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300万辆之后 第四代帝豪如何再进一步
在变化万千的中国汽车市场，一款车想要长长久久，成为“常青树”并不容易。回想一下，有太多太多经典的车型，它们也曾在各自的年代里独领风sao，但zui终还是埋没在历史的长河里。比较远的如富康、伊兰特，近的如福克斯等等。但是，像帝豪这般愈战愈勇，畅销十多年的国民家轿，确实屈指可数。
数据显示，帝豪诞生至今12年，销量已经超过300多万辆，成为中国jia轿市场中不可复制的神话。而同样是300万辆，日产的王pai轿车轩逸用了13年。
然而，可怕的是比你优xiu的人比你还努力。面对当下Z世代崛起，新四化不断普及，以及竞争对手不断推陈出新，为此，第四代帝豪应运而生。吉利汽车集团高ji副总裁林杰表示：“第4代帝豪不仅要将12年的积累、口碑传承下来，站在‘冠jun’肩上更要承接中国轿车向上的使命。”
虽然只是一款10万级的A级轿车，但是对于吉利乃至中国轿车市场而言，帝豪的地位正如卡罗拉与丰田。因此，第四代帝豪的到来，也让我们不禁想问：这款自主品牌国民家轿如何在300万销量之后，更进一步？
1
与时俱进，做年轻喜欢的家轿
帝豪之所以长盛不衰，首先就是拥有与时俱进的超qiang产品力。比如在自主品牌安全标准普遍比较低的时候，吉利帝豪就是国内首个同时满足C-NCAP五星和欧洲E-NCAP四星标准的车型；比如在智能化配置开始普及的时候，吉利帝豪就率先将语音控制，车载WIFI等配置引入紧凑型轿车中。甚至首次在同级别车型中使用ACC自适应巡航，预碰撞系统，实现了L2智能驾驶辅助功能。可以说，帝豪轿车一直不断地提升安全高度、配置高度、智能高度，引领了紧凑型车的发展。
如今，随着以90后为特征的消费主体正在取代70后，80后成为细分市场的消费主力，A级车市正发生着十分深刻的变化，消费需求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的新特点。于是，在设计，智能化等方面，第四代帝豪也在不断迎合年轻人的喜好。
具体的设计细节上，第四代帝豪采用了全新的家族设计，科技吉利4.0的造型元素悉数出现在了前脸。比如直瀑式的中网格栅、三段式的LED日间行车灯、倒T型的雾灯区域等等都和更高ji别车型一致，并且完全看不到现款车型的影子，整体视觉更加年轻运动。值得一提的是，新车宽高比为1.25，风阻系数仅为0.27Cd，这意味着新车在拥有更流畅外形的同时，将拥有更好的气动外形，以及更优异的燃油经济性。
内饰方面，新车也采用了吉利zui新的家族设计风格，更加简洁时尚，且科技感十足，中间是贯穿式的出风口设计，配合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悬浮式10.25英寸中控大屏，营造出更有科技感的简洁座舱氛围。并且，为了满足新一代年轻消费者对于智能化配置的刚需，第四代帝豪在科技配置上也相当用心，除了喜闻乐见的大屏之外，其还集合了通讯、娱乐、出行和生活等多方面的功能，为年轻用户提供了更好的用车体验。
此外，第四代帝豪在内饰用料上也是相当不错，比如内饰软包覆盖率达到85%，这个占比也是同级zui高的，零压麂皮座椅略显轻奢，蓝灰拼色的设计使得内饰更加年轻。
在国内消费者zui看重的后排空间上，帝豪自诞生以来，同样不断针对用户需求进行改进升级。比如帝豪针对中国jia庭普遍5人出行的用车痛点，在2016年10月便使用了“3.4mm同级zui低后排地台”设计，将后排鼓包消chu进一步提升后排三人的乘坐舒适性，这相较于某些只会一味加长的车型来说，无疑会更受消费者欢迎。
如今发展到第四代的帝豪，车身加宽了31mm，达到1820mm的同级zui宽尺寸。匹配其2650mm的轴距数据，完全能够满足三口之jia的日常需求。不仅如此，座椅的填充和舒适性也是新车的一大亮点，厚实而柔软，并且还足够宽大，进一步提高了驾乘的舒适性。
2
BMA构架赋能，让国民家轿更具统治力
第四代帝豪是在吉利自研的BMA架构上研发的，之前BMA架构已经推出了缤越和缤瑞两款车型，都深受年轻用户的青睐。那么在BMA构架的赋能下，又为第四代帝豪带来哪些变化呢？
除了前面提到的车身尺寸和智能配置的升级之外，另一大改进就是动力和驾控方面的全mian升级。首先在动力上，第四代帝豪将搭载1.5L自然吸气发动机，经过了优化和调整，采用了新的智能发动机，针对发动机的凸轮轴控制、油门控制曲线、NVH等进行了全新的标定优化和物理提升，zui大输出功率84kW，zui大扭矩147N·m。相比于现款车型来说，动力更为强劲。另外，第4代吉利帝豪将搭载一台CVT无级变速箱，完全可以满足消费者的日常出行。
除此之外，在BMA架构的赋能下，第四代帝豪采用全新一代的底盘悬架系统，轮距较上一代加宽46mm。采用全新的减震系统，使滤震性能更好。并且，新车还用了全新制动性能调教，使百公里制动距离达到同级zui优35米。同时经过CEVT中欧技术中心全球专家团队多轮的精心调校，驾乘者可以有更舒适的体验，更稳定的行驶感受。总之，第四代帝豪在驾控方面将得到极大的升级，也更符合年轻人对于性能和操控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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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同堂，1+1>2
纵观国内汽车品牌，早已不是单一车型之间的较量，产品就像是品牌的羽翼一般，布局越完善，越能在市场站稳脚跟。比如10年前的帝豪还只是一款畅销车型，如今提到帝豪已经是一个家族的代名词，除了经典的帝豪EC7外，还有帝豪GL在A+级轿车市场开疆拓土，以及帝豪GS开创的跨界SUV细分市场。
而根据吉利的规划，未来帝豪将采用两代同堂的方式销售，进一步完善产品的布局。“第三代、第四代帝豪会一起拓展A级轿车市场空间。”林杰表示：未来老款帝豪将进一步降低售价，拉低购买门槛，而新款的帝豪则会与竞品进行正面竞争。
其中，现款吉利帝豪可以将目标市场锁定在6-8万元的价位区间，凭借着高性价比优势，满足注重实用性的家用代步需求，同时打开了帝豪家族的口碑；而后来的第四代吉利帝豪，则凭更年轻的颜值，更优xiu的驾控品质，满足年轻用户更高品质的用车追求。
总之，两代同堂的布局让帝豪汽车覆盖了年轻用户和家庭用户的需求，同时搭配帝豪GL+帝豪GS的家族化布局，也让帝豪覆盖了6万-12万元的主流消费区间，在产品上有着更加精细化的特征，进一步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与此同时，多车型的相互依托和支持，势必也将进一步提高帝豪家族市场竞争力。
回顾帝豪轿车的发展历程，从第yi代到第四代，这款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家轿”，一直以高品质、高舒适性、高性价比为初衷，坚持每一代车型都紧贴消费者需求。为此帮助整个帝豪家族收获了超过300万用户的青睐与信任。不仅成为了中国轿车市场上极少数能和合资家轿在销量上扳手腕的重量级车型，同时也守住了中国品牌轿车的尊严。而如今，随着“Z世代”成为市场主力军，第四代帝豪凭借BMA架构赋能，在设计、智能、动力，以及驾控等层面进一步加码，必将助力其在“国民家轿”的基础上，继续夯实帝豪家族的冠jun实力，成为“年轻人的第yi台国民家轿”，成就新的荣耀。
在变化万千的中国汽车市场，一款车想要长长久久，成为“常青树”并不容易。回想一下，有太多太多经典的车型，它们也曾在各自的年代里独领风sao，但zui终还是埋没在历史的长河里。比较远的如富康、伊兰特，近的如福克斯等等。但是，像帝豪这般愈战愈勇，畅销十多年的国民家轿，确实屈指可数。
数据显示，帝豪诞生至今12年，销量已经超过300多万辆，成为中国jia轿市场中不可复制的神话。而同样是300万辆，日产的王pai轿车轩逸用了13年。
然而，可怕的是比你优xiu的人比你还努力。面对当下Z世代崛起，新四化不断普及，以及竞争对手不断推陈出新，为此，第四代帝豪应运而生。吉利汽车集团高ji副总裁林杰表示：“第4代帝豪不仅要将12年的积累、口碑传承下来，站在‘冠jun’肩上更要承接中国轿车向上的使命。”
虽然只是一款10万级的A级轿车，但是对于吉利乃至中国轿车市场而言，帝豪的地位正如卡罗拉与丰田。因此，第四代帝豪的到来，也让我们不禁想问：这款自主品牌国民家轿如何在300万销量之后，更进一步？
1
与时俱进，做年轻喜欢的家轿
帝豪之所以长盛不衰，首先就是拥有与时俱进的超qiang产品力。比如在自主品牌安全标准普遍比较低的时候，吉利帝豪就是国内首个同时满足C-NCAP五星和欧洲E-NCAP四星标准的车型；比如在智能化配置开始普及的时候，吉利帝豪就率先将语音控制，车载WIFI等配置引入紧凑型轿车中。甚至首次在同级别车型中使用ACC自适应巡航，预碰撞系统，实现了L2智能驾驶辅助功能。可以说，帝豪轿车一直不断地提升安全高度、配置高度、智能高度，引领了紧凑型车的发展。
如今，随着以90后为特征的消费主体正在取代70后，80后成为细分市场的消费主力，A级车市正发生着十分深刻的变化，消费需求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的新特点。于是，在设计，智能化等方面，第四代帝豪也在不断迎合年轻人的喜好。
具体的设计细节上，第四代帝豪采用了全新的家族设计，科技吉利4.0的造型元素悉数出现在了前脸。比如直瀑式的中网格栅、三段式的LED日间行车灯、倒T型的雾灯区域等等都和更高ji别车型一致，并且完全看不到现款车型的影子，整体视觉更加年轻运动。值得一提的是，新车宽高比为1.25，风阻系数仅为0.27Cd，这意味着新车在拥有更流畅外形的同时，将拥有更好的气动外形，以及更优异的燃油经济性。
内饰方面，新车也采用了吉利zui新的家族设计风格，更加简洁时尚，且科技感十足，中间是贯穿式的出风口设计，配合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悬浮式10.25英寸中控大屏，营造出更有科技感的简洁座舱氛围。并且，为了满足新一代年轻消费者对于智能化配置的刚需，第四代帝豪在科技配置上也相当用心，除了喜闻乐见的大屏之外，其还集合了通讯、娱乐、出行和生活等多方面的功能，为年轻用户提供了更好的用车体验。
此外，第四代帝豪在内饰用料上也是相当不错，比如内饰软包覆盖率达到85%，这个占比也是同级zui高的，零压麂皮座椅略显轻奢，蓝灰拼色的设计使得内饰更加年轻。
在国内消费者zui看重的后排空间上，帝豪自诞生以来，同样不断针对用户需求进行改进升级。比如帝豪针对中国jia庭普遍5人出行的用车痛点，在2016年10月便使用了“3.4mm同级zui低后排地台”设计，将后排鼓包消chu进一步提升后排三人的乘坐舒适性，这相较于某些只会一味加长的车型来说，无疑会更受消费者欢迎。
如今发展到第四代的帝豪，车身加宽了31mm，达到1820mm的同级zui宽尺寸。匹配其2650mm的轴距数据，完全能够满足三口之jia的日常需求。不仅如此，座椅的填充和舒适性也是新车的一大亮点，厚实而柔软，并且还足够宽大，进一步提高了驾乘的舒适性。
2
BMA构架赋能，让国民家轿更具统治力
第四代帝豪是在吉利自研的BMA架构上研发的，之前BMA架构已经推出了缤越和缤瑞两款车型，都深受年轻用户的青睐。那么在BMA构架的赋能下，又为第四代帝豪带来哪些变化呢？
除了前面提到的车身尺寸和智能配置的升级之外，另一大改进就是动力和驾控方面的全mian升级。首先在动力上，第四代帝豪将搭载1.5L自然吸气发动机，经过了优化和调整，采用了新的智能发动机，针对发动机的凸轮轴控制、油门控制曲线、NVH等进行了全新的标定优化和物理提升，zui大输出功率84kW，zui大扭矩147N·m。相比于现款车型来说，动力更为强劲。另外，第4代吉利帝豪将搭载一台CVT无级变速箱，完全可以满足消费者的日常出行。
除此之外，在BMA架构的赋能下，第四代帝豪采用全新一代的底盘悬架系统，轮距较上一代加宽46mm。采用全新的减震系统，使滤震性能更好。并且，新车还用了全新制动性能调教，使百公里制动距离达到同级zui优35米。同时经过CEVT中欧技术中心全球专家团队多轮的精心调校，驾乘者可以有更舒适的体验，更稳定的行驶感受。总之，第四代帝豪在驾控方面将得到极大的升级，也更符合年轻人对于性能和操控的追求。
3
两代同堂，1+1>2
纵观国内汽车品牌，早已不是单一车型之间的较量，产品就像是品牌的羽翼一般，布局越完善，越能在市场站稳脚跟。比如10年前的帝豪还只是一款畅销车型，如今提到帝豪已经是一个家族的代名词，除了经典的帝豪EC7外，还有帝豪GL在A+级轿车市场开疆拓土，以及帝豪GS开创的跨界SUV细分市场。
而根据吉利的规划，未来帝豪将采用两代同堂的方式销售，进一步完善产品的布局。“第三代、第四代帝豪会一起拓展A级轿车市场空间。”林杰表示：未来老款帝豪将进一步降低售价，拉低购买门槛，而新款的帝豪则会与竞品进行正面竞争。
其中，现款吉利帝豪可以将目标市场锁定在6-8万元的价位区间，凭借着高性价比优势，满足注重实用性的家用代步需求，同时打开了帝豪家族的口碑；而后来的第四代吉利帝豪，则凭更年轻的颜值，更优xiu的驾控品质，满足年轻用户更高品质的用车追求。
总之，两代同堂的布局让帝豪汽车覆盖了年轻用户和家庭用户的需求，同时搭配帝豪GL+帝豪GS的家族化布局，也让帝豪覆盖了6万-12万元的主流消费区间，在产品上有着更加精细化的特征，进一步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与此同时，多车型的相互依托和支持，势必也将进一步提高帝豪家族市场竞争力。
回顾帝豪轿车的发展历程，从第yi代到第四代，这款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家轿”，一直以高品质、高舒适性、高性价比为初衷，坚持每一代车型都紧贴消费者需求。为此帮助整个帝豪家族收获了超过300万用户的青睐与信任。不仅成为了中国轿车市场上极少数能和合资家轿在销量上扳手腕的重量级车型，同时也守住了中国品牌轿车的尊严。而如今，随着“Z世代”成为市场主力军，第四代帝豪凭借BMA架构赋能，在设计、智能、动力，以及驾控等层面进一步加码，必将助力其在“国民家轿”的基础上，继续夯实帝豪家族的冠jun实力，成为“年轻人的第yi台国民家轿”，成就新的荣耀。
【文化浸润汇聚不竭发展动能——金冠电气致力打造核心竞争力纪略】
乘风破浪跃潮头，扬帆起航正当时。
“作为中国避雷器行业的知名企业，金冠电气能在高质量发展中赢得主动、占得先机，在谋新篇、开新局、启新程中掌握发展主动权，既来源于聚焦高端和技术驱动，更来源于党建工作和企业文化注入的生命力。”6月17日，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冠电气）董事长樊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以党建促发展，“做人要正，阳光心态，责任担当，追求极致”的企业价值观，“创造价值，服务社会”的企业使命，汇聚成金冠电气发展的不竭动力。
[ 党建引领 ]
构筑生产经营“红色堡垒”
厂区办公场所宣传栏、党员活动室，悬挂的党建基本制度营造红色气息；投资建设的党支部活动场地，各类党报党刊和图书等一应俱全……走进金冠电气，浓郁的党建氛围扑面而来。
“民营企业的党建工作是企业经营好坏的窗口，越是党建搞得好的企业，经济发展必然良性健康，党建工作和企业生产经营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抓企业生产经营的过程中，樊崇经常这样强调。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2016年，金冠电气成立党委，下设3个党支部，不断加强党的组织、思想和作风建设，着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企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严格执行主题党日、民主生活会等制度，注重建立“双向培养”机制，努力把党员培养成生产经营骨干，把生产经营骨干培养成党员，推动企业文化与党建文化共同打造。
“在新发展时期，公司党委着重把生产经营的难点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樊崇表示，特别是在企业攻坚克难中，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力、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带动全员战胜困难，圆满完成生产经营任务。
开展党建+质量系列活动，推进党建和生产的有机融合，形成全公司增强质量意识、严格标准规程、创新工艺操作的良好氛围。积极承办庆祝建党100周年全市机关“百名党员讲百场党课”活动。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开展“亮晒评改”活动，进一步完善“三亮三比”，即：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比作风、比技能、比业绩。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公司党委捐赠8个光伏移动厕所，价值80万元，广大党员踊跃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受到市委市直工委表彰。
.2
[ 文化加持 ]
追求极致建造“金冠匠企”
走进金冠电气，看到的是一座座标准现代的智能厂房，还有金冠匠人认真工作、坚毅笃定的神情。这种优秀的企业精神面貌已深深镌刻进企业的发展基因，引领企业不断向前。
“企业必须有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来自哪里？就来自于追求极致。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樊崇说，自成立伊始，金冠电气秉承着“做人要正，阳光心态，责任担当，追求极致”的企业核心价值观，专注“小而美”，聚焦“在一米的地方挖一百米深”战略，这些都已深深记录在金冠电气的发展史册里，更根植在每一个金冠人的内心中。
金冠电气着力塑造了一批十几年如一日钻研一个产品、精通一项技能，甚至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下足“苦功夫、笨功夫、精功夫”的“金冠匠人”。他们既是企业文化的践行者，更是公司弘扬匠人精神的真实写照。
“电阻片是关键核心零部件，是避雷器的生命线。参加工作至今，在电阻片生产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大半辈子，伴随金冠经历了风风雨雨，长年累月，不敢懈怠。”金冠匠人、电阻片车间主任姚民生深有感触地说。
在企业文化浸润中，经过多年沉淀和积累，公司成为全国绝缘子避雷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单位、电力行业过电压与绝缘配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单位等。金冠电气副总经理田丽梅表示，公司正以“工业4.0时代的匠人企业”为目标，大力推进智能制造和精益生产，打造“数字化工厂”和无人化的“黑灯工厂”，建成避雷器世界级工厂和智能配电网产品柔性生产基地。
3
[ 责任担当 ]
打造民营企业“百年老店”
“只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是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企业。”樊崇曾在采访中表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是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长久之道，要想成为“百年老店”，就要尽社会责任。
金冠电气牢记 “创造价值，服务社会”的企业使命，勇担社会责任，不忘回报社会。凭借良好的企业信誉以及高度的社会责任，入选“2020河南民营企业社会责任100强”、“2020南阳民营企业30强”榜单。
在脱贫攻坚这一重大政治任务面前，在“百企帮百村”精准脱贫工作中，金冠电气第一时间成立扶贫工作领导小组，通过金融带贫、党建进村、帮扶进村、就业进村等多种形式，充分调动公司各项产业资源和物资力量，帮扶多户贫困家庭。
在资助贫困学生、建立爱心书屋、救助患病者等方面，金冠电气始终尽己所能回报社会。多年来，为社旗、南召、内乡、邓州、桐柏、镇平、淅川等七个县捐款260万元，救助贫困大学生822名，先后为内乡县七里坪流峪村10户贫困群众安置就业岗位。公司荣获“服务脱贫攻坚工作先进企业”、“圆梦助学爱心企业”等荣誉称号。同时，在每年夏季举办的“情系交警夏日送清凉”活动中，先后为坚守一线的交警同志赠送电风扇等慰问品价值30余万元。
金冠电气还跨越千里驰援国家阿里联网工程，从接收工程订单开始，历时两个月，共计交付837支220kV线路型避雷器，为西藏建设贡献力量，彰显了金冠电气的社会担当。
记者手记：
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做大做强，党建工作和企业文化起着重要作用，能为企业保驾护航、掌舵开路；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能够彰显企业更加广泛的影响力和持久的生命力。记者在连日采访中得知，金冠电气即是如此，在大潮中独领风骚，立于不败之地。
经过多年沉淀，硕果累累的金冠人，依然奋进在路上。走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之路，金冠电气努力将“做人要正，阳光心态”再上一个台阶，加强“责任担当、追求极致”的文化践行，致力打造“小而美”的匠人企业，为南阳高质量建设大城市增添动力活力，贡献民企力量。
乘风破浪跃潮头，扬帆起航正当时。
“作为中国避雷器行业的知名企业，金冠电气能在高质量发展中赢得主动、占得先机，在谋新篇、开新局、启新程中掌握发展主动权，既来源于聚焦高端和技术驱动，更来源于党建工作和企业文化注入的生命力。”6月17日，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冠电气）董事长樊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以党建促发展，“做人要正，阳光心态，责任担当，追求极致”的企业价值观，“创造价值，服务社会”的企业使命，汇聚成金冠电气发展的不竭动力。
[ 党建引领 ]
构筑生产经营“红色堡垒”
厂区办公场所宣传栏、党员活动室，悬挂的党建基本制度营造红色气息；投资建设的党支部活动场地，各类党报党刊和图书等一应俱全……走进金冠电气，浓郁的党建氛围扑面而来。
“民营企业的党建工作是企业经营好坏的窗口，越是党建搞得好的企业，经济发展必然良性健康，党建工作和企业生产经营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抓企业生产经营的过程中，樊崇经常这样强调。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2016年，金冠电气成立党委，下设3个党支部，不断加强党的组织、思想和作风建设，着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企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严格执行主题党日、民主生活会等制度，注重建立“双向培养”机制，努力把党员培养成生产经营骨干，把生产经营骨干培养成党员，推动企业文化与党建文化共同打造。
“在新发展时期，公司党委着重把生产经营的难点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樊崇表示，特别是在企业攻坚克难中，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力、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带动全员战胜困难，圆满完成生产经营任务。
开展党建+质量系列活动，推进党建和生产的有机融合，形成全公司增强质量意识、严格标准规程、创新工艺操作的良好氛围。积极承办庆祝建党100周年全市机关“百名党员讲百场党课”活动。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开展“亮晒评改”活动，进一步完善“三亮三比”，即：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比作风、比技能、比业绩。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公司党委捐赠8个光伏移动厕所，价值80万元，广大党员踊跃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受到市委市直工委表彰。
.2
[ 文化加持 ]
追求极致建造“金冠匠企”
走进金冠电气，看到的是一座座标准现代的智能厂房，还有金冠匠人认真工作、坚毅笃定的神情。这种优秀的企业精神面貌已深深镌刻进企业的发展基因，引领企业不断向前。
“企业必须有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来自哪里？就来自于追求极致。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樊崇说，自成立伊始，金冠电气秉承着“做人要正，阳光心态，责任担当，追求极致”的企业核心价值观，专注“小而美”，聚焦“在一米的地方挖一百米深”战略，这些都已深深记录在金冠电气的发展史册里，更根植在每一个金冠人的内心中。
金冠电气着力塑造了一批十几年如一日钻研一个产品、精通一项技能，甚至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下足“苦功夫、笨功夫、精功夫”的“金冠匠人”。他们既是企业文化的践行者，更是公司弘扬匠人精神的真实写照。
“电阻片是关键核心零部件，是避雷器的生命线。参加工作至今，在电阻片生产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大半辈子，伴随金冠经历了风风雨雨，长年累月，不敢懈怠。”金冠匠人、电阻片车间主任姚民生深有感触地说。
在企业文化浸润中，经过多年沉淀和积累，公司成为全国绝缘子避雷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单位、电力行业过电压与绝缘配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单位等。金冠电气副总经理田丽梅表示，公司正以“工业4.0时代的匠人企业”为目标，大力推进智能制造和精益生产，打造“数字化工厂”和无人化的“黑灯工厂”，建成避雷器世界级工厂和智能配电网产品柔性生产基地。
3
[ 责任担当 ]
打造民营企业“百年老店”
“只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是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企业。”樊崇曾在采访中表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是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长久之道，要想成为“百年老店”，就要尽社会责任。
金冠电气牢记 “创造价值，服务社会”的企业使命，勇担社会责任，不忘回报社会。凭借良好的企业信誉以及高度的社会责任，入选“2020河南民营企业社会责任100强”、“2020南阳民营企业30强”榜单。
在脱贫攻坚这一重大政治任务面前，在“百企帮百村”精准脱贫工作中，金冠电气第一时间成立扶贫工作领导小组，通过金融带贫、党建进村、帮扶进村、就业进村等多种形式，充分调动公司各项产业资源和物资力量，帮扶多户贫困家庭。
在资助贫困学生、建立爱心书屋、救助患病者等方面，金冠电气始终尽己所能回报社会。多年来，为社旗、南召、内乡、邓州、桐柏、镇平、淅川等七个县捐款260万元，救助贫困大学生822名，先后为内乡县七里坪流峪村10户贫困群众安置就业岗位。公司荣获“服务脱贫攻坚工作先进企业”、“圆梦助学爱心企业”等荣誉称号。同时，在每年夏季举办的“情系交警夏日送清凉”活动中，先后为坚守一线的交警同志赠送电风扇等慰问品价值30余万元。
金冠电气还跨越千里驰援国家阿里联网工程，从接收工程订单开始，历时两个月，共计交付837支220kV线路型避雷器，为西藏建设贡献力量，彰显了金冠电气的社会担当。
记者手记：
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做大做强，党建工作和企业文化起着重要作用，能为企业保驾护航、掌舵开路；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能够彰显企业更加广泛的影响力和持久的生命力。记者在连日采访中得知，金冠电气即是如此，在大潮中独领风骚，立于不败之地。
经过多年沉淀，硕果累累的金冠人，依然奋进在路上。走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之路，金冠电气努力将“做人要正，阳光心态”再上一个台阶，加强“责任担当、追求极致”的文化践行，致力打造“小而美”的匠人企业，为南阳高质量建设大城市增添动力活力，贡献民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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