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生洛宁无意跌到了远古时代，跌到了远古野人部落首领怀里。野人咧嘴一笑：这是上天送给我的神女。“不，我是神灵留在人间的使者，简称神使——”洛.宁气鼓鼓地说。族人：神使，土豆有毒，不能吃——洛宁：不，土豆是上天的恩赐，是难得的美味。野人：神使小心，蛇兽咬人有毒。洛宁：不，你们错了，蛇是神灵留给我天龙护法。野人：神使快跑，虎兽来了，它会吃了你——”洛宁：你看错了，这明明是神灵留给我的坐骑，虎威太岁。首领搂着洛宁笑眯眯地说：“不管如何，你永远是我的雌性——”
【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走完故宫9371间房后，他又去哪儿了？】多年前，单霁翔上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时，曾穿着一双老布鞋，走遍故宫9371间房屋。退休后，单霁翔不仅自己穿着布鞋，还组建了一支“布鞋男团”，踏上文化遗产地的探访之路，这便形成了热播的电视节目《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以下简称《万里走单骑》）。
近日，以文化遗产传承、利用和保护的故事为经，以节目录制的见闻和随想为纬的图书《万里走单骑：老单日记》（以下简称《老单日记》）正式出版，本报记者就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和未来发展等问题采访了单霁翔。#推书#
△ 《中国科学报》：在7月25日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以下简称“泉州”）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6个世界遗产。您认为“泉州”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 单霁翔：“泉州”有22个遗产点，其独特价值在于这些遗址群体现了泉州在宋元时期（公元10~14世纪）作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活力，及其与中国腹地的紧密联系。
泉州在亚洲海运贸易的重要时期蓬勃发展，遗产地包括多座宗教建筑，如始建于公元11世纪的清净寺（中国最早的伊斯兰建筑之一）、伊斯兰教圣墓，以及大量考古遗迹，如行政建筑、具有重要商贸和防御意义的石码头、制瓷和冶铁生产遗址、城市交通网道的构成元素、古桥、宝塔和碑文。
在公元10~14世纪的阿拉伯和西方文献中，泉州被称为刺桐。该遗产地还包括一座保留了部分原貌的元代寺庙，以及世界上仅存的摩尼石像。摩尼是摩尼教（又称琐罗亚斯德教）的创始人，该教约于公元6~7世纪传入中国。
△ 《中国科学报》：“泉州”曾在2018年申报世界遗产（以下简称申遗）未成功，实际上，在《老单日记》中也提到申遗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申遗难在何处？
△ 单霁翔：世界遗产是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类财富，需要全世界的认可，因此成为世界遗产的项目无不经历严格的程序和艰苦的努力，从申报到成功历时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项目比比皆是。
但即使如此，申遗之路仍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比如《老单日记》中提到的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就经历了两次申遗才成功，这次的“泉州”也是。第一次的失利在于我们对遗产的价值研究不足，没有找到它们真正的价值所在。
△ 《中国科学报》：“泉州”申遗成功后，有17%的网友希望“大家到泉州旅游”，有14%的网友期待“到泉州打卡”。申遗成功势必带动旅游。在《老单日记》中您提到西递、宏村旅游业发达，但有“过度商业化”的倾向。您认为旅游开发和传统保护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吗？
△ 单霁翔：我们在拍摄《万里走单骑》第一季的时候到过一处遗产地“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我们在古村落里看到申遗成功20年来，古村落里没有发生拆毁传统民居建筑、建设新楼房的现象，传统村落的风貌和肌理得到完整保护，同时旅游也得到了发展，民众生活得到改善。
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传统民居主人，把老宅出租给其他省份的经营人员，售卖与皖南文化没有关系的商品，街巷出现过度商业化的情况。
当时我们就组织了一场辩论，题目是“旅游开发是不是传统村落保护的灵丹妙药”。很多人赞成，反方寥寥无几。但是我就反对“灵丹妙药”四个字，我并不反对发展旅游，只是旅游并不是保护古村落的唯一路径。旅游之上是文化，坚守地域文化、保护传统文化，再加上旅游发展的机遇，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古村落保护之路。
△ 《中国科学报》：从《老单日记》中得知很多有名的景点，比如鼓浪屿2017年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西湖是2011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申遗的先后顺序是如何考虑的？
△ 单霁翔：随着我国申遗工作的逐年推进，各地越来越重视，所以就有了多达几十项的申遗预备名单。哪个项目能够成为近期中国上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荐项目，关键看哪个项目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考虑，每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一项世界遗产，名额特别珍贵。因此只有做好充分准备、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项目，才能优先考虑推荐。
△ 《中国科学报》：已经很有名的地方，还需要世界遗产的“认证”吗？得到“认证”的意义是什么？
△ 单霁翔：《老单日记》中记录了嘉宾在普洱景迈山古茶林的一次交流。嘉宾小马认为景迈山古茶林在他心中已经是世界遗产了，没有必要再去争取那张证书。这说明小马认可了景迈山古茶林的遗产价值。但只有通过申遗，景迈山古茶林的遗产价值才能得到彰显，当地民众才能认识到保护的重要性。此外，不仅要保护古茶林，而且要把遗产价值讲给全世界听，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悠久的茶文化对世界的贡献。
每一项申遗都要经历严格的程序和艰苦的过程。为了达到世界遗产的标准，就要在学术上研究文化价值、在规划上保护历史风貌。申遗还要倾听居住在遗产地的老百姓的意见，得到利益相关者的支持。那就要解决居民切身的需要、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让人们从遗产保护中获得收益。申遗成功之后还要常态化监测，持续保护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
经历这样的过程后，城市风貌维护了、历史建筑保护了、人居环境变好了、当地居民受益了，这些又反过来塑造了居住在世界遗产区域的人们，使传统文化传承下去、脉络不会中断。这样人与城市、保护与发展、功能与文化就能形成良性循环，达到和谐统一。
我们曾经有过一段“申遗热”，现在要用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对待申遗，端正申遗目的，申遗不仅仅是为了发展旅游，更是为了保护与发展的综合效益。
△ 《中国科学报》：《万里走单骑》一共走访了12个文化遗产地，其中有两个是没有收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一个是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一个是黄石矿冶工业遗产，为何对这两个地方如此“厚爱”？
△ 单霁翔：《万里走单骑》第一季走了十处世界遗产地和两处预备清单中的遗产地。选预备清单中的遗产地，主要是希望通过节目推动它们的申遗工作。
这档节目希望把遗产价值和遗产保护背后的那些不为人知的人和事，讲给更多的人听。申遗成功的那些遗产地，它们的故事是历史了；尚在申遗过程中的遗产地，故事是正在进行中的，更加鲜活。
之所以选择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和黄石矿冶工业遗产，是因为这两处遗产地的价值比较特殊。景迈山古茶林是农业遗产，又是茶文化的代表。世界三大饮料中，其它两类都有相关遗产项目成为世界遗产，茶文化的项目还没有进入世界遗产，这是一个空白。黄石是工业遗产，有着炉火三千年不灭的历史，在我国近代化进程中，黄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称为我国的工业“粮仓”。没有那些年波澜壮阔的工业化进程，也不会有经济腾飞、民族复兴的今天。我国目前还没有工业遗产成为世界遗产，这是个遗憾。
△ 《中国科学报》：您多次提到要让世界遗产成为“活态”的遗产，世界遗产“活在当下”有什么样的具体表现？
△ 单霁翔：“活在当下”，就是要让世界遗产健康地、有尊严地走进人们的社会生活。文化遗产是社会公共的财富，不要把它们封闭在博物馆里、锁在围墙里，因为创造文化遗产的是社会公众。
故宫也是世界遗产，我在故宫博物院就深切体会到，把修缮好的木结构古建筑锁起来，它糟朽得更快。把它修缮好了，赋予它新的功能，它反倒更健康。
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文化遗产数量非常庞大，而保护修缮这些文化遗产的工作人员非常有限，不可能照顾到所有细节。另外，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当代，文化遗产保护不能再是政府和文物部门的专利，而是亿万民众都能参与的事业。我们要给予普通民众更多的文化遗产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让普通民众从文化遗产中吸取智慧和营养。
实际上，文化遗产已经走进千家万户的社会生活，人们居住的街道、工作的地点都可能是要保护的对象。只有人们感受到文化遗产对现实生活的意义，文化遗产才有尊严，才能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惠及更多的民众；民众享受文化遗产带来的品质生活，就有动力加入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列，形成良性循环。
△ 延伸阅读
这些“遗产”你知道吗？
世界遗产是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或自然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订立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建立了《世界遗产名录》。
文化遗产是指具有历史、美学、考古、科学、民族学或人类学价值的纪念碑、建筑物和遗址。文化遗产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然遗产是指具有突出的物质、生物或地质特征，也包括受威胁物种的栖息地，以及具有科学、环境或美学价值的地区。
混合遗产是指遗产项目既符合文化遗产的标准，又符合自然遗产的标准，具有文化和自然双重价值。国内也称为文化与自然双遗产。1987年，我国“泰山”项目申报世界遗产时，主要是申报自然遗产类型，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考察，高度认可了“泰山”同时具有两种遗产价值，在世界上开创了“混合遗产”的新类型。
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有形文化遗产，包括具有历史、艺术或科学价值的古迹、建筑群、遗址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其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https://t.cn/A6II0ALo
近日，以文化遗产传承、利用和保护的故事为经，以节目录制的见闻和随想为纬的图书《万里走单骑：老单日记》（以下简称《老单日记》）正式出版，本报记者就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和未来发展等问题采访了单霁翔。#推书#
△ 《中国科学报》：在7月25日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以下简称“泉州”）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6个世界遗产。您认为“泉州”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 单霁翔：“泉州”有22个遗产点，其独特价值在于这些遗址群体现了泉州在宋元时期（公元10~14世纪）作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活力，及其与中国腹地的紧密联系。
泉州在亚洲海运贸易的重要时期蓬勃发展，遗产地包括多座宗教建筑，如始建于公元11世纪的清净寺（中国最早的伊斯兰建筑之一）、伊斯兰教圣墓，以及大量考古遗迹，如行政建筑、具有重要商贸和防御意义的石码头、制瓷和冶铁生产遗址、城市交通网道的构成元素、古桥、宝塔和碑文。
在公元10~14世纪的阿拉伯和西方文献中，泉州被称为刺桐。该遗产地还包括一座保留了部分原貌的元代寺庙，以及世界上仅存的摩尼石像。摩尼是摩尼教（又称琐罗亚斯德教）的创始人，该教约于公元6~7世纪传入中国。
△ 《中国科学报》：“泉州”曾在2018年申报世界遗产（以下简称申遗）未成功，实际上，在《老单日记》中也提到申遗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申遗难在何处？
△ 单霁翔：世界遗产是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类财富，需要全世界的认可，因此成为世界遗产的项目无不经历严格的程序和艰苦的努力，从申报到成功历时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项目比比皆是。
但即使如此，申遗之路仍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比如《老单日记》中提到的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就经历了两次申遗才成功，这次的“泉州”也是。第一次的失利在于我们对遗产的价值研究不足，没有找到它们真正的价值所在。
△ 《中国科学报》：“泉州”申遗成功后，有17%的网友希望“大家到泉州旅游”，有14%的网友期待“到泉州打卡”。申遗成功势必带动旅游。在《老单日记》中您提到西递、宏村旅游业发达，但有“过度商业化”的倾向。您认为旅游开发和传统保护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吗？
△ 单霁翔：我们在拍摄《万里走单骑》第一季的时候到过一处遗产地“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我们在古村落里看到申遗成功20年来，古村落里没有发生拆毁传统民居建筑、建设新楼房的现象，传统村落的风貌和肌理得到完整保护，同时旅游也得到了发展，民众生活得到改善。
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传统民居主人，把老宅出租给其他省份的经营人员，售卖与皖南文化没有关系的商品，街巷出现过度商业化的情况。
当时我们就组织了一场辩论，题目是“旅游开发是不是传统村落保护的灵丹妙药”。很多人赞成，反方寥寥无几。但是我就反对“灵丹妙药”四个字，我并不反对发展旅游，只是旅游并不是保护古村落的唯一路径。旅游之上是文化，坚守地域文化、保护传统文化，再加上旅游发展的机遇，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古村落保护之路。
△ 《中国科学报》：从《老单日记》中得知很多有名的景点，比如鼓浪屿2017年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西湖是2011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申遗的先后顺序是如何考虑的？
△ 单霁翔：随着我国申遗工作的逐年推进，各地越来越重视，所以就有了多达几十项的申遗预备名单。哪个项目能够成为近期中国上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荐项目，关键看哪个项目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考虑，每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一项世界遗产，名额特别珍贵。因此只有做好充分准备、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项目，才能优先考虑推荐。
△ 《中国科学报》：已经很有名的地方，还需要世界遗产的“认证”吗？得到“认证”的意义是什么？
△ 单霁翔：《老单日记》中记录了嘉宾在普洱景迈山古茶林的一次交流。嘉宾小马认为景迈山古茶林在他心中已经是世界遗产了，没有必要再去争取那张证书。这说明小马认可了景迈山古茶林的遗产价值。但只有通过申遗，景迈山古茶林的遗产价值才能得到彰显，当地民众才能认识到保护的重要性。此外，不仅要保护古茶林，而且要把遗产价值讲给全世界听，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悠久的茶文化对世界的贡献。
每一项申遗都要经历严格的程序和艰苦的过程。为了达到世界遗产的标准，就要在学术上研究文化价值、在规划上保护历史风貌。申遗还要倾听居住在遗产地的老百姓的意见，得到利益相关者的支持。那就要解决居民切身的需要、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让人们从遗产保护中获得收益。申遗成功之后还要常态化监测，持续保护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
经历这样的过程后，城市风貌维护了、历史建筑保护了、人居环境变好了、当地居民受益了，这些又反过来塑造了居住在世界遗产区域的人们，使传统文化传承下去、脉络不会中断。这样人与城市、保护与发展、功能与文化就能形成良性循环，达到和谐统一。
我们曾经有过一段“申遗热”，现在要用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对待申遗，端正申遗目的，申遗不仅仅是为了发展旅游，更是为了保护与发展的综合效益。
△ 《中国科学报》：《万里走单骑》一共走访了12个文化遗产地，其中有两个是没有收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一个是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一个是黄石矿冶工业遗产，为何对这两个地方如此“厚爱”？
△ 单霁翔：《万里走单骑》第一季走了十处世界遗产地和两处预备清单中的遗产地。选预备清单中的遗产地，主要是希望通过节目推动它们的申遗工作。
这档节目希望把遗产价值和遗产保护背后的那些不为人知的人和事，讲给更多的人听。申遗成功的那些遗产地，它们的故事是历史了；尚在申遗过程中的遗产地，故事是正在进行中的，更加鲜活。
之所以选择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和黄石矿冶工业遗产，是因为这两处遗产地的价值比较特殊。景迈山古茶林是农业遗产，又是茶文化的代表。世界三大饮料中，其它两类都有相关遗产项目成为世界遗产，茶文化的项目还没有进入世界遗产，这是一个空白。黄石是工业遗产，有着炉火三千年不灭的历史，在我国近代化进程中，黄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称为我国的工业“粮仓”。没有那些年波澜壮阔的工业化进程，也不会有经济腾飞、民族复兴的今天。我国目前还没有工业遗产成为世界遗产，这是个遗憾。
△ 《中国科学报》：您多次提到要让世界遗产成为“活态”的遗产，世界遗产“活在当下”有什么样的具体表现？
△ 单霁翔：“活在当下”，就是要让世界遗产健康地、有尊严地走进人们的社会生活。文化遗产是社会公共的财富，不要把它们封闭在博物馆里、锁在围墙里，因为创造文化遗产的是社会公众。
故宫也是世界遗产，我在故宫博物院就深切体会到，把修缮好的木结构古建筑锁起来，它糟朽得更快。把它修缮好了，赋予它新的功能，它反倒更健康。
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文化遗产数量非常庞大，而保护修缮这些文化遗产的工作人员非常有限，不可能照顾到所有细节。另外，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当代，文化遗产保护不能再是政府和文物部门的专利，而是亿万民众都能参与的事业。我们要给予普通民众更多的文化遗产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让普通民众从文化遗产中吸取智慧和营养。
实际上，文化遗产已经走进千家万户的社会生活，人们居住的街道、工作的地点都可能是要保护的对象。只有人们感受到文化遗产对现实生活的意义，文化遗产才有尊严，才能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惠及更多的民众；民众享受文化遗产带来的品质生活，就有动力加入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列，形成良性循环。
△ 延伸阅读
这些“遗产”你知道吗？
世界遗产是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或自然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订立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建立了《世界遗产名录》。
文化遗产是指具有历史、美学、考古、科学、民族学或人类学价值的纪念碑、建筑物和遗址。文化遗产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然遗产是指具有突出的物质、生物或地质特征，也包括受威胁物种的栖息地，以及具有科学、环境或美学价值的地区。
混合遗产是指遗产项目既符合文化遗产的标准，又符合自然遗产的标准，具有文化和自然双重价值。国内也称为文化与自然双遗产。1987年，我国“泰山”项目申报世界遗产时，主要是申报自然遗产类型，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考察，高度认可了“泰山”同时具有两种遗产价值，在世界上开创了“混合遗产”的新类型。
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有形文化遗产，包括具有历史、艺术或科学价值的古迹、建筑群、遗址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其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https://t.cn/A6II0A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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