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应该继续“疫情清零”还是开始学会“与狼共舞”？让数据和现实说话。
应凤凰新闻的邀请，我针对这个问题做了解答。
自2020 年3月11日WHO 宣布COVID-19 全球大流行(Pandemic )以来，人们一直希望这个Pandemic 能在一年内结束。然而，事与愿违，2021年的今天，超过2亿人被感染，近五百万病逝；2021年的疫情，已经远超过2020年。无奈，人们只有把目光投向2022年，以及以后的岁月。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底多种有效疫苗的在殴美，亚洲的研发和扩大接种，从战略上扭转了这一战局。然而，围绕着严格社交隔离的“疫情清零”和社会开放的“与狼共舞”战术，学术界，尤其是民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站在学术和数据的基础上，我们首先不要过急地将这些战术简单地归结为“成功”与“失败”，或者“好”与“坏”。因为我们首先要界定的是，什么是我们各个国家和地区分别能够达到的最好结果。这一方面，除了有效的疫苗，药物和社交隔离以外，必须结合各个地区的医疗条件，经济水平，文化和政治气候。
理论上，彻底消灭新冠，让它再也不能侵害人类，这是最理想的结局。然而，现实与理想总是有很大差距。在成百上千种感染人类的病毒中，我们只成功地消灭了天花病毒。目前，只有国际上少有的几个特许实验室保存了天花病毒，以备不时之需。人类“消灭”了天花病毒是基于这一病毒的三大特征：1. 强大的终身免疫能力；2. 病毒没有中间宿主；3. 病毒感染症状明显而且特异，容易辨别。而新冠病毒，并不具备以上的任何一点。而我们熟知的麻疹病毒，乙肝病毒，HIV 病毒，流感病毒等，都没有被完全消灭，我们一直处于“与狼共舞“的博弈之中。
以传播途径，致病机制与COVID-19非常相似的流感病毒为例。自1918年全球大流行，在两年之内，造成1/3世界人口的感染，五千万到一亿人病逝，至今已经103年了。1945年，灭活流感疫苗在美国发明并开始广泛接种，人类开始在疫苗接种的情况下，“与狼共舞”了76年。但它已经不再是Pandemic 而是endemic (地区性流行病），已经不再会严重影响全人类的基本生活和工作。
现在的问题是，2022 年，或者2022年之后，COVID-19 会不会从全球流行病pandemic 变成地区性流行病endemic? 通俗一点说，就是COVID-19 会不会变成大号流感？如果会，什么时候？什么条件？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过去十年中的“大号流感”。美国CDC是统计数据做得较好的大国。它的相关数据对世界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参考。2017-2018， 美国发生了近十年最严重的流感，一年内6万1千人病逝。以流感季节为六个月计算，平均每日病死人数为334人。值得提醒的是，无论病人是其他疾病的终末期（比如癌症，心肺脑疾病），只要死亡前感染了病毒，那怕只是加快了其他疾病的恶化，都统计为流感死亡病例，这是美国CDC的惯例。
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平均毎日COVID-19 病死人数在335名左右或者以下，COVID-19 在美国就变成流感类级别的传染病。而对于流感，西方国家都毎年接种流感疫苗，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而对于医务人员，许多医院毎年都强制接种。在我服务的MD Anderson 癌症中心，没有按期接种的一线医务人员会被暂停行医。美国民众毎年流感疫苗的接种率在50%左右。同时，勤洗手，生病在家隔离，高危人群戴口罩等，也是流感月份建议做的。
目前，美国7天的平均病死人数在1千8百以左右，COVID-19疫情依然严峻，但是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拐点。目前，美国总人口的疫苗接种率大约在65%左右。绝大多数重症和死亡患者，都是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群，尤其是有基础疾病，或者高年龄患者。
以中国的人口计数，假设按照美国流感的病死人数来推论，中国流感病死人数在过去十年最严重的一年可能会病死27万（6.1X4.5), 流行期平均毎天病死1500人。这就是中国流感病死人数的上限阈值。
这也就是为什么新加坡以及部分欧美国家和地区在疫苗接种率超过70%后放开严格管制后，疫情反复，感染和死亡上升，但是当地民众仍然能够接受，只要能控制在大号流感的级别上。当然，这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适时调整。
可以想像，大部份国人依然无法接受一天1千五百的COVID-19病死人数。诚然，任何生命都是无价的。但是，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中国每年有1千多万人病逝，平均毎天有3万人因各种原因病逝。这假设的1千五百名因流感病毒病逝的患者中，及使是不感染病毒，一些人也可能不久会因其它疾病而病逝，因为他们大多都是老弱病残的人群。而社会的正常运转，可以明显降低因其它病因（比如癌症，心脑肺疾病等）。
既然COVID-19很大可能会长久地与人共存，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它会不会产生新的变异而导致致病性越来越严重。目前， Delta 变异的最严峻的挑战是传染性增加，被感染的基数增加了，所以死亡人数增加，并非病毒的致病的严重程度增加了。这也符合病毒生存的需求。它只想扩大自己，并不想杀死它赖以生存的宿主。事实上，感染人类的所有病毒，还没有一个病毒在人类不断传播的过程中，致死率越来越高，包括原来让人闻风丧胆的爱滋HIV病毒。
而一个社会什么时候可以放弃严格的社交隔离和开放边境，则由以下因素决定：1. 疫苗的有效率和接种率；2. 治疗的药物和医疗可及性；3. 社会心理，经济发展和政治影响的承受能力。
全球新冠肺炎的粗病死率为2%左右，相对比SARS的病死率为9.6%；而季节性流感的病死率为0.1-0.3%左右。不同国家，新冠肺炎的病死率也不一样。但随着疫情进展和疫苗接种，病死率均逐渐降低。目前，COVID-19 感染后病死的主要因素是老龄，合并严重的基础疾病，和未接种疫苗。而完全疫苗接种者COVID-19病死率则降低为0.2%左右（美国洛杉矶初步形成结果），这已经在流感病死率的级别。
疫苗在今年早期的接种，有效地减缓了疫情。然而，因Delta 变异病毒的流行，许多地区出现了疫惜的恶化。近期，许多国家开始了疫苗加强针的接种。但是，许多民众仍有不少问题。
1. 既然疫苗有效，为何这么多的突破性感染？
Delta 病毒的主要挑战是它增殖率很快，并非是真正的“免疫无效”。 当一个人接种了疫苗后，人体会产生针对病毒的抗体和T杀伤性细胞。同时，机体还会产生抗病毒的记忆细胞。在注射疫苗的六个月内，人体有强大的抗病毒抗体，因而能够有效地预防感染。但是当超过一定时间之后，抗体的浓度就逐渐下降。这个时候如果被感染，人体需要三到五天，刺激免疫记忆细胞以产生相应的抗体和激活T 杀伤细胞。然而，Delta病毒在三天以内已经能快速增殖，并传播给其他人。等免疫记忆细胞激活产生抗体之后，才能有效地阻止病毒的进一步增殖。这就是为什么，疫苗接种半年之后，能够有效地预防重症和死亡，但是减少传染的能力却下降了。这就产生了所谓突破性感染。
2. 既然mRNA疫苗已经制成专门针对变异株，为何疫苗加强针不用新的变异株疫苗？
对于变异病毒，机体的免疫反应依然能够识别，并发动攻击，因此，目前并不需要变异特异的疫苗进行加强针。只要打同样的第三针疫苗，就能产生类似的抗病毒效应。
3. 为什么美国CDC只建议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接种加强针，而不支持所有人接种加强针？
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他们的免疫功能，尤其是免疫记忆功能衰退，因此，他们必须在六个月之后接种加强针。而对于年轻的健康人群，他们依然拥有优秀的免疫记忆，能抗拒病毒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不会造成重症，或者导致病死。因此，他们接种加强针的指征就没有那么强了。
医护人员，由于职业的高危，以及他们可能面对的免疫缺陷患者，目前在美国也建议接种加強针。
可以看出，“有效”疫苗的功能和定义有三层：1. 减少感染；2. 减少重症；3. 减少死亡。而目前为止，COVID-19 疫苗都俱备以上三种功能，只是随着时间的延长，防止感染的能力有所下降。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世界上没有一种疫苗或者药物是百分百有效，百分百无付作用。如果别人这么说，有两个可能：一个是真的不懂；另外一个就是要推销。
令人欣慰的是，2021年10月1日，默沙东与Ridgeback宣布Molnupiravir治疗轻度至中度新冠肺炎患者的三期临床中期数据，Molnupiravir治疗组的住院或死亡率为7.3%（28/385），对照组的住院或死亡率为14.1%（53/377），Molnupiravir降低住院或死亡率50%，p值为0.0012。死亡率方面，治疗组没有死亡，对照组有8例死亡。
在有效疫苗和有效药物的支持下，新冠变成一个流感级的病毒指日可待。病毒会变异，人类前进的脚步也不会停止。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老弱病残进行疫苗打强针的接种，以及今年11月即将开启的对五岁以上儿童的接种，达到总人口70%以上接种率的欧美等发达国家地方必将在2022年中上旬全面开放，世界格局由此改变。
COVID-19还会继续存在，但是我们已经不再惧怕。生活从来不完美，人类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与狼共舞。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国家和地区的抗疫战术，并适时调整，是传染病专业人士和政府决策者的义务和责任。
作者：美国临床医学和生物学博士，资深执业医师张玉蛟教授
https://t.cn/A6MX0yi4
应凤凰新闻的邀请，我针对这个问题做了解答。
自2020 年3月11日WHO 宣布COVID-19 全球大流行(Pandemic )以来，人们一直希望这个Pandemic 能在一年内结束。然而，事与愿违，2021年的今天，超过2亿人被感染，近五百万病逝；2021年的疫情，已经远超过2020年。无奈，人们只有把目光投向2022年，以及以后的岁月。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底多种有效疫苗的在殴美，亚洲的研发和扩大接种，从战略上扭转了这一战局。然而，围绕着严格社交隔离的“疫情清零”和社会开放的“与狼共舞”战术，学术界，尤其是民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站在学术和数据的基础上，我们首先不要过急地将这些战术简单地归结为“成功”与“失败”，或者“好”与“坏”。因为我们首先要界定的是，什么是我们各个国家和地区分别能够达到的最好结果。这一方面，除了有效的疫苗，药物和社交隔离以外，必须结合各个地区的医疗条件，经济水平，文化和政治气候。
理论上，彻底消灭新冠，让它再也不能侵害人类，这是最理想的结局。然而，现实与理想总是有很大差距。在成百上千种感染人类的病毒中，我们只成功地消灭了天花病毒。目前，只有国际上少有的几个特许实验室保存了天花病毒，以备不时之需。人类“消灭”了天花病毒是基于这一病毒的三大特征：1. 强大的终身免疫能力；2. 病毒没有中间宿主；3. 病毒感染症状明显而且特异，容易辨别。而新冠病毒，并不具备以上的任何一点。而我们熟知的麻疹病毒，乙肝病毒，HIV 病毒，流感病毒等，都没有被完全消灭，我们一直处于“与狼共舞“的博弈之中。
以传播途径，致病机制与COVID-19非常相似的流感病毒为例。自1918年全球大流行，在两年之内，造成1/3世界人口的感染，五千万到一亿人病逝，至今已经103年了。1945年，灭活流感疫苗在美国发明并开始广泛接种，人类开始在疫苗接种的情况下，“与狼共舞”了76年。但它已经不再是Pandemic 而是endemic (地区性流行病），已经不再会严重影响全人类的基本生活和工作。
现在的问题是，2022 年，或者2022年之后，COVID-19 会不会从全球流行病pandemic 变成地区性流行病endemic? 通俗一点说，就是COVID-19 会不会变成大号流感？如果会，什么时候？什么条件？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过去十年中的“大号流感”。美国CDC是统计数据做得较好的大国。它的相关数据对世界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参考。2017-2018， 美国发生了近十年最严重的流感，一年内6万1千人病逝。以流感季节为六个月计算，平均每日病死人数为334人。值得提醒的是，无论病人是其他疾病的终末期（比如癌症，心肺脑疾病），只要死亡前感染了病毒，那怕只是加快了其他疾病的恶化，都统计为流感死亡病例，这是美国CDC的惯例。
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平均毎日COVID-19 病死人数在335名左右或者以下，COVID-19 在美国就变成流感类级别的传染病。而对于流感，西方国家都毎年接种流感疫苗，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而对于医务人员，许多医院毎年都强制接种。在我服务的MD Anderson 癌症中心，没有按期接种的一线医务人员会被暂停行医。美国民众毎年流感疫苗的接种率在50%左右。同时，勤洗手，生病在家隔离，高危人群戴口罩等，也是流感月份建议做的。
目前，美国7天的平均病死人数在1千8百以左右，COVID-19疫情依然严峻，但是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拐点。目前，美国总人口的疫苗接种率大约在65%左右。绝大多数重症和死亡患者，都是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群，尤其是有基础疾病，或者高年龄患者。
以中国的人口计数，假设按照美国流感的病死人数来推论，中国流感病死人数在过去十年最严重的一年可能会病死27万（6.1X4.5), 流行期平均毎天病死1500人。这就是中国流感病死人数的上限阈值。
这也就是为什么新加坡以及部分欧美国家和地区在疫苗接种率超过70%后放开严格管制后，疫情反复，感染和死亡上升，但是当地民众仍然能够接受，只要能控制在大号流感的级别上。当然，这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适时调整。
可以想像，大部份国人依然无法接受一天1千五百的COVID-19病死人数。诚然，任何生命都是无价的。但是，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中国每年有1千多万人病逝，平均毎天有3万人因各种原因病逝。这假设的1千五百名因流感病毒病逝的患者中，及使是不感染病毒，一些人也可能不久会因其它疾病而病逝，因为他们大多都是老弱病残的人群。而社会的正常运转，可以明显降低因其它病因（比如癌症，心脑肺疾病等）。
既然COVID-19很大可能会长久地与人共存，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它会不会产生新的变异而导致致病性越来越严重。目前， Delta 变异的最严峻的挑战是传染性增加，被感染的基数增加了，所以死亡人数增加，并非病毒的致病的严重程度增加了。这也符合病毒生存的需求。它只想扩大自己，并不想杀死它赖以生存的宿主。事实上，感染人类的所有病毒，还没有一个病毒在人类不断传播的过程中，致死率越来越高，包括原来让人闻风丧胆的爱滋HIV病毒。
而一个社会什么时候可以放弃严格的社交隔离和开放边境，则由以下因素决定：1. 疫苗的有效率和接种率；2. 治疗的药物和医疗可及性；3. 社会心理，经济发展和政治影响的承受能力。
全球新冠肺炎的粗病死率为2%左右，相对比SARS的病死率为9.6%；而季节性流感的病死率为0.1-0.3%左右。不同国家，新冠肺炎的病死率也不一样。但随着疫情进展和疫苗接种，病死率均逐渐降低。目前，COVID-19 感染后病死的主要因素是老龄，合并严重的基础疾病，和未接种疫苗。而完全疫苗接种者COVID-19病死率则降低为0.2%左右（美国洛杉矶初步形成结果），这已经在流感病死率的级别。
疫苗在今年早期的接种，有效地减缓了疫情。然而，因Delta 变异病毒的流行，许多地区出现了疫惜的恶化。近期，许多国家开始了疫苗加强针的接种。但是，许多民众仍有不少问题。
1. 既然疫苗有效，为何这么多的突破性感染？
Delta 病毒的主要挑战是它增殖率很快，并非是真正的“免疫无效”。 当一个人接种了疫苗后，人体会产生针对病毒的抗体和T杀伤性细胞。同时，机体还会产生抗病毒的记忆细胞。在注射疫苗的六个月内，人体有强大的抗病毒抗体，因而能够有效地预防感染。但是当超过一定时间之后，抗体的浓度就逐渐下降。这个时候如果被感染，人体需要三到五天，刺激免疫记忆细胞以产生相应的抗体和激活T 杀伤细胞。然而，Delta病毒在三天以内已经能快速增殖，并传播给其他人。等免疫记忆细胞激活产生抗体之后，才能有效地阻止病毒的进一步增殖。这就是为什么，疫苗接种半年之后，能够有效地预防重症和死亡，但是减少传染的能力却下降了。这就产生了所谓突破性感染。
2. 既然mRNA疫苗已经制成专门针对变异株，为何疫苗加强针不用新的变异株疫苗？
对于变异病毒，机体的免疫反应依然能够识别，并发动攻击，因此，目前并不需要变异特异的疫苗进行加强针。只要打同样的第三针疫苗，就能产生类似的抗病毒效应。
3. 为什么美国CDC只建议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接种加强针，而不支持所有人接种加强针？
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他们的免疫功能，尤其是免疫记忆功能衰退，因此，他们必须在六个月之后接种加强针。而对于年轻的健康人群，他们依然拥有优秀的免疫记忆，能抗拒病毒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不会造成重症，或者导致病死。因此，他们接种加强针的指征就没有那么强了。
医护人员，由于职业的高危，以及他们可能面对的免疫缺陷患者，目前在美国也建议接种加強针。
可以看出，“有效”疫苗的功能和定义有三层：1. 减少感染；2. 减少重症；3. 减少死亡。而目前为止，COVID-19 疫苗都俱备以上三种功能，只是随着时间的延长，防止感染的能力有所下降。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世界上没有一种疫苗或者药物是百分百有效，百分百无付作用。如果别人这么说，有两个可能：一个是真的不懂；另外一个就是要推销。
令人欣慰的是，2021年10月1日，默沙东与Ridgeback宣布Molnupiravir治疗轻度至中度新冠肺炎患者的三期临床中期数据，Molnupiravir治疗组的住院或死亡率为7.3%（28/385），对照组的住院或死亡率为14.1%（53/377），Molnupiravir降低住院或死亡率50%，p值为0.0012。死亡率方面，治疗组没有死亡，对照组有8例死亡。
在有效疫苗和有效药物的支持下，新冠变成一个流感级的病毒指日可待。病毒会变异，人类前进的脚步也不会停止。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老弱病残进行疫苗打强针的接种，以及今年11月即将开启的对五岁以上儿童的接种，达到总人口70%以上接种率的欧美等发达国家地方必将在2022年中上旬全面开放，世界格局由此改变。
COVID-19还会继续存在，但是我们已经不再惧怕。生活从来不完美，人类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与狼共舞。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国家和地区的抗疫战术，并适时调整，是传染病专业人士和政府决策者的义务和责任。
作者：美国临床医学和生物学博士，资深执业医师张玉蛟教授
https://t.cn/A6MX0yi4
比如CBD地区，以前就没有这个概念。”北京民俗学会会长、民俗文化专家高巍表示，地名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不意味着就不保护了，老地名的变迁应该被记录下来，建立包含地名名称、来历、沿革、含义、地理信息在内的完整数据库，方便后人了解区域发展的历史沿革。
高巍认为，北京的老地名与北京的老居民、老建筑一样，都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北京地名的变化，就像看到北京的发展史。“这和人口变迁是一个道理，随着城市的变化，不断有老人淡出，也有新人加入，这是一个城市有生命力的体现。但是老地名保留下来，作为历史的传承或积淀，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地名有相对稳定性，但变化也是必然的。”孙冬虎认为，应该强调“能不改就不改”，保护地名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

9月24日，史家胡同。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留住城市历史文化的命脉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地名会议就提出“地名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随意改变地名将造成继承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的损失”。
首都功能核心区第一批传统地名保护名录，东城区府学胡同名列其中。这条胡同的63号，是宋末爱国诗人、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祠堂，其旧址是文天祥被囚于大都时的土牢。这座四合院曾在明、清、民国时期几经修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在“文天祥祠”这一名称下传承至今。
翻看名录，会发现被列入其中的胡同、街巷大多分布在中轴线沿线。“对照北京文化遗产保护设置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北京老城里的33个片区跟首批发布的名字基本能对得上。”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理事胡新宇说。
“我曾提出一个观点——地名或许是北京留住历史文化命脉的最后一个希望。”在孙冬虎看来，一座城市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必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资源，地名也应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受到重视。他认为，发布保护名录是北京推进地名保护工作的“重要一步”，也是延续北京城历史文化名城文脉的一部分。
今年发布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强调，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大重点保护对象便是地名。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还将传统地名的保护、传承工作纳入《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三年行动计划（2020年-2022年）》《2021年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重点任务清单》。
“很多城市都会经历地名的变化，中外皆然，古今皆然。建筑会消失，但地名会留下。”胡新宇认为，地名反映了城市发展的脉络，告诉后代人这座城市经历了什么。传统地名保护名录是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有益补充，让已经消失的历史建筑、遗产得到某种程度的延续和传承。这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锦上添花，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雪中送炭。
承载城市乡愁
1980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地名普查，涉及地名的来源、含义、历史变迁和地理位置等。“普查发现，一些地方的地名消失得非常快，这也让很多学者意识到，对待传统地名，要像对待其他历史文化遗产一样保护起来。”孙冬虎说。
看到地名保护重要性的不仅是学者。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上世纪60年代前，北京没有专门的地名管理机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北京建设事业的发展，加强地名管理已日益迫切。
1978年，北京市地名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立，对全市地名进行全面整顿，制定《北京市地名管理办法》，使地名管理工作步入法治化。1988年，原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成立地名规划管理处，专门负责地名工作。
地名于一个城市有何意义？作家冯骥才曾写道：城市是有生命的，地名便有了生命的意义，也就是有着和生命一样丰富和深刻的含义。如果这地方有其独有的历史与命运，地名便是这历史命运的容器。
“老地名作为特色文化遗留与传承载体，也是留住历史文化记忆与城市乡愁的重要组成。”京文创研究院院长、北京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专家顾问奚大龙说，老地名承载着浓厚的文化归属感，是基于传统社会文化结构而形成的一种特有的对土地的深情、故土的情结、国家的热爱，成为每一个时代吸引人、凝聚人的独有精神资源。
2000年以来，我国制定了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制度，推进“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和保护名录、保护规划等工作。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印发，提出“推进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对传统地名，不能竖个牌子了事”
“老地名是见证城市发展的文化符号，也是打造城市文化地标的有效路径。”奚大龙认为，老城区的地名是地域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可借此进行对外宣传、提升文化软实力，还可依托老地名的文化内在价值，积极赋能城市发展。
2016年，一项名为“老北京遛弯儿计划”的活动启动，项目在网上招募志愿者并进行培训，让志愿者去胡同遛弯儿，进行拍照、访谈、记录等，记录老城区的细微变化。
作为“老北京遛弯儿计划”的联合发起人，胡新宇对老北京地名的保护和利用有独到的观察。
近几年，北京开始推广文化探访路活动。通过挖掘历史街区的文化内涵，串联散落的历史街区、文物古迹、名人故居等，提炼文化价值，设计特色主题，对线路进行整体推介。
胡新宇认为，文化探访路是个好创意，但也有需要改进的环节。比如，文化探访路上有的点位目前仅遗存一间房或一个门楼，对这种历史信息展示过少的情况，他建议通过竖牌等方式增加说明。另一方面，一些介绍用的是篆书，他建议把字体改为当代人能看懂的字体。“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对传统地名的阐释和展示，就是要以公众便于理解的方式去传达。”
“对传统地名，也不能竖个牌子了事。”胡新宇说，传统地名的介绍方式可以多元化，各有特点。对居民，要有社区自豪感；对游客，要有获取新知的好奇感。如果能让公众有参与感，就更好了。对地名的保护，要能让人们对老城增加了解，增加感情。
传统地名要保护，更要多运用。胡新宇建议，今后公共交通站点的设置，可以考虑多用传统地名，一来约定俗成，便于认知，二来体现历史文化内涵，利于传播。“保护传统文化，重点是要推动公众关注和参与，这也适用于传统地名的保护和利用。”
新京报记者 徐美慧 沙雪良 陈琳
摄影记者 王子诚 https://t.cn/RI7nYAL
高巍认为，北京的老地名与北京的老居民、老建筑一样，都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北京地名的变化，就像看到北京的发展史。“这和人口变迁是一个道理，随着城市的变化，不断有老人淡出，也有新人加入，这是一个城市有生命力的体现。但是老地名保留下来，作为历史的传承或积淀，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地名有相对稳定性，但变化也是必然的。”孙冬虎认为，应该强调“能不改就不改”，保护地名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

9月24日，史家胡同。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留住城市历史文化的命脉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地名会议就提出“地名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随意改变地名将造成继承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的损失”。
首都功能核心区第一批传统地名保护名录，东城区府学胡同名列其中。这条胡同的63号，是宋末爱国诗人、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祠堂，其旧址是文天祥被囚于大都时的土牢。这座四合院曾在明、清、民国时期几经修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在“文天祥祠”这一名称下传承至今。
翻看名录，会发现被列入其中的胡同、街巷大多分布在中轴线沿线。“对照北京文化遗产保护设置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北京老城里的33个片区跟首批发布的名字基本能对得上。”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理事胡新宇说。
“我曾提出一个观点——地名或许是北京留住历史文化命脉的最后一个希望。”在孙冬虎看来，一座城市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必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资源，地名也应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受到重视。他认为，发布保护名录是北京推进地名保护工作的“重要一步”，也是延续北京城历史文化名城文脉的一部分。
今年发布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强调，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大重点保护对象便是地名。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还将传统地名的保护、传承工作纳入《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三年行动计划（2020年-2022年）》《2021年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重点任务清单》。
“很多城市都会经历地名的变化，中外皆然，古今皆然。建筑会消失，但地名会留下。”胡新宇认为，地名反映了城市发展的脉络，告诉后代人这座城市经历了什么。传统地名保护名录是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有益补充，让已经消失的历史建筑、遗产得到某种程度的延续和传承。这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锦上添花，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雪中送炭。
承载城市乡愁
1980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地名普查，涉及地名的来源、含义、历史变迁和地理位置等。“普查发现，一些地方的地名消失得非常快，这也让很多学者意识到，对待传统地名，要像对待其他历史文化遗产一样保护起来。”孙冬虎说。
看到地名保护重要性的不仅是学者。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上世纪60年代前，北京没有专门的地名管理机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北京建设事业的发展，加强地名管理已日益迫切。
1978年，北京市地名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立，对全市地名进行全面整顿，制定《北京市地名管理办法》，使地名管理工作步入法治化。1988年，原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成立地名规划管理处，专门负责地名工作。
地名于一个城市有何意义？作家冯骥才曾写道：城市是有生命的，地名便有了生命的意义，也就是有着和生命一样丰富和深刻的含义。如果这地方有其独有的历史与命运，地名便是这历史命运的容器。
“老地名作为特色文化遗留与传承载体，也是留住历史文化记忆与城市乡愁的重要组成。”京文创研究院院长、北京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专家顾问奚大龙说，老地名承载着浓厚的文化归属感，是基于传统社会文化结构而形成的一种特有的对土地的深情、故土的情结、国家的热爱，成为每一个时代吸引人、凝聚人的独有精神资源。
2000年以来，我国制定了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制度，推进“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和保护名录、保护规划等工作。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印发，提出“推进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对传统地名，不能竖个牌子了事”
“老地名是见证城市发展的文化符号，也是打造城市文化地标的有效路径。”奚大龙认为，老城区的地名是地域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可借此进行对外宣传、提升文化软实力，还可依托老地名的文化内在价值，积极赋能城市发展。
2016年，一项名为“老北京遛弯儿计划”的活动启动，项目在网上招募志愿者并进行培训，让志愿者去胡同遛弯儿，进行拍照、访谈、记录等，记录老城区的细微变化。
作为“老北京遛弯儿计划”的联合发起人，胡新宇对老北京地名的保护和利用有独到的观察。
近几年，北京开始推广文化探访路活动。通过挖掘历史街区的文化内涵，串联散落的历史街区、文物古迹、名人故居等，提炼文化价值，设计特色主题，对线路进行整体推介。
胡新宇认为，文化探访路是个好创意，但也有需要改进的环节。比如，文化探访路上有的点位目前仅遗存一间房或一个门楼，对这种历史信息展示过少的情况，他建议通过竖牌等方式增加说明。另一方面，一些介绍用的是篆书，他建议把字体改为当代人能看懂的字体。“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对传统地名的阐释和展示，就是要以公众便于理解的方式去传达。”
“对传统地名，也不能竖个牌子了事。”胡新宇说，传统地名的介绍方式可以多元化，各有特点。对居民，要有社区自豪感；对游客，要有获取新知的好奇感。如果能让公众有参与感，就更好了。对地名的保护，要能让人们对老城增加了解，增加感情。
传统地名要保护，更要多运用。胡新宇建议，今后公共交通站点的设置，可以考虑多用传统地名，一来约定俗成，便于认知，二来体现历史文化内涵，利于传播。“保护传统文化，重点是要推动公众关注和参与，这也适用于传统地名的保护和利用。”
新京报记者 徐美慧 沙雪良 陈琳
摄影记者 王子诚 https://t.cn/RI7nY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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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谦逊的的不是啥坏事 秋日里雨雨水增多，众多流水注入黄河，河面宽阔波涛汹涌，两岸和水中沙沙洲之之间连牛马都不能分辨辨。河神沾沾自喜，认为天下下所有有美好的东西都在自己这里。河神随水流向东来到海边，看到海面一望无际，，河神改变了之前洋洋得意的面孔，，说：“听到上百条 保保持谦逊的不不是啥坏事 秋日里雨水增多，众多流水注入黄河，河面宽阔波波涛汹涌，，两岸和水中沙洲之间连牛马都不能分辨。河神沾沾自喜，认为天下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在自己这里。河神随水流流向东来来到海边边，看到到海面一望无际，河神改变了之前洋洋得意的面孔，说：“听到上百条道理，就认为天下没有有人能得过自己，说的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吧” 人外有人，山外有山。谦逊的人总能发现自自己的不足，一瓶不满半瓶晃荡的人往往成不了了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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