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春秋#【高士范文藻（ 下）】
□王蓬
二
范文藻1923年9月出生于四川自贡，1942年考入国民政府重庆中央研究院管辖的国立艺专。其时一代宗师张大千正在重庆举办“临摹敦煌壁画展”，年轻的范文藻被那些精美绝伦的作品深深打动，“敦煌情结”由此生根，竟壮胆拜访了张大千，还见到了于右任、陈寅恪、徐悲鸿、梁思成、常书鸿等名家。1943年6月，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留法归来的画家常书鸿负责筹办。1946年范文藻以第一名成绩从国立艺专毕业，校长徐悲鸿专门给他写下“智勇仁天下之大德也”的书法题词以资勉励。他也由此得以和中央大学吕斯百、王临乙等名教授同赴敦煌。两年后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南京举办大型《敦煌艺展》，展出作品500幅，年轻的范文藻作品多达百幅。艺展场面恢宏，声势浩大，连蒋介石、于右任、陈立夫、孙科、傅斯年等大人物都冒雨参观。之后，范文藻留在敦煌直至1949年全国解放，这期间为研究佛教艺术，他曾赴缅甸、印度考察，回国后依旧沉浸在敦煌这座举世无双的艺术宝库中，夜以继日地临摹历代壁画，成果多达数百幅。
1949年元月北京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和党政机关随之入城，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和国统区的各党派民主人士汇聚北京，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美协）于1949年7月21日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宣布成立，徐悲鸿当选为第一任主席，江丰、叶浅予为副主席，后改称中国美术家协会。范文藻凭籍卓越的美术修养与才华，被邀请参加了这次盛会，成为中国美协首批会员。其时范文藻才26岁。
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4月，中国美协与敦煌研究所在北京故宫举办的《敦煌文物展览》，范文藻作品多达280幅。虽是临摹，却尽显神采，彰显着杰出的修养与才华。当时，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吴晗、剪伯赞、徐悲鸿、齐白石、吴作人、张仃等大家云集。一时间，好评如云，名家大师们参观后认为一颗新星正从敦煌冉冉升起，范文藻应该是继张大千、常书鸿之后，中国最优秀的敦煌学专家。年轻的范文藻也得以与徐悲鸿、沈从文、吴作人、叶浅予、刘开渠、李苦禅、张仃等大家成为忘年交或朋友。尤其是范文藻与沈从文先生的交往堪称一段佳话。
北京故宫举办《敦煌文物展览》时，沈从文正在故宫工作。范文藻由此与沈从文结识，两人都对文物有浓厚兴趣，也就有共同话题。日后，沈从文在写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因要采用范文藻临摹的敦煌与汉唐古墓壁画来展示汉唐人物服饰，两人多次在书信中探讨。沈从文笔墨勤快，信都很长，对服饰细节都不放过，留下许多珍贵史料，可惜毁于“文革”。好在近年沈从文多次再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采用多幅范文藻临摹的敦煌与汉唐古墓壁画，亦是对两人友情的最好纪念。
其时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原本范文藻是要留在北京，参与首都建筑美术设计的，但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首次组织中央美术学院、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敦煌文物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西部文物艺术考察团，人员有吴作人、肖淑芳夫妇，张仃、赵望云、常书鸿、段文杰和考古学家冯国瑞等，后起之秀范文藻自然也在其列。这次对西北多处佛窟、胜迹系统了解，仅在麦积山就长达数月，画家们各展神通，临摹彷制，多有收获。当时不到30岁的范文藻以勤奋、严谨及笔墨的灵动神韵给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处处长的赵望云留下深刻印象，也因此改变了范文藻的人生轨迹。
其时，陕西也正筹建历史博物馆，极需懂传统美术的专门人才。以摹制敦煌壁画出名的范文藻是最合适的人选。在赵望云再三挽留下，范文藻留在了西安，成为陕西省博物馆首任陈列部主任、复制部主任。在之后的岁月中，范文藻在关中大地，在汉墓唐陵壁画的临摹中默默奉献了大半生。
三
我曾心生疑问，范文藻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就长住西安，又如此了得，为何没有侧身名动京师的“长安画派”之中？后来细想，20世纪50年代，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从延安走出的画家石鲁以巨幅画作《转战陕北》奠定在中国画坛大家地位。他与被誉为“无疑当属现代中国画坛艺术大众化之先驱与代表”的赵望云携手，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文艺主张，一批表现西北山川河流、黄土高原、风情风物，富于浓郁地方色彩，又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作品问世，正好为处于饥锇状态的共和国所需要。所以当《转战陕北》《梅山水库》《南泥湾》《采春茶》等作品在京展出时，便以“充满时代新情新意”震动了中国画坛，风靡京华。而范文藻30年间却把全部精神与心血投入到关中大地发掘的汉唐古墓的壁画保护与临摹中去，在古代先贤创造的艺术天地间徘徊。虽然是临摹，但更需要广博的知识与深厚的学养，同时还需要高超的画技与创新精神，况且敦煌莫高窟与陕西汉唐古墓壁画多有损毁，面目残破，如何保持原作风貌又展示其神韵，就更非大手笔不可为之。曾在敦煌临摹壁画的张大千、王子云、常书鸿都属大师级画家，范文藻临摹敦煌与汉唐古墓壁画作品尽显神采，不在以上大师之下。他可以说把全部思维与精力都投入其中了，自然不可能绘制有“充满时代新情新意”的新画作。
范文藻临摹了几乎所有的中国西部著名佛窟和汉唐墓中壁画，结集作品有《敦煌石窟壁画》《新疆石窟壁画》《陕西乾陵唐墓壁画》等。沈从文的《中国历代服饰研究》选用的多幅画作便出自其中，不难看出范文藻辉煌的艺术生涯和极高的艺术成就。生前，他向陕西历史博物馆捐献了临摹敦煌壁画和乾陵唐墓的全部作品。
上海博物馆马承源曾说：“文藻作唐壁画冠绝当世，今观旧物真有长沟流水之感。珍之。”陕西同行说：“范文藻把良知、艺术乃至灵魂留在了敦煌；把责任和使命留在了陕西！”
(本文部分图片由范文藻女儿范蔚提供)
□王蓬
二
范文藻1923年9月出生于四川自贡，1942年考入国民政府重庆中央研究院管辖的国立艺专。其时一代宗师张大千正在重庆举办“临摹敦煌壁画展”，年轻的范文藻被那些精美绝伦的作品深深打动，“敦煌情结”由此生根，竟壮胆拜访了张大千，还见到了于右任、陈寅恪、徐悲鸿、梁思成、常书鸿等名家。1943年6月，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留法归来的画家常书鸿负责筹办。1946年范文藻以第一名成绩从国立艺专毕业，校长徐悲鸿专门给他写下“智勇仁天下之大德也”的书法题词以资勉励。他也由此得以和中央大学吕斯百、王临乙等名教授同赴敦煌。两年后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南京举办大型《敦煌艺展》，展出作品500幅，年轻的范文藻作品多达百幅。艺展场面恢宏，声势浩大，连蒋介石、于右任、陈立夫、孙科、傅斯年等大人物都冒雨参观。之后，范文藻留在敦煌直至1949年全国解放，这期间为研究佛教艺术，他曾赴缅甸、印度考察，回国后依旧沉浸在敦煌这座举世无双的艺术宝库中，夜以继日地临摹历代壁画，成果多达数百幅。
1949年元月北京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和党政机关随之入城，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和国统区的各党派民主人士汇聚北京，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美协）于1949年7月21日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宣布成立，徐悲鸿当选为第一任主席，江丰、叶浅予为副主席，后改称中国美术家协会。范文藻凭籍卓越的美术修养与才华，被邀请参加了这次盛会，成为中国美协首批会员。其时范文藻才26岁。
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4月，中国美协与敦煌研究所在北京故宫举办的《敦煌文物展览》，范文藻作品多达280幅。虽是临摹，却尽显神采，彰显着杰出的修养与才华。当时，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吴晗、剪伯赞、徐悲鸿、齐白石、吴作人、张仃等大家云集。一时间，好评如云，名家大师们参观后认为一颗新星正从敦煌冉冉升起，范文藻应该是继张大千、常书鸿之后，中国最优秀的敦煌学专家。年轻的范文藻也得以与徐悲鸿、沈从文、吴作人、叶浅予、刘开渠、李苦禅、张仃等大家成为忘年交或朋友。尤其是范文藻与沈从文先生的交往堪称一段佳话。
北京故宫举办《敦煌文物展览》时，沈从文正在故宫工作。范文藻由此与沈从文结识，两人都对文物有浓厚兴趣，也就有共同话题。日后，沈从文在写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因要采用范文藻临摹的敦煌与汉唐古墓壁画来展示汉唐人物服饰，两人多次在书信中探讨。沈从文笔墨勤快，信都很长，对服饰细节都不放过，留下许多珍贵史料，可惜毁于“文革”。好在近年沈从文多次再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采用多幅范文藻临摹的敦煌与汉唐古墓壁画，亦是对两人友情的最好纪念。
其时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原本范文藻是要留在北京，参与首都建筑美术设计的，但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首次组织中央美术学院、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敦煌文物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西部文物艺术考察团，人员有吴作人、肖淑芳夫妇，张仃、赵望云、常书鸿、段文杰和考古学家冯国瑞等，后起之秀范文藻自然也在其列。这次对西北多处佛窟、胜迹系统了解，仅在麦积山就长达数月，画家们各展神通，临摹彷制，多有收获。当时不到30岁的范文藻以勤奋、严谨及笔墨的灵动神韵给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处处长的赵望云留下深刻印象，也因此改变了范文藻的人生轨迹。
其时，陕西也正筹建历史博物馆，极需懂传统美术的专门人才。以摹制敦煌壁画出名的范文藻是最合适的人选。在赵望云再三挽留下，范文藻留在了西安，成为陕西省博物馆首任陈列部主任、复制部主任。在之后的岁月中，范文藻在关中大地，在汉墓唐陵壁画的临摹中默默奉献了大半生。
三
我曾心生疑问，范文藻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就长住西安，又如此了得，为何没有侧身名动京师的“长安画派”之中？后来细想，20世纪50年代，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从延安走出的画家石鲁以巨幅画作《转战陕北》奠定在中国画坛大家地位。他与被誉为“无疑当属现代中国画坛艺术大众化之先驱与代表”的赵望云携手，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文艺主张，一批表现西北山川河流、黄土高原、风情风物，富于浓郁地方色彩，又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作品问世，正好为处于饥锇状态的共和国所需要。所以当《转战陕北》《梅山水库》《南泥湾》《采春茶》等作品在京展出时，便以“充满时代新情新意”震动了中国画坛，风靡京华。而范文藻30年间却把全部精神与心血投入到关中大地发掘的汉唐古墓的壁画保护与临摹中去，在古代先贤创造的艺术天地间徘徊。虽然是临摹，但更需要广博的知识与深厚的学养，同时还需要高超的画技与创新精神，况且敦煌莫高窟与陕西汉唐古墓壁画多有损毁，面目残破，如何保持原作风貌又展示其神韵，就更非大手笔不可为之。曾在敦煌临摹壁画的张大千、王子云、常书鸿都属大师级画家，范文藻临摹敦煌与汉唐古墓壁画作品尽显神采，不在以上大师之下。他可以说把全部思维与精力都投入其中了，自然不可能绘制有“充满时代新情新意”的新画作。
范文藻临摹了几乎所有的中国西部著名佛窟和汉唐墓中壁画，结集作品有《敦煌石窟壁画》《新疆石窟壁画》《陕西乾陵唐墓壁画》等。沈从文的《中国历代服饰研究》选用的多幅画作便出自其中，不难看出范文藻辉煌的艺术生涯和极高的艺术成就。生前，他向陕西历史博物馆捐献了临摹敦煌壁画和乾陵唐墓的全部作品。
上海博物馆马承源曾说：“文藻作唐壁画冠绝当世，今观旧物真有长沟流水之感。珍之。”陕西同行说：“范文藻把良知、艺术乃至灵魂留在了敦煌；把责任和使命留在了陕西！”
(本文部分图片由范文藻女儿范蔚提供)
农政全书
荟萃百科亏子先，稼蚕林牧尽包诠。
经牵社稷寻根本，史引文章安陌阡。
学士宦游多坎坷，达人书著寡骈连。
纵横万里经交纬，上下千年海纳川。
中华文化杂谈（十一下）
《农政全书》
徐光启（1502 -1633 ），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晚年任文渊阁大学士。一生仕途坎坷，政治抱负终未得施展。他勤奋好学，农学、天文学、数学，都有卓越成就，成为我国近代科学先驱。
《农政全书》60卷，内容宏富，计有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12目。全书既大量考证收录前代农业文献，又有徐氏自己农业、水利科研成果和译述，堪称祖国农业科学遗产总汇。
徐氏《农政全书》主旨富国必以本业，把《农事》三卷放在全书之前。其《经史典故》阐明农业为立国之本；《诸家杂论》引诸子百家言证明古来以农为重；此外兼收冯应京《国朝重农考》，其意皆在重农。
《马一龙农说》
马一龙，字负图，号孟河，江苏溧阳人，嘉靖七年顺天解元，嘉靖二十六年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授国子监司业。五次上疏请求归田养母。返乡后马一龙开始经营农业，当时有荒蔓一区、至统、顺以来至今不耕，他买来十头耕牛，与佣耕者相约，各取田收之半，于是一岁尽垦而大有收获焉。由于经营农业而政富，为其富裕的生活奠定了基础。马一龙著有《游艺集》文集二十六卷，著作颇丰，而《农说》更是他重要著作之一。《农说》以《内经》《周易》哲理解释农学原理。全书一卷，约6000字，正文约600馀字，正文下小注5000多字。《农说》强调以农为本，要求司农之官教民务农。接着进述农时与人力、土壤与施肥的关系，并以水稻为对象，论述种子、插秧、除草、灌溉、开花、结实各个环节的技术要求和原理。其间用阴阳学说字作理论阐述，即把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环境因素分为阴和阳两个互相对立又可互相转化的方面，“日为阳，雨为阴；和畅为阳，沍结为阴；展伸为阳，敛诎为阴；动为阳，静为阴；浅为阳，深为阴；昼为阳，夜为阴。”阴和阳的关系是“阳主发生，阴主敛息”。“阳以阴化”，“阴以阳变”，“察阴阳之故，参变记之机”，乃可以“知生物之功乎”。在前科学时代，将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气温、日照、水分、湿度、通气等条件的变化，用阴阳对立、互相转化的观点加以解释，难免有其局限性，但也有一定合理成分。在中国农书中，《农说》是第一部系统阐述传统农学理论的著作。
《知本提纲》
杨屾（1687-1784年）字双山，陕西兴平人。无意功名，留心经世济民，学识渊博，天文、音律、医学和农学等都有深入研究。当时，陕西士大夫都尊崇他为陕中一代大儒。他认为：“经世大务，总不外教、养两端。而养先于教，尤以农桑为首务。”他说的“教”，就是教育青年，向他们灌输儒家思想；他说的“养”，就是发展经济，给人民以温饱的生活。他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士大夫处世立身的根本要领。他为了给学生讲修齐治平的大道理，编写了一部讲义，称作《知本提纲》，这部讲义共有十四章。其中《修业章》就是专讲农业的。他在农业上主张耕桑树畜四农必全的理论。
《修业·农则》包括前论、耕稼、桑蚕、树艺、畜牧及后论。前论和后论讲述农业的社会地位、功能等传统重农思想。其馀部分应用阴阳五行说，论述生产原理和技术，阐明农道。他认为以天地水火气为生人造物之材，其基本原理是天火属阳，地水属阴，气联贯四者之中，使之达到和谐状态；这种运动施之于物则滋长茂盛，行之于事即臻完善程度；强调损其（指五行）有馀，益其不足，以达阴阳交济，五行合和。其中耕稼篇为《农则》的主要部分，着重记述了集约利用土地、一岁数收的经验、浅－深－浅的土壤耕作方式和积肥方法、施肥三宜等。该书理论与实践并重，文字生动明畅，操作技术也多切实可行。
杨屾讲农学理论，大体贯穿传统农业哲学理论。《知本提纲》顾名思义，只是大纲，其详且细目，全在注解之中，注解是在杨屾指导下，他的学生郑世铎来完成的。
华夏古代农书成百上千，绝非十大农书所能概括。十部著作可领略祖先智慧之一斑。农学是华夏从未间断的文化，是劳动人民几千年生产生活智慧的结晶，是我们生活的根。农耕文化中的许多理念，在人们的生活和农业生产中仍具有现实意义。
徐景波，著
荟萃百科亏子先，稼蚕林牧尽包诠。
经牵社稷寻根本，史引文章安陌阡。
学士宦游多坎坷，达人书著寡骈连。
纵横万里经交纬，上下千年海纳川。
中华文化杂谈（十一下）
《农政全书》
徐光启（1502 -1633 ），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晚年任文渊阁大学士。一生仕途坎坷，政治抱负终未得施展。他勤奋好学，农学、天文学、数学，都有卓越成就，成为我国近代科学先驱。
《农政全书》60卷，内容宏富，计有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12目。全书既大量考证收录前代农业文献，又有徐氏自己农业、水利科研成果和译述，堪称祖国农业科学遗产总汇。
徐氏《农政全书》主旨富国必以本业，把《农事》三卷放在全书之前。其《经史典故》阐明农业为立国之本；《诸家杂论》引诸子百家言证明古来以农为重；此外兼收冯应京《国朝重农考》，其意皆在重农。
《马一龙农说》
马一龙，字负图，号孟河，江苏溧阳人，嘉靖七年顺天解元，嘉靖二十六年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授国子监司业。五次上疏请求归田养母。返乡后马一龙开始经营农业，当时有荒蔓一区、至统、顺以来至今不耕，他买来十头耕牛，与佣耕者相约，各取田收之半，于是一岁尽垦而大有收获焉。由于经营农业而政富，为其富裕的生活奠定了基础。马一龙著有《游艺集》文集二十六卷，著作颇丰，而《农说》更是他重要著作之一。《农说》以《内经》《周易》哲理解释农学原理。全书一卷，约6000字，正文约600馀字，正文下小注5000多字。《农说》强调以农为本，要求司农之官教民务农。接着进述农时与人力、土壤与施肥的关系，并以水稻为对象，论述种子、插秧、除草、灌溉、开花、结实各个环节的技术要求和原理。其间用阴阳学说字作理论阐述，即把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环境因素分为阴和阳两个互相对立又可互相转化的方面，“日为阳，雨为阴；和畅为阳，沍结为阴；展伸为阳，敛诎为阴；动为阳，静为阴；浅为阳，深为阴；昼为阳，夜为阴。”阴和阳的关系是“阳主发生，阴主敛息”。“阳以阴化”，“阴以阳变”，“察阴阳之故，参变记之机”，乃可以“知生物之功乎”。在前科学时代，将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气温、日照、水分、湿度、通气等条件的变化，用阴阳对立、互相转化的观点加以解释，难免有其局限性，但也有一定合理成分。在中国农书中，《农说》是第一部系统阐述传统农学理论的著作。
《知本提纲》
杨屾（1687-1784年）字双山，陕西兴平人。无意功名，留心经世济民，学识渊博，天文、音律、医学和农学等都有深入研究。当时，陕西士大夫都尊崇他为陕中一代大儒。他认为：“经世大务，总不外教、养两端。而养先于教，尤以农桑为首务。”他说的“教”，就是教育青年，向他们灌输儒家思想；他说的“养”，就是发展经济，给人民以温饱的生活。他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士大夫处世立身的根本要领。他为了给学生讲修齐治平的大道理，编写了一部讲义，称作《知本提纲》，这部讲义共有十四章。其中《修业章》就是专讲农业的。他在农业上主张耕桑树畜四农必全的理论。
《修业·农则》包括前论、耕稼、桑蚕、树艺、畜牧及后论。前论和后论讲述农业的社会地位、功能等传统重农思想。其馀部分应用阴阳五行说，论述生产原理和技术，阐明农道。他认为以天地水火气为生人造物之材，其基本原理是天火属阳，地水属阴，气联贯四者之中，使之达到和谐状态；这种运动施之于物则滋长茂盛，行之于事即臻完善程度；强调损其（指五行）有馀，益其不足，以达阴阳交济，五行合和。其中耕稼篇为《农则》的主要部分，着重记述了集约利用土地、一岁数收的经验、浅－深－浅的土壤耕作方式和积肥方法、施肥三宜等。该书理论与实践并重，文字生动明畅，操作技术也多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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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波，著
【全球顶级设计大咖齐聚上海？2018“设计上海”看点这边来！】
#“设计远见者，设计前瞻性，设计之未来”#[加油]
亚洲国际设计展会“设计上海”将于2018年3月14日至17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将呈现创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展会。届时，来自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超过400家国际及本土设计品牌和知名设计艺廊将盛大亮相。此次正值“设计上海”五周年[good][good]，在为期四天的展会期间，更有阵容豪华的科勒·《安邸AD》·设计上海国际论坛。https://t.cn/RE5UH82查看更多艺术资讯，请下载中国美术报网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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