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诊来了一位 7 岁女孩，尖锐湿疣，我应该报警吗？】去年 6 月，医生程杨所在的重庆某三甲医院的皮肤性病科，出现了一位 7 岁的女孩，外阴和肛周布满了尖锐湿疣，令门诊的女医生大吃一惊。陪诊的母亲对感染原因毫无头绪。她告诉医生，自己来自贵州农村，长期遭受丈夫家暴，几次提出离婚，对方都不同意，也不出钱抚养孩子。因此，她不得不外出打工，将一对儿女留给公婆看管。这次难得和女儿在重庆相聚，却意外发现她下体的异常。
医生问女孩，是否有人接触过「下面」？她一言不发，紧张得全身发抖。安抚了好一会，医生再次小心试探。「平时是跟奶奶睡觉吗？」女孩摇头。「是弟弟吗？」仍然摇头。
在母亲的逼问下，她终于支支吾吾地说，是爷爷……
当天晚上，程杨从女医生那里听闻了女孩的情况。当时还有三四位医生在场，无不为此愤慨。大家围在一起讨论：能报警吗？「但大家想，患者已经走了，我们有没有权利替她报警？报了警，警察问你，你怎么说？很多信息都不清楚。如果没有找到当事人，会不会说你报假警？」最终，几位医生决定暂时搁置这个想法。
实际上，一个多月前，九部委共同建立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规定发现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不法侵害时，公职人员或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从业者，必须向公安机关和主管行政机关报告。医务工作者就在规定的责任主体中。
年轻医生们很想做些什么，接诊的女医生尤其后悔，哪怕已经提醒了那位母亲报警，「还是不该这么放她们走，连电话都没留」。大家商量，由程杨处理成匿名的门诊故事发到微博上，给公众一点警示。
微博发布次日，女孩又在门诊出现了。程杨闻讯赶到时，她正在准备做光动力治疗，需要先在病灶敷上两三个小时的光敏剂，再用适当波长的光持续照射，使被感染的细胞死亡。过程颇为痛苦，「就像在烧你的肉」。
首诊的女医生和程杨一边给女孩治疗，一边和她的母亲商量报警。同时，一些看到微博的网友也在尝试报警。
就在两位医生和母亲约好，治疗结束后一同去附近的派出所时，警察的电话也打来了。
这不是科室第一次出现感染性病的儿童。程杨称，类似的病例并不少见，但由于门诊繁忙，往往很难深究背后的问题。这次能问出来，除了医生尽心，也有一定的客观因素——女孩是当天上午的最后一位患者，后面没人排队。从前他一直以为，医生没有「越俎代庖」的权利，监护人没有同意，不能擅自报警。
2008～2013 年媒体报道的近 700 起家暴未成年人案件中，医务工作者、教师、民警等专业工作者的报案率仅为 10.61%。另一组数据是，2008～2012 年，美国的虐童报案多达 340 万起，其中 59% 来自专业工作者。
美国是最早建立强制报告制度的国家。1963 年，儿童局制定了《举报法范例》，4 年后，各州都出台了自己的受虐儿童举报法。这一机制被许多国家陆续引入，截至 2015 年，美洲的强制报告制度覆盖率达到了 90%，欧洲、非洲和亚洲则分别为 86%、77% 和 72%。
2015 年的《反家暴法》首次在法律层面规定了强制报告的内容，但报告内容仅限于儿童遭受家暴，而且缺乏「刚性的保障性的制度落实」，实践效果不佳。率先进行制度探索的是杭州萧山区，导火索是 2017 年夏天发现的一起案件。
一天凌晨，杭州某省级医院接诊了一位下身血流不止、陷入昏迷的女孩，自称孩子父亲的男子神色慌张，医生便偷偷用值班电话报了警。调查发现，这位 11 岁的留守儿童多次被邻居下安眠药后性侵，时间长达一年。而侵犯她的邻居，就是抱她来医院的男子。
值得注意的是，报警者并非当晚接触女孩的第一位医生。此前的几个小时，男子带她去过两家民营医院，这两家医院均未报告。
受到这起案件的震动，2018 年 4 月，萧山区开始试行强制报告制度，责任主体为医务工作者。4 个月后，制度扩散至市级层面，并将教育机构纳入。随后，湖北、江苏、广东等地也开始进行尝试。
程杨回过头看，这种强制「是绝对必要的」。
他记得，那位来自贵州农村的母亲最初对报警的态度是摇摆的。那天在治疗室，她念叨最多的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
两个孩子年纪还小，如果公公被抓，没有人带孩子，她就无法出去打工，孩子就会没有生活来源。而且，公公偶尔也能接些零工补贴家用。
程杨把她的摇摆和医生们的顾忌一并定义为「成人世界的考虑」，对女孩而言，「这些考虑其实没有意义，不继续遭受侵犯，就是她最好的结局」。
以上为文章节选（微信公号：偶尔治愈、丁香园）https://t.cn/A6VjcdSk
医生问女孩，是否有人接触过「下面」？她一言不发，紧张得全身发抖。安抚了好一会，医生再次小心试探。「平时是跟奶奶睡觉吗？」女孩摇头。「是弟弟吗？」仍然摇头。
在母亲的逼问下，她终于支支吾吾地说，是爷爷……
当天晚上，程杨从女医生那里听闻了女孩的情况。当时还有三四位医生在场，无不为此愤慨。大家围在一起讨论：能报警吗？「但大家想，患者已经走了，我们有没有权利替她报警？报了警，警察问你，你怎么说？很多信息都不清楚。如果没有找到当事人，会不会说你报假警？」最终，几位医生决定暂时搁置这个想法。
实际上，一个多月前，九部委共同建立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规定发现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不法侵害时，公职人员或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从业者，必须向公安机关和主管行政机关报告。医务工作者就在规定的责任主体中。
年轻医生们很想做些什么，接诊的女医生尤其后悔，哪怕已经提醒了那位母亲报警，「还是不该这么放她们走，连电话都没留」。大家商量，由程杨处理成匿名的门诊故事发到微博上，给公众一点警示。
微博发布次日，女孩又在门诊出现了。程杨闻讯赶到时，她正在准备做光动力治疗，需要先在病灶敷上两三个小时的光敏剂，再用适当波长的光持续照射，使被感染的细胞死亡。过程颇为痛苦，「就像在烧你的肉」。
首诊的女医生和程杨一边给女孩治疗，一边和她的母亲商量报警。同时，一些看到微博的网友也在尝试报警。
就在两位医生和母亲约好，治疗结束后一同去附近的派出所时，警察的电话也打来了。
这不是科室第一次出现感染性病的儿童。程杨称，类似的病例并不少见，但由于门诊繁忙，往往很难深究背后的问题。这次能问出来，除了医生尽心，也有一定的客观因素——女孩是当天上午的最后一位患者，后面没人排队。从前他一直以为，医生没有「越俎代庖」的权利，监护人没有同意，不能擅自报警。
2008～2013 年媒体报道的近 700 起家暴未成年人案件中，医务工作者、教师、民警等专业工作者的报案率仅为 10.61%。另一组数据是，2008～2012 年，美国的虐童报案多达 340 万起，其中 59% 来自专业工作者。
美国是最早建立强制报告制度的国家。1963 年，儿童局制定了《举报法范例》，4 年后，各州都出台了自己的受虐儿童举报法。这一机制被许多国家陆续引入，截至 2015 年，美洲的强制报告制度覆盖率达到了 90%，欧洲、非洲和亚洲则分别为 86%、77% 和 72%。
2015 年的《反家暴法》首次在法律层面规定了强制报告的内容，但报告内容仅限于儿童遭受家暴，而且缺乏「刚性的保障性的制度落实」，实践效果不佳。率先进行制度探索的是杭州萧山区，导火索是 2017 年夏天发现的一起案件。
一天凌晨，杭州某省级医院接诊了一位下身血流不止、陷入昏迷的女孩，自称孩子父亲的男子神色慌张，医生便偷偷用值班电话报了警。调查发现，这位 11 岁的留守儿童多次被邻居下安眠药后性侵，时间长达一年。而侵犯她的邻居，就是抱她来医院的男子。
值得注意的是，报警者并非当晚接触女孩的第一位医生。此前的几个小时，男子带她去过两家民营医院，这两家医院均未报告。
受到这起案件的震动，2018 年 4 月，萧山区开始试行强制报告制度，责任主体为医务工作者。4 个月后，制度扩散至市级层面，并将教育机构纳入。随后，湖北、江苏、广东等地也开始进行尝试。
程杨回过头看，这种强制「是绝对必要的」。
他记得，那位来自贵州农村的母亲最初对报警的态度是摇摆的。那天在治疗室，她念叨最多的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
两个孩子年纪还小，如果公公被抓，没有人带孩子，她就无法出去打工，孩子就会没有生活来源。而且，公公偶尔也能接些零工补贴家用。
程杨把她的摇摆和医生们的顾忌一并定义为「成人世界的考虑」，对女孩而言，「这些考虑其实没有意义，不继续遭受侵犯，就是她最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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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来了一位 7 岁女孩，尖锐湿疣，我应该报警吗？】去年 6 月，医生程杨所在的重庆某三甲医院的皮肤性病科，出现了一位 7 岁的女孩，外阴和肛周布满了尖锐湿疣，令门诊的女医生大吃一惊。陪诊的母亲对感染原因毫无头绪。她告诉医生，自己来自贵州农村，长期遭受丈夫家暴，几次提出离婚，对方都不同意，也不出钱抚养孩子。因此，她不得不外出打工，将一对儿女留给公婆看管。这次难得和女儿在重庆相聚，却意外发现她下体的异常。
医生问女孩，是否有人接触过「下面」？她一言不发，紧张得全身发抖。安抚了好一会，医生再次小心试探。「平时是跟奶奶睡觉吗？」女孩摇头。「是弟弟吗？」仍然摇头。
在母亲的逼问下，她终于支支吾吾地说，是爷爷……
当天晚上，程杨从女医生那里听闻了女孩的情况。当时还有三四位医生在场，无不为此愤慨。大家围在一起讨论：能报警吗？「但大家想，患者已经走了，我们有没有权利替她报警？报了警，警察问你，你怎么说？很多信息都不清楚。如果没有找到当事人，会不会说你报假警？」最终，几位医生决定暂时搁置这个想法。
实际上，一个多月前，九部委共同建立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规定发现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不法侵害时，公职人员或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从业者，必须向公安机关和主管行政机关报告。医务工作者就在规定的责任主体中。
年轻医生们很想做些什么，接诊的女医生尤其后悔，哪怕已经提醒了那位母亲报警，「还是不该这么放她们走，连电话都没留」。大家商量，由程杨处理成匿名的门诊故事发到微博上，给公众一点警示。
微博发布次日，女孩又在门诊出现了。程杨闻讯赶到时，她正在准备做光动力治疗，需要先在病灶敷上两三个小时的光敏剂，再用适当波长的光持续照射，使被感染的细胞死亡。过程颇为痛苦，「就像在烧你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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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3 年媒体报道的近 700 起家暴未成年人案件中，医务工作者、教师、民警等专业工作者的报案率仅为 10.61%。另一组数据是，2008～2012 年，美国的虐童报案多达 340 万起，其中 59% 来自专业工作者。
美国是最早建立强制报告制度的国家。1963 年，儿童局制定了《举报法范例》，4 年后，各州都出台了自己的受虐儿童举报法。这一机制被许多国家陆续引入，截至 2015 年，美洲的强制报告制度覆盖率达到了 90%，欧洲、非洲和亚洲则分别为 86%、77% 和 72%。
2015 年的《反家暴法》首次在法律层面规定了强制报告的内容，但报告内容仅限于儿童遭受家暴，而且缺乏「刚性的保障性的制度落实」，实践效果不佳。率先进行制度探索的是杭州萧山区，导火索是 2017 年夏天发现的一起案件。
一天凌晨，杭州某省级医院接诊了一位下身血流不止、陷入昏迷的女孩，自称孩子父亲的男子神色慌张，医生便偷偷用值班电话报了警。调查发现，这位 11 岁的留守儿童多次被邻居下安眠药后性侵，时间长达一年。而侵犯她的邻居，就是抱她来医院的男子。
值得注意的是，报警者并非当晚接触女孩的第一位医生。此前的几个小时，男子带她去过两家民营医院，这两家医院均未报告。
受到这起案件的震动，2018 年 4 月，萧山区开始试行强制报告制度，责任主体为医务工作者。4 个月后，制度扩散至市级层面，并将教育机构纳入。随后，湖北、江苏、广东等地也开始进行尝试。
程杨回过头看，这种强制「是绝对必要的」。
他记得，那位来自贵州农村的母亲最初对报警的态度是摇摆的。那天在治疗室，她念叨最多的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
两个孩子年纪还小，如果公公被抓，没有人带孩子，她就无法出去打工，孩子就会没有生活来源。而且，公公偶尔也能接些零工补贴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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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程杨从女医生那里听闻了女孩的情况。当时还有三四位医生在场，无不为此愤慨。大家围在一起讨论：能报警吗？「但大家想，患者已经走了，我们有没有权利替她报警？报了警，警察问你，你怎么说？很多信息都不清楚。如果没有找到当事人，会不会说你报假警？」最终，几位医生决定暂时搁置这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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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杨回过头看，这种强制「是绝对必要的」。
他记得，那位来自贵州农村的母亲最初对报警的态度是摇摆的。那天在治疗室，她念叨最多的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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