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美食# 1950年，汪曾祺从故宫右掖门搬到东单三条，即是今天的协和医院后身儿，豫王府地。暂别了筒子河边卖艺、修头的手艺人，一下子落入北京的平民市侩。住在这里的人，始终围绕着东单菜市场奔生活，那时候的东单，是一片低矮的灰色旧砖民房，其间是几栋1949年前留下的苏式建筑，显得宏伟，又突兀。
此前的汪曾祺对北京多少是有些不适应的，他说北京寻不见葵，贸然间兴起一种叶片尖小，且带紫色的木耳菜，让没见过“世面”的北京人趋之若鹜。北方人终究是不懂得吃的，甚至从未听闻“藠头”，食品商场偶尔从南方运来些新鲜的薤，排队抢购的南方人让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产生出一种莫大的好奇，凡是品尝过藠头的北方同志，闭着眼睛咀嚼不久，便会皱着眉头说：“不好吃，这哪儿有糖蒜好哇。”这会让汪曾祺感到一种失落。
1949年后的北京，有些破败，旧社会沿袭下来的走街吆喝声，穿插于胡同和街道，“哎——萝卜，赛梨来——辣来换……”声音高亮打远，推着自行车驻足街上的汪曾祺，盯着小买卖人，看着他一个个熟练地切开脆生生的萝卜，露出鲜红，不禁想到北京人对它的别称——心里美。
在东单三条住了一阵，汪曾祺似乎从这个朴素的城市中感到了一种荒芜，清末文人笔下的古都，已经被革命的云烟冲淡，诗意荡然无存，在琐事与焦躁的生活场景里，他从大白菜、水萝卜中，嗅到这城中仅有的从容。这是一个正在褪色的城市，灰头土脸的居民，在红墙周围，随着城市，慢慢地开裂，露出鲜红，像这心里美萝卜一样，构成新的北京。
汪曾祺所写的北京菜，大多是用来下饭的家常菜，小菠菜、五香烂蚕豆、扁豆、炒疙瘩、羊蹄、麻豆腐、北豆腐、臭豆腐、鲤鱼，总能让他挑出点儿刺儿来。可唯独对豌豆，他好像情有独钟。
那时的北京四九城，熏炒货摊子林立，堪比今天五步一现的咖啡馆。《异秉》里的王二，也是靠着熏烧生意发的家，炒豌豆和油炸豌豆，是老少咸宜的零嘴儿，二十文、几分钱，便可换来一小包，撒点盐花，边走边嚼，到了家门口，也就消灭干净了。
写了没几段，他便夸耀起南方的豆子来，云南的豌豆尖、四川的豌豆颠、厦门的荷兰甜豌豆是如何在汤中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云云；接下来便是吴兴人与日本人画的豌豆，嫣然可爱，美不可言云云。
当然，汪曾祺对于北京豌豆的喜好，更多的是因为“宫廷豌豆黄”，豌豆熬烂，去皮，澄出细沙，加少量白糖，摊开压扁，切成长方形小块，再用刀割出四小方，装盘上桌。人们用牙签扎着吃它，仿佛老百姓也分到了这宫廷里的一杯羹一样。
国会街（宣武门西大街）因民国时期的建筑用途得名，那是中国首次举国民主尝试的场所，袁世凯、宋教仁、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冯国璋等人均在这里留下足迹，如今这里被划归新华通讯社院内，颇有意味。
五号院的后院，是一个杂院，院里有棵臭椿树，在北京人看来，这多少有点儿不大吉利。汪曾祺搬到这里后，很喜欢注视着那个大杂院里的起居生活，每当他看到院子里的大锅盖被妇女掀起，蒸腾的热气消失后，露出黄澄澄的菜馅窝头时，便会跟老婆叨念：“这窝头，难吃不了。”
待到北京人口中的“猫冬”出现，黄球球变成了黑球球，蒸窝头的老妪躲进了屋，摇煤球的老头儿频走出。梁实秋称“摇煤球是一件大事”，一串骆驼驮着一袋袋的煤末子到家门口，摊在地上，中间做个坑，好倒水，再加预先备好的黄土，随后搅拌起来，做成一大块平整的黑色蛋糕，等煤末子稍稍干凝，像切豌豆黄一样，用铲子在上面横切竖切，切成小方块，铲进筛子。汪曾祺说后院的老头儿，摇煤球的姿势好看，摇出的煤球也甚圆。
在老北京，摇煤球的大体有两类人：一是来自定兴的，摇煤球是他们的祖传手艺；另一类人，则是在特殊时期出现的，他们通常是被打成“右派”的“坏分子”，即便很多年后，小区里装了管道通了气儿，煤气站里还有不少当年被打成“右派”的老员工。在北平，梁实秋看到的是“有的瞧的景致”；在北京，汪曾祺感到，一夜北风寒，大雪将至。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上小学的京剧课时，老师播了《沙家浜》里《智斗》的片段，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出折子戏的作者，对剧中发生的故事也毫无所知，只是觉得那里的场面描写格外生动，七星灶、八仙桌、铜壶煮三江、来的都是客，数字展开了我们对这桌菜的想象。
记得在赏析课时，老师还在闭路电视上播放了京剧《范进中举》，小学生听老生戏，颇感无趣，只记得戏中有一段胡屠夫的念白：“人要富，猪要肥；人要捧，猪要吹；人不富，是穷鬼；猪不肥，腌火腿。”逗得我们前仰后合。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版京剧的作者也是汪曾祺，他散文式的创作中，没有太多冲突，词温意深。
1958年时，汪曾祺被划归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在那里，他把繁重的劳动干得有滋有味，记录下《葡萄月令》和《波尔多液》。
节选自《汪曾祺美食地图：笔下有风土，心里是乡愁》 文 | 黑麦
此前的汪曾祺对北京多少是有些不适应的，他说北京寻不见葵，贸然间兴起一种叶片尖小，且带紫色的木耳菜，让没见过“世面”的北京人趋之若鹜。北方人终究是不懂得吃的，甚至从未听闻“藠头”，食品商场偶尔从南方运来些新鲜的薤，排队抢购的南方人让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产生出一种莫大的好奇，凡是品尝过藠头的北方同志，闭着眼睛咀嚼不久，便会皱着眉头说：“不好吃，这哪儿有糖蒜好哇。”这会让汪曾祺感到一种失落。
1949年后的北京，有些破败，旧社会沿袭下来的走街吆喝声，穿插于胡同和街道，“哎——萝卜，赛梨来——辣来换……”声音高亮打远，推着自行车驻足街上的汪曾祺，盯着小买卖人，看着他一个个熟练地切开脆生生的萝卜，露出鲜红，不禁想到北京人对它的别称——心里美。
在东单三条住了一阵，汪曾祺似乎从这个朴素的城市中感到了一种荒芜，清末文人笔下的古都，已经被革命的云烟冲淡，诗意荡然无存，在琐事与焦躁的生活场景里，他从大白菜、水萝卜中，嗅到这城中仅有的从容。这是一个正在褪色的城市，灰头土脸的居民，在红墙周围，随着城市，慢慢地开裂，露出鲜红，像这心里美萝卜一样，构成新的北京。
汪曾祺所写的北京菜，大多是用来下饭的家常菜，小菠菜、五香烂蚕豆、扁豆、炒疙瘩、羊蹄、麻豆腐、北豆腐、臭豆腐、鲤鱼，总能让他挑出点儿刺儿来。可唯独对豌豆，他好像情有独钟。
那时的北京四九城，熏炒货摊子林立，堪比今天五步一现的咖啡馆。《异秉》里的王二，也是靠着熏烧生意发的家，炒豌豆和油炸豌豆，是老少咸宜的零嘴儿，二十文、几分钱，便可换来一小包，撒点盐花，边走边嚼，到了家门口，也就消灭干净了。
写了没几段，他便夸耀起南方的豆子来，云南的豌豆尖、四川的豌豆颠、厦门的荷兰甜豌豆是如何在汤中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云云；接下来便是吴兴人与日本人画的豌豆，嫣然可爱，美不可言云云。
当然，汪曾祺对于北京豌豆的喜好，更多的是因为“宫廷豌豆黄”，豌豆熬烂，去皮，澄出细沙，加少量白糖，摊开压扁，切成长方形小块，再用刀割出四小方，装盘上桌。人们用牙签扎着吃它，仿佛老百姓也分到了这宫廷里的一杯羹一样。
国会街（宣武门西大街）因民国时期的建筑用途得名，那是中国首次举国民主尝试的场所，袁世凯、宋教仁、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冯国璋等人均在这里留下足迹，如今这里被划归新华通讯社院内，颇有意味。
五号院的后院，是一个杂院，院里有棵臭椿树，在北京人看来，这多少有点儿不大吉利。汪曾祺搬到这里后，很喜欢注视着那个大杂院里的起居生活，每当他看到院子里的大锅盖被妇女掀起，蒸腾的热气消失后，露出黄澄澄的菜馅窝头时，便会跟老婆叨念：“这窝头，难吃不了。”
待到北京人口中的“猫冬”出现，黄球球变成了黑球球，蒸窝头的老妪躲进了屋，摇煤球的老头儿频走出。梁实秋称“摇煤球是一件大事”，一串骆驼驮着一袋袋的煤末子到家门口，摊在地上，中间做个坑，好倒水，再加预先备好的黄土，随后搅拌起来，做成一大块平整的黑色蛋糕，等煤末子稍稍干凝，像切豌豆黄一样，用铲子在上面横切竖切，切成小方块，铲进筛子。汪曾祺说后院的老头儿，摇煤球的姿势好看，摇出的煤球也甚圆。
在老北京，摇煤球的大体有两类人：一是来自定兴的，摇煤球是他们的祖传手艺；另一类人，则是在特殊时期出现的，他们通常是被打成“右派”的“坏分子”，即便很多年后，小区里装了管道通了气儿，煤气站里还有不少当年被打成“右派”的老员工。在北平，梁实秋看到的是“有的瞧的景致”；在北京，汪曾祺感到，一夜北风寒，大雪将至。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上小学的京剧课时，老师播了《沙家浜》里《智斗》的片段，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出折子戏的作者，对剧中发生的故事也毫无所知，只是觉得那里的场面描写格外生动，七星灶、八仙桌、铜壶煮三江、来的都是客，数字展开了我们对这桌菜的想象。
记得在赏析课时，老师还在闭路电视上播放了京剧《范进中举》，小学生听老生戏，颇感无趣，只记得戏中有一段胡屠夫的念白：“人要富，猪要肥；人要捧，猪要吹；人不富，是穷鬼；猪不肥，腌火腿。”逗得我们前仰后合。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版京剧的作者也是汪曾祺，他散文式的创作中，没有太多冲突，词温意深。
1958年时，汪曾祺被划归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在那里，他把繁重的劳动干得有滋有味，记录下《葡萄月令》和《波尔多液》。
节选自《汪曾祺美食地图：笔下有风土，心里是乡愁》 文 | 黑麦
#方志动态# 南京记忆 | 赖国考:（一）赖国的灭亡与赖城的修筑
赖国是个子爵小国。周景王七年，楚伐吴，灭赖，迁赖于鄢，这在《春秋》及《左传》中有记载。
但是，楚伐吴为什么要灭赖，赖和吴是什么关系？古赖国到底在哪里？这些问题到今天并没有确切的答案，仍像谜一样的存在。我不揣浅陋，谈一点看法。
赖国的灭亡与赖城的修筑
周平王东迁以后，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逐渐强盛，开始大规模的土地扩张。到楚成王时（前671——前626），楚吞并诸侯小国，拓地千里，开始与齐、晋等大国争雄。楚庄王时（前613——前592），楚国观兵周郊，问鼎中原，成为中原霸主。春秋中期，楚是华夏大地上最强盛的诸侯国。而此时，处在长江下游的吴国也开始崛起。吴王寿梦（前585——前561在位）即位后，招揽人才，改革内政，交通诸侯，扩张领地，使吴国的势力潜滋暗长，并在公元前570年、548年两次伐楚，挑战楚国的盟主地位。到吴王馀祭时（前547——前530），吴国已经成为与楚国抗衡的东南强国。吴国的崛起加剧了与楚国的矛盾，引发的战争连年不断。
赖国东邻吴国，西邻楚国，处在两个强国之间，在夹缝中苟且生存，最终成了吴楚争战的牺牲品。
一、赖国的灭亡
公元前540年，公子围杀了楚王郏敖，自立为王。这位继任的楚王就是历史上那个“好细腰”的楚灵王。楚灵王即位后就志在伐吴，周景王七年（公元前538年），六月丙午，在申（今河南南阳）会盟诸侯，打着伸张正义的旗号讨伐吴国，——理由是吴国接纳了叛逃的齐相庆封。这一年的秋天，七月，楚灵王率领楚、蔡、陈、许、顿、胡、沈、淮夷八国联军，从申出发，历时一个月抵达吴国边境；八月，活捉了齐相庆封，并杀了他全家；随后又灭掉了赖国。赖国灭亡于公元前538年的楚伐吴的战争。
《春秋·昭公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执齐庆封，杀之，遂灭赖。”
关于赖国的灭亡，《春秋》中“伐吴。执齐庆封，杀之，遂灭赖”这段话，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文献记载。这几句不算难读的文字明白地告诉我们，赖国灭亡于这场楚伐吴的战争。但是一些历史学家却把“伐吴”与“灭赖”看成两个毫不相干的独立的事件，这就使得赖国灭亡的原因变得扑朔迷离。
其实，公元前538年的楚伐吴，杀齐相庆封是做给世人看的，而灭掉赖国才是楚灵王的真实意图。这场战争，楚灵王打的是“伐罪”的旗号——捉拿弑君叛逃的齐相庆封，为齐国伸张正义，而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灭赖，——即借用诸候的力量灭掉赖国，灭赖以损吴、抗吴；灭赖为肥楚、卫楚。“灭赖”是楚灵王蓄谋已久的精心安排，“灭赖”才是楚灵王“伐吴”的目的。这层意思在《春秋》是不难发现的。
《春秋·昭公四年·秋七月》在“伐吴”句后紧跟了三个动宾短句，即“执齐庆封”，“杀之”，“灭赖”。这三个短句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记叙了整个事件的过程，说明“灭赖”是“伐吴”的延伸与结局。值得注意的是，在“灭赖”二字前加一“遂”字，《公羊》《榖梁》解释“遂”为“继事也”，就是说庆封被杀后紧接着就灭掉了赖国，中间连贯而没有停顿。不唯如是，在古汉语中“遂”作为虚词，解释为“于是、就”，表示前后顺承，而分句间又有因果关联，作为虚词的“遂”字，这里正是它的典型用法，也说明了“伐吴”与“灭赖国”之间的关联。另外，愿望或目标实现了才能叫“遂”，“遂灭赖”，表明了楚灵王如愿以偿，实现了这次伐吴的最终目的。
因为其自身过于弱小，赖国的灭亡是必然的，在春秋末期诸侯争雄的环境下，它没有独立于诸侯之林的能力，夹在吴、楚两个大国之间，若不没于吴，则便灭于楚。当吴国日益强大，由于地缘，赖国只能依附于吴国，成为它的附庸；当楚国大兵压境，赖子（赖国君主）只得“面缚衔璧”，率领臣僚向楚国投降，而未能作丝毫反抗。
赖子面缚衔璧，仕袒，舆榇从之，造于中军。王问诸椒举，对曰：“成王克许，许僖公如是。王亲释其缚，受其璧，焚其榇。”王从之，迁赖于鄢。——《左传·昭公四年》
从赖国君臣的投降仪式，我们可以窥见其软弱、窝囊与不思进取。《左传》说，楚灵王“迁赖于鄢”，若赖子迁到鄢地，他只能俯首贴耳听从楚国的安排。蒲柳之质，望秋先陨，尚未进入战国时代，南方的赖国就早早地灭亡了。
赖子后来有没有迁到鄢，在《春秋》及《左传》查不到信息。但《左传·哀公六年》有“阳生（即后来的齐悼公）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赖”句，而《史记·齐太伯世家》又有“（齐悼公四年），晋赵鞅伐齐，至赖而去”句。鲁哀公六年是公元前491年，齐悼公四年是公元前485年，而此时齐国有赖地，是否公元前538年楚灭赖后，又迁赖于此？不敢妄下结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此赖非彼赖，因为地理位置完全不同。
二、赖城的修筑
赖国，楚国早就觊觎它，并且在南方最炎热的季节，不惜千里跋涉赶来灭掉它，因为这里地邻吴、楚，是两国争锋的战略要地。
占领赖国后，楚灵王立刻在这里构建防御工事——修建赖城，而且派了两位重要的人物负责此项工程，一位是大夫斗韦龟，另一位是公子弃疾——楚灵王的弟弟。楚灵王并叮嘱他们，一定要等赖城筑好后才能返回。楚灵王派了军队在赖地驻防，并打算把他最信任的许子迁到这里。
楚子欲迁许于赖，使斗韦龟与公子弃疾城之而还。 ——《左传·昭公四年》
公元前538年，楚灵王急于灭赖，就是想把赖国变成进攻吴国的前沿阵地；在这里修筑城池，就是想把赖国建成攻打吴国的桥头堡。关于赖城的修筑，《左传》中申无宇有一番议论：
申无宇：“楚祸之首，将在此矣。召诸侯而来，伐国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违，民其居乎？民之不居，其谁堪之？不堪王命，乃祸乱也。”——《左传·昭公四年》
申无宇批评楚灵王，在边境线上修了一座人民无法居住生活的城，他不清楚楚灵王在此建城本不是为安居百姓考虑的，而是为了战争。
此后，楚灵王又在钟离（今安徽凤阳）、巢（今安徽巢湖）、州来（今安徽凤台）等几个地方分别筑城，楚灵王要链接朱方、赖、巢、州来、钟离，打造一条抵御吴国的防线。不过，这项工程当时并未完成，当年冬天楚国便遭到了吴国的报复性打击，又遇上东南一带大水，而被迫停工。
冬，吴伐楚，入棘、栎、麻，以报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箴尹宜咎城钟离，薳启强城巢，然丹城州来，东国水，不可城。彭生罢赖之师。
——《左传·昭公四年》
有人说赖国城也因“东国水”而未建，明朝《万历溧水县志》卷之五《古迹·古赖国城》记载：“将城之，会水至，始罢。”意思是说，将要建城，而洪水暴发，赖国城被迫停工。其实这是误读了《左传》。《左传》“东国水，不可城”，是指“城巢、城钟离、城州来”，并不包括赖。下句“彭生罢赖之师”，是说因遭吴国报复，楚国撤走了在赖的驻军。是年冬，赖地又被吴国收复。
从秋天的八月“使斗韦龟与公子弃疾城之”，到冬天的十一月“彭生罢赖之师”，两三个月过去了，赖国城如果是新建，可能是个半拉子工程；如果是在老城基础上修缮加固，差不多也应完工了，由此推断，赖国灭亡后，赖地应该是有城阙留存的。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未完待续）
拟稿：傅章伟
审稿：王达云
审核：窦予然
发布：梁 刚
赖国是个子爵小国。周景王七年，楚伐吴，灭赖，迁赖于鄢，这在《春秋》及《左传》中有记载。
但是，楚伐吴为什么要灭赖，赖和吴是什么关系？古赖国到底在哪里？这些问题到今天并没有确切的答案，仍像谜一样的存在。我不揣浅陋，谈一点看法。
赖国的灭亡与赖城的修筑
周平王东迁以后，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逐渐强盛，开始大规模的土地扩张。到楚成王时（前671——前626），楚吞并诸侯小国，拓地千里，开始与齐、晋等大国争雄。楚庄王时（前613——前592），楚国观兵周郊，问鼎中原，成为中原霸主。春秋中期，楚是华夏大地上最强盛的诸侯国。而此时，处在长江下游的吴国也开始崛起。吴王寿梦（前585——前561在位）即位后，招揽人才，改革内政，交通诸侯，扩张领地，使吴国的势力潜滋暗长，并在公元前570年、548年两次伐楚，挑战楚国的盟主地位。到吴王馀祭时（前547——前530），吴国已经成为与楚国抗衡的东南强国。吴国的崛起加剧了与楚国的矛盾，引发的战争连年不断。
赖国东邻吴国，西邻楚国，处在两个强国之间，在夹缝中苟且生存，最终成了吴楚争战的牺牲品。
一、赖国的灭亡
公元前540年，公子围杀了楚王郏敖，自立为王。这位继任的楚王就是历史上那个“好细腰”的楚灵王。楚灵王即位后就志在伐吴，周景王七年（公元前538年），六月丙午，在申（今河南南阳）会盟诸侯，打着伸张正义的旗号讨伐吴国，——理由是吴国接纳了叛逃的齐相庆封。这一年的秋天，七月，楚灵王率领楚、蔡、陈、许、顿、胡、沈、淮夷八国联军，从申出发，历时一个月抵达吴国边境；八月，活捉了齐相庆封，并杀了他全家；随后又灭掉了赖国。赖国灭亡于公元前538年的楚伐吴的战争。
《春秋·昭公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执齐庆封，杀之，遂灭赖。”
关于赖国的灭亡，《春秋》中“伐吴。执齐庆封，杀之，遂灭赖”这段话，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文献记载。这几句不算难读的文字明白地告诉我们，赖国灭亡于这场楚伐吴的战争。但是一些历史学家却把“伐吴”与“灭赖”看成两个毫不相干的独立的事件，这就使得赖国灭亡的原因变得扑朔迷离。
其实，公元前538年的楚伐吴，杀齐相庆封是做给世人看的，而灭掉赖国才是楚灵王的真实意图。这场战争，楚灵王打的是“伐罪”的旗号——捉拿弑君叛逃的齐相庆封，为齐国伸张正义，而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灭赖，——即借用诸候的力量灭掉赖国，灭赖以损吴、抗吴；灭赖为肥楚、卫楚。“灭赖”是楚灵王蓄谋已久的精心安排，“灭赖”才是楚灵王“伐吴”的目的。这层意思在《春秋》是不难发现的。
《春秋·昭公四年·秋七月》在“伐吴”句后紧跟了三个动宾短句，即“执齐庆封”，“杀之”，“灭赖”。这三个短句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记叙了整个事件的过程，说明“灭赖”是“伐吴”的延伸与结局。值得注意的是，在“灭赖”二字前加一“遂”字，《公羊》《榖梁》解释“遂”为“继事也”，就是说庆封被杀后紧接着就灭掉了赖国，中间连贯而没有停顿。不唯如是，在古汉语中“遂”作为虚词，解释为“于是、就”，表示前后顺承，而分句间又有因果关联，作为虚词的“遂”字，这里正是它的典型用法，也说明了“伐吴”与“灭赖国”之间的关联。另外，愿望或目标实现了才能叫“遂”，“遂灭赖”，表明了楚灵王如愿以偿，实现了这次伐吴的最终目的。
因为其自身过于弱小，赖国的灭亡是必然的，在春秋末期诸侯争雄的环境下，它没有独立于诸侯之林的能力，夹在吴、楚两个大国之间，若不没于吴，则便灭于楚。当吴国日益强大，由于地缘，赖国只能依附于吴国，成为它的附庸；当楚国大兵压境，赖子（赖国君主）只得“面缚衔璧”，率领臣僚向楚国投降，而未能作丝毫反抗。
赖子面缚衔璧，仕袒，舆榇从之，造于中军。王问诸椒举，对曰：“成王克许，许僖公如是。王亲释其缚，受其璧，焚其榇。”王从之，迁赖于鄢。——《左传·昭公四年》
从赖国君臣的投降仪式，我们可以窥见其软弱、窝囊与不思进取。《左传》说，楚灵王“迁赖于鄢”，若赖子迁到鄢地，他只能俯首贴耳听从楚国的安排。蒲柳之质，望秋先陨，尚未进入战国时代，南方的赖国就早早地灭亡了。
赖子后来有没有迁到鄢，在《春秋》及《左传》查不到信息。但《左传·哀公六年》有“阳生（即后来的齐悼公）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赖”句，而《史记·齐太伯世家》又有“（齐悼公四年），晋赵鞅伐齐，至赖而去”句。鲁哀公六年是公元前491年，齐悼公四年是公元前485年，而此时齐国有赖地，是否公元前538年楚灭赖后，又迁赖于此？不敢妄下结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此赖非彼赖，因为地理位置完全不同。
二、赖城的修筑
赖国，楚国早就觊觎它，并且在南方最炎热的季节，不惜千里跋涉赶来灭掉它，因为这里地邻吴、楚，是两国争锋的战略要地。
占领赖国后，楚灵王立刻在这里构建防御工事——修建赖城，而且派了两位重要的人物负责此项工程，一位是大夫斗韦龟，另一位是公子弃疾——楚灵王的弟弟。楚灵王并叮嘱他们，一定要等赖城筑好后才能返回。楚灵王派了军队在赖地驻防，并打算把他最信任的许子迁到这里。
楚子欲迁许于赖，使斗韦龟与公子弃疾城之而还。 ——《左传·昭公四年》
公元前538年，楚灵王急于灭赖，就是想把赖国变成进攻吴国的前沿阵地；在这里修筑城池，就是想把赖国建成攻打吴国的桥头堡。关于赖城的修筑，《左传》中申无宇有一番议论：
申无宇：“楚祸之首，将在此矣。召诸侯而来，伐国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违，民其居乎？民之不居，其谁堪之？不堪王命，乃祸乱也。”——《左传·昭公四年》
申无宇批评楚灵王，在边境线上修了一座人民无法居住生活的城，他不清楚楚灵王在此建城本不是为安居百姓考虑的，而是为了战争。
此后，楚灵王又在钟离（今安徽凤阳）、巢（今安徽巢湖）、州来（今安徽凤台）等几个地方分别筑城，楚灵王要链接朱方、赖、巢、州来、钟离，打造一条抵御吴国的防线。不过，这项工程当时并未完成，当年冬天楚国便遭到了吴国的报复性打击，又遇上东南一带大水，而被迫停工。
冬，吴伐楚，入棘、栎、麻，以报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箴尹宜咎城钟离，薳启强城巢，然丹城州来，东国水，不可城。彭生罢赖之师。
——《左传·昭公四年》
有人说赖国城也因“东国水”而未建，明朝《万历溧水县志》卷之五《古迹·古赖国城》记载：“将城之，会水至，始罢。”意思是说，将要建城，而洪水暴发，赖国城被迫停工。其实这是误读了《左传》。《左传》“东国水，不可城”，是指“城巢、城钟离、城州来”，并不包括赖。下句“彭生罢赖之师”，是说因遭吴国报复，楚国撤走了在赖的驻军。是年冬，赖地又被吴国收复。
从秋天的八月“使斗韦龟与公子弃疾城之”，到冬天的十一月“彭生罢赖之师”，两三个月过去了，赖国城如果是新建，可能是个半拉子工程；如果是在老城基础上修缮加固，差不多也应完工了，由此推断，赖国灭亡后，赖地应该是有城阙留存的。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未完待续）
拟稿：傅章伟
审稿：王达云
审核：窦予然
发布：梁 刚
【“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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