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柏林墙倒塌与中国经济转型以来，市场经济已变成当今社会即便不是唯一，也是具有主导地位的组织模式。纵然在所谓的“自由世界”，市场及其新参与者的影响亦是日趋增强，政治权力的影响则日渐式微。私有化、全球化和日趋强调的竞争，以及系统地使用拍卖机制来授予公共合同等，都限制了民选官员的权力，余下的公共决策日益依靠独立监管机构、中央银行及法律体系来制定，而这些机构皆不直接受政治力量左右。
纵然如此，我们也只能说市场经济仅取得了局部胜利，因为它尚未从心灵与思想上让人们折服。对很多人而言，追求共同利益本应成为市场中重要公共干预背后的指导原则，却变成了新经济秩序下的牺牲品。在世界范围内，市场的优越性遭到了广泛质疑，公众愤愤不平地勉强接受市场的宿命。碎片化的反对声音哀叹，经济学让人类价值溃败，这个世界毫无怜悯和同情可言，一切都被个人私利左右。这些批评者警告我们，社会契约行将瓦解，人类尊严业已丧失，政治和公共服务正走向衰亡，生态环境在现有经济模式下将不可持续。一个国际上颇能打动人心的流行口号警示我们：“世界并非用来买卖。”这些问题与当下特定境况产生了共鸣，包括金融危机、失业和不平等加剧、各国领导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失策、欧洲计划遭受挫败、地缘政治不稳定以及由此带来的移民危机、世界各地民粹主义崛起，等等。
难道我们已然忘记了共同利益？如果是这样，经济学如何帮助我们重回追求共同利益的正轨？
对共同利益（即我们对社会的集体愿望）进行定义，从某种程度上讲，需要基于价值判断。我们每个人的价值判断反映了我们的个人偏好、我们可获取的信息，以及我们的社会地位。即使我们认同某些目标的基本合意性，也可能对公平、购买力、环境或工作与私人生活的相对重要性做出不同评价，更不用说在道德价值观、宗教或精神生活等其他个人层面，人们的观点会有天壤之别。
然而，在定义共同利益时，设法消除一些内在的主观臆断是有可能的。下面的思想实验不失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好方法。假如你尚未出生，你当然不会知道自己将来的社会地位如何，基因或家庭将会怎样，出生以后的社会、种族、宗教或国家环境等也都无从知晓。现在你可以自问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我不知道自己是男是女，身体状况好或坏，家庭富裕或贫穷，受过良好教育还是目不识丁，笃信宗教或者为无神论者，生活在大城市还是在农村，追求工作满足感或享受另一种生活方式，等等，那么我会选择在什么样的社会里生活呢？”这种提问方式需要我们把自己从自身属性和已有社会地位中抽象出来，置自己于“无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之下。这种思维具有悠久的知识传统，肇始于17 世纪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被18 世纪欧洲大陆的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和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社会契约论”提出者）所推行，至近代因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1971）以及经济学家约翰·海萨尼（John Harsanyi）的不同个体福利比较理论（1955）而得到复兴。
为了缩小你的选择范围（且避免给出一个臆想的答案），我将重新表述这个问题：“你希望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体系中呢？”在此，关键的问题并非你想生活在哪种理想社会，比如市民、工人、商业领袖、政治官员和国家自发将共同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的社会。尽管人类并非总是追求自身物质利益，但他们在共同利益面前常常优先考虑个人利益，不考虑个人利益及由此可预见的行为已经在历史上导致了极权主义和日益贫困化的社会组织（苏联“新人”[new man]2 神话的破灭可资为证）。
因此，本书将以如下原则为出发点：无论是政治家、企业高管还是普通雇员，遑论失业者、独立承包商、高官、农民还是研究人员，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他们都会对其面临的激励做出反应。这些物质或社会激励，加上他们的个人偏好，决定了他们将要选择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有可能或者不可能与共同利益相冲突。因此，追求共同利益涉及相关制度的构建，以便尽可能地协调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从这个角度讲，市场经济绝非一个目标，它充其量只是一种工具，而且，在考虑如何协调个人、社会群体和国家的私人利益与共同利益时，还是一种并不完美的工具。
我们既然在社会中占据了某个特定位置，也就很难再说置身于“无知之幕”之下，但这种思想实验可以将我们引导至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也许我造成了污染，或者消耗了太多的水资源，这并非因为这样做能使我愉悦，而是因为如此行事满足了我的经济利益。我可以生产更多的蔬菜，或者为了降低成本而减少隔热材料的安装，或者为了省钱而购买污染更严重的汽车，其他人将因我的行为受到损害，所以不赞成我的所作所为。但是，如果我们从社会组织着眼，就可以从其他人的角度，对我的行为是否可取这一问题达成共识，而这些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受益者还是受害者，换句话说，不知道其作为受害者的成本是否超过作为受益者的收益。一旦我的自由意志与你的利益相冲突，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就会分化，但二者在“无知之幕”之下会部分地趋于一致。
在“无知之幕”之下推理的另一个好处是权利被赋予了超越口号的理由：获取医疗保健的权利为人们提供了保障，以防止不良基因带来的不幸；公平的教育机会让我们得以消除出生与成长环境差异的影响；人权和自由则保护人们免遭政府的任意专行，等等。从这个视角看，权利不再是社会可以随意承认或否定的抽象概念。在实践中，权利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授予，也可能相互冲突（例如，某个人自由的终点恰好是其他人自由的起点）；这样的视角也使权利更具操作性。
追寻共同利益的出发点是将我们的利益置于“无知之幕”之下，唯其如此，才能做到不对解决方案预设立场，并使集体利益成为利益标准的必然选择。私人使用资源谋取个人福利是可行的，以他人利益为代价的资源滥用则不行。以共同利益概念为例，在“无知之幕”之下，为了保证公平公正，下列资源应隶属所有人：水、空气、生物多样性、文化遗产、地球、美景，等等。这些资源为全人类共同所有，但最终由个人消费。我们都可以享用这些资源，但要以我的使用不影响你的使用为度（知识、公共街道照明、国防也如此）。与此相对，如果资源数量有限，或者集体选择限制其使用，比如有些地方限制碳排放，就需要以某种方式对其使用私有化。对水、碳或频谱等公共产品设定某个价格，只要经济人支付相应的价格，就可以授予其排他性使用权，从而将这些资源的使用私有化。实际上，正是人们对共同利益的需求催生了这样的私有化，其目的就在于防止人们浪费水资源，让经济人对碳排放造成的危害担责，将稀缺资源如通信频谱分配给那些能充分利用的运营商，等等。
这些案例预见了前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是经济学如何为追求共同利益做出贡献。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经济学并不想篡夺社会在界定共同利益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但它可以在两个方面做出贡献：首先，通过区别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让公共讨论聚焦在体现共同利益概念的目标上。我们将会看到，在很多时候，手段或工具往往备受瞩目，不管是某种制度（如市场），还是某种权利，抑或是某项经济政策，但人们最后往往忘记了真正的目的，最终导致手段与共同利益相悖，尽管其初衷是为了共同利益。其次，同时也是更重要的，一旦人们对共同利益达成共识，经济学就能够帮助开发促进实现共同利益的工具。
经济学并非为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服务，也不是为那些想利用政府权力强推其价值观或保证其个人利益的人服务。它既不支持完全基于市场的经济，也不为全部由国家掌控的经济背书。经济学致力于实现共同利益，其最终目标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为此，经济学的终极任务是找到促进共同利益的制度和政策。在追求社会利益时，要同时涵盖个人和集体两个维度，既要分析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兼容的情形，也要分析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悖的场景。
本书的安排
共同利益经济学探索之旅极具挑战性，但我希望这样的挑战是值得的。本书既非教科书，也不预设答案；它是一个质疑的工具，就如同学术研究一样。本书表达了我的个人观点，包括什么是经济学，经济学是如何构建的，以及经济学涉及哪些内容等。这一研究理念基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也基于一个既认可市场的优点也认为其需要监管的社会。读者可能对书中的结论不尽赞同，甚至大部分都难以苟同，但我希望纵然如此，读者也能从本书中获得思考。我期望你们具有更好地理解周围世界的意愿，以及拨开迷雾寻根问底的好奇心。
写作本书的另一个愿望是与读者分享我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激情。在我21 岁或22 岁第一次接触经济学课程之前，我仅仅是通过媒体了解到经济学。我当时非常想理解社会，我喜欢数学和物理学的严谨，对人文社会科学诸如哲学、历史、心理学同样着迷……我很快就被经济学迷住了，因为它把定量分析与对个体和集体行为的研究融合在一起。后来我意识到，经济学为我打开了通往所知甚少的日常世界的一扇窗，并为我提供了两个机会：一是解决一些智力上要求很高且引人入胜的问题，二是为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决策做出贡献。经济学不仅阐述和分析个人与集体行为，同时也渴望提供更好的公共政策。
纵然如此，我们也只能说市场经济仅取得了局部胜利，因为它尚未从心灵与思想上让人们折服。对很多人而言，追求共同利益本应成为市场中重要公共干预背后的指导原则，却变成了新经济秩序下的牺牲品。在世界范围内，市场的优越性遭到了广泛质疑，公众愤愤不平地勉强接受市场的宿命。碎片化的反对声音哀叹，经济学让人类价值溃败，这个世界毫无怜悯和同情可言，一切都被个人私利左右。这些批评者警告我们，社会契约行将瓦解，人类尊严业已丧失，政治和公共服务正走向衰亡，生态环境在现有经济模式下将不可持续。一个国际上颇能打动人心的流行口号警示我们：“世界并非用来买卖。”这些问题与当下特定境况产生了共鸣，包括金融危机、失业和不平等加剧、各国领导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失策、欧洲计划遭受挫败、地缘政治不稳定以及由此带来的移民危机、世界各地民粹主义崛起，等等。
难道我们已然忘记了共同利益？如果是这样，经济学如何帮助我们重回追求共同利益的正轨？
对共同利益（即我们对社会的集体愿望）进行定义，从某种程度上讲，需要基于价值判断。我们每个人的价值判断反映了我们的个人偏好、我们可获取的信息，以及我们的社会地位。即使我们认同某些目标的基本合意性，也可能对公平、购买力、环境或工作与私人生活的相对重要性做出不同评价，更不用说在道德价值观、宗教或精神生活等其他个人层面，人们的观点会有天壤之别。
然而，在定义共同利益时，设法消除一些内在的主观臆断是有可能的。下面的思想实验不失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好方法。假如你尚未出生，你当然不会知道自己将来的社会地位如何，基因或家庭将会怎样，出生以后的社会、种族、宗教或国家环境等也都无从知晓。现在你可以自问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我不知道自己是男是女，身体状况好或坏，家庭富裕或贫穷，受过良好教育还是目不识丁，笃信宗教或者为无神论者，生活在大城市还是在农村，追求工作满足感或享受另一种生活方式，等等，那么我会选择在什么样的社会里生活呢？”这种提问方式需要我们把自己从自身属性和已有社会地位中抽象出来，置自己于“无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之下。这种思维具有悠久的知识传统，肇始于17 世纪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被18 世纪欧洲大陆的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和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社会契约论”提出者）所推行，至近代因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1971）以及经济学家约翰·海萨尼（John Harsanyi）的不同个体福利比较理论（1955）而得到复兴。
为了缩小你的选择范围（且避免给出一个臆想的答案），我将重新表述这个问题：“你希望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体系中呢？”在此，关键的问题并非你想生活在哪种理想社会，比如市民、工人、商业领袖、政治官员和国家自发将共同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的社会。尽管人类并非总是追求自身物质利益，但他们在共同利益面前常常优先考虑个人利益，不考虑个人利益及由此可预见的行为已经在历史上导致了极权主义和日益贫困化的社会组织（苏联“新人”[new man]2 神话的破灭可资为证）。
因此，本书将以如下原则为出发点：无论是政治家、企业高管还是普通雇员，遑论失业者、独立承包商、高官、农民还是研究人员，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他们都会对其面临的激励做出反应。这些物质或社会激励，加上他们的个人偏好，决定了他们将要选择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有可能或者不可能与共同利益相冲突。因此，追求共同利益涉及相关制度的构建，以便尽可能地协调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从这个角度讲，市场经济绝非一个目标，它充其量只是一种工具，而且，在考虑如何协调个人、社会群体和国家的私人利益与共同利益时，还是一种并不完美的工具。
我们既然在社会中占据了某个特定位置，也就很难再说置身于“无知之幕”之下，但这种思想实验可以将我们引导至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也许我造成了污染，或者消耗了太多的水资源，这并非因为这样做能使我愉悦，而是因为如此行事满足了我的经济利益。我可以生产更多的蔬菜，或者为了降低成本而减少隔热材料的安装，或者为了省钱而购买污染更严重的汽车，其他人将因我的行为受到损害，所以不赞成我的所作所为。但是，如果我们从社会组织着眼，就可以从其他人的角度，对我的行为是否可取这一问题达成共识，而这些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受益者还是受害者，换句话说，不知道其作为受害者的成本是否超过作为受益者的收益。一旦我的自由意志与你的利益相冲突，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就会分化，但二者在“无知之幕”之下会部分地趋于一致。
在“无知之幕”之下推理的另一个好处是权利被赋予了超越口号的理由：获取医疗保健的权利为人们提供了保障，以防止不良基因带来的不幸；公平的教育机会让我们得以消除出生与成长环境差异的影响；人权和自由则保护人们免遭政府的任意专行，等等。从这个视角看，权利不再是社会可以随意承认或否定的抽象概念。在实践中，权利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授予，也可能相互冲突（例如，某个人自由的终点恰好是其他人自由的起点）；这样的视角也使权利更具操作性。
追寻共同利益的出发点是将我们的利益置于“无知之幕”之下，唯其如此，才能做到不对解决方案预设立场，并使集体利益成为利益标准的必然选择。私人使用资源谋取个人福利是可行的，以他人利益为代价的资源滥用则不行。以共同利益概念为例，在“无知之幕”之下，为了保证公平公正，下列资源应隶属所有人：水、空气、生物多样性、文化遗产、地球、美景，等等。这些资源为全人类共同所有，但最终由个人消费。我们都可以享用这些资源，但要以我的使用不影响你的使用为度（知识、公共街道照明、国防也如此）。与此相对，如果资源数量有限，或者集体选择限制其使用，比如有些地方限制碳排放，就需要以某种方式对其使用私有化。对水、碳或频谱等公共产品设定某个价格，只要经济人支付相应的价格，就可以授予其排他性使用权，从而将这些资源的使用私有化。实际上，正是人们对共同利益的需求催生了这样的私有化，其目的就在于防止人们浪费水资源，让经济人对碳排放造成的危害担责，将稀缺资源如通信频谱分配给那些能充分利用的运营商，等等。
这些案例预见了前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是经济学如何为追求共同利益做出贡献。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经济学并不想篡夺社会在界定共同利益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但它可以在两个方面做出贡献：首先，通过区别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让公共讨论聚焦在体现共同利益概念的目标上。我们将会看到，在很多时候，手段或工具往往备受瞩目，不管是某种制度（如市场），还是某种权利，抑或是某项经济政策，但人们最后往往忘记了真正的目的，最终导致手段与共同利益相悖，尽管其初衷是为了共同利益。其次，同时也是更重要的，一旦人们对共同利益达成共识，经济学就能够帮助开发促进实现共同利益的工具。
经济学并非为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服务，也不是为那些想利用政府权力强推其价值观或保证其个人利益的人服务。它既不支持完全基于市场的经济，也不为全部由国家掌控的经济背书。经济学致力于实现共同利益，其最终目标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为此，经济学的终极任务是找到促进共同利益的制度和政策。在追求社会利益时，要同时涵盖个人和集体两个维度，既要分析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兼容的情形，也要分析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悖的场景。
本书的安排
共同利益经济学探索之旅极具挑战性，但我希望这样的挑战是值得的。本书既非教科书，也不预设答案；它是一个质疑的工具，就如同学术研究一样。本书表达了我的个人观点，包括什么是经济学，经济学是如何构建的，以及经济学涉及哪些内容等。这一研究理念基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也基于一个既认可市场的优点也认为其需要监管的社会。读者可能对书中的结论不尽赞同，甚至大部分都难以苟同，但我希望纵然如此，读者也能从本书中获得思考。我期望你们具有更好地理解周围世界的意愿，以及拨开迷雾寻根问底的好奇心。
写作本书的另一个愿望是与读者分享我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激情。在我21 岁或22 岁第一次接触经济学课程之前，我仅仅是通过媒体了解到经济学。我当时非常想理解社会，我喜欢数学和物理学的严谨，对人文社会科学诸如哲学、历史、心理学同样着迷……我很快就被经济学迷住了，因为它把定量分析与对个体和集体行为的研究融合在一起。后来我意识到，经济学为我打开了通往所知甚少的日常世界的一扇窗，并为我提供了两个机会：一是解决一些智力上要求很高且引人入胜的问题，二是为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决策做出贡献。经济学不仅阐述和分析个人与集体行为，同时也渴望提供更好的公共政策。
洞见
殊不知…
“痛苦”才是幸福的酵母。
不绝于耳的喧嚣之声导致现代人相继染上了世界性的时代“焦虑症”。孤寂，可能正是治愈“时代病”的良方。
原文 ：《用“孤寂”对抗时代喧嚣》
作者 |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馥芳
给“时代病”开药方
“喧嚣”是21世纪“时代病”流行的渊源。每个人都在那间“吵闹的现代房子”里声嘶力竭地大吼大叫，意图用最流行的高亢之音来压倒众音，从而为自己赢得一个“说话”的机会。但可悲的是，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大家都想当作家，但不想当读者……他不是想对话，只想说话”（梁文道语）。于是，此举只能招致更响亮的嚣’音，世界因此变得更为喧嚣。不绝于耳的喧嚣之声导致现代人相继染上了世界性的时代“焦虑症”：虽然坐拥锦衣玉食，却无端地心神不宁、兴味索然、食不甘味。当下，学者们纷纷给“时代病”开药方，呼吁人们最好能多一些定力，以使自己安静下来做个听者，静听生活的本真之音。可是“定力”到底从何而来？学者们对此却并未深究。
海德格尔不会玩“穿越”，无法给今人的“时代病”诊断并开具处方，但他为“存在”之本真（注：有的学者把它译为“此在”）所苦苦觅得的庇护之所――孤寂，可能正是治愈“时代病”的良方。遥想20世纪中叶，哲人海氏面对世人无处不在、绵延不绝的“滔滔之说”，大胆地向有着两千五百年传统的、我们对此深信不疑的经典语言观发出挑战：语言的本质不是表达，也不是某种现实和非现实的东西的表象与再现，亦不是人类的一种活动。他说：纯粹的、诗歌的语言是“孤寂之说”。他说，“孤寂”是一切喧嚣之言说的源头，是“诗”与“思”的至高之地。海德格尔是一个智者，他教我们用“孤寂”来对抗时代的喧嚣。
孤寂是存在主义的高地
“孤寂”是海德格尔1959年出版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书中第二篇“诗歌中的语言”一文中的主题词。“孤寂”在海氏的著作里，绝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经常谈论的情感形容词――孤独、寂寞或者寂寥等。其所描述的也不是一般意义上个体所感受到的那种在被遗弃或者自感孤单状态下所经受的孤独之感。海氏对“孤寂”的理解是独一的：
首先，“孤寂”是由“孤寂者”所生的。谁是“孤寂者”？“孤寂者”是如何走向“孤寂”的？在海氏看来，“孤寂者”是看到了现代人日益堕落和腐败的本质之后，决心籍灵魂漫游的方式来寻觅人类存在之本真居所的、并且已经先行看到了“精灵之夜的蓝光”――这一确保人类终会深入其本质的“神圣之光”――的“大地上的异乡者”。“异乡人”是有着异乎寻常的心智的、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在“精神漫游”中思考和“追踪着一种更大的寂静”的“狂人”。总而言之，“孤寂者”不是常人，他是常人眼里的“异类”，是一个灵魂永不安歇的“漫游者”。
其次，“孤寂”到底是什么？在海氏看来，“孤寂”不是一种用来谈论的情绪，它是一个地方。确切地说，是一个只有少数人才能登临的“孤寂高地”。这个高地的属性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锋阵地。1949年，海德格尔写信给德国存在主义另一位先驱卡尔·雅斯贝尔斯时说：“人们不应当谈论孤独（注：因为翻译的原因，这里的‘孤独’实为‘孤寂’）。孤独只存在于唯一的一个地方，在这里，思想者和诗人用人类的财富来支持存在。”海氏把“孤寂高地”看成是“独一”的“矛之尖端”之处。尖之顶端――至高至极，能登临且站立站稳的唯他一人耳。在他看来，连与他交往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并且曾经作为其前辈的雅斯贝尔斯都不能与其比肩。在海氏看来，“孤寂”作为“存在主义的高地”，不但是“存在的庇护之所”，而且是人类最纯粹之本质的守护神，是人类得以最终从“古老的早先”纤尘不染地孕育而出的保证。
“痛苦”是达到“孤寂”的必由之路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孤寂”凭藉什么能治愈“时代病症”？我们如何才能达到“孤寂”之境？
作为人类精神之源，海氏认为“孤寂”在本质上是“一种温柔之精神”，是一股温柔的“聚集力”。这种聚集力把人的本质带回到它的更宁静的“古老的早先”之中，从而使人类获得“镇定自身之力”。这种镇定之力不但镇定着焦虑和浮躁，而且也镇定着“恶”和“恶之精神”。焦虑和浮躁是一股“离散之力”,它们使得我们在躁动不安中耗尽自身之精力并搅乱内心的宁静，使我们终日处于“不宁”之中。这种“不宁”把我们带入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涣散状态之中。而“孤寂”则相反，是一股内敛的“聚合之力”，它藉思索之力将各种安定自身之力集合起来，并把它们“保存在友好的安宁中”。而这种“安宁”，正是人类“精神漫游”的原初动力，只有集合了安宁之力的“孤寂”灵魂才会去漫游。漫游的目的是追寻人类如新生婴儿般纯净的“初始状态”。人类的纯粹本质就包含在这种“初始状态”之中。而人类一旦被“精神漫游”带入这种“纯净”之中，焦虑和浮躁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痛苦”是达到“孤寂”的必由之路。海氏所理解的“痛苦”是撕裂的嵌合；是一种集“撕扯之力”和“回嵌之力”于一身的“锻造之力”：“痛苦”先把自身无情地撕裂，被撕裂者籍精神火焰之熊熊燃烧来反观这种撕裂之痛，并在“燃烧着的观看”（特拉克尔，《暴风雨》：183）之中把所有撕裂的碎片理智地聚集、聚拢，重新嵌合到撕裂之体。“回嵌”并不意味着还原被撕裂个体的原初结构。“回嵌”是一股“锻造之力”，它把各个“碎片”重新粘合之后，再把它们重新锻造塑形，最终打造出一个全新的单体。“孤寂”是对痛苦经历锻造、内化之后的“升华之境”。
聪明的现代人深知这是人类的宿命。不认命的现代人试图用“幸福”和痛苦的宿命对抗。现代人素以追求幸福为终极人生目标，而把痛苦看成是唯恐避之不及的瘟疫。为了确保人类能持久地远离痛苦，现代人近年设立了一个新的学科——幸福学，致力于通过提供各种程式化的温馨“小贴士”使幸福标准化和产业化。殊不知,“痛苦”才是幸福的酵母。缺失对“痛苦”的精神观照，我们所期待的“幸福”终究不过是一场场“幸福聚会”中的过客。每次曲终之后，“幸福”离场，留下的是更深的焦虑：不知下次该以什么样的由头再邀“幸福”聚会？如此，现代人在对“幸福”的期盼和追逐之中，渐行渐远地背离“幸福”的初衷，而滑向无尽的焦虑之中。
殊不知…
“痛苦”才是幸福的酵母。
不绝于耳的喧嚣之声导致现代人相继染上了世界性的时代“焦虑症”。孤寂，可能正是治愈“时代病”的良方。
原文 ：《用“孤寂”对抗时代喧嚣》
作者 |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馥芳
给“时代病”开药方
“喧嚣”是21世纪“时代病”流行的渊源。每个人都在那间“吵闹的现代房子”里声嘶力竭地大吼大叫，意图用最流行的高亢之音来压倒众音，从而为自己赢得一个“说话”的机会。但可悲的是，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大家都想当作家，但不想当读者……他不是想对话，只想说话”（梁文道语）。于是，此举只能招致更响亮的嚣’音，世界因此变得更为喧嚣。不绝于耳的喧嚣之声导致现代人相继染上了世界性的时代“焦虑症”：虽然坐拥锦衣玉食，却无端地心神不宁、兴味索然、食不甘味。当下，学者们纷纷给“时代病”开药方，呼吁人们最好能多一些定力，以使自己安静下来做个听者，静听生活的本真之音。可是“定力”到底从何而来？学者们对此却并未深究。
海德格尔不会玩“穿越”，无法给今人的“时代病”诊断并开具处方，但他为“存在”之本真（注：有的学者把它译为“此在”）所苦苦觅得的庇护之所――孤寂，可能正是治愈“时代病”的良方。遥想20世纪中叶，哲人海氏面对世人无处不在、绵延不绝的“滔滔之说”，大胆地向有着两千五百年传统的、我们对此深信不疑的经典语言观发出挑战：语言的本质不是表达，也不是某种现实和非现实的东西的表象与再现，亦不是人类的一种活动。他说：纯粹的、诗歌的语言是“孤寂之说”。他说，“孤寂”是一切喧嚣之言说的源头，是“诗”与“思”的至高之地。海德格尔是一个智者，他教我们用“孤寂”来对抗时代的喧嚣。
孤寂是存在主义的高地
“孤寂”是海德格尔1959年出版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书中第二篇“诗歌中的语言”一文中的主题词。“孤寂”在海氏的著作里，绝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经常谈论的情感形容词――孤独、寂寞或者寂寥等。其所描述的也不是一般意义上个体所感受到的那种在被遗弃或者自感孤单状态下所经受的孤独之感。海氏对“孤寂”的理解是独一的：
首先，“孤寂”是由“孤寂者”所生的。谁是“孤寂者”？“孤寂者”是如何走向“孤寂”的？在海氏看来，“孤寂者”是看到了现代人日益堕落和腐败的本质之后，决心籍灵魂漫游的方式来寻觅人类存在之本真居所的、并且已经先行看到了“精灵之夜的蓝光”――这一确保人类终会深入其本质的“神圣之光”――的“大地上的异乡者”。“异乡人”是有着异乎寻常的心智的、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在“精神漫游”中思考和“追踪着一种更大的寂静”的“狂人”。总而言之，“孤寂者”不是常人，他是常人眼里的“异类”，是一个灵魂永不安歇的“漫游者”。
其次，“孤寂”到底是什么？在海氏看来，“孤寂”不是一种用来谈论的情绪，它是一个地方。确切地说，是一个只有少数人才能登临的“孤寂高地”。这个高地的属性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锋阵地。1949年，海德格尔写信给德国存在主义另一位先驱卡尔·雅斯贝尔斯时说：“人们不应当谈论孤独（注：因为翻译的原因，这里的‘孤独’实为‘孤寂’）。孤独只存在于唯一的一个地方，在这里，思想者和诗人用人类的财富来支持存在。”海氏把“孤寂高地”看成是“独一”的“矛之尖端”之处。尖之顶端――至高至极，能登临且站立站稳的唯他一人耳。在他看来，连与他交往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并且曾经作为其前辈的雅斯贝尔斯都不能与其比肩。在海氏看来，“孤寂”作为“存在主义的高地”，不但是“存在的庇护之所”，而且是人类最纯粹之本质的守护神，是人类得以最终从“古老的早先”纤尘不染地孕育而出的保证。
“痛苦”是达到“孤寂”的必由之路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孤寂”凭藉什么能治愈“时代病症”？我们如何才能达到“孤寂”之境？
作为人类精神之源，海氏认为“孤寂”在本质上是“一种温柔之精神”，是一股温柔的“聚集力”。这种聚集力把人的本质带回到它的更宁静的“古老的早先”之中，从而使人类获得“镇定自身之力”。这种镇定之力不但镇定着焦虑和浮躁，而且也镇定着“恶”和“恶之精神”。焦虑和浮躁是一股“离散之力”,它们使得我们在躁动不安中耗尽自身之精力并搅乱内心的宁静，使我们终日处于“不宁”之中。这种“不宁”把我们带入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涣散状态之中。而“孤寂”则相反，是一股内敛的“聚合之力”，它藉思索之力将各种安定自身之力集合起来，并把它们“保存在友好的安宁中”。而这种“安宁”，正是人类“精神漫游”的原初动力，只有集合了安宁之力的“孤寂”灵魂才会去漫游。漫游的目的是追寻人类如新生婴儿般纯净的“初始状态”。人类的纯粹本质就包含在这种“初始状态”之中。而人类一旦被“精神漫游”带入这种“纯净”之中，焦虑和浮躁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痛苦”是达到“孤寂”的必由之路。海氏所理解的“痛苦”是撕裂的嵌合；是一种集“撕扯之力”和“回嵌之力”于一身的“锻造之力”：“痛苦”先把自身无情地撕裂，被撕裂者籍精神火焰之熊熊燃烧来反观这种撕裂之痛，并在“燃烧着的观看”（特拉克尔，《暴风雨》：183）之中把所有撕裂的碎片理智地聚集、聚拢，重新嵌合到撕裂之体。“回嵌”并不意味着还原被撕裂个体的原初结构。“回嵌”是一股“锻造之力”，它把各个“碎片”重新粘合之后，再把它们重新锻造塑形，最终打造出一个全新的单体。“孤寂”是对痛苦经历锻造、内化之后的“升华之境”。
聪明的现代人深知这是人类的宿命。不认命的现代人试图用“幸福”和痛苦的宿命对抗。现代人素以追求幸福为终极人生目标，而把痛苦看成是唯恐避之不及的瘟疫。为了确保人类能持久地远离痛苦，现代人近年设立了一个新的学科——幸福学，致力于通过提供各种程式化的温馨“小贴士”使幸福标准化和产业化。殊不知,“痛苦”才是幸福的酵母。缺失对“痛苦”的精神观照，我们所期待的“幸福”终究不过是一场场“幸福聚会”中的过客。每次曲终之后，“幸福”离场，留下的是更深的焦虑：不知下次该以什么样的由头再邀“幸福”聚会？如此，现代人在对“幸福”的期盼和追逐之中，渐行渐远地背离“幸福”的初衷，而滑向无尽的焦虑之中。
有则新闻说到：
橡树资本创始人、亿万富翁投资者霍华德-马克斯周一表示，在新冠病毒爆发期间，股票市场与世界正面临的现实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市场目前仅比2月19日的历史高点下跌了15%。”但“在我看来，世界被搞砸的程度远远超过15%。”
虽然不太想说股票，但简单地说说是可以的。美联储可以拥有无穷的印钞能力，就能把股市稳定住？货币发行要有与其相适应的商品生产数量，以往美元这样超发，是因为借助世界准货币的地位（我认为只有世界一体化之后，才有真正的世界货币），侵占了其他国家商品生产所相对应的价值。美国并不具有无限印钞的能力，每个商品的生产都是要耗费生产资料的，虚拟商品比如服务，拿服务员来说，TA也是要吃饭的，实体商品就不用说了，因此无论都虚拟商品还是实体商品都是要耗费生产资料。生产资料来自于大自然，不言而喻，无限印钞其实是在耗费自然，地球是属于全人类的，不单单是美国人的，美国人这样耗费、透支地球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为全球人类所不可饶恕的！故，无限印钞是不可能的，除非印出的钱都是没有价值的废纸。
好了，现在从纯技术的角度来分析美股走势，看看美联储能救市的可能性。周线图上，道指走势正在回升最后一个上涨走势的支撑线144，大概在25300。如果一个走势的支撑线不再对走势起到支撑作用，还被确认为压力线，就表明这个走势已经结束了，新一轮的走势即将开始，而且其他均线也不断向下发散，压制着回升的走势。可想而知144周线的重要性。现在走势正被21周线压住，日线上已经表现出一定的疲软，有一定的概率，走势就从此下去，可是还不能完全断言，走势没有向上挑战25300的可能。如果操作的话，在这里就分批卖掉是可以的，什么时候能确定呢，就看什么时候有效跌破5日线。美股暴跌正好在3月份，虽然月尾有所回升，但这样反而不好，月、季线图留下了长下影线，影线常常会指引后市的方向，那些技术派所谓的“仙人指路”。一个简单的技术分析就完了。
其实这些都不怎么重要，因为美联储就算能靠量化宽松让美股再创新高，那也不过是让美股的泡沫更大，破裂的速度更快，破裂起来更壮观，而且之后恢复速度更久。犹如陷入到了一个悖论中，或许这就是宿命吧！
橡树资本创始人、亿万富翁投资者霍华德-马克斯周一表示，在新冠病毒爆发期间，股票市场与世界正面临的现实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市场目前仅比2月19日的历史高点下跌了15%。”但“在我看来，世界被搞砸的程度远远超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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