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叶凌风面色灰白，他自以为聪明，岂知碰上了一个更为老辣险狠的对手，看来今后一生，恐怕爵也逃不脱他们这一伙人的掌握。但叶凌风也没有办法，只好干笑说道：“风统领，你也忒多疑了。咱们义气博义气，我怎会想到要暗算你呢？”他对风从龙实是害怕到了极点，只求早早过关，先离开这个魔鬼般的人物。

1997年，中国银行在一次例行审计时，查出了一笔放置了30年的存款，这引起了银行领导的重视。

存款总数是1万2千英镑，虽然在1967年可称之为“巨款”，但最让人震惊的是，存款人一栏中登记着周总理的名字。

在60年代，周总理每月400元工资。按照当年的汇率换算，要用8万2千多人民币才能换汇1万2千英镑。

于是，疑问产生了，这笔钱是周总理的个人存款吗？为何存在中国银行30年无人问及？为了解开这个谜团，上级下令彻查。让人意外的是，竟然查出了一段催人泪下的跨国故事。

1940年，德国空军开始对英国本土实施轰炸。22岁的英国女孩多利所在公司，不出意外也宣告破产了。

为了维持生计，多利四处求职，最终中国银行在伦敦的分行给了她一份工作。

担任银行前台柜员期间，多利负责给国民党在英国的政府职员和海员发薪水。当她看到这些人拿到钱后，只知吃喝享乐，直到挥霍一空后，便劝他们把钱汇到国内同样在饱受战争磨难的亲人。

多利善良的举动，得到了同事们的友谊。其中有一名中国员工刘本堃，渐渐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

1944年，多利做了一件“出格”的善事，却差点让她丢了工作。

当时，为了替中国抗战募集资金，在银行柜台上摆着2个募捐箱。一个是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留下的，另一个是以宋美龄名义设立的。

每到月末，负责管理的人会来检查。可是多利却发现，此人经常偷偷把善款装进自己的口袋里。

出于义愤，多利想尽可能地将善款保存下来。

有一天，多利看到管理员进了银行，她就把宋美龄设立的募捐箱（名人效应，加之地位特殊，所以此箱中钱多）偷偷藏到了柜台底下。

这一举动，让眼尖的管理员看个正着。让他很不爽的是，最近两个月影响他收益的，竟然是一个外国底层雇员。

于是，管理员恶人先告状，他找到银行行长，以“多利私藏募捐箱，有偷钱嫌疑”的借口，要求银行立即开除她。

银行行长不愿为一个外国雇员而得罪政府要员，就在他准备辞退多利时，刘本堃勇敢地挺身而出。在他的仗义执言下，行长顶住了压力，将多利留了下来。

由“地狱到天堂”，只在转瞬之间，多利感动到流泪不止。

为了感谢刘本堃的帮助，多利经常会邀请他参加一些聚会和活动。两人互相吸引，很快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1949年，中国人民政府接管了原来的中国银行。周总理亲自指示，通知各海外分行，立即冻结所有资产，等待派员审计和接收。

当时，中国银行伦敦分行领导倾向于台湾省国民党当局，正准备把资金转到台湾去。而刘本堃等5名热血青年却心向新中国，他们给北京发电报，表示完全服从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

在他们的努力下，伦敦分行的资金保住了。刘本堃也被新中国任命为分行代经理，负责伦敦地区业务。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英国经济快速恢复，伦敦分行的业务蒸蒸日上，刘本堃夫妻的收入也节节攀升。

夫妻二人在市区里买了别墅和小汽车，过起了让人羡慕的富足生活。

有一天，刘本堃去新中国驻伦敦办事处拜访。在那里，他看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真实影像和新闻。

当刘本堃得知新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老百姓还在为吃口饱饭而辛勤工作时，刘本堃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到祖国出一份力。

刘本堃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妻子，虽然多利知道中国的生活水平要远远落后于英国，但她却坚定地支持丈夫的想法。

最令刘本堃感动的是，为了能跟随他回到中国，妻子愿意放弃英国国籍，选择加入中国籍。

虽然英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1950年），但直到1954年，两国才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

因此，多利改换国籍的事情，一直拖到1957年才办妥。

就在这一年，刘本堃向总部提出回国效力的申请。行里没有合适的人能替代刘本昆，所以领导劝他在伦敦继续工作一段时间。

1967年6月，刘本堃的申请终获批准。他立即将伦敦的房产、汽车全部处理了，并给周总理寄去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大致内容如下：

敬爱的周总理，我随信给您汇去1万2千英镑，这都是我们从工资内节省下来的。我想把这笔钱用在祖国建设上。

由于我们不知将这笔钱交给谁才稳妥，只能将它交给您处理，因为在我们心里，您是最值得信任的人。

周总理收到信后，立即批示：国家不能收，请查明捐款人，做退款处理。

当时正值特殊时期，捐款人很难查实。工作人员就以周总理的名义，将这笔钱存到了中国银行。

刘本堃夫妻回国后，被安排在总部工作。薪水微薄、生活困苦，但两人都无怨无悔。

时间过去了30年，按照周总理当年的批示，中国银行工作人员将这笔捐款加上利息换算成46万多人民币退还给两位老人。

可他们坚决不要，最终将这笔钱成立了一个基金，每年用来奖励银行优秀的员工。

1998年，刘本堃病逝。2013年，多利也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从古至今，中国从来不缺无私奉献的爱国者，就像基辛格说的“中国很幸运，总会被生活在这里的人民保护得很好！”#历史#

《裁判是怎样写成的》读后感（四） | 黄晓莉：法律人的情怀

编者按

语言是法律人的工具，解释是法律的技艺。法律规定层见叠出，唯有深入阅读方知灼见。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李广宇副主任的新作《裁判是怎样写成的》一经问世，就受到广泛关注。作者详细记录了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和第四巡回法庭工作期间，对所办理行政案件的分析思考和探索过程，提炼出“对话式裁判”“实质性裁判”和“彻底裁判”的审判理念和裁判方法，值得认真研读、熟练掌握并运用于实践。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本著作确定为审判实践丛书的必读书目，统一为全市两级法院员额法官、法官助理购买，并号召各审判业务条线结合工作实际，从阅读的不同角度，撰写读书体会。

“若想继续，只能不断思考”！今天为大家推送的是来自我院民庭法官助理黄晓莉的读后感。

裁判文书作为司法过程的重要环节，不仅是审判成果的重要展示，也有助于发挥审判的辐射作用，甚至有可能填补法律的空白，推动法治的进步。写作一份优秀的裁判文书，既需要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又需要丰富的审判经验累积。李广宇法官在《裁判是怎样写成的》一书中，积极探索对话式裁判文书的写作，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其在审判实践中撰写裁判文书的心路历程。全书引经据典，无论是古今中外的经典案例，还是法学大家的名言警句，李法官都信手拈来。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撩起了裁判文书撰写的神秘面纱，值得法律人细细研读，久久回味。文字的背后，是他对公正的追求，对人文的关怀，对文学的挚爱，对法治的信仰，是一名法律人的情怀。

哲学家培根曾说：“为法官者应当在法律的范围内以公平为念而毋忘慈悲；应当以严厉的眼光对事，而以悲悯的眼光对人。”法律人的情怀，大抵如此。体现在裁判文书上，既要逻辑缜密，说理透彻，又要体现司法的温度。

裁判文书最重要的就是说理，说理到底说的是什么理？首先是事理。“裁判是‘以事实为根据’的，所以，把事实表述好，把事理说明白，是正确适用法律、作出公正裁判的基础。”叙述案件事实要尽可能简洁，但这并不代表叙事不生动，对于案情脉络要牢牢把握，不能遗漏任何一个与案件认定有关的细节。“即使是诉讼过程的叙述，也有个用心不用心的问题。用心了，读起来省时省力、一清二楚；……”这就要求法官在写作裁判文书时，紧扣双方诉辩意见，认真细致查明案情，准确把握认定证据，最后用朴素的语言言简意赅表述案情，并结合具体案情，阐明道理，此谓说事理。

其次是法理。“释明法理，这是每一个法官都逃避不了的工作，也是每一个法官都要掌握的技能。”在裁判文书写作过程中，我们最多的是援引法律，然而，也仅限于此。援引的方式刻板而冰冷，再把案件事实套用进去，直接就得出结论了。固有的理念就是觉得法律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不需要再过多加以阐释。其实，这种刻板思维万万要不得。也许，对于法律关系简单的案件，这样所谓说理也没多大问题，但是对于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件，会给人留下没有说理的印象。因此，引律入题，准法析理，显得尤为重要，此谓说法理。说到这里，李广宇法官告诉我们，“多说几句，可以令人‘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不仅可以打消当事人的误解，抑且具有教谕功能。”

那么，“多说几句”，到底怎么说呢？对话式裁判，则是我阅读本书时最大的收获。“所谓‘对话’，首先要跟当事人对话。”联系到实践，就是要逐项回应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告的抗辩意见，准确归纳争议焦点，详尽说明裁判理由，说服当事人，说服上级法院。“还要跟下级法院对话，通过对话，讲明白错在哪里，就是在发挥对下指导功能，并能统一法律适用的尺度和标准。”“最后是要跟社会公众对话。”一份裁判文书，就是一面镜子，反映了法官对于个案的审判思路，也是一个绝佳的普法平台，有助于培养全社会的法治意识。见微知著，以无数的个案推动法治社会的进程不断向前迈进。读到此，谁又能说法律人的情怀不伟大呢？

在严肃说理的同时，也要有司法的温度，此谓法理情相协调。李法官在书中引用了卡多佐的话：“不管法律规范表现得多么严格，实际上并没有失去悲天悯人的品质。”法律人应当具备扎实的法律素养，还要有一颗正直矜恤之心，这也与我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一脉相承。在严守法律规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实质性化解纠纷，减少当事人的讼累，是法律人的价值取向。

康德说：“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法律人的情怀，如星空般寥廓而深邃，如道德般庄严而圣洁，值得我们用一生追求并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