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文化历史[超话]#淮安板闸往事
板闸，这座坐落在古运河边上的小镇，随着市生态新城的建立，将洗去千年古朴的铅华，以崭新的面貌展示于世人面前。踏着那被无数印辙磨得油光发亮的石板路，走进那曾被香火熏烤如古铜般的三元宫，仰望那矗立于运河堤上高高的淮关旗杆。板闸小镇那一个个神奇的往事随着悠悠的运河水在心中流淌着，并激起一圈圈如诗如幻的涟漪。
板闸，位于京杭大运河中部，明清时期，是黄河、淮河、运河的交会处，为“南船北马，辕楫交替”之处，商旅必经之地。板闸之名，源于明代平江伯陈瑄开挑运河所建四闸之一。“面湖背海，左江右河，为南北舟车之要道，故于此设关焉”。关者，为国家收取税银之官署，即相当于今日之税务机关，史称“淮关”、“钞关”、“钞关”。板闸设关伊始，因为此处为运河咽喉要道，据《山阳县志》载“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艘，衔尾而至山阳，沿运河北运，虽山东、河南粮艘不经淮安板闸，亦皆遥禀戒约，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板闸实咽喉要地也。”因板闸所处位置独特，税源十分充足，每年数以万计的漕船超额夹带要收税，南货北上、北货南下要收税，皖豫产品东下分流，也要在此纳税，故此地税银收取为“天下第一”。据典籍记载，最多一年可收七百余万两税银。
又因当时淮安城市繁荣，人口众多，“三城内外烟火数十万家”，由此推算，淮安城历史上最鼎盛之时，人口应有50多万，更有史家认为有近百万人口之多。如此众多人口，商品消费量之大，商品落地税非常可观。加之，淮安一度时期为造船中心，两淮之间曾有八十多家船厂，清江造船厂也在此征收“船料”，户部淮安常盈仓在此抽征仓库维修费，可见板闸淮关税收之丰。而淮关管辖范围大，关口多，包括今淮安、盐城、连云港、宿迁、徐州等28个县区，覆盖面积达四万平方公里，同时，淮安又兼有海关之责，所以板闸淮关在历史上知名度极高，地位也极为显著。
由于税务是维系历代朝廷生存发展的命脉，而板闸淮关又如此重要，故淮关主官往往配置都比较高。清代，有好多是四品衔的宠近之臣方可出任淮关椎使。而淮安府知府也只是四品官，可见淮关椎使权力之大并不亚于淮安府知府。其关衙规模及建筑比淮安府署还要壮观。据载，板闸淮关关街，大门外有一对白矾石制成的正面朝天吼巨型石狮，石狮左右各有一间吹鼓亭，用于早晚奏乐。大门对面照壁上标有“楚水司储”四个大字，左右各有一根近20米高的旗杆，东西出口处各有一座辕门。在东辕门外左方东南角有座四窗十二门的更楼，大门内左边有座关帝庙，二门内有东西配房，向后便是大堂、二堂、花厅、大仙楼，再往后为上房，出后门有座大花园，又叫后湖亭，周围筑有一丈五尺的土圩松墙。整个关署建筑宏伟壮观，堪称一绝。
坐落于板闸南街偏西的运河堤上还有一座二层楼的淮关大楼，状似凤凰展翅，楼顶上塑有“淮安钞关”四个大字，来往船只在很远的地方便一目了然。此处方为办理南北漕船查验报关收税之所。
关署建设之宏伟，令人叹为观止，而椎使更是权高位重，特别是清代椎使，大多由皇亲国戚或由皇帝宠近之臣担任，古诗说：“宰相门前七品官”，关吏虽级别不高，权力不小。同时，淮关也给当地百姓带来“实惠”。《淮关小志》有诗云：“板闸人家水一湾，人家生计仗淮关；婢赊斗米奴骑马，笑指商船去又还”。说的是板闸当地百姓，大多做的是关上生计，吃的过关之饭，南来北往之商船要早日过关，常常通过当地的“地头蛇”帮助疏通关节，而少不得要给其“买路钱”，有时给“中介人”比交纳关税钱还要多。另外，批检的货物，当然也是当地人搬运，这笔费用也不在少数，以至板闸人家，就是做奴做婢的生活都很殷实。而当地人又常与关吏勾结，互相利用，各得其所。古有“板闸人半边脸”之说，说的是“好处费”给的到位，就能笑脸相迎，早日过关，反之，冷脸相对，商船不知何时才能放行。长此以往，不少商船货主，宁可多绕些路，也尽量不从淮关过关，加之后来海运开通，陆道可行，漕运亦非唯一交通生命线，加之朝廷也闻淮关腐败之风，遂将淮关体制下放。到了清道光十年（1831年），一年只收36万白银，到了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税额仅有二、三万两了。于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经户部奏奉谕饬减淮关，移交两江总督办理，旋又归淮安府兼理，以至淮关已为昨日黄花，一蹶不振。到了民国20年（1931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实行货物就厂征收统税，取消内地关卡，以致淮关辉煌一时的大幕从此降落，风光不在。
板闸淮关历经沧桑，几度风雨，但曾维系封建王朝四百余年的经济命脉，应是古城淮安一段值得记忆的历史传奇。
板闸，这座坐落在古运河边上的小镇，随着市生态新城的建立，将洗去千年古朴的铅华，以崭新的面貌展示于世人面前。踏着那被无数印辙磨得油光发亮的石板路，走进那曾被香火熏烤如古铜般的三元宫，仰望那矗立于运河堤上高高的淮关旗杆。板闸小镇那一个个神奇的往事随着悠悠的运河水在心中流淌着，并激起一圈圈如诗如幻的涟漪。
板闸，位于京杭大运河中部，明清时期，是黄河、淮河、运河的交会处，为“南船北马，辕楫交替”之处，商旅必经之地。板闸之名，源于明代平江伯陈瑄开挑运河所建四闸之一。“面湖背海，左江右河，为南北舟车之要道，故于此设关焉”。关者，为国家收取税银之官署，即相当于今日之税务机关，史称“淮关”、“钞关”、“钞关”。板闸设关伊始，因为此处为运河咽喉要道，据《山阳县志》载“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艘，衔尾而至山阳，沿运河北运，虽山东、河南粮艘不经淮安板闸，亦皆遥禀戒约，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板闸实咽喉要地也。”因板闸所处位置独特，税源十分充足，每年数以万计的漕船超额夹带要收税，南货北上、北货南下要收税，皖豫产品东下分流，也要在此纳税，故此地税银收取为“天下第一”。据典籍记载，最多一年可收七百余万两税银。
又因当时淮安城市繁荣，人口众多，“三城内外烟火数十万家”，由此推算，淮安城历史上最鼎盛之时，人口应有50多万，更有史家认为有近百万人口之多。如此众多人口，商品消费量之大，商品落地税非常可观。加之，淮安一度时期为造船中心，两淮之间曾有八十多家船厂，清江造船厂也在此征收“船料”，户部淮安常盈仓在此抽征仓库维修费，可见板闸淮关税收之丰。而淮关管辖范围大，关口多，包括今淮安、盐城、连云港、宿迁、徐州等28个县区，覆盖面积达四万平方公里，同时，淮安又兼有海关之责，所以板闸淮关在历史上知名度极高，地位也极为显著。
由于税务是维系历代朝廷生存发展的命脉，而板闸淮关又如此重要，故淮关主官往往配置都比较高。清代，有好多是四品衔的宠近之臣方可出任淮关椎使。而淮安府知府也只是四品官，可见淮关椎使权力之大并不亚于淮安府知府。其关衙规模及建筑比淮安府署还要壮观。据载，板闸淮关关街，大门外有一对白矾石制成的正面朝天吼巨型石狮，石狮左右各有一间吹鼓亭，用于早晚奏乐。大门对面照壁上标有“楚水司储”四个大字，左右各有一根近20米高的旗杆，东西出口处各有一座辕门。在东辕门外左方东南角有座四窗十二门的更楼，大门内左边有座关帝庙，二门内有东西配房，向后便是大堂、二堂、花厅、大仙楼，再往后为上房，出后门有座大花园，又叫后湖亭，周围筑有一丈五尺的土圩松墙。整个关署建筑宏伟壮观，堪称一绝。
坐落于板闸南街偏西的运河堤上还有一座二层楼的淮关大楼，状似凤凰展翅，楼顶上塑有“淮安钞关”四个大字，来往船只在很远的地方便一目了然。此处方为办理南北漕船查验报关收税之所。
关署建设之宏伟，令人叹为观止，而椎使更是权高位重，特别是清代椎使，大多由皇亲国戚或由皇帝宠近之臣担任，古诗说：“宰相门前七品官”，关吏虽级别不高，权力不小。同时，淮关也给当地百姓带来“实惠”。《淮关小志》有诗云：“板闸人家水一湾，人家生计仗淮关；婢赊斗米奴骑马，笑指商船去又还”。说的是板闸当地百姓，大多做的是关上生计，吃的过关之饭，南来北往之商船要早日过关，常常通过当地的“地头蛇”帮助疏通关节，而少不得要给其“买路钱”，有时给“中介人”比交纳关税钱还要多。另外，批检的货物，当然也是当地人搬运，这笔费用也不在少数，以至板闸人家，就是做奴做婢的生活都很殷实。而当地人又常与关吏勾结，互相利用，各得其所。古有“板闸人半边脸”之说，说的是“好处费”给的到位，就能笑脸相迎，早日过关，反之，冷脸相对，商船不知何时才能放行。长此以往，不少商船货主，宁可多绕些路，也尽量不从淮关过关，加之后来海运开通，陆道可行，漕运亦非唯一交通生命线，加之朝廷也闻淮关腐败之风，遂将淮关体制下放。到了清道光十年（1831年），一年只收36万白银，到了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税额仅有二、三万两了。于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经户部奏奉谕饬减淮关，移交两江总督办理，旋又归淮安府兼理，以至淮关已为昨日黄花，一蹶不振。到了民国20年（1931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实行货物就厂征收统税，取消内地关卡，以致淮关辉煌一时的大幕从此降落，风光不在。
板闸淮关历经沧桑，几度风雨，但曾维系封建王朝四百余年的经济命脉，应是古城淮安一段值得记忆的历史传奇。
#淮安文化历史[超话]#神州何处银铸城？
古代凡是坚固的城池，多有夸饰性的美称，如“石头城”、“铁瓮城”、“银铸城”等。“石头城”是南京，“铁瓮城”是镇江，“银铸城”是哪里呢？是淮安。
最近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半块“淮安州”铭文砖。扬州教场拆迁后，现场一片瓦砾。一日中午，沿国庆路南行，忽见路边一块砖头上似乎有字。当时骑车已过十余步，忍不住还是回头，捡起那半块砖头。砖头已磨损残缺，字迹不清，而且质地粗糙，多有裂隙，细看之后，才辨认出三个阳文：“淮安州”。虽是残砖，但系数百年前之物，仍堪把玩。其字横写，自左而右，笔画稚拙，书体似在楷隶之间。
砖头的年代不难确定，只须查一查“淮安州”何时建立，就可断定。据《宋史·地理》：“绍定元年（1228），升山阳县为淮安军。端平元年（1234），改军为淮安州。”可知此砖造于南宋战乱时代的淮安。砖厚二寸不到，宽约五寸，因只有半截，故长度不可知。其制作之草率，质量之粗劣，揣想除了由于窑工的敷衍塞责之外，亦因当时战争形势之险恶。
淮安的建城史，可溯至晋代，而淮安城最坚固的时代，以宋代为最。乾隆《山阳县志》载，南宋孝宗时，守臣陈敏曾将原楚州城“重加修葺”。《宋史》则说：“北使过者，观其雉堞坚新，称为‘银铸城’。”此后，“银铸城”便成为文人对淮安的美称。如阎若璩《送周道士之清江》云：“我曾持锸随堤平，沙黄莫辨银铸城。”即咏淮安城。然而，就是这样一座“银铸城”，不过五十年时间就轰然倒塌了。据学者研究，宋时所谓“银铸城”，其实是一座土城，不过在城修成之后，用白石灰抹了一遍而已。因此，到了南宋后期，不得不又进行了两次修建。而其城砖质量之低劣，从这半截“淮安州”残砖的多孔、毛糙即可得到证实。
这块砖头，之所以从淮安运至扬州，当是南宋扬州军情紧迫，急需筑城防卫，而一时城砖难以筹集，才由相邻的淮安城沿运河载来。八百年过去了，砖头已经断裂，依然让人回想起那一段“烽火扬州路”的峥嵘岁月。在扬州情势万分紧急之际，李庭芝和姜才正在扬州城苦苦坚守。据《宋史·李庭芝传》说，当初朝廷讨论守卫扬州的人选时，帝曰：“无如李庭芝。”宋帝虽然昏庸，这一抉择却不错。待到宋亡之后，谢太后诏谕李庭芝投降，李庭芝登扬州城高呼：“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从来只有奉诏守城的，哪里听说有奉诏投降的？后来，元都督阿术派遣使者持诏来招降，李庭芝处死使者，焚诏陴上，以示不降。与李庭芝的刚烈相比，“银铸城”里的守将却是另一番表演。“已而，知淮安州许文德、知盱眙军张思聪、知泗州刘兴祖皆以粮尽降。庭芝犹括民间粟以给兵，粟尽，令官人出粟，粟又尽，令将校出粟，杂牛皮、曲蘖以给之。兵有烹子而食者，犹日出苦战”。再坚固的城池，也须由人来守卫。尽管大宋气数已尽，狂澜难挽，回天无力，可是李庭芝、姜才犹如巍巍高山，而淮安知州许文德之流不过是一抔黄土而已。淮安尽管号称“银铸城”，又何用之有？
当淮安叫做淮安州的时候，出过一个著名的民族英雄，那是陆秀夫。南宋末年，蒙古族政权继金而起，挥师南下，直接威胁南宋王朝的生存。在这家破、族灭、国亡的紧要关头，南宋朝廷苟安一隅，而广大军民和爱国将领，却临危不惧，坚持抗敌，谱写出一曲曲慷慨悲壮的乐章。陆秀夫就是在宋元交替的历史动荡年代，以誓死抗元、负帝蹈海而留名青史的民族英雄。陆秀夫，字君实，一字实翁，淮安州人，故里在今江苏建湖建阳镇老街。十九岁赴京应试，与文天祥同登进士榜。他对同榜的乡人说：“吾侪当思报国，相勉为天下第一等人物，方不负此举。” 他初为李庭芝幕僚,后官礼部侍郎等职。临安失守后至福州,与张世杰等立赵 为帝。 死,又拥赵昺,奉帝居厓山（今广东新会南）,任左相,继续组织抗元。祥兴二年(1279)为元军所败,负帝投海而亡。有《陆忠烈公遗集》。
“淮安”取淮水安澜之意，夏周为淮夷、徐夷聚居之地。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属吴、越、楚。秦代设淮阴县，东晋置山阳郡，隋代称楚州，唐天宝年间一度改称淮阴郡。至南宋时，先称淮安军，后来升为淮安州，“淮安州”之砖当为此时制造。元代为淮安路，明清为淮安府，民国为淮安县。淮安自古为南北交通咽喉，兵家必争要塞。自宋端平元年(1234)称“淮安州”开始，“淮安”之名就此确定。
关于“淮安州”，宋人王清叔《淮安州》诗云：“平野围淮甸,双城入楚州。喉襟关重地,鼓角动边楼。” 因为宋时淮安原有老城，又筑新城，故诗中有“双城入楚州”之句。元人陈孚《淮安州》诗云：“残鸦感兴发，断肠悲飘零。安得携美酒，台上呼刘伶。”大约元代淮安城已经十分凋零，所以触目皆是令人伤心的景色。
此后，我在扬州准提寺旁又拾到一块残砖，铭文竖写，可辨“淮安”二字，下缺。此砖与上述之砖完全不同，可见从淮安运至扬州的城砖不止一批。
据《明南京城墙砖文图释》一书所录铭文，明初筑南京城时，有来自淮安州、扬州府、常州府、镇江府等地的城砖。这也说明，淮安州的城砖不尽是些粗劣之物。 https://t.cn/z8LfUAb
古代凡是坚固的城池，多有夸饰性的美称，如“石头城”、“铁瓮城”、“银铸城”等。“石头城”是南京，“铁瓮城”是镇江，“银铸城”是哪里呢？是淮安。
最近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半块“淮安州”铭文砖。扬州教场拆迁后，现场一片瓦砾。一日中午，沿国庆路南行，忽见路边一块砖头上似乎有字。当时骑车已过十余步，忍不住还是回头，捡起那半块砖头。砖头已磨损残缺，字迹不清，而且质地粗糙，多有裂隙，细看之后，才辨认出三个阳文：“淮安州”。虽是残砖，但系数百年前之物，仍堪把玩。其字横写，自左而右，笔画稚拙，书体似在楷隶之间。
砖头的年代不难确定，只须查一查“淮安州”何时建立，就可断定。据《宋史·地理》：“绍定元年（1228），升山阳县为淮安军。端平元年（1234），改军为淮安州。”可知此砖造于南宋战乱时代的淮安。砖厚二寸不到，宽约五寸，因只有半截，故长度不可知。其制作之草率，质量之粗劣，揣想除了由于窑工的敷衍塞责之外，亦因当时战争形势之险恶。
淮安的建城史，可溯至晋代，而淮安城最坚固的时代，以宋代为最。乾隆《山阳县志》载，南宋孝宗时，守臣陈敏曾将原楚州城“重加修葺”。《宋史》则说：“北使过者，观其雉堞坚新，称为‘银铸城’。”此后，“银铸城”便成为文人对淮安的美称。如阎若璩《送周道士之清江》云：“我曾持锸随堤平，沙黄莫辨银铸城。”即咏淮安城。然而，就是这样一座“银铸城”，不过五十年时间就轰然倒塌了。据学者研究，宋时所谓“银铸城”，其实是一座土城，不过在城修成之后，用白石灰抹了一遍而已。因此，到了南宋后期，不得不又进行了两次修建。而其城砖质量之低劣，从这半截“淮安州”残砖的多孔、毛糙即可得到证实。
这块砖头，之所以从淮安运至扬州，当是南宋扬州军情紧迫，急需筑城防卫，而一时城砖难以筹集，才由相邻的淮安城沿运河载来。八百年过去了，砖头已经断裂，依然让人回想起那一段“烽火扬州路”的峥嵘岁月。在扬州情势万分紧急之际，李庭芝和姜才正在扬州城苦苦坚守。据《宋史·李庭芝传》说，当初朝廷讨论守卫扬州的人选时，帝曰：“无如李庭芝。”宋帝虽然昏庸，这一抉择却不错。待到宋亡之后，谢太后诏谕李庭芝投降，李庭芝登扬州城高呼：“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从来只有奉诏守城的，哪里听说有奉诏投降的？后来，元都督阿术派遣使者持诏来招降，李庭芝处死使者，焚诏陴上，以示不降。与李庭芝的刚烈相比，“银铸城”里的守将却是另一番表演。“已而，知淮安州许文德、知盱眙军张思聪、知泗州刘兴祖皆以粮尽降。庭芝犹括民间粟以给兵，粟尽，令官人出粟，粟又尽，令将校出粟，杂牛皮、曲蘖以给之。兵有烹子而食者，犹日出苦战”。再坚固的城池，也须由人来守卫。尽管大宋气数已尽，狂澜难挽，回天无力，可是李庭芝、姜才犹如巍巍高山，而淮安知州许文德之流不过是一抔黄土而已。淮安尽管号称“银铸城”，又何用之有？
当淮安叫做淮安州的时候，出过一个著名的民族英雄，那是陆秀夫。南宋末年，蒙古族政权继金而起，挥师南下，直接威胁南宋王朝的生存。在这家破、族灭、国亡的紧要关头，南宋朝廷苟安一隅，而广大军民和爱国将领，却临危不惧，坚持抗敌，谱写出一曲曲慷慨悲壮的乐章。陆秀夫就是在宋元交替的历史动荡年代，以誓死抗元、负帝蹈海而留名青史的民族英雄。陆秀夫，字君实，一字实翁，淮安州人，故里在今江苏建湖建阳镇老街。十九岁赴京应试，与文天祥同登进士榜。他对同榜的乡人说：“吾侪当思报国，相勉为天下第一等人物，方不负此举。” 他初为李庭芝幕僚,后官礼部侍郎等职。临安失守后至福州,与张世杰等立赵 为帝。 死,又拥赵昺,奉帝居厓山（今广东新会南）,任左相,继续组织抗元。祥兴二年(1279)为元军所败,负帝投海而亡。有《陆忠烈公遗集》。
“淮安”取淮水安澜之意，夏周为淮夷、徐夷聚居之地。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属吴、越、楚。秦代设淮阴县，东晋置山阳郡，隋代称楚州，唐天宝年间一度改称淮阴郡。至南宋时，先称淮安军，后来升为淮安州，“淮安州”之砖当为此时制造。元代为淮安路，明清为淮安府，民国为淮安县。淮安自古为南北交通咽喉，兵家必争要塞。自宋端平元年(1234)称“淮安州”开始，“淮安”之名就此确定。
关于“淮安州”，宋人王清叔《淮安州》诗云：“平野围淮甸,双城入楚州。喉襟关重地,鼓角动边楼。” 因为宋时淮安原有老城，又筑新城，故诗中有“双城入楚州”之句。元人陈孚《淮安州》诗云：“残鸦感兴发，断肠悲飘零。安得携美酒，台上呼刘伶。”大约元代淮安城已经十分凋零，所以触目皆是令人伤心的景色。
此后，我在扬州准提寺旁又拾到一块残砖，铭文竖写，可辨“淮安”二字，下缺。此砖与上述之砖完全不同，可见从淮安运至扬州的城砖不止一批。
据《明南京城墙砖文图释》一书所录铭文，明初筑南京城时，有来自淮安州、扬州府、常州府、镇江府等地的城砖。这也说明，淮安州的城砖不尽是些粗劣之物。 https://t.cn/z8LfUAb
#一青读历史# 【唐代的翰林学士——唐代的“内相”】
说起唐代宰相，我们往往会想到中书省和门下省的长官——中书令和侍中，就是所谓的“左相”和“右相”。后来条件放宽，官员带有“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平章事”之号，即被视为真宰相，可以参加政事堂和中书门下会议。
但除了这些由朝廷任命的官方宰相，唐代还有一种“无冕之相”，虽无宰相之名，却可在一定程度上行宰相之实——唐翰林学士。
一 起源——翰林学士的萌芽及初使命
翰林学士之职，始设于南北朝。
唐初便在禁中置翰林院。唐初翰林院中，除文词、经学之士外，还有各种专门伎艺人员。他们轮流入翰林院当值，以备皇帝召见。这些人的日常工作就是：陪伴皇帝下棋、作画、写字或进行诗文唱和，有时候还要为皇帝占卜、治病。
此时的这些人，相当于一批御用文人，以他们的特长为皇帝及皇室贵族服务，完全充当了政治花瓶的作用。皇帝有时召见他们，也只是讲论文义，不及时政。
不过，凡事都无绝对之说。太宗时，就有时召名儒学士草制，只是此时他们未有名号。
《唐会要·翰林院》载，唐太宗曾以虞世南等才彦之士为弘文馆学士，“会于禁中”，参决谋议。
二 权力上升——翰林学士的发展阶段
《新唐书·刘祎之传》载，高宗时，召刘祎之、元万顷等入禁中，参与处理政务，以分割宰相权力“时谓‘北门学士’。”
自此，这些参与机密政务，能起到分割宰相权力之人，才有了正经名号——北门学士。
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玄宗亲信为之，为他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诰。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 年），玄宗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出现翰林学士后，便正式分割了中书舍人制诏之权，分为内制和外制。
内制是撰写机密诏书的，为加快速度而直接发出，提高效率。抑或是该诏书由敏感信息，皇帝无意让中书舍人得知。外制指走官方程序，由中书舍人“五花判事”，进行商讨后所拟成，并由宰相过目后，在中书门下正规机构发出的诏书。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就曾担任过中书舍人，也做过翰林学士。白居易才思敏捷，文笔优美，因此得以帮皇帝秉笔草诏。在他的文集中，就收有“中书制诰”和“翰林制诰”两种诏书文本，从中可以看出内制与外制的区别。
由于外制要经过中书门下的层层审核，还要有宰相过目，虽然这也是为减少政治失误而做的必要保险措施，但大多数皇帝显然不愿让更多人对他自己的决定置喙，于是唐朝中后期内制十分兴盛，翰林学士的地位，也因此而水涨船高。
在本节的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翰林学士的人数和选拔范围。翰林学士是一般行政系统以外的职务，也就是“不合法”的，因此不计官阶品秩。有说法是原定额为六员，但《唐会要》则说，“出于所命，盖无定数”，数量是不定的。并且翰林学士的选人也很宽泛，自六部尚书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六部尚书是尚书省中的各部长官，位高权重。而校书郎则是士人释褐时担任的小官，只有区区八品，人微言轻。由此看来，翰林学士的选拔覆盖范围实属广阔。
三 内相阶段——翰林学士的辉煌
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天下用兵频繁，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出自翰林院。此时的翰林院可谓是独揽大权，许多军国要事，甚至不与中书省商议，而是直接越过中书省，草诏下发。
“大凡大诏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对，他人无得而参”。
此时翰林学士的职权，实际上已经不只是起草诏令了，往往还会直接出谋划策于内廷，得以分割外朝宰相之权，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内相”了。
唐自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懿宗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一百十七年中,凡任命翰林学士一百六十七人,其中有五十五人，后来都做到宰相,占三分之一。这个比重，反映了翰林学士的重要性和光辉前途。
当时宰相尚且不能单独进见皇帝,军国大务需得皇帝“开延英”，就是在延英殿召见宰相进行商讨，而且是以群体召见的形式。但翰林学士却不受此束缚，因为要起草机要文书，可以单独面见皇帝。有时还能把知道的一些情况反映给皇帝，形成一个私密但可靠的信息传递渠道。
如甘露事变之后,唐文宗御思政殿,
“召当直学士周墀,赐之酒,因问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对日，“陛下，尧舜之主也。'上曰，‘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耳?墀惊日:“彼亡国之君,岂可比圣德!'上曰:赧、献受制于强诸候，今朕受制于家奴(宦官)、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
甘露之变后，宦官得以把持朝政，并遥控外庭的士大夫。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此时正值牛李党争时期，牛党李党却都要投靠内廷之宦官，以希取得他们的支持。此时，甚至皇帝的废立，性命都得看宦官的脸色。
唐文宗一代英主，受制于“家奴”，内心的凄苦自不用多言。但在此严峻的形势下，这些知心话，文宗只敢和翰林学士讲，可见翰林学士和皇帝的亲近程度。
唐宪宗元和初,置书诏印由学士院主之，处分大事，直出中禁不由中书门下两省。凡放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任免三公宰相，并用白麻纸,锁院起草、绝对保密。
起草诏书令时，翰林学士互不相知，因此也闹了不少笑话。元和二年正月已酉，唐宪宗准备提拔御史中丞武元衡为门下侍郎,中书舍人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担任宰相）。
此时，李吉甫以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和另翰林学士裴垍同直，宪宗命裴垍草李吉甫拜相制，命李吉甫草武元衡拜相制。锁院之际，“两不相知”。写到晚上，李吉甫不时叹气，而裴垍则一言不发。两制写成，要值日翰林学士同署之后,李吉甫才知道自己也当上宰相。
四 美好生活——翰林学士的待遇
学士院坐落在大明宫官右银台门北面,北连太子宫,西接羽林军。学士上直，各有一室,西垣有小楼,学士们常宴语于此楼。
学士院“禁署严密,非本院人，虽有公事,不敢遽入。至于内夫人宣事,亦先引铃，每有文书，即内臣立于门外，铃声动，本院小判官出受，受讫，授院使，院使授学士"。
翰林学士日常待遇很高。“初上赐食，皆是蓬莱池鱼脍。夏至后,须赐冰及烧香酒，以酒味稍浓，每和冰而饮”。宪宗初即位，南方曾献荔枝,亦蒙颁赐。学士院内通植松槐、玉蕊、桃李、樱桃、蔷薇、玫瑰、牡丹、芍药、石竹、青菊，繁隘异常，办公环境极好。
翰林学士在皇帝举行内宴时，居于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地位颇高。
翰林学士之职，起于南北朝之际。唐初，翰林学士并无名号，只充御用文人之用。至唐玄宗时，于翰林院之外别建学士院，入直内廷，批答表疏，草拟诏书。正式分割了中书舍人制诏之权。
德宗以后，时事多艰，经常值宿禁中，承命撰草重要文告，有“内相”之称。翰林学士地位尊崇，前途辉煌，不少人在担任翰林学士后能升任宰相。
学士院位于禁内，禁署严密，但环境却十分优美，翰林学士还常常得到皇帝的赏赐，待遇很高，由此可见皇帝对他们的信任。
参考文献：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新唐书》
《唐会要》
《资治通鉴》
《翰林志》
说起唐代宰相，我们往往会想到中书省和门下省的长官——中书令和侍中，就是所谓的“左相”和“右相”。后来条件放宽，官员带有“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平章事”之号，即被视为真宰相，可以参加政事堂和中书门下会议。
但除了这些由朝廷任命的官方宰相，唐代还有一种“无冕之相”，虽无宰相之名，却可在一定程度上行宰相之实——唐翰林学士。
一 起源——翰林学士的萌芽及初使命
翰林学士之职，始设于南北朝。
唐初便在禁中置翰林院。唐初翰林院中，除文词、经学之士外，还有各种专门伎艺人员。他们轮流入翰林院当值，以备皇帝召见。这些人的日常工作就是：陪伴皇帝下棋、作画、写字或进行诗文唱和，有时候还要为皇帝占卜、治病。
此时的这些人，相当于一批御用文人，以他们的特长为皇帝及皇室贵族服务，完全充当了政治花瓶的作用。皇帝有时召见他们，也只是讲论文义，不及时政。
不过，凡事都无绝对之说。太宗时，就有时召名儒学士草制，只是此时他们未有名号。
《唐会要·翰林院》载，唐太宗曾以虞世南等才彦之士为弘文馆学士，“会于禁中”，参决谋议。
二 权力上升——翰林学士的发展阶段
《新唐书·刘祎之传》载，高宗时，召刘祎之、元万顷等入禁中，参与处理政务，以分割宰相权力“时谓‘北门学士’。”
自此，这些参与机密政务，能起到分割宰相权力之人，才有了正经名号——北门学士。
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玄宗亲信为之，为他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诰。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 年），玄宗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出现翰林学士后，便正式分割了中书舍人制诏之权，分为内制和外制。
内制是撰写机密诏书的，为加快速度而直接发出，提高效率。抑或是该诏书由敏感信息，皇帝无意让中书舍人得知。外制指走官方程序，由中书舍人“五花判事”，进行商讨后所拟成，并由宰相过目后，在中书门下正规机构发出的诏书。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就曾担任过中书舍人，也做过翰林学士。白居易才思敏捷，文笔优美，因此得以帮皇帝秉笔草诏。在他的文集中，就收有“中书制诰”和“翰林制诰”两种诏书文本，从中可以看出内制与外制的区别。
由于外制要经过中书门下的层层审核，还要有宰相过目，虽然这也是为减少政治失误而做的必要保险措施，但大多数皇帝显然不愿让更多人对他自己的决定置喙，于是唐朝中后期内制十分兴盛，翰林学士的地位，也因此而水涨船高。
在本节的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翰林学士的人数和选拔范围。翰林学士是一般行政系统以外的职务，也就是“不合法”的，因此不计官阶品秩。有说法是原定额为六员，但《唐会要》则说，“出于所命，盖无定数”，数量是不定的。并且翰林学士的选人也很宽泛，自六部尚书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六部尚书是尚书省中的各部长官，位高权重。而校书郎则是士人释褐时担任的小官，只有区区八品，人微言轻。由此看来，翰林学士的选拔覆盖范围实属广阔。
三 内相阶段——翰林学士的辉煌
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天下用兵频繁，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出自翰林院。此时的翰林院可谓是独揽大权，许多军国要事，甚至不与中书省商议，而是直接越过中书省，草诏下发。
“大凡大诏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对，他人无得而参”。
此时翰林学士的职权，实际上已经不只是起草诏令了，往往还会直接出谋划策于内廷，得以分割外朝宰相之权，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内相”了。
唐自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懿宗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一百十七年中,凡任命翰林学士一百六十七人,其中有五十五人，后来都做到宰相,占三分之一。这个比重，反映了翰林学士的重要性和光辉前途。
当时宰相尚且不能单独进见皇帝,军国大务需得皇帝“开延英”，就是在延英殿召见宰相进行商讨，而且是以群体召见的形式。但翰林学士却不受此束缚，因为要起草机要文书，可以单独面见皇帝。有时还能把知道的一些情况反映给皇帝，形成一个私密但可靠的信息传递渠道。
如甘露事变之后,唐文宗御思政殿,
“召当直学士周墀,赐之酒,因问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对日，“陛下，尧舜之主也。'上曰，‘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耳?墀惊日:“彼亡国之君,岂可比圣德!'上曰:赧、献受制于强诸候，今朕受制于家奴(宦官)、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
甘露之变后，宦官得以把持朝政，并遥控外庭的士大夫。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此时正值牛李党争时期，牛党李党却都要投靠内廷之宦官，以希取得他们的支持。此时，甚至皇帝的废立，性命都得看宦官的脸色。
唐文宗一代英主，受制于“家奴”，内心的凄苦自不用多言。但在此严峻的形势下，这些知心话，文宗只敢和翰林学士讲，可见翰林学士和皇帝的亲近程度。
唐宪宗元和初,置书诏印由学士院主之，处分大事，直出中禁不由中书门下两省。凡放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任免三公宰相，并用白麻纸,锁院起草、绝对保密。
起草诏书令时，翰林学士互不相知，因此也闹了不少笑话。元和二年正月已酉，唐宪宗准备提拔御史中丞武元衡为门下侍郎,中书舍人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担任宰相）。
此时，李吉甫以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和另翰林学士裴垍同直，宪宗命裴垍草李吉甫拜相制，命李吉甫草武元衡拜相制。锁院之际，“两不相知”。写到晚上，李吉甫不时叹气，而裴垍则一言不发。两制写成，要值日翰林学士同署之后,李吉甫才知道自己也当上宰相。
四 美好生活——翰林学士的待遇
学士院坐落在大明宫官右银台门北面,北连太子宫,西接羽林军。学士上直，各有一室,西垣有小楼,学士们常宴语于此楼。
学士院“禁署严密,非本院人，虽有公事,不敢遽入。至于内夫人宣事,亦先引铃，每有文书，即内臣立于门外，铃声动，本院小判官出受，受讫，授院使，院使授学士"。
翰林学士日常待遇很高。“初上赐食，皆是蓬莱池鱼脍。夏至后,须赐冰及烧香酒，以酒味稍浓，每和冰而饮”。宪宗初即位，南方曾献荔枝,亦蒙颁赐。学士院内通植松槐、玉蕊、桃李、樱桃、蔷薇、玫瑰、牡丹、芍药、石竹、青菊，繁隘异常，办公环境极好。
翰林学士在皇帝举行内宴时，居于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地位颇高。
翰林学士之职，起于南北朝之际。唐初，翰林学士并无名号，只充御用文人之用。至唐玄宗时，于翰林院之外别建学士院，入直内廷，批答表疏，草拟诏书。正式分割了中书舍人制诏之权。
德宗以后，时事多艰，经常值宿禁中，承命撰草重要文告，有“内相”之称。翰林学士地位尊崇，前途辉煌，不少人在担任翰林学士后能升任宰相。
学士院位于禁内，禁署严密，但环境却十分优美，翰林学士还常常得到皇帝的赏赐，待遇很高，由此可见皇帝对他们的信任。
参考文献：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新唐书》
《唐会要》
《资治通鉴》
《翰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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