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公益民生，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有所为
2018年至2020年，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彩票公益金分配政策，中央财政安排彩票公益金支出累计1602亿多元。其中助力全国社会保障基金936亿多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510亿多元、民政部和体育总局各78亿多元。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有力的促进着社会经济民生事业发展。
尤其是资金占比三分之一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在2018至2020三年内，全面助力扶贫事业、残疾人事业、医疗救助、养老公共服务等多达16个领域，几乎涵盖了人民群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面助力社会公益，在公共服务等民生领域做出重要贡献。
稳定投入支持扶贫 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
2018年-2020年，是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性三年，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共同为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不断努力，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对扶贫事业的稳定持续支持，也为有效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开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2018年对扶贫事业投入20亿，2019年投入26.4亿元，比2018年增长32%，2020年继续投入20.6亿元，资金用于支持贫困村村内小型生产性公益设施建设。根据这三年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扶贫项目资金分配表显示，大部分资金投入偏向偏远革命老区或者经济发展薄弱省市，例如四川、陕西、广西和河北等地区，助力当地设施建设、经济发展。
自2008年中央财政将扶贫事业纳入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范围内以来，截至今年5月份，用于革命老区扶贫系列项目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已累计超过100亿元。「十三五」时期，中央财政共计安排该项资金100亿元，实现对397个革命老区县全覆盖。
除此之外，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在这三年间，持续每年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50亿元，是使用资金最高的一笔项目。该项目主要由中西部等地区结合实际情况统筹使用，重点用于养老、扶贫、基本公共文化等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薄弱环节和领域，促进全国社会公益事业协调发展。
如今，我国取得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支持功不可没。连续三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始终以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有力的强度、更加精细的资金分配，深化精准帮扶，全面助力脱贫攻坚战。
三年累计投入54亿 保障困难群众医疗救助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每年都投入18亿元，三年来累计投入54亿元用于医疗救助，主要用于资助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对其难以负担的基本医疗自付费用给予补助。
2016-2020年，中央财政共下达城乡居民医保补助资金14484亿元，医疗救助补助资金（含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1210亿元。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从2016年的每人每年420元提高到2020年的每人每年550元。
来自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对医疗救助的有力支持，极大地减轻了苦难疾病患者的费用负担，各地逐步将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重点救助对象之外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低收入家庭重度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和重病患者纳入救助范围，不断持续完善医疗救助制度。据统计，2020年全国共实施医疗救助18608.5万人次，支出医疗救助资金546.8亿元（含彩票公益金），分别较2019年增长16%、9%，使更多困难群众“病有所医”。
重视残疾人事业 推进法律援助工作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在2018至2020三年间，对于残疾人事业、法律援助的支出数额不断增长。
其中，残疾人事业资金资助从2018年20.09亿元，上升至2019年21.99亿元，在2020年更是达到了22.28亿元。三年间共增长了2.19亿元，支持力度不断提升。资金主要用于残疾人体育，盲人读物出版、盲人公共文化服务，及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贫困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残疾评定补贴、残疾人助学、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残疾人康复和托养机构设备补贴、残疾人文化等方面支出。
根据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项目资金分配表可见，“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等”内容是2019年残疾人事业资金分配表中的新增一项。为残疾人特别是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是保障残疾人基本民生、实现不让贫困残疾人掉队的重要举措。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在2019年及2020年，都支出3.85亿元对其给予专项支持，有效改善了残疾人家居环境，提高了残疾人生活质量。
另外，2020年残疾人体育、残疾人康复方面资金支出都较前一年有所增长。随着本届东京残奥会中，我国体育代表团领跑金牌榜、奖牌榜，这背后的付出都有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一份助力。其余残疾人事业发展方面，以宁夏为例，根据《2020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宁夏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和绩效自评情况公告》显示，在残疾人项目方面，宁夏对6个县区实施了残联人康复中心、托养中心项目建设；支持14个市、县（区）的16个残疾人康复中心、托养中心项目设备购置；完成了3265户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支持下，残疾人群体权益得到了极大保障。
在法律援助方面，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也为弱势群体撑起了“保护伞”。近三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分别投入1.3亿元、1.4亿元、1.5亿元，主要用于为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家庭权益保障和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该项目自2009年设立以来，在加强对困难群众及特殊群体法律援助方面成果显著。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资金总体投入也呈上升趋势，由2009年度的5000万元上升到2020年度的1.5亿元。
据统计，12年来，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贡献爱心力量，已累计投入12.5亿元支持法律援助，共资助办理法律援助案件65万多件，为近97万名受援群众提供法律援助，获得免费法律咨询帮助的群众数以百万计，为受援群众挽回损失或取得利益367亿余元，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法律扶贫渠道。
得益于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助力，越来越多的困难群众获得了必要的法律援助服务，能够通过法律途径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不断关注“祖国花朵” 助力孩子们健康成长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以体彩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也持续关注他们的健康成长。近三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除了对未成年人校外教育、教育助学、留守儿童快乐家园等方面稳定支持以外，对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出生缺陷干预救助方面投入都有所增加。
2020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9.92亿元，比前两年增加约2.53亿，主要用于新建乡村学校少年宫修缮装备补助以及已开展活动的乡村学校少年宫运转补助。“十三五”时期，中央财政通过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投入38.8亿元，支持新建8000所乡村学校少年宫。截至2020年7月，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投资建设国贫县乡村学校少年宫8770所，全国国贫县乡镇中央项目覆盖率68.74%，加上各地自建项目，国贫县乡镇覆盖率达到92.35%，约200万农村孩子受益。2020年，乡村学校少年宫在17个省（区、市）实现国贫县全覆盖。
以海南和江苏常州为例，从2011年至2020年年底，海南省共建成乡村学校少年宫250所。2016年起，江苏常州率先把市级体彩公益金援助学校少年宫建设作为长期项目固定下来，截至2021年2月，全市已有151个乡村学校少年宫、18个城市学校少年宫，音乐教室、书画教室、体育教室等建设齐头并进，学生参与率超85%。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的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丰富了农村学生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了农村青少年综合素质。
出生缺陷患儿不仅终身受到出生缺陷疾病的困扰，还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精神和经济负担。为救助出生缺陷患儿，在出生缺陷干预救助方面，2020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用于出生缺陷干预救助达3亿元，数额是2018年、2019年的两倍，主要用于出生缺陷救助、检测、防治宣传和健康教育等工作。包括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遗传代谢病患儿救助项目、出生缺陷防治宣传和健康教育项目、地中海贫血救助项目。
2020年，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在全国16个省（区、市）完成新生儿多种遗传代谢病检测36万例；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累计为30个省（区、市）困难家庭救助遗传代谢病患儿1845人次；地中海贫血疾病救助，共救助335人次；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针对六大类72种疾病的患儿实施救助，全年为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4095名患儿实施救助……极大地积极预防和减少了出生缺陷发生，帮“祖国的花朵”把好了人生健康第一关。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对社会公益助力的背后，都有体彩公益金的一份支持。中国体育彩票全国统一发行27年来，通过汇聚一张张彩票的公益力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6000亿元，凝聚成推动医疗救助、扶贫、助残事业前进的一股强劲动力，不断让更多困难群众从中受益，不断为百姓生活添“彩”加油。
2018年至2020年，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彩票公益金分配政策，中央财政安排彩票公益金支出累计1602亿多元。其中助力全国社会保障基金936亿多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510亿多元、民政部和体育总局各78亿多元。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有力的促进着社会经济民生事业发展。
尤其是资金占比三分之一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在2018至2020三年内，全面助力扶贫事业、残疾人事业、医疗救助、养老公共服务等多达16个领域，几乎涵盖了人民群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面助力社会公益，在公共服务等民生领域做出重要贡献。
稳定投入支持扶贫 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
2018年-2020年，是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性三年，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共同为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不断努力，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对扶贫事业的稳定持续支持，也为有效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开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2018年对扶贫事业投入20亿，2019年投入26.4亿元，比2018年增长32%，2020年继续投入20.6亿元，资金用于支持贫困村村内小型生产性公益设施建设。根据这三年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扶贫项目资金分配表显示，大部分资金投入偏向偏远革命老区或者经济发展薄弱省市，例如四川、陕西、广西和河北等地区，助力当地设施建设、经济发展。
自2008年中央财政将扶贫事业纳入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范围内以来，截至今年5月份，用于革命老区扶贫系列项目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已累计超过100亿元。「十三五」时期，中央财政共计安排该项资金100亿元，实现对397个革命老区县全覆盖。
除此之外，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在这三年间，持续每年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50亿元，是使用资金最高的一笔项目。该项目主要由中西部等地区结合实际情况统筹使用，重点用于养老、扶贫、基本公共文化等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薄弱环节和领域，促进全国社会公益事业协调发展。
如今，我国取得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支持功不可没。连续三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始终以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有力的强度、更加精细的资金分配，深化精准帮扶，全面助力脱贫攻坚战。
三年累计投入54亿 保障困难群众医疗救助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每年都投入18亿元，三年来累计投入54亿元用于医疗救助，主要用于资助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对其难以负担的基本医疗自付费用给予补助。
2016-2020年，中央财政共下达城乡居民医保补助资金14484亿元，医疗救助补助资金（含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1210亿元。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从2016年的每人每年420元提高到2020年的每人每年550元。
来自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对医疗救助的有力支持，极大地减轻了苦难疾病患者的费用负担，各地逐步将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重点救助对象之外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低收入家庭重度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和重病患者纳入救助范围，不断持续完善医疗救助制度。据统计，2020年全国共实施医疗救助18608.5万人次，支出医疗救助资金546.8亿元（含彩票公益金），分别较2019年增长16%、9%，使更多困难群众“病有所医”。
重视残疾人事业 推进法律援助工作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在2018至2020三年间，对于残疾人事业、法律援助的支出数额不断增长。
其中，残疾人事业资金资助从2018年20.09亿元，上升至2019年21.99亿元，在2020年更是达到了22.28亿元。三年间共增长了2.19亿元，支持力度不断提升。资金主要用于残疾人体育，盲人读物出版、盲人公共文化服务，及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贫困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残疾评定补贴、残疾人助学、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残疾人康复和托养机构设备补贴、残疾人文化等方面支出。
根据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项目资金分配表可见，“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等”内容是2019年残疾人事业资金分配表中的新增一项。为残疾人特别是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是保障残疾人基本民生、实现不让贫困残疾人掉队的重要举措。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在2019年及2020年，都支出3.85亿元对其给予专项支持，有效改善了残疾人家居环境，提高了残疾人生活质量。
另外，2020年残疾人体育、残疾人康复方面资金支出都较前一年有所增长。随着本届东京残奥会中，我国体育代表团领跑金牌榜、奖牌榜，这背后的付出都有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一份助力。其余残疾人事业发展方面，以宁夏为例，根据《2020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宁夏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和绩效自评情况公告》显示，在残疾人项目方面，宁夏对6个县区实施了残联人康复中心、托养中心项目建设；支持14个市、县（区）的16个残疾人康复中心、托养中心项目设备购置；完成了3265户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支持下，残疾人群体权益得到了极大保障。
在法律援助方面，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也为弱势群体撑起了“保护伞”。近三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分别投入1.3亿元、1.4亿元、1.5亿元，主要用于为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家庭权益保障和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该项目自2009年设立以来，在加强对困难群众及特殊群体法律援助方面成果显著。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资金总体投入也呈上升趋势，由2009年度的5000万元上升到2020年度的1.5亿元。
据统计，12年来，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贡献爱心力量，已累计投入12.5亿元支持法律援助，共资助办理法律援助案件65万多件，为近97万名受援群众提供法律援助，获得免费法律咨询帮助的群众数以百万计，为受援群众挽回损失或取得利益367亿余元，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法律扶贫渠道。
得益于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助力，越来越多的困难群众获得了必要的法律援助服务，能够通过法律途径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不断关注“祖国花朵” 助力孩子们健康成长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以体彩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也持续关注他们的健康成长。近三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除了对未成年人校外教育、教育助学、留守儿童快乐家园等方面稳定支持以外，对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出生缺陷干预救助方面投入都有所增加。
2020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9.92亿元，比前两年增加约2.53亿，主要用于新建乡村学校少年宫修缮装备补助以及已开展活动的乡村学校少年宫运转补助。“十三五”时期，中央财政通过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投入38.8亿元，支持新建8000所乡村学校少年宫。截至2020年7月，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投资建设国贫县乡村学校少年宫8770所，全国国贫县乡镇中央项目覆盖率68.74%，加上各地自建项目，国贫县乡镇覆盖率达到92.35%，约200万农村孩子受益。2020年，乡村学校少年宫在17个省（区、市）实现国贫县全覆盖。
以海南和江苏常州为例，从2011年至2020年年底，海南省共建成乡村学校少年宫250所。2016年起，江苏常州率先把市级体彩公益金援助学校少年宫建设作为长期项目固定下来，截至2021年2月，全市已有151个乡村学校少年宫、18个城市学校少年宫，音乐教室、书画教室、体育教室等建设齐头并进，学生参与率超85%。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的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丰富了农村学生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了农村青少年综合素质。
出生缺陷患儿不仅终身受到出生缺陷疾病的困扰，还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精神和经济负担。为救助出生缺陷患儿，在出生缺陷干预救助方面，2020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用于出生缺陷干预救助达3亿元，数额是2018年、2019年的两倍，主要用于出生缺陷救助、检测、防治宣传和健康教育等工作。包括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遗传代谢病患儿救助项目、出生缺陷防治宣传和健康教育项目、地中海贫血救助项目。
2020年，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在全国16个省（区、市）完成新生儿多种遗传代谢病检测36万例；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累计为30个省（区、市）困难家庭救助遗传代谢病患儿1845人次；地中海贫血疾病救助，共救助335人次；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针对六大类72种疾病的患儿实施救助，全年为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4095名患儿实施救助……极大地积极预防和减少了出生缺陷发生，帮“祖国的花朵”把好了人生健康第一关。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对社会公益助力的背后，都有体彩公益金的一份支持。中国体育彩票全国统一发行27年来，通过汇聚一张张彩票的公益力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6000亿元，凝聚成推动医疗救助、扶贫、助残事业前进的一股强劲动力，不断让更多困难群众从中受益，不断为百姓生活添“彩”加油。
【新华社暗访：#小地方成大明星避税聚集地#，地方用里子赚了面子，明星得到了实惠】记者近日在基层暗访发现，一些明星艺人在注销影视公司或个人工作室的同时，会换个地方和名称重新注册设立新的类似市场主体。个别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也给这些明星工作室避税带来便利，以致大量漏税现象产生。
企查查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在业存续的“影视”类相关公司等市场主体共新增65万余家，以各类明星工作室居多，注册地集中在个别地区。《经济参考报》记者在一些明星工作室“扎堆地”调查了解到，一些远离大城市和主城区的“小地方”为招商引资而打造的税收政策“洼地”，成为不少“大明星”工作室趋之若鹜的注册地。
1000余家明星工作室扎堆“小地方”
新沂是一座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北部的县级市，来自企查查、天眼查等提供的数据显示，这里陆陆续续注册有近1200家影视文化类市场主体，其中不乏知名艺人的工作室。记者近期在当地走访发现，它们几乎都是有名无实的“空壳”。
新沂的多数艺人工作室注册地为“新沂市新华路馨园影视文化产业园”，记者按图索骥，打开地图导航查询不到这一注册地址。记者驱车来到注册地所在的新沂市新华路，来回巡游也未看到任何带有“影视文化产业园”字眼标牌的场所。在一家房地产评估公司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者来到疑似是文化产业园前身的馨园公园。
“这里原来是文化产业园，现在其实也是，只不过牌子换了一下。”记者佯装成来注册明星工作室的客商，在馨园公园一栋楼房里寻访到曾是文化产业园工作人员。他透露自2018年明星偷逃税事件后，“行业受到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当地新成立的明星工作室有所减少。
这类“幽灵注册”明星工作室的现象并不止新沂一地。位于长三角地区的石湫影视基地，从注册数据显示，也聚集了大量明星工作室，但记者前往注册地走访发现，也未看到一家挂牌的明星工作室。
“都是假的，我在这上班四年了，里面有没有工作室我们不知道吗？”石湫影视基地一名售票员说，这个影视基地以前是为拍摄《金陵十三钗》，仿造了几栋民国风格建筑，后来用作录制综艺节目，现在对外开放卖门票，场地用于拍摄婚纱照、开展单位团建活动。
记者随机拨打了几家在这里注册的明星工作室联系电话，有的显示是空号，有的无人接听。多个不同的明星工作室却留着相同的联系号码。随后，记者买票进入影视基地，走访了多处楼栋也未发现悬有明星工作室标牌的场所。多名工作人员也表示没看到过明星工作室，但有工作人员表示听说过一些明星工作室“挂靠”在影视基地名下。
明星注册工作室无实际场所的现象此前就出现过。相关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2018年一位明星被曝光偷逃税时，执法部门曾去其名下市场主体注册地实地走访，并询问了相关工作人员，未找到办公场所。
据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明星工作室一般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也有少数注册成为企业的。登记注册便利化改革后，一些地方对经营场所要求只需要提供产权和租赁证明材料，不会一一现场核实。如果执法人员在“双随机”检查中发现空壳市场主体，会将之纳入经营异常目录，若满三年还会纳入失信黑名单。
“小地方”悄悄招引“大明星”
“2018年明星偷逃税事件之后，对明星工作室的税收征管开始收紧，一些税收‘洼地’比如霍尔果斯、无锡、横店等地，也开始清理不符合条件的‘一址多照’市场主体，一度导致注册在霍尔果斯等地的影视工作室、公司扎堆申请注销。”一位知情人士说，一些想发展影视行业或完成招商引资任务的地方政府，依然会通过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吸引明星前来注册。
记者以文化企业负责人身份实地走访发现，一些地方打着发展“总部经济”的幌子招引影视文化项目，整个招商流程十分隐蔽、税收优惠政策秘不示人。
——招商项目由财政干部“亲自抓”。在咨询影视文化企业适合入驻哪种园区时，新沂一招商干部称，建议以“总部经济”形式入驻园区，享受的税收优惠力度最大。“只要在这里注册就好，除了报税平时不用过来。”招商干部热情地带领记者参观了位于新沂发展大道一侧的总部经济园，并表示很多明星工作室曾藏身于此。
记者进一步询问具体税收优惠政策时，这位招商干部表示，有关影视公司、明星工作室相关的招商项目全由当地财政局负责，他们只负责前期对接，具体优惠细则、签订合同等事宜都由财政局领导亲手抓。
——项目台账“不见光”，私下签订保密协议。“明星们不想让外界知道在这里注册了工作室，我们只能告诉你有很多大牌明星已经在这注册了。”石湫街道办事处一名工作人员称，很多明星在当地影视基地注册了工作室，且都要求签订“保密协议”，“我们的税收优惠力度没有一些偏远地区大，但我们营商环境好、政策更稳定，交通也更为便利。”
为了让记者吃上“定心丸”，工作人员还展示了锁在文件柜里的明星返税凭证。记者看到，这些收据归置在标有日期的蓝色文件筐里，每一本收据对应着一位明星，查看时要求不许拍照。“如果你们不放心，也可以和我们街道的平台公司签订正式的合同。”
——税收高额返还，最高可返九成。在与多地招商干部沟通中，记者了解到，明星艺人如果注册为影视文化公司法人，需缴纳25%企业所得税。如果以工作室名义，其演出费收入通过“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类目报税，超额累进的最高税率为35%。如果按照个人所得扣缴个人所得税，超额累进的最高税率为45%。看似税率较高，但在此基础上，还会享受当地政府承诺的所得税地方留成的70%—90%作为返还奖励。
据知情人士透露，有的规模较大的明星工作室或公司法人，还会通过增加关联公司交易将应税所得资金变成成本费用“洗”出去，以达到逃税目的。
招商干部们坦言，通过“政策洼地”吸引明星设立工作室，实际上是地方用里子赚了面子，而明星得到了实惠。对地方政府来说，明星工作室基本上不会占用当地的土地厂房等资源，除了带来税收，还能帮地方完成招商引资考核任务，虽然地方政府返还了地方留成，但毕竟还能得到一部分，有胜于无。
铲除“脱实向虚”风险土壤，堵住明星偷逃税漏洞
记者了解到，明星工作室的收入，除去供养团队等日常开销外，几乎等同于明星的个人收入。2018年明星偷逃税事件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一些地方对明星个人工作室个税不再采用极低税率的核定征收方式，而是转为查账征收。
影视行业“注销潮”近3年来发生过两次：一次是2018年6月至10月，在霍尔果斯、无锡等地出现了影视公司扎堆注销的情况；一次是今年4月以来，出现明星关联市场主体注销潮。“与其说是注销，不如说是搬迁。”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说，2018年后一大批影视公司、明星工作室从霍尔果斯、无锡、横店等地撤离，转移到其他地方。
而据天眼查统计，2021年4月以来，一些明星在扎堆注销工作室的同时，会改换名称和地址成立新的工作室。比如，今年8月6日，与一位演员相关的公司注销，8月10日，与其相关的另一公司注册。
企查查数据显示：2018年之后，霍尔果斯等地明星艺人注册的公司及工作室明显减少，而在另外一些地方的注册数据明显增多。比如在最近三个月，多个明星工作室或影视文化公司的注册地点都显示为同一省份，该地在业存续的“影视”类相关公司在2019年注册量达到1949家，为历年最高。2021年以来截至8月18日，新增2397家，约是2020年全年注册量的2倍。
一位不愿具名的财税专家认为，一些经济落后地区为了完成税收任务，在给地方文化产业税收政策开口子，吸引一些明星到地方来注册工作室，实际上仅增加了开票收入税收数据，不带动地方就业，也不会拉动消费，只是做大了GDP。长此以往，不利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存在“放空”地方财力、“放大”涉税风险的可能。
专家进一步指出，明星本已属于高收入群体，还利用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来避税，破坏了社会公平，极易引起民众不满。有关部门应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监管，保持税收政策的精准性、有效性，将个人、公司法人及利益相关人合并纳入监管，在现有税收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切实做到监管全覆盖。
企查查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在业存续的“影视”类相关公司等市场主体共新增65万余家，以各类明星工作室居多，注册地集中在个别地区。《经济参考报》记者在一些明星工作室“扎堆地”调查了解到，一些远离大城市和主城区的“小地方”为招商引资而打造的税收政策“洼地”，成为不少“大明星”工作室趋之若鹜的注册地。
1000余家明星工作室扎堆“小地方”
新沂是一座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北部的县级市，来自企查查、天眼查等提供的数据显示，这里陆陆续续注册有近1200家影视文化类市场主体，其中不乏知名艺人的工作室。记者近期在当地走访发现，它们几乎都是有名无实的“空壳”。
新沂的多数艺人工作室注册地为“新沂市新华路馨园影视文化产业园”，记者按图索骥，打开地图导航查询不到这一注册地址。记者驱车来到注册地所在的新沂市新华路，来回巡游也未看到任何带有“影视文化产业园”字眼标牌的场所。在一家房地产评估公司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者来到疑似是文化产业园前身的馨园公园。
“这里原来是文化产业园，现在其实也是，只不过牌子换了一下。”记者佯装成来注册明星工作室的客商，在馨园公园一栋楼房里寻访到曾是文化产业园工作人员。他透露自2018年明星偷逃税事件后，“行业受到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当地新成立的明星工作室有所减少。
这类“幽灵注册”明星工作室的现象并不止新沂一地。位于长三角地区的石湫影视基地，从注册数据显示，也聚集了大量明星工作室，但记者前往注册地走访发现，也未看到一家挂牌的明星工作室。
“都是假的，我在这上班四年了，里面有没有工作室我们不知道吗？”石湫影视基地一名售票员说，这个影视基地以前是为拍摄《金陵十三钗》，仿造了几栋民国风格建筑，后来用作录制综艺节目，现在对外开放卖门票，场地用于拍摄婚纱照、开展单位团建活动。
记者随机拨打了几家在这里注册的明星工作室联系电话，有的显示是空号，有的无人接听。多个不同的明星工作室却留着相同的联系号码。随后，记者买票进入影视基地，走访了多处楼栋也未发现悬有明星工作室标牌的场所。多名工作人员也表示没看到过明星工作室，但有工作人员表示听说过一些明星工作室“挂靠”在影视基地名下。
明星注册工作室无实际场所的现象此前就出现过。相关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2018年一位明星被曝光偷逃税时，执法部门曾去其名下市场主体注册地实地走访，并询问了相关工作人员，未找到办公场所。
据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明星工作室一般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也有少数注册成为企业的。登记注册便利化改革后，一些地方对经营场所要求只需要提供产权和租赁证明材料，不会一一现场核实。如果执法人员在“双随机”检查中发现空壳市场主体，会将之纳入经营异常目录，若满三年还会纳入失信黑名单。
“小地方”悄悄招引“大明星”
“2018年明星偷逃税事件之后，对明星工作室的税收征管开始收紧，一些税收‘洼地’比如霍尔果斯、无锡、横店等地，也开始清理不符合条件的‘一址多照’市场主体，一度导致注册在霍尔果斯等地的影视工作室、公司扎堆申请注销。”一位知情人士说，一些想发展影视行业或完成招商引资任务的地方政府，依然会通过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吸引明星前来注册。
记者以文化企业负责人身份实地走访发现，一些地方打着发展“总部经济”的幌子招引影视文化项目，整个招商流程十分隐蔽、税收优惠政策秘不示人。
——招商项目由财政干部“亲自抓”。在咨询影视文化企业适合入驻哪种园区时，新沂一招商干部称，建议以“总部经济”形式入驻园区，享受的税收优惠力度最大。“只要在这里注册就好，除了报税平时不用过来。”招商干部热情地带领记者参观了位于新沂发展大道一侧的总部经济园，并表示很多明星工作室曾藏身于此。
记者进一步询问具体税收优惠政策时，这位招商干部表示，有关影视公司、明星工作室相关的招商项目全由当地财政局负责，他们只负责前期对接，具体优惠细则、签订合同等事宜都由财政局领导亲手抓。
——项目台账“不见光”，私下签订保密协议。“明星们不想让外界知道在这里注册了工作室，我们只能告诉你有很多大牌明星已经在这注册了。”石湫街道办事处一名工作人员称，很多明星在当地影视基地注册了工作室，且都要求签订“保密协议”，“我们的税收优惠力度没有一些偏远地区大，但我们营商环境好、政策更稳定，交通也更为便利。”
为了让记者吃上“定心丸”，工作人员还展示了锁在文件柜里的明星返税凭证。记者看到，这些收据归置在标有日期的蓝色文件筐里，每一本收据对应着一位明星，查看时要求不许拍照。“如果你们不放心，也可以和我们街道的平台公司签订正式的合同。”
——税收高额返还，最高可返九成。在与多地招商干部沟通中，记者了解到，明星艺人如果注册为影视文化公司法人，需缴纳25%企业所得税。如果以工作室名义，其演出费收入通过“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类目报税，超额累进的最高税率为35%。如果按照个人所得扣缴个人所得税，超额累进的最高税率为45%。看似税率较高，但在此基础上，还会享受当地政府承诺的所得税地方留成的70%—90%作为返还奖励。
据知情人士透露，有的规模较大的明星工作室或公司法人，还会通过增加关联公司交易将应税所得资金变成成本费用“洗”出去，以达到逃税目的。
招商干部们坦言，通过“政策洼地”吸引明星设立工作室，实际上是地方用里子赚了面子，而明星得到了实惠。对地方政府来说，明星工作室基本上不会占用当地的土地厂房等资源，除了带来税收，还能帮地方完成招商引资考核任务，虽然地方政府返还了地方留成，但毕竟还能得到一部分，有胜于无。
铲除“脱实向虚”风险土壤，堵住明星偷逃税漏洞
记者了解到，明星工作室的收入，除去供养团队等日常开销外，几乎等同于明星的个人收入。2018年明星偷逃税事件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一些地方对明星个人工作室个税不再采用极低税率的核定征收方式，而是转为查账征收。
影视行业“注销潮”近3年来发生过两次：一次是2018年6月至10月，在霍尔果斯、无锡等地出现了影视公司扎堆注销的情况；一次是今年4月以来，出现明星关联市场主体注销潮。“与其说是注销，不如说是搬迁。”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说，2018年后一大批影视公司、明星工作室从霍尔果斯、无锡、横店等地撤离，转移到其他地方。
而据天眼查统计，2021年4月以来，一些明星在扎堆注销工作室的同时，会改换名称和地址成立新的工作室。比如，今年8月6日，与一位演员相关的公司注销，8月10日，与其相关的另一公司注册。
企查查数据显示：2018年之后，霍尔果斯等地明星艺人注册的公司及工作室明显减少，而在另外一些地方的注册数据明显增多。比如在最近三个月，多个明星工作室或影视文化公司的注册地点都显示为同一省份，该地在业存续的“影视”类相关公司在2019年注册量达到1949家，为历年最高。2021年以来截至8月18日，新增2397家，约是2020年全年注册量的2倍。
一位不愿具名的财税专家认为，一些经济落后地区为了完成税收任务，在给地方文化产业税收政策开口子，吸引一些明星到地方来注册工作室，实际上仅增加了开票收入税收数据，不带动地方就业，也不会拉动消费，只是做大了GDP。长此以往，不利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存在“放空”地方财力、“放大”涉税风险的可能。
专家进一步指出，明星本已属于高收入群体，还利用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来避税，破坏了社会公平，极易引起民众不满。有关部门应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监管，保持税收政策的精准性、有效性，将个人、公司法人及利益相关人合并纳入监管，在现有税收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切实做到监管全覆盖。
鲁政委：人口老龄化与失业年轻化
以下文章来源于兴业研究宏观
作者：郭于玮, 鲁政委（鲁政委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新冠疫情暴发至今已一年有余，但疫情对就业市场的影响还在继续发酵。失业年轻化是疫后就业市场的突出特征之一。虽然城镇调查失业率已经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但16-24岁人口失业率居高不下。
从16-24岁人口来看，16-24岁的年轻人口更多从事住宿餐饮、居民服务和文体娱乐等接触密集型服务业，而这些行业受疫情冲击尤为明显。
从25-59岁人口来看，25-59岁人口更多从事第二产业。由于疫情后第二产业恢复速度显著快于第三产业，2020年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出现了2013年以来的首次上升。因此，25-59岁人口的失业率甚至低于疫情前。
从60岁以上人口来看，多种迹象表明，疫情后60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可能出现了下降。
疫后失业的年轻化给稳就业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然而，从年轻人口的就业结构和失业年轻人的受教育程度来看，失业问题可能难以通过基建投资或者高校扩招的方式来解决。通过政府购买服务、PPP、公建民营等模式扩大社区服务、文化服务等公共服务供给，提振服务业就业，或者加大劳动力紧缺的行业的技能培训力度，可能是改善年轻人就业的可行途径。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13.5%，较2010年提高了4.6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然而，在就业市场中，却出现了失业年轻化的现象。2021年7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已经低于2019年同期。然而，16-24岁年轻人口的失业率高达16.2%，较2019年同期高出2.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25-59就人口的失业率仅为4.2%，较2019年同期下降了0.4个百分点。
为什么疫后失业会出现年轻化的特点？这一现象对稳就业的政策设计有何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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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疫后不同年龄段就业的分化
我们将分别介绍16-24岁、25-59岁和60岁以上人口的就业情况，探讨不同年龄段就业分化背后的原因。
从16-24岁人口的就业情况来看，2020年以来16-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中枢出现了抬升。2020年以来，16-24岁年轻人口失业率平均为14.1%，较2018年至2019年的均值提高了2.7个百分点。
为什么年轻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这是由于16-24岁的年轻人口更多从事住宿餐饮、居民服务和文体娱乐等接触密集型服务业。从住宿餐饮业来看，2019年16-19岁、20-24岁的城镇就业人口中分别有17.9%和7.9%从事住宿餐饮业，而全部城镇就业人口中从事住宿餐饮业的比例仅为5.8%。从居民服务业来看，2019年16-19岁、20-24岁城镇就业人口中分别有14.0%和6.5%从事居民服务业，而全部城镇就业人口中从事居民服务业的比例仅为5.7%。从文体娱乐业来看，2019年16-19岁、20-24岁城镇就业人口中分别有2.7%和2.1%从事文体娱乐业，而全部城镇就业人口中从事文体娱乐业的比例仅为1.2%。新冠疫情对接触密集型服务业的冲击尤为明显，导致年轻人的失业率显著高于疫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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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5-59岁人口的就业情况来看，25-59岁人口的失业率早在2020年8月就已经下降至5.0%以下。2021年6月与7月，25-59岁人口失业率仅为4.2%，是2018年1月有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
为什么25-59岁人口失业率不升反降？
一方面，25-59岁人口从事第二产业的比例明显高于16-25岁人口。由于疫后第二产业恢复的速度远快于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出现了2013年以来的首次上升[1]。
具体来看，202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延续下降趋势，较2019年减少了937万，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放缓，就业较2019年增加了245万，增幅显著小于2019年的650万，但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增加了309万。因此，在第二产业领域有就业优势的25-59岁人口就业情况改善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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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除了第二产业外，与16-24岁的年轻人相比，25-59岁人员更多从事水利环境、公共管理等公用事业相关行业，就业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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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0岁以上人口来看，60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可能出现了下降。
如果我们简单地对比2019年6月与2021年4月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的话，可以发现，这两个时间点25-59岁调查失业率都是4.6%，而2021年4月16-24岁失业率较2019年6月高出2个百分点，但这两个时间点的城镇调查失业率都是5.1%。在我国的劳动统计之中，年满16周岁，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员均是劳动力，而城镇调查失业率是城镇失业人员占城镇劳动力的百分比。由此推断，2021年4月60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可能出现了下降，使 60岁以上人口失业率的分母减小，导致失业率明显低于2019年6月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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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如果我们假设2020年以来不同年龄段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占比与2019年基本相当，则可以推算出2019年以来60岁以上人口的失业率。推算结果显示，疫情后60岁以上人口的失业率较疫情前下降了1个百分点左右。然而，就业结构的数据似乎不支持60岁以上人口失业率下降。数据显示，与其他年龄段的就业人口相比，2019年60岁以上就业人员更多从事农林牧渔、水利环境和居民服务业，而疫情对农林牧渔业、水利环境业的影响不大，对居民服务业就业有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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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更合理的解释是， 60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出现了下降。三个现象可以佐证这一点。第一，新冠疫情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更大 ，可能使老年人的就业意愿下降。在美国，疫情后65岁以上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详情链接：https://t.cn/A6IkT08N
以下文章来源于兴业研究宏观
作者：郭于玮, 鲁政委（鲁政委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新冠疫情暴发至今已一年有余，但疫情对就业市场的影响还在继续发酵。失业年轻化是疫后就业市场的突出特征之一。虽然城镇调查失业率已经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但16-24岁人口失业率居高不下。
从16-24岁人口来看，16-24岁的年轻人口更多从事住宿餐饮、居民服务和文体娱乐等接触密集型服务业，而这些行业受疫情冲击尤为明显。
从25-59岁人口来看，25-59岁人口更多从事第二产业。由于疫情后第二产业恢复速度显著快于第三产业，2020年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出现了2013年以来的首次上升。因此，25-59岁人口的失业率甚至低于疫情前。
从60岁以上人口来看，多种迹象表明，疫情后60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可能出现了下降。
疫后失业的年轻化给稳就业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然而，从年轻人口的就业结构和失业年轻人的受教育程度来看，失业问题可能难以通过基建投资或者高校扩招的方式来解决。通过政府购买服务、PPP、公建民营等模式扩大社区服务、文化服务等公共服务供给，提振服务业就业，或者加大劳动力紧缺的行业的技能培训力度，可能是改善年轻人就业的可行途径。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13.5%，较2010年提高了4.6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然而，在就业市场中，却出现了失业年轻化的现象。2021年7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已经低于2019年同期。然而，16-24岁年轻人口的失业率高达16.2%，较2019年同期高出2.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25-59就人口的失业率仅为4.2%，较2019年同期下降了0.4个百分点。
为什么疫后失业会出现年轻化的特点？这一现象对稳就业的政策设计有何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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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疫后不同年龄段就业的分化
我们将分别介绍16-24岁、25-59岁和60岁以上人口的就业情况，探讨不同年龄段就业分化背后的原因。
从16-24岁人口的就业情况来看，2020年以来16-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中枢出现了抬升。2020年以来，16-24岁年轻人口失业率平均为14.1%，较2018年至2019年的均值提高了2.7个百分点。
为什么年轻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这是由于16-24岁的年轻人口更多从事住宿餐饮、居民服务和文体娱乐等接触密集型服务业。从住宿餐饮业来看，2019年16-19岁、20-24岁的城镇就业人口中分别有17.9%和7.9%从事住宿餐饮业，而全部城镇就业人口中从事住宿餐饮业的比例仅为5.8%。从居民服务业来看，2019年16-19岁、20-24岁城镇就业人口中分别有14.0%和6.5%从事居民服务业，而全部城镇就业人口中从事居民服务业的比例仅为5.7%。从文体娱乐业来看，2019年16-19岁、20-24岁城镇就业人口中分别有2.7%和2.1%从事文体娱乐业，而全部城镇就业人口中从事文体娱乐业的比例仅为1.2%。新冠疫情对接触密集型服务业的冲击尤为明显，导致年轻人的失业率显著高于疫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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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5-59岁人口的就业情况来看，25-59岁人口的失业率早在2020年8月就已经下降至5.0%以下。2021年6月与7月，25-59岁人口失业率仅为4.2%，是2018年1月有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
为什么25-59岁人口失业率不升反降？
一方面，25-59岁人口从事第二产业的比例明显高于16-25岁人口。由于疫后第二产业恢复的速度远快于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出现了2013年以来的首次上升[1]。
具体来看，202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延续下降趋势，较2019年减少了937万，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放缓，就业较2019年增加了245万，增幅显著小于2019年的650万，但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增加了309万。因此，在第二产业领域有就业优势的25-59岁人口就业情况改善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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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除了第二产业外，与16-24岁的年轻人相比，25-59岁人员更多从事水利环境、公共管理等公用事业相关行业，就业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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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0岁以上人口来看，60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可能出现了下降。
如果我们简单地对比2019年6月与2021年4月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的话，可以发现，这两个时间点25-59岁调查失业率都是4.6%，而2021年4月16-24岁失业率较2019年6月高出2个百分点，但这两个时间点的城镇调查失业率都是5.1%。在我国的劳动统计之中，年满16周岁，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员均是劳动力，而城镇调查失业率是城镇失业人员占城镇劳动力的百分比。由此推断，2021年4月60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可能出现了下降，使 60岁以上人口失业率的分母减小，导致失业率明显低于2019年6月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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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如果我们假设2020年以来不同年龄段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占比与2019年基本相当，则可以推算出2019年以来60岁以上人口的失业率。推算结果显示，疫情后60岁以上人口的失业率较疫情前下降了1个百分点左右。然而，就业结构的数据似乎不支持60岁以上人口失业率下降。数据显示，与其他年龄段的就业人口相比，2019年60岁以上就业人员更多从事农林牧渔、水利环境和居民服务业，而疫情对农林牧渔业、水利环境业的影响不大，对居民服务业就业有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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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更合理的解释是， 60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出现了下降。三个现象可以佐证这一点。第一，新冠疫情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更大 ，可能使老年人的就业意愿下降。在美国，疫情后65岁以上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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