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音咖艺术节#1月2日晚，由上海艺齐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小音咖）主办的第四季小音咖音乐教育艺术节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演奏厅成功举办。本次演出以“万象新声，妙曲迎新年”为主题，以迎接2020新年为主旋律，以不同乐器之间进行合奏为表演形式，发现别样音乐体验，迎接2020年的到来，为新的一年奏响动人的音符。同场还进行了2020上海国际少儿艺术大典的签约仪式。
【折扇中的名利场】
扇子最早称“翣”，也叫扇汗，在中国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商代的一些史料中可以看到，权贵之人的马车上有一种类似大篷子的仪仗之物，也有说是利用其引来之风给马解暑。出土文物中与现在的扇子形制最为相似的是一种竹扇，扇面是梯形的竹编，叫做“箑”。后来多见的纨扇、羽扇、团扇等都是由箑发展而来。
现在多见的折扇，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之前有误传是从高丽传过来，实际上是从日本传到高丽的。最早的关于折扇的史料见于宋代的壁画、造像石和漆盒上。“折扇的实物能见到比较早是明朝的，但是流传下来的成扇很少，能见到的一般都是扇面，如果能见到一把明代的成扇，在成扇收藏圈里算是很高的等级了。”北京诚轩拍卖中国书画部经理刘尧对记者说。
如果说扇子最早是一种仪仗或纳凉工具，纨扇、羽扇是结合了手工艺的工艺品，那么当扇子与书画、雕刻，特别是名人书画结合在一起之后，则是从工艺品到文化的演变，也是从这之后才有“文人扇”的称谓。而这种结合，更多是体现在折扇上。
明朝时，折扇还是小范围的流行，“一般流行于书画界或者文人士大夫”，流传下来的扇面也是作为书画家作品而流传，精工扇骨并不多。清朝中后期开始，折扇普遍流行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刘尧介绍，“现在能见到的晚清的扇子就已经是方方面面了。一般扇子上都会记载送给谁的，所以能看到书画家也有，才子、巨贾也有，尤其是商人，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对这些文玩雅物十分追捧，会专门找书画大家订制一些扇子。”
精致工艺无所不用其极
折扇传到中国之后，在中国得到极大的发扬，日本折扇反而渐渐衰微，改为更类似于团扇的日本扇。“书画名家和扇骨工匠将扇子制作发扬到了一种很极致的状态，从大小、工艺、材质上都非常考究。一把扇子从扇骨到扇面可能涉及有十几种工艺，比如扇骨锉金银丝、竹胎雕漆、竹骨浅浮雕等，基本上能用于器物的中国传统手工艺都可以在扇骨上体现。”
折扇的扇骨，即是折扇拆掉扇面之后的部分，最外侧的两根称为大骨，中间的为小骨，小骨插入扇面的纸口，大骨固定扇面两端。扇骨常见材质有竹子、檀香、象牙、玳瑁、紫檀、红木等，以竹子最为多见。“竹子韧性很好，收缩性适中，意象清静、素雅，与中国文人贴合最为紧密，所以成为文人扇的最多选材。”刘尧介绍，“而且竹子适合把玩，时间久了，人与扇之间的交流会逐渐浸入扇骨，形成包浆，呈现温润之感。木质的扇骨也会有包浆，但没有竹制的温润，紫檀、红木的小骨时间久了之后还比较容易断裂。”
一般有7骨、9骨和14骨扇，以14骨扇（以小骨算）最常见，是标准扇的骨数。7骨、9骨扇子比较少，与曾经的日本折扇会更为接近。
工艺上，比较常见的就是留青、浅刻等，也叫平雕、皮雕。所谓留青就是把竹子最外面的青皮留住，雕刻成纹饰，与其它部分的竹肉形成双色对比。竹肉的颜色变化很快，而竹皮是很缓慢才会发生变化的。就像现在很多器物的盘玩一样，当人的汗渍、油渍浸入其中之后，竹肉与竹皮之间的反差会越来越大，是当时制扇的一种工艺。刘尧拿出一把留青工艺的古扇，是北方竹刻家张志渔的作品。“这是留青的一种，叫做沙地留青，所谓‘沙地’就是不平滑，在竹肉的部分特意刻出坑坑斑斑的感觉，当时的金石学盛行，故意制造出这种腐蚀的感觉，沙地留青在当时最常见的是用于铭文、青铜器钱币等。”扇子好玩的地方一方面是扇骨，另一方面自然就是扇面。书画圈里自古有“一把扇子三尺画”之说。意思是说，与扇子相同大小平尺的画，画如果卖一块大洋，扇面就要三块大洋。“可能是因为扇子在方寸间的表现更为精致、复杂、完善。而且扇面的扇纸上要刷一层矾，使扇子在以后的使用中不容易吸水且更为耐用，但这就造成在扇面的书画中的不发墨，水墨的渲染基本达不到，所以扇面题材中大写意较少，但画工要比一般的画更细。”
刘尧给我们展示了一把50年代的扇子，上面有齐白石的画作。扇子的扇纸因为时间的累积已经泛黄，像是上了一层淡古色水彩，刚好收干成氤氲的纹路。画作细腻清晰，因为刷矾的缘故，扇面似有亚光，国画颜料虽渲染不佳，但绘制轨迹却比宣纸上的画更亲和、更明晰，“距离”近得令人兴奋。在扇子一侧离扇骨最近的一折里，透过阳光，可以看到扇面的里层有一行小红字，刘尧说，这是扇庄的字号，一般的像王星记、荣宝斋等，有点像现在的产品商标，在另一侧还有这把扇子的材料记载等，都是印在扇子内层的，很像防伪标志。右上角还有一个很小的红印“百扇斋主”，是收藏印。“扇子用纸是四层，正反两面之外中间还夹两层，扇庄会把自己的‘logo’印在上面。”
刘尧拿起一把最近刚参加拍卖的扇子，扇子正反两面一共有四位著名画家的绘画作品，分别是齐白石、李苦禅、王雪涛、汪溶，两两之间间隔了同样尺寸的洒金纸，“这把扇子画得精致，是分别邀请当时名家画的，空着的部分应该是请人写书法的，只是没有找到适合的人。”
这种扇面叫集锦扇，也叫“珠联璧合”。就是找当时的多位名人一起创作一个扇面。这种扇面有时候还会用特制的扇骨形制，即隔景扇扇骨，即有两个小扇骨是露在外面的，将扇面自然地分成区块。隔景里留白的地方用来绘画，而写字的地方则多用金粉，冷金、泥金和洒金几种，洒金更细小一些，这样一把集锦的扇子就愈加错落有致，非常美。“刚刚拍了一把16个人共同绘做的扇面，但是合作而不是隔景，隔景一般会找四个最能画的画，四个最能写的人写。”
为了扇子更美观，有些用扇子的人还会在扇柄下面拴一个扇坠，有琉璃、碧玺、象牙等材质，做成小的雕刻坠在扇柄。扇柄还可以镶嵌翡翠、玳瑁、棕竹、犀角、象牙等贵器。扇柄也有不同的形状，圆形的叫“和尚头”，还有楔形，平形等。讲究的还有用扇套的，一般是锦缎的，也有是刺绣。
名利场上一张名片
刘尧小心地拿出一把特定尺寸的大平尺扇子，由于年代较远，扇子的小扇骨已经有一些裂痕。“北方太干燥了，对扇子的保护并不理想，沪宁杭一带的气候最适合扇子的保存。扇子太干燥就容易形成断裂。”刘尧小心地打开着扇子，扇子在他手中不停地发出吱吱的声音，就像是一把年代久远的古琴，撩拨着时间的音弦。“这把扇子在当时应该是一把定制的扇子，一般的扇子都是0.9个平尺，这把扇子要到1.45个平方尺。”刘尧说，所谓平尺，就是扇子打开后两个大骨最上端之间的距离乘以扇幅的长度，用行话说就是尺半，即一尺半。0.85-0.9之间的扇子则叫做尺扇。扇面是吴昌硕的花卉，墨色奔放。
为了与这把尺半相对比，刘尧又拿出一把很小的象牙扇，“如果说刚才那把是大老爷们用的，这把就是淑女用的，叫坤扇。小家碧玉，很秀美。”在画面题材上，尺半上吴昌硕的画显得疏放有力，而这把坤扇则雅致清淡，正面是一幅莲塘图，背面是清秀的蝇头小楷。以前的人讲究，不同的季节、场合都要拿不同的扇子，这幅莲塘图的象牙扇，应该是夏天用的。
刘尧说，扇子在晚清到民国的交际场合，就像是一个人的名片，“扇面是请谁画的，书法是请谁写的，扇骨是谁刻的都是持扇者身份的象征，见面一抖扇子，就像是一个亮相。很多扇骨、扇面极精的，都是当时的巨贾或政界名流所用。”
“更讲究的人初一、十五出门带的扇子都不一样。我曾经见过一套鼻烟壶，是一个官宦人家的旧物，一套30个，每一个都不同，每一天换一个。”刘尧说前段时间听一个民国遗风的老人家说，以前家里年三十是要挑选第二年的碗样式的，每年要用不同的碗。
手边的一把老山檀木的扇骨，随着空调的缓风将檀香味到慢慢布置在房间里。刘尧说，“这个扇骨的手感非常好，扇骨手艺曾经一度失传，那个时候的扇骨我见过，用老北京的话说就是‘乍手’，而这把扇子手握的部位就十分贴合，弧线考究，随手。而且这个檀香，随着风徐徐吹过，还有淡淡的香气。所以原来的人，真是非常讲究。扇子发展到这个阶段，绝对可以说是扇文化了，不仅有实用性，彰显身份的作用也得到极大的发挥。”
折扇收藏
刘尧入拍卖一行已有八年光景，但他说只能算一个入门。在他见证的这七、八年里，扇子的价值翻了5-20倍。“去年卖了一把徐悲鸿的扇子，245万。刚才那把吴昌硕的扇子拍到了150万，如果刚入行的时候，这把吴昌硕也就是20万左右。”
在收藏领域，现在国内有几个行家是专门做扇子收藏的，还有做专题收藏的。北京有两三个，天津有两三个，上海也有。与其它古玩收藏相比，成扇的收藏家特质比较鲜明，大多是有一定经济实力且独具眼光的成功人士，像刚才的那把集锦扇子上盖着收藏印“百扇斋主”的，就是一位专门收藏扇子藏家，曾经在台北历史博物馆开过扇子的大展。
“比起简单的一幅画，扇子承载的文化基因要多很多，是可以拿在手里把玩的，有肌肤相亲之感。”在刘尧的印象中，最近的几次拍卖会上，总会有一小圈作风相当老派的“小孩儿”：20岁出头，拿着一把好扇子，可能还在扇套里，吊着扇坠子，就来拍卖行看预展了，一步三摇、三五好友、相互把玩，嘴里还说着“你看看我新得的这把扇子怎么样。”
“北京、上海、天津都有这样的小圈子存在，他们已经不再是只关注豪车名包的‘富二代’，而是好雅玩。这种现象如果不加入其它社会评判因素，对于老手艺和中式传统讲究的生活方式来说，是一种复兴。在民国的时候，之所以扇子做到了那样的登峰造极，精致到无所不用其极，其实也是富商、高士的追捧。只是那个时代的'炫'，更雅，更会玩。”
扇子最早称“翣”，也叫扇汗，在中国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商代的一些史料中可以看到，权贵之人的马车上有一种类似大篷子的仪仗之物，也有说是利用其引来之风给马解暑。出土文物中与现在的扇子形制最为相似的是一种竹扇，扇面是梯形的竹编，叫做“箑”。后来多见的纨扇、羽扇、团扇等都是由箑发展而来。
现在多见的折扇，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之前有误传是从高丽传过来，实际上是从日本传到高丽的。最早的关于折扇的史料见于宋代的壁画、造像石和漆盒上。“折扇的实物能见到比较早是明朝的，但是流传下来的成扇很少，能见到的一般都是扇面，如果能见到一把明代的成扇，在成扇收藏圈里算是很高的等级了。”北京诚轩拍卖中国书画部经理刘尧对记者说。
如果说扇子最早是一种仪仗或纳凉工具，纨扇、羽扇是结合了手工艺的工艺品，那么当扇子与书画、雕刻，特别是名人书画结合在一起之后，则是从工艺品到文化的演变，也是从这之后才有“文人扇”的称谓。而这种结合，更多是体现在折扇上。
明朝时，折扇还是小范围的流行，“一般流行于书画界或者文人士大夫”，流传下来的扇面也是作为书画家作品而流传，精工扇骨并不多。清朝中后期开始，折扇普遍流行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刘尧介绍，“现在能见到的晚清的扇子就已经是方方面面了。一般扇子上都会记载送给谁的，所以能看到书画家也有，才子、巨贾也有，尤其是商人，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对这些文玩雅物十分追捧，会专门找书画大家订制一些扇子。”
精致工艺无所不用其极
折扇传到中国之后，在中国得到极大的发扬，日本折扇反而渐渐衰微，改为更类似于团扇的日本扇。“书画名家和扇骨工匠将扇子制作发扬到了一种很极致的状态，从大小、工艺、材质上都非常考究。一把扇子从扇骨到扇面可能涉及有十几种工艺，比如扇骨锉金银丝、竹胎雕漆、竹骨浅浮雕等，基本上能用于器物的中国传统手工艺都可以在扇骨上体现。”
折扇的扇骨，即是折扇拆掉扇面之后的部分，最外侧的两根称为大骨，中间的为小骨，小骨插入扇面的纸口，大骨固定扇面两端。扇骨常见材质有竹子、檀香、象牙、玳瑁、紫檀、红木等，以竹子最为多见。“竹子韧性很好，收缩性适中，意象清静、素雅，与中国文人贴合最为紧密，所以成为文人扇的最多选材。”刘尧介绍，“而且竹子适合把玩，时间久了，人与扇之间的交流会逐渐浸入扇骨，形成包浆，呈现温润之感。木质的扇骨也会有包浆，但没有竹制的温润，紫檀、红木的小骨时间久了之后还比较容易断裂。”
一般有7骨、9骨和14骨扇，以14骨扇（以小骨算）最常见，是标准扇的骨数。7骨、9骨扇子比较少，与曾经的日本折扇会更为接近。
工艺上，比较常见的就是留青、浅刻等，也叫平雕、皮雕。所谓留青就是把竹子最外面的青皮留住，雕刻成纹饰，与其它部分的竹肉形成双色对比。竹肉的颜色变化很快，而竹皮是很缓慢才会发生变化的。就像现在很多器物的盘玩一样，当人的汗渍、油渍浸入其中之后，竹肉与竹皮之间的反差会越来越大，是当时制扇的一种工艺。刘尧拿出一把留青工艺的古扇，是北方竹刻家张志渔的作品。“这是留青的一种，叫做沙地留青，所谓‘沙地’就是不平滑，在竹肉的部分特意刻出坑坑斑斑的感觉，当时的金石学盛行，故意制造出这种腐蚀的感觉，沙地留青在当时最常见的是用于铭文、青铜器钱币等。”扇子好玩的地方一方面是扇骨，另一方面自然就是扇面。书画圈里自古有“一把扇子三尺画”之说。意思是说，与扇子相同大小平尺的画，画如果卖一块大洋，扇面就要三块大洋。“可能是因为扇子在方寸间的表现更为精致、复杂、完善。而且扇面的扇纸上要刷一层矾，使扇子在以后的使用中不容易吸水且更为耐用，但这就造成在扇面的书画中的不发墨，水墨的渲染基本达不到，所以扇面题材中大写意较少，但画工要比一般的画更细。”
刘尧给我们展示了一把50年代的扇子，上面有齐白石的画作。扇子的扇纸因为时间的累积已经泛黄，像是上了一层淡古色水彩，刚好收干成氤氲的纹路。画作细腻清晰，因为刷矾的缘故，扇面似有亚光，国画颜料虽渲染不佳，但绘制轨迹却比宣纸上的画更亲和、更明晰，“距离”近得令人兴奋。在扇子一侧离扇骨最近的一折里，透过阳光，可以看到扇面的里层有一行小红字，刘尧说，这是扇庄的字号，一般的像王星记、荣宝斋等，有点像现在的产品商标，在另一侧还有这把扇子的材料记载等，都是印在扇子内层的，很像防伪标志。右上角还有一个很小的红印“百扇斋主”，是收藏印。“扇子用纸是四层，正反两面之外中间还夹两层，扇庄会把自己的‘logo’印在上面。”
刘尧拿起一把最近刚参加拍卖的扇子，扇子正反两面一共有四位著名画家的绘画作品，分别是齐白石、李苦禅、王雪涛、汪溶，两两之间间隔了同样尺寸的洒金纸，“这把扇子画得精致，是分别邀请当时名家画的，空着的部分应该是请人写书法的，只是没有找到适合的人。”
这种扇面叫集锦扇，也叫“珠联璧合”。就是找当时的多位名人一起创作一个扇面。这种扇面有时候还会用特制的扇骨形制，即隔景扇扇骨，即有两个小扇骨是露在外面的，将扇面自然地分成区块。隔景里留白的地方用来绘画，而写字的地方则多用金粉，冷金、泥金和洒金几种，洒金更细小一些，这样一把集锦的扇子就愈加错落有致，非常美。“刚刚拍了一把16个人共同绘做的扇面，但是合作而不是隔景，隔景一般会找四个最能画的画，四个最能写的人写。”
为了扇子更美观，有些用扇子的人还会在扇柄下面拴一个扇坠，有琉璃、碧玺、象牙等材质，做成小的雕刻坠在扇柄。扇柄还可以镶嵌翡翠、玳瑁、棕竹、犀角、象牙等贵器。扇柄也有不同的形状，圆形的叫“和尚头”，还有楔形，平形等。讲究的还有用扇套的，一般是锦缎的，也有是刺绣。
名利场上一张名片
刘尧小心地拿出一把特定尺寸的大平尺扇子，由于年代较远，扇子的小扇骨已经有一些裂痕。“北方太干燥了，对扇子的保护并不理想，沪宁杭一带的气候最适合扇子的保存。扇子太干燥就容易形成断裂。”刘尧小心地打开着扇子，扇子在他手中不停地发出吱吱的声音，就像是一把年代久远的古琴，撩拨着时间的音弦。“这把扇子在当时应该是一把定制的扇子，一般的扇子都是0.9个平尺，这把扇子要到1.45个平方尺。”刘尧说，所谓平尺，就是扇子打开后两个大骨最上端之间的距离乘以扇幅的长度，用行话说就是尺半，即一尺半。0.85-0.9之间的扇子则叫做尺扇。扇面是吴昌硕的花卉，墨色奔放。
为了与这把尺半相对比，刘尧又拿出一把很小的象牙扇，“如果说刚才那把是大老爷们用的，这把就是淑女用的，叫坤扇。小家碧玉，很秀美。”在画面题材上，尺半上吴昌硕的画显得疏放有力，而这把坤扇则雅致清淡，正面是一幅莲塘图，背面是清秀的蝇头小楷。以前的人讲究，不同的季节、场合都要拿不同的扇子，这幅莲塘图的象牙扇，应该是夏天用的。
刘尧说，扇子在晚清到民国的交际场合，就像是一个人的名片，“扇面是请谁画的，书法是请谁写的，扇骨是谁刻的都是持扇者身份的象征，见面一抖扇子，就像是一个亮相。很多扇骨、扇面极精的，都是当时的巨贾或政界名流所用。”
“更讲究的人初一、十五出门带的扇子都不一样。我曾经见过一套鼻烟壶，是一个官宦人家的旧物，一套30个，每一个都不同，每一天换一个。”刘尧说前段时间听一个民国遗风的老人家说，以前家里年三十是要挑选第二年的碗样式的，每年要用不同的碗。
手边的一把老山檀木的扇骨，随着空调的缓风将檀香味到慢慢布置在房间里。刘尧说，“这个扇骨的手感非常好，扇骨手艺曾经一度失传，那个时候的扇骨我见过，用老北京的话说就是‘乍手’，而这把扇子手握的部位就十分贴合，弧线考究，随手。而且这个檀香，随着风徐徐吹过，还有淡淡的香气。所以原来的人，真是非常讲究。扇子发展到这个阶段，绝对可以说是扇文化了，不仅有实用性，彰显身份的作用也得到极大的发挥。”
折扇收藏
刘尧入拍卖一行已有八年光景，但他说只能算一个入门。在他见证的这七、八年里，扇子的价值翻了5-20倍。“去年卖了一把徐悲鸿的扇子，245万。刚才那把吴昌硕的扇子拍到了150万，如果刚入行的时候，这把吴昌硕也就是20万左右。”
在收藏领域，现在国内有几个行家是专门做扇子收藏的，还有做专题收藏的。北京有两三个，天津有两三个，上海也有。与其它古玩收藏相比，成扇的收藏家特质比较鲜明，大多是有一定经济实力且独具眼光的成功人士，像刚才的那把集锦扇子上盖着收藏印“百扇斋主”的，就是一位专门收藏扇子藏家，曾经在台北历史博物馆开过扇子的大展。
“比起简单的一幅画，扇子承载的文化基因要多很多，是可以拿在手里把玩的，有肌肤相亲之感。”在刘尧的印象中，最近的几次拍卖会上，总会有一小圈作风相当老派的“小孩儿”：20岁出头，拿着一把好扇子，可能还在扇套里，吊着扇坠子，就来拍卖行看预展了，一步三摇、三五好友、相互把玩，嘴里还说着“你看看我新得的这把扇子怎么样。”
“北京、上海、天津都有这样的小圈子存在，他们已经不再是只关注豪车名包的‘富二代’，而是好雅玩。这种现象如果不加入其它社会评判因素，对于老手艺和中式传统讲究的生活方式来说，是一种复兴。在民国的时候，之所以扇子做到了那样的登峰造极，精致到无所不用其极，其实也是富商、高士的追捧。只是那个时代的'炫'，更雅，更会玩。”
#文史春秋#【高士范文藻（ 下）】
□王蓬
二
范文藻1923年9月出生于四川自贡，1942年考入国民政府重庆中央研究院管辖的国立艺专。其时一代宗师张大千正在重庆举办“临摹敦煌壁画展”，年轻的范文藻被那些精美绝伦的作品深深打动，“敦煌情结”由此生根，竟壮胆拜访了张大千，还见到了于右任、陈寅恪、徐悲鸿、梁思成、常书鸿等名家。1943年6月，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留法归来的画家常书鸿负责筹办。1946年范文藻以第一名成绩从国立艺专毕业，校长徐悲鸿专门给他写下“智勇仁天下之大德也”的书法题词以资勉励。他也由此得以和中央大学吕斯百、王临乙等名教授同赴敦煌。两年后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南京举办大型《敦煌艺展》，展出作品500幅，年轻的范文藻作品多达百幅。艺展场面恢宏，声势浩大，连蒋介石、于右任、陈立夫、孙科、傅斯年等大人物都冒雨参观。之后，范文藻留在敦煌直至1949年全国解放，这期间为研究佛教艺术，他曾赴缅甸、印度考察，回国后依旧沉浸在敦煌这座举世无双的艺术宝库中，夜以继日地临摹历代壁画，成果多达数百幅。
1949年元月北京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和党政机关随之入城，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和国统区的各党派民主人士汇聚北京，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美协）于1949年7月21日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宣布成立，徐悲鸿当选为第一任主席，江丰、叶浅予为副主席，后改称中国美术家协会。范文藻凭籍卓越的美术修养与才华，被邀请参加了这次盛会，成为中国美协首批会员。其时范文藻才26岁。
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4月，中国美协与敦煌研究所在北京故宫举办的《敦煌文物展览》，范文藻作品多达280幅。虽是临摹，却尽显神采，彰显着杰出的修养与才华。当时，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吴晗、剪伯赞、徐悲鸿、齐白石、吴作人、张仃等大家云集。一时间，好评如云，名家大师们参观后认为一颗新星正从敦煌冉冉升起，范文藻应该是继张大千、常书鸿之后，中国最优秀的敦煌学专家。年轻的范文藻也得以与徐悲鸿、沈从文、吴作人、叶浅予、刘开渠、李苦禅、张仃等大家成为忘年交或朋友。尤其是范文藻与沈从文先生的交往堪称一段佳话。
北京故宫举办《敦煌文物展览》时，沈从文正在故宫工作。范文藻由此与沈从文结识，两人都对文物有浓厚兴趣，也就有共同话题。日后，沈从文在写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因要采用范文藻临摹的敦煌与汉唐古墓壁画来展示汉唐人物服饰，两人多次在书信中探讨。沈从文笔墨勤快，信都很长，对服饰细节都不放过，留下许多珍贵史料，可惜毁于“文革”。好在近年沈从文多次再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采用多幅范文藻临摹的敦煌与汉唐古墓壁画，亦是对两人友情的最好纪念。
其时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原本范文藻是要留在北京，参与首都建筑美术设计的，但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首次组织中央美术学院、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敦煌文物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西部文物艺术考察团，人员有吴作人、肖淑芳夫妇，张仃、赵望云、常书鸿、段文杰和考古学家冯国瑞等，后起之秀范文藻自然也在其列。这次对西北多处佛窟、胜迹系统了解，仅在麦积山就长达数月，画家们各展神通，临摹彷制，多有收获。当时不到30岁的范文藻以勤奋、严谨及笔墨的灵动神韵给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处处长的赵望云留下深刻印象，也因此改变了范文藻的人生轨迹。
其时，陕西也正筹建历史博物馆，极需懂传统美术的专门人才。以摹制敦煌壁画出名的范文藻是最合适的人选。在赵望云再三挽留下，范文藻留在了西安，成为陕西省博物馆首任陈列部主任、复制部主任。在之后的岁月中，范文藻在关中大地，在汉墓唐陵壁画的临摹中默默奉献了大半生。
三
我曾心生疑问，范文藻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就长住西安，又如此了得，为何没有侧身名动京师的“长安画派”之中？后来细想，20世纪50年代，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从延安走出的画家石鲁以巨幅画作《转战陕北》奠定在中国画坛大家地位。他与被誉为“无疑当属现代中国画坛艺术大众化之先驱与代表”的赵望云携手，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文艺主张，一批表现西北山川河流、黄土高原、风情风物，富于浓郁地方色彩，又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作品问世，正好为处于饥锇状态的共和国所需要。所以当《转战陕北》《梅山水库》《南泥湾》《采春茶》等作品在京展出时，便以“充满时代新情新意”震动了中国画坛，风靡京华。而范文藻30年间却把全部精神与心血投入到关中大地发掘的汉唐古墓的壁画保护与临摹中去，在古代先贤创造的艺术天地间徘徊。虽然是临摹，但更需要广博的知识与深厚的学养，同时还需要高超的画技与创新精神，况且敦煌莫高窟与陕西汉唐古墓壁画多有损毁，面目残破，如何保持原作风貌又展示其神韵，就更非大手笔不可为之。曾在敦煌临摹壁画的张大千、王子云、常书鸿都属大师级画家，范文藻临摹敦煌与汉唐古墓壁画作品尽显神采，不在以上大师之下。他可以说把全部思维与精力都投入其中了，自然不可能绘制有“充满时代新情新意”的新画作。
范文藻临摹了几乎所有的中国西部著名佛窟和汉唐墓中壁画，结集作品有《敦煌石窟壁画》《新疆石窟壁画》《陕西乾陵唐墓壁画》等。沈从文的《中国历代服饰研究》选用的多幅画作便出自其中，不难看出范文藻辉煌的艺术生涯和极高的艺术成就。生前，他向陕西历史博物馆捐献了临摹敦煌壁画和乾陵唐墓的全部作品。
上海博物馆马承源曾说：“文藻作唐壁画冠绝当世，今观旧物真有长沟流水之感。珍之。”陕西同行说：“范文藻把良知、艺术乃至灵魂留在了敦煌；把责任和使命留在了陕西！”
(本文部分图片由范文藻女儿范蔚提供)
□王蓬
二
范文藻1923年9月出生于四川自贡，1942年考入国民政府重庆中央研究院管辖的国立艺专。其时一代宗师张大千正在重庆举办“临摹敦煌壁画展”，年轻的范文藻被那些精美绝伦的作品深深打动，“敦煌情结”由此生根，竟壮胆拜访了张大千，还见到了于右任、陈寅恪、徐悲鸿、梁思成、常书鸿等名家。1943年6月，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留法归来的画家常书鸿负责筹办。1946年范文藻以第一名成绩从国立艺专毕业，校长徐悲鸿专门给他写下“智勇仁天下之大德也”的书法题词以资勉励。他也由此得以和中央大学吕斯百、王临乙等名教授同赴敦煌。两年后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南京举办大型《敦煌艺展》，展出作品500幅，年轻的范文藻作品多达百幅。艺展场面恢宏，声势浩大，连蒋介石、于右任、陈立夫、孙科、傅斯年等大人物都冒雨参观。之后，范文藻留在敦煌直至1949年全国解放，这期间为研究佛教艺术，他曾赴缅甸、印度考察，回国后依旧沉浸在敦煌这座举世无双的艺术宝库中，夜以继日地临摹历代壁画，成果多达数百幅。
1949年元月北京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和党政机关随之入城，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和国统区的各党派民主人士汇聚北京，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美协）于1949年7月21日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宣布成立，徐悲鸿当选为第一任主席，江丰、叶浅予为副主席，后改称中国美术家协会。范文藻凭籍卓越的美术修养与才华，被邀请参加了这次盛会，成为中国美协首批会员。其时范文藻才26岁。
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4月，中国美协与敦煌研究所在北京故宫举办的《敦煌文物展览》，范文藻作品多达280幅。虽是临摹，却尽显神采，彰显着杰出的修养与才华。当时，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吴晗、剪伯赞、徐悲鸿、齐白石、吴作人、张仃等大家云集。一时间，好评如云，名家大师们参观后认为一颗新星正从敦煌冉冉升起，范文藻应该是继张大千、常书鸿之后，中国最优秀的敦煌学专家。年轻的范文藻也得以与徐悲鸿、沈从文、吴作人、叶浅予、刘开渠、李苦禅、张仃等大家成为忘年交或朋友。尤其是范文藻与沈从文先生的交往堪称一段佳话。
北京故宫举办《敦煌文物展览》时，沈从文正在故宫工作。范文藻由此与沈从文结识，两人都对文物有浓厚兴趣，也就有共同话题。日后，沈从文在写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因要采用范文藻临摹的敦煌与汉唐古墓壁画来展示汉唐人物服饰，两人多次在书信中探讨。沈从文笔墨勤快，信都很长，对服饰细节都不放过，留下许多珍贵史料，可惜毁于“文革”。好在近年沈从文多次再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采用多幅范文藻临摹的敦煌与汉唐古墓壁画，亦是对两人友情的最好纪念。
其时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原本范文藻是要留在北京，参与首都建筑美术设计的，但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首次组织中央美术学院、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敦煌文物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西部文物艺术考察团，人员有吴作人、肖淑芳夫妇，张仃、赵望云、常书鸿、段文杰和考古学家冯国瑞等，后起之秀范文藻自然也在其列。这次对西北多处佛窟、胜迹系统了解，仅在麦积山就长达数月，画家们各展神通，临摹彷制，多有收获。当时不到30岁的范文藻以勤奋、严谨及笔墨的灵动神韵给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处处长的赵望云留下深刻印象，也因此改变了范文藻的人生轨迹。
其时，陕西也正筹建历史博物馆，极需懂传统美术的专门人才。以摹制敦煌壁画出名的范文藻是最合适的人选。在赵望云再三挽留下，范文藻留在了西安，成为陕西省博物馆首任陈列部主任、复制部主任。在之后的岁月中，范文藻在关中大地，在汉墓唐陵壁画的临摹中默默奉献了大半生。
三
我曾心生疑问，范文藻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就长住西安，又如此了得，为何没有侧身名动京师的“长安画派”之中？后来细想，20世纪50年代，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从延安走出的画家石鲁以巨幅画作《转战陕北》奠定在中国画坛大家地位。他与被誉为“无疑当属现代中国画坛艺术大众化之先驱与代表”的赵望云携手，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文艺主张，一批表现西北山川河流、黄土高原、风情风物，富于浓郁地方色彩，又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作品问世，正好为处于饥锇状态的共和国所需要。所以当《转战陕北》《梅山水库》《南泥湾》《采春茶》等作品在京展出时，便以“充满时代新情新意”震动了中国画坛，风靡京华。而范文藻30年间却把全部精神与心血投入到关中大地发掘的汉唐古墓的壁画保护与临摹中去，在古代先贤创造的艺术天地间徘徊。虽然是临摹，但更需要广博的知识与深厚的学养，同时还需要高超的画技与创新精神，况且敦煌莫高窟与陕西汉唐古墓壁画多有损毁，面目残破，如何保持原作风貌又展示其神韵，就更非大手笔不可为之。曾在敦煌临摹壁画的张大千、王子云、常书鸿都属大师级画家，范文藻临摹敦煌与汉唐古墓壁画作品尽显神采，不在以上大师之下。他可以说把全部思维与精力都投入其中了，自然不可能绘制有“充满时代新情新意”的新画作。
范文藻临摹了几乎所有的中国西部著名佛窟和汉唐墓中壁画，结集作品有《敦煌石窟壁画》《新疆石窟壁画》《陕西乾陵唐墓壁画》等。沈从文的《中国历代服饰研究》选用的多幅画作便出自其中，不难看出范文藻辉煌的艺术生涯和极高的艺术成就。生前，他向陕西历史博物馆捐献了临摹敦煌壁画和乾陵唐墓的全部作品。
上海博物馆马承源曾说：“文藻作唐壁画冠绝当世，今观旧物真有长沟流水之感。珍之。”陕西同行说：“范文藻把良知、艺术乃至灵魂留在了敦煌；把责任和使命留在了陕西！”
(本文部分图片由范文藻女儿范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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