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看《IPD：华为研发之道》的读后感：
一.关于企业顶层设计
企业顶层设计是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做系统的规划，按照以终为始的原则，搭建企业经营管理模型，定义企业愿景、使命、价值观、战略规划、业务规划、组织架构、人力资源、奖惩评估等。其中， 企业战略确定了业务的主航道，约束着产品研发的方向。
感想：企业战略对企业而言至关重要，因为企业战略错了，一切努力都要付之东流。没有正确的企业战略，或者没有及时调整企业战略，就会像摩托罗拉和诺基亚，从辉煌走向没落。
二.关于流程体系
企业战略的落地，需要建立一个有机的管理体系，要端到端的打通流程，用流程反映企业顶层实际要求，并通过流程体系的建立实现业务战略与商业价值。 流程体系需要与顶层设计保持一致，且必须有以下指导思想：
1. 必须以客户为中心（而非以管控中心），
2. 完整反映业务本质（而非部门职责），
3. 要能够落地（而非停留在纸面上）。
4. 系统保障（而非人为控制）
感想：在很多人意识中，流程是规避责任的工具，而非提升效率的手段。因此，不能为了流程而流程， 并且，流程要随着企业战略的调整而不断的演进，否则，只会建立其低效的、失控的、散乱的流程。
三. 理解IPD
1.IPD 集成产品开发是一套产品开发的模式、理念与方法。其本质是从机会到商业变现的过程.
2. IPD 主要有两个过程：一是市场管理过程，二是集成产品开发过程。前者是通过对市场的分析研究，形成正确的产品规划，并负责商业开发、商业目标实现和跟踪管理，以满足客户需求。后者是在限定的时间内，开发完成高质量的满足需求的产品，并通过供应链交付市场，一协助客户实现价值。这两项分别从商业和产品层面，实现从客户中来，到客户中去的商业本质。
3. IPD的关键要素：
A.跨部门团队，包括进行管理的产品评审委员会及具体执行开发过程的产品开发团队（PDT）。
B.结构化的流程。IPD流程分为6个阶段及4个主要决策评审点（DCP），这些阶段和决策评审点由跨部门团队进行计划和管理。6个阶段包括概念、计划、开发、验证、发布 及生命周期，每个阶段有其阶段性的目标、关注点及需交付的成果。
C.一流的子流程，包括计划与控制、阶段决策、技术评审、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CBB-重用、文档管理、质量控制、物料管理、软硬件设计、技术管理及管道管理等。
D.IPD工具：包括业务及技术上的工具。
E.考评：包括团队和个人绩效考核两个方面：首先是基于产品开发团队（PDT）的指标，如上市时间（TTM）、盈利时间和公用构建模块（CBB）等；其次是基于个人的指标，包括进度或计划完成率、质量、公用构建模块、关键行为指标等。
F.关于产品&产品包的理解：以客户为中心，要了解客户需要的是什么，客户购买的是产品的效用和内涵，而不是购买时见到的样品或实物。产品主要分为三个层次：核心价值（真正购买的东西）、产品与服务（特性、质量、品牌、包装）、附件服务和毅力（衍生产品）。传统的产品开发指开发产品本身，产品经理对产品开发成果负责。而应用IDP的产品开发是除了产品本身的开发外，还包括产品市场、销售、服务、培训等各方面的开发（产品包：产品包是产品开发团队对客户或下游环节交付事物的统称）。
G.关于商业实现：在传统的以产品为中心的企业里，商业实现其实是产品实现的结果和表现。从IPD流程体系来讲，商业实现是通过市场管理、路标管理、产品开发等机构流程合作实现的，是通过产品、解决方案、服务等实现商业目标的整体过程，具体包括商业机会、商业计划、商业开发、商业兑现等几个过程。
H.关于需求管理：以客户需求为目标，以新的技术实现客户需求，技术只是工具，能否准确把握客户需求，是产品成败的与否的关键。需求管理不仅仅是产品技术层面的事情，与需要在战略思想和战略管控层面进行管理和指导。 IPD的需求管理过程包括需求收集、需求分析、需求分发、需求实现、需求验证几个关键环节。确定客户需求，要考虑八类基本需求（价格、可获得性、包装、性能、易用性、保证程度、生命周期成本、社会接受度）
感想：IPD流程不仅是开发流程，还是跨功能部门的业务流程，它将管理产品所需的全部主要活动整合起来，保证产品开发的业务目标。它使开发、财务、制造、采购、市场、服务多个业务领域的工作有机集成。目前我们的流程，研发和业务流程并没有太多的交集，而IPD更多的强调集成性及多部门的协作。新产品的研发不仅仅是研发部门的事情，而是各方联动的结果，共同为产品成败负责，共同为客户满意度负责。因此，IPD下的流程定义，是以客户需求为中心，以产品研发为核心，一方面强化市场、销售、商务、服务、实施等各个职能部门协同作战职责，共同参与到产品研发规划与各阶段中，同时，而产品的规划、需求、研发、销售、服务等各流程应该与我们的客户经营过程有效地结合与融合，这对我们的组织架构、考核机制、管理模式等方面还是有不小的挑战。
四. 华为的IPD变革
变革前华为研发管理问题：
1. 缺乏准确、有前瞻性的客户需求关注，反复做无用功，浪费资源，造成高成本；
2. 没有跨部门的结构化流程，各部门有自己的流程，但部门流程之间是靠人衔接，运作过程割裂；
3. 组织上存在本位主义、“部门墙”，各自为政，造成内耗；
4. 专业技能不足，作业不规范，依赖“英雄”，这些“英雄”的成功难以复制；
在IBM顾问的指导下，华为导入IPD，结合自身，先僵化，再固化，后优化。 经过近20年的实践和改进，取得明显的成效： 实施IPD流程能够加快产品开发速度，缩短产品上市时间，降低产品开发的投资失败率，从而减少浪费，降低产品开发成本，增加收入，给客户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
任正非说：为什么我们要认真推行IPD？我们就是在摆脱企业对个人的依赖，使要做的事，从输入到输出，直接端到端，简洁并控制有效地连通，尽可能地减少层级，使成本最低、效率最高。
感想：华为的问题，其实不少在企业里也都有所体现。正如书中所说，客户需求导向是企业生存发展的一条正确的道路。 但是，客观来讲，引入IPD还是有一定的复杂程度，华为花了20亿，IBM的庞大顾问组手把手指导，花了很多年才逐步成功。因此，企业要借鉴IPD的思路，一定要认清IPD的本质，关注其核心的思想，正确评估IPD引入的途径和计划，客观预判对现有流程和业务的影响（正面、负面、可能的问题）。而不是盲目引入其流程及机制，否则可能会导致负面的效果（流程周期长、产品不敏捷、决策速度慢）。
一.关于企业顶层设计
企业顶层设计是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做系统的规划，按照以终为始的原则，搭建企业经营管理模型，定义企业愿景、使命、价值观、战略规划、业务规划、组织架构、人力资源、奖惩评估等。其中， 企业战略确定了业务的主航道，约束着产品研发的方向。
感想：企业战略对企业而言至关重要，因为企业战略错了，一切努力都要付之东流。没有正确的企业战略，或者没有及时调整企业战略，就会像摩托罗拉和诺基亚，从辉煌走向没落。
二.关于流程体系
企业战略的落地，需要建立一个有机的管理体系，要端到端的打通流程，用流程反映企业顶层实际要求，并通过流程体系的建立实现业务战略与商业价值。 流程体系需要与顶层设计保持一致，且必须有以下指导思想：
1. 必须以客户为中心（而非以管控中心），
2. 完整反映业务本质（而非部门职责），
3. 要能够落地（而非停留在纸面上）。
4. 系统保障（而非人为控制）
感想：在很多人意识中，流程是规避责任的工具，而非提升效率的手段。因此，不能为了流程而流程， 并且，流程要随着企业战略的调整而不断的演进，否则，只会建立其低效的、失控的、散乱的流程。
三. 理解IPD
1.IPD 集成产品开发是一套产品开发的模式、理念与方法。其本质是从机会到商业变现的过程.
2. IPD 主要有两个过程：一是市场管理过程，二是集成产品开发过程。前者是通过对市场的分析研究，形成正确的产品规划，并负责商业开发、商业目标实现和跟踪管理，以满足客户需求。后者是在限定的时间内，开发完成高质量的满足需求的产品，并通过供应链交付市场，一协助客户实现价值。这两项分别从商业和产品层面，实现从客户中来，到客户中去的商业本质。
3. IPD的关键要素：
A.跨部门团队，包括进行管理的产品评审委员会及具体执行开发过程的产品开发团队（PDT）。
B.结构化的流程。IPD流程分为6个阶段及4个主要决策评审点（DCP），这些阶段和决策评审点由跨部门团队进行计划和管理。6个阶段包括概念、计划、开发、验证、发布 及生命周期，每个阶段有其阶段性的目标、关注点及需交付的成果。
C.一流的子流程，包括计划与控制、阶段决策、技术评审、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CBB-重用、文档管理、质量控制、物料管理、软硬件设计、技术管理及管道管理等。
D.IPD工具：包括业务及技术上的工具。
E.考评：包括团队和个人绩效考核两个方面：首先是基于产品开发团队（PDT）的指标，如上市时间（TTM）、盈利时间和公用构建模块（CBB）等；其次是基于个人的指标，包括进度或计划完成率、质量、公用构建模块、关键行为指标等。
F.关于产品&产品包的理解：以客户为中心，要了解客户需要的是什么，客户购买的是产品的效用和内涵，而不是购买时见到的样品或实物。产品主要分为三个层次：核心价值（真正购买的东西）、产品与服务（特性、质量、品牌、包装）、附件服务和毅力（衍生产品）。传统的产品开发指开发产品本身，产品经理对产品开发成果负责。而应用IDP的产品开发是除了产品本身的开发外，还包括产品市场、销售、服务、培训等各方面的开发（产品包：产品包是产品开发团队对客户或下游环节交付事物的统称）。
G.关于商业实现：在传统的以产品为中心的企业里，商业实现其实是产品实现的结果和表现。从IPD流程体系来讲，商业实现是通过市场管理、路标管理、产品开发等机构流程合作实现的，是通过产品、解决方案、服务等实现商业目标的整体过程，具体包括商业机会、商业计划、商业开发、商业兑现等几个过程。
H.关于需求管理：以客户需求为目标，以新的技术实现客户需求，技术只是工具，能否准确把握客户需求，是产品成败的与否的关键。需求管理不仅仅是产品技术层面的事情，与需要在战略思想和战略管控层面进行管理和指导。 IPD的需求管理过程包括需求收集、需求分析、需求分发、需求实现、需求验证几个关键环节。确定客户需求，要考虑八类基本需求（价格、可获得性、包装、性能、易用性、保证程度、生命周期成本、社会接受度）
感想：IPD流程不仅是开发流程，还是跨功能部门的业务流程，它将管理产品所需的全部主要活动整合起来，保证产品开发的业务目标。它使开发、财务、制造、采购、市场、服务多个业务领域的工作有机集成。目前我们的流程，研发和业务流程并没有太多的交集，而IPD更多的强调集成性及多部门的协作。新产品的研发不仅仅是研发部门的事情，而是各方联动的结果，共同为产品成败负责，共同为客户满意度负责。因此，IPD下的流程定义，是以客户需求为中心，以产品研发为核心，一方面强化市场、销售、商务、服务、实施等各个职能部门协同作战职责，共同参与到产品研发规划与各阶段中，同时，而产品的规划、需求、研发、销售、服务等各流程应该与我们的客户经营过程有效地结合与融合，这对我们的组织架构、考核机制、管理模式等方面还是有不小的挑战。
四. 华为的IPD变革
变革前华为研发管理问题：
1. 缺乏准确、有前瞻性的客户需求关注，反复做无用功，浪费资源，造成高成本；
2. 没有跨部门的结构化流程，各部门有自己的流程，但部门流程之间是靠人衔接，运作过程割裂；
3. 组织上存在本位主义、“部门墙”，各自为政，造成内耗；
4. 专业技能不足，作业不规范，依赖“英雄”，这些“英雄”的成功难以复制；
在IBM顾问的指导下，华为导入IPD，结合自身，先僵化，再固化，后优化。 经过近20年的实践和改进，取得明显的成效： 实施IPD流程能够加快产品开发速度，缩短产品上市时间，降低产品开发的投资失败率，从而减少浪费，降低产品开发成本，增加收入，给客户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
任正非说：为什么我们要认真推行IPD？我们就是在摆脱企业对个人的依赖，使要做的事，从输入到输出，直接端到端，简洁并控制有效地连通，尽可能地减少层级，使成本最低、效率最高。
感想：华为的问题，其实不少在企业里也都有所体现。正如书中所说，客户需求导向是企业生存发展的一条正确的道路。 但是，客观来讲，引入IPD还是有一定的复杂程度，华为花了20亿，IBM的庞大顾问组手把手指导，花了很多年才逐步成功。因此，企业要借鉴IPD的思路，一定要认清IPD的本质，关注其核心的思想，正确评估IPD引入的途径和计划，客观预判对现有流程和业务的影响（正面、负面、可能的问题）。而不是盲目引入其流程及机制，否则可能会导致负面的效果（流程周期长、产品不敏捷、决策速度慢）。
整整一个下午都没有去图书馆，宅在家里一直看有机视频课程，看了整整一个下午，做了笔记，以前没有理清的地方都弄懂了，收获很大，这才看完一章节内容的一半，看时间是这个点了，看来后面的留给明天了，毕竟最重要的还是健康，不能雷到了最后啥也没有
明天依然早起晨跑背单词！上午依然去图书馆学无机
下午就把有机剩下的九个视频看完吧，请你一定一定一定加油
最后附上我今日做的笔记，看着超级有成就感啊
明天依然早起晨跑背单词！上午依然去图书馆学无机
下午就把有机剩下的九个视频看完吧，请你一定一定一定加油
最后附上我今日做的笔记，看着超级有成就感啊
郑永年: 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谁主香港？ | 文化纵横
原文链接：https://t.cn/AiQMGoIp
✪ 郑永年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导读】香港局势依然牵动人心。郑永年先生认为，事已至此，其实并不令人震惊。说穿了，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主香港？他指出，在缺乏一个有效的治理主体的情况下，香港出现了某种“权力真空”，而外部势力则一直虎视眈眈。他认为，法治的确是香港的制度本质和秩序基础，但也是这个法治系统，俨然成为维持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的最有效工具，甚至成为香港变革的最有效阻力。这不是说不要法治，而是也要回答：谁主“法治”？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就在于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一点值得香港深思。而值得中国内地深思的则是，面对今非昔比的香港，我们该如何完成第二次“回归”？文章转自“IPP评论”，原载《联合早报》，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香港的根本问题
对香港观察者来说，香港的局势发展到今天，其实也并不是那么令人震惊。这么多年来，香港的抗议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并不难计算这座城市已经发生了多少大大小小的、出自不同背景、具有不同目标的抗议活动。一座城市发生如此频繁的社会抗议活动，在世界历史上非常罕见。实际上，抗议趋向于具有人们所说的“死磕”性质，抗议活动已经“日常生活化”了。有人说，香港是名副其实的“抗议之都”，这说法并不为过。
人们感到震惊的是抗议活动的暴力化。香港是一个富裕城市，中产阶级居多，较理性，较之其它地方，抗议相对平和。但现在完全不同了，暴力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扭转的大趋势。而这也不难理解，任何社会抗议，如果各方得不到妥协，必然以暴力终结。有太多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必然的结果。
局势发展到这个地步，人们必须选择支持哪一边。但如果面向未来，人们必须花很大的精力来理解“何从何去”的问题。
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发展到今天不可收场的地步？
这座城市的未来在哪里？
说穿了，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主香港？
1997年香港主权从英国回归中国，实行“一国两制”。那么，是中国在治理香港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实行“一国两制”，中国只享受主权，没有治权，“港人治港”，治权在行政长官和香港政府。如此，中国所享有的实际主权少而又少，表现在有限的外交领域，而在大多数领域只享有“名誉主权”。即使是驻军也只具有象征意义。就治理而言，最具有实质性的法律体系并不在中国的主权之内。
在维持“一国两制”上，中国内地并没有像西方所说的那样，积极介入香港事务。即使有介入的想法，也受“一国两制”这一“意识形态”的制约。实际的情形是，为了维持“一国两制”，内地把大量的好处向香港输送，以期维持其繁荣，至少是经济上的。有关方面也的确想做一些能够促成实质性主权的事情，但想做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做成过，例如早些时候的“23条”和这次的“送中条例”。社会、经济和民间层面的交流和来往大大增加，但这些可以对香港的经济发生影响，但对香港的治理制度和能力则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图片转自“IPP评论”）
▍特首与政党无有机联系
是香港政府在治理这个城市吗？也不是。这里涉及诸多制度设计因素。就权力结构来说，香港实行权力分立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哪些权力在香港行政当局？
立法方面只有不到一半的权力可以说属于行政当局，并且这一半权力还是通过“建制派”而达成。
行政当局对司法则完全没有权力，整个司法系统几乎仍然掌握在“隐居”起来的“港英当局”手中。
即使是行政系统，除了特首，也仍然是从港英当局“整体”接收而来。
就政治权力的来源来说，问题更大，因为香港基本上“无政党政治”，即特首的产生和政党之间没有必然的有机联系。在实践层面，特首不得不把“公务员”体系当作政党使用。在运作过程中，这使得行政中立成为不可能。一旦特首被“政治化”，公务员系统也不得不政治化（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并且这种政治化更有可能和特首的政治意向背道而驰。这次公务员系统很多人公开向特区政府施加压力，分歧表露无遗。
因为没有坚实的政治（政党）支持，这些年来，特区政府很难有所作为。试问特区政府通过了几项有效的法律和政策？历任特首都想有所作为，但就是没有好结果。即使是具有善意、实际上也能改善香港状况的政策，也很难有好的结果。首任特首董建华的住房政策的流产，就是很好的案例。
是香港人民在治理香港吗？也显然不是。香港人一直在争取他们理想中的“港人治港”，即“双普选”。但因为各方面的较量，迄今并没有什么结果。（不过，应当指出“双普选”也只是一个理想的“设想”，因为也有太多的经验表明，即使实现了“普选”，也并不见得会出现有效的治理。）
更为严重的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来争取既定目标的达成，这个过程本身具有很大的问题。其一，“众口难调”，不能达成妥协，人们产生了“一步到位”的政改幻想。在争取过程中，抗议者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实现他们的诉求，但因为没有妥协，所有机会都付之东流。其二，抗议演变成暴力，发展成为破坏性极强的“为了抗议而抗议”的社会运动，或者运动型社会。如此，就形成了抗议者“你不顺我意，我也绝对不让你做事情”的心态，造成了政府和抗议者之间的严重对立局面。
▍外国势力一直都在
那么是外国势力在主宰香港吗？
要清楚地意识到，香港是国际化的都市，外国势力的存在和介入并不奇怪。长期以来，这座城市一直是东方信息中心，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都有强大势力的存在。但只要香港是开放的，外国势力一定会在，并且也会努力地去影响香港的发展。这是现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所需要关切的是特区政府是否有能力来遏制这些外国势力的负面影响。
就外国势力来说，这里尤其要强调英国的角色，因为香港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就英国对香港的影响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九七回归之后，香港只是从一个英国的“直接殖民地”转变成为英国的“间接殖民地”。除了一些文字变化和字面文章（甚至包括《基本法》），九七回归之时，香港什么都没有改变，照单全收。回归之后，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制度上的变化）来体现港人自治，或者中国主权。各方所努力秉持的只是香港的“法治”。
无疑，“法治”的确是香港的制度本质，是香港秩序的基础。但也是这个“法治”系统，俨然成为维持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的最有效工具。不仅如此，因为是“间接殖民地”，英国或者其他外国势力只坐收渔翁之利，而不用负任何责任。
今天，这套“法治”体系已经演变成外国势力固若金汤的“话语权”，它既是特区政府最有效的“监督者”，也是香港变化的最有效阻力。
不过，这绝对不意味着这套“法治”需要退出历史舞台。这里的问题也是“谁主”“法治”？比较一下二战之后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的不同作为，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要如何处理殖民地遗留下来的制度遗产了。
战后，在反殖民地统治胜利，取得独立之后，一些国家完全保留了原来殖民地的制度，并且跟着殖民地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没有很成功的案例，失败的案例则比比皆是。但也有很多国家实行了“去殖民地化”。不过，因为“去殖民地化”方式不同，结果有好有坏。一些国家简单粗暴，废除了所有制度遗产，而新的制度（尤其是能够有效运作的制度）又建立不起来，不仅影响了和西方的关系，也制约了本地各方面的发展。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但在另一些国家，也进行了“反殖民地化”，但不仅能够保留一些积极的殖民地遗产，促进本地的发展，也能够和西方搞好关系。新加坡最为典型。在独立之后，对原来殖民地遗产进行了有效去殖民地化，在保留了积极的遗产的同时，去除了其消极面。就“法治”而言，没有人会否认新加坡的“法治”体系，是在殖民地遗产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只有几个字：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里。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在涉及主权和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从来毫不含糊，总是竭尽全力保护之，甚至不怕“得罪”任何一个国家。这和香港的“法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很大程度上说，香港的“法治”能够有效保护原来殖民地者利益，但很难增进香港本身的利益。
▍治权不在香港人手里
自然，这套“法治”的维持也和香港本身的既得利益有关。这里的问题是，香港是这些既得利益在统治吗？可能也不是。很显然，他们理论上是香港的统治精英，并且香港的发展是他们的切身利益。但同样是因为制度设计缺陷所致，这个既得利益阶层只追求利益，但不用承担任何政治责任。这些年来，往往出现既得利益者“有利益一哄而上，面临问题全身而退”的局面。“法治”对既得利益而言具有同样的逻辑，即“法治”是保护他们利益免受损失的最有效武器。考虑到现在香港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是在港英当局时期成长起来的，这个逻辑并不难理解。
对所有这些情况，中国内地并非不了解，也因此急着加以改变。但现实主义地看，因为是实行“一国两制”，内地很难改变往日香港的殖民地遗产，只有香港本身才有这个能力。不过，现实似乎刚好相反。如上所述，因为各种制度因素，治权并不在香港人手里，也不在特区政府或者香港社会。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香港人把这种局面归咎于中央政府，也因此把矛头对准了中央政府。在实际层面，回归之后，殖民地式的教育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从前的民主运动还有些“反英”的味道，现在则转向了反祖国大陆。国家认同完全走向了反面。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年来抗议者的主体便是九七回归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也是现在“港独”力量的主体。
正因为如此，本来是一体的“一国”和“两制”便分离开来，内地方面强调“一国”，香港方面则强调“两制”，而特区政府夹在中间，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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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导读】香港局势依然牵动人心。郑永年先生认为，事已至此，其实并不令人震惊。说穿了，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主香港？他指出，在缺乏一个有效的治理主体的情况下，香港出现了某种“权力真空”，而外部势力则一直虎视眈眈。他认为，法治的确是香港的制度本质和秩序基础，但也是这个法治系统，俨然成为维持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的最有效工具，甚至成为香港变革的最有效阻力。这不是说不要法治，而是也要回答：谁主“法治”？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就在于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一点值得香港深思。而值得中国内地深思的则是，面对今非昔比的香港，我们该如何完成第二次“回归”？文章转自“IPP评论”，原载《联合早报》，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香港的根本问题
对香港观察者来说，香港的局势发展到今天，其实也并不是那么令人震惊。这么多年来，香港的抗议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并不难计算这座城市已经发生了多少大大小小的、出自不同背景、具有不同目标的抗议活动。一座城市发生如此频繁的社会抗议活动，在世界历史上非常罕见。实际上，抗议趋向于具有人们所说的“死磕”性质，抗议活动已经“日常生活化”了。有人说，香港是名副其实的“抗议之都”，这说法并不为过。
人们感到震惊的是抗议活动的暴力化。香港是一个富裕城市，中产阶级居多，较理性，较之其它地方，抗议相对平和。但现在完全不同了，暴力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扭转的大趋势。而这也不难理解，任何社会抗议，如果各方得不到妥协，必然以暴力终结。有太多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必然的结果。
局势发展到这个地步，人们必须选择支持哪一边。但如果面向未来，人们必须花很大的精力来理解“何从何去”的问题。
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发展到今天不可收场的地步？
这座城市的未来在哪里？
说穿了，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主香港？
1997年香港主权从英国回归中国，实行“一国两制”。那么，是中国在治理香港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实行“一国两制”，中国只享受主权，没有治权，“港人治港”，治权在行政长官和香港政府。如此，中国所享有的实际主权少而又少，表现在有限的外交领域，而在大多数领域只享有“名誉主权”。即使是驻军也只具有象征意义。就治理而言，最具有实质性的法律体系并不在中国的主权之内。
在维持“一国两制”上，中国内地并没有像西方所说的那样，积极介入香港事务。即使有介入的想法，也受“一国两制”这一“意识形态”的制约。实际的情形是，为了维持“一国两制”，内地把大量的好处向香港输送，以期维持其繁荣，至少是经济上的。有关方面也的确想做一些能够促成实质性主权的事情，但想做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做成过，例如早些时候的“23条”和这次的“送中条例”。社会、经济和民间层面的交流和来往大大增加，但这些可以对香港的经济发生影响，但对香港的治理制度和能力则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图片转自“IPP评论”）
▍特首与政党无有机联系
是香港政府在治理这个城市吗？也不是。这里涉及诸多制度设计因素。就权力结构来说，香港实行权力分立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哪些权力在香港行政当局？
立法方面只有不到一半的权力可以说属于行政当局，并且这一半权力还是通过“建制派”而达成。
行政当局对司法则完全没有权力，整个司法系统几乎仍然掌握在“隐居”起来的“港英当局”手中。
即使是行政系统，除了特首，也仍然是从港英当局“整体”接收而来。
就政治权力的来源来说，问题更大，因为香港基本上“无政党政治”，即特首的产生和政党之间没有必然的有机联系。在实践层面，特首不得不把“公务员”体系当作政党使用。在运作过程中，这使得行政中立成为不可能。一旦特首被“政治化”，公务员系统也不得不政治化（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并且这种政治化更有可能和特首的政治意向背道而驰。这次公务员系统很多人公开向特区政府施加压力，分歧表露无遗。
因为没有坚实的政治（政党）支持，这些年来，特区政府很难有所作为。试问特区政府通过了几项有效的法律和政策？历任特首都想有所作为，但就是没有好结果。即使是具有善意、实际上也能改善香港状况的政策，也很难有好的结果。首任特首董建华的住房政策的流产，就是很好的案例。
是香港人民在治理香港吗？也显然不是。香港人一直在争取他们理想中的“港人治港”，即“双普选”。但因为各方面的较量，迄今并没有什么结果。（不过，应当指出“双普选”也只是一个理想的“设想”，因为也有太多的经验表明，即使实现了“普选”，也并不见得会出现有效的治理。）
更为严重的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来争取既定目标的达成，这个过程本身具有很大的问题。其一，“众口难调”，不能达成妥协，人们产生了“一步到位”的政改幻想。在争取过程中，抗议者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实现他们的诉求，但因为没有妥协，所有机会都付之东流。其二，抗议演变成暴力，发展成为破坏性极强的“为了抗议而抗议”的社会运动，或者运动型社会。如此，就形成了抗议者“你不顺我意，我也绝对不让你做事情”的心态，造成了政府和抗议者之间的严重对立局面。
▍外国势力一直都在
那么是外国势力在主宰香港吗？
要清楚地意识到，香港是国际化的都市，外国势力的存在和介入并不奇怪。长期以来，这座城市一直是东方信息中心，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都有强大势力的存在。但只要香港是开放的，外国势力一定会在，并且也会努力地去影响香港的发展。这是现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所需要关切的是特区政府是否有能力来遏制这些外国势力的负面影响。
就外国势力来说，这里尤其要强调英国的角色，因为香港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就英国对香港的影响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九七回归之后，香港只是从一个英国的“直接殖民地”转变成为英国的“间接殖民地”。除了一些文字变化和字面文章（甚至包括《基本法》），九七回归之时，香港什么都没有改变，照单全收。回归之后，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制度上的变化）来体现港人自治，或者中国主权。各方所努力秉持的只是香港的“法治”。
无疑，“法治”的确是香港的制度本质，是香港秩序的基础。但也是这个“法治”系统，俨然成为维持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的最有效工具。不仅如此，因为是“间接殖民地”，英国或者其他外国势力只坐收渔翁之利，而不用负任何责任。
今天，这套“法治”体系已经演变成外国势力固若金汤的“话语权”，它既是特区政府最有效的“监督者”，也是香港变化的最有效阻力。
不过，这绝对不意味着这套“法治”需要退出历史舞台。这里的问题也是“谁主”“法治”？比较一下二战之后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的不同作为，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要如何处理殖民地遗留下来的制度遗产了。
战后，在反殖民地统治胜利，取得独立之后，一些国家完全保留了原来殖民地的制度，并且跟着殖民地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没有很成功的案例，失败的案例则比比皆是。但也有很多国家实行了“去殖民地化”。不过，因为“去殖民地化”方式不同，结果有好有坏。一些国家简单粗暴，废除了所有制度遗产，而新的制度（尤其是能够有效运作的制度）又建立不起来，不仅影响了和西方的关系，也制约了本地各方面的发展。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但在另一些国家，也进行了“反殖民地化”，但不仅能够保留一些积极的殖民地遗产，促进本地的发展，也能够和西方搞好关系。新加坡最为典型。在独立之后，对原来殖民地遗产进行了有效去殖民地化，在保留了积极的遗产的同时，去除了其消极面。就“法治”而言，没有人会否认新加坡的“法治”体系，是在殖民地遗产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只有几个字：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里。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在涉及主权和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从来毫不含糊，总是竭尽全力保护之，甚至不怕“得罪”任何一个国家。这和香港的“法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很大程度上说，香港的“法治”能够有效保护原来殖民地者利益，但很难增进香港本身的利益。
▍治权不在香港人手里
自然，这套“法治”的维持也和香港本身的既得利益有关。这里的问题是，香港是这些既得利益在统治吗？可能也不是。很显然，他们理论上是香港的统治精英，并且香港的发展是他们的切身利益。但同样是因为制度设计缺陷所致，这个既得利益阶层只追求利益，但不用承担任何政治责任。这些年来，往往出现既得利益者“有利益一哄而上，面临问题全身而退”的局面。“法治”对既得利益而言具有同样的逻辑，即“法治”是保护他们利益免受损失的最有效武器。考虑到现在香港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是在港英当局时期成长起来的，这个逻辑并不难理解。
对所有这些情况，中国内地并非不了解，也因此急着加以改变。但现实主义地看，因为是实行“一国两制”，内地很难改变往日香港的殖民地遗产，只有香港本身才有这个能力。不过，现实似乎刚好相反。如上所述，因为各种制度因素，治权并不在香港人手里，也不在特区政府或者香港社会。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香港人把这种局面归咎于中央政府，也因此把矛头对准了中央政府。在实际层面，回归之后，殖民地式的教育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从前的民主运动还有些“反英”的味道，现在则转向了反祖国大陆。国家认同完全走向了反面。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年来抗议者的主体便是九七回归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也是现在“港独”力量的主体。
正因为如此，本来是一体的“一国”和“两制”便分离开来，内地方面强调“一国”，香港方面则强调“两制”，而特区政府夹在中间，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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