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清镇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保市民“菜篮子” 鼓村民“钱袋子”】9月17日早上，淅淅沥沥的小雨让清镇市红枫湖镇骆家桥村充满凉意，但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大棚内却是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丰收喽！”随着一声嘹亮的吆喝，村民将一筐筐刚从大棚里采摘的辣椒抬上小货车。经过分拣、配送，第二天一大早，这些辣椒便将出现在贵阳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居民的餐桌上。
从6月初开始，基地的1200亩螺丝椒、泡椒、彩椒、线椒等便进入丰收期。一串串绿油油、红灿灿的辣椒，不仅为村民带来丰收的喜悦，更带来红火的日子。
清镇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是贵阳市2.5万亩高标准蔬菜基地中的一个。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的建设，不仅保障了市民的“菜篮子”，也为乡村振兴增添了更多动力。
基地年产蔬菜8000吨
驱车沿着沥青路进入骆家桥村，翻过一个不高的小坡，一个个银白色的蔬菜大棚便映入眼帘。拾级登上基地监测平台放眼望去，200多个蔬菜大棚鳞次栉比，非常壮观。
这里是近年来贵阳围绕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目标，着力发展都市现代设施农业的一个代表。
为破解农业长期处于“小散弱”的局面，贵阳选择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按照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及品牌化推介，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对农村资源进行整合，对农业生产方式进行升级，支持贵阳农投集团在全市建设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在探索发展都市现代设施农业的同时，解决贵阳蔬菜保供季节性缺口和供应结构性不平衡的问题。
2019年4月1日，贵阳市2.5万亩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建设开工仪式在骆家桥村举行，正式开启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建设之路。
“大棚的棚型是‘圆拱形连栋大棚’，棚型高度5.8米，肩高4米，比传统连栋大棚高了1米，可以更好地对温度和湿度进行调控，还配备了内遮阳、顶开窗、侧膜、滴灌系统、喷灌系统、智能化温控系统等。”贵阳清镇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负责人贺彦鸿说，基地采用边建设边生产方式，去年底全面建成427个高标准蔬菜大棚和200亩露天种植基地，按照“优质茄果类+特色生态叶菜”周年栽培模式，年可生产优质生态蔬菜8000吨，实现蔬菜周年生产、持续供应。
今年3月，收获完最后一批西兰花、羊肚菌等蔬菜之后，基地大棚和露天种植区域都种上了辣椒，其中螺丝椒490亩、泡椒227亩、线椒150亩、彩椒38亩。现在正值丰收期，红的、绿的、黄的各色辣椒挂满枝头。
“红辣椒已经十成熟了，没坏就都摘了。”基地的种植师傅姜献伟在大棚里跟着村民一边采摘一边教他们如何辨别辣椒成熟度，采收成熟度最佳的辣椒。
姜献伟去年3月被贵阳农投集团旗下扶贫公司从安徽聘请来到基地，吃住都在基地，手把手地教村民们打枝、管护、病虫害防治等种植管理技术。除了他，基地还有2名种植师傅、2名技术人员。
“根据集团公司的指导意见和规程，种苗、采收、技术服务等都实行统一的标准化管理。”贺彦鸿说，基地实行分片区管理，每个种植师傅都有自己的负责区域，每个片区务工的村民也成立工作组，由组长管理。
为了充分发挥蔬菜产地优势，基地今年建成投用集分拣、冷藏、冷冻、尾菜处理等于一体的采后处理中心。当辣椒装满一车后，几分钟便能送到分拣中心，按照一级、二级、次级等三个标准进行分拣打包，然后再装车发送到贵阳及粤港澳大湾区等省内外市场。
“分拣中心每天有30多位村民进行分拣，一天能分拣打包20吨至30吨辣椒。”贺彦鸿说，基地按照订单农业发展，种植品种和规模都根据集团产销对接会的订单来安排，销路不用愁。
建设高标准大棚、实行标准化管理、有专门技术指导和市场销路，基地生产秩序井然、周年不断。今年以来，已生产2730吨辣椒等蔬菜，全年辣椒预计采收4100吨。
村民一年收入10多万
“今天到八片区8-2大棚采收螺丝椒，大家把背篼带起。”9月17日早上6点过，作为基地务工组长的顾尚祝便把当天的工作安排发在微信组工作群里。她和组员们本来负责采摘露天种植的线椒，但因为下雨便来到大棚帮忙采摘螺丝椒。7点多钟，十几位村民便已到位开始在大棚里忙活起来。
“当时村里要建蔬菜基地，我们家是举双手赞成的。”顾尚祝一边摘辣椒一边说，“基地建起来后，真的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
基地还没建好之前，和不少工友一样，顾尚祝一直在家务农，家里9亩多土地种的玉米、水稻仅够糊口，生活全靠丈夫在外给矿山跑货车支撑，一家人过得紧巴巴的。村里建基地时，她家把9亩多土地全部流转到基地，每亩地有700元租金，仅土地租金每年就有6000多元收入，而且每三年还递增100元/亩。
“我在基地帮忙种菜、管理、采收，有了稳定的工作，一天工作8小时有100元的工资，加班费另算，一个月下来有3000多元收入。”顾尚祝说，她丈夫也舍远就近，专门给基地开货车，一个月能拿6000元工资，一家两口靠着家门口的蔬菜基地一年能有10多万元的收入。
蔬菜基地建在家门口，越来越多像顾尚祝一样的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产业饭”，摇身一变成为“农业工人”。
“我们村处于红枫湖水源保护区，不能发展工业，以前村里除了400余亩苗木基地没有其他产业，村民收入主要靠种玉米、水稻这些传统农作物，产量一般、收入也低，久而久之大家就不愿意种地，好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有的土地也撂荒了。”骆家桥村党支部书记李政伦说，建设高标准蔬菜基地既能保护好“水缸”，又能让土地生“金”，给村民带来增收，也给村子增添了活力。
贵阳强化利益联结，通过“龙头企业+县级平台公司+村集体经济+农户”的组织方式建设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骆家桥基地流转了3200余亩土地，按照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采取“三钱分红”模式发展，即土地租金为“土地钱”，入股土地收益分红为“分红钱”，村民务工收入为“务工钱”。
“我们村成立了骆家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将撂荒地以村集体经济的名义入股到基地，每年村集体经济能有50万元土地分红收入，还组织派遣村民特别是流转土地和贫困的村民到基地务工，劳务派遣费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李政伦说，如今，全村有一半的村民在基地上班，以前在外地外省打工的村民也纷纷返乡。
村民荷包“鼓起来”只是建设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给骆家桥村带来的新变化之一，村里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改善。
“以前的路又窄又烂，现在新修的路又宽又好。更重要的是，产业兴起来，经济发展了，村民收入有了保障，村民的精神面貌也越来越好，主人翁意识更强了，干事更有积极性了。”李政伦说。
科技助力种菜更“智慧”
在清镇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有8个试验大棚，里面种着新引进的辣椒、番茄、黄瓜、丝瓜等几大类蔬菜、300多个品种。
走进3-12号试验大棚，螺丝椒、泡椒等辣椒类蔬菜长势良好，基地技术人员陈芬正在对辣椒的果长、果径、肉厚、结果数等数据进行测量记录。
“这个螺丝椒品种叫‘炫美’，今年5月25日开始结果，现在果长26cm、果肩宽36.2mm、肉厚2.5mm、小区结果数86个，品种表现还可以。”陈芬说，“蔬菜品种决定着蔬菜的产量和质量，‘适合种什么蔬菜’是重要课题，以前没有技术积累，通过试验种植，可以筛选出符合贵州当地气候和栽培环境、产量高、口感好、抗虫害能力强的蔬菜品种。”
作为贵州最早大规模发展设施农业的地区之一，骆家桥基地通过大棚试验种植筛选现代化品种，清镇市红枫湖镇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海拔1200至1400米，年平均气温14℃，年降雨量在1091-1414毫米，为贵州贵阳大部分地区蔬菜品种筛选提供了相近的地理气候参考。从去年开始，在与贵州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下，骆家桥基地就开始大棚试验种植，今年已经是第二年了。
“去年我们引种了茄子、丝瓜、苦瓜、黄瓜、南瓜、番茄、辣椒等几大类蔬菜一共700多个品种，通过筛选，我们淘汰了一些不合适的品种，今年继续对表现比较好、具有发展优势的辣椒、番茄、甘蓝等多个蔬菜品种进行试验种植。”陈芬说，“现在基地采收的螺丝椒、泡椒等品种，就是我们去年筛选出的优良品种‘博陇’、‘先红6号’。”
在建设之初就以“打造生态友好型智慧农业样板”为目标的骆家桥高标准蔬菜基地，在着力为黔菜高质量发展提供良种支撑的同时，也积极推进农业与大数据的融合，让数据“说话”、技术“指导”，实现生产更精准、更智慧。
“土壤温度24℃、湿度25%RH，空气温度30℃、空气湿度54%RH，二氧化氮浓度570.0ppm，光照强度1668.0Lux……”在基地指挥部，贺彦鸿点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APP，不用去到现场便全面掌握了基地3-3号大棚情况。
这是贵阳市农投集团专门开发建设的集物联网管控平台、智能水肥管理平台、安防监控平台、统一登录认证平台等于一体的信息化大数据系统，可以实现大棚精细化的管理和远程设备控制，今年初开始在骆家桥基地的8个试验大棚试运行。
“通过系统，可以更精准地监控棚内空气、土壤温湿度等环境情况，指导我们开关顶窗、侧窗、遮阳网，及时调整植物生长所需的条件。”贺彦鸿说，物联网技术、云计算、大数据、数字通信技术让蔬菜种植更加“智慧”。（编辑：九月）
“丰收喽！”随着一声嘹亮的吆喝，村民将一筐筐刚从大棚里采摘的辣椒抬上小货车。经过分拣、配送，第二天一大早，这些辣椒便将出现在贵阳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居民的餐桌上。
从6月初开始，基地的1200亩螺丝椒、泡椒、彩椒、线椒等便进入丰收期。一串串绿油油、红灿灿的辣椒，不仅为村民带来丰收的喜悦，更带来红火的日子。
清镇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是贵阳市2.5万亩高标准蔬菜基地中的一个。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的建设，不仅保障了市民的“菜篮子”，也为乡村振兴增添了更多动力。
基地年产蔬菜8000吨
驱车沿着沥青路进入骆家桥村，翻过一个不高的小坡，一个个银白色的蔬菜大棚便映入眼帘。拾级登上基地监测平台放眼望去，200多个蔬菜大棚鳞次栉比，非常壮观。
这里是近年来贵阳围绕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目标，着力发展都市现代设施农业的一个代表。
为破解农业长期处于“小散弱”的局面，贵阳选择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按照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及品牌化推介，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对农村资源进行整合，对农业生产方式进行升级，支持贵阳农投集团在全市建设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在探索发展都市现代设施农业的同时，解决贵阳蔬菜保供季节性缺口和供应结构性不平衡的问题。
2019年4月1日，贵阳市2.5万亩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建设开工仪式在骆家桥村举行，正式开启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建设之路。
“大棚的棚型是‘圆拱形连栋大棚’，棚型高度5.8米，肩高4米，比传统连栋大棚高了1米，可以更好地对温度和湿度进行调控，还配备了内遮阳、顶开窗、侧膜、滴灌系统、喷灌系统、智能化温控系统等。”贵阳清镇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负责人贺彦鸿说，基地采用边建设边生产方式，去年底全面建成427个高标准蔬菜大棚和200亩露天种植基地，按照“优质茄果类+特色生态叶菜”周年栽培模式，年可生产优质生态蔬菜8000吨，实现蔬菜周年生产、持续供应。
今年3月，收获完最后一批西兰花、羊肚菌等蔬菜之后，基地大棚和露天种植区域都种上了辣椒，其中螺丝椒490亩、泡椒227亩、线椒150亩、彩椒38亩。现在正值丰收期，红的、绿的、黄的各色辣椒挂满枝头。
“红辣椒已经十成熟了，没坏就都摘了。”基地的种植师傅姜献伟在大棚里跟着村民一边采摘一边教他们如何辨别辣椒成熟度，采收成熟度最佳的辣椒。
姜献伟去年3月被贵阳农投集团旗下扶贫公司从安徽聘请来到基地，吃住都在基地，手把手地教村民们打枝、管护、病虫害防治等种植管理技术。除了他，基地还有2名种植师傅、2名技术人员。
“根据集团公司的指导意见和规程，种苗、采收、技术服务等都实行统一的标准化管理。”贺彦鸿说，基地实行分片区管理，每个种植师傅都有自己的负责区域，每个片区务工的村民也成立工作组，由组长管理。
为了充分发挥蔬菜产地优势，基地今年建成投用集分拣、冷藏、冷冻、尾菜处理等于一体的采后处理中心。当辣椒装满一车后，几分钟便能送到分拣中心，按照一级、二级、次级等三个标准进行分拣打包，然后再装车发送到贵阳及粤港澳大湾区等省内外市场。
“分拣中心每天有30多位村民进行分拣，一天能分拣打包20吨至30吨辣椒。”贺彦鸿说，基地按照订单农业发展，种植品种和规模都根据集团产销对接会的订单来安排，销路不用愁。
建设高标准大棚、实行标准化管理、有专门技术指导和市场销路，基地生产秩序井然、周年不断。今年以来，已生产2730吨辣椒等蔬菜，全年辣椒预计采收4100吨。
村民一年收入10多万
“今天到八片区8-2大棚采收螺丝椒，大家把背篼带起。”9月17日早上6点过，作为基地务工组长的顾尚祝便把当天的工作安排发在微信组工作群里。她和组员们本来负责采摘露天种植的线椒，但因为下雨便来到大棚帮忙采摘螺丝椒。7点多钟，十几位村民便已到位开始在大棚里忙活起来。
“当时村里要建蔬菜基地，我们家是举双手赞成的。”顾尚祝一边摘辣椒一边说，“基地建起来后，真的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
基地还没建好之前，和不少工友一样，顾尚祝一直在家务农，家里9亩多土地种的玉米、水稻仅够糊口，生活全靠丈夫在外给矿山跑货车支撑，一家人过得紧巴巴的。村里建基地时，她家把9亩多土地全部流转到基地，每亩地有700元租金，仅土地租金每年就有6000多元收入，而且每三年还递增100元/亩。
“我在基地帮忙种菜、管理、采收，有了稳定的工作，一天工作8小时有100元的工资，加班费另算，一个月下来有3000多元收入。”顾尚祝说，她丈夫也舍远就近，专门给基地开货车，一个月能拿6000元工资，一家两口靠着家门口的蔬菜基地一年能有10多万元的收入。
蔬菜基地建在家门口，越来越多像顾尚祝一样的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产业饭”，摇身一变成为“农业工人”。
“我们村处于红枫湖水源保护区，不能发展工业，以前村里除了400余亩苗木基地没有其他产业，村民收入主要靠种玉米、水稻这些传统农作物，产量一般、收入也低，久而久之大家就不愿意种地，好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有的土地也撂荒了。”骆家桥村党支部书记李政伦说，建设高标准蔬菜基地既能保护好“水缸”，又能让土地生“金”，给村民带来增收，也给村子增添了活力。
贵阳强化利益联结，通过“龙头企业+县级平台公司+村集体经济+农户”的组织方式建设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骆家桥基地流转了3200余亩土地，按照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采取“三钱分红”模式发展，即土地租金为“土地钱”，入股土地收益分红为“分红钱”，村民务工收入为“务工钱”。
“我们村成立了骆家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将撂荒地以村集体经济的名义入股到基地，每年村集体经济能有50万元土地分红收入，还组织派遣村民特别是流转土地和贫困的村民到基地务工，劳务派遣费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李政伦说，如今，全村有一半的村民在基地上班，以前在外地外省打工的村民也纷纷返乡。
村民荷包“鼓起来”只是建设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给骆家桥村带来的新变化之一，村里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改善。
“以前的路又窄又烂，现在新修的路又宽又好。更重要的是，产业兴起来，经济发展了，村民收入有了保障，村民的精神面貌也越来越好，主人翁意识更强了，干事更有积极性了。”李政伦说。
科技助力种菜更“智慧”
在清镇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有8个试验大棚，里面种着新引进的辣椒、番茄、黄瓜、丝瓜等几大类蔬菜、300多个品种。
走进3-12号试验大棚，螺丝椒、泡椒等辣椒类蔬菜长势良好，基地技术人员陈芬正在对辣椒的果长、果径、肉厚、结果数等数据进行测量记录。
“这个螺丝椒品种叫‘炫美’，今年5月25日开始结果，现在果长26cm、果肩宽36.2mm、肉厚2.5mm、小区结果数86个，品种表现还可以。”陈芬说，“蔬菜品种决定着蔬菜的产量和质量，‘适合种什么蔬菜’是重要课题，以前没有技术积累，通过试验种植，可以筛选出符合贵州当地气候和栽培环境、产量高、口感好、抗虫害能力强的蔬菜品种。”
作为贵州最早大规模发展设施农业的地区之一，骆家桥基地通过大棚试验种植筛选现代化品种，清镇市红枫湖镇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海拔1200至1400米，年平均气温14℃，年降雨量在1091-1414毫米，为贵州贵阳大部分地区蔬菜品种筛选提供了相近的地理气候参考。从去年开始，在与贵州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下，骆家桥基地就开始大棚试验种植，今年已经是第二年了。
“去年我们引种了茄子、丝瓜、苦瓜、黄瓜、南瓜、番茄、辣椒等几大类蔬菜一共700多个品种，通过筛选，我们淘汰了一些不合适的品种，今年继续对表现比较好、具有发展优势的辣椒、番茄、甘蓝等多个蔬菜品种进行试验种植。”陈芬说，“现在基地采收的螺丝椒、泡椒等品种，就是我们去年筛选出的优良品种‘博陇’、‘先红6号’。”
在建设之初就以“打造生态友好型智慧农业样板”为目标的骆家桥高标准蔬菜基地，在着力为黔菜高质量发展提供良种支撑的同时，也积极推进农业与大数据的融合，让数据“说话”、技术“指导”，实现生产更精准、更智慧。
“土壤温度24℃、湿度25%RH，空气温度30℃、空气湿度54%RH，二氧化氮浓度570.0ppm，光照强度1668.0Lux……”在基地指挥部，贺彦鸿点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APP，不用去到现场便全面掌握了基地3-3号大棚情况。
这是贵阳市农投集团专门开发建设的集物联网管控平台、智能水肥管理平台、安防监控平台、统一登录认证平台等于一体的信息化大数据系统，可以实现大棚精细化的管理和远程设备控制，今年初开始在骆家桥基地的8个试验大棚试运行。
“通过系统，可以更精准地监控棚内空气、土壤温湿度等环境情况，指导我们开关顶窗、侧窗、遮阳网，及时调整植物生长所需的条件。”贺彦鸿说，物联网技术、云计算、大数据、数字通信技术让蔬菜种植更加“智慧”。（编辑：九月）
【快递进村 畅通城乡双向循环】今年以来，“快递进村”工程继续推进，带动效果持续显现。不断延伸的快递网络，进一步满足了农村居民生产生活需求，农村地区的消费潜力被激活，成为快递行业发展新的增长极。同时，“快递进村”也有效衔接起农户与市场，促进了农产品供需两旺，对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前7月，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583.3亿件，其中农村地区超200亿件，这是中国快递业最近交出的成绩单。
更可喜的是，这是一个全新的纪录——快递业务量突破500亿件用时仅为185天。而实现这个数据在2020年是200多天，在2018年是360天。
“上半年农村快递业务量增速比城市高10个百分点以上，农村地区已成为行业发展新的增长极。”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业务研究三部副主任王岳含说。
农村消费潜力不断释放
“快递来咯！”听到熟悉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安徽宿松的王大爷赶忙放下手中的簸箕，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裹。原来是在外打工的儿子为自己网购了菜种子和电动除草机，“这下不用大老远去镇上买了。”王大爷乐呵呵地说。
“快递进村一公里，老人就能少走一公里。”宿松县中通快递网点负责人张飞回忆，10年前，当地的快递站点只到乡镇一级，老年人得换乘不同交通工具到镇上取寄，“现在村村通了水泥路，我们一天能跑好几个村。”
今年以来，“快递进村”工程持续推进。截至目前，主要快递品牌在98%的乡镇实现了网点覆盖。
“快递寄递网络从‘下乡’向‘进村’迈进，有效提升了农村地区快递服务水平，带动消费下沉，让农村地区消费者更好地享受网购服务。”王岳含说。
下沉的快递网络，在激活农村地区消费潜力的同时，也为快递业赢得了新的发展机遇。王岳含分析，今年以来，快递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一方面得益于中国消费市场加快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作为线上消费最主要的交付渠道，电商蓬勃发展成为快递业务增长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及农村等市场的潜力得到激发，也使快递业获得规模扩大的机会。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1—7月，农村地区包裹和快递的收投量超过200亿件，带动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近万亿元。
“小伙子再等一下啊！”收完包裹，王大爷转身拿来一大袋咸鱼腊肉，“今天寄这些吧，还是上回那个地址。”
城乡间这样独特的沟通方式让张飞很有感触。子女在外，这一个个沉甸甸的包裹装的是家乡老人们浓浓的爱。进村后的快递，就像一座桥梁，既拉近乡村与外界的距离，也传递了村内外亲人们的思念。
农产品寄递更加便捷
“铜川大樱桃个大、色鲜、口感好！”在陕西铜川的樱桃种植园里，农户正通过直播平台推荐大樱桃。不远处，邮政、顺丰的快递员已在等待，随时准备发货。
“我们通过鼓励邮政快递企业下乡进村，提供上门服务，开展产销对接，使铜川大樱桃实现树上现摘、产地直发。”铜川市邮政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
不少果农表示，如今快递的速度越来越快，坏果率越来越低，“我们现在都特别愿意通过邮寄的方式销售大樱桃。”
据悉，在今年的铜川大樱桃销售季，铜川邮政分公司投入100多人、30多辆车，设立收寄点30余处；顺丰组织240余人、9辆专车，设立收寄点170多个。截至目前，铜川市邮政快递渠道销售当地特色农产品达3100万元，带动就业185人，有力帮助果农实现增收。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说，“快递进村”的关键，是既要让消费品进得去，更要让农产品出得来。
作为生鲜产品，农产品对时效、运输条件等要求较高。经过多年探索，目前，快递企业普遍通过加大驻点揽收力度，提高高峰期产地直发比例，合理统筹冷链车辆、无人机、货机、高铁等运力资源，创新“直播—打包—发货”一体化操作等，打造自身的生鲜服务方案，确保农产品卖得出、供得上、运得好。
“今年以来，快递业充分发挥渠道优势、网络优势、产业优势，精准嵌入现代农业产业链，有效衔接农户与市场，促进农产品供需两旺。”王岳含说。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前7月，全国共形成业务量超百万件的快递服务现代农业“一地一品”项目249个，已接近去年全年水平，其中业务量超千万件的金牌项目有45个。
王岳含预计，接下来，随着四川和云南的松茸、青海的樱桃等农产品陆续上市，农产品寄递规模有望保持增长态势。
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加快
当前，“快递进村”效果已显现，不过农村寄递物流体系仍存在末端服务能力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
“我国已形成多种推进‘快递进村’的方式，接下来，国家邮政局将坚持因地制宜，实行分类推进。”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司长金京华说，在东中部较发达地区，将着重调动企业积极性，推广抱团进村、直接设点等模式；在西部、东中部欠发达地区，则注重发挥邮政、交通运输企业的网络优势，着重解决“最后一公里”“通不通”的问题。
快递搭上了公交车！福建厦门同安区莲花镇军营村位于厦门第二高峰状元尖，从状元尖山脚出发进村，要拐100多道弯。长期以来，由于山高路远，经营成本高，收入少，村里一直没有快递网点。
2020年7月，厦门首条山区“公交快递”606路，为快递包裹开辟了“专座”，解决了“快递进村”难题。“最开始，公交车每天只运三四件快递，现在每天有20多件。”606路公交车驾驶员刘怡良说，现如今，中通、韵达、极兔等快递企业都来了，“公交快递”越来越热闹。
金京华介绍，国家邮政局鼓励快递企业通过合作，利用农村客运班车代运邮件、快件，实现“快递进村”。在有条件的县域客运站、货运站，还鼓励快递企业合作建设县级寄递物流公共配送中心，提高运营的衔接效率和服务水平。“此外，农村地区还有供销、商贸流通等网络资源，我们也鼓励快递企业开展共建共享，实现互利共赢。”金京华说。
邮快合作也是国家邮政局着力推广的方式之一。所谓邮快合作，即利用邮政完整的县、乡、村三级网络，做好农村下乡进村快件的承接。据介绍，国家邮政局已经在黑龙江、四川、西藏、甘肃和青海开展了试点，下一步，将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
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发布《关于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健全县、乡、村寄递服务体系，补齐农村寄递物流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农村地区流通体系建设。陈凯表示，农村寄递物流是消费品下乡的重要渠道之一，对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国家邮政局将持续推进“快递进村”工程，力争到2022年底符合条件的建制村基本实现“村村通快递”。
来源：人民日报
前7月，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583.3亿件，其中农村地区超200亿件，这是中国快递业最近交出的成绩单。
更可喜的是，这是一个全新的纪录——快递业务量突破500亿件用时仅为185天。而实现这个数据在2020年是200多天，在2018年是360天。
“上半年农村快递业务量增速比城市高10个百分点以上，农村地区已成为行业发展新的增长极。”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业务研究三部副主任王岳含说。
农村消费潜力不断释放
“快递来咯！”听到熟悉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安徽宿松的王大爷赶忙放下手中的簸箕，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裹。原来是在外打工的儿子为自己网购了菜种子和电动除草机，“这下不用大老远去镇上买了。”王大爷乐呵呵地说。
“快递进村一公里，老人就能少走一公里。”宿松县中通快递网点负责人张飞回忆，10年前，当地的快递站点只到乡镇一级，老年人得换乘不同交通工具到镇上取寄，“现在村村通了水泥路，我们一天能跑好几个村。”
今年以来，“快递进村”工程持续推进。截至目前，主要快递品牌在98%的乡镇实现了网点覆盖。
“快递寄递网络从‘下乡’向‘进村’迈进，有效提升了农村地区快递服务水平，带动消费下沉，让农村地区消费者更好地享受网购服务。”王岳含说。
下沉的快递网络，在激活农村地区消费潜力的同时，也为快递业赢得了新的发展机遇。王岳含分析，今年以来，快递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一方面得益于中国消费市场加快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作为线上消费最主要的交付渠道，电商蓬勃发展成为快递业务增长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及农村等市场的潜力得到激发，也使快递业获得规模扩大的机会。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1—7月，农村地区包裹和快递的收投量超过200亿件，带动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近万亿元。
“小伙子再等一下啊！”收完包裹，王大爷转身拿来一大袋咸鱼腊肉，“今天寄这些吧，还是上回那个地址。”
城乡间这样独特的沟通方式让张飞很有感触。子女在外，这一个个沉甸甸的包裹装的是家乡老人们浓浓的爱。进村后的快递，就像一座桥梁，既拉近乡村与外界的距离，也传递了村内外亲人们的思念。
农产品寄递更加便捷
“铜川大樱桃个大、色鲜、口感好！”在陕西铜川的樱桃种植园里，农户正通过直播平台推荐大樱桃。不远处，邮政、顺丰的快递员已在等待，随时准备发货。
“我们通过鼓励邮政快递企业下乡进村，提供上门服务，开展产销对接，使铜川大樱桃实现树上现摘、产地直发。”铜川市邮政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
不少果农表示，如今快递的速度越来越快，坏果率越来越低，“我们现在都特别愿意通过邮寄的方式销售大樱桃。”
据悉，在今年的铜川大樱桃销售季，铜川邮政分公司投入100多人、30多辆车，设立收寄点30余处；顺丰组织240余人、9辆专车，设立收寄点170多个。截至目前，铜川市邮政快递渠道销售当地特色农产品达3100万元，带动就业185人，有力帮助果农实现增收。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说，“快递进村”的关键，是既要让消费品进得去，更要让农产品出得来。
作为生鲜产品，农产品对时效、运输条件等要求较高。经过多年探索，目前，快递企业普遍通过加大驻点揽收力度，提高高峰期产地直发比例，合理统筹冷链车辆、无人机、货机、高铁等运力资源，创新“直播—打包—发货”一体化操作等，打造自身的生鲜服务方案，确保农产品卖得出、供得上、运得好。
“今年以来，快递业充分发挥渠道优势、网络优势、产业优势，精准嵌入现代农业产业链，有效衔接农户与市场，促进农产品供需两旺。”王岳含说。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前7月，全国共形成业务量超百万件的快递服务现代农业“一地一品”项目249个，已接近去年全年水平，其中业务量超千万件的金牌项目有45个。
王岳含预计，接下来，随着四川和云南的松茸、青海的樱桃等农产品陆续上市，农产品寄递规模有望保持增长态势。
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加快
当前，“快递进村”效果已显现，不过农村寄递物流体系仍存在末端服务能力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
“我国已形成多种推进‘快递进村’的方式，接下来，国家邮政局将坚持因地制宜，实行分类推进。”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司长金京华说，在东中部较发达地区，将着重调动企业积极性，推广抱团进村、直接设点等模式；在西部、东中部欠发达地区，则注重发挥邮政、交通运输企业的网络优势，着重解决“最后一公里”“通不通”的问题。
快递搭上了公交车！福建厦门同安区莲花镇军营村位于厦门第二高峰状元尖，从状元尖山脚出发进村，要拐100多道弯。长期以来，由于山高路远，经营成本高，收入少，村里一直没有快递网点。
2020年7月，厦门首条山区“公交快递”606路，为快递包裹开辟了“专座”，解决了“快递进村”难题。“最开始，公交车每天只运三四件快递，现在每天有20多件。”606路公交车驾驶员刘怡良说，现如今，中通、韵达、极兔等快递企业都来了，“公交快递”越来越热闹。
金京华介绍，国家邮政局鼓励快递企业通过合作，利用农村客运班车代运邮件、快件，实现“快递进村”。在有条件的县域客运站、货运站，还鼓励快递企业合作建设县级寄递物流公共配送中心，提高运营的衔接效率和服务水平。“此外，农村地区还有供销、商贸流通等网络资源，我们也鼓励快递企业开展共建共享，实现互利共赢。”金京华说。
邮快合作也是国家邮政局着力推广的方式之一。所谓邮快合作，即利用邮政完整的县、乡、村三级网络，做好农村下乡进村快件的承接。据介绍，国家邮政局已经在黑龙江、四川、西藏、甘肃和青海开展了试点，下一步，将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
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发布《关于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健全县、乡、村寄递服务体系，补齐农村寄递物流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农村地区流通体系建设。陈凯表示，农村寄递物流是消费品下乡的重要渠道之一，对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国家邮政局将持续推进“快递进村”工程，力争到2022年底符合条件的建制村基本实现“村村通快递”。
来源：人民日报
#方志动态# 南京记忆 | 赖国考（四）：古赖国属地的历史变迁
根据地方志的记载，我将古赖国属地的变迁胪陈如下：
一、赖国（？——前538年）
赖国始封时间不清楚，大概在西周时期。因其弱小依附于吴国，是吴国的附庸。周景王七年（前538）灭于楚，赖子播迁，迁徙情况不详。赖国的活动除了赖子向楚灵王投降，其他未见文献记载。
二、濑渚邑（前538年——前221年）
赖国灭亡后，楚灵王没有来得及“迁许于赖”，其地当年冬天十一月就被吴国收复。因赖子迁走，这里不再是赖子采邑，吴国将其变为属县，改为濑渚邑（县）。《万历溧水县志》：“溧水，春秋时属吴，名濑渚邑。”又曰，“鲁昭公四年，楚伐吴，遂灭赖。赖，即今之濑也。”濑渚邑的前身是古赖国，“地仍其旧，则名亦仍其赖而已”（《万历溧水县志·邑名》）。
濑渚邑，又作濑渚县。南宋《景定建康志》引《滕（胜）公庙记》：“固城，吴时濑渚县也。”邑，亦县也，是县的别称。春秋时期，诸侯大国常将掠夺来的土地赏给亲近侍卫及有功大臣，而有些边远地区的小国，被灭掉后就改设为县，进行直接管理。最初的县都设在边远地带。最早在领地内设县管理的是楚国，吴国及一些大国也继起效仿。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东周时期，含有进步意义的制度，在某些大国里通行起来，‘楚灭九国，改设九县’。”赖国变成濑渚邑（县），管理制度上发生了变化，这是历史的进步。
改“赖”为“濑”，大概是因为这里是水乡泽国，地曰濑渚；水曰濑水，或曰濑湖。《辞源》：“渚，水中小块陆地，水边亦曰渚。”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溧水，即永阳江之上源，大江之水南汇于此，江上有渚曰濑渚。”赖国改为濑渚邑，地名非常写实。
春秋末期，濑渚地区极不平静，经常硝烟弥漫，战争一直不得消停，濑渚邑今天属吴，明天属楚。为躲避楚国的攻击，吴国曾将县邑迁到陵平山下（今溧阳境内），改为陵平邑。
周景王十六年（前529年），楚国攻打吴国，败吴军，取陵平邑，改为平陵邑，赖地属楚。
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伍子胥伐楚，烧固城，大败楚军，赖地回归吴国。
周元王三年（前473年）勾践灭吴，赖地为越国所有。
周显王十四年（前355年），楚国灭掉越国，赖地在楚国境内。楚怀王时，楚国使用阴谋手段，派召滑到越国为相，制造了越国的内乱，趁机占有了濑湖地区，打开了进攻越国的大门，进一步控制了整个江东地区。
范环对楚怀王曰，“且王尝用滑于越，而纳句章，昧之难，越乱，故南察濑湖而野江东。”——《战国策·楚策》
楚国人一直视濑渚地区为战略要地，欲把这里作为进攻吴国、越国的跳板，以实现控制江东的目的。“察濑湖而野江东”是楚国几代人的梦想，从楚灵王的灭赖国，到楚怀王的取濑渚，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此后一百多年里，赖地一直为楚国领地。
公元前223年，秦灭楚，赖地属秦。
三、 溧阳县（前221年——591年）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管理。设溧阳县，属鄣郡。溧阳，因境内的溧水而得名。溧水，就是古代的中江，亦名濑水。山南水北为阳，县在溧水北面，故曰溧阳，古人也有称溧阳为濑阳。
《辞源》：“溧水，水名，在江苏溧阳县，也作陵水，一名濑水，又名永阳江。即《汉书·地理志》所谓中江。《史记》六六《伍子胥传》：‘伍胥惧，乃与胜俱奔吴。到昭关，昭关欲执之。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江即溧水。源出安徽芜湖县，东流经高淳、溧阳、宜兴入荆溪，东注太湖。自东坝既成，又改由芜湖西出长江。
秦、汉时溧阳县的治所在固城，古赖国在溧阳境内。
四、 溧水县（591年——1493年）
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大将韩擒虎、贺若弼分别从朱雀门、西掖门打进建康城，焚烧城楼，拆毁城墙，建康城变成一片废墟，他们要把这个六朝金粉之地变成耕牧之区。为了消除陈在江南统治的影响，隋王朝对陈辖地的行政区重新规划调整：废掉了丹阳郡；撤掉建康县，将建康县、秣陵县、同夏县并入江宁县。废掉丹阳县，分割溧阳县；将丹阳县东境与溧阳县的西北境合并为溧水县。隋朝开皇十一年（591年）溧水建县，属蒋州。原来在溧阳西北境的古赖国，自隋朝开皇十一年，便划入溧水县境内。历隋、唐、宋、元、明，古赖国在溧水县境内留存了近千年。
五、 高淳县（1493年—— ）
弘治五年十二月（1493年1月），析溧水县西南七乡置高淳县，属应天府。原在溧水县南九十里的固城归入高淳县，自此古赖国在高淳县境内。高淳县，今为高淳区，属南京市。
结 束 语
一、方志记载与《春秋》《左传》《史记》等古文献的叙事是相契合的。
《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斗韦龟、公子弃疾修筑赖城事，这从方志收录的古固城资料中得到了印证。古固城究竟原为吴所筑，还是楚所筑，我们已无法弄清；公子弃疾是新建赖国城，还是修缮古固城，我们也无法断定，但古赖国修筑了城邑这是可以肯定的，这不仅有史传、方志的记载，还有古固城遗址作为证据。固城见载于《左传》，春秋时期它已名著史册，古固城就是赖国城，这是可信的史实。
《左传》叙事表明赖国在吴、楚边境，且邻近朱方，而固城镇正当其地。固城镇今在苏皖交界处，南接宣城、广德，西邻芜湖、巢湖，东连溧阳、宜兴，此地正是春秋时吴、楚相邻的中间地带。固城镇与丹徒距离也不甚遥远，1983年之前溧阳县、溧水县、高淳县、丹徒县同属镇江地区，都归镇江行政公署管辖。固城距离丹徒仅 120公里，徒步也就三五天行程。如此之近的距离，当年楚灵王克朱方后“遂灭赖”，这是完全可行的。固城的地理位置与《左传》叙事是相契合的。
如果说《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溧水县志》这类郡县方志，记载古赖国在溧水县境内，可能囿于地域之见，而《太平寰宇记》是北宋的全国地理总志，《南畿志》是留都南京所辖应天府及江淮南北十三府、四州的地理总志，都是汇聚了全国优秀的历史、地理学者编纂的。这些志书，包括官修的《一统志》，都言之凿凿说古赖国在溧水县境内，我想这些专家学者总不会捕风捉影凭空杜撰；方志中记载的古固城史料总不会是不加考证的空穴来风！
二、溧阳、溧水的得名留有古赖国的痕迹
《公羊传》《榖梁传》将“灭赖”写作“灭厉”，“厉”与“溧”今天读音完全相同。不过，古代“厉”读若“赖”，《战国策》“豫让又漆身而为厉”，“厉”也读“赖”。是否古代“溧”也读“赖”呢？极有可能。今天溧水方言读“溧”为入声，高淳方言“溧、赖”发音相近。南朝陶弘景《真诰》“夫至珍者，万乘不能激其名，投金溧女是也”，唐李白《濑水贞义女碑》“还吴雪耻，投金濑沚”。陶弘景笔下的“投金溧”，就是李白文中的“投金濑”。溧即濑，溧水即濑水，“溧”与“濑”古代同源同义，直到今天发音仍然相近。
由赖而濑，由濑而溧，地名虽然变化了，但变化中有因袭，在新地名中保留某些原地名的元素，以示其渊源关系。是否可以这样说，秦朝的溧阳，隋朝的溧水，其县名仍留有濑渚邑，甚至古赖国的痕迹，只是古赖国渐行渐远，这些痕迹被磨灭得不易觉察罢了。
溧阳市、溧水区、高淳区三地的历史均开篇于春秋时期的古赖国，这是有历史依据的。三地同根同源，其历史文化都植根于古赖国，而我们对于古赖国的历史知之甚少，我写此文的目的，是想引起大家对古赖国探讨的兴趣。
拟稿：傅章伟
审稿：王达云
审核：窦予然
发布：梁 刚
根据地方志的记载，我将古赖国属地的变迁胪陈如下：
一、赖国（？——前538年）
赖国始封时间不清楚，大概在西周时期。因其弱小依附于吴国，是吴国的附庸。周景王七年（前538）灭于楚，赖子播迁，迁徙情况不详。赖国的活动除了赖子向楚灵王投降，其他未见文献记载。
二、濑渚邑（前538年——前221年）
赖国灭亡后，楚灵王没有来得及“迁许于赖”，其地当年冬天十一月就被吴国收复。因赖子迁走，这里不再是赖子采邑，吴国将其变为属县，改为濑渚邑（县）。《万历溧水县志》：“溧水，春秋时属吴，名濑渚邑。”又曰，“鲁昭公四年，楚伐吴，遂灭赖。赖，即今之濑也。”濑渚邑的前身是古赖国，“地仍其旧，则名亦仍其赖而已”（《万历溧水县志·邑名》）。
濑渚邑，又作濑渚县。南宋《景定建康志》引《滕（胜）公庙记》：“固城，吴时濑渚县也。”邑，亦县也，是县的别称。春秋时期，诸侯大国常将掠夺来的土地赏给亲近侍卫及有功大臣，而有些边远地区的小国，被灭掉后就改设为县，进行直接管理。最初的县都设在边远地带。最早在领地内设县管理的是楚国，吴国及一些大国也继起效仿。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东周时期，含有进步意义的制度，在某些大国里通行起来，‘楚灭九国，改设九县’。”赖国变成濑渚邑（县），管理制度上发生了变化，这是历史的进步。
改“赖”为“濑”，大概是因为这里是水乡泽国，地曰濑渚；水曰濑水，或曰濑湖。《辞源》：“渚，水中小块陆地，水边亦曰渚。”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溧水，即永阳江之上源，大江之水南汇于此，江上有渚曰濑渚。”赖国改为濑渚邑，地名非常写实。
春秋末期，濑渚地区极不平静，经常硝烟弥漫，战争一直不得消停，濑渚邑今天属吴，明天属楚。为躲避楚国的攻击，吴国曾将县邑迁到陵平山下（今溧阳境内），改为陵平邑。
周景王十六年（前529年），楚国攻打吴国，败吴军，取陵平邑，改为平陵邑，赖地属楚。
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伍子胥伐楚，烧固城，大败楚军，赖地回归吴国。
周元王三年（前473年）勾践灭吴，赖地为越国所有。
周显王十四年（前355年），楚国灭掉越国，赖地在楚国境内。楚怀王时，楚国使用阴谋手段，派召滑到越国为相，制造了越国的内乱，趁机占有了濑湖地区，打开了进攻越国的大门，进一步控制了整个江东地区。
范环对楚怀王曰，“且王尝用滑于越，而纳句章，昧之难，越乱，故南察濑湖而野江东。”——《战国策·楚策》
楚国人一直视濑渚地区为战略要地，欲把这里作为进攻吴国、越国的跳板，以实现控制江东的目的。“察濑湖而野江东”是楚国几代人的梦想，从楚灵王的灭赖国，到楚怀王的取濑渚，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此后一百多年里，赖地一直为楚国领地。
公元前223年，秦灭楚，赖地属秦。
三、 溧阳县（前221年——591年）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管理。设溧阳县，属鄣郡。溧阳，因境内的溧水而得名。溧水，就是古代的中江，亦名濑水。山南水北为阳，县在溧水北面，故曰溧阳，古人也有称溧阳为濑阳。
《辞源》：“溧水，水名，在江苏溧阳县，也作陵水，一名濑水，又名永阳江。即《汉书·地理志》所谓中江。《史记》六六《伍子胥传》：‘伍胥惧，乃与胜俱奔吴。到昭关，昭关欲执之。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江即溧水。源出安徽芜湖县，东流经高淳、溧阳、宜兴入荆溪，东注太湖。自东坝既成，又改由芜湖西出长江。
秦、汉时溧阳县的治所在固城，古赖国在溧阳境内。
四、 溧水县（591年——1493年）
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大将韩擒虎、贺若弼分别从朱雀门、西掖门打进建康城，焚烧城楼，拆毁城墙，建康城变成一片废墟，他们要把这个六朝金粉之地变成耕牧之区。为了消除陈在江南统治的影响，隋王朝对陈辖地的行政区重新规划调整：废掉了丹阳郡；撤掉建康县，将建康县、秣陵县、同夏县并入江宁县。废掉丹阳县，分割溧阳县；将丹阳县东境与溧阳县的西北境合并为溧水县。隋朝开皇十一年（591年）溧水建县，属蒋州。原来在溧阳西北境的古赖国，自隋朝开皇十一年，便划入溧水县境内。历隋、唐、宋、元、明，古赖国在溧水县境内留存了近千年。
五、 高淳县（1493年—— ）
弘治五年十二月（1493年1月），析溧水县西南七乡置高淳县，属应天府。原在溧水县南九十里的固城归入高淳县，自此古赖国在高淳县境内。高淳县，今为高淳区，属南京市。
结 束 语
一、方志记载与《春秋》《左传》《史记》等古文献的叙事是相契合的。
《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斗韦龟、公子弃疾修筑赖城事，这从方志收录的古固城资料中得到了印证。古固城究竟原为吴所筑，还是楚所筑，我们已无法弄清；公子弃疾是新建赖国城，还是修缮古固城，我们也无法断定，但古赖国修筑了城邑这是可以肯定的，这不仅有史传、方志的记载，还有古固城遗址作为证据。固城见载于《左传》，春秋时期它已名著史册，古固城就是赖国城，这是可信的史实。
《左传》叙事表明赖国在吴、楚边境，且邻近朱方，而固城镇正当其地。固城镇今在苏皖交界处，南接宣城、广德，西邻芜湖、巢湖，东连溧阳、宜兴，此地正是春秋时吴、楚相邻的中间地带。固城镇与丹徒距离也不甚遥远，1983年之前溧阳县、溧水县、高淳县、丹徒县同属镇江地区，都归镇江行政公署管辖。固城距离丹徒仅 120公里，徒步也就三五天行程。如此之近的距离，当年楚灵王克朱方后“遂灭赖”，这是完全可行的。固城的地理位置与《左传》叙事是相契合的。
如果说《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溧水县志》这类郡县方志，记载古赖国在溧水县境内，可能囿于地域之见，而《太平寰宇记》是北宋的全国地理总志，《南畿志》是留都南京所辖应天府及江淮南北十三府、四州的地理总志，都是汇聚了全国优秀的历史、地理学者编纂的。这些志书，包括官修的《一统志》，都言之凿凿说古赖国在溧水县境内，我想这些专家学者总不会捕风捉影凭空杜撰；方志中记载的古固城史料总不会是不加考证的空穴来风！
二、溧阳、溧水的得名留有古赖国的痕迹
《公羊传》《榖梁传》将“灭赖”写作“灭厉”，“厉”与“溧”今天读音完全相同。不过，古代“厉”读若“赖”，《战国策》“豫让又漆身而为厉”，“厉”也读“赖”。是否古代“溧”也读“赖”呢？极有可能。今天溧水方言读“溧”为入声，高淳方言“溧、赖”发音相近。南朝陶弘景《真诰》“夫至珍者，万乘不能激其名，投金溧女是也”，唐李白《濑水贞义女碑》“还吴雪耻，投金濑沚”。陶弘景笔下的“投金溧”，就是李白文中的“投金濑”。溧即濑，溧水即濑水，“溧”与“濑”古代同源同义，直到今天发音仍然相近。
由赖而濑，由濑而溧，地名虽然变化了，但变化中有因袭，在新地名中保留某些原地名的元素，以示其渊源关系。是否可以这样说，秦朝的溧阳，隋朝的溧水，其县名仍留有濑渚邑，甚至古赖国的痕迹，只是古赖国渐行渐远，这些痕迹被磨灭得不易觉察罢了。
溧阳市、溧水区、高淳区三地的历史均开篇于春秋时期的古赖国，这是有历史依据的。三地同根同源，其历史文化都植根于古赖国，而我们对于古赖国的历史知之甚少，我写此文的目的，是想引起大家对古赖国探讨的兴趣。
拟稿：傅章伟
审稿：王达云
审核：窦予然
发布：梁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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