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德作为国际汽联主席任期将满，他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文/Adam Cooper
让·托德担任国际汽联（FIA）主席已近12年，如今任期将满，6个月后就将把这一权利交给继任者。
2009年，托德从马克斯·莫斯利手中接过这一职务后，领导这一组织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正如当年莫斯利接替非常“有故事”的让-马力·巴勒斯特雷后，也对组织进行了改革。也许你对他的某些决定并不赞同，但工作狂托德在他的任期内成就颇丰，尤其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在道路安全和赛道安全方面取得了相当的建树。
他在保罗·里卡德赛道接受记者采访时心情很放松，这和以往他和媒体打交道的大部分时候都不一样。也许是因为任期将满，而他也已经准备翻开新的篇章。
莫斯利曾说过，他希望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是更安全的公共道路，从而能够拯救成千上万条生命。那么，托德对于自己三个任期的工作，希望大家要如何记住他呢？
“老实说，现在谈这个还太早，”当我们问及他的个人成就时，他这样说到。“我必须说我很幸运，我的职业生涯始于1966年，一开始是担任副驾驶，1981年，我被任命掌管标致，直到今天，我没有错过一天的工作，这是一种福气。它是一种一点点疯狂再加上幸运的综合体。”
“所以，我会继续工作到12月17-18日，对工作全力以赴。如果我们要聊我们取得了哪些成绩，又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那时才是向我提出这些问题的好时候。顺便提一句，这也不是秘密，我在准备出书，大约会在2022年底出版。书里包含许多内容，有我的故事，有与我非常亲近的人的看法，以及我和除赛车之外的事物的接触。所以我希望这本书也能够回答一些问题，你可以通过它对我有更多的了解。”
托德已经75岁了，但他的步伐并没有慢下来。除了和代笔作者一起共同完成这本自传，他表示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
“我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可能你们都不知道，这需要花去我很多时间。我有很多兴趣爱好，除了F1和其他赛车之外还有很多活动要参加，我很喜欢这样。大部分的活动，我会继续参与，另外，我还有些别的想法。不过，正如我之前所说，现在谈论这些还太早，也许还会发生更多事情，我们拭目以待吧。"
"另一件不可预知的事情，就是健康。我已经不再是年轻人了，所以容易受到疾病的侵害，这是真的。看看曼苏尔·奥杰，68岁，我们知道他已经与病魔斗争很久了。看看马克斯，81岁。所以这事不仅仅发生在别人身上，我希望别轮到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不过，我们得知道这是可能发生的情况，并当然要以此来指导生活。”
大家也许期待着托德离任后会在FIA保留某种形式的荣誉职务，但有意思的是，他坚持自己不会这样做。
“与FIA保持关联？不，不与FIA保持关联。这样是不健康的。我会结束自己的任期。当然，如果在我留下的事物方面有疑问的话，我会随时提供帮助。不过，我不会和FIA有更多的牵连了。”
那么，谁将会是继任者？目前，有两位候选人参与了竞争，默罕默德·本·苏拉耶和格拉汉姆·斯托克。后者作为运动事务的副主席，是托德的亲密同盟。不过，这位现主席没有表示支持他的竞选，至少没有公开表示支持。
“老实说，这不是我选的，”他表示，“我会尊重主席们、俱乐部代表们的选择，他们会决定人选。目前为止，我听说有两名候选人表示了对这个职务的兴趣。也许，会有更多人选出现，因为我认为提名截止日期是在10月份的某天。所以，还有很长时间。”
“如果你以我为例，我想我是在7月宣布参加10月的竞选，然后在最后一分钟，在竞选的时候宣布我的团队。每一位候选人都已经宣布了自己的团队组成。”
在托德余下的任期中，接下来的6个月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F1而言，像《协和协议》和2022年技术规则等大问题已经妥善处理完毕，但是总有细节问题需要注意，而下一代动力单元是一项主要议题。在伯尼·埃克莱斯顿和切斯·凯利之后，托德正在和他的第三位F1 CEO共事。三位CEO风格都截然不同，而斯蒂法诺·多梅尼卡利曾是他的员工这件事让情况变得更有意思。
“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吧，”托德表示，“伯尼把工作交到了切斯手里，切斯决定要重组F1，他的确是这么做了。他任命了罗斯·布朗和肖恩·布拉彻斯分别担任某项职务。他创建了一支团队而不是搞一言堂。”
“伯尼就是伯尼，他会做的事情，切斯不会做或者说做不到。我必须说我和伯尼关系很好，这是不一样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进入F1，是因为伯尼那时向法拉利提及了我的名字。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所有事情上总是意见一致，因为对他来说很明显，与马克斯打交道和与我打交道是不同的。是更好还是更糟？你得问他了。我知道答案！”
“然后，切斯决定退下来，自由传媒集团任命了斯蒂法诺。当然是斯蒂法诺，我了解他，我们已经一起工作16年了。当我当选FIA主席时，我任命他为单座赛车委员会主席。从某种意义上工作的同事——我曾是他的老板，到他变成了我的朋友。所以，我十分为他高兴。”
“我们一起工作时，他有他的风格，和切斯的不一样，即便切斯仍保留了非执行主席的职务。不过，不妨以不同的方式讲，我和伯尼共事得不错，和切斯共事得不错，现在和斯蒂法诺也很不错。唯一不同的，是一种不同的合作方式。不过，我不认为这项运动曾因商业权利持有人和管理机构之间的某种分歧而受到伤害。”
FIA主席和F1老板之间的关系总是很微妙，因为组织间财务关系的原因。该管理机构是否在资金方面过于依赖F1？
“这个问题挺难回答，”托德说，“我是说，这是事实。F1是最大的收益来源。此外，我们从其他锦标赛上也有收益。我们都很清楚其他锦标赛带来的收益会少一些，因为它们的收入少。电动方程式从财务上说也是一个收益不错的锦标赛，我们吸引了更多的赞助。也许没有我们应该获得的那么多，这是我们仍需努力的事情，要努力推广。”
“FIA就是这么被架构的，这不是批评它，因为对此我也没有做任何的改变。不过FIA，以及从我的前任开始就决定了世界锦标赛要让赞助者盈利。所以他要承担风险，然后如果顺利的话，他会得到最多的经济回报。我同意这点，即便我不同意，合同也已经签了，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产生更多利润，我们做到了。和IOC、FIFA、UEFA相比，这个方式尤其限制了我们的财富。因为那些组织在为运动做推广、管理和制定规则。我们只为运动提供管理和制定规则。”
新冠肺炎疫情在过去的15到16个月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FIA和F1以及车队一起，帮助领导这项运动渡过难关。托德指出疫情“让大家团结在一起往一个方向努力”，他相信从中学到的一些东西会让大家长期受益。
“很显然，预算帽是个主要话题，”托德说，“从我个人来讲，很抱歉我反对远程工作。但是我肯定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学到东西。过去你常常会飞去中国、澳大利亚或者拉丁美洲去参加一个2小时的会议。我想你能有一个更理性的差旅计划。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我们的星球也很脆弱，从而变得更谦逊。”
谈及可持续问题，开启了托德对F1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电动和混动技术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我们正在努力对2025动力总成完成定义，”他说，“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制造商加入进来，这会对这项运动大有益处，我们要研究燃油、混动、电动之间的最佳搭配是怎样的。我们必须紧密合作，我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和燃料供应商一起，研制出一种零排放燃料。所以这就是挑战。”
“在过去几年里，赛车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大。这件事我一直在内部进行讨论，所有一切都是围绕着安全性，我们应该接受。如果我听到Halo系统有10公斤重，好的，我们要Halo系统。但是，如果有很多技术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到头来，我们希望保持赛车运动的本质，最终还是要靠车手来分出胜负。”
“当然，随着技术的进化，也许技术发展的空间比车手技艺精进的空间要大。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我们需要重新论述，确保我们把获得的改进都进行分类：关于必要的安全性方面的改进，我们要继续；有一些我们则可以取消，也许这样也能为赛车减轻一点重量，并让车手的技艺有更多的施展空间。”
这听起来，正如托德所乐见的，2025年的动力总成将是一个更加简化版的方案，去掉了一些技术，赛车变得更轻、更灵活敏捷。然而，他承认我们也不能在回头路上走得太远。
“我想我们都需要保持积极正面。我从没说过车子太重了，我说的是可能赛车在过去几年里增加了一些重量。我想我们要理解进化。不过在另一方面，这是汽车的进化。你看你40年前开的车，和现在开的车，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处在的这个世界和足球或者网球世界不一样，它们在50年前和今天几乎完全一样，可能就是体育场周围的广告或者之类的东西。但在我们这，这是一个人和一台机器，而机器已经发生了剧变，并将继续变化，因为汽车在进化，这是你无法避免的。”
“不过，我还是认为你必须抵制引入过多的电子器件，引进太多东西意味着赛车变得越来越复杂，比原来复杂太多。但是你能否想清楚，然后说’好，我们有可以换挡的赛车？我们的赛车有/没有动力转向系统？‘这是违反汽车进化本质的。所以我们必须接受。F1代表着赛车运动的巅峰，也就是汽车的巅峰。它需要贴近这一本质。”
前面托德采取了回避态度，对于他留下的职业遗产没有说得太多。但他总结道自己取得的成就之一是改变了FIA的结构，让FIA变得更加透明。
“我真正希望的是，我们在这项运动所有的事情上都能很好地进行管理，是否符合标准，是否尊从。”他总结道，“这很难，因为规则如何解读，能做和不能做的界限在哪里？这不是我去决定的，但是我的职责是保证我们有最好的人选。“
”显然，我们极大地充实了我们的团队，正如你所知道的。另外，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有一个叫技术体育委员会，因为我讨厌由一个人去决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对我们大家都没好处，对他也不好，对所有人都不好。所以我们有一个指导委员会，我们也增强了这个委员会的力量，去尽可能协助管理。所以我们必须非常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去达成这一目标。”
文/Adam Cooper
让·托德担任国际汽联（FIA）主席已近12年，如今任期将满，6个月后就将把这一权利交给继任者。
2009年，托德从马克斯·莫斯利手中接过这一职务后，领导这一组织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正如当年莫斯利接替非常“有故事”的让-马力·巴勒斯特雷后，也对组织进行了改革。也许你对他的某些决定并不赞同，但工作狂托德在他的任期内成就颇丰，尤其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在道路安全和赛道安全方面取得了相当的建树。
他在保罗·里卡德赛道接受记者采访时心情很放松，这和以往他和媒体打交道的大部分时候都不一样。也许是因为任期将满，而他也已经准备翻开新的篇章。
莫斯利曾说过，他希望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是更安全的公共道路，从而能够拯救成千上万条生命。那么，托德对于自己三个任期的工作，希望大家要如何记住他呢？
“老实说，现在谈这个还太早，”当我们问及他的个人成就时，他这样说到。“我必须说我很幸运，我的职业生涯始于1966年，一开始是担任副驾驶，1981年，我被任命掌管标致，直到今天，我没有错过一天的工作，这是一种福气。它是一种一点点疯狂再加上幸运的综合体。”
“所以，我会继续工作到12月17-18日，对工作全力以赴。如果我们要聊我们取得了哪些成绩，又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那时才是向我提出这些问题的好时候。顺便提一句，这也不是秘密，我在准备出书，大约会在2022年底出版。书里包含许多内容，有我的故事，有与我非常亲近的人的看法，以及我和除赛车之外的事物的接触。所以我希望这本书也能够回答一些问题，你可以通过它对我有更多的了解。”
托德已经75岁了，但他的步伐并没有慢下来。除了和代笔作者一起共同完成这本自传，他表示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
“我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可能你们都不知道，这需要花去我很多时间。我有很多兴趣爱好，除了F1和其他赛车之外还有很多活动要参加，我很喜欢这样。大部分的活动，我会继续参与，另外，我还有些别的想法。不过，正如我之前所说，现在谈论这些还太早，也许还会发生更多事情，我们拭目以待吧。"
"另一件不可预知的事情，就是健康。我已经不再是年轻人了，所以容易受到疾病的侵害，这是真的。看看曼苏尔·奥杰，68岁，我们知道他已经与病魔斗争很久了。看看马克斯，81岁。所以这事不仅仅发生在别人身上，我希望别轮到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不过，我们得知道这是可能发生的情况，并当然要以此来指导生活。”
大家也许期待着托德离任后会在FIA保留某种形式的荣誉职务，但有意思的是，他坚持自己不会这样做。
“与FIA保持关联？不，不与FIA保持关联。这样是不健康的。我会结束自己的任期。当然，如果在我留下的事物方面有疑问的话，我会随时提供帮助。不过，我不会和FIA有更多的牵连了。”
那么，谁将会是继任者？目前，有两位候选人参与了竞争，默罕默德·本·苏拉耶和格拉汉姆·斯托克。后者作为运动事务的副主席，是托德的亲密同盟。不过，这位现主席没有表示支持他的竞选，至少没有公开表示支持。
“老实说，这不是我选的，”他表示，“我会尊重主席们、俱乐部代表们的选择，他们会决定人选。目前为止，我听说有两名候选人表示了对这个职务的兴趣。也许，会有更多人选出现，因为我认为提名截止日期是在10月份的某天。所以，还有很长时间。”
“如果你以我为例，我想我是在7月宣布参加10月的竞选，然后在最后一分钟，在竞选的时候宣布我的团队。每一位候选人都已经宣布了自己的团队组成。”
在托德余下的任期中，接下来的6个月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F1而言，像《协和协议》和2022年技术规则等大问题已经妥善处理完毕，但是总有细节问题需要注意，而下一代动力单元是一项主要议题。在伯尼·埃克莱斯顿和切斯·凯利之后，托德正在和他的第三位F1 CEO共事。三位CEO风格都截然不同，而斯蒂法诺·多梅尼卡利曾是他的员工这件事让情况变得更有意思。
“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吧，”托德表示，“伯尼把工作交到了切斯手里，切斯决定要重组F1，他的确是这么做了。他任命了罗斯·布朗和肖恩·布拉彻斯分别担任某项职务。他创建了一支团队而不是搞一言堂。”
“伯尼就是伯尼，他会做的事情，切斯不会做或者说做不到。我必须说我和伯尼关系很好，这是不一样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进入F1，是因为伯尼那时向法拉利提及了我的名字。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所有事情上总是意见一致，因为对他来说很明显，与马克斯打交道和与我打交道是不同的。是更好还是更糟？你得问他了。我知道答案！”
“然后，切斯决定退下来，自由传媒集团任命了斯蒂法诺。当然是斯蒂法诺，我了解他，我们已经一起工作16年了。当我当选FIA主席时，我任命他为单座赛车委员会主席。从某种意义上工作的同事——我曾是他的老板，到他变成了我的朋友。所以，我十分为他高兴。”
“我们一起工作时，他有他的风格，和切斯的不一样，即便切斯仍保留了非执行主席的职务。不过，不妨以不同的方式讲，我和伯尼共事得不错，和切斯共事得不错，现在和斯蒂法诺也很不错。唯一不同的，是一种不同的合作方式。不过，我不认为这项运动曾因商业权利持有人和管理机构之间的某种分歧而受到伤害。”
FIA主席和F1老板之间的关系总是很微妙，因为组织间财务关系的原因。该管理机构是否在资金方面过于依赖F1？
“这个问题挺难回答，”托德说，“我是说，这是事实。F1是最大的收益来源。此外，我们从其他锦标赛上也有收益。我们都很清楚其他锦标赛带来的收益会少一些，因为它们的收入少。电动方程式从财务上说也是一个收益不错的锦标赛，我们吸引了更多的赞助。也许没有我们应该获得的那么多，这是我们仍需努力的事情，要努力推广。”
“FIA就是这么被架构的，这不是批评它，因为对此我也没有做任何的改变。不过FIA，以及从我的前任开始就决定了世界锦标赛要让赞助者盈利。所以他要承担风险，然后如果顺利的话，他会得到最多的经济回报。我同意这点，即便我不同意，合同也已经签了，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产生更多利润，我们做到了。和IOC、FIFA、UEFA相比，这个方式尤其限制了我们的财富。因为那些组织在为运动做推广、管理和制定规则。我们只为运动提供管理和制定规则。”
新冠肺炎疫情在过去的15到16个月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FIA和F1以及车队一起，帮助领导这项运动渡过难关。托德指出疫情“让大家团结在一起往一个方向努力”，他相信从中学到的一些东西会让大家长期受益。
“很显然，预算帽是个主要话题，”托德说，“从我个人来讲，很抱歉我反对远程工作。但是我肯定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学到东西。过去你常常会飞去中国、澳大利亚或者拉丁美洲去参加一个2小时的会议。我想你能有一个更理性的差旅计划。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我们的星球也很脆弱，从而变得更谦逊。”
谈及可持续问题，开启了托德对F1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电动和混动技术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我们正在努力对2025动力总成完成定义，”他说，“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制造商加入进来，这会对这项运动大有益处，我们要研究燃油、混动、电动之间的最佳搭配是怎样的。我们必须紧密合作，我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和燃料供应商一起，研制出一种零排放燃料。所以这就是挑战。”
“在过去几年里，赛车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大。这件事我一直在内部进行讨论，所有一切都是围绕着安全性，我们应该接受。如果我听到Halo系统有10公斤重，好的，我们要Halo系统。但是，如果有很多技术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到头来，我们希望保持赛车运动的本质，最终还是要靠车手来分出胜负。”
“当然，随着技术的进化，也许技术发展的空间比车手技艺精进的空间要大。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我们需要重新论述，确保我们把获得的改进都进行分类：关于必要的安全性方面的改进，我们要继续；有一些我们则可以取消，也许这样也能为赛车减轻一点重量，并让车手的技艺有更多的施展空间。”
这听起来，正如托德所乐见的，2025年的动力总成将是一个更加简化版的方案，去掉了一些技术，赛车变得更轻、更灵活敏捷。然而，他承认我们也不能在回头路上走得太远。
“我想我们都需要保持积极正面。我从没说过车子太重了，我说的是可能赛车在过去几年里增加了一些重量。我想我们要理解进化。不过在另一方面，这是汽车的进化。你看你40年前开的车，和现在开的车，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处在的这个世界和足球或者网球世界不一样，它们在50年前和今天几乎完全一样，可能就是体育场周围的广告或者之类的东西。但在我们这，这是一个人和一台机器，而机器已经发生了剧变，并将继续变化，因为汽车在进化，这是你无法避免的。”
“不过，我还是认为你必须抵制引入过多的电子器件，引进太多东西意味着赛车变得越来越复杂，比原来复杂太多。但是你能否想清楚，然后说’好，我们有可以换挡的赛车？我们的赛车有/没有动力转向系统？‘这是违反汽车进化本质的。所以我们必须接受。F1代表着赛车运动的巅峰，也就是汽车的巅峰。它需要贴近这一本质。”
前面托德采取了回避态度，对于他留下的职业遗产没有说得太多。但他总结道自己取得的成就之一是改变了FIA的结构，让FIA变得更加透明。
“我真正希望的是，我们在这项运动所有的事情上都能很好地进行管理，是否符合标准，是否尊从。”他总结道，“这很难，因为规则如何解读，能做和不能做的界限在哪里？这不是我去决定的，但是我的职责是保证我们有最好的人选。“
”显然，我们极大地充实了我们的团队，正如你所知道的。另外，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有一个叫技术体育委员会，因为我讨厌由一个人去决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对我们大家都没好处，对他也不好，对所有人都不好。所以我们有一个指导委员会，我们也增强了这个委员会的力量，去尽可能协助管理。所以我们必须非常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去达成这一目标。”
【印度新冠感染人数直逼美国，却依然选择向美求援，这次中方主动伸出援手】随着时间的推移，2019年末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2021年已经逐渐成为了全人类的“日常”——截至4月中旬，全球新冠感染病例一周之内就新增将近535万例，再创历史新高，而其中最严重的印度甚至已经站在失控的悬崖边缘。
4月20日单日，印度新增感染病例就达到了29.5万，到21日继续逼近30万例，是为连续7天单日新增突破20万人，严重程度甚至已经超越2020年。如今印度的感染者数量已直逼“世界第一”的美国。而考虑到印度巨大的人口基数和感染速度，未来甚至有可能超过美国。
至于印度疫情为何会突然爆发， 印度自己的防疫专家归咎于群体性聚集活动和国际航班的恢复：今年2月，印度的单日新增病例已经回落到1万例左右，只要政府继续坚持出行禁令，印度疫情得到完全控制指日可待。
但也正是从2月份开始，十胜节、排灯节、洒红节、大壶节等印度全国性大规模节日庆祝活动纷纷扎堆到来，以十万甚至百万为单位的人群聚集几乎每半个月就发生一次。
面对民众需要过节的压力，印度当局自然不敢强行叫停庆祝活动，而包括莫迪本人在内的多名印度高级政客更是需要参与其中以拉拢民心，在政府彻底默许的态度面前，疫情爆发自然顺理成章。
而也正是因为到2月份印度疫情大幅好转，出于尽快恢复国际贸易等因素考虑，印度政府从2月份开始迅速放松国际航班管制，印度防疫专家由此认为，那些在英国、西班牙、巴西等地流窜许久的变异型毒株就趁机进入印度，极大增加了政府防治的难度。
毫无疑问，印度这次疫情复发就是一场彻底的人祸，但比起追究责任，研究应对措施显然才是当下印度政府最需要做好的事。为了应对如此严峻的局面，莫迪在一周内接连召开5次主题会议商讨对策，德里也宣布于19日晚间开始实施为期一周的封锁措施。
面对“近乎失控”的疫情，眼下唯有新冠疫苗才能拯救印度。然而印度的尴尬就在于此：虽然本身就是全球最大疫苗生产国之一，但如此剧烈的疫情复发已甚至让印度国产疫苗的产能都不堪重负——印度生产疫苗的原材料已经近乎见底。
这种情况下，印度不得不向美国求援。4月16日，印度最大疫苗生产机构“印度血清研究所”首席执行官普纳瓦拉就在社交媒体上呼吁美国：“我谨代表美国以外的疫苗行业，谦卑地请求你们解除对相关原材料出口的禁运。”再到19日，印度外长苏杰生更是紧急与美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直言希望美国在疫苗原材料出口上“行个方便”。
印度之所以非要找美国，自然是考虑到在美国最近建设反华包围网的过程中，印度为此出了大力，光凭这点，美国“奖励”印度一些疫苗原材料显然根本不算什么过分的要求。
然而美国人的自私程度显然是刷新了印度人的认知下限：在19日的通话中，布林肯仅仅只是敷衍一句“会做适当考虑”便没了后续；在之后的白宫的记者会上，当印度记者多次追问相关请求时，白宫发言人干脆直接拒绝作出回应。
美国人如此自私，自然是因为其国内疫情与印度相比也是半斤八两，在充分满足本国需求之前，拜登政府当然断不敢轻易放开原材料出口而被政敌抓住把柄。
但问题在于，既然在几个月前还口口声称要重新成为“世界老大”、要修复与盟友的关系，而如今真摊上事却连一点疫苗原材料都舍不得出，这点出息，还怎么自称是“世界老大”？
与之相反，反倒是中国这个被印度当成“敌人”的国家主动伸出了援手。4月22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郑重承诺，中方注意到印度国内疫情形势严峻并出现了物资短缺的情况，中方愿意为印度提供必要的帮助。
中国的人道主义举措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新冠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需要国际社会团结一心，若人人都如美国一般自私，那最终遭难的还是全人类自己。
事实上，中方早已作出公开承诺，愿为世界防疫事业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如今向印度伸出援手，就是对这一庄严承诺的坚实履行，充分证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而在这样的气量面前，印度的狭窄心胸和所谓“反华战略”，俨然已经成了一个笑话。
4月20日单日，印度新增感染病例就达到了29.5万，到21日继续逼近30万例，是为连续7天单日新增突破20万人，严重程度甚至已经超越2020年。如今印度的感染者数量已直逼“世界第一”的美国。而考虑到印度巨大的人口基数和感染速度，未来甚至有可能超过美国。
至于印度疫情为何会突然爆发， 印度自己的防疫专家归咎于群体性聚集活动和国际航班的恢复：今年2月，印度的单日新增病例已经回落到1万例左右，只要政府继续坚持出行禁令，印度疫情得到完全控制指日可待。
但也正是从2月份开始，十胜节、排灯节、洒红节、大壶节等印度全国性大规模节日庆祝活动纷纷扎堆到来，以十万甚至百万为单位的人群聚集几乎每半个月就发生一次。
面对民众需要过节的压力，印度当局自然不敢强行叫停庆祝活动，而包括莫迪本人在内的多名印度高级政客更是需要参与其中以拉拢民心，在政府彻底默许的态度面前，疫情爆发自然顺理成章。
而也正是因为到2月份印度疫情大幅好转，出于尽快恢复国际贸易等因素考虑，印度政府从2月份开始迅速放松国际航班管制，印度防疫专家由此认为，那些在英国、西班牙、巴西等地流窜许久的变异型毒株就趁机进入印度，极大增加了政府防治的难度。
毫无疑问，印度这次疫情复发就是一场彻底的人祸，但比起追究责任，研究应对措施显然才是当下印度政府最需要做好的事。为了应对如此严峻的局面，莫迪在一周内接连召开5次主题会议商讨对策，德里也宣布于19日晚间开始实施为期一周的封锁措施。
面对“近乎失控”的疫情，眼下唯有新冠疫苗才能拯救印度。然而印度的尴尬就在于此：虽然本身就是全球最大疫苗生产国之一，但如此剧烈的疫情复发已甚至让印度国产疫苗的产能都不堪重负——印度生产疫苗的原材料已经近乎见底。
这种情况下，印度不得不向美国求援。4月16日，印度最大疫苗生产机构“印度血清研究所”首席执行官普纳瓦拉就在社交媒体上呼吁美国：“我谨代表美国以外的疫苗行业，谦卑地请求你们解除对相关原材料出口的禁运。”再到19日，印度外长苏杰生更是紧急与美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直言希望美国在疫苗原材料出口上“行个方便”。
印度之所以非要找美国，自然是考虑到在美国最近建设反华包围网的过程中，印度为此出了大力，光凭这点，美国“奖励”印度一些疫苗原材料显然根本不算什么过分的要求。
然而美国人的自私程度显然是刷新了印度人的认知下限：在19日的通话中，布林肯仅仅只是敷衍一句“会做适当考虑”便没了后续；在之后的白宫的记者会上，当印度记者多次追问相关请求时，白宫发言人干脆直接拒绝作出回应。
美国人如此自私，自然是因为其国内疫情与印度相比也是半斤八两，在充分满足本国需求之前，拜登政府当然断不敢轻易放开原材料出口而被政敌抓住把柄。
但问题在于，既然在几个月前还口口声称要重新成为“世界老大”、要修复与盟友的关系，而如今真摊上事却连一点疫苗原材料都舍不得出，这点出息，还怎么自称是“世界老大”？
与之相反，反倒是中国这个被印度当成“敌人”的国家主动伸出了援手。4月22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郑重承诺，中方注意到印度国内疫情形势严峻并出现了物资短缺的情况，中方愿意为印度提供必要的帮助。
中国的人道主义举措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新冠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需要国际社会团结一心，若人人都如美国一般自私，那最终遭难的还是全人类自己。
事实上，中方早已作出公开承诺，愿为世界防疫事业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如今向印度伸出援手，就是对这一庄严承诺的坚实履行，充分证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而在这样的气量面前，印度的狭窄心胸和所谓“反华战略”，俨然已经成了一个笑话。
一以贯之重民生，把民生摆在第一位，做到大事得到群众支持、难事求得群众理解、好事办得群众高兴。
一心一意谋发展，阐述抓发展的思路和目标，抓住机遇不放松，实干加巧干，创新又创优。
一丝不苟干实事，强调实干精神，抓落实、树形象，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看准了的不松手、未干成的不撒手。
一如既往促团结，突出团结原则，努力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
一清二白树正气，自身建设，坚守底线，经受得住考验。
一心一意谋发展，阐述抓发展的思路和目标，抓住机遇不放松，实干加巧干，创新又创优。
一丝不苟干实事，强调实干精神，抓落实、树形象，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看准了的不松手、未干成的不撒手。
一如既往促团结，突出团结原则，努力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
一清二白树正气，自身建设，坚守底线，经受得住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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