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受灾主要以农民特别是老年农民为主，这些年，粮食的价格实际上已经下降将近十倍，以小麦为例，90年代小麦的价格在0.3元左右，每亩可获得150元左右的总收益，当时农民工进城的普遍工资是7-10元/每天。家里如果有5亩地，其收入相当于一个农民工进城75-100天的收入。而现在的小麦是1.3元一斤，每亩可获得总收益大约是600元，家里有5亩地，其收入相当于一个农民工进城10-15天的收入。算了一下，最大差值将近10倍。换句话说，也就是2021年的农民收入只相当于90年代农民收入的十分之一。收入降低这么严重，自然抵抗风险的能力也随着降低。
一些#济南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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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叶刀：在中国，女性抑郁患病率是男性1.44倍，工作可以降低抑郁的发生
在我国，抑郁障碍是导致残疾的第二大原因，已经成为了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然而，由于一直缺乏全国性的大型研究，我国抑郁障碍人群的社会分布和特征一直不明确，也间接影响了社会心理健康的发展。
随着对中国心理健康调查（CMHS）数据的深入分析，我国抑郁症的分布呈现出清晰的人口学特征，并证明与一系列的社会因素紧密关联。相关结论已于近日在《柳叶刀·精神病学》在线发表。
CMHS是我国的全国性精神疾病调查研究，历时3年，共覆盖了31个省份的157个调查点，研究样本遍布全国1256个社区和村庄，共纳入32552名被调查者。研究的范围之广在国内尚属首次。
根据标准，研究人员将抑郁障碍分为三种类型：重性抑郁障碍（程度最重）、心境恶劣（抑郁程度比前者轻）、抑郁障碍NOS（即无法诊断为前两者的抑郁障碍）。
研究人员首先对这三种类型进行总体分析，结果发现，女性任何一种抑郁障碍的患病率都高于男性，其终生患病率是男性的1.44倍。在分居、丧偶或离婚人群中，抑郁障碍的患病率明显更高，是同居或已婚人群的1.87倍。
另外，研究人员还发现，拥有工作似乎可以降低抑郁障碍的发生，因为失业、退休人群和家庭主妇的终生抑郁障碍患病率均高于职业人群，分别是2.38倍、2.21倍和1.51倍。从这点来看，工作对抑郁障碍的保护作用要大于其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普遍认为抑郁障碍的发生与学历和城乡差异可能相关，但研究结果显示，综合分析来看，学历和城乡的区别并不会导致抑郁障碍总患病率的不同。
农村等欠发达地区一直被认为是抑郁的高发区，这项研究却并未发现这一现象，可能与这些年来我国城市化带来的大量进城农民工有关，因为他们是抑郁障碍的高危人群。
接下来，研究人员分别对三种抑郁障碍进行了单独研究。他们发现，与18~34岁的年轻人相比，年长者患重性抑郁障碍和心境恶劣的比例更高，大约是年轻人的2倍。同样，低学历人群的重性抑郁障碍和心境恶劣患病率也更高。
然而，抑郁障碍NOS的人群分布却相反：年长者、低学历者的抑郁障碍NOS患病率均更低。无业者的抑郁障碍NOS患病率也低于从业者。
另外，青春期是抑郁障碍初发的高峰。重性抑郁障碍和抑郁障碍NOS的初发年纪都在14岁左右，心境恶劣则大约在18岁时初发。这个年龄段恰是升学压力骤升的时期，而此阶段身心发育进入关键期，这都提示我们应该加强对中学生的心理监测和干预。
除此之外，这项研究对抑郁障碍和其他精神疾病的关联进行了统计。在长期患抑郁障碍人群里，有41.1%的人同时还患有至少一种其他类型的精神障碍，其中最多见的是焦虑症，占到了29.8%，其次是物质使用障碍（13.1%）和冲动控制障碍（7.7%）。
这个结果与之前的研究报道相一致，说明了抑郁和焦虑具有很紧密的联系，治疗抑郁障碍时也需要进行焦虑管理。值得欣慰的是，与美国相比，我国抑郁障碍患者并发物质使用障碍或冲动控制障碍的比例较低，这可能是由两国的社会文化差异所致。
然而，在这些患者中，只有不足10%的人获得了心理健康服务。重性抑郁障碍和心境恶劣患者更倾向于寻求专业心理服务机构的帮助，而抑郁障碍NOS患者则更倾向于寻求中医治疗。
他们中获得了充分治疗的人群比例更低。在寻求了心理治疗的重性抑郁障碍患者中，只有9.2%的人被认为是得到了充分的治疗，这一比例在心境恶劣患者中则只有2.4%。总体来看，全国只有0.5%的抑郁患者得到了足够的治疗。
从地域来看，东部地区的患者治疗率最高，达到了8.4%，其次是西部地区（6.7%），中部地区治疗率只有5.7%。城乡差异也很明显，城市的治疗率达到8.9%，显著高于农村地区的5.1%。因此，增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心理健康服务是缓解我国抑郁障碍现状的关键。
在压力山大的现代社会，精神卫生已经成为了重要的医学命题。然而仅仅进行大规模调查只是第一步，如何消除国人对精神疾病讳莫如深的观念，普及精神卫生知识，提高民众的自查能力是更加艰巨的任务。抑郁症不是恶魔，也应该在阳光下被我们正视。
参考文献
1、Jin Lu, et al. Prevalence of depressive disorders and treatment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epidemiological study. Lancet Psychiatry. 2021; S2215-0366(21)00251-0. doi: 10.1016/S2215-0366(21)00251-0.
在我国，抑郁障碍是导致残疾的第二大原因，已经成为了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然而，由于一直缺乏全国性的大型研究，我国抑郁障碍人群的社会分布和特征一直不明确，也间接影响了社会心理健康的发展。
随着对中国心理健康调查（CMHS）数据的深入分析，我国抑郁症的分布呈现出清晰的人口学特征，并证明与一系列的社会因素紧密关联。相关结论已于近日在《柳叶刀·精神病学》在线发表。
CMHS是我国的全国性精神疾病调查研究，历时3年，共覆盖了31个省份的157个调查点，研究样本遍布全国1256个社区和村庄，共纳入32552名被调查者。研究的范围之广在国内尚属首次。
根据标准，研究人员将抑郁障碍分为三种类型：重性抑郁障碍（程度最重）、心境恶劣（抑郁程度比前者轻）、抑郁障碍NOS（即无法诊断为前两者的抑郁障碍）。
研究人员首先对这三种类型进行总体分析，结果发现，女性任何一种抑郁障碍的患病率都高于男性，其终生患病率是男性的1.44倍。在分居、丧偶或离婚人群中，抑郁障碍的患病率明显更高，是同居或已婚人群的1.87倍。
另外，研究人员还发现，拥有工作似乎可以降低抑郁障碍的发生，因为失业、退休人群和家庭主妇的终生抑郁障碍患病率均高于职业人群，分别是2.38倍、2.21倍和1.51倍。从这点来看，工作对抑郁障碍的保护作用要大于其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普遍认为抑郁障碍的发生与学历和城乡差异可能相关，但研究结果显示，综合分析来看，学历和城乡的区别并不会导致抑郁障碍总患病率的不同。
农村等欠发达地区一直被认为是抑郁的高发区，这项研究却并未发现这一现象，可能与这些年来我国城市化带来的大量进城农民工有关，因为他们是抑郁障碍的高危人群。
接下来，研究人员分别对三种抑郁障碍进行了单独研究。他们发现，与18~34岁的年轻人相比，年长者患重性抑郁障碍和心境恶劣的比例更高，大约是年轻人的2倍。同样，低学历人群的重性抑郁障碍和心境恶劣患病率也更高。
然而，抑郁障碍NOS的人群分布却相反：年长者、低学历者的抑郁障碍NOS患病率均更低。无业者的抑郁障碍NOS患病率也低于从业者。
另外，青春期是抑郁障碍初发的高峰。重性抑郁障碍和抑郁障碍NOS的初发年纪都在14岁左右，心境恶劣则大约在18岁时初发。这个年龄段恰是升学压力骤升的时期，而此阶段身心发育进入关键期，这都提示我们应该加强对中学生的心理监测和干预。
除此之外，这项研究对抑郁障碍和其他精神疾病的关联进行了统计。在长期患抑郁障碍人群里，有41.1%的人同时还患有至少一种其他类型的精神障碍，其中最多见的是焦虑症，占到了29.8%，其次是物质使用障碍（13.1%）和冲动控制障碍（7.7%）。
这个结果与之前的研究报道相一致，说明了抑郁和焦虑具有很紧密的联系，治疗抑郁障碍时也需要进行焦虑管理。值得欣慰的是，与美国相比，我国抑郁障碍患者并发物质使用障碍或冲动控制障碍的比例较低，这可能是由两国的社会文化差异所致。
然而，在这些患者中，只有不足10%的人获得了心理健康服务。重性抑郁障碍和心境恶劣患者更倾向于寻求专业心理服务机构的帮助，而抑郁障碍NOS患者则更倾向于寻求中医治疗。
他们中获得了充分治疗的人群比例更低。在寻求了心理治疗的重性抑郁障碍患者中，只有9.2%的人被认为是得到了充分的治疗，这一比例在心境恶劣患者中则只有2.4%。总体来看，全国只有0.5%的抑郁患者得到了足够的治疗。
从地域来看，东部地区的患者治疗率最高，达到了8.4%，其次是西部地区（6.7%），中部地区治疗率只有5.7%。城乡差异也很明显，城市的治疗率达到8.9%，显著高于农村地区的5.1%。因此，增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心理健康服务是缓解我国抑郁障碍现状的关键。
在压力山大的现代社会，精神卫生已经成为了重要的医学命题。然而仅仅进行大规模调查只是第一步，如何消除国人对精神疾病讳莫如深的观念，普及精神卫生知识，提高民众的自查能力是更加艰巨的任务。抑郁症不是恶魔，也应该在阳光下被我们正视。
参考文献
1、Jin Lu, et al. Prevalence of depressive disorders and treatment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epidemiological study. Lancet Psychiatry. 2021; S2215-0366(21)00251-0. doi: 10.1016/S2215-0366(21)00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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