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赛新闻】硬核创新，科技赋能！第八届浙江省“火炬杯”首场行业决赛在安吉正式打响！✨
9月1日至9月2日，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浙江赛区暨第八届浙江省“火炬杯”创新创业大赛首场行业决赛——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决赛在安吉拉开序幕。来自31位专注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双创精英同台竞技，各展风采。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孙旭东，之江实验室人工智能研究院跨媒体智能研究中心主任、博士李太豪，浙江火炬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杨更生，中共安吉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宋波，湖州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罗芳，湖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曾云峰，安吉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长三角（湖州）产业合作区管委会副主任管永丰，安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张昕，安吉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高安兵出席启动仪式。
安吉县各镇街平台代表、招商平台代表、投资机构代表、参赛代表及新闻媒体代表等120余人到场。
聚焦产业·打造双创高地
作为本次新一代电子信息行业专场决赛承办地，安吉县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将产业和生态融合发展，呈现出高质量发展的态势。中共安吉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宋波在致辞中表示，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同时，安吉始终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以争创国家创新型县为牵引，深入实施人才强县、创新强县首位战略，积极推进人才科技与产业发展相融合，持续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
“浙江是一方创新创业的热土，近年来坚持把创新强省作为首位战略、核心支撑，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投入、搭平台、聚人才、优环境，科技创新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创新型省份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孙旭东在致辞中表示，希望此次借助安吉这片双创的沃土，利用大赛这个施展拳脚的大舞台，可以挖掘和培育一批创业“明星”，碰撞出更多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业态，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改革创新，绿色发展。安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张昕做了安吉营商环境推介。张县长从“安吉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安吉是美丽乡村发源地”、“安吉是绿色发展先行地”等角度介绍安吉，向与会嘉宾和参赛项目代表徐徐展开一幅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创新城市“画卷”。
启动仪式现场还举行了授牌仪式，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浙江赛区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浙江火炬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杨更生向本次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总决赛专场承办单位代表安吉县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家胜授牌。
大咖分享·共探技术发展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数字化、智能化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我国在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已经占据一席之地，产业规模体量全球领先，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经济、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新动能的空间巨大。
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启动仪式上，之江实验室人工智能研究院跨媒体智能研究中心主任、博士李太豪带来了主题演讲《人工智能的一些思考》。李主任在演讲中表示，实现从专用人工智能向通用人工智能的跨越式发展，是下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然趋势。未来，我们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予机器人以人类式的情感，使情感机器人具有识别、理解和表达喜乐哀怒的能力。
启动仪式结束后，各知名企业家、投资专家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发展前景、如何赋能绿色发展以及安吉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趋势和前景等议题展开，分享和探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实践难题和未来发展趋势，以科技创新赋能绿色发展，助推安吉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路演竞逐·共享科技盛宴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是目前国内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质量最好、影响最为广泛的创新创业赛事之一。浙江赛区自今年6月启动报名以来，浙江省共有972家企业报名参赛，报名数在全国37个赛区中排名第七。大赛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七大新兴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作为硬科技，是实现强国发展的重要领域。本次大赛中涌现了很多云计算、5G、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的精英人才和高端项目。杭州优迈科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自主研发的打破欧美“卡脖子”的创新科研成果和独家专利，技术为支撑，研发了国内第一款智能航班决策管理产品；杭州闪易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手机可见光交互技术是先进的物联网基础技术，是目前我国唯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物联网核心基础技术体系；杭州分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所研发的软件机器人——影刀RPA，能模拟人的各种操作，能在任何应用程式上进行鼠标点击、键盘输入、读取信息等自动化操作，帮助员工从重复低效的工作中释放，做更多有价值创造的事情。
“我们公司研发的通用性自主产权大算力模拟内存计算（GP-ACIM）芯片，在相同算力下可以节省十倍以上功耗的超高效能运算，同时还可以基于现有的主流工艺，实现超低功耗&大算力的完美结合，未来还可扩展到更先进制程上，获得更高的效能比。”杭州智芯科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在路演中表示：
比赛现场，选手生动讲演，评委专业点评，观众热情观赛，创造力与技术创新是整场比赛的代名词。大赛采用“8+7”的路演答辩模式展现了各自的科技成果。来自省内知名风投专家、行业技术专家、知名企业家等7名业内大咖组成大赛评审团，根据市场、技术、团队、财务等方向全方面对参赛项目进行评估和指导，并给予参赛企业中肯的建议。
浙江赛智伯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袁智勇在点评环节中表示：“与往届的参赛企业相比，今年的参赛企业更加注重实业与科技的结合，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我也想给所有创业企业三个建议，一是要关注宏观政策的走向，二是不要唯技术至上，也要注重客户的需求，三是企业重视要组织能力和效率的建设。”
大赛组委会还邀请了30位来自内知名创投机构、券商和银行等相关负责人组成投资团，通过现场举牌要求洽谈的模式，将投融资对接直接搬到比赛现场，为参赛企业和资本搭建起了对接桥梁，帮助企业更好更快地成长壮大。
经过激烈角逐，初创组杭州芯云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成长组杭州分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芯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从31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将晋级浙江省“火炬杯”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并将与其他六大领域的优秀企业共同角逐最终的大奖和全国总决赛晋级资格。
优胜企业名单
初创组
杭州芯云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优迈科思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领挚科技有限公司
拟仁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杭州智微易联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香侬慧语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长组
杭州分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芯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智芯科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闪易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健海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数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聚玻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康阔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鑫蜂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惠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园运营是浙江火炬中心近几年围绕创业服务体系建设快速拓展的板块之一，凭借多年政府服务、科技咨询、创业孵化、创业服务积累的资源和优势，以浙商大创业园，浙江省农业科创园、中国（杭州）5G创新谷、浙师大智慧儿童教育创新创业园、火炬高新园区等一批高质量、高水平园区运营为核心，构建形式多样的创业园运营和服务模式，不断完善创业服务生态体系。
9月1日至9月2日，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浙江赛区暨第八届浙江省“火炬杯”创新创业大赛首场行业决赛——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决赛在安吉拉开序幕。来自31位专注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双创精英同台竞技，各展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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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短讯】——玻尿酸可以吃了[思考][思考][思考]
玻尿酸不仅是各大牌化妆品、护肤品的宣传排头兵，甚至还“下沉”到了食品行业。今年1月7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公告表示，批准透明质酸钠为新食品原料，可应用于普通食品添加。
于是，华熙生物将目光投向了新消费。
今年1月22日，华熙生物推出国内首个玻尿酸食品品牌“黑零”；3月，其又推出透明质酸饮品品牌“水肌泉”。
#医美# [金牌]#玻尿酸# [金牌]#杭州菁华医美#
玻尿酸不仅是各大牌化妆品、护肤品的宣传排头兵，甚至还“下沉”到了食品行业。今年1月7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公告表示，批准透明质酸钠为新食品原料，可应用于普通食品添加。
于是，华熙生物将目光投向了新消费。
今年1月22日，华熙生物推出国内首个玻尿酸食品品牌“黑零”；3月，其又推出透明质酸饮品品牌“水肌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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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办医失败样本：负债17亿，首都医疗集团最终破产
——最初估值约25亿，到最后打骨折变为2个多亿，首都医疗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疑问][疑问]
若不是此次出让股权的新闻，很多人可能未曾听说过首都医疗集团（下简称“首都医疗”）的名字。
作为7年前最早一批投资社会办医的“国字军”，首都医疗集团曾被寄予突破体制的厚望，令对手们又爱又恨。
然而，尽管拥有国资身份和良好政府关系、步入妇婴、养老和骨科等吸金赛道，却无法让它走得更远。
因连续亏损多年，总负债17亿，首都医疗不得不以2.6亿的底价卖身。7月中旬，首都医疗73.13%的股权受让方已确定，具体情况暂未对外公布。
“主业不聚焦、投资亏损严重”是官方为首都医疗做出的“诊断”。
但也许从最开始，这条带有实验色彩，既不同于公立医院，也不同于民营医院的“国资办医”道路，就面临着复杂政策系统的重重掣肘。
[星星]医疗“巨塔”仅剩残垣断壁
时间回到2012年。彼时，让民营医院充当“鲶鱼”，倒逼公立医院改制，是一度流行的医改药方。虽然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部鼓励社会办医的文件，但阻力一直存在。
私人资本后继乏力，使实力更雄厚的国有资本也盯上了社会办医这块蛋糕。华润、中信、北大医疗等企业纷纷涌入，开始布局综合医院与公立医疗机构。
与第一梯队的竞争对手不同，首都医疗集团自诞生伊始，就选择了差异化的专科发展之路。
2014年，首医集团由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北京国资）成立，注册资本10亿元。
北京国资曾承接奥运场馆建设。2012年，其踏入高端医疗领域，分别筹建、收购了爱育华妇儿医院和英智康复医院。之后北京国资将此前积累的全部医疗资源“打包”装进首都医疗。
成立的第二年，首都医疗又引入深圳前海光大作为战略投资者，增资5.49亿元，注册资本扩为13.67亿元。
自此，首都医疗在股权结构上确立了市属国企控股、央企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结构。
首都医疗闪闪发光的背景，曾让同行们“又爱又恨”。一位接近首都医疗的业内人士曾表示，“爱的是希望他们真的能推进政策进程，怕的是他们抢走所有人的饭碗。”
短短3年，首都医疗迅速扩张版图。
英智康复医院开始集团化、连锁化发展，在国内建设多家机构。
北京爱育华妇儿医院在亦庄开业，请来原北京儿童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医院所长范茂槐担任院长；原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陈宝英担任副院长。
国内唯一一家中医儿科的北京惠民中医儿童医院也纳入集团。此外，首都医疗还以特许经营方式与海淀妇幼医院签署合作新建新海淀妇幼医院。
首都医疗的迅速扩张与国资背景不无关系。
首都医疗第二任副总裁隋国平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坦言，在与地方政府打交道时，国企性质的社会资本确实存在优势。“特别是魏则西事件以后，民营医院被贴上某种标签，很多民营医疗资本比以前更愿意上国有资本的‘船’了。”
除大举扩张外，首都医疗还可以推动政策发布。2016年4月出台的《北京市公立医院特许经营管理指南》，首都医疗就在背后起了关键作用。
在已有布局基础上，隋国平为首都医疗规划了一张“塔型医疗网络”的蓝图。
（见图1：塔型医疗网络示意图，图源：首都医疗公众号）
塔型网络从底部到顶端，范围依次扩张，分别为：五环内社区医疗、环五环医疗圈、京津冀医疗圈、境外医疗和旗舰综合医院。
之所以划立五环为边界，是因为2015年北京开始疏解非首都功能，不少此前在五环内运营的医院都搬迁至五环外。
北京市医管局也规定，五环内不允许新建医院。竞争对手和公立医院们都在二环三环，而首都医疗只能把医院建到五环以外。
因此，在五环内，首都医疗主打基层康复，五环外则以特许经营、技术合作等方式与海淀妇幼保健院、积水潭国际骨科医院等多家医院合作。
首都医疗还尝试将势力拓展至全国甚至境外，投资了香港最大的门诊连锁服务网络——香港盈健医疗，并试图收购美国某质子治疗中心，进军肿瘤治疗。
（见图2：首都医疗股权架构，图源：每日经济新闻，下同）
令人眼花缭乱的业务线，映射出投资逻辑的混乱。首都医疗在多个赛道的涉足，并没有迎来预想的结果。
以负债占比最高的爱育华医院为例，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该院在开业第一年借款规模就达10亿元，固定资产投入也有10亿元，建筑面积为7.3万平方米，设计床位300张。
首都医疗采用借新还旧的方式，借款规模逐渐攀升，截止2020年，借款16亿元，年度利息折旧规模1.16亿元。
虽然爱育华医院后期营收不断扩大，由2016年的6905万元增长至2019年的1.56亿元，但资不抵债的困境依然严峻，投资人也没有耐心再等待下去。
此外，首都医疗投资的惠民医院、首医优合、骨科医院等项目也因疫情影响、地价提高、拖欠租金等原因烂尾。曾经设想的“医疗巨塔”，如今已只剩断壁残垣。
其中，骨科医院未批先建，收到环保处罚后一直停工，没有做过医院业务。2019年，骨科医院变身“包租公”，将租来的楼层对外转租。无奈疫情突袭，租户未按时缴纳房租，骨科医院也没有及时向物业产权方交租。
最终骨科医院因拖欠租金被起诉，目前转为待处置状态。
（见图3）
（见图4）
2020年11月，北京市委第十轮巡视的反馈意见指出，北京国资公司主责主业不聚焦，健康医疗等行业投资亏损严重，要求加快推进首都医疗集团退出工作。
惠宏医疗管理集团战略业务部总经理、广东省现代医院管理研究所战略管理高级研究员谭如雷告诉“医学界”，除了妇婴、养老和骨科三类业务重心不明显、主业不聚焦外，首都医疗还存在产业协同不强的问题。
“对于医疗集团来说，发挥规模优势和降低交易成本是非常重要的。规模大可以带来各类采购议价压低成本，同时产业间高度协同性也能带来成本降低。
例如，医疗集团内部医疗服务产业和药品、器械产业之间有效协同，或者医疗产业和围绕医疗配套业务之间有效协同。相较于外部合作，在集团内部协作交易成本更低，可以实现边际效益递增。
对于首都医疗集团来说，虽然妇婴、养老和骨科赛道都很吸金，但是很难找到几类业务间有效协同点，集团规模优势未有效发挥。”谭如雷说。
[星星]多次自救无果，国资办医困局何解？
除主业不聚焦等内部因素外，首都医疗还面临外部的多种压力。“一只脚迈进市场经济，另一只脚还留在计划经济”的扭曲制度，也许是其办医失败的根本原因。
首都医疗第一任副总裁张哲曾在2016年对《南方周末》坦承，很多同行觉得首都医疗“背靠大树”，实际上是甘苦自知。
“卫计委有自己的思路，发改委有自己的思路，国务院有它的思路，多部门监管、多部分投入医改，每个部门有它的思路。”张哲说。
从政府角度来看，首都医疗需要承担起缓解北京大城市病的责任，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其还要同时兼顾疏解非首都功能、医改与投资，压力自然不言而喻。
2017年，隋国平曾向《北京商报》表示，从疏解方面来看，不少公立医院搬至五环外之后，还能凭借常年积累的口碑带动患者前往就诊。但社会办医只有走依靠设备、专家、营销等专科化发展，才能赢得更多生存空间，但发展起来各有难点。
另外，即使首都医疗推动了公立医院特许经营政策的出台，但在与公立医院合作时，依然面临市场化与非市场化主体的诉求不同的问题。
“我们觉得非常复杂，甚至不知道交易对手是谁。”隋国平表示：“起初，我们以为交易对手是合作的公立医院，后来发现不是。也不是医管局、卫计委。它们是政府部门，不是法人，更不能提供担保增信。”
此外，土地、物业规划、环评等配套政策落地速度较为缓慢，也限制了首都医疗的发展。
早在2014年，北京相关部门针对国资办医面临的问题曾提出过两套方案：
一是参考上海，将医管局改制，对市级公立医疗机构的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
二是在国资体系下成立一个法人企业主体，通过PPP等模式进行融资。
两套方案，一个偏向政府监管，另一个趋于市场竞争。虽然首都医疗也曾尝试PPP、托管等模式，但本质上还是走了前者的路，这也为后来的衰落埋下伏笔。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7年内首都医疗曾多次自救，对接包括华润医疗、凤凰医养、同仁堂集团、国药集团等在内的十几家机构，试图走出亏损泥潭，却屡试屡败。
医库软件董事长涂宏钢告诉“医学界”，首都医疗卖不出去是因为要价太高，这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有关。因其要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以增值或者净资产为作价依据，不考虑市场情况。“所以，首都医疗最初估值约25亿，到最后打骨折变为2个多亿，一直没有人敢拍板做决策，直到最后亏损到严重资不抵债，只能以这个价格卖出。”
涂宏钢还认为，首都医疗的结构从一开始就面临问题，它并不是独立的市场运营，其混合制带有一定行政探索的色彩，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运营原则，会出现流程繁琐、尾大不掉等“大企业病”。在最初基建时敢于重投入，但包括体系、客户引流和品牌塑造等软资产领域却不肯投入。
同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的“保值增值”的责任，和医疗长线投资的逻辑可能存在矛盾。
“一般来讲，投资医院要忍耐五年的亏损，这是很正常的。首都医疗基建全部采用自建，而医教研用地的资产并不会增值，也没有其他用途，所以和一般商业地产项目没法比较。该集团出现了巨额的短债长投，无法应对固定资产投入和经营的现金流。借新还旧导致债券越滚越大，最后资不抵债。”涂宏钢说。
首都医疗面临的种种困境，也是国资办医的缩影。
对于之后的接盘者来说，如何界定清晰的权责利关系、保证资产稳定、做出灵活的市场决策、实现业务聚焦，或许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最初估值约25亿，到最后打骨折变为2个多亿，首都医疗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疑问][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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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拥有国资身份和良好政府关系、步入妇婴、养老和骨科等吸金赛道，却无法让它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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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首医集团由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北京国资）成立，注册资本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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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的第二年，首都医疗又引入深圳前海光大作为战略投资者，增资5.49亿元，注册资本扩为13.67亿元。
自此，首都医疗在股权结构上确立了市属国企控股、央企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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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爱育华妇儿医院在亦庄开业，请来原北京儿童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医院所长范茂槐担任院长；原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陈宝英担任副院长。
国内唯一一家中医儿科的北京惠民中医儿童医院也纳入集团。此外，首都医疗还以特许经营方式与海淀妇幼医院签署合作新建新海淀妇幼医院。
首都医疗的迅速扩张与国资背景不无关系。
首都医疗第二任副总裁隋国平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坦言，在与地方政府打交道时，国企性质的社会资本确实存在优势。“特别是魏则西事件以后，民营医院被贴上某种标签，很多民营医疗资本比以前更愿意上国有资本的‘船’了。”
除大举扩张外，首都医疗还可以推动政策发布。2016年4月出台的《北京市公立医院特许经营管理指南》，首都医疗就在背后起了关键作用。
在已有布局基础上，隋国平为首都医疗规划了一张“塔型医疗网络”的蓝图。
（见图1：塔型医疗网络示意图，图源：首都医疗公众号）
塔型网络从底部到顶端，范围依次扩张，分别为：五环内社区医疗、环五环医疗圈、京津冀医疗圈、境外医疗和旗舰综合医院。
之所以划立五环为边界，是因为2015年北京开始疏解非首都功能，不少此前在五环内运营的医院都搬迁至五环外。
北京市医管局也规定，五环内不允许新建医院。竞争对手和公立医院们都在二环三环，而首都医疗只能把医院建到五环以外。
因此，在五环内，首都医疗主打基层康复，五环外则以特许经营、技术合作等方式与海淀妇幼保健院、积水潭国际骨科医院等多家医院合作。
首都医疗还尝试将势力拓展至全国甚至境外，投资了香港最大的门诊连锁服务网络——香港盈健医疗，并试图收购美国某质子治疗中心，进军肿瘤治疗。
（见图2：首都医疗股权架构，图源：每日经济新闻，下同）
令人眼花缭乱的业务线，映射出投资逻辑的混乱。首都医疗在多个赛道的涉足，并没有迎来预想的结果。
以负债占比最高的爱育华医院为例，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该院在开业第一年借款规模就达10亿元，固定资产投入也有10亿元，建筑面积为7.3万平方米，设计床位300张。
首都医疗采用借新还旧的方式，借款规模逐渐攀升，截止2020年，借款16亿元，年度利息折旧规模1.16亿元。
虽然爱育华医院后期营收不断扩大，由2016年的6905万元增长至2019年的1.56亿元，但资不抵债的困境依然严峻，投资人也没有耐心再等待下去。
此外，首都医疗投资的惠民医院、首医优合、骨科医院等项目也因疫情影响、地价提高、拖欠租金等原因烂尾。曾经设想的“医疗巨塔”，如今已只剩断壁残垣。
其中，骨科医院未批先建，收到环保处罚后一直停工，没有做过医院业务。2019年，骨科医院变身“包租公”，将租来的楼层对外转租。无奈疫情突袭，租户未按时缴纳房租，骨科医院也没有及时向物业产权方交租。
最终骨科医院因拖欠租金被起诉，目前转为待处置状态。
（见图3）
（见图4）
2020年11月，北京市委第十轮巡视的反馈意见指出，北京国资公司主责主业不聚焦，健康医疗等行业投资亏损严重，要求加快推进首都医疗集团退出工作。
惠宏医疗管理集团战略业务部总经理、广东省现代医院管理研究所战略管理高级研究员谭如雷告诉“医学界”，除了妇婴、养老和骨科三类业务重心不明显、主业不聚焦外，首都医疗还存在产业协同不强的问题。
“对于医疗集团来说，发挥规模优势和降低交易成本是非常重要的。规模大可以带来各类采购议价压低成本，同时产业间高度协同性也能带来成本降低。
例如，医疗集团内部医疗服务产业和药品、器械产业之间有效协同，或者医疗产业和围绕医疗配套业务之间有效协同。相较于外部合作，在集团内部协作交易成本更低，可以实现边际效益递增。
对于首都医疗集团来说，虽然妇婴、养老和骨科赛道都很吸金，但是很难找到几类业务间有效协同点，集团规模优势未有效发挥。”谭如雷说。
[星星]多次自救无果，国资办医困局何解？
除主业不聚焦等内部因素外，首都医疗还面临外部的多种压力。“一只脚迈进市场经济，另一只脚还留在计划经济”的扭曲制度，也许是其办医失败的根本原因。
首都医疗第一任副总裁张哲曾在2016年对《南方周末》坦承，很多同行觉得首都医疗“背靠大树”，实际上是甘苦自知。
“卫计委有自己的思路，发改委有自己的思路，国务院有它的思路，多部门监管、多部分投入医改，每个部门有它的思路。”张哲说。
从政府角度来看，首都医疗需要承担起缓解北京大城市病的责任，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其还要同时兼顾疏解非首都功能、医改与投资，压力自然不言而喻。
2017年，隋国平曾向《北京商报》表示，从疏解方面来看，不少公立医院搬至五环外之后，还能凭借常年积累的口碑带动患者前往就诊。但社会办医只有走依靠设备、专家、营销等专科化发展，才能赢得更多生存空间，但发展起来各有难点。
另外，即使首都医疗推动了公立医院特许经营政策的出台，但在与公立医院合作时，依然面临市场化与非市场化主体的诉求不同的问题。
“我们觉得非常复杂，甚至不知道交易对手是谁。”隋国平表示：“起初，我们以为交易对手是合作的公立医院，后来发现不是。也不是医管局、卫计委。它们是政府部门，不是法人，更不能提供担保增信。”
此外，土地、物业规划、环评等配套政策落地速度较为缓慢，也限制了首都医疗的发展。
早在2014年，北京相关部门针对国资办医面临的问题曾提出过两套方案：
一是参考上海，将医管局改制，对市级公立医疗机构的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
二是在国资体系下成立一个法人企业主体，通过PPP等模式进行融资。
两套方案，一个偏向政府监管，另一个趋于市场竞争。虽然首都医疗也曾尝试PPP、托管等模式，但本质上还是走了前者的路，这也为后来的衰落埋下伏笔。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7年内首都医疗曾多次自救，对接包括华润医疗、凤凰医养、同仁堂集团、国药集团等在内的十几家机构，试图走出亏损泥潭，却屡试屡败。
医库软件董事长涂宏钢告诉“医学界”，首都医疗卖不出去是因为要价太高，这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有关。因其要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以增值或者净资产为作价依据，不考虑市场情况。“所以，首都医疗最初估值约25亿，到最后打骨折变为2个多亿，一直没有人敢拍板做决策，直到最后亏损到严重资不抵债，只能以这个价格卖出。”
涂宏钢还认为，首都医疗的结构从一开始就面临问题，它并不是独立的市场运营，其混合制带有一定行政探索的色彩，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运营原则，会出现流程繁琐、尾大不掉等“大企业病”。在最初基建时敢于重投入，但包括体系、客户引流和品牌塑造等软资产领域却不肯投入。
同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的“保值增值”的责任，和医疗长线投资的逻辑可能存在矛盾。
“一般来讲，投资医院要忍耐五年的亏损，这是很正常的。首都医疗基建全部采用自建，而医教研用地的资产并不会增值，也没有其他用途，所以和一般商业地产项目没法比较。该集团出现了巨额的短债长投，无法应对固定资产投入和经营的现金流。借新还旧导致债券越滚越大，最后资不抵债。”涂宏钢说。
首都医疗面临的种种困境，也是国资办医的缩影。
对于之后的接盘者来说，如何界定清晰的权责利关系、保证资产稳定、做出灵活的市场决策、实现业务聚焦，或许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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