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全球汇率制度的再思考
1、本周NBER WP中，国际金融领域的三位巨佬Ilzetzki、Reinhart和Rogoff发了一篇关于汇率安排的综述性文章“RETHINKING EXCHANGE RATE REGIMES”，该文是为《国际经济学手册》第五版准备的（这段时间NBER上发了不少HIE vol 5准备的文章），回顾了汇率安排的历史和近年研究结论，内容比较庞杂，笔者选了一些内容总结在下面。
2、回顾1990年第二版《国际经济学手册》出版时，研究者们还在讨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在当时，学者认为新的秩序是一个主要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的“无锚体系”。事后来看，那一阶段仅仅是两种不同的全球汇率体系之间的过度阶段——G3货币（美元、马克、日元）大幅波动，而不少国家仍实施固定汇率制。一些所谓的“浮动汇率制”国家在拼命干预外汇市场；而一些所谓的“固定汇率制”国家实际上仅仅是对国内汇率市场进行管制。那一阶段，各国通胀高企波动，汇率攻击时有发生，一国汇率前一天还是固定，后一天就被打成了大幅贬值。
3、到21世纪，大多数评论家都认为，新的汇率制度正在浮现。欧元向美元的地位形成挑战，而亚洲各国再度锚定美元。Dooley et al(2003)将其称作“布雷顿森林体系2.0”。
4、近十年来，全球汇率体系又出现了五点新的变化：
（1）美元对于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性更强了，而欧元的重要性不及预期，而人民币似乎还远远无法威胁美元低位。
（2）事实上的灵活浮动国家并没有如期增加。各种类型的“有管理的浮动”制度盛行。这与21世纪初盛行的观点“一国或者采用完全浮动，或者完全固定，而不应用中间汇率制度”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
（3）汇率波动性不断降低，G3汇率波动性自2014年来大幅下降，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更多的国际汇率协调，比如swapline的推出。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全球步入低通胀、低利率的时代。
（4）资本管制在逐步移除，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资本管制作为宏观审慎工具对于防止资本流入骤停和周期大幅波动具有重要意义。
（5）对安全资产——美元和美国国债——的旺盛需求，似乎来自于各国央行积累外汇储备的迫切需要。但这构成了今天的“特里芬难题”，即美国的财政收入能否足够偿还由安全资产需求所带来的不断增长的政府债务。
5、对于全球货币和汇率体系稳定性的判断是困难的。回顾历史，锚货币的变化是罕见的，往往不仅伴随地缘政治的大变动，还有大型战争。当然，金融创新——包括金融科技和支付系统升级——对锚货币的变动也有影响。
6、历史告诉我们，当一国货币爬上了全球金融金字塔的顶端，它会停留很久，往往是一个世纪以上。自1500s以来，只有四个国家的货币到达过人类货币金字塔的顶端，它们是：西班牙、荷兰、英国和美国。当然，这是欧洲人的视角。在更为遥远的亚洲和其他区域，主导货币是完全不同的。
（1）1500年代的西班牙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从“新世界”不断涌入的贵金属，以及西班牙王室为战争融资的庞大需求，都使得西班牙银币成为了那个时代欧洲大陆上最流行的货币。即便其无敌舰队在1588年被击败后，西班牙银币仍然盛行，直至19世纪。背后的重要原因是西班牙殖民地的白银产量占全球总产量比例高达80%。
（2）1600s后，荷兰成为头号强国。阿姆斯特丹银行的银行券成为了欧洲大陆上的通用纸币和储值工具。甚至有历史学家认为，阿姆斯特丹银行是全世界第一家发行“法币”（fiat money）的银行。然而，1780年的第四次英荷战争引发了阿姆斯特丹银行的破产，最终令荷兰走下了全球货币的王座。
（3）英国成为全球霸主是在1815年拿破仑战争之后。彼时，英国GDP占全球GDP比例高达25%，以黄金为抵押的英镑成为了全球储备货币。1870-1913年是金本位的“黄金年代”——全球资本、商品、人员的流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政府干扰。
（4）实际上，在一战前，美国的GDP就已经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加总。但由于彼时的美联储刚刚成立，且美国的银行家们对国际借贷没有兴趣，因此美元并没有对英镑构成显著威胁。伴随美联储支持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流行，美元在全球货币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1920年末，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就已经跟英镑不相上下。二战后， 英国深陷债务困境，美元成为了全球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支柱。
7、那么，人民币会成为全球主导货币吗？很有可能。只要中国能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并延续其亮眼的经济增速。尽管中国的金融体系目前还相对落后，法律系统也仍待完善，但二者都在快速演进。需要指出，回顾过去的两个世纪，任何主要锚货币的充分条件是“对法律体系的强力承诺”。当然，中国的优势在于数字化。
8、对最优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可以追溯至凯恩斯，当然他本人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导者之一。二战后，对货币体系的讨论分成了两个阵营：Friedman（1953）和Johnson（1967）认为应该抛弃“可调节盯住”的汇率制度，转而采用完全浮动的汇率体系；而Mundell（1961）则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支持完全固定的汇率制度。但这些研究或者是理论研究，或者是历史回顾研究，并非实证研究。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全球各国开始探索各自的汇率制度。这也给了研究者们进行实证研究的机会。
9、第一代汇率制度分类和实证研究结论来自于IMF的《汇率安排与汇率限制年报》(AREAER），该分类来自各国活不当局的自主申报。但研究者们发现，政策和实际操作差异巨大。比如Obsfeld and Rogoff（1995）发现，实施固定汇率制的国家会连续成功多年，但随后可能遭遇货币危机和汇率大幅贬值。而Calvo and Reinhart（2002）也发现，不少发展中国家患有“浮动汇率恐惧症”——实际干预比自己声称的要高。因此 IMF的AREAER纳入了法律上的（de jure）和实际上（de facto）的两类评判标准。
10、目前学术界对汇率制度的分类演进到了第二代，例如Ilzetzki, Reinhart and Rogoff(2019)既区分了不同的汇率安排，也区分了所盯住的货币。特别的，对于有管理的浮动，该文依赖央行和IMF的表态而非汇率波动数据本身来识别。理由是，汇率波动在近年来持续下降，仅从波动率来识别浮动制度可能会低估汇率的灵活性。
11、汇率安排重要吗？
（1）Rose（2000）、Klein and Shambagh（2006）发现固定汇率制有利于国际贸易
（2） Obstfeld, Shambaugh and Taylor (2010) 发现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货币政策自主性更低（不可能三角）。
（3）还有一些研究发现，汇率制度固定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通胀更低，但浮动汇率制的国家增长更快。
（4）汇率安排对外汇储备积累、资本流动、信用周期都有影响。
12、美元是全球汇率制度的锚货币。Ilzetzki, Reinhart and Rogoff(2019)识别出1950年以来全球194个国家的汇率所盯住的汇率占比（图2）。图中可见，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重要性一度下降，但90s后重新上升。而2015年的折线，是因为该文识别出的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已经从盯住美元，转变为等比例的盯住美元和欧元。
13、图3是Ilzetzki, Reinhart and Rogoff(2019)对全球各国汇率安排的分类。总体可以分三个阶段。
（1）布雷顿森林体系,1945-1970，固定汇率（各国盯美元，美元盯黄金）主导
（2）大浮动时代，1970-1990，浮动汇率主导
（3）布雷顿森林体系II，1990到现在，盯住美元主导。
14、与20世纪90年代的“浮动恐惧症”有所不同，21世纪的各国汇率干预似乎有“升值恐惧症”的倾向。Levy-Yeyati et al.（2013）将其解释为追求汇率的竞争力。
15、这种尽量避免升值的单向干预带来了21世纪各国大幅增加的外汇储备，这也是21世纪最显著的变化（图4）。全球外汇储备从2000年的不足2万亿美元，增长到今天的1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60%是美元，20%是欧元。人民币的占比近年来迅速上升，由2015年的0%，升至2020年的2%。
1、本周NBER WP中，国际金融领域的三位巨佬Ilzetzki、Reinhart和Rogoff发了一篇关于汇率安排的综述性文章“RETHINKING EXCHANGE RATE REGIMES”，该文是为《国际经济学手册》第五版准备的（这段时间NBER上发了不少HIE vol 5准备的文章），回顾了汇率安排的历史和近年研究结论，内容比较庞杂，笔者选了一些内容总结在下面。
2、回顾1990年第二版《国际经济学手册》出版时，研究者们还在讨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在当时，学者认为新的秩序是一个主要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的“无锚体系”。事后来看，那一阶段仅仅是两种不同的全球汇率体系之间的过度阶段——G3货币（美元、马克、日元）大幅波动，而不少国家仍实施固定汇率制。一些所谓的“浮动汇率制”国家在拼命干预外汇市场；而一些所谓的“固定汇率制”国家实际上仅仅是对国内汇率市场进行管制。那一阶段，各国通胀高企波动，汇率攻击时有发生，一国汇率前一天还是固定，后一天就被打成了大幅贬值。
3、到21世纪，大多数评论家都认为，新的汇率制度正在浮现。欧元向美元的地位形成挑战，而亚洲各国再度锚定美元。Dooley et al(2003)将其称作“布雷顿森林体系2.0”。
4、近十年来，全球汇率体系又出现了五点新的变化：
（1）美元对于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性更强了，而欧元的重要性不及预期，而人民币似乎还远远无法威胁美元低位。
（2）事实上的灵活浮动国家并没有如期增加。各种类型的“有管理的浮动”制度盛行。这与21世纪初盛行的观点“一国或者采用完全浮动，或者完全固定，而不应用中间汇率制度”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
（3）汇率波动性不断降低，G3汇率波动性自2014年来大幅下降，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更多的国际汇率协调，比如swapline的推出。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全球步入低通胀、低利率的时代。
（4）资本管制在逐步移除，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资本管制作为宏观审慎工具对于防止资本流入骤停和周期大幅波动具有重要意义。
（5）对安全资产——美元和美国国债——的旺盛需求，似乎来自于各国央行积累外汇储备的迫切需要。但这构成了今天的“特里芬难题”，即美国的财政收入能否足够偿还由安全资产需求所带来的不断增长的政府债务。
5、对于全球货币和汇率体系稳定性的判断是困难的。回顾历史，锚货币的变化是罕见的，往往不仅伴随地缘政治的大变动，还有大型战争。当然，金融创新——包括金融科技和支付系统升级——对锚货币的变动也有影响。
6、历史告诉我们，当一国货币爬上了全球金融金字塔的顶端，它会停留很久，往往是一个世纪以上。自1500s以来，只有四个国家的货币到达过人类货币金字塔的顶端，它们是：西班牙、荷兰、英国和美国。当然，这是欧洲人的视角。在更为遥远的亚洲和其他区域，主导货币是完全不同的。
（1）1500年代的西班牙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从“新世界”不断涌入的贵金属，以及西班牙王室为战争融资的庞大需求，都使得西班牙银币成为了那个时代欧洲大陆上最流行的货币。即便其无敌舰队在1588年被击败后，西班牙银币仍然盛行，直至19世纪。背后的重要原因是西班牙殖民地的白银产量占全球总产量比例高达80%。
（2）1600s后，荷兰成为头号强国。阿姆斯特丹银行的银行券成为了欧洲大陆上的通用纸币和储值工具。甚至有历史学家认为，阿姆斯特丹银行是全世界第一家发行“法币”（fiat money）的银行。然而，1780年的第四次英荷战争引发了阿姆斯特丹银行的破产，最终令荷兰走下了全球货币的王座。
（3）英国成为全球霸主是在1815年拿破仑战争之后。彼时，英国GDP占全球GDP比例高达25%，以黄金为抵押的英镑成为了全球储备货币。1870-1913年是金本位的“黄金年代”——全球资本、商品、人员的流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政府干扰。
（4）实际上，在一战前，美国的GDP就已经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加总。但由于彼时的美联储刚刚成立，且美国的银行家们对国际借贷没有兴趣，因此美元并没有对英镑构成显著威胁。伴随美联储支持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流行，美元在全球货币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1920年末，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就已经跟英镑不相上下。二战后， 英国深陷债务困境，美元成为了全球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支柱。
7、那么，人民币会成为全球主导货币吗？很有可能。只要中国能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并延续其亮眼的经济增速。尽管中国的金融体系目前还相对落后，法律系统也仍待完善，但二者都在快速演进。需要指出，回顾过去的两个世纪，任何主要锚货币的充分条件是“对法律体系的强力承诺”。当然，中国的优势在于数字化。
8、对最优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可以追溯至凯恩斯，当然他本人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导者之一。二战后，对货币体系的讨论分成了两个阵营：Friedman（1953）和Johnson（1967）认为应该抛弃“可调节盯住”的汇率制度，转而采用完全浮动的汇率体系；而Mundell（1961）则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支持完全固定的汇率制度。但这些研究或者是理论研究，或者是历史回顾研究，并非实证研究。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全球各国开始探索各自的汇率制度。这也给了研究者们进行实证研究的机会。
9、第一代汇率制度分类和实证研究结论来自于IMF的《汇率安排与汇率限制年报》(AREAER），该分类来自各国活不当局的自主申报。但研究者们发现，政策和实际操作差异巨大。比如Obsfeld and Rogoff（1995）发现，实施固定汇率制的国家会连续成功多年，但随后可能遭遇货币危机和汇率大幅贬值。而Calvo and Reinhart（2002）也发现，不少发展中国家患有“浮动汇率恐惧症”——实际干预比自己声称的要高。因此 IMF的AREAER纳入了法律上的（de jure）和实际上（de facto）的两类评判标准。
10、目前学术界对汇率制度的分类演进到了第二代，例如Ilzetzki, Reinhart and Rogoff(2019)既区分了不同的汇率安排，也区分了所盯住的货币。特别的，对于有管理的浮动，该文依赖央行和IMF的表态而非汇率波动数据本身来识别。理由是，汇率波动在近年来持续下降，仅从波动率来识别浮动制度可能会低估汇率的灵活性。
11、汇率安排重要吗？
（1）Rose（2000）、Klein and Shambagh（2006）发现固定汇率制有利于国际贸易
（2） Obstfeld, Shambaugh and Taylor (2010) 发现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货币政策自主性更低（不可能三角）。
（3）还有一些研究发现，汇率制度固定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通胀更低，但浮动汇率制的国家增长更快。
（4）汇率安排对外汇储备积累、资本流动、信用周期都有影响。
12、美元是全球汇率制度的锚货币。Ilzetzki, Reinhart and Rogoff(2019)识别出1950年以来全球194个国家的汇率所盯住的汇率占比（图2）。图中可见，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重要性一度下降，但90s后重新上升。而2015年的折线，是因为该文识别出的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已经从盯住美元，转变为等比例的盯住美元和欧元。
13、图3是Ilzetzki, Reinhart and Rogoff(2019)对全球各国汇率安排的分类。总体可以分三个阶段。
（1）布雷顿森林体系,1945-1970，固定汇率（各国盯美元，美元盯黄金）主导
（2）大浮动时代，1970-1990，浮动汇率主导
（3）布雷顿森林体系II，1990到现在，盯住美元主导。
14、与20世纪90年代的“浮动恐惧症”有所不同，21世纪的各国汇率干预似乎有“升值恐惧症”的倾向。Levy-Yeyati et al.（2013）将其解释为追求汇率的竞争力。
15、这种尽量避免升值的单向干预带来了21世纪各国大幅增加的外汇储备，这也是21世纪最显著的变化（图4）。全球外汇储备从2000年的不足2万亿美元，增长到今天的1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60%是美元，20%是欧元。人民币的占比近年来迅速上升，由2015年的0%，升至2020年的2%。
#河南省非遗讲述者马嘉祺#
我的家乡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在那儿有一种非遗曲艺叫做“陕州锣鼓书”。陕州锣鼓书作为一个稀有的传统戏曲剧种，在戏剧产生之前就已经出现，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艺术价值也非常高。根据老艺人们的介绍，这是以坐唱的形式从古代敬三黄神开始，开场前都要奏一段鼓来增添气氛，吸引听众，随后再加上弦乐器，主要的演奏乐器是四股弦。书班大多为盲人艺人，每个人扮演的角色都不同，少则四五人，多则七八人。唱腔音乐调式主要为“徵”调式，演唱农村题材的书词方言土语较多。也曾有机会在陕州地坑院见到过秦仙绸团队创作的《陕州十碗席》。值得我们更多人去了解，传承与保护！
我的家乡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在那儿有一种非遗曲艺叫做“陕州锣鼓书”。陕州锣鼓书作为一个稀有的传统戏曲剧种，在戏剧产生之前就已经出现，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艺术价值也非常高。根据老艺人们的介绍，这是以坐唱的形式从古代敬三黄神开始，开场前都要奏一段鼓来增添气氛，吸引听众，随后再加上弦乐器，主要的演奏乐器是四股弦。书班大多为盲人艺人，每个人扮演的角色都不同，少则四五人，多则七八人。唱腔音乐调式主要为“徵”调式，演唱农村题材的书词方言土语较多。也曾有机会在陕州地坑院见到过秦仙绸团队创作的《陕州十碗席》。值得我们更多人去了解，传承与保护！
打造下一代域名系统 给虚拟世界一个更安全的“导航”
从互联网诞生之初就确立了“三层架构”，即物理设施层、基础资源层以及应用层。其中，物理设施层是由计算、存储、网络共同构建的底层支撑，好比信息高速公路；应用层是金融、政务、购物、娱乐、搜索、社交等基于互联网形成的各种应用，就像跑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其中基础资源层缺乏安全保障，在“公路上行驶的汽车”也会面临一定的风险。
目前，包括顶级域名和互联网地址空间在内的全球互联网核心资源，正处于新一轮的部署与分配阶段。
2012年，全球新通用顶级域名第一次开放申请，美国获批1000余个，中国仅获批46个，占比3%。时隔10年，新通用顶级域名资源即将于2022年面向全球再次开放申请，这对中国互联网行业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契机。
“牢牢掌握网络空间资源，构筑更安全、更高效、更智能的中国网络根基至关重要。”互联网域名系统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ZDNS）主任毛伟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域名系统的重构关系到我国在未来全球互联网基础技术领域的话语权。在新基建、网络应用、技术变革、互联网核心资源再分配等多因素的驱动下，下一代域名系统的升级十分必要且迫切。
互联网域名系统需要守土有责
回溯传统的互联网技术产业格局，从互联网诞生之初就确立了“三层架构”，即物理设施层、基础资源层以及应用层。其中，物理设施层是由计算、存储、网络共同构建的底层支撑，好比信息高速公路；应用层是金融、政务、购物、娱乐、搜索、社交等基于互联网形成的各种应用，就像跑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
“中国的‘汽车’在中国的‘公路’上行驶也会面临一定的风险。因为在物理设施层和应用层中间，还有一层基础资源层。”ZDNS总经理邢志杰解释说，由域名系统和IP地址组成的寻址解析系统好比导航系统，导航一旦失效汽车就有可能走错方向。由于根服务器、顶级域名等关键基础设施就在这一层，人们也把这一层叫作“网络根基”。
然而，与蓬勃发展的互联网应用和逐步走向国产自主化的物理设施不同，中国仍然面临断网风险。以域名系统为例，全球13个根服务器，中国只有镜像根运行权，没有管理权；全球1500多个顶级域名，中国拥有管理权的仅3%；98%承担基础服务的DNS域名解析设备使用的是国外软件……这就意味着“断根”“停服”“断供”会随时发生。
也正因此，国内对于网络安全的重视程度正在不断提高。2017年6月1日，《网络安全法》首次正式明确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概念并提出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的原则要求；2021年8月17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正式发布，该条例对一系列重要制度、机制加以完善和固化，推动开启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新格局，也为互联网产业健康发展提供指引。而关于域名安全和域名系统的升级改造，也分别写进了《“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中。
“要在互联网域名系统领域做到守土有责。”毛伟表示，域名系统是互联网服务的入口，对保障网络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从技术发展趋势和用户需求来看，域名系统技术也到了升级的临界点。”在邢志杰看来，伴随着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基建蓬勃发展，物理设施层的升级必然会带动基础资源层的升级；海量连接互动也使得域名解析量呈几何级、爆发式增长，互联网基础软件面临升级需要；全球顶级域名和互联网地址空间（从IPv4到IPv6的过渡）也处于资源争夺和部署的关键期。
毛伟指出，在当前国际大环境下，我们应借助全球网络技术升级的机会，重塑网络根基，保障我国互联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和健康发展。
下一代域名系统重新诠释DNS
“大家理解的域名就是一串字符，但实际上字符背后还有根、顶级域名等。”邢志杰表示，互联网域名服务体系是由根、顶级域名、二级及以下域组成的树形结构。
如今，域名系统的含义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寻址解析”的范畴，而是涉及互联网治理、网络资源和软件系统的全面升级。
邢志杰表示，结合当前的行业发展以及全球网络治理现状，ZDNS首次提出了“下一代域名系统”的概念，重新诠释DNS，即Domain（域，代表网络空间）、Name（名，网络资源）、System（系统，包括软硬件技术等）3个层面，刚刚完成的B轮融资将主要用于“下一代域名系统”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以及面向政府、金融、教育、企业等垂直行业的场景化落地。
“下一代域名系统”并非无中生有，毛伟对此有着深入的思考：“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要采取共享共治的方式，不能只是为了某一个国家的网络安全。”循着这样的思路，毛伟找到了实现同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抓手——域名系统。“域名、IP都是全球统一资源，在新技术不断涌现的网络空间里，治理的规则就要面向下一代——实现共同安全。”他表示。
在全球新通用顶级域名首轮资源争夺战中，中国已丧失先机。“下一轮申请即将于2022年启动，不能再拱手相让。”毛伟感慨，中国是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后来者，在资源分配上不占优势，应瞄准未来的资源分配通道，抓住新顶级域名、IPv6等重要资源的申请机会，在未来域名根扩展、IP根形成时，竞争大军中也要有中国的一席之地。
令人欣慰的是，在网络根基治理领域，中国力量正变得不可或缺。ZDNS牵头起草了多项IP根相关IETF国际标准；运行全球互联网域名根（镜像）服务器，构建了亚洲最大的新顶级域名服务平台；积极开展根治理研究，参与起草了多份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根服务器治理报告，规范了根服务器的命名、根服务器运行机构的行为等。
值得一提的是，域名解析软件高度依赖进口的情况也在慢慢改善。我国自主研发的域名系统基础软件“红枫”（Maple DNS），相比国外同类软件性能提升了数十倍，目前已经在金融、能源、交通等国计民生重要领域获得广泛应用，为我国抢占全球互联网基础软件市场，提升在国际互联网治理上的话语权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前，中国互联网无论是用户规模、应用多样性，还是对于网络复杂性、高性能的需求等，都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互联网从需求侧遇到的挑战，是很多国家还未曾遇到的。需求牵引研发，网络问题解决了，就能够引领国际，为国际互联网大家庭作出贡献。”邢志杰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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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顶级域：全球性稀缺资源
新通用顶级域名（New gTLD），也被称为新顶级域，如“.top”“.ren”“.biz”“.info”等网址域名后缀都属于新通用顶级域名，它是互联网域名系统结构的组成部分。
1985年创立的包括“.com”“.net”等在内的6个通用顶级域名，全部由美国机构控制。通用顶级域名是不可再生的全球性战略网络资源，优质资源的稀缺并不仅限于中国，开放注册申请新的通用顶级域名逐渐成为全球互联网的普遍诉求。
2011年6月20日，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在新加坡举行的会议上正式通过新顶级域名批案，任何公司、机构都有权向ICANN申请新的顶级域名。2012年，在短短4个月的窗口期中，ICANN共收到了近2000个申请，诞生了1249个新通用顶级域名。
今年6月，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互联网新通用顶级域名服务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一次性发布的八项相关标准足见新通用顶级域名的重要性。
随着新通用顶级域名的实施，未来域名的类别大致可以分为3类：通用顶级域名，地区、国家域名以及企业个性化顶级域名。
来源：科技日报
从互联网诞生之初就确立了“三层架构”，即物理设施层、基础资源层以及应用层。其中，物理设施层是由计算、存储、网络共同构建的底层支撑，好比信息高速公路；应用层是金融、政务、购物、娱乐、搜索、社交等基于互联网形成的各种应用，就像跑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其中基础资源层缺乏安全保障，在“公路上行驶的汽车”也会面临一定的风险。
目前，包括顶级域名和互联网地址空间在内的全球互联网核心资源，正处于新一轮的部署与分配阶段。
2012年，全球新通用顶级域名第一次开放申请，美国获批1000余个，中国仅获批46个，占比3%。时隔10年，新通用顶级域名资源即将于2022年面向全球再次开放申请，这对中国互联网行业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契机。
“牢牢掌握网络空间资源，构筑更安全、更高效、更智能的中国网络根基至关重要。”互联网域名系统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ZDNS）主任毛伟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域名系统的重构关系到我国在未来全球互联网基础技术领域的话语权。在新基建、网络应用、技术变革、互联网核心资源再分配等多因素的驱动下，下一代域名系统的升级十分必要且迫切。
互联网域名系统需要守土有责
回溯传统的互联网技术产业格局，从互联网诞生之初就确立了“三层架构”，即物理设施层、基础资源层以及应用层。其中，物理设施层是由计算、存储、网络共同构建的底层支撑，好比信息高速公路；应用层是金融、政务、购物、娱乐、搜索、社交等基于互联网形成的各种应用，就像跑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
“中国的‘汽车’在中国的‘公路’上行驶也会面临一定的风险。因为在物理设施层和应用层中间，还有一层基础资源层。”ZDNS总经理邢志杰解释说，由域名系统和IP地址组成的寻址解析系统好比导航系统，导航一旦失效汽车就有可能走错方向。由于根服务器、顶级域名等关键基础设施就在这一层，人们也把这一层叫作“网络根基”。
然而，与蓬勃发展的互联网应用和逐步走向国产自主化的物理设施不同，中国仍然面临断网风险。以域名系统为例，全球13个根服务器，中国只有镜像根运行权，没有管理权；全球1500多个顶级域名，中国拥有管理权的仅3%；98%承担基础服务的DNS域名解析设备使用的是国外软件……这就意味着“断根”“停服”“断供”会随时发生。
也正因此，国内对于网络安全的重视程度正在不断提高。2017年6月1日，《网络安全法》首次正式明确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概念并提出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的原则要求；2021年8月17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正式发布，该条例对一系列重要制度、机制加以完善和固化，推动开启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新格局，也为互联网产业健康发展提供指引。而关于域名安全和域名系统的升级改造，也分别写进了《“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中。
“要在互联网域名系统领域做到守土有责。”毛伟表示，域名系统是互联网服务的入口，对保障网络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从技术发展趋势和用户需求来看，域名系统技术也到了升级的临界点。”在邢志杰看来，伴随着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基建蓬勃发展，物理设施层的升级必然会带动基础资源层的升级；海量连接互动也使得域名解析量呈几何级、爆发式增长，互联网基础软件面临升级需要；全球顶级域名和互联网地址空间（从IPv4到IPv6的过渡）也处于资源争夺和部署的关键期。
毛伟指出，在当前国际大环境下，我们应借助全球网络技术升级的机会，重塑网络根基，保障我国互联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和健康发展。
下一代域名系统重新诠释DNS
“大家理解的域名就是一串字符，但实际上字符背后还有根、顶级域名等。”邢志杰表示，互联网域名服务体系是由根、顶级域名、二级及以下域组成的树形结构。
如今，域名系统的含义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寻址解析”的范畴，而是涉及互联网治理、网络资源和软件系统的全面升级。
邢志杰表示，结合当前的行业发展以及全球网络治理现状，ZDNS首次提出了“下一代域名系统”的概念，重新诠释DNS，即Domain（域，代表网络空间）、Name（名，网络资源）、System（系统，包括软硬件技术等）3个层面，刚刚完成的B轮融资将主要用于“下一代域名系统”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以及面向政府、金融、教育、企业等垂直行业的场景化落地。
“下一代域名系统”并非无中生有，毛伟对此有着深入的思考：“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要采取共享共治的方式，不能只是为了某一个国家的网络安全。”循着这样的思路，毛伟找到了实现同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抓手——域名系统。“域名、IP都是全球统一资源，在新技术不断涌现的网络空间里，治理的规则就要面向下一代——实现共同安全。”他表示。
在全球新通用顶级域名首轮资源争夺战中，中国已丧失先机。“下一轮申请即将于2022年启动，不能再拱手相让。”毛伟感慨，中国是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后来者，在资源分配上不占优势，应瞄准未来的资源分配通道，抓住新顶级域名、IPv6等重要资源的申请机会，在未来域名根扩展、IP根形成时，竞争大军中也要有中国的一席之地。
令人欣慰的是，在网络根基治理领域，中国力量正变得不可或缺。ZDNS牵头起草了多项IP根相关IETF国际标准；运行全球互联网域名根（镜像）服务器，构建了亚洲最大的新顶级域名服务平台；积极开展根治理研究，参与起草了多份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根服务器治理报告，规范了根服务器的命名、根服务器运行机构的行为等。
值得一提的是，域名解析软件高度依赖进口的情况也在慢慢改善。我国自主研发的域名系统基础软件“红枫”（Maple DNS），相比国外同类软件性能提升了数十倍，目前已经在金融、能源、交通等国计民生重要领域获得广泛应用，为我国抢占全球互联网基础软件市场，提升在国际互联网治理上的话语权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前，中国互联网无论是用户规模、应用多样性，还是对于网络复杂性、高性能的需求等，都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互联网从需求侧遇到的挑战，是很多国家还未曾遇到的。需求牵引研发，网络问题解决了，就能够引领国际，为国际互联网大家庭作出贡献。”邢志杰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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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顶级域：全球性稀缺资源
新通用顶级域名（New gTLD），也被称为新顶级域，如“.top”“.ren”“.biz”“.info”等网址域名后缀都属于新通用顶级域名，它是互联网域名系统结构的组成部分。
1985年创立的包括“.com”“.net”等在内的6个通用顶级域名，全部由美国机构控制。通用顶级域名是不可再生的全球性战略网络资源，优质资源的稀缺并不仅限于中国，开放注册申请新的通用顶级域名逐渐成为全球互联网的普遍诉求。
2011年6月20日，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在新加坡举行的会议上正式通过新顶级域名批案，任何公司、机构都有权向ICANN申请新的顶级域名。2012年，在短短4个月的窗口期中，ICANN共收到了近2000个申请，诞生了1249个新通用顶级域名。
今年6月，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互联网新通用顶级域名服务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一次性发布的八项相关标准足见新通用顶级域名的重要性。
随着新通用顶级域名的实施，未来域名的类别大致可以分为3类：通用顶级域名，地区、国家域名以及企业个性化顶级域名。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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