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中小学教材九成已印制入库# 送书到校比率已达89%】根据疫情防控形势，河南省部分地区提出延期入学、开展线上教学等举措。在灾情疫情叠加影响下，将如何确保广大中小学生安全、及时领到教材，保障教学工作顺利开展？
8月22日，正观新闻记者从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获悉，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承担着全省中小学教材的印制、发行和中小学师资培训等重要任务。目前教材产能已经完全恢复，新学期全省共征订中小学教材1.83亿册，截至22日，已经有1.74亿册完成印制并入库，占总量的95.3%。全省中小学教材印制工作将按时保质完成。
目前，全省中小学教材的印制和发行工作正同步展开。由于各地均实行了不同程度的疫情管控措施，新华书店教材运输车辆在部分区域无法正常通行。对此，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省交通厅、省商务厅、省邮政管理局等部门高度重视，对全省教材运输给予了全力支持。目前，除个别中高风险区外，全省运输工作基本顺畅。截至22日，配送到各市、县新华书店的比率为95.3%。各市、县书店正按当地疫情防控要求和学校需求，积极开展“送书到校”工作，送书到校比率已达89%。低风险地区将于开学前全部配送到位。（正观新闻记者 张香梅）
8月22日，正观新闻记者从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获悉，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承担着全省中小学教材的印制、发行和中小学师资培训等重要任务。目前教材产能已经完全恢复，新学期全省共征订中小学教材1.83亿册，截至22日，已经有1.74亿册完成印制并入库，占总量的95.3%。全省中小学教材印制工作将按时保质完成。
目前，全省中小学教材的印制和发行工作正同步展开。由于各地均实行了不同程度的疫情管控措施，新华书店教材运输车辆在部分区域无法正常通行。对此，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省交通厅、省商务厅、省邮政管理局等部门高度重视，对全省教材运输给予了全力支持。目前，除个别中高风险区外，全省运输工作基本顺畅。截至22日，配送到各市、县新华书店的比率为95.3%。各市、县书店正按当地疫情防控要求和学校需求，积极开展“送书到校”工作，送书到校比率已达89%。低风险地区将于开学前全部配送到位。（正观新闻记者 张香梅）
【甘肃简牍博物馆 见证“片”语言万事】（来源：光明网）在纸张面世之前，中国人利用竹简与木牍作为书写载体。一枚枚简牍，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不同的故事：有边塞狼烟四起，有驿使马蹄疾驰，有家书堪抵万金……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的文字载体，竹木简牍记载了两千多年前古人的书信往来、政治外交、商贸军事以及书法艺术。甘肃简牍既是我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也是古丝绸之路开拓兴盛的实物佐证，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甘肃省是简牍大省，截至2020年年底共有8万多枚简牍出土，其中又以汉简为最，总量有7万多枚，占全国出土汉简总数的80%以上。除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等有少量收藏外，这些汉简大多收藏在甘肃简牍博物馆。
为何甘肃会出土如此数量巨大的汉简
“一方面，西北地区的汉简出土量大与当地气候有关，这里处于戈壁地带，干燥的环境有利于汉简的保存，人烟稀少也使这些珍宝免遭破坏；另一方面，西北地区是秦皇汉武建立过文治武功的地方，又是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一个世纪以来发现的大量汉代简牍真实而生动地记载了这一历史的全貌，是研究西北史、秦汉以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谈及为何甘肃会出土如此数量巨大的汉简时，甘肃简牍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张德芳如是说。
甘肃简牍博物馆是目前全国唯一的省级简牍博物馆，承担着甘肃省出土简牍的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等工作，现收藏有各类文物50129件（组），三级以上的珍贵文物共31935件（组）。所藏文物以简牍为主，有天水放马滩秦简、居延新简、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敦煌马圈湾汉简、悬泉汉简及魏晋简牍等共计39465枚，与简牍相伴出土的纸张、纺织品、木器、漆器、铁器、骨器、陶土器等文物有10664件。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表示：“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简牍文献是古丝绸之路上你来我往、万千故事的日常书写，也是研究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历史、地理等学科的第一手资料。”
譬如，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康居王使者册》，7简组成，编绳尚在。根据张德芳译文，全文293字，记录的是康居王使者和苏薤王使者及贵人前来献贡，在酒泉评价贡物时发生了纠纷，朝廷责令敦煌郡和效谷县调查上报。“此事发生在公元前39年7月到9月汉元帝时期。虽然反映的是康居使者入境时发生的一桩矛盾和纠纷，但它折射的是两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关系，不仅是我们研究汉朝与康居交往历史的重要资料，亦是今天的中亚各国尤其是哈萨克斯坦研究本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朱建军说。
简牍见证古丝绸之路的你来我往
甘肃出土的7万多枚汉简，无一不与当年的丝绸之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是研究丝绸之路的原始文献，也是丝绸之路的全景式画卷。
甘肃简牍博物馆藏有一枚简，记载了龟兹王和夫人途径敦煌悬泉置时的住宿情况。木简文字残缺不全，但是基本内容清楚，共有三栏文字，每栏两行，主要讲述了龟兹王和夫人路过悬泉置时的接待规格、居室摆设及相关仪式。根据译文，龟兹王夫妇在悬泉置得到了汉朝政府的高规格接待：在大门口安排有两名官吏做门迎。悬泉置为龟兹王夫妻专门准备了相应的坐卧生活用品；在堂上放置有一八尺卧床，床上有青黑色帷。其他的四张卧床皆张帷；除此以外，在传舍门内供人坐用的床亦张帷，专供贵人使用。
甘肃简牍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说：“龟兹王夫人弟史是解忧公主的长女，是汉朝血脉，尽其所能为其提供最好的接待，也不失汉地对王和夫人的一种隆重礼遇。”除此之外，敦煌马圈湾汉简和悬泉汉简中还有若干关于龟兹来汉的记载，这些汉简的发掘，对于研究两汉时期龟兹与汉朝关系提供了佐证。
“甘肃简牍记载的内容，清晰反映了汉代中原王朝对西域三十六国的有效管控，以及汉帝国与三十六国交流往来的历史渊源，可以说，简牍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繁荣和兴盛。”朱建军认为，甘肃简牍忠实地反映了古丝绸之路上中亚、西亚等地区古老的历史文化，在历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的补史、证史和纠史作用。
如1973年出土于甘肃金塔境内汉代肩水金关遗址的《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为研究汉人的饮食构成、接待规格、劳边制度以及册书编联形式提供了实物依据，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价值；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里程简》证明了汉代从长安到天山廊道的路网，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根据。
简牍传递古今相通的动人情感
如今，电子通信已经逐渐取代了车马邮件，信息的交流反馈不必再经历漫长的等待，然而在“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年代，书信是无数戍边将士的情感寄托。
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边塞要防，这里出土了数万枚简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私人书信，反映了汉代河西屯戍吏卒的生活状况、日常起居、衣食住行、情感世界、人际交往及社会风气。这些承载边塞将士思念、希冀的书信，穿越千年，透过一枚枚珍贵的木简，传递着古今相通的情感和人性。
“病，野远为吏，死生恐不相见……”这是一封出自肩水金关的书信，写信人在信中说自己远离家乡到边塞为吏，与家中的兄弟一别数年；边塞苦寒，这一病恐怕今生无缘相见了。“死生恐不相见”足见写信人的悲切之情，尽管相隔千年，也令人为之动容，虽寥寥数语，但情真意切。
而比起自己生病，更无力的是家人生病，自己却远在边塞。“弟幼弱不胜，远乞骸骨，归养父病。”这封乞归信道尽忠孝难两全的无奈与苦闷。因为家中父亲生病了，弟弟又太幼弱，不能担负起照顾赡养的责任，故恳请上级部门能够准许其归家。那位戍边者的请求得到批准了吗？他是否如愿归家照顾父亲和幼弟，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是透过简牍依然可以感受到汉代边塞将士戍防的艰辛不易。
类似的私人书信在甘肃简牍博物馆还有很多，其中有为借裤子思忖再三，最终落笔而成的求助信；有因家中双亲生病却不能回家探望，只能遥寄情思的思乡信；有庆贺朋友升职的祝贺信……虽然书写者早已隐匿于历史的长河中，但掩埋在黄沙之下的简牍却复原着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段段动人的历史。
让简牍走出“深闺”走向大众
自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敦煌掘得第一批简牍以来，甘肃简牍的发掘研究已有100多年历史，然而真正见过、了解简牍的公众却为数不多。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就成立了汉简整理研究室，1986年被分拨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简研究室。2007年，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成立，作为省考古研究所的内设机构，先后开展了大量的简牍整理研究工作。2012年12月甘肃简牍博物馆成立，主要负责甘肃省出土简牍的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工作。甘肃简牍博物馆自成立之后，一段时期内馆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文物暂存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库房中，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工作受到局限。
为改变这种“有馆无舍”的现状，让藏在“深闺”的甘肃简牍真正走向大众。近年来，甘肃简牍博物馆将简牍整理释读与数字化手段相结合，加强文物保护研究，深入挖掘简牍文化内涵，采用红外线扫描、高清拍照和释文同时推出的方式，将馆藏简牍向学界公布。甘肃简牍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也于2019年9月开工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封顶，建设正在有序施工中。
截至目前，甘肃简牍博物馆已基本完成馆藏简牍文物中1679件国家一级文物的高清影像采集工作。此外，除了《悬泉汉简》正在陆续推出分卷外，其他历次出土收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的简牍已全部整理出版并公布。此外还开展了“简”述中国系列活动，举办“读简班”、学术会议、遗址考察、学术讲座等，采取多种方式向社会公众展示甘肃简牍，弘扬简牍文化。
甘肃省是简牍大省，截至2020年年底共有8万多枚简牍出土，其中又以汉简为最，总量有7万多枚，占全国出土汉简总数的80%以上。除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等有少量收藏外，这些汉简大多收藏在甘肃简牍博物馆。
为何甘肃会出土如此数量巨大的汉简
“一方面，西北地区的汉简出土量大与当地气候有关，这里处于戈壁地带，干燥的环境有利于汉简的保存，人烟稀少也使这些珍宝免遭破坏；另一方面，西北地区是秦皇汉武建立过文治武功的地方，又是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一个世纪以来发现的大量汉代简牍真实而生动地记载了这一历史的全貌，是研究西北史、秦汉以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谈及为何甘肃会出土如此数量巨大的汉简时，甘肃简牍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张德芳如是说。
甘肃简牍博物馆是目前全国唯一的省级简牍博物馆，承担着甘肃省出土简牍的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等工作，现收藏有各类文物50129件（组），三级以上的珍贵文物共31935件（组）。所藏文物以简牍为主，有天水放马滩秦简、居延新简、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敦煌马圈湾汉简、悬泉汉简及魏晋简牍等共计39465枚，与简牍相伴出土的纸张、纺织品、木器、漆器、铁器、骨器、陶土器等文物有10664件。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表示：“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简牍文献是古丝绸之路上你来我往、万千故事的日常书写，也是研究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历史、地理等学科的第一手资料。”
譬如，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康居王使者册》，7简组成，编绳尚在。根据张德芳译文，全文293字，记录的是康居王使者和苏薤王使者及贵人前来献贡，在酒泉评价贡物时发生了纠纷，朝廷责令敦煌郡和效谷县调查上报。“此事发生在公元前39年7月到9月汉元帝时期。虽然反映的是康居使者入境时发生的一桩矛盾和纠纷，但它折射的是两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关系，不仅是我们研究汉朝与康居交往历史的重要资料，亦是今天的中亚各国尤其是哈萨克斯坦研究本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朱建军说。
简牍见证古丝绸之路的你来我往
甘肃出土的7万多枚汉简，无一不与当年的丝绸之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是研究丝绸之路的原始文献，也是丝绸之路的全景式画卷。
甘肃简牍博物馆藏有一枚简，记载了龟兹王和夫人途径敦煌悬泉置时的住宿情况。木简文字残缺不全，但是基本内容清楚，共有三栏文字，每栏两行，主要讲述了龟兹王和夫人路过悬泉置时的接待规格、居室摆设及相关仪式。根据译文，龟兹王夫妇在悬泉置得到了汉朝政府的高规格接待：在大门口安排有两名官吏做门迎。悬泉置为龟兹王夫妻专门准备了相应的坐卧生活用品；在堂上放置有一八尺卧床，床上有青黑色帷。其他的四张卧床皆张帷；除此以外，在传舍门内供人坐用的床亦张帷，专供贵人使用。
甘肃简牍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说：“龟兹王夫人弟史是解忧公主的长女，是汉朝血脉，尽其所能为其提供最好的接待，也不失汉地对王和夫人的一种隆重礼遇。”除此之外，敦煌马圈湾汉简和悬泉汉简中还有若干关于龟兹来汉的记载，这些汉简的发掘，对于研究两汉时期龟兹与汉朝关系提供了佐证。
“甘肃简牍记载的内容，清晰反映了汉代中原王朝对西域三十六国的有效管控，以及汉帝国与三十六国交流往来的历史渊源，可以说，简牍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繁荣和兴盛。”朱建军认为，甘肃简牍忠实地反映了古丝绸之路上中亚、西亚等地区古老的历史文化，在历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的补史、证史和纠史作用。
如1973年出土于甘肃金塔境内汉代肩水金关遗址的《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为研究汉人的饮食构成、接待规格、劳边制度以及册书编联形式提供了实物依据，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价值；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里程简》证明了汉代从长安到天山廊道的路网，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根据。
简牍传递古今相通的动人情感
如今，电子通信已经逐渐取代了车马邮件，信息的交流反馈不必再经历漫长的等待，然而在“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年代，书信是无数戍边将士的情感寄托。
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边塞要防，这里出土了数万枚简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私人书信，反映了汉代河西屯戍吏卒的生活状况、日常起居、衣食住行、情感世界、人际交往及社会风气。这些承载边塞将士思念、希冀的书信，穿越千年，透过一枚枚珍贵的木简，传递着古今相通的情感和人性。
“病，野远为吏，死生恐不相见……”这是一封出自肩水金关的书信，写信人在信中说自己远离家乡到边塞为吏，与家中的兄弟一别数年；边塞苦寒，这一病恐怕今生无缘相见了。“死生恐不相见”足见写信人的悲切之情，尽管相隔千年，也令人为之动容，虽寥寥数语，但情真意切。
而比起自己生病，更无力的是家人生病，自己却远在边塞。“弟幼弱不胜，远乞骸骨，归养父病。”这封乞归信道尽忠孝难两全的无奈与苦闷。因为家中父亲生病了，弟弟又太幼弱，不能担负起照顾赡养的责任，故恳请上级部门能够准许其归家。那位戍边者的请求得到批准了吗？他是否如愿归家照顾父亲和幼弟，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是透过简牍依然可以感受到汉代边塞将士戍防的艰辛不易。
类似的私人书信在甘肃简牍博物馆还有很多，其中有为借裤子思忖再三，最终落笔而成的求助信；有因家中双亲生病却不能回家探望，只能遥寄情思的思乡信；有庆贺朋友升职的祝贺信……虽然书写者早已隐匿于历史的长河中，但掩埋在黄沙之下的简牍却复原着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段段动人的历史。
让简牍走出“深闺”走向大众
自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敦煌掘得第一批简牍以来，甘肃简牍的发掘研究已有100多年历史，然而真正见过、了解简牍的公众却为数不多。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就成立了汉简整理研究室，1986年被分拨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简研究室。2007年，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成立，作为省考古研究所的内设机构，先后开展了大量的简牍整理研究工作。2012年12月甘肃简牍博物馆成立，主要负责甘肃省出土简牍的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工作。甘肃简牍博物馆自成立之后，一段时期内馆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文物暂存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库房中，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工作受到局限。
为改变这种“有馆无舍”的现状，让藏在“深闺”的甘肃简牍真正走向大众。近年来，甘肃简牍博物馆将简牍整理释读与数字化手段相结合，加强文物保护研究，深入挖掘简牍文化内涵，采用红外线扫描、高清拍照和释文同时推出的方式，将馆藏简牍向学界公布。甘肃简牍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也于2019年9月开工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封顶，建设正在有序施工中。
截至目前，甘肃简牍博物馆已基本完成馆藏简牍文物中1679件国家一级文物的高清影像采集工作。此外，除了《悬泉汉简》正在陆续推出分卷外，其他历次出土收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的简牍已全部整理出版并公布。此外还开展了“简”述中国系列活动，举办“读简班”、学术会议、遗址考察、学术讲座等，采取多种方式向社会公众展示甘肃简牍，弘扬简牍文化。
专稿|连通中原与草原、东方与西域的枢纽 ——丝绸之路与山西（杜学文）
杜学文刊发于2020年第12期
导读：丝绸之路与山西的关系，极少有人提及。实际上从古至今，山西在这一领域都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为廓清历史迷雾，《映像》特邀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评论家杜学文就此作出梳理。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落实，丝绸之路进一步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出现了许多研究丝绸之路的成果，引进译介了许多国外的著作，开展了很多相关的活动。许多地方也积极梳理研究本地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一些地方被人们视为丝绸之路的“起点”等等。但地处内陆的山西与丝绸之路之间的关系还少有人顾及，研究者寥寥。这里试图就笔者掌握的资料作一点梳理。
一、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山西连通四方的重要地位
如果就欧亚大陆来看，山西是很不起眼的地方。但就其历史进程来看，山西的独特性又十分突出。在北纬40度左右的地区，是滋生诸多文明的重要地带。最早的两河文明，稍后的古埃及文明，以及再后的古印度文明，更后的古希腊文明，都基本上处于这一地带。而山西恰恰也处于这样的地理位置上。与其他文明形成的地区不同，山西处于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以游牧为主的草原族群与以农耕为主的中原族群相交的地区。由山西往北，是广阔的蒙古高原。那里气候寒冷，无霜期很短，农业发展困难，人们主要从事游牧——“游”是一种生活方式，有突出的不稳定性，人们需要随着季节的转换、气候的变化迁徙到适宜生存的地方；“牧”是一种生产方式，以畜牧养殖为生，逐水草而居。而山西的中南部，则黄土深厚，气候相对温暖，降水量增加，无霜期较长，适宜于农业生产，需要定居而生。相对而言，农耕地区的生产水平较高，财富积累更多。尽管在文明的早期，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可能是混杂而居的，但随着农耕地区的发展，以及生产水平的提高，原来以畜牧为主的人们或者被农耕地区同化，或者被迫退入草原。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击溃的林胡、东胡、楼烦，其中的大部分均进入草原。在气候恶劣、严寒逼迫的时节，北部的游牧族群往往南下攻掠以获取生活所需的物产。这种状态形成了不同族群及其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
从中国的版图来看，山西处于三级台地的第二级东端。太行山-燕山山脉从东北蜿蜒向西南，将东北部的草原与平原，也将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区隔。这些山脉所形成的自然屏障，对人们的迁徙移动造成了阻碍。蒙古草原的南部，燕山山脉往西，是阴山山脉。在二者之间存有一条山口，成为蒙古草原与黄土高原之间的通道。这条通道就在山西东北端，连通了中原与草原。黄河从其发源地呈“几”字形一路往东，至山西北部向南，把黄土高原切割开来，形成晋陕大峡谷。至山西南部再往东，黄河一直流向大海。虽然黄河在甘青一带水势相对平缓，但对人们的通行仍然是一种障碍。特别是对于骑马人群而言，这种障碍更为严重。在黄河以西，陕甘地区，绵延着祁连山、贺兰山、秦岭等山脉，要依靠传统的交通方式来翻越这些地区非常困难。再往西，过玉门关，就进入了广漠的沙漠地带。这些高山与沙漠对人们的通行形成了自然的阻隔。从西域往中原，特别是在人类交流的早期，较大规模的运输与交通更多地依靠水运，还缺少适宜马匹规模化迁移的通道。但是，人们仍然能够寻找到相对适宜的交通路线。这就是沿太行山山脉往北，或沿阴山南麓，或过阴山东端与燕山西侧之间相对平缓的山口，沿阴山北麓通往西域。
我们从《穆天子传》可以看到，周穆王姬满西巡，就是从洛阳渡过黄河，沿太行山一线往北，过雁门关后进入犬戎所在之地，大概在今天的大同地区一带。然后向西，沿阴山南部、黄河之北行走。尽管周穆王并没有通过燕山与阴山两大山脉之间的通道西行，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至少在周时，山西仍然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主干道。战国时，为防匈奴等南侵，赵国开始修筑最早的长城。赵国良将李牧驻守代郡、雁门，抗击匈奴。秦时，蒙恬亦在雁、云一带击阻匈奴。汉时，山西是抗击匈奴的前沿地带，若干次出兵都与山西有关。在唐代，从长安往草原西域，如往回鹘王庭，大约在阿克塞湖一带，需要渡黄河入河中府（今永济），再至晋阳（今太原）往北，进入草原。明时，在北方沿山海关至玉门关一线设九边军镇，山西有大同、太原两镇。这是因为山西与草原地区特殊的交通联系所致。晋商开创的“茶叶之路”，亦基本是这条路线。在中原与草原的连通中，山西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经山西，沟通了南北之间的联系与融合。
这种通行状态在现代交通出现之后才得以改变。主要是海运的发展，公路与铁道的兴建，以及航空业的出现取代了原来依据自然地理条件形成的交通路线。人们对曾经十分重要的陆路通道逐渐遗忘。但是，当我们回到历史中就会发现，山西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成为连通中原与草原的主要通道，同时，人们从今风陵渡一带渡过黄河后，可沿汾河流域的盆地北上，在井陉穿过太行山进入华北平原，至京津一带，再进入东北地区。因此，山西也是连通东西不同区域之间的重要通道。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山西具有连通四方的特殊作用。
二、山西是丝绸之路网状结构中的枢纽
丝绸之路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线，人们往往有非常简单化的理解，认为丝绸之路就是一条路线，从长安出发往西域，再往欧洲地中海沿岸。因此，很多人把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如果这种判断仅仅是指汉唐时期，还勉强可说。因为那一时期的长安是国都，有着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但是，在汉之前与唐之后，丝绸之路一直存在，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长安在唐亡后就辉煌不再，成为一个被历史忽略了的普通城市。我们却不能因为长安的衰落就认为丝绸之路也消失了，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讨论丝绸之路，不能忽略长安的重要性，但是也不能局限于长安，而是要从历史发展的全貌来看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变化。这其中首先要清楚的一个“眼光”问题就是，丝绸之路是一条线，还是一张网。如果仅仅认为是一条线，而且以长安为起点，毫无疑问，山西就在丝绸之路之外。但如果是一张连接四方、四通八达的网，那么，山西在这样网络结构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就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仅从其主干线来看，丝绸之路也不是一条线。一般认为丝绸之路有四条：一是草原丝路，二是绿洲丝路，三是西南丝路，四是海上丝路。海上丝路本文不说。西南丝路主要是指从成都即历史上的益州，经云南贵州前往印度一带的路线。而最早连通西域的却是草原丝路，即从中原经山西进入草原往西域。直至元时，欧洲国家所派使者多经这条路线与东方联系。晋商的茶叶之路实际上是草原丝路的一部分，是草原丝路在明清时期的新发展。最重要的是绿洲丝路，也就是从长安至敦煌，往西进入沙漠地带，再进入今之新疆各地，继而通往中亚撒马尔罕，至欧洲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希腊、拜占庭，以及非洲埃及之开罗一带。这是丝绸之路最活跃的路线，也是人们一般所说的丝绸之路。那些把丝绸之路误认为是一条线者基本是指这条路。
但是，丝绸之路并不是这么简单。在这四条主线之外，还有很多路线。一种是与这些主干线相向的不断开辟的附属于它们的新路线，以及与之相关的支线。一种是由此延伸出来的通往各地的贸易路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国都的变化，这些路线会发生重要的改变。如北魏的都城先为平城（今大同），后为洛阳；元明清时期的都城为北京。那些从事贸易的商人会向这些都城聚集，来往的使节、僧人、传教士等也多在京城活动。通达这些地区的道路就会显现出特别的重要性，与之相关的地方也会成为丝路上的重要城镇。随着西南丝路的活跃，海上丝路的兴盛，长江以南的地区进一步繁荣，诸如今之成都、杭州、南京、扬州、泉州、广州等也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城市。在这些城市周边形成了重要的通商道路。而在欧洲、中亚、南亚等地，也有各种各样的商人在从事国际贸易，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商业城市。因为商品的流通是随着贸易的发展而兴盛，而不会因为某个城市叫什么而兴盛。商人们不会只去某一座城市，而是前往自己能够获取利益的一切地方——都城、交通枢纽地带、商业集镇等等。在唐之后，长安衰落了。北方如北京，南方如杭州、扬州、广州、泉州等城市成为极其重要的商贸城市。与之相应，通商之路也发达起来。它们四通八达、纵横交错，通往一切可以营利之地。这样来看，丝绸之路就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张网。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其《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以丝绸之路为主线，描绘了世界的发展变化。其中特别强调了荷兰在东印度群岛建立的“蜘蛛网般的贸易路线和据点”（彼得·弗兰科潘著，《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11月第1版，第217页）。虽然他并不是讨论丝绸之路的路线的，但这种“蜘蛛网般”的描述显然更符合历史的事实。
在丝绸之路这种网状结构中，山西的地位非常特殊。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山西连通南北，即中原与草原的重要作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强调其沟通东西的重要地位。这种沟通东西的重要作用首先体现在丝路商人的活动方面。根据考古发现，以及史料的研究，至少在唐及其之前，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人群体是中亚之粟特人。在山西，诸如今大同、忻州、太原、晋中、汾阳、介休、永济等从北至南的地方，都发现了很多与粟特人有关的墓葬、墓志、陶俑、壁画、器物，证明粟特人在山西有着非常广泛的聚集、活动。史籍也记载了许多相关的人和事。荣新江曾经研究了粟特族群从西域至内地的活动路线及定居城镇。他们从西域进入今之西北敦煌、张掖，然后向东行至长安，过黄河进入今天的山西，再经过介州、并州，以及代州，继续向东，至蔚州或定州，过幽州，直至营州等地（荣新江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14年10月第1版，第17页）。介州在今介休一带，并州在今太原一带，代州在今原平、代县一带；蔚州、定州均在今之河北；幽州为今北京一带；营州在今辽宁朝阳一带。这就是说，从事丝绸之路贸易的粟特人并没有仅仅停留在长安，而是不断地向那些能够进行贸易获利的城镇移动。所谓利之所在，无所不至。在这个过程中，山西成为连通东西的重要地带。
法籍伊朗历史学家阿里·马扎海里在其名著《丝绸之路》中，曾经介绍了中国明朝时西域哈烈国王沙哈鲁遣使中国的经历。沙哈鲁为贴木尔之子。在贴木尔去世后控制了哈烈一带。他曾派遣使者访问大明，并由画家盖耶速丁记录了这次出行的详细情况，成为《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一书。书中也记录了使团从中亚哈烈前来北京的行走路线：他们从哈烈即今阿富汗赫拉特，进入今之新疆，经兰州，过黄河，进入山西，然后到达正定府，再至北京。其返回的路线是从北京至平阳即今临汾，过黄河至甘州，也就是今之张掖，进入今之新疆。（杨林坤著，《西风万里交河道——明代西域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和商旅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4页）由此可以看出，在明朝时，山西仍然是连通西域与东方的重要节点。这也可以从其他的研究中得到证明。如刘迎胜认为，明时官方贸易以朝贡和回赐的形式进行。瓦剌的贡使通常从甘肃入境，经山西到达北京。（刘迎胜著，《丝绸之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14年9月第1 版，第270页）这就是说，山西连通了东部与西部。
在丝绸之路网状结构中，山西不仅是连通南北，即中原与草原的中心地带，而且也是连通东西，即西域与东方的重要地带。这样的地位是非常独特的。这种连通南北东西的枢纽地位，决定了山西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性。
杜学文刊发于2020年第12期
导读：丝绸之路与山西的关系，极少有人提及。实际上从古至今，山西在这一领域都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为廓清历史迷雾，《映像》特邀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评论家杜学文就此作出梳理。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落实，丝绸之路进一步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出现了许多研究丝绸之路的成果，引进译介了许多国外的著作，开展了很多相关的活动。许多地方也积极梳理研究本地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一些地方被人们视为丝绸之路的“起点”等等。但地处内陆的山西与丝绸之路之间的关系还少有人顾及，研究者寥寥。这里试图就笔者掌握的资料作一点梳理。
一、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山西连通四方的重要地位
如果就欧亚大陆来看，山西是很不起眼的地方。但就其历史进程来看，山西的独特性又十分突出。在北纬40度左右的地区，是滋生诸多文明的重要地带。最早的两河文明，稍后的古埃及文明，以及再后的古印度文明，更后的古希腊文明，都基本上处于这一地带。而山西恰恰也处于这样的地理位置上。与其他文明形成的地区不同，山西处于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以游牧为主的草原族群与以农耕为主的中原族群相交的地区。由山西往北，是广阔的蒙古高原。那里气候寒冷，无霜期很短，农业发展困难，人们主要从事游牧——“游”是一种生活方式，有突出的不稳定性，人们需要随着季节的转换、气候的变化迁徙到适宜生存的地方；“牧”是一种生产方式，以畜牧养殖为生，逐水草而居。而山西的中南部，则黄土深厚，气候相对温暖，降水量增加，无霜期较长，适宜于农业生产，需要定居而生。相对而言，农耕地区的生产水平较高，财富积累更多。尽管在文明的早期，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可能是混杂而居的，但随着农耕地区的发展，以及生产水平的提高，原来以畜牧为主的人们或者被农耕地区同化，或者被迫退入草原。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击溃的林胡、东胡、楼烦，其中的大部分均进入草原。在气候恶劣、严寒逼迫的时节，北部的游牧族群往往南下攻掠以获取生活所需的物产。这种状态形成了不同族群及其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
从中国的版图来看，山西处于三级台地的第二级东端。太行山-燕山山脉从东北蜿蜒向西南，将东北部的草原与平原，也将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区隔。这些山脉所形成的自然屏障，对人们的迁徙移动造成了阻碍。蒙古草原的南部，燕山山脉往西，是阴山山脉。在二者之间存有一条山口，成为蒙古草原与黄土高原之间的通道。这条通道就在山西东北端，连通了中原与草原。黄河从其发源地呈“几”字形一路往东，至山西北部向南，把黄土高原切割开来，形成晋陕大峡谷。至山西南部再往东，黄河一直流向大海。虽然黄河在甘青一带水势相对平缓，但对人们的通行仍然是一种障碍。特别是对于骑马人群而言，这种障碍更为严重。在黄河以西，陕甘地区，绵延着祁连山、贺兰山、秦岭等山脉，要依靠传统的交通方式来翻越这些地区非常困难。再往西，过玉门关，就进入了广漠的沙漠地带。这些高山与沙漠对人们的通行形成了自然的阻隔。从西域往中原，特别是在人类交流的早期，较大规模的运输与交通更多地依靠水运，还缺少适宜马匹规模化迁移的通道。但是，人们仍然能够寻找到相对适宜的交通路线。这就是沿太行山山脉往北，或沿阴山南麓，或过阴山东端与燕山西侧之间相对平缓的山口，沿阴山北麓通往西域。
我们从《穆天子传》可以看到，周穆王姬满西巡，就是从洛阳渡过黄河，沿太行山一线往北，过雁门关后进入犬戎所在之地，大概在今天的大同地区一带。然后向西，沿阴山南部、黄河之北行走。尽管周穆王并没有通过燕山与阴山两大山脉之间的通道西行，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至少在周时，山西仍然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主干道。战国时，为防匈奴等南侵，赵国开始修筑最早的长城。赵国良将李牧驻守代郡、雁门，抗击匈奴。秦时，蒙恬亦在雁、云一带击阻匈奴。汉时，山西是抗击匈奴的前沿地带，若干次出兵都与山西有关。在唐代，从长安往草原西域，如往回鹘王庭，大约在阿克塞湖一带，需要渡黄河入河中府（今永济），再至晋阳（今太原）往北，进入草原。明时，在北方沿山海关至玉门关一线设九边军镇，山西有大同、太原两镇。这是因为山西与草原地区特殊的交通联系所致。晋商开创的“茶叶之路”，亦基本是这条路线。在中原与草原的连通中，山西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经山西，沟通了南北之间的联系与融合。
这种通行状态在现代交通出现之后才得以改变。主要是海运的发展，公路与铁道的兴建，以及航空业的出现取代了原来依据自然地理条件形成的交通路线。人们对曾经十分重要的陆路通道逐渐遗忘。但是，当我们回到历史中就会发现，山西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成为连通中原与草原的主要通道，同时，人们从今风陵渡一带渡过黄河后，可沿汾河流域的盆地北上，在井陉穿过太行山进入华北平原，至京津一带，再进入东北地区。因此，山西也是连通东西不同区域之间的重要通道。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山西具有连通四方的特殊作用。
二、山西是丝绸之路网状结构中的枢纽
丝绸之路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线，人们往往有非常简单化的理解，认为丝绸之路就是一条路线，从长安出发往西域，再往欧洲地中海沿岸。因此，很多人把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如果这种判断仅仅是指汉唐时期，还勉强可说。因为那一时期的长安是国都，有着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但是，在汉之前与唐之后，丝绸之路一直存在，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长安在唐亡后就辉煌不再，成为一个被历史忽略了的普通城市。我们却不能因为长安的衰落就认为丝绸之路也消失了，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讨论丝绸之路，不能忽略长安的重要性，但是也不能局限于长安，而是要从历史发展的全貌来看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变化。这其中首先要清楚的一个“眼光”问题就是，丝绸之路是一条线，还是一张网。如果仅仅认为是一条线，而且以长安为起点，毫无疑问，山西就在丝绸之路之外。但如果是一张连接四方、四通八达的网，那么，山西在这样网络结构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就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仅从其主干线来看，丝绸之路也不是一条线。一般认为丝绸之路有四条：一是草原丝路，二是绿洲丝路，三是西南丝路，四是海上丝路。海上丝路本文不说。西南丝路主要是指从成都即历史上的益州，经云南贵州前往印度一带的路线。而最早连通西域的却是草原丝路，即从中原经山西进入草原往西域。直至元时，欧洲国家所派使者多经这条路线与东方联系。晋商的茶叶之路实际上是草原丝路的一部分，是草原丝路在明清时期的新发展。最重要的是绿洲丝路，也就是从长安至敦煌，往西进入沙漠地带，再进入今之新疆各地，继而通往中亚撒马尔罕，至欧洲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希腊、拜占庭，以及非洲埃及之开罗一带。这是丝绸之路最活跃的路线，也是人们一般所说的丝绸之路。那些把丝绸之路误认为是一条线者基本是指这条路。
但是，丝绸之路并不是这么简单。在这四条主线之外，还有很多路线。一种是与这些主干线相向的不断开辟的附属于它们的新路线，以及与之相关的支线。一种是由此延伸出来的通往各地的贸易路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国都的变化，这些路线会发生重要的改变。如北魏的都城先为平城（今大同），后为洛阳；元明清时期的都城为北京。那些从事贸易的商人会向这些都城聚集，来往的使节、僧人、传教士等也多在京城活动。通达这些地区的道路就会显现出特别的重要性，与之相关的地方也会成为丝路上的重要城镇。随着西南丝路的活跃，海上丝路的兴盛，长江以南的地区进一步繁荣，诸如今之成都、杭州、南京、扬州、泉州、广州等也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城市。在这些城市周边形成了重要的通商道路。而在欧洲、中亚、南亚等地，也有各种各样的商人在从事国际贸易，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商业城市。因为商品的流通是随着贸易的发展而兴盛，而不会因为某个城市叫什么而兴盛。商人们不会只去某一座城市，而是前往自己能够获取利益的一切地方——都城、交通枢纽地带、商业集镇等等。在唐之后，长安衰落了。北方如北京，南方如杭州、扬州、广州、泉州等城市成为极其重要的商贸城市。与之相应，通商之路也发达起来。它们四通八达、纵横交错，通往一切可以营利之地。这样来看，丝绸之路就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张网。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其《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以丝绸之路为主线，描绘了世界的发展变化。其中特别强调了荷兰在东印度群岛建立的“蜘蛛网般的贸易路线和据点”（彼得·弗兰科潘著，《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11月第1版，第217页）。虽然他并不是讨论丝绸之路的路线的，但这种“蜘蛛网般”的描述显然更符合历史的事实。
在丝绸之路这种网状结构中，山西的地位非常特殊。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山西连通南北，即中原与草原的重要作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强调其沟通东西的重要地位。这种沟通东西的重要作用首先体现在丝路商人的活动方面。根据考古发现，以及史料的研究，至少在唐及其之前，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人群体是中亚之粟特人。在山西，诸如今大同、忻州、太原、晋中、汾阳、介休、永济等从北至南的地方，都发现了很多与粟特人有关的墓葬、墓志、陶俑、壁画、器物，证明粟特人在山西有着非常广泛的聚集、活动。史籍也记载了许多相关的人和事。荣新江曾经研究了粟特族群从西域至内地的活动路线及定居城镇。他们从西域进入今之西北敦煌、张掖，然后向东行至长安，过黄河进入今天的山西，再经过介州、并州，以及代州，继续向东，至蔚州或定州，过幽州，直至营州等地（荣新江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14年10月第1版，第17页）。介州在今介休一带，并州在今太原一带，代州在今原平、代县一带；蔚州、定州均在今之河北；幽州为今北京一带；营州在今辽宁朝阳一带。这就是说，从事丝绸之路贸易的粟特人并没有仅仅停留在长安，而是不断地向那些能够进行贸易获利的城镇移动。所谓利之所在，无所不至。在这个过程中，山西成为连通东西的重要地带。
法籍伊朗历史学家阿里·马扎海里在其名著《丝绸之路》中，曾经介绍了中国明朝时西域哈烈国王沙哈鲁遣使中国的经历。沙哈鲁为贴木尔之子。在贴木尔去世后控制了哈烈一带。他曾派遣使者访问大明，并由画家盖耶速丁记录了这次出行的详细情况，成为《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一书。书中也记录了使团从中亚哈烈前来北京的行走路线：他们从哈烈即今阿富汗赫拉特，进入今之新疆，经兰州，过黄河，进入山西，然后到达正定府，再至北京。其返回的路线是从北京至平阳即今临汾，过黄河至甘州，也就是今之张掖，进入今之新疆。（杨林坤著，《西风万里交河道——明代西域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和商旅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4页）由此可以看出，在明朝时，山西仍然是连通西域与东方的重要节点。这也可以从其他的研究中得到证明。如刘迎胜认为，明时官方贸易以朝贡和回赐的形式进行。瓦剌的贡使通常从甘肃入境，经山西到达北京。（刘迎胜著，《丝绸之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14年9月第1 版，第270页）这就是说，山西连通了东部与西部。
在丝绸之路网状结构中，山西不仅是连通南北，即中原与草原的中心地带，而且也是连通东西，即西域与东方的重要地带。这样的地位是非常独特的。这种连通南北东西的枢纽地位，决定了山西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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