中国人尊称孔子为至圣先师。
可见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之魂渗入其脉。因此，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在他的精神深处，且时时流露。在他的塑像落成清华大学时，他说：“我出生在中国，生长在旧中国，现在定居在清华大学，我对新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不能想象的变迁，而且这个变化还在继续进行着。我自己觉得能够在晚年参与这样一个重大的变迁而感到非常幸运。当然，这个里面也包含了很多朋友的促成，这个雕像放在这里也就是许多促成当中的一个……”。
由此可知，雕像在杨先生心中的份量。因为，从雕像可以看到立体的自己，可以看到他人的评价，不仅可以“吾日三省吾身”，还可让历史、未来“三省”其身。记得，2001年，杨先生看我为他所作的泥塑像时，曾意味深长地对他的老友熊秉明先生说：“我想，如果把每个人看自己塑像之前的心理状态作一番记载，那将是很有意义的。”
其实，塑像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真的塑像是自我塑造。正如我曾给杨先生的信件中所写：“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您用自己的人品、学识自塑了一尊雕像……因此我想底座上还是只写‘杨振宁’三个字，不要任何后缀（头衔），且最好你自己来写”。
回顾与杨振宁先生的交往，1998年他第一次到我工作室便题写“艺术与科学的灵魂同是创新”；2002年为熊秉明先生的《孺子牛》题写“秉明塑造出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在谈到他一生的成就，他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这些近乎于公理、定律的思想精粹折射了他的学养、道德、修为。令我十分崇敬的是他将珍藏的熊秉明三件代表作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变家宝为国宝。近二十年来，我时常去清华园杨先生家中，聆听其真切、睿智的预言和真理。所感动者，近百岁的大哲思路清晰，语言流畅，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与期待。
写到这里，敬仰之情，由内而外。
我们将真性可以比喻成天空，云之上，一片澄明。杨先生，一个世纪走过来了，这是无数次吐故纳新的生命历程。他在自己的汉白玉像前伫立，凝神，那微笑可算是这世界上返璞归真的最纯真、最灿烂的笑！#杨振宁# https://t.cn/A6MVLUHj
自从嫁到日本后，林志玲的新闻变少了很多，最近一次见到她，还是在一个多月前她发的自拍短片中，当时短片中的林志玲，带着个蕾丝头饰，打扮略微老气，整个人显得很憔悴，让网友惊呼：林志玲变老了。
于是不少人开始怀疑林志玲在日本过得不好，所以整个人被折腾成这样子。还有人接受现实了，认为林志玲已经47岁了，自然老去也很正常。不过中秋节期间，林志玲发了一张捧花的自拍照，又让外界的声音反转了，只见照片中的林志玲妆容精致，皮肤白皙，看上去最多三十左右，丝毫老态也没有，感觉她比身前的鲜花还要娇艳。
看来应该是妆容打扮的问题，毕竟志玲姐姐的年龄也不小了，如果打扮的精致些的话，那么以现在化妆和修图的鬼斧神工，看上去还是很OK的；一旦穿的衣服太过朴素，而妆又太淡的话，那么自然的真实的年龄就显现出来了，没有谁能永远年轻，只是千方百计让自己看上去年轻罢了。
于是不少人开始怀疑林志玲在日本过得不好，所以整个人被折腾成这样子。还有人接受现实了，认为林志玲已经47岁了，自然老去也很正常。不过中秋节期间，林志玲发了一张捧花的自拍照，又让外界的声音反转了，只见照片中的林志玲妆容精致，皮肤白皙，看上去最多三十左右，丝毫老态也没有，感觉她比身前的鲜花还要娇艳。
看来应该是妆容打扮的问题，毕竟志玲姐姐的年龄也不小了，如果打扮的精致些的话，那么以现在化妆和修图的鬼斧神工，看上去还是很OK的；一旦穿的衣服太过朴素，而妆又太淡的话，那么自然的真实的年龄就显现出来了，没有谁能永远年轻，只是千方百计让自己看上去年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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