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女孩被职场性骚扰# 职场女性在工作中常常会遇到各种骚扰，这给本就不容易混的职场生活带来更多的烦恼。其实职场性骚扰离人们并不遥远，每个职场人身边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关于性骚扰的现象，有些人面对职场性骚扰选择忍气吞声，有些人则选择拒绝和回击。
2021年7月30日，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职场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法院认定被告人姚某的行为已构成职场性骚扰，判其赔偿原告张丽欣（化名）精神损失费1万元，但法院未认定该涉事公司有连带责任。
案情回顾：90后女孩被老板职场性骚扰
案件中的原告张丽欣是一名来自成都的90后女孩。据张丽欣讲述，她于2018年4月18日参与了当地一家民营企业总经理助理岗位的面试，并在当天直接办理了入职。在其工作期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姚某经常利用职务之便对其进行性骚扰。
张丽欣回忆道：“第一次对我进行性骚扰是在入职1、2个月后，他（姚某）对我说我们是战友，说着就开始抱我，我当时很生气直接拒绝了他，事后他也向我进行了道歉。”
虽然当时姚某对张丽欣道了歉，但从那以后，姚某在言行举止上让张丽欣觉得不适的情况却越来越多。据张丽欣讲述，在此事过去不久后，姚某还曾要求张丽欣陪他去某影院按摩馆，随后趁按摩师傅不在时，他突然抱住了张丽欣并试图压在其身上。对此，张丽欣还曾向姚某发送过长篇文字，以此表达自己对其出格举动的不满，但最终被姚某强制要求删除。
老板：要么接受潜规则，要么离职
在2019年3月2日，姚某以谈薪资为由让张丽欣中午到他家中谈话。张丽欣将此事告知了与自己关系不错的男同事小刘（化名），张丽欣便准备了伪装成手环和脚环的便携录音录像设备，她将设备带在身上后与小刘一起前往姚某家中，到达地点后小刘在外面等候，张丽欣只身进入姚某家中谈判。
从录音设备中了解到，当日中午姚某曾多次询问张丽欣与男性间的私密话题，并多次试图拥抱，但均被其严词拒绝。在录音的最后，姚某明确提出“要么接受潜规则，要么离职”，并要求张丽欣当晚9点再次与其见面。
在录音里，姚某说道：“ 不讲感情的话你的工作状态就只值五六千， 讲感情我就把房租费给你出了，分分钟的事，女人需要的就是利用男人，这是你们的优势，懂了不？”
此外姚某还无耻地表示：“ 在不伤害你、不让你怀孕、不伤害你男朋友的前提下，我只是改变了你的生活状态而已。对你的领导有爱、有敬意、知恩图报，你的钱也出来了，它其实是一种潜规则，现实就是这样。”
二人独处时老板强行播放“黄色影片”
张丽欣表示自己其实并不想和老板撕破脸：“ 工作很难找，我上个月的工资还没发，毕业证也还押在公司，我当时在想，这个事情一定要讲清楚，反正我不接受你的规则，如果还是降薪，我肯定也不打算干了。”
想到此处张丽欣便于当天晚上再次前往姚某家中进行谈判。而监控设备拍到，在晚上的见面中，姚某提出与张丽欣一起看碟片，张丽欣推脱不过，便选择看《西游记》，然而最终电视里播放的却是色情影片，而这一幕刚好被张丽欣随身携带的录像设备拍了下来。
同事小刘表示，次日凌晨张丽欣才一脸愤慨地从姚某家中走出，并声称姚某对她做了十分过分的事，不仅强行播放黄色影片，还翻到她身上试图强行与她发生关系。庆幸的是，事发当天张丽欣穿了比较厚的衣物，所以对方未能得逞。但因为手环没电关机，所以只录下了其播放了黄色影片的画面，没能录下张丽欣后来的呼救。
据小刘讲述，他在该公司任职期间曾多次目睹姚某对女性员工进行肢体触碰，而被他骚扰的很多女员工都有明显反抗，此外姚某还曾多次在公司会议等公开场合开一些带有明显性别意味的玩笑，或是故意将话题往“两性关系”方面引导。
受害人提起诉讼进行反击
2019年3月9日，张丽欣正式从该公司离职。 随后她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为目的，将此前所收集的音视频材料作为证据提交给警方。但当时警方认为张丽欣所提供的证据不足，只通过音频材料无法证明她被姚某强制猥亵，故未能认定其涉嫌刑事犯罪。
张丽欣无奈之下只好写信举报，她的举报信引起了四川省妇联的高度关注，妇联当即为其联系了法律援助律师，最后张丽欣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 ”向当地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而姚某和其公司分别作为第一和第二被告。
在审理期间，姚某曾以张丽欣的偷拍行为侵犯其隐私为由向警方报案，但龙泉驿区分局认为张丽欣“偷拍”是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做出的行为，故不构成偷拍他人隐私及诬告陷害等行为。
随后姚某对张丽欣以及受理此案的成都市公安局龙泉驿区分局提起诉讼，但最终两审全部败诉。
历经六次开庭终于宣判
张丽欣所提交的民事起诉状称，第一被告姚某利用其在公司中的职权，对女下属实施猥亵、性骚扰等行为，对其造成心理伤害，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第二被告四川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不仅没有依照相关行政法规尽到其应尽的法定义务，反而为第一被告姚某提供便利条件，使姚某的侵害行为得以发生，因此该公司应当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在姚某的公司中，张丽欣的遭遇不是个例，很多前员工听到张丽欣的消息后都站出来为其发声，纷纷指认姚某对自己也有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行为。
2019年9月18日，成都市龙泉驿区法院正式受理此案。2021年5月7日是此案的第六次开庭，但此次庭审一直持续到中午也未能当庭宣判。当事人张丽欣表示：“本以为今天终于能得到法院的判决，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最终没能宣判。”
2021年7月30日下午，在历经了前前后后共六次开庭后，受害人张丽欣终于等来了法院的一审宣判。
在审判过程中，姚某曾一口咬定自己与张丽欣为恋爱关系，这一说法被法院驳回。据法院的判决书显示，从受害人提供的录音上分析，姚某的行为已经完全超出了正常的恋爱范畴，实质上是其利用职位之便，对受害人实施了以性为目的暗示、引诱、威胁等。法院在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后，认定姚某的行为对张丽欣已构成性骚扰。
而关于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法院认为，当时取证的事发地为姚某家中，其行为与公司无关联性，故公司不应承担相关责任。
对于这个结果，张丽欣表示不太满意：“还是觉得有点遗憾和失望，因为最终法院没有认定该公司对性骚扰负连带责任，我希望接下来可以继续上诉。”
张丽欣的代理律师也表示：“虽然事发地点为姚某家中，但张丽欣是其以‘工作’为由叫到该处的，所以公司理应承担相应责任。我支持当事人的意愿，我方也会尽快向成都市中院提起上诉。”
受害者：职场女性要懂得保护自己
宣判结束后，当事人张丽欣表示：“这件事从决定走司法途径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两年多了，在维权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与自己情况相似的职场女性，我的初衷也从一开始的维护个人权益，到现在变成想通过我个案的胜诉，来维护更多的职场女性的合法权益，让越来越多的女性免受职场性骚扰的侵害。”
此外张丽欣还对广大职场女性提醒道：“工作中要懂得保护自己，在一开始发现苗头时就应提高警惕，千万不要相信对方的空口承诺，也不要被其所谓的道歉迷惑，更不要害怕。作为女性，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发现对方有任何让人产生不适的行为，都应当严厉拒绝，还要提前熟悉取证设备，发现问题越早取证对自己越有利。”
职场性骚扰是一颗毒瘤，它让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女性朋友深恶痛绝，性骚扰带给受害人的不仅仅是短暂性的伤害，很多时候甚至会影响受害人的一生。
职场性骚扰的受害者往往是初入职场的新人，他们处于职场生态的弱势端，虽然对越界的行为感到害怕和厌恶，却不敢做出任何反抗，甚至表现得比冒犯自己的人还要局促。正是因为这种忍气吞声，让一些自称“领导”但素质极其低下的人钻了空子，一次又一次的侵害得逞后，他们开始变本加厉，甚至对他人已经做不到基本的尊重。
所以，广大女性在面对职场性骚扰时要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要任其发展，要懂得用法律的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对职场性骚扰勇敢地说“不”！
2021年7月30日，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职场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法院认定被告人姚某的行为已构成职场性骚扰，判其赔偿原告张丽欣（化名）精神损失费1万元，但法院未认定该涉事公司有连带责任。
案情回顾：90后女孩被老板职场性骚扰
案件中的原告张丽欣是一名来自成都的90后女孩。据张丽欣讲述，她于2018年4月18日参与了当地一家民营企业总经理助理岗位的面试，并在当天直接办理了入职。在其工作期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姚某经常利用职务之便对其进行性骚扰。
张丽欣回忆道：“第一次对我进行性骚扰是在入职1、2个月后，他（姚某）对我说我们是战友，说着就开始抱我，我当时很生气直接拒绝了他，事后他也向我进行了道歉。”
虽然当时姚某对张丽欣道了歉，但从那以后，姚某在言行举止上让张丽欣觉得不适的情况却越来越多。据张丽欣讲述，在此事过去不久后，姚某还曾要求张丽欣陪他去某影院按摩馆，随后趁按摩师傅不在时，他突然抱住了张丽欣并试图压在其身上。对此，张丽欣还曾向姚某发送过长篇文字，以此表达自己对其出格举动的不满，但最终被姚某强制要求删除。
老板：要么接受潜规则，要么离职
在2019年3月2日，姚某以谈薪资为由让张丽欣中午到他家中谈话。张丽欣将此事告知了与自己关系不错的男同事小刘（化名），张丽欣便准备了伪装成手环和脚环的便携录音录像设备，她将设备带在身上后与小刘一起前往姚某家中，到达地点后小刘在外面等候，张丽欣只身进入姚某家中谈判。
从录音设备中了解到，当日中午姚某曾多次询问张丽欣与男性间的私密话题，并多次试图拥抱，但均被其严词拒绝。在录音的最后，姚某明确提出“要么接受潜规则，要么离职”，并要求张丽欣当晚9点再次与其见面。
在录音里，姚某说道：“ 不讲感情的话你的工作状态就只值五六千， 讲感情我就把房租费给你出了，分分钟的事，女人需要的就是利用男人，这是你们的优势，懂了不？”
此外姚某还无耻地表示：“ 在不伤害你、不让你怀孕、不伤害你男朋友的前提下，我只是改变了你的生活状态而已。对你的领导有爱、有敬意、知恩图报，你的钱也出来了，它其实是一种潜规则，现实就是这样。”
二人独处时老板强行播放“黄色影片”
张丽欣表示自己其实并不想和老板撕破脸：“ 工作很难找，我上个月的工资还没发，毕业证也还押在公司，我当时在想，这个事情一定要讲清楚，反正我不接受你的规则，如果还是降薪，我肯定也不打算干了。”
想到此处张丽欣便于当天晚上再次前往姚某家中进行谈判。而监控设备拍到，在晚上的见面中，姚某提出与张丽欣一起看碟片，张丽欣推脱不过，便选择看《西游记》，然而最终电视里播放的却是色情影片，而这一幕刚好被张丽欣随身携带的录像设备拍了下来。
同事小刘表示，次日凌晨张丽欣才一脸愤慨地从姚某家中走出，并声称姚某对她做了十分过分的事，不仅强行播放黄色影片，还翻到她身上试图强行与她发生关系。庆幸的是，事发当天张丽欣穿了比较厚的衣物，所以对方未能得逞。但因为手环没电关机，所以只录下了其播放了黄色影片的画面，没能录下张丽欣后来的呼救。
据小刘讲述，他在该公司任职期间曾多次目睹姚某对女性员工进行肢体触碰，而被他骚扰的很多女员工都有明显反抗，此外姚某还曾多次在公司会议等公开场合开一些带有明显性别意味的玩笑，或是故意将话题往“两性关系”方面引导。
受害人提起诉讼进行反击
2019年3月9日，张丽欣正式从该公司离职。 随后她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为目的，将此前所收集的音视频材料作为证据提交给警方。但当时警方认为张丽欣所提供的证据不足，只通过音频材料无法证明她被姚某强制猥亵，故未能认定其涉嫌刑事犯罪。
张丽欣无奈之下只好写信举报，她的举报信引起了四川省妇联的高度关注，妇联当即为其联系了法律援助律师，最后张丽欣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 ”向当地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而姚某和其公司分别作为第一和第二被告。
在审理期间，姚某曾以张丽欣的偷拍行为侵犯其隐私为由向警方报案，但龙泉驿区分局认为张丽欣“偷拍”是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做出的行为，故不构成偷拍他人隐私及诬告陷害等行为。
随后姚某对张丽欣以及受理此案的成都市公安局龙泉驿区分局提起诉讼，但最终两审全部败诉。
历经六次开庭终于宣判
张丽欣所提交的民事起诉状称，第一被告姚某利用其在公司中的职权，对女下属实施猥亵、性骚扰等行为，对其造成心理伤害，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第二被告四川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不仅没有依照相关行政法规尽到其应尽的法定义务，反而为第一被告姚某提供便利条件，使姚某的侵害行为得以发生，因此该公司应当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在姚某的公司中，张丽欣的遭遇不是个例，很多前员工听到张丽欣的消息后都站出来为其发声，纷纷指认姚某对自己也有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行为。
2019年9月18日，成都市龙泉驿区法院正式受理此案。2021年5月7日是此案的第六次开庭，但此次庭审一直持续到中午也未能当庭宣判。当事人张丽欣表示：“本以为今天终于能得到法院的判决，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最终没能宣判。”
2021年7月30日下午，在历经了前前后后共六次开庭后，受害人张丽欣终于等来了法院的一审宣判。
在审判过程中，姚某曾一口咬定自己与张丽欣为恋爱关系，这一说法被法院驳回。据法院的判决书显示，从受害人提供的录音上分析，姚某的行为已经完全超出了正常的恋爱范畴，实质上是其利用职位之便，对受害人实施了以性为目的暗示、引诱、威胁等。法院在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后，认定姚某的行为对张丽欣已构成性骚扰。
而关于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法院认为，当时取证的事发地为姚某家中，其行为与公司无关联性，故公司不应承担相关责任。
对于这个结果，张丽欣表示不太满意：“还是觉得有点遗憾和失望，因为最终法院没有认定该公司对性骚扰负连带责任，我希望接下来可以继续上诉。”
张丽欣的代理律师也表示：“虽然事发地点为姚某家中，但张丽欣是其以‘工作’为由叫到该处的，所以公司理应承担相应责任。我支持当事人的意愿，我方也会尽快向成都市中院提起上诉。”
受害者：职场女性要懂得保护自己
宣判结束后，当事人张丽欣表示：“这件事从决定走司法途径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两年多了，在维权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与自己情况相似的职场女性，我的初衷也从一开始的维护个人权益，到现在变成想通过我个案的胜诉，来维护更多的职场女性的合法权益，让越来越多的女性免受职场性骚扰的侵害。”
此外张丽欣还对广大职场女性提醒道：“工作中要懂得保护自己，在一开始发现苗头时就应提高警惕，千万不要相信对方的空口承诺，也不要被其所谓的道歉迷惑，更不要害怕。作为女性，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发现对方有任何让人产生不适的行为，都应当严厉拒绝，还要提前熟悉取证设备，发现问题越早取证对自己越有利。”
职场性骚扰是一颗毒瘤，它让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女性朋友深恶痛绝，性骚扰带给受害人的不仅仅是短暂性的伤害，很多时候甚至会影响受害人的一生。
职场性骚扰的受害者往往是初入职场的新人，他们处于职场生态的弱势端，虽然对越界的行为感到害怕和厌恶，却不敢做出任何反抗，甚至表现得比冒犯自己的人还要局促。正是因为这种忍气吞声，让一些自称“领导”但素质极其低下的人钻了空子，一次又一次的侵害得逞后，他们开始变本加厉，甚至对他人已经做不到基本的尊重。
所以，广大女性在面对职场性骚扰时要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要任其发展，要懂得用法律的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对职场性骚扰勇敢地说“不”！
【“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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