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艺藏道，落第才子文徵明】科举考试经常埋没人才，张岱《石匮书》的《文苑列传总论》对此有犀利的批判。就拿闻名遐迩的“吴中四才子”为例，祝允明、唐寅先后会试落第，不过是举人而已，文徵明连举人也没有考上，只有徐祯卿是进士。如果按照“学位”来衡量，徐最好，唐、祝次之，文最差，事实恰恰相反，四才子中文徵明是最有学问的。这是当时人的普遍看法。虽然同为“吴中四才子”，风格却截然不同，唐、祝二人忌惮文的严肃，“不敢以狎进”，他们之间“异轨而齐，尚日欢然无间”。#每天读国学#

明代王世贞在《弇州史料后集》中说，文徵明的文章、书法、绘画都很“精绝”，与他同时代的文人，吴宽、徐祯卿工于古文诗歌，李应祯、祝允明工于书法，又能古文诗歌，沈周、唐寅工于绘画，又能诗歌，和文徵明相比较，“皆推让先生（文徵明），以为不可及”。其实，吴、李、沈都是他的老师，他学文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看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他的父亲文林、叔父文森都是进士出身，一个官至温州知府，一个官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文林治理温州颇有善政，病死于任上，两袖清风，居然“曩无余资”，当地吏民捐钱为他办丧事，年方十六的文徵明婉言谢绝。文森的朋友——巡抚俞谏，感念文家贫穷，想接济一点金钱，小心翼翼试探道：你不担忧朝夕吗？文徵明回答：朝夕吃粥，果腹无虞。俞谏指着他的蓝衫问道：为何破旧到这种程度？文徵明答道：刚才被雨淋到了，所以看上去破旧。人穷志不穷，使得俞谏不敢提送钱的事。

在这种骨气背后，隐含着清醒的政治头脑，这一点他比唐寅高明。宁王宸濠仰慕他们的才华，派人带了亲笔书信和重金前来招聘，唐寅轻率地应邀前往，文徵明则不为所动。尹守衡《明史窃》写道：“使者及门，徵明骤称病，亟卧不起，不与见，无所受，亦无所报。”使者说：宁王是如今天下长者，王府正虚席以待。文徵明笑而不答，用无言的方式拒绝聘请。后来唐寅发现宁王有反叛迹象，假装发狂，得以脱离虎口。由此也反衬出文徵明的政治智慧略胜一筹。

他为人的准则是决不与藩王之类贵族交往，认为这是国家的法度。周王、徽王都曾派遣使者，拿着古鼎古镜等礼品前来游说：王爷无求于先生，仰慕先生大名，请启封一睹如何？文徵明逊谢道：王爷所赐，启封后再推辞，有失恭敬。他用彬彬有礼的方式婉言谢绝。

他在科举场屋中困斗了三十年，屡战屡败，始终是区区一个诸生（已入学的生员）。每念及此很是感慨：“徵明家世服儒，薄有荫祚，少之时不自度量，有志当世，读书缀文，粗修士业。而受性朴鲁，鞭策不前，十试有司，每试辄斥。年日以长，气日益索，因循退托，志念自非。”应天巡抚李充嗣佩服他的才华，向朝廷推荐，他立即写信表示感谢：“公卿不荐士久矣，何也？科举之法行也。科举之法行，则凡翘楚特达之士皆于科举收之，无怪乎今之公卿之不荐士也。”由于李充嗣的推荐，嘉靖初年，朝廷授予他翰林院待诏之职。这是一个可以施展才干的工作，两年中，他参与编撰了《武宗实录》，获得好评。

令人意料不到的是，两年后他多次上疏，主动请辞。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官场的“学位”歧视。翰林院是进士们的天地，唯独他什么功名也没有，是以“贡生”身份进入的，自然而然遭到同僚的冷眼。万斯同《明史·文苑传》说：“是时专崇科目，无有他途入翰林者，故徵明意不自得，连岁乞归。”当时朝廷中掌握大权的张璁，是他的父亲文林任温州知府时造就的人才，很想报恩。刚刚进入内阁的杨一清也以他父亲朋友的身份，从旁协助张璁，为他调动工作，被他回绝，毅然辞官而归。

回到家乡苏州以后，他悠游林泉，以翰墨自娱，一再杜绝出山的邀请：“吾老归林下，聊自适耳，岂能供人耳目玩哉！”但是，他家门前封疆大吏的使者络绎不绝，富商巨贾拿了珍宝前来交好，他都不屑一顾。周边国家的朝贡使节专程来到苏州，想一睹他的风采而不可得，遂从他的朋友手中高价收购文氏墨宝，因此之故，他的书画遍于海内外。

王世贞为他写的《文先生传》说：先生好为诗，传情而发，娟秀妍雅，出入柳宗元、白居易诸公；文取达意，遵循欧阳修；书法模仿欧阳询、苏轼、黄庭坚，抵掌睥睨；绘画有赵孟頫、倪瓒、黄公望之长。礼部郎中陆师专门辞官拜入门下，友人讥笑，陆师正色说：“文先生以艺藏道者也。”他的艺术中蕴含着儒家的“道”，格调深邃高迈。如此成就，为人却很低调，过庭训《本朝京省人物考》称赞他：“生平无二色，足无狭邪，履贫而好施，周人之急甚于己。”

年已九旬，依然精神矍铄，海内久闻文先生大名，竟然以为“异代人”。嘉靖三十八年（1659），他为御史严杰之母撰写墓志铭，写完最后一个字，掷笔而逝，人们以为翕然羽化而去。王世贞的《文衡山先生像赞》写得很有诗意：

先生暇则一出游，近地佳山水……焚香煮茗，谈古书画彝鼎，品水石，道吴中耆旧，使人忘返。如是者三十年，年九十而卒，卒时，犹为人书志石，停笔栩然若蝶化者，人以为仙去不死也。

#财富# 关于财富。我们在这生命中人人有份，但没有一个人握着全部抵押权。因此我们对人生可以抱着比较轻狭随便的态度：我们不是这个城市永久的房客，而是过路的旅客。地主、佃户，都是一样的旅客。这种观念减弱了“地主”一词的意义。没有一个人能实在地说，他拥有一所房子或一片田地。一位中国诗人说得好：
苍田青山无限好，
前人耕耘后人收；
寄语后人且莫喜，
更有后人乐逍遥！

和中华文明同时出现的，还有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以及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
如果展开一幅世界地形图，你就会发现，无论是古埃及的尼罗河文明，还是古巴比伦的两河文明，规模都比较小。印度河文明其实位于今天的巴基斯坦，西边是山脉，东边是沙漠，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狭小的空间。但黄河流域诞生的这个文明却不一样，四周相对广阔平坦，拥有很大的开发空间。我们的祖先站在这样一片土地上，举目四望，广阔无垠，这激发了他们探索的欲望，也促使他们产生一种想象：把自己居住的这片土地，看成是整个世界。这就是古代中国“天下”观念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