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时为啥不反抗，不报警不公开？达不到自己心意就开始鱼死网破，即纵容坏人，也让受害者更多难不成不是一种罪，只因是女性？女性可以是强大的可以是弱小的，但是一定要是善良勇敢的才会是更好的女性，再这样下去女生就会变得可怕起来，让人望而生畏，谁还敢取，这样的风气一旦成风就太可怕了[挖鼻][挖鼻][挖鼻] https://t.cn/RJhTtpf
【官渡之战击垮袁绍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官渡之战是曹操和袁绍进行的一场由谁主导北方格局的大战，双方力量悬殊，袁绍强大而曹操弱小，但战争的结局却令人大跌眼镜，弱小的曹操击败了强大的袁绍。从总体上来说，袁绍始终处在进攻状态，而曹操总是处在防守应对状态。不过，在局部战斗中，我们能看到的总是曹操的一些胜利，最后终于围绕着袁绍军乌巢粮仓被袭击事件而导致袁军突然间崩盘。曹操积小胜为大胜，而袁绍则像是被最后压垮的骆驼，那么，压垮袁绍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历史冷知识#
袁绍发起对曹操的进攻，在决策集团当中是意见不统一的，首席谋士沮授和田丰都表示了反对。尤其是田丰，他反复的进行劝谏，袁绍认为他这是扰乱军心打击士气，将田丰戴上刑具关进监牢。那么，这是不是造成袁绍失败的原因呢？应该说不是。决策之前存在着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作为谋士坚持自己的意见也没有什么不对，更重要的是，军队并没有因为田丰的建议而有所异动。
建安五年（200年）二月，袁绍派遣郭图、颜良等攻击曹操的东郡太守刘延，地点是在白马，这就是有名的白马之围。袁绍自己率大军在后到达黎阳，准备渡过黄河。四月，曹操亲自率军向北救援刘延。曹操听从了荀攸的建议，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分散袁绍的兵力，即先引兵至延津，伪装渡河攻击袁绍的后方，使袁绍分兵向西，然后派遣轻骑兵迅速袭击进攻白马的袁军。曹操采纳了这个建议，袁绍果然分兵延津。曹操派张辽、关羽为前锋急奔白马，袁绍大将颜良惊慌失措被关羽斩于阵中。曹操解了白马围，迁徙了民众，沿着黄河向西撤退。袁绍率军渡河追击，到达延津以南，在白马以南南阪这个地方，大将文丑追上了曹军。曹操再次采纳荀攸的建议，故意丢弃辎重，让袁军士兵来抢，曹军趁机发起进攻，击败了袁军，大将文丑被杀。曹军顺利地退回到官渡。#读史知天下#
颜良文丑都是袁绍手下大将，两个人的阵亡是不是袁绍失败的主要原因呢？应该说，这是袁绍失败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具体理由有两个：一是力量的对比并没有质的变化，仍然是袁强曹弱；二是曹操依然在撤退当中，直到官渡之战的中心点才停止。也就是说，所谓的官渡之战中心事件还没有发生，双方的军事态势并没有改变。
进入相持阶段，在双方互有攻守的情况下，外围也有一些事件发生，如孙策想趁机攻打许都被刺客所杀、刘备在汝南袭扰曹操后方，这些都是对曹操不利的方面，对袁绍的失败关系不大。真正的胜负关系在于后边两件事。
由于相持日久，粮食成为了头等大事。袁绍军的运粮车千余辆被曹军将军徐晃、史涣烧毁，曹军的粮食也到了难以为继的窘境。这时候的袁绍集团内部发生了一件事，高层官员许攸的家人犯了法，留守邺城的主官审配将许攸的家人抓了起来。许攸一怒之下投降了曹操。许攸告诉曹操，袁绍的运粮车就停留在乌巢，距离袁绍宿营地四十里，虽然由淳于琼率领万余人守卫，但他们的警惕性不会很高。许攸建议，如果现在派出轻骑兵袭击，出人意料地突然出现，将这些粮食烧掉，不过三天，袁绍就会自败。曹操采纳了许攸的建议，率领五千轻骑兵突袭乌巢，打败了淳于琼，把粮食全部烧毁。
那么，是不是这件事是袁绍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呢？应该说，这是官渡之战的转折点，说明曹操由防御转变为主动出击，但双方的力量对比仍然没有发生变化，像缺粮和兵力少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和改变。当然变化还是有的，那就是战略思想和对双方心理上的影响。袁绍如果考虑到粮食难以为继，寻求有计划的主动撤退，就像诸葛亮丢失街亭那样有序的撤退，整顿后再次回来也不是没有可能。但后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却成为压垮袁绍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就是张郃、高览投降。
听说乌巢粮仓遇袭，袁绍指挥部在商量着对策，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前去解救乌巢，攻击这些出动的曹军；还有一种意见是攻击曹操的大营，让他有去无回。应该说这两种意见都有可行性，只要尽快出兵就可，不可行的是犹豫不决和分兵实施，但袁绍恰恰就这样做了，在犹豫之后决定分兵出击。在决定分兵出击之后，袁绍又打出了一张更烂的牌，让建议支援乌巢的张郃去攻打曹操大营，让建议攻打曹军大营的郭图去支援乌巢淳于琼。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烂招呢？如果打赢了，张郃没有功劳，功劳是郭图的；如果打败了，张郃罪不可恕，袁绍集团的高层本来就不和睦，你让张郃会怎么想？张郃攻击曹军大营不克，于是投降了。张郃是河北四大将之一，颜良文丑已经被斩，淳于琼生死不明，四大将最后的张郃投降，想想士兵们会是什么反应？不用说，这对士气的打击是致命的。
一般人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张郃先投降袁绍军才溃败还是袁绍军先溃败张郃才投降？其实，有一点可以肯定，郭图是袁绍身边的人，搬弄是非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张郃畏惧他是肯定的，所以，这投降先后问题，倒不如归结到张郃为什么会担心性命问题。
还有一点，曹操回到大营后对袁绍军发起了全线进攻。据《三国志·贾诩传》记载，贾诩在说了曹操在四个方面胜过袁绍之后说：“有此四胜而半年不定者，但顾万全故也。必决其机，须臾可定也。”曹操认可后，“乃并兵出，围击绍三十余里营，破之。绍军大溃，河北平。”什么叫“但顾万全”？就是过于谨慎。只要大胆用兵，找准机会，很快就会打败袁绍。曹操听从了这个建议，在回到大营知道张郃投降后，大军一起出动，对袁绍的三十里大营进行了围击，袁军大溃。
梳理一下可以看出，对袁绍士气打击最大的是张郃、高览投降，这不但让袁绍军笼罩在一片失败的阴影之中，还让曹操看到了绝佳的机会，于是才对袁绍三十里大营进行围攻。很有可能，袁绍父子就是这个时候弃军渡河而逃的。或者说，没有了立马横刀的阵前大将，这才是袁绍溃败的根本原因，也可以说是压垮袁绍的最后一根稻草。
袁绍发起对曹操的进攻，在决策集团当中是意见不统一的，首席谋士沮授和田丰都表示了反对。尤其是田丰，他反复的进行劝谏，袁绍认为他这是扰乱军心打击士气，将田丰戴上刑具关进监牢。那么，这是不是造成袁绍失败的原因呢？应该说不是。决策之前存在着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作为谋士坚持自己的意见也没有什么不对，更重要的是，军队并没有因为田丰的建议而有所异动。
建安五年（200年）二月，袁绍派遣郭图、颜良等攻击曹操的东郡太守刘延，地点是在白马，这就是有名的白马之围。袁绍自己率大军在后到达黎阳，准备渡过黄河。四月，曹操亲自率军向北救援刘延。曹操听从了荀攸的建议，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分散袁绍的兵力，即先引兵至延津，伪装渡河攻击袁绍的后方，使袁绍分兵向西，然后派遣轻骑兵迅速袭击进攻白马的袁军。曹操采纳了这个建议，袁绍果然分兵延津。曹操派张辽、关羽为前锋急奔白马，袁绍大将颜良惊慌失措被关羽斩于阵中。曹操解了白马围，迁徙了民众，沿着黄河向西撤退。袁绍率军渡河追击，到达延津以南，在白马以南南阪这个地方，大将文丑追上了曹军。曹操再次采纳荀攸的建议，故意丢弃辎重，让袁军士兵来抢，曹军趁机发起进攻，击败了袁军，大将文丑被杀。曹军顺利地退回到官渡。#读史知天下#
颜良文丑都是袁绍手下大将，两个人的阵亡是不是袁绍失败的主要原因呢？应该说，这是袁绍失败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具体理由有两个：一是力量的对比并没有质的变化，仍然是袁强曹弱；二是曹操依然在撤退当中，直到官渡之战的中心点才停止。也就是说，所谓的官渡之战中心事件还没有发生，双方的军事态势并没有改变。
进入相持阶段，在双方互有攻守的情况下，外围也有一些事件发生，如孙策想趁机攻打许都被刺客所杀、刘备在汝南袭扰曹操后方，这些都是对曹操不利的方面，对袁绍的失败关系不大。真正的胜负关系在于后边两件事。
由于相持日久，粮食成为了头等大事。袁绍军的运粮车千余辆被曹军将军徐晃、史涣烧毁，曹军的粮食也到了难以为继的窘境。这时候的袁绍集团内部发生了一件事，高层官员许攸的家人犯了法，留守邺城的主官审配将许攸的家人抓了起来。许攸一怒之下投降了曹操。许攸告诉曹操，袁绍的运粮车就停留在乌巢，距离袁绍宿营地四十里，虽然由淳于琼率领万余人守卫，但他们的警惕性不会很高。许攸建议，如果现在派出轻骑兵袭击，出人意料地突然出现，将这些粮食烧掉，不过三天，袁绍就会自败。曹操采纳了许攸的建议，率领五千轻骑兵突袭乌巢，打败了淳于琼，把粮食全部烧毁。
那么，是不是这件事是袁绍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呢？应该说，这是官渡之战的转折点，说明曹操由防御转变为主动出击，但双方的力量对比仍然没有发生变化，像缺粮和兵力少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和改变。当然变化还是有的，那就是战略思想和对双方心理上的影响。袁绍如果考虑到粮食难以为继，寻求有计划的主动撤退，就像诸葛亮丢失街亭那样有序的撤退，整顿后再次回来也不是没有可能。但后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却成为压垮袁绍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就是张郃、高览投降。
听说乌巢粮仓遇袭，袁绍指挥部在商量着对策，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前去解救乌巢，攻击这些出动的曹军；还有一种意见是攻击曹操的大营，让他有去无回。应该说这两种意见都有可行性，只要尽快出兵就可，不可行的是犹豫不决和分兵实施，但袁绍恰恰就这样做了，在犹豫之后决定分兵出击。在决定分兵出击之后，袁绍又打出了一张更烂的牌，让建议支援乌巢的张郃去攻打曹操大营，让建议攻打曹军大营的郭图去支援乌巢淳于琼。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烂招呢？如果打赢了，张郃没有功劳，功劳是郭图的；如果打败了，张郃罪不可恕，袁绍集团的高层本来就不和睦，你让张郃会怎么想？张郃攻击曹军大营不克，于是投降了。张郃是河北四大将之一，颜良文丑已经被斩，淳于琼生死不明，四大将最后的张郃投降，想想士兵们会是什么反应？不用说，这对士气的打击是致命的。
一般人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张郃先投降袁绍军才溃败还是袁绍军先溃败张郃才投降？其实，有一点可以肯定，郭图是袁绍身边的人，搬弄是非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张郃畏惧他是肯定的，所以，这投降先后问题，倒不如归结到张郃为什么会担心性命问题。
还有一点，曹操回到大营后对袁绍军发起了全线进攻。据《三国志·贾诩传》记载，贾诩在说了曹操在四个方面胜过袁绍之后说：“有此四胜而半年不定者，但顾万全故也。必决其机，须臾可定也。”曹操认可后，“乃并兵出，围击绍三十余里营，破之。绍军大溃，河北平。”什么叫“但顾万全”？就是过于谨慎。只要大胆用兵，找准机会，很快就会打败袁绍。曹操听从了这个建议，在回到大营知道张郃投降后，大军一起出动，对袁绍的三十里大营进行了围击，袁军大溃。
梳理一下可以看出，对袁绍士气打击最大的是张郃、高览投降，这不但让袁绍军笼罩在一片失败的阴影之中，还让曹操看到了绝佳的机会，于是才对袁绍三十里大营进行围攻。很有可能，袁绍父子就是这个时候弃军渡河而逃的。或者说，没有了立马横刀的阵前大将，这才是袁绍溃败的根本原因，也可以说是压垮袁绍的最后一根稻草。
#松林说史# 王安石变法为何失败？高僧在路边放一个板凳，解决了后人的困惑
北宋宋仁宗时期，宋朝外部危机四伏、内部积贫积弱，庆历年间，韩琦、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主持“庆历新政”，试图通过新政来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只可惜，“庆历新政”只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以失败告终。20多年后，北宋又一位改革家站了出来，此人就是王安石。
和“庆历新政”不同的是，王安石变法改革范围大、推行时间长、历史影响深远。站在历史的角度来说，王安石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梁启超、胡适等学者对王安石变法表达了肯定的态度，这种态度也一直影响至今。但是，在宋朝乃至明清时期，史书对王安石变法一直持否定态度，例如，南宋文人罗大经曾评价王安石：
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
把王安石和秦桧同列，可以看出当时士大夫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态度。
北宋的保守派之所以会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一方面是因为变法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是王安石变法的本质是“富国”，而不是“富民”，这个局限性必须承认。
本文的重点不是讨论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评价，而是讲述王安石变法背后的一则小故事。
王安石变法，分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取士之法三大类，富国之法中又包括青苗法、方田均税法等内容。其中，底层官员最不能接受的便是青苗法。因为青苗法规定，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借贷给农民金钱和种子，农民需要按每半年二分或三分的利息来偿还给官府，后来这个利息一度增长到2倍，农民们哪能承受得起这样的高利贷？
青苗法的好处是想尽办法让百姓种地，增加国家粮食产量、增加官府收入。但青苗法弊端也很明显，它强制百姓借贷，利息偏高，严重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很多百姓因此“破产”。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富国”而不“富民”的体现。因此，当青苗法逐级向下推行的时候，在社会底层遇到了很大阻力。
据冯梦龙的《智慧全集》记载，宋朝名臣鲜于侁在担任利州路转运使时，因为百姓们不认可青苗法，不主动向官府借贷，王安石便派人责问鲜于侁，鲜于侁为自己辩解说：
“青苗之法，愿取则与，民自不愿，岂能强之？”（《智慧全集》）
鲜于侁的意思是说：“青苗法规定，官府借贷需要百姓申请。如果百姓不主动申请，我怎能勉强他们借高利贷呢？”
不得不说，鲜于侁为了不执行青苗法，在想办法钻文字的空子。但这种钻空子，得到了大部分底层官员的认同。例如，王安石变法期间，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对鲜于侁的这种态度非常认可，认为鲜于侁的办法即给了王安石面子，又照顾了当地百姓。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当时各州县官府对青苗法的抵触。
因为底层不配合，王安石便加大推行力度，各州县官员纷纷骚动，有的甚至自己举报自己有罪，请求王安石将自己罢免，有的干脆主动辞职。
北宋著名的理学大家邵雍曾和张载、周敦颐、程颐等人齐名，他在朝为官时有很多读书人拜在他的门下。在王安石变法之际，邵雍已经归隐山林，但他的诸多门生纷纷写信前来，咨询老师眼下该怎么办，主动辞官（对抗王安石）是否合适。
没想到，邵雍回答说：
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
意思是：新法虽然严苛，但现在正是你们尽力为百姓斡旋的时候，你们能对百姓宽厚一份，百姓便能得到一份好处，这个时候，怎能辞官呢？
邵雍的门生们得到老师的“指导”，恍然大悟，便不再请求辞官。因为他们知道，若自己辞官而去，王安石派来的新官，肯定比自己更加严苛。所以，这些官员们便留在社会底层和王安石周旋，为百姓们多谋一些好处。
邵雍当时已经归隐山林，王安石变法并没有触犯到他的利益，他之所以支持门生们反对王安石，是因为他在为百姓着想，在当时，这叫“为民请命”。他认为，只要能为百姓做事，哪怕自己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要逃避，而是要尽自己的力量。当然，这也成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原因，但邵雍等人当时并无私心，只是纯粹站在了百姓的立场上。
冯梦龙在编纂《智囊全集》的时候，对邵雍的这种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且，他举了一个例子，发人深思：
明朝嘉靖年间，有一个叫沈袾宏的人，从小熟读诗书，后来皈依佛门，成为“明朝四大高僧”之一，因为他别号莲池，因此人称“莲池大师”。莲池大师被佛学界尊为中国净土宗第八代祖师，对中国佛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据《智囊全集》记载：
莲池大师劝人作善事，或辞以无力，大师指凳曰：“假如此凳，欹斜碍路，吾为整之，亦一善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莲池大师劝人做善事，有人认为自己的能力太弱小，做不了善事。莲池大师便指着一个板凳说：“假如这个板凳歪在了道路上，你要不要扶一下？你把它移到路边扶正，这就是一件善事。”
所以，为百姓做善事，主要还是有一颗赤心，能力大的人自然做大善事，而能力小的人也并非无事可做。
邵雍乃宋朝儒学大家，莲池大师是佛学高僧，二人的思想何其相似？新时代的我们，只要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当遇到自己能力不足以解决的困难时，我们就知道怎么办了。
北宋宋仁宗时期，宋朝外部危机四伏、内部积贫积弱，庆历年间，韩琦、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主持“庆历新政”，试图通过新政来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只可惜，“庆历新政”只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以失败告终。20多年后，北宋又一位改革家站了出来，此人就是王安石。
和“庆历新政”不同的是，王安石变法改革范围大、推行时间长、历史影响深远。站在历史的角度来说，王安石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梁启超、胡适等学者对王安石变法表达了肯定的态度，这种态度也一直影响至今。但是，在宋朝乃至明清时期，史书对王安石变法一直持否定态度，例如，南宋文人罗大经曾评价王安石：
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
把王安石和秦桧同列，可以看出当时士大夫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态度。
北宋的保守派之所以会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一方面是因为变法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是王安石变法的本质是“富国”，而不是“富民”，这个局限性必须承认。
本文的重点不是讨论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评价，而是讲述王安石变法背后的一则小故事。
王安石变法，分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取士之法三大类，富国之法中又包括青苗法、方田均税法等内容。其中，底层官员最不能接受的便是青苗法。因为青苗法规定，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借贷给农民金钱和种子，农民需要按每半年二分或三分的利息来偿还给官府，后来这个利息一度增长到2倍，农民们哪能承受得起这样的高利贷？
青苗法的好处是想尽办法让百姓种地，增加国家粮食产量、增加官府收入。但青苗法弊端也很明显，它强制百姓借贷，利息偏高，严重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很多百姓因此“破产”。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富国”而不“富民”的体现。因此，当青苗法逐级向下推行的时候，在社会底层遇到了很大阻力。
据冯梦龙的《智慧全集》记载，宋朝名臣鲜于侁在担任利州路转运使时，因为百姓们不认可青苗法，不主动向官府借贷，王安石便派人责问鲜于侁，鲜于侁为自己辩解说：
“青苗之法，愿取则与，民自不愿，岂能强之？”（《智慧全集》）
鲜于侁的意思是说：“青苗法规定，官府借贷需要百姓申请。如果百姓不主动申请，我怎能勉强他们借高利贷呢？”
不得不说，鲜于侁为了不执行青苗法，在想办法钻文字的空子。但这种钻空子，得到了大部分底层官员的认同。例如，王安石变法期间，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对鲜于侁的这种态度非常认可，认为鲜于侁的办法即给了王安石面子，又照顾了当地百姓。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当时各州县官府对青苗法的抵触。
因为底层不配合，王安石便加大推行力度，各州县官员纷纷骚动，有的甚至自己举报自己有罪，请求王安石将自己罢免，有的干脆主动辞职。
北宋著名的理学大家邵雍曾和张载、周敦颐、程颐等人齐名，他在朝为官时有很多读书人拜在他的门下。在王安石变法之际，邵雍已经归隐山林，但他的诸多门生纷纷写信前来，咨询老师眼下该怎么办，主动辞官（对抗王安石）是否合适。
没想到，邵雍回答说：
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
意思是：新法虽然严苛，但现在正是你们尽力为百姓斡旋的时候，你们能对百姓宽厚一份，百姓便能得到一份好处，这个时候，怎能辞官呢？
邵雍的门生们得到老师的“指导”，恍然大悟，便不再请求辞官。因为他们知道，若自己辞官而去，王安石派来的新官，肯定比自己更加严苛。所以，这些官员们便留在社会底层和王安石周旋，为百姓们多谋一些好处。
邵雍当时已经归隐山林，王安石变法并没有触犯到他的利益，他之所以支持门生们反对王安石，是因为他在为百姓着想，在当时，这叫“为民请命”。他认为，只要能为百姓做事，哪怕自己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要逃避，而是要尽自己的力量。当然，这也成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原因，但邵雍等人当时并无私心，只是纯粹站在了百姓的立场上。
冯梦龙在编纂《智囊全集》的时候，对邵雍的这种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且，他举了一个例子，发人深思：
明朝嘉靖年间，有一个叫沈袾宏的人，从小熟读诗书，后来皈依佛门，成为“明朝四大高僧”之一，因为他别号莲池，因此人称“莲池大师”。莲池大师被佛学界尊为中国净土宗第八代祖师，对中国佛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据《智囊全集》记载：
莲池大师劝人作善事，或辞以无力，大师指凳曰：“假如此凳，欹斜碍路，吾为整之，亦一善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莲池大师劝人做善事，有人认为自己的能力太弱小，做不了善事。莲池大师便指着一个板凳说：“假如这个板凳歪在了道路上，你要不要扶一下？你把它移到路边扶正，这就是一件善事。”
所以，为百姓做善事，主要还是有一颗赤心，能力大的人自然做大善事，而能力小的人也并非无事可做。
邵雍乃宋朝儒学大家，莲池大师是佛学高僧，二人的思想何其相似？新时代的我们，只要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当遇到自己能力不足以解决的困难时，我们就知道怎么办了。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