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工作，告诉你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九种容易二婚的八字
婚姻的失败，往往会对一个人的一生造成很大的影响。离婚不仅对夫妻双方来说，是一种不幸的人生经历，如果有孩子的话，对于尚未成年的孩子的教育和心理更是有极大的负面影响。从命理中看的话，八字中哪种男女最容易遭遇婚姻两次以上的婚姻呢？
1、男命中偏正财两透、女命中偏正官两透，容易遭遇二次婚姻。
八字中男命以正财定义为妻，偏财定义为不稳定的非正式的妻子，为情人或者不稳定的异性缘分；女命中以正官定义为夫，而七杀则定义为非正式的丈夫，属于不稳定的异性情分，同时，八字中在正、偏具有的情形下，偏星也表示次第关系。八字中的天干，表示这种关系是公开的，毫不隐瞒的关系。这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婚姻关系俱透，说明日主极力想将这种关系变成现实，让社会承认，但是现行的法律制度是以一夫一妻制为基础的，容易造成两次以上的婚姻。
2、女命正官不透，而透伤官和七杀，日支不坐正官，夫宫又遇严重刑、冲、克、合的，定为二次婚姻；男命中正财不透，而透劫财和偏财，日支不坐正财，妻宫又遇严重的刑冲克合的，定为二次婚姻。
正官、正财不透，而透露出七杀或者偏财，表示正式的婚姻关系不太稳定，所以日主也不想大家知道存在这种婚姻关系。但是八字中又有正式的丈夫或者妻子，只是它们又不能坚守自己的岗位，不在家或者与日主的生活和工作距离很远，有也相当于没有。夫妻宫、星在八字原局或者行运中又遇严重的刑冲克合，表示自己的配偶或者会遭遇外界的其他的人打击、压制，或者外遇，甚至遭遇其本人无法预料的事情的冲击，致使配偶丧失或者离弃，或者家庭不稳，所以也容易遭遇两次以上的婚姻。
3、女命中天干先透正官，后透七杀，地支亦先见正官后见七杀，而夫宫在八字原局、或者所行岁运中又逢严重刑、冲、克、化，亦为二次婚姻之象；男命中天干先透正财、后透偏财，地支中亦为先见正财、后见偏财，而妻宫日支在八字原局中、或者所行的岁运中又遭严重的刑、冲、克、合的，也是一生中定会有二次以上婚姻之象。
前面说过，偏星也代表了一种次第关系，偏、正俱透，正星在前，也就说明了日主的婚姻关系的次序的排定。而八字中或者岁运中的夫妻宫在遇刑、冲、克、合，均表示会有来自外界的人或者事，阻扰或者破坏其本人的家庭的稳定，如果情形严重的，自然难有稳定的婚姻关系，两次以上的婚姻关系必定成立。
4、日支与它柱地支伏吟（即地支相同），即使伏吟不为官星、财星本气，夫、妻宫（日支）再遇逢冲的，克夫或者克妻后再嫁，亦为二次婚姻之象。
日支代表夫妻宫，日支与它柱地支相同，表明夫妻宫所居的人势力很大，特别是与月支、时支相同的，因为距离日主很近，就会加剧这种情形。在八字命局中成为忌神的可能性很高。在遇岁运又来扶助夫宫的话，其配偶势力更大，婚姻的平衡关系很容易打破，所以婚姻难以顺利。如果这种伏吟的十神，又是配偶星的克星的话，情形就会加剧。同时，夫妻宫伏吟，更主要体现在岁运的介入下，无论出现克、刑、冲哪种关系，都会同时出现同时引动配偶宫和婚姻宫，婚姻动摇的可能性很大，即使遇合，也会出现争合的局面，亦为二次婚姻之兆。
5、男、女命中夫、妻星遭严重刑、冲、克、破，多有两次婚姻之兆
男女命中的夫妻星，代表其配偶本人，八字中配偶星遭遇严重的刑、冲、克、破，表示配偶星势弱，难以抵御夫妻星遇刑、冲、克、破的岁运的冲击，特别是形成三冲一的局面，遇之则容易丧偶或者夫妻分离的事情发生，所以遭遇两次婚姻。
6、原命局中财、官星主气全无，八字中又干支多合，两次婚姻在所必然
八字中财官本气全无，本来就代表配偶缘分较差；八字中干支多合的人，一般多为善于交际，乐于交际的人，这种交际大多是去找自己没有的人，自然容易出现婚姻不顺，二次婚姻自是容易。
7、男命中比劫气盛、女命中食伤气盛，而夫妻星又重复出现，又或合化为它物，恐为三婚四嫁之命。
男命中的比劫，女命中的食伤，均为配偶的“敌人”，“敌人”气势虽然强盛，而配偶星又重复出现，配偶的势力也不会差。形成了比劫与财星交战，食伤与官星交战的局面。遇到岁运中扶起男命中的比劫，或者女命中的食伤，婚姻都难以稳定，离婚自是极为可能。当然，如果官星又被合化成它物的，岁运中遇到解合，婚姻状态改变的频率很高，所以三婚四嫁，也就比较容易。
8、女命中月干伤官，月支七杀的，一般多为三婚之命；
女命月支七杀为偏，七杀得令，为偏星得气为旺，月干伤官虽然紧贴克制七杀，形成七杀旺而不旺的局面，当然，就看岁运扶助哪一方了。但是月干又透出伤官，遇到岁运天干扶助官星的大运或者流年，官星势力必然减力，婚姻自然状态不佳；行运到地支伤官的大运，必然引通命局中的月干发挥作用，因为紧贴，作用更大，所以婚姻状态改变的机率很大。所以古有“伤官坐杀，杀逢月令，必是喝三口井水之人”的说法。
9、女命中原局中食伤并透，食伤自坐官、杀，夫宫自坐官星墓库的，多为两次婚姻
食伤并透，代表自己个性很强，丈夫因为自己的个性，难于安身立命；同时，配偶星必因克制而损伤无力，表示丈夫能力也不会大，自己有看不起丈夫的心性；另外，夫宫官星坐墓，一般都会配偶日支被本气所克，墓库逢冲、逢合丈夫必然有灾，如果夫宫为命局中喜用，日主也会有灾，所以两次婚姻极有可能。#算命算八字看姻缘 运势 事业##八字看财运##八字命理#
婚姻的失败，往往会对一个人的一生造成很大的影响。离婚不仅对夫妻双方来说，是一种不幸的人生经历，如果有孩子的话，对于尚未成年的孩子的教育和心理更是有极大的负面影响。从命理中看的话，八字中哪种男女最容易遭遇婚姻两次以上的婚姻呢？
1、男命中偏正财两透、女命中偏正官两透，容易遭遇二次婚姻。
八字中男命以正财定义为妻，偏财定义为不稳定的非正式的妻子，为情人或者不稳定的异性缘分；女命中以正官定义为夫，而七杀则定义为非正式的丈夫，属于不稳定的异性情分，同时，八字中在正、偏具有的情形下，偏星也表示次第关系。八字中的天干，表示这种关系是公开的，毫不隐瞒的关系。这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婚姻关系俱透，说明日主极力想将这种关系变成现实，让社会承认，但是现行的法律制度是以一夫一妻制为基础的，容易造成两次以上的婚姻。
2、女命正官不透，而透伤官和七杀，日支不坐正官，夫宫又遇严重刑、冲、克、合的，定为二次婚姻；男命中正财不透，而透劫财和偏财，日支不坐正财，妻宫又遇严重的刑冲克合的，定为二次婚姻。
正官、正财不透，而透露出七杀或者偏财，表示正式的婚姻关系不太稳定，所以日主也不想大家知道存在这种婚姻关系。但是八字中又有正式的丈夫或者妻子，只是它们又不能坚守自己的岗位，不在家或者与日主的生活和工作距离很远，有也相当于没有。夫妻宫、星在八字原局或者行运中又遇严重的刑冲克合，表示自己的配偶或者会遭遇外界的其他的人打击、压制，或者外遇，甚至遭遇其本人无法预料的事情的冲击，致使配偶丧失或者离弃，或者家庭不稳，所以也容易遭遇两次以上的婚姻。
3、女命中天干先透正官，后透七杀，地支亦先见正官后见七杀，而夫宫在八字原局、或者所行岁运中又逢严重刑、冲、克、化，亦为二次婚姻之象；男命中天干先透正财、后透偏财，地支中亦为先见正财、后见偏财，而妻宫日支在八字原局中、或者所行的岁运中又遭严重的刑、冲、克、合的，也是一生中定会有二次以上婚姻之象。
前面说过，偏星也代表了一种次第关系，偏、正俱透，正星在前，也就说明了日主的婚姻关系的次序的排定。而八字中或者岁运中的夫妻宫在遇刑、冲、克、合，均表示会有来自外界的人或者事，阻扰或者破坏其本人的家庭的稳定，如果情形严重的，自然难有稳定的婚姻关系，两次以上的婚姻关系必定成立。
4、日支与它柱地支伏吟（即地支相同），即使伏吟不为官星、财星本气，夫、妻宫（日支）再遇逢冲的，克夫或者克妻后再嫁，亦为二次婚姻之象。
日支代表夫妻宫，日支与它柱地支相同，表明夫妻宫所居的人势力很大，特别是与月支、时支相同的，因为距离日主很近，就会加剧这种情形。在八字命局中成为忌神的可能性很高。在遇岁运又来扶助夫宫的话，其配偶势力更大，婚姻的平衡关系很容易打破，所以婚姻难以顺利。如果这种伏吟的十神，又是配偶星的克星的话，情形就会加剧。同时，夫妻宫伏吟，更主要体现在岁运的介入下，无论出现克、刑、冲哪种关系，都会同时出现同时引动配偶宫和婚姻宫，婚姻动摇的可能性很大，即使遇合，也会出现争合的局面，亦为二次婚姻之兆。
5、男、女命中夫、妻星遭严重刑、冲、克、破，多有两次婚姻之兆
男女命中的夫妻星，代表其配偶本人，八字中配偶星遭遇严重的刑、冲、克、破，表示配偶星势弱，难以抵御夫妻星遇刑、冲、克、破的岁运的冲击，特别是形成三冲一的局面，遇之则容易丧偶或者夫妻分离的事情发生，所以遭遇两次婚姻。
6、原命局中财、官星主气全无，八字中又干支多合，两次婚姻在所必然
八字中财官本气全无，本来就代表配偶缘分较差；八字中干支多合的人，一般多为善于交际，乐于交际的人，这种交际大多是去找自己没有的人，自然容易出现婚姻不顺，二次婚姻自是容易。
7、男命中比劫气盛、女命中食伤气盛，而夫妻星又重复出现，又或合化为它物，恐为三婚四嫁之命。
男命中的比劫，女命中的食伤，均为配偶的“敌人”，“敌人”气势虽然强盛，而配偶星又重复出现，配偶的势力也不会差。形成了比劫与财星交战，食伤与官星交战的局面。遇到岁运中扶起男命中的比劫，或者女命中的食伤，婚姻都难以稳定，离婚自是极为可能。当然，如果官星又被合化成它物的，岁运中遇到解合，婚姻状态改变的频率很高，所以三婚四嫁，也就比较容易。
8、女命中月干伤官，月支七杀的，一般多为三婚之命；
女命月支七杀为偏，七杀得令，为偏星得气为旺，月干伤官虽然紧贴克制七杀，形成七杀旺而不旺的局面，当然，就看岁运扶助哪一方了。但是月干又透出伤官，遇到岁运天干扶助官星的大运或者流年，官星势力必然减力，婚姻自然状态不佳；行运到地支伤官的大运，必然引通命局中的月干发挥作用，因为紧贴，作用更大，所以婚姻状态改变的机率很大。所以古有“伤官坐杀，杀逢月令，必是喝三口井水之人”的说法。
9、女命中原局中食伤并透，食伤自坐官、杀，夫宫自坐官星墓库的，多为两次婚姻
食伤并透，代表自己个性很强，丈夫因为自己的个性，难于安身立命；同时，配偶星必因克制而损伤无力，表示丈夫能力也不会大，自己有看不起丈夫的心性；另外，夫宫官星坐墓，一般都会配偶日支被本气所克，墓库逢冲、逢合丈夫必然有灾，如果夫宫为命局中喜用，日主也会有灾，所以两次婚姻极有可能。#算命算八字看姻缘 运势 事业##八字看财运##八字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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