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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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专公”再掀风潮，国有民办2年内全部退场？重磅！上海宣布小学不进行期中考试，禁止全区范围的学科统考统测
所谓无风不起浪，2021年年初，关于义务教育学校“民转公”的传闻就不绝于耳。而就在近日，这场“大地震”终于还是发生了！
7月初，教育部等八部门下达发布了《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一时间，民办学校未来何去何从的焦虑在家长圈蔓延开来。
那么，此次通知里所波及到的民办学校，究竟是否指代上海全部的民办学校呢？此外，国际化教育圈家长关心的民办双语学校是否也在此类呢？
下面，我们就来拨云见雾，为各位家长深度解析民转公通知的各项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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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转公，究竟指代哪些民办校？
首先，必须要纠正的是，民转公通知所涉及的学校并非全体民办，而是“公参民”学校。
那么，哪些是所谓的“公参民”学校呢？通知明确列举了以下三类：
第一类：公办学校单独举办的义务教育学校；
第二类：公办学校与地方政府及相关机构合作举办的义务教育学校；
第三类：公办学校与其他社会组织、个人合作举办的义务教育学校。
其中，通知里明确提出必须“转为公办学校”，只有第一类和第二类学校。而对于第三类学校，则可以有两种发展模式，其一，“可继续举办民办学校，但公办学校逐步退出”；其二，“经协商一致且条件成熟的，也可转为公办学校。”
除此之外，通知还规定，原则上今后不再审批新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且要求将民办小学初中在校人数占义务教育的比重调减至5%以内。
总结性来看，国家对于民办校的政策的确是在不断收紧，但本次通知所覆盖的民办校仅为有“公办基因”的民办校，家长不必过分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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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已有哪些“公转民”的先例？
“民转公”后会受哪些影响？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全国各地就有不少学校已开始逐步从民办变为公办，其中对于上海家长来说，最著名的先例当属“民办张江事件”。
2020年3月13日，一条消息引爆了上海家长圈。上海民办张江教育集团学校将改为公办，并且更名为张江集团中学。改名后的张江集团中学每年1-3万的学费将直接减免，此外，升学模式也改为全部直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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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浦东新区年年升学第一的民办张江民转公，在当年的确是吸足了社会各界的眼球。而从民办张江事件中，我们也能基本得出民转公后该所民办校对家长的2大影响：
一、招生范围缩小。张江从原来的非户籍生和户籍生可报考，变为只招收户籍生。对于浦东的家长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
二、学费压力降低。费用由教育局拨款，学校无需承担，学费不用交那么多了，经济压力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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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上海宣布小学不进行期中考试，禁止全市范围的学科统考统测
严禁对小学一至三年级进行全学区、全区范围的任何形式的学科统考统测（包括学业质量监测）。
严禁对四至八年级进行全区范围的学科统考统测；区若要进行学业质量监测，每学年不超过1次，且只能随机抽样监测，随机抽取的学生比例不超过本年级的30%。
严禁学校组织中小学生参加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联考或月考。
各中小学要保证学生每天校园体育活动1小时，认真落实“三课、两操、两活动”……
日前，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市教委”）发出《关于印发上海市中小学2021学年度课程计划及其说明》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及中小学要严格按照中央和本市有关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深入实施素质教育、进一步规范课程教学工作、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要求，加强教育管理，认真执行课程计划，努力提高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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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三四五年级期末考试仅限语文、数学
上海市教委的这份《通知》明确，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各中小学要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以本市中小学生学业质量绿色指标综合评价为契机，积极探索建立以校为本、基于过程的教育质量综合评价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其中提出教学评价工作按有关文件要求执行。包括严禁对小学一至三年级进行全学区、全区范围的任何形式的学科统考统测（包括学业质量监测）。严禁对四至八年级进行全区范围的学科统考统测；区若要进行学业质量监测，每学年不超过1次，且只能随机抽样监测，随机抽取的学生比例不超过本年级的30%。严禁学校组织中小学生参加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联考或月考。同时，学校内部的过程管理性考试应严格按照市教委颁发的中小学课程计划规定实施，并由所属区严格加以规范和科学指导。根据市教委有关文件的要求，小学生学业评价严格实行等第制；小学阶段不进行期中考试或考查；小学一、二年级可进行期末考查（一年级不得进行书面考查）；三、四、五年级期末考试仅限语文、数学两门学科，其他学科只进行考查，考查形式可灵活多样，严格执行等第制。初中除语文、数学、外语学科可举行期中、期末考试以外，其他学科只进行期末考试或考查；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学科采用开卷形式（或以开卷、闭卷相结合的形式）进行考查；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学科应加强动手实验能力考查；信息科技、劳动技术、体育与健身、艺术、音乐、美术学科只进行操作、应用和实践性的考查。
保证学生每天校园体育活动1小时
《通知》还表示，各中小学要保证学生每天校园体育活动1小时，认真落实“三课、两操、两活动”（小学各年级落实“五课、两操、两活动”），即每周安排体育与健身课程3课时（小学阶段学校每天开设1节体育课）、体育活动2次，每天安排广播操至少1次、眼保健操2次，不得挤占体育与健身课时和体育活动时间。中小学校每天统一安排30分钟的大课间体育活动，每节课间应安排学生走出教室适量活动和放松。
确保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时间
对于学校德育工作，上海市教委也在《通知》中提出，各中小学要确保高中生每学年不少于30天、初中生每学年不少于20天、小学生每学年不少于10天的社会实践活动时间，其中中学课程计划内的课时安排每学年至少2周，不足部分应在寒暑假、双休日或放学后完成。学校在双休日要主动与社区共建，有序开放资源，加强对社区活动的组织和引导。
同时，2021学年全市小学阶段进一步全面实施“快乐活动日”，并鼓励区在总结小学“快乐活动日”实施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在初中学校实施“快乐活动日”的试点工作。
上海市教委还明确要加强对学校课程计划执行以及教学用书使用的管理，包括学校在课程实施中，严禁用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取代国家课程，不得组织学生购买未经国家或上海市审查通过的书本资料（包括教学用书和教辅材料），不得擅自使用未经上海市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的境外原版（或改版）的教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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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无风不起浪，2021年年初，关于义务教育学校“民转公”的传闻就不绝于耳。而就在近日，这场“大地震”终于还是发生了！
7月初，教育部等八部门下达发布了《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一时间，民办学校未来何去何从的焦虑在家长圈蔓延开来。
那么，此次通知里所波及到的民办学校，究竟是否指代上海全部的民办学校呢？此外，国际化教育圈家长关心的民办双语学校是否也在此类呢？
下面，我们就来拨云见雾，为各位家长深度解析民转公通知的各项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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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转公，究竟指代哪些民办校？
首先，必须要纠正的是，民转公通知所涉及的学校并非全体民办，而是“公参民”学校。
那么，哪些是所谓的“公参民”学校呢？通知明确列举了以下三类：
第一类：公办学校单独举办的义务教育学校；
第二类：公办学校与地方政府及相关机构合作举办的义务教育学校；
第三类：公办学校与其他社会组织、个人合作举办的义务教育学校。
其中，通知里明确提出必须“转为公办学校”，只有第一类和第二类学校。而对于第三类学校，则可以有两种发展模式，其一，“可继续举办民办学校，但公办学校逐步退出”；其二，“经协商一致且条件成熟的，也可转为公办学校。”
除此之外，通知还规定，原则上今后不再审批新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且要求将民办小学初中在校人数占义务教育的比重调减至5%以内。
总结性来看，国家对于民办校的政策的确是在不断收紧，但本次通知所覆盖的民办校仅为有“公办基因”的民办校，家长不必过分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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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已有哪些“公转民”的先例？
“民转公”后会受哪些影响？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全国各地就有不少学校已开始逐步从民办变为公办，其中对于上海家长来说，最著名的先例当属“民办张江事件”。
2020年3月13日，一条消息引爆了上海家长圈。上海民办张江教育集团学校将改为公办，并且更名为张江集团中学。改名后的张江集团中学每年1-3万的学费将直接减免，此外，升学模式也改为全部直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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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浦东新区年年升学第一的民办张江民转公，在当年的确是吸足了社会各界的眼球。而从民办张江事件中，我们也能基本得出民转公后该所民办校对家长的2大影响：
一、招生范围缩小。张江从原来的非户籍生和户籍生可报考，变为只招收户籍生。对于浦东的家长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
二、学费压力降低。费用由教育局拨款，学校无需承担，学费不用交那么多了，经济压力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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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上海宣布小学不进行期中考试，禁止全市范围的学科统考统测
严禁对小学一至三年级进行全学区、全区范围的任何形式的学科统考统测（包括学业质量监测）。
严禁对四至八年级进行全区范围的学科统考统测；区若要进行学业质量监测，每学年不超过1次，且只能随机抽样监测，随机抽取的学生比例不超过本年级的30%。
严禁学校组织中小学生参加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联考或月考。
各中小学要保证学生每天校园体育活动1小时，认真落实“三课、两操、两活动”……
日前，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市教委”）发出《关于印发上海市中小学2021学年度课程计划及其说明》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及中小学要严格按照中央和本市有关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深入实施素质教育、进一步规范课程教学工作、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要求，加强教育管理，认真执行课程计划，努力提高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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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三四五年级期末考试仅限语文、数学
上海市教委的这份《通知》明确，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各中小学要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以本市中小学生学业质量绿色指标综合评价为契机，积极探索建立以校为本、基于过程的教育质量综合评价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其中提出教学评价工作按有关文件要求执行。包括严禁对小学一至三年级进行全学区、全区范围的任何形式的学科统考统测（包括学业质量监测）。严禁对四至八年级进行全区范围的学科统考统测；区若要进行学业质量监测，每学年不超过1次，且只能随机抽样监测，随机抽取的学生比例不超过本年级的30%。严禁学校组织中小学生参加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联考或月考。同时，学校内部的过程管理性考试应严格按照市教委颁发的中小学课程计划规定实施，并由所属区严格加以规范和科学指导。根据市教委有关文件的要求，小学生学业评价严格实行等第制；小学阶段不进行期中考试或考查；小学一、二年级可进行期末考查（一年级不得进行书面考查）；三、四、五年级期末考试仅限语文、数学两门学科，其他学科只进行考查，考查形式可灵活多样，严格执行等第制。初中除语文、数学、外语学科可举行期中、期末考试以外，其他学科只进行期末考试或考查；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学科采用开卷形式（或以开卷、闭卷相结合的形式）进行考查；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学科应加强动手实验能力考查；信息科技、劳动技术、体育与健身、艺术、音乐、美术学科只进行操作、应用和实践性的考查。
保证学生每天校园体育活动1小时
《通知》还表示，各中小学要保证学生每天校园体育活动1小时，认真落实“三课、两操、两活动”（小学各年级落实“五课、两操、两活动”），即每周安排体育与健身课程3课时（小学阶段学校每天开设1节体育课）、体育活动2次，每天安排广播操至少1次、眼保健操2次，不得挤占体育与健身课时和体育活动时间。中小学校每天统一安排30分钟的大课间体育活动，每节课间应安排学生走出教室适量活动和放松。
确保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时间
对于学校德育工作，上海市教委也在《通知》中提出，各中小学要确保高中生每学年不少于30天、初中生每学年不少于20天、小学生每学年不少于10天的社会实践活动时间，其中中学课程计划内的课时安排每学年至少2周，不足部分应在寒暑假、双休日或放学后完成。学校在双休日要主动与社区共建，有序开放资源，加强对社区活动的组织和引导。
同时，2021学年全市小学阶段进一步全面实施“快乐活动日”，并鼓励区在总结小学“快乐活动日”实施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在初中学校实施“快乐活动日”的试点工作。
上海市教委还明确要加强对学校课程计划执行以及教学用书使用的管理，包括学校在课程实施中，严禁用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取代国家课程，不得组织学生购买未经国家或上海市审查通过的书本资料（包括教学用书和教辅材料），不得擅自使用未经上海市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的境外原版（或改版）的教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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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签证服务
办理外国人工作许可和签证、办理中国公民各类签证
二、学历教育
纽约理工大学和北京交通大学美国本科就近入学
纽约理工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年期双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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