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对萧何说：“以萧丞相的智慧，怎么只看到了吕后的心狠手辣，却看不到她的大胸襟呢？”萧何不解，请求道：“请张良兄明示。”张良娓娓说道：“吕后不仁，但有大智慧；戚姬仁义，却缺少智慧。大汉根基未稳，如无法仁智兼备，还是智者更能稳固大汉江山啊！”
萧何、张良、韩信被称为“汉初三杰”。
话说有一次郦食其把盏话张良，萧何端坐一旁，侧耳倾听。
郦食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滚滚滔滔一口气把张良的故事和盘托出。
萧何听完兴奋不已，随即起身，向郦食其拱手，高声说：“郦公，我要贺喜你啦！”
郦食其感到莫名其妙，疑惑地问道：“何公，不知我这喜从何来？”
萧何道答：“郦公，你凭三寸不烂之舌，平高阳，下陈留，立下不朽之功。沛公十分高兴，认为你一人可抵十万雄兵，封你为广野君，与你食同桌、寝同室，此乃是莫大荣耀！……郦公，还有更大荣耀在后头呢！——适才听君介绍了张良，我才知道这张良是多大一颗智星！如果能将张良请来运筹帷幄，沛公岂不就是得到了百万雄兵？沛公得此能人，兴奋之余，自然又会对你加官晋爵，这难道不是即将到来的新喜吗？”
郦食其没有想到，自己不经意的一番饶舌，能引起萧何这么浓厚的兴趣，但关键问题是要请张良出山。
萧何立即拉上郦食其的手，大声说：“走，我们一同前往，将此事告知沛公！”
郦食其眼珠一转，说：“慢！何公，这件事，你必须仔细想一想，切不可贸然行动！”
萧何驻足，疑虑满面，盯着郦食其，随后不禁大笑起来，说道：“郦公说哪里话来，我萧何做事，从来都是深思熟虑，再付诸行动，决不会草率为之。”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这件事，你就有点失算咯！”
听郦食其如此说话，萧何感到事有蹊跷，郦公是话里有话呀！于是，萧何冷静问道：“怎么，我欲举荐张良，我做得不对么？”
郦食其见问，便担忧地说道：“何公，你把张良请到沛公帐下，做什么事呢，时下沛公不是有你和我吗？”
萧何摆摆手，回答道：“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就难以折断啦！广纳人才，这是沛公的一贯主张。如今遇此良才，我等自然要极力向沛公推荐。”
萧何如此宽容大度，一点不为自己着想，使得郦食其更加担心起来：“何公，话虽是如此说！……可是，你一心一意，为着沛公的事业着想，但你为自己想了没有呢？”
萧何不解地问道：“为自己想什么？”
“所谓‘一山不能藏二虎’，这句话的意思，难道你不懂！”
萧何不由豪爽一笑，回答说：“那我就不做老虎，愿做兔子，愿做绵羊！”
郦食其说：“想当年，庞涓和孙膑都是鬼谷子的学生，他们同事魏文侯，而庞涓奸险狡诈，使尽阴谋诡计，致孙膑残疾。后来，孙膑经齐国派人营救，才得以离开魏国。这说明，这人与人，不论关系怎么好，到时候，难免也会水火不容。如此前车之鉴，何公不可不知，不可不虑！”
萧何却不以为然地说：“像庞涓这样的小人，毕竟不会太多，大多数的，只是有些缺点罢了。例如廉颇就是那种有点小缺点的好人。如果遇到了廉颇那样的人该如何办呢？我们就来效仿蔺相如吧！宽怀忍让，大局为重，自然就能互相了解，自然就能和睦相处了。当年的赵国，就是因为有了蔺相如和廉颇携手，秦国、晋国才不敢随便欺侮！我等就应该效法这些古贤前辈啊！”
郦食其于是便跟着随萧何，来到刘邦营中。
郦食其和萧何，就把张良其人其事给讲了一遍。
刘邦似乎有点糊涂，疑惑问道：“你们刚才说的是谁呀？”
萧何回答说：“张良。”
刘邦从来也不知这个名字，又问道：“张良是谁？”
郦食其在一旁回答说：“此人祖辈，五世相韩，曾受异人传授。如今天下大乱，韩国也已经拉起一支小小队伍，张良便是这队伍的头目。沛公若是得到此人匡辅，行军布阵，运筹帷幄，奇计良策，必然叠叠而出，不愁秦之不破也！”
刘邦听对郦食其说：“先生，此人既已相韩，怎么会归附于我呢？”
郦食其不禁也犹豫起来：“是啊，是啊。……沛公所言极是，要把张良搬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也正为此事发愁呢！”
萧何在一旁，却显得胸有成竹：“这事我倒觉得不难。”
刘邦急切地问：“快说，你有什么办法？”
萧何回答说：“只要沛公修书一封，差人送往韩国，就说今起兵伐秦，为诸侯报仇，急需补充粮草，向韩国借粮五万石。而韩国地盘小，不过一县之大，自然拿不出五万石粮，那么，他们自然会派人前来商量的。”
刘邦点点头，随后却又想起什么，问道：“如果韩王不派张良，而派另外的人来呢？”
郦食其略略思考一下，说：“这个，我有办法。”
萧何思考问题从来就求一个周密，急忙问道：“你有什么办法？”
郦食其拿起酒葫芦，故意傲慢地说：“张良我倒是能保证把他诱来，只是……”
“只是什么？”萧何见郦食其说到一半停顿下来，连忙催问。
郦食其回答说：“只怕我诱他来了，你们却留他不住！”
萧何坚定地说：“你能诱来，沛公和我就能把他留住！”
萧何、张良、韩信被称为“汉初三杰”。
话说有一次郦食其把盏话张良，萧何端坐一旁，侧耳倾听。
郦食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滚滚滔滔一口气把张良的故事和盘托出。
萧何听完兴奋不已，随即起身，向郦食其拱手，高声说：“郦公，我要贺喜你啦！”
郦食其感到莫名其妙，疑惑地问道：“何公，不知我这喜从何来？”
萧何道答：“郦公，你凭三寸不烂之舌，平高阳，下陈留，立下不朽之功。沛公十分高兴，认为你一人可抵十万雄兵，封你为广野君，与你食同桌、寝同室，此乃是莫大荣耀！……郦公，还有更大荣耀在后头呢！——适才听君介绍了张良，我才知道这张良是多大一颗智星！如果能将张良请来运筹帷幄，沛公岂不就是得到了百万雄兵？沛公得此能人，兴奋之余，自然又会对你加官晋爵，这难道不是即将到来的新喜吗？”
郦食其没有想到，自己不经意的一番饶舌，能引起萧何这么浓厚的兴趣，但关键问题是要请张良出山。
萧何立即拉上郦食其的手，大声说：“走，我们一同前往，将此事告知沛公！”
郦食其眼珠一转，说：“慢！何公，这件事，你必须仔细想一想，切不可贸然行动！”
萧何驻足，疑虑满面，盯着郦食其，随后不禁大笑起来，说道：“郦公说哪里话来，我萧何做事，从来都是深思熟虑，再付诸行动，决不会草率为之。”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这件事，你就有点失算咯！”
听郦食其如此说话，萧何感到事有蹊跷，郦公是话里有话呀！于是，萧何冷静问道：“怎么，我欲举荐张良，我做得不对么？”
郦食其见问，便担忧地说道：“何公，你把张良请到沛公帐下，做什么事呢，时下沛公不是有你和我吗？”
萧何摆摆手，回答道：“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就难以折断啦！广纳人才，这是沛公的一贯主张。如今遇此良才，我等自然要极力向沛公推荐。”
萧何如此宽容大度，一点不为自己着想，使得郦食其更加担心起来：“何公，话虽是如此说！……可是，你一心一意，为着沛公的事业着想，但你为自己想了没有呢？”
萧何不解地问道：“为自己想什么？”
“所谓‘一山不能藏二虎’，这句话的意思，难道你不懂！”
萧何不由豪爽一笑，回答说：“那我就不做老虎，愿做兔子，愿做绵羊！”
郦食其说：“想当年，庞涓和孙膑都是鬼谷子的学生，他们同事魏文侯，而庞涓奸险狡诈，使尽阴谋诡计，致孙膑残疾。后来，孙膑经齐国派人营救，才得以离开魏国。这说明，这人与人，不论关系怎么好，到时候，难免也会水火不容。如此前车之鉴，何公不可不知，不可不虑！”
萧何却不以为然地说：“像庞涓这样的小人，毕竟不会太多，大多数的，只是有些缺点罢了。例如廉颇就是那种有点小缺点的好人。如果遇到了廉颇那样的人该如何办呢？我们就来效仿蔺相如吧！宽怀忍让，大局为重，自然就能互相了解，自然就能和睦相处了。当年的赵国，就是因为有了蔺相如和廉颇携手，秦国、晋国才不敢随便欺侮！我等就应该效法这些古贤前辈啊！”
郦食其于是便跟着随萧何，来到刘邦营中。
郦食其和萧何，就把张良其人其事给讲了一遍。
刘邦似乎有点糊涂，疑惑问道：“你们刚才说的是谁呀？”
萧何回答说：“张良。”
刘邦从来也不知这个名字，又问道：“张良是谁？”
郦食其在一旁回答说：“此人祖辈，五世相韩，曾受异人传授。如今天下大乱，韩国也已经拉起一支小小队伍，张良便是这队伍的头目。沛公若是得到此人匡辅，行军布阵，运筹帷幄，奇计良策，必然叠叠而出，不愁秦之不破也！”
刘邦听对郦食其说：“先生，此人既已相韩，怎么会归附于我呢？”
郦食其不禁也犹豫起来：“是啊，是啊。……沛公所言极是，要把张良搬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也正为此事发愁呢！”
萧何在一旁，却显得胸有成竹：“这事我倒觉得不难。”
刘邦急切地问：“快说，你有什么办法？”
萧何回答说：“只要沛公修书一封，差人送往韩国，就说今起兵伐秦，为诸侯报仇，急需补充粮草，向韩国借粮五万石。而韩国地盘小，不过一县之大，自然拿不出五万石粮，那么，他们自然会派人前来商量的。”
刘邦点点头，随后却又想起什么，问道：“如果韩王不派张良，而派另外的人来呢？”
郦食其略略思考一下，说：“这个，我有办法。”
萧何思考问题从来就求一个周密，急忙问道：“你有什么办法？”
郦食其拿起酒葫芦，故意傲慢地说：“张良我倒是能保证把他诱来，只是……”
“只是什么？”萧何见郦食其说到一半停顿下来，连忙催问。
郦食其回答说：“只怕我诱他来了，你们却留他不住！”
萧何坚定地说：“你能诱来，沛公和我就能把他留住！”
#长津湖# #易烊千玺在零下30度的片场睡着#【独家专访|林超贤揭秘长津湖幕后：“最煎熬”的一次拍摄经历】#长津湖[超话]# #长津湖已打破8项影史纪录#
@电影长津湖 终于上映了，巨额的投资+超级巨星的阵容+豪华的导演班底，让人无法不期待。
影片的质量如何？能否承担起救市的重任？本刊独家专访了@林超賢 导演，从评价与解答两个方面，希望让您对这部电影会有更多的了解。
[加油]“最煎熬”的一次拍摄经历
从《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到《紧急救援》，导演林超贤素来擅长将动作元素融于主旋律电影之中。此次作为导演之一加盟献礼片《长津湖》，林超贤负责的部分几乎都是“硬骨头”：大场面、多特效、远处轰炸、近身肉搏。尽管拍摄此类作品的经验丰富，但《长津湖》带给林超贤的考验空前巨大。
《长津湖》以抗美援朝中长津湖战役为背景，林超贤坦言刚接下这部戏时，自己对这段历史的理解还不够深，于是发动整个团队去搜集资料，将与抗美援朝战争中东线部分相关的纪录片、电影、电视剧全部看完，并请来专业的军事顾问，研究志愿军的作战方式、军令、军衔等细节。
他透露，这是其从业以来“最煎熬”的一次拍摄经历：两个半月完成筹备、78 天完成拍摄，天气冷到全身贴满 10 个暖包，更是为一个坦克的镜头守了一个月的日落，片场的种种惊心动魄犹如“战场”。
[加油]时间紧、任务重，从筹备到开拍仅两个半月
2020年末，正在忙着宣传电影《紧急救援》的林超贤接到《长津湖》项目，计划一个月后开机。“当时我非常担心，一直都不敢答应。”林超贤认为那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他两位导演已经开始（筹备）了很久，是2019年头开始（筹备）的。”
三位导演中，陈凯歌主要执导文戏部分，徐克拍摄的段落主要集中在影片的尾声，中间的不少动作和特效场面则由林超贤来负责，包括仁川港登陆、轰炸三八线、美军狼林山脉搜索志愿军、血战乱石滩、民宅遭遇战等重场戏。
“临危受命”的林超贤深知拍摄难度之大，第一反应便是要组建一支足够强大的团队。与其合作了20年有余的制片人梁凤英立刻召集最熟悉的班底，用半个月的时间敲定所有人员，这才让林超贤有了信心。
梁凤英向记者透露，此前她与林超贤合作的电影，完整的制作周期是12-18个月，筹备期要半年。而《长津湖》从她“吹起冲锋号”投入筹备到开拍仅花了两个半月，拍摄历时78天，此外共有1671个特效镜头需要在映前赶制，可谓是挑战时间极限。
第二大挑战在于空间。
《长津湖》中林超贤导演部分的取景地分散在河北西北部，剧组需要辗转各地。在严寒、大风的恶劣气候下，剧组各个部门的效率都会受到影响，军营帐篷的布景甚至一度被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吹烂。
“一天只能拍十几个镜头，以前我可以拍四五十个。”林超贤说，为了御寒，自己会在全身贴满10个暖包。
此外，尚未结束的新冠疫情也对剧组的运转造成了一定限制。从境外赶来的工作人员必须按规定隔离21天，主创团队最初只能靠视频通话来开会。林超贤透露，自己在最开始也是通过线上会议与陈凯歌、徐克两位导演进行沟通。
被问及如何让三位导演的个人风格得以统一，林超贤向记者解释道，三位导演拍摄的戏份相对独立，有着不一样的地理环境和情节氛围，既能发挥各自的特色，过渡起来又会自然合理。
[加油]追求真实感，坦克冲进民宅并非特效
林超贤拍动作片素来追求真实感。为此，他首先对《长津湖》总计13万字的剧本进行了调整和加工，进一步细化、设计动作场景，将文学性的描述落地为符合逻辑且可拍摄的镜头语言。
比如“志愿军入朝遭轰炸”这场重头戏，剧本上原本写的是：火车停在桥上，战士们发现敌机后下车躲避，许多人被炸到血肉横飞，场面十分惨烈。
林超贤用桌上的餐具示意，摆出火车、桥与敌机的相对位置，向记者指出这个设定的落实难度：“首先，火车停在桥上面，火车跟桥之间有多少空间？如果整列火车的人都下车，大家都挤在一起动不了，怎么跑？如果飞机真的已经来炸桥了，你能跑得掉吗？”
基于此般考虑，林超贤从实战的逻辑重新设置这个场景：火车停在路面的铁轨上，车上的战士们看到远处发生了炸桥，于是集体下车躲避。如此一来，留给志愿军们躲避的时间和空间是充分的，但在敌机轰炸下逃命的过程又充满紧张的氛围，让这场戏具有了非常大的能量。
此外，片中有一个坦克从山上冲进民宅的场面令人震撼，林超贤透露该镜头并非特效，而是实拍，为了拍摄到最佳效果，自己带着剧组“死磕”了一个月。
“我们要怎么把地形弄到可以让坦克俯冲，但是又不能失控，然后必须要让它在我们指定的路线去穿过那些房子？前期要做很多试验和测量。”林超贤说，“房子是用真材实料搭的，因为要让观众看着很有冲击力，所以我们加固了那些房子。但是加固了房子，就必须要加强坦克的钢板，然后坦克又太重，结果要改它的引擎。”
这场坦克戏发生在夜晚，但山上地势复杂、较难打光。而如果将其放在白天拍摄、靠后期调暗，画面又会显得不真实。林超贤最后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在每天太阳刚下山、尚有余光的那15分钟进行拍摄。
为了抓住时机，剧组会在每天下午日落前的4个小时开始准备，提前布置好所有机器、做好安全检查，等待光线到达合适的亮度便开拍。有时遇到天气突变，光线的明暗程度会受到影响，剧组必须随时待命，做好拍摄准备，“感觉就是像在打仗一样”。
[加油]新老演员表现亮眼，@吳京 “真的很厉害”
谈及演员的表现，林超贤的语气柔和了下来，直言与吴京、易烊千玺、李晨、朱亚文等一众演员的合作“很顺利”。
林超贤告诉记者，“老戏骨”吴京拍摄动作戏的经验丰富，拍《长津湖》期间他脚上的旧伤有复发的迹象，但丝毫没有影响到表演。吴京在片场还会帮助沟通不便的外国演员，教他们如何动手、如何拿捏力量。
令林超贤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一场爆破戏，一名新人演员与吴京需要先后跳到两个指定位置趴下，然而新人演员意外地错占了吴京的位置。此时吴京迅速做出反应，“他在空中把自己一条腿抬高，落到地上后没有压到他身上，最后两个人都安全了。”林超贤称赞道，“他真的很厉害。”
相比之下，#易烊千玺[超话]# 则是“一张白纸”似的新人。林超贤对其亦颇为欣赏，“我很喜欢他，他拍戏是很踏实的态度，而且他比较‘简单’，所以才会准确。”#易烊千玺长津湖[超话]#
所谓的“简单”，是指该演员能够在某个情境下做出自然的反应。比如与战友结识时眼神中的关怀、目睹战友牺牲后的悲痛，@TFBOYS-易烊千玺 直接地表达情感，而不会有太多的预设或顾虑。
林超贤还透露，易烊千玺在片场虽然很少说话，但对于角色的理解十分精准，心中非常清楚伍万里是个怎样的人。@易烊千玺JacksonYee工作室
在故事的开始，伍万里是个顽劣的乡村少年，喜欢用石子“打水漂”。为了呼应这个爱好，林超贤特别在中美遭遇战中为伍万里设计了一场“投弹戏”。向敌军投弹成功，也标志着这个角色从一个调皮的男孩成长为了一名真正的战士。
伍万里第一次投手雷时，他成功地让手雷在敌方上空爆炸。此时，镜头给万里面部特写，他的神情有些“懵”，而这恰恰是林超贤觉得这个人物在当时该有的状态。“他的表情就是，自己做了什么都不知道的那种感觉，他的表演很准确。”
除了主演外，其他演员的表现也让林超贤感到惊喜。在他设计的“血战乱石滩”这场戏中，为了充分展现志愿军作战群像，林超贤将实拍与特效结合，用全新的方式做了一个特别的长镜头，让观众几乎找不到剪接痕迹。
看到这场戏初剪效果后，林超贤深受感动，“几个主要演员的动作是指定的，但前线还有很多其他队员，拿着枪准备拼了，你或许不认识他们，但那种坚定的眼神会让人感觉非常真实。”
从精神到体力，《长津湖》被林超贤称为“最煎熬”的一次拍摄经历。最终他与工作人员用强大的信念支撑了下来，而其中也不乏新鲜的体验：贴暖包、守日落、架铁轨……辛苦的同时也乐在其中，因为他坚信：做电影应当不断探索突破，而非重复自己。
“如果总炒一个菜的话，你的人生没有回味”。采访的最后，林超贤如是说。（来源：南都娱乐 ）#深圳老兵回忆长津湖战役# https://t.cn/A6MI4DLb
@电影长津湖 终于上映了，巨额的投资+超级巨星的阵容+豪华的导演班底，让人无法不期待。
影片的质量如何？能否承担起救市的重任？本刊独家专访了@林超賢 导演，从评价与解答两个方面，希望让您对这部电影会有更多的了解。
[加油]“最煎熬”的一次拍摄经历
从《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到《紧急救援》，导演林超贤素来擅长将动作元素融于主旋律电影之中。此次作为导演之一加盟献礼片《长津湖》，林超贤负责的部分几乎都是“硬骨头”：大场面、多特效、远处轰炸、近身肉搏。尽管拍摄此类作品的经验丰富，但《长津湖》带给林超贤的考验空前巨大。
《长津湖》以抗美援朝中长津湖战役为背景，林超贤坦言刚接下这部戏时，自己对这段历史的理解还不够深，于是发动整个团队去搜集资料，将与抗美援朝战争中东线部分相关的纪录片、电影、电视剧全部看完，并请来专业的军事顾问，研究志愿军的作战方式、军令、军衔等细节。
他透露，这是其从业以来“最煎熬”的一次拍摄经历：两个半月完成筹备、78 天完成拍摄，天气冷到全身贴满 10 个暖包，更是为一个坦克的镜头守了一个月的日落，片场的种种惊心动魄犹如“战场”。
[加油]时间紧、任务重，从筹备到开拍仅两个半月
2020年末，正在忙着宣传电影《紧急救援》的林超贤接到《长津湖》项目，计划一个月后开机。“当时我非常担心，一直都不敢答应。”林超贤认为那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他两位导演已经开始（筹备）了很久，是2019年头开始（筹备）的。”
三位导演中，陈凯歌主要执导文戏部分，徐克拍摄的段落主要集中在影片的尾声，中间的不少动作和特效场面则由林超贤来负责，包括仁川港登陆、轰炸三八线、美军狼林山脉搜索志愿军、血战乱石滩、民宅遭遇战等重场戏。
“临危受命”的林超贤深知拍摄难度之大，第一反应便是要组建一支足够强大的团队。与其合作了20年有余的制片人梁凤英立刻召集最熟悉的班底，用半个月的时间敲定所有人员，这才让林超贤有了信心。
梁凤英向记者透露，此前她与林超贤合作的电影，完整的制作周期是12-18个月，筹备期要半年。而《长津湖》从她“吹起冲锋号”投入筹备到开拍仅花了两个半月，拍摄历时78天，此外共有1671个特效镜头需要在映前赶制，可谓是挑战时间极限。
第二大挑战在于空间。
《长津湖》中林超贤导演部分的取景地分散在河北西北部，剧组需要辗转各地。在严寒、大风的恶劣气候下，剧组各个部门的效率都会受到影响，军营帐篷的布景甚至一度被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吹烂。
“一天只能拍十几个镜头，以前我可以拍四五十个。”林超贤说，为了御寒，自己会在全身贴满10个暖包。
此外，尚未结束的新冠疫情也对剧组的运转造成了一定限制。从境外赶来的工作人员必须按规定隔离21天，主创团队最初只能靠视频通话来开会。林超贤透露，自己在最开始也是通过线上会议与陈凯歌、徐克两位导演进行沟通。
被问及如何让三位导演的个人风格得以统一，林超贤向记者解释道，三位导演拍摄的戏份相对独立，有着不一样的地理环境和情节氛围，既能发挥各自的特色，过渡起来又会自然合理。
[加油]追求真实感，坦克冲进民宅并非特效
林超贤拍动作片素来追求真实感。为此，他首先对《长津湖》总计13万字的剧本进行了调整和加工，进一步细化、设计动作场景，将文学性的描述落地为符合逻辑且可拍摄的镜头语言。
比如“志愿军入朝遭轰炸”这场重头戏，剧本上原本写的是：火车停在桥上，战士们发现敌机后下车躲避，许多人被炸到血肉横飞，场面十分惨烈。
林超贤用桌上的餐具示意，摆出火车、桥与敌机的相对位置，向记者指出这个设定的落实难度：“首先，火车停在桥上面，火车跟桥之间有多少空间？如果整列火车的人都下车，大家都挤在一起动不了，怎么跑？如果飞机真的已经来炸桥了，你能跑得掉吗？”
基于此般考虑，林超贤从实战的逻辑重新设置这个场景：火车停在路面的铁轨上，车上的战士们看到远处发生了炸桥，于是集体下车躲避。如此一来，留给志愿军们躲避的时间和空间是充分的，但在敌机轰炸下逃命的过程又充满紧张的氛围，让这场戏具有了非常大的能量。
此外，片中有一个坦克从山上冲进民宅的场面令人震撼，林超贤透露该镜头并非特效，而是实拍，为了拍摄到最佳效果，自己带着剧组“死磕”了一个月。
“我们要怎么把地形弄到可以让坦克俯冲，但是又不能失控，然后必须要让它在我们指定的路线去穿过那些房子？前期要做很多试验和测量。”林超贤说，“房子是用真材实料搭的，因为要让观众看着很有冲击力，所以我们加固了那些房子。但是加固了房子，就必须要加强坦克的钢板，然后坦克又太重，结果要改它的引擎。”
这场坦克戏发生在夜晚，但山上地势复杂、较难打光。而如果将其放在白天拍摄、靠后期调暗，画面又会显得不真实。林超贤最后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在每天太阳刚下山、尚有余光的那15分钟进行拍摄。
为了抓住时机，剧组会在每天下午日落前的4个小时开始准备，提前布置好所有机器、做好安全检查，等待光线到达合适的亮度便开拍。有时遇到天气突变，光线的明暗程度会受到影响，剧组必须随时待命，做好拍摄准备，“感觉就是像在打仗一样”。
[加油]新老演员表现亮眼，@吳京 “真的很厉害”
谈及演员的表现，林超贤的语气柔和了下来，直言与吴京、易烊千玺、李晨、朱亚文等一众演员的合作“很顺利”。
林超贤告诉记者，“老戏骨”吴京拍摄动作戏的经验丰富，拍《长津湖》期间他脚上的旧伤有复发的迹象，但丝毫没有影响到表演。吴京在片场还会帮助沟通不便的外国演员，教他们如何动手、如何拿捏力量。
令林超贤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一场爆破戏，一名新人演员与吴京需要先后跳到两个指定位置趴下，然而新人演员意外地错占了吴京的位置。此时吴京迅速做出反应，“他在空中把自己一条腿抬高，落到地上后没有压到他身上，最后两个人都安全了。”林超贤称赞道，“他真的很厉害。”
相比之下，#易烊千玺[超话]# 则是“一张白纸”似的新人。林超贤对其亦颇为欣赏，“我很喜欢他，他拍戏是很踏实的态度，而且他比较‘简单’，所以才会准确。”#易烊千玺长津湖[超话]#
所谓的“简单”，是指该演员能够在某个情境下做出自然的反应。比如与战友结识时眼神中的关怀、目睹战友牺牲后的悲痛，@TFBOYS-易烊千玺 直接地表达情感，而不会有太多的预设或顾虑。
林超贤还透露，易烊千玺在片场虽然很少说话，但对于角色的理解十分精准，心中非常清楚伍万里是个怎样的人。@易烊千玺JacksonYee工作室
在故事的开始，伍万里是个顽劣的乡村少年，喜欢用石子“打水漂”。为了呼应这个爱好，林超贤特别在中美遭遇战中为伍万里设计了一场“投弹戏”。向敌军投弹成功，也标志着这个角色从一个调皮的男孩成长为了一名真正的战士。
伍万里第一次投手雷时，他成功地让手雷在敌方上空爆炸。此时，镜头给万里面部特写，他的神情有些“懵”，而这恰恰是林超贤觉得这个人物在当时该有的状态。“他的表情就是，自己做了什么都不知道的那种感觉，他的表演很准确。”
除了主演外，其他演员的表现也让林超贤感到惊喜。在他设计的“血战乱石滩”这场戏中，为了充分展现志愿军作战群像，林超贤将实拍与特效结合，用全新的方式做了一个特别的长镜头，让观众几乎找不到剪接痕迹。
看到这场戏初剪效果后，林超贤深受感动，“几个主要演员的动作是指定的，但前线还有很多其他队员，拿着枪准备拼了，你或许不认识他们，但那种坚定的眼神会让人感觉非常真实。”
从精神到体力，《长津湖》被林超贤称为“最煎熬”的一次拍摄经历。最终他与工作人员用强大的信念支撑了下来，而其中也不乏新鲜的体验：贴暖包、守日落、架铁轨……辛苦的同时也乐在其中，因为他坚信：做电影应当不断探索突破，而非重复自己。
“如果总炒一个菜的话，你的人生没有回味”。采访的最后，林超贤如是说。（来源：南都娱乐 ）#深圳老兵回忆长津湖战役# https://t.cn/A6MI4DLb
【他们的工作，告诉你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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