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争原汁原味的巴菲特语录第九节》（1992年至1994年）连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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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
一直以来，我们认为股市预言家唯一的价值就是让算 命先生看起来像那么一回事。
虽然，有时股市的表现会有相当大的起伏，然而很明显地股市的表现不可能永远都能超越其背后所代表的企业。
最令查理和我感到雀跃的是，当我们找到具有超强产业竞争力并且还拥有我们信任与崇敬的经营者的那种企业。想要买到这类企业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们会一直努力寻找。而且在寻找的过程中，我们采取的就像是与一般人寻找终身伴侣一样相同的态度，当然积极、乐观且开放的态度是应该的，但绝没有必要躁进。
过去，我看过许多对于购并活动相当饥渴的经理人。很显然，可能是小时候青蛙王子的故事的看得太多了，脑中只记得那美丽的结局，他们很慷慨地花大笔的银子取得亲吻蟾蜍的机会，期望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
而失望的结果往往只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寻找下一次机会，到最后即使是最乐观的经理人还是要被迫面对现实，深陷在一堆没有反应的蟾蜍当中。
在失败过几次之后，我决定改变我的投资策略，试着以合理的价格买进好公司，而不是以便宜的价格买进普通的公司。
不过，我们对于长期目标的专注并不代表我们就不注重短期的结果。如果每次有信心的播种到最后收割结果都一再让人失望的话，农夫就应该要好好地检讨原因了。不然，就是农地有问题了。投资人必须了解，对于某些公司甚至于某些产业，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长期性策略。
在计算一家公司的价值时，成长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个变量将会使得所计算出来的价值从很小到极大，所造成的影响有可能是正面的，也有可能是负面的。
只有当每投入的一块钱可以在未来创造超过一块钱的价值时，成长才有意义，至于那些需要资金但却只能创造出低报酬的公司，成长对于投资人来说反而是有害的。
最值得拥有的企业是那种长期内可以将大笔的资金运用在高报酬的投资上，不幸的是，这类企业可遇不可求。大部分拥有高报酬的企业都不需要太多的资金，这类企业的股东通常会因为公司发放大量的股利或是买回自家公司的股份而大大地受惠。
虽然评估股权投资的数学公式并不难，但是即使是一个经验老到、聪明过人的分析师，在估计未来年度票息时也很容易发生错误。
我们试图以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只投资我们自认为了解的产业，这表示这些产业通常相当简单且稳定，如果企业很复杂而且产业环境一直在变，我们实在是没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去预测其未来的现金流量；
其次，也很重要，那就是我们在买股票时，必须坚持安全边际，若是我们计算出的价值只比其价格高一点，那我们不会考虑买进。我们相信，格雷厄姆所强调的安全边际原则，是投资成功最关键的因素。
就投资而言，人们应该注意的，重要的不是自己到底知道多少，而是自己到底有多少是不知道的。投资人并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做对的事，只要他能够尽量避免犯重大的错误。
对那些为竞争所苦的行业，如美 国航空业来说，比起一般产业更需要好的管理技巧，不过很不幸的是，这种技巧所带来的好处，只不过是让公司得以继续存活下去，并不能让公司如何地飞黄腾达。
经理人在思索会计准则时，一定要谨记林肯总统最常讲的一句俚语：如果一只狗连尾巴也算在内的话，总共有几条腿？答案还是四条腿，因为不论你是不是把尾巴当作是一条腿，尾巴永远还是尾巴！这句话提醒经理人，就算会计师愿意帮你证明尾巴也算是一条腿，你也不会因此多了一条腿。
1993年：
若方向不对，再怎么努力冲刺也是白费力气。
我们坚持相信，离开原本熟悉且表现优异稳定的公司，实在是非常不智之举。
当公司单纯因为价格因素就提议要把自己旗下最优秀的子公司给卖掉，公司总裁一定会问，为什么要把我皇冠上的珠宝给变卖掉？但很多人在在做个人投资时，会毫不犹豫地，甚至是情急地从这家公司换到另一家公司，靠的不过是股票经纪人肤浅的几句话，其中最烂的一句当属：你不会因为获利而破产。就我个人的观点，适用于企业经营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股票投资。
查理和我老早以前就明白一个道理，在一个人的投资生涯中，做出上百个小一点的投资决策是件很辛苦的事。这种想法随着伯克希尔资金规模日益扩大而益发明显。
因此，我们决定只要求自己在少数时候够聪明就好，而不是每回都要非常聪明。现在，我们只要求每年有一个好的投资主意就可以了。
我们相信，集中持股的做法同样可以大幅降低风险。只要投资人在买进股份之前，能够加强对于企业的认知。
宁愿模糊的正确，不要精确的错误。
真正的投资人喜欢波动都还来不及。只要市场波动的幅度越大，一些超低的价格就更有机会出现在一些好公司身上。
1994年：
问题不在于过去的方法在以后会不管用，相反地，我们认为我们的成功方程式，那就是以合理的价格买进具有产业竞争优势同时由诚实有才干的人经营的企业的做法，在往后同样能够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目前伯克希尔的规模已达119亿美元，我们现在只考虑买进一亿美元以上的投资标的，在这样的高门槛下，伯克希尔的投资世界一下子缩小了许多。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坚持让我们成功的方法，绝对不会放宽投资的标准。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曾经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却从未对格雷厄姆的投资哲学造成丝毫的损伤，也从没有让以合理的价格买进优秀的企业这样的做法看起来有任何的不妥。想象一下，若是我们因为这些莫名的恐惧而延迟或改变我们运用资金的态度，将会使我们付出多少的代价。事实上，我们通常都是利用某些历史事件发生、悲观气氛到达顶点时，找到最好的进场机会。恐惧虽然是盲从者的敌人，但却是基本面信 徒的好朋友。
我们宁愿拥有天然钻石的一小部分，也不要有100%的人工钻石，而之前提到的可口可乐、吉列这些公司可堪称为天然的稀有宝石。
我们的投资组合持续保持集中、简单的风格。真正重要的投资概念通常可以用简单的话语来作说明：我们偏爱具有持续竞争力并且由德才兼具、以股东利益为导向的经理人所经营的优秀企业。只要企业确实拥有这些特质，而且我们能够以合理的价格买进，则要出错的机率可说是微乎其微。
投资人必须谨记，你的投资成绩并非像奥运跳水比赛的方式评分，难度高低并不重要。你正确地投资一家简单易懂而竞争力持续的公司所得到的回报，与你辛苦地分析一家变量不断、复杂难懂的公司可以说是不相上下。
对于买进股票，我们注意的是价格而非时间。我们认为，因为忧虑短期不可控的经济或是股市波动而放弃买进一家长期前景良好的好公司是一件愚蠢的事。为什么仅是因为短期不可知的猜测就放弃一个很明显的好投资决策呢？
原创 :苗乡侗寨多姿多彩
备注:
重读《巴菲特致股东的信》，摘抄巴菲特论述市场、企业、投资的观点，将我认为的重点、要点按年份辑录成《巴菲特语录》。
此为读书笔记，不是读书心得，故不做评述、不记感悟，只求原汁原味呈现巴菲特的投资思想及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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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
一直以来，我们认为股市预言家唯一的价值就是让算 命先生看起来像那么一回事。
虽然，有时股市的表现会有相当大的起伏，然而很明显地股市的表现不可能永远都能超越其背后所代表的企业。
最令查理和我感到雀跃的是，当我们找到具有超强产业竞争力并且还拥有我们信任与崇敬的经营者的那种企业。想要买到这类企业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们会一直努力寻找。而且在寻找的过程中，我们采取的就像是与一般人寻找终身伴侣一样相同的态度，当然积极、乐观且开放的态度是应该的，但绝没有必要躁进。
过去，我看过许多对于购并活动相当饥渴的经理人。很显然，可能是小时候青蛙王子的故事的看得太多了，脑中只记得那美丽的结局，他们很慷慨地花大笔的银子取得亲吻蟾蜍的机会，期望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
而失望的结果往往只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寻找下一次机会，到最后即使是最乐观的经理人还是要被迫面对现实，深陷在一堆没有反应的蟾蜍当中。
在失败过几次之后，我决定改变我的投资策略，试着以合理的价格买进好公司，而不是以便宜的价格买进普通的公司。
不过，我们对于长期目标的专注并不代表我们就不注重短期的结果。如果每次有信心的播种到最后收割结果都一再让人失望的话，农夫就应该要好好地检讨原因了。不然，就是农地有问题了。投资人必须了解，对于某些公司甚至于某些产业，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长期性策略。
在计算一家公司的价值时，成长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个变量将会使得所计算出来的价值从很小到极大，所造成的影响有可能是正面的，也有可能是负面的。
只有当每投入的一块钱可以在未来创造超过一块钱的价值时，成长才有意义，至于那些需要资金但却只能创造出低报酬的公司，成长对于投资人来说反而是有害的。
最值得拥有的企业是那种长期内可以将大笔的资金运用在高报酬的投资上，不幸的是，这类企业可遇不可求。大部分拥有高报酬的企业都不需要太多的资金，这类企业的股东通常会因为公司发放大量的股利或是买回自家公司的股份而大大地受惠。
虽然评估股权投资的数学公式并不难，但是即使是一个经验老到、聪明过人的分析师，在估计未来年度票息时也很容易发生错误。
我们试图以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只投资我们自认为了解的产业，这表示这些产业通常相当简单且稳定，如果企业很复杂而且产业环境一直在变，我们实在是没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去预测其未来的现金流量；
其次，也很重要，那就是我们在买股票时，必须坚持安全边际，若是我们计算出的价值只比其价格高一点，那我们不会考虑买进。我们相信，格雷厄姆所强调的安全边际原则，是投资成功最关键的因素。
就投资而言，人们应该注意的，重要的不是自己到底知道多少，而是自己到底有多少是不知道的。投资人并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做对的事，只要他能够尽量避免犯重大的错误。
对那些为竞争所苦的行业，如美 国航空业来说，比起一般产业更需要好的管理技巧，不过很不幸的是，这种技巧所带来的好处，只不过是让公司得以继续存活下去，并不能让公司如何地飞黄腾达。
经理人在思索会计准则时，一定要谨记林肯总统最常讲的一句俚语：如果一只狗连尾巴也算在内的话，总共有几条腿？答案还是四条腿，因为不论你是不是把尾巴当作是一条腿，尾巴永远还是尾巴！这句话提醒经理人，就算会计师愿意帮你证明尾巴也算是一条腿，你也不会因此多了一条腿。
1993年：
若方向不对，再怎么努力冲刺也是白费力气。
我们坚持相信，离开原本熟悉且表现优异稳定的公司，实在是非常不智之举。
当公司单纯因为价格因素就提议要把自己旗下最优秀的子公司给卖掉，公司总裁一定会问，为什么要把我皇冠上的珠宝给变卖掉？但很多人在在做个人投资时，会毫不犹豫地，甚至是情急地从这家公司换到另一家公司，靠的不过是股票经纪人肤浅的几句话，其中最烂的一句当属：你不会因为获利而破产。就我个人的观点，适用于企业经营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股票投资。
查理和我老早以前就明白一个道理，在一个人的投资生涯中，做出上百个小一点的投资决策是件很辛苦的事。这种想法随着伯克希尔资金规模日益扩大而益发明显。
因此，我们决定只要求自己在少数时候够聪明就好，而不是每回都要非常聪明。现在，我们只要求每年有一个好的投资主意就可以了。
我们相信，集中持股的做法同样可以大幅降低风险。只要投资人在买进股份之前，能够加强对于企业的认知。
宁愿模糊的正确，不要精确的错误。
真正的投资人喜欢波动都还来不及。只要市场波动的幅度越大，一些超低的价格就更有机会出现在一些好公司身上。
1994年：
问题不在于过去的方法在以后会不管用，相反地，我们认为我们的成功方程式，那就是以合理的价格买进具有产业竞争优势同时由诚实有才干的人经营的企业的做法，在往后同样能够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目前伯克希尔的规模已达119亿美元，我们现在只考虑买进一亿美元以上的投资标的，在这样的高门槛下，伯克希尔的投资世界一下子缩小了许多。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坚持让我们成功的方法，绝对不会放宽投资的标准。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曾经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却从未对格雷厄姆的投资哲学造成丝毫的损伤，也从没有让以合理的价格买进优秀的企业这样的做法看起来有任何的不妥。想象一下，若是我们因为这些莫名的恐惧而延迟或改变我们运用资金的态度，将会使我们付出多少的代价。事实上，我们通常都是利用某些历史事件发生、悲观气氛到达顶点时，找到最好的进场机会。恐惧虽然是盲从者的敌人，但却是基本面信 徒的好朋友。
我们宁愿拥有天然钻石的一小部分，也不要有100%的人工钻石，而之前提到的可口可乐、吉列这些公司可堪称为天然的稀有宝石。
我们的投资组合持续保持集中、简单的风格。真正重要的投资概念通常可以用简单的话语来作说明：我们偏爱具有持续竞争力并且由德才兼具、以股东利益为导向的经理人所经营的优秀企业。只要企业确实拥有这些特质，而且我们能够以合理的价格买进，则要出错的机率可说是微乎其微。
投资人必须谨记，你的投资成绩并非像奥运跳水比赛的方式评分，难度高低并不重要。你正确地投资一家简单易懂而竞争力持续的公司所得到的回报，与你辛苦地分析一家变量不断、复杂难懂的公司可以说是不相上下。
对于买进股票，我们注意的是价格而非时间。我们认为，因为忧虑短期不可控的经济或是股市波动而放弃买进一家长期前景良好的好公司是一件愚蠢的事。为什么仅是因为短期不可知的猜测就放弃一个很明显的好投资决策呢？
原创 :苗乡侗寨多姿多彩
备注:
重读《巴菲特致股东的信》，摘抄巴菲特论述市场、企业、投资的观点，将我认为的重点、要点按年份辑录成《巴菲特语录》。
此为读书笔记，不是读书心得，故不做评述、不记感悟，只求原汁原味呈现巴菲特的投资思想及其变迁。
骂了杨振宁这么多年，今年怎么骂声变小了？
昨天，大包的朋友圈被两条消息刷屏了。
一条是杨振宁先生在百岁生日上的演讲，隔空回应邓稼先当年“共同途”的期盼。
另一条就是杨先生在演讲中提到的邓稼先1971年那封回信。
这倒有些让人意外，笔者印象里大众对杨先生最津津乐道的是他的黄昏恋，还有“贡献有多大”“当年为什么不回国”“现在回来是不是养老”这样的质疑。但像今年这样，舆论不同以往，祝福和追捧远远大于抹黑，仅仅是因为恰逢杨先生百岁生日吗？
同一天，还有一条关于科学家的新闻让人动容。
今天，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袁隆平母校西南大学，不少学生来到袁老手捧稻穗的雕像前，献花悼念。学生们说会接力完成袁老禾下乘凉梦：“在稻香满穗时来看您，您一定很欣慰”；“今天我也乖乖把饭吃完了，袁爷爷，您看到了吗？”……
邓稼先、袁隆平、钟南山这些“国士”，如今越来越受到尊敬，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敬仰他们的学问。
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袁隆平母校西南大学，不少学生来到袁老手捧稻穗的雕像前，献花悼念。
这些年，因为建言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公众了解到的杨振宁对物理学的未来是比较悲观的，由于年龄的关系，他更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学术贡献。他并没有展现那种“相信人类的智力是无限的，而自然现象的深度是有限”的大无畏勇气，反而显得更“老成谋国”，会指出人和社会的局限性。
但他在祖国的公众形象却越来越好，究其原因，就像杨先生所说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杨先生说，他和联大同学们，成长在中华民族史上似无止尽的一个长夜中。十几年前，他给自己的书起名《曙光集》，是因为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他当时85岁了，认为自己看不到天大亮了。没想到此后10年间，国内和世界都起了惊人巨变。曙光已转为晨曦，所以他又给新书取名为《晨曦集》。
大科学家的晚年，百岁演讲，念念不忘的是新中国的巨变，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原子弹，是老朋友邓稼先。
与杨振宁一同成了热搜词的，还有爱因斯坦。他们曾经是同事，杨振宁的科学贡献也可以与爱因斯坦比肩。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在他的《文明的历史》一书中，这样讲述爱因斯坦：
“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亡，他要求看他的方程式和未完成的谢绝当以色列总统的声明。他拿起方程式，对守在床前的儿子抱怨道：‘要是我多懂点数学就好了。’”
在这个悲壮的叙述中，大科学家的晚年，念兹在兹的是方程式，是数学，而自己的民族同胞、世俗政治，则似乎是没有兴趣的。
在曾经的主流叙事中，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应该追求的是纯粹的知识，人类心智的荣耀。“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道，肯定不包括杨振宁所期待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曙光。
爱因斯坦的晚年，英雄迟暮，孤独坚持统一场论，这位科学巨匠也在他的长夜中追寻着他的曙光。这样的赤子形象，被“主流价值”所高度崇尚，被长期塑造为科学家的典范。
对科学家来说，后一种境界是更高的，更纯粹的，更普适的，这是一种被长期灌输给公众的印象。其源头，往往被追溯到西方文化和古希腊思想之根中。阿基米德对罗马士兵说“别打扰我的圆圈”，成了科学家最著名的遗言。
但即便接受古希腊是科学的源头，古希腊人又是怎么说的呢？
柏拉图讲过一个故事：泰勒斯仰望上苍、研究天穹时掉进了井里，一个色雷斯女仆嘲笑他，当他把所有的热情都用于对天空之物的探究时，摆在眼前和脚下的东西就已经对他隐藏了。柏拉图对此附加了一句话：同样的讥笑，也适用于所有那些进入到哲学中的人。
数学的世界，纯粹的理念世界，被柏拉图肯定为真实的，这也是古希腊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化和科学思想。但且不说柏拉图自己的现实政治参与，他即便在上课的时候，也没有把数学这样的纯粹知识，和人世间的伦理福祉割裂开来。
那些来听柏拉图讲课的人，没有听到他们期望的对幸福的指导，听到的却是数学，关于数、几何、天文学的讨论，而最终竟然是这样一个命题：“善是一”。
善是一，一也是善。杨振宁向邓稼先问起的美国核物理学家寒春，不也是在西方文化的浸润下成长起来的吗？作为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她前往延安，投身中国革命，不就是对“善是一”最好的证明吗？
“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不幸福。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狭隘啊。”
寒春这样的自述，让人又想起邓稼先写给杨振宁信中所引用的毛主席的教诲，“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邓稼先引用主席的话与杨振宁共勉，这正是信结尾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的本意吧。科学事业的目标，人类对真理的追求，无论是西方文化说的那个逻各斯，还是中国文化说的那个道，都不是追求一个彼岸的世界，都不可能高高在天上，脱离人们脚下的大地。
杨振宁晚年说，他人生有一个巨大的遗憾，那就是他的父亲杨武之到临终的时候都没有原谅他放弃中国国籍。杨武之要杨振宁学物理而不是数学，因为数学没有诺贝尔奖，他给孙子取名为“光诺”，都可以看出，他对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会是多么兴奋和骄傲。但在国籍的问题上，父亲杨武之一辈子的愿望，至死不渝。直到94岁高龄，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的时候，杨振宁终于可以告慰父亲了，这就是中国人讲的道。
至于爱因斯坦，他事实上绝不符合那种被塑造的科学家形象。你只要翻翻《爱因斯坦文集》中文版第三卷的目录，就知道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人物。在答复如何评论“一个真正纯粹的科学家不应当关心政治问题”时，爱因斯坦明确地说：“我认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尽其所能来表明他的政治观点。如果有才智的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视这种责任，那么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
紧接着，他还回答了另一个问题：“物理学和数学的进步，同社会的进步之间有什么关系”，他的回答是：“首先，它们有助于促进技术的发展。其次，像一切高尚的文化成就一样，它们可用来作为一种有效的武器，以防止人们屈从于一种使人意志消沉的物欲主义的危险，而这种物欲主义又转过来会导致无节制的利己主义的统治。”
假如战胜物欲主义，来到延安的寒春读到过这篇采访，她一定会同意这个说法。
邓稼先当年能毅然回国、杨振宁能在50年后还记得老友的期盼、袁隆平能一辈子坚守田间地头、钟南山能逆行……这些人，他们当初的选择不被理解，但对于他们来说，心中的“道”并不因外界的误解、谩骂而磨灭。这也正是他们真正伟大之处，国士无双，高山仰止。
昨天，大包的朋友圈被两条消息刷屏了。
一条是杨振宁先生在百岁生日上的演讲，隔空回应邓稼先当年“共同途”的期盼。
另一条就是杨先生在演讲中提到的邓稼先1971年那封回信。
这倒有些让人意外，笔者印象里大众对杨先生最津津乐道的是他的黄昏恋，还有“贡献有多大”“当年为什么不回国”“现在回来是不是养老”这样的质疑。但像今年这样，舆论不同以往，祝福和追捧远远大于抹黑，仅仅是因为恰逢杨先生百岁生日吗？
同一天，还有一条关于科学家的新闻让人动容。
今天，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袁隆平母校西南大学，不少学生来到袁老手捧稻穗的雕像前，献花悼念。学生们说会接力完成袁老禾下乘凉梦：“在稻香满穗时来看您，您一定很欣慰”；“今天我也乖乖把饭吃完了，袁爷爷，您看到了吗？”……
邓稼先、袁隆平、钟南山这些“国士”，如今越来越受到尊敬，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敬仰他们的学问。
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袁隆平母校西南大学，不少学生来到袁老手捧稻穗的雕像前，献花悼念。
这些年，因为建言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公众了解到的杨振宁对物理学的未来是比较悲观的，由于年龄的关系，他更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学术贡献。他并没有展现那种“相信人类的智力是无限的，而自然现象的深度是有限”的大无畏勇气，反而显得更“老成谋国”，会指出人和社会的局限性。
但他在祖国的公众形象却越来越好，究其原因，就像杨先生所说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杨先生说，他和联大同学们，成长在中华民族史上似无止尽的一个长夜中。十几年前，他给自己的书起名《曙光集》，是因为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他当时85岁了，认为自己看不到天大亮了。没想到此后10年间，国内和世界都起了惊人巨变。曙光已转为晨曦，所以他又给新书取名为《晨曦集》。
大科学家的晚年，百岁演讲，念念不忘的是新中国的巨变，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原子弹，是老朋友邓稼先。
与杨振宁一同成了热搜词的，还有爱因斯坦。他们曾经是同事，杨振宁的科学贡献也可以与爱因斯坦比肩。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在他的《文明的历史》一书中，这样讲述爱因斯坦：
“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亡，他要求看他的方程式和未完成的谢绝当以色列总统的声明。他拿起方程式，对守在床前的儿子抱怨道：‘要是我多懂点数学就好了。’”
在这个悲壮的叙述中，大科学家的晚年，念兹在兹的是方程式，是数学，而自己的民族同胞、世俗政治，则似乎是没有兴趣的。
在曾经的主流叙事中，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应该追求的是纯粹的知识，人类心智的荣耀。“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道，肯定不包括杨振宁所期待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曙光。
爱因斯坦的晚年，英雄迟暮，孤独坚持统一场论，这位科学巨匠也在他的长夜中追寻着他的曙光。这样的赤子形象，被“主流价值”所高度崇尚，被长期塑造为科学家的典范。
对科学家来说，后一种境界是更高的，更纯粹的，更普适的，这是一种被长期灌输给公众的印象。其源头，往往被追溯到西方文化和古希腊思想之根中。阿基米德对罗马士兵说“别打扰我的圆圈”，成了科学家最著名的遗言。
但即便接受古希腊是科学的源头，古希腊人又是怎么说的呢？
柏拉图讲过一个故事：泰勒斯仰望上苍、研究天穹时掉进了井里，一个色雷斯女仆嘲笑他，当他把所有的热情都用于对天空之物的探究时，摆在眼前和脚下的东西就已经对他隐藏了。柏拉图对此附加了一句话：同样的讥笑，也适用于所有那些进入到哲学中的人。
数学的世界，纯粹的理念世界，被柏拉图肯定为真实的，这也是古希腊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化和科学思想。但且不说柏拉图自己的现实政治参与，他即便在上课的时候，也没有把数学这样的纯粹知识，和人世间的伦理福祉割裂开来。
那些来听柏拉图讲课的人，没有听到他们期望的对幸福的指导，听到的却是数学，关于数、几何、天文学的讨论，而最终竟然是这样一个命题：“善是一”。
善是一，一也是善。杨振宁向邓稼先问起的美国核物理学家寒春，不也是在西方文化的浸润下成长起来的吗？作为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她前往延安，投身中国革命，不就是对“善是一”最好的证明吗？
“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不幸福。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狭隘啊。”
寒春这样的自述，让人又想起邓稼先写给杨振宁信中所引用的毛主席的教诲，“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邓稼先引用主席的话与杨振宁共勉，这正是信结尾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的本意吧。科学事业的目标，人类对真理的追求，无论是西方文化说的那个逻各斯，还是中国文化说的那个道，都不是追求一个彼岸的世界，都不可能高高在天上，脱离人们脚下的大地。
杨振宁晚年说，他人生有一个巨大的遗憾，那就是他的父亲杨武之到临终的时候都没有原谅他放弃中国国籍。杨武之要杨振宁学物理而不是数学，因为数学没有诺贝尔奖，他给孙子取名为“光诺”，都可以看出，他对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会是多么兴奋和骄傲。但在国籍的问题上，父亲杨武之一辈子的愿望，至死不渝。直到94岁高龄，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的时候，杨振宁终于可以告慰父亲了，这就是中国人讲的道。
至于爱因斯坦，他事实上绝不符合那种被塑造的科学家形象。你只要翻翻《爱因斯坦文集》中文版第三卷的目录，就知道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人物。在答复如何评论“一个真正纯粹的科学家不应当关心政治问题”时，爱因斯坦明确地说：“我认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尽其所能来表明他的政治观点。如果有才智的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视这种责任，那么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
紧接着，他还回答了另一个问题：“物理学和数学的进步，同社会的进步之间有什么关系”，他的回答是：“首先，它们有助于促进技术的发展。其次，像一切高尚的文化成就一样，它们可用来作为一种有效的武器，以防止人们屈从于一种使人意志消沉的物欲主义的危险，而这种物欲主义又转过来会导致无节制的利己主义的统治。”
假如战胜物欲主义，来到延安的寒春读到过这篇采访，她一定会同意这个说法。
邓稼先当年能毅然回国、杨振宁能在50年后还记得老友的期盼、袁隆平能一辈子坚守田间地头、钟南山能逆行……这些人，他们当初的选择不被理解，但对于他们来说，心中的“道”并不因外界的误解、谩骂而磨灭。这也正是他们真正伟大之处，国士无双，高山仰止。
《东野圭吾《时生》经典语录》经典语录,1、没办法，我没法让你相信，但绝不会让你后悔。——东野圭吾《时生》2、悲观也没用。谁都想生在好人家，可无法选择父母。发给你什么样的牌，你就只能尽量打好它。——东野圭吾《时生》3、今后你也会喜欢各种各样的人，正因为活着才能这样。—&mdashttps://t.cn/A6MAqh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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