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故事# 1936 年 4 月，赣东北特委书记余金德率部来到鄣公山。此前， 方志敏率抗日先遣队离开赣东北后，余金德一直主持闽浙赣省苏维埃的全面工作。苏区沦陷后，他将主要干部和骨干力量分散到高山密林之中，率领一支队伍活动在三县岭一带，坚持游击活动。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余金德在德兴英琪山找到弋阳县委书记郑兴德等人，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了当前局势，下决心打通皖南。会后， 余金德率七个战士到婺源找省委联系。他们昼伏夜行，避开敌人封锁线，于 1935 年年底在鄣公山见到了省委书记关英。经过商量，为了统一领导，增强战斗力，余金德又返回三县岭，把躲藏在石龙山崖遭敌军围困三日三夜的游击队员，一起带到了鄣公山。
当时，鄣山村外有一个排警戒，发现有一队人马往这边走来， 大声喊着：“口令！口令！”见对方回答不上，就“啪啪”开起枪来。余金德手搭凉棚一看，村里村外有许多穿红军服装的战士，于是命令号兵 ：“吹号联络！”
老红十军战士熟悉的军号声迅速在山间回荡。
少顷，村里也响起了回号。原赣东北特委书记余熙庆踏着嘹亮的号声，兴致勃勃赶到村头来迎接。
关英听说赣东北的同志来了，带着余玉堂等匆匆赶到里坞红军宿营地看望。年方 26 岁的闽浙赣省委书记关英，1931 年从上海调入赣东北苏区，初任中共赣东北特委常委、共青团赣东北特委书记， 后任中共赣东北省委常委、共青团赣东北特委书记和中共闽浙赣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共青团皖浙赣省委书记。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危害，闽浙赣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苏区失陷， 抗日先遣队北上受挫，方志敏在怀玉山被俘。就在闽浙赣革命航船接连遭到狂风恶浪袭击的危急关头，关英受命出任省委书记。他率省委和部队转入磨盘山等山区，后又撤出国民党重点“围剿”的赣东北，实行领导中心转移。1935 年 7 月，关英得知皖南红军独立团已在婺源鄣公山站稳脚跟，便辗转浮乐婺游击区，由交通员带路， 跋山涉水来到了鄣公山。
关英见了余金德，十分激动，两双手握在一起，使劲地摇晃， 无比亲热！关英还派人给坚持老根据地的每位战士发了两套衣服、一双胶鞋。
当天晚上，余金德随关英来到鄣山村头的须弥庵。这时，皖浙赣边各游击根据地分散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负责人已先后来到鄣公山会师。他们是：因敌人重兵“围剿”从贵（池）秋（浦）东（流） 根据地撤出的原皖赣红军独立师政委王丰庆，在泾（县）旌（德）宁（国） 宣（城）根据地坚持的红军游击大队政委李步新，开（化）婺（源） 休（宁）中心县委书记赵礼生，省委委员、省政治保卫局长滕国荣， 省委委员、化婺德特委书记邵长河等。
须弥庵是一幢古朴高大的老建筑。夜色朦胧，星光黯淡，夜幕中的须弥庵更给人以庄重巍峨的感觉。踏上十几级青石台阶，穿过摆有各方神像的大殿，就见楼上灯火透过镂空的雕花窗户，人影憧憧， 笑语喧哗。
余金德推门一看，多是老熟人，心里一阵激动，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滕国荣、邵长河、王丰庆、李步新，还有几个面孔陌生的同志，纷纷上前握手问候。
久别重逢，话语滔滔不绝。这些经过硝烟烽火锤炼的老赣东北战友，一年多来浴血转战，每个人都有一段艰苦卓绝的经历，都有不少急于倾诉的话语。
关英宣布开会。他简要报告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省委领导赣东北苏区军民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中坚持斗争的情况。他说：“目前，我们无法得到党中央的指示，连闽北刘英粟裕的关系也无法打通，因此决定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对当前的政治形势进行分析研 究，以制定目前的工作方针和基本任务。”接着，关英对一年来的形 势、各根据地党组织和游击队浴血奋战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最后强调说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必须统一和加强党对游击战争的 领导，斗争策略也必须转变，在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应根据不同情况不同条件，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和活动方法。”
鄣公山暮春季节的夜晚，依然寒气逼人。大家围着两个大火盆， 聚精会神地聆听着，余金德含着那根吊烟袋的旱烟杆，吞云吐雾， 边听边沉思。这位赣东北群众称为“雇农伯伯”的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长时间在方志敏身边工作，为人诚恳，德高望重。听完了关英的讲话，他也陈述了对形势的看法，感到统一领导能有力地开展游击战争。
曾跟随方志敏举行弋横农民武装暴动的省委委员、省保卫局长滕国荣说，开展游击战争，更要讲究政策和策略，一方面要发动群众扎下革命根子，一方面要教育群众采用“白皮红心”的办法应付敌人。
在皖赣红军独立师时曾多次在婺源西北山区活动的王丰庆提出， 对于保甲长应以教育为主，争取和利用他们为游击队送情报，购买物资，允许他们做“两面派”。对于土豪，除民愤很大、有直接血债的坚决镇压外，一般不杀。
刘毓标、李步新、邵长河、赵礼生等与会人员也一一发表了意见。会议经讨论作出决议 ：改闽浙赣省委为皖浙赣省委，选举关英、余金德、滕国荣、邵长河、刘毓标、王丰庆、李步新、赵礼生、何英为省委委员，关英任书记。确定省委的工作方针是 ：积极发展党的秘密组织，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抗日宣传， 为巩固和扩大以鄣公山为中心的皖浙赣边区根据地而斗争。在政策和策略上，把打土豪分田地改为减租减息，建立统一战线，争取保甲长，允许他们“白皮红心”。
会议决定，把皖浙赣边区划分为赣东北、皖赣、上浙皖、下浙皖、浙皖 5 个游击分区，并分别建立特委组织。同时，以皖南红军独立团为基础，成立皖浙赣红军独立团，直属省委领导，各特委分别建立军分区或独立营。
鄣公山会议，是皖浙赣边三年游击战争一个重要的转折。在鄣公山树立起来的皖浙赣党的鲜红旗帜，很快在三省边区数十个县漫卷飘扬。
当时，鄣山村外有一个排警戒，发现有一队人马往这边走来， 大声喊着：“口令！口令！”见对方回答不上，就“啪啪”开起枪来。余金德手搭凉棚一看，村里村外有许多穿红军服装的战士，于是命令号兵 ：“吹号联络！”
老红十军战士熟悉的军号声迅速在山间回荡。
少顷，村里也响起了回号。原赣东北特委书记余熙庆踏着嘹亮的号声，兴致勃勃赶到村头来迎接。
关英听说赣东北的同志来了，带着余玉堂等匆匆赶到里坞红军宿营地看望。年方 26 岁的闽浙赣省委书记关英，1931 年从上海调入赣东北苏区，初任中共赣东北特委常委、共青团赣东北特委书记， 后任中共赣东北省委常委、共青团赣东北特委书记和中共闽浙赣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共青团皖浙赣省委书记。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危害，闽浙赣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苏区失陷， 抗日先遣队北上受挫，方志敏在怀玉山被俘。就在闽浙赣革命航船接连遭到狂风恶浪袭击的危急关头，关英受命出任省委书记。他率省委和部队转入磨盘山等山区，后又撤出国民党重点“围剿”的赣东北，实行领导中心转移。1935 年 7 月，关英得知皖南红军独立团已在婺源鄣公山站稳脚跟，便辗转浮乐婺游击区，由交通员带路， 跋山涉水来到了鄣公山。
关英见了余金德，十分激动，两双手握在一起，使劲地摇晃， 无比亲热！关英还派人给坚持老根据地的每位战士发了两套衣服、一双胶鞋。
当天晚上，余金德随关英来到鄣山村头的须弥庵。这时，皖浙赣边各游击根据地分散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负责人已先后来到鄣公山会师。他们是：因敌人重兵“围剿”从贵（池）秋（浦）东（流） 根据地撤出的原皖赣红军独立师政委王丰庆，在泾（县）旌（德）宁（国） 宣（城）根据地坚持的红军游击大队政委李步新，开（化）婺（源） 休（宁）中心县委书记赵礼生，省委委员、省政治保卫局长滕国荣， 省委委员、化婺德特委书记邵长河等。
须弥庵是一幢古朴高大的老建筑。夜色朦胧，星光黯淡，夜幕中的须弥庵更给人以庄重巍峨的感觉。踏上十几级青石台阶，穿过摆有各方神像的大殿，就见楼上灯火透过镂空的雕花窗户，人影憧憧， 笑语喧哗。
余金德推门一看，多是老熟人，心里一阵激动，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滕国荣、邵长河、王丰庆、李步新，还有几个面孔陌生的同志，纷纷上前握手问候。
久别重逢，话语滔滔不绝。这些经过硝烟烽火锤炼的老赣东北战友，一年多来浴血转战，每个人都有一段艰苦卓绝的经历，都有不少急于倾诉的话语。
关英宣布开会。他简要报告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省委领导赣东北苏区军民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中坚持斗争的情况。他说：“目前，我们无法得到党中央的指示，连闽北刘英粟裕的关系也无法打通，因此决定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对当前的政治形势进行分析研 究，以制定目前的工作方针和基本任务。”接着，关英对一年来的形 势、各根据地党组织和游击队浴血奋战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最后强调说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必须统一和加强党对游击战争的 领导，斗争策略也必须转变，在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应根据不同情况不同条件，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和活动方法。”
鄣公山暮春季节的夜晚，依然寒气逼人。大家围着两个大火盆， 聚精会神地聆听着，余金德含着那根吊烟袋的旱烟杆，吞云吐雾， 边听边沉思。这位赣东北群众称为“雇农伯伯”的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长时间在方志敏身边工作，为人诚恳，德高望重。听完了关英的讲话，他也陈述了对形势的看法，感到统一领导能有力地开展游击战争。
曾跟随方志敏举行弋横农民武装暴动的省委委员、省保卫局长滕国荣说，开展游击战争，更要讲究政策和策略，一方面要发动群众扎下革命根子，一方面要教育群众采用“白皮红心”的办法应付敌人。
在皖赣红军独立师时曾多次在婺源西北山区活动的王丰庆提出， 对于保甲长应以教育为主，争取和利用他们为游击队送情报，购买物资，允许他们做“两面派”。对于土豪，除民愤很大、有直接血债的坚决镇压外，一般不杀。
刘毓标、李步新、邵长河、赵礼生等与会人员也一一发表了意见。会议经讨论作出决议 ：改闽浙赣省委为皖浙赣省委，选举关英、余金德、滕国荣、邵长河、刘毓标、王丰庆、李步新、赵礼生、何英为省委委员，关英任书记。确定省委的工作方针是 ：积极发展党的秘密组织，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抗日宣传， 为巩固和扩大以鄣公山为中心的皖浙赣边区根据地而斗争。在政策和策略上，把打土豪分田地改为减租减息，建立统一战线，争取保甲长，允许他们“白皮红心”。
会议决定，把皖浙赣边区划分为赣东北、皖赣、上浙皖、下浙皖、浙皖 5 个游击分区，并分别建立特委组织。同时，以皖南红军独立团为基础，成立皖浙赣红军独立团，直属省委领导，各特委分别建立军分区或独立营。
鄣公山会议，是皖浙赣边三年游击战争一个重要的转折。在鄣公山树立起来的皖浙赣党的鲜红旗帜，很快在三省边区数十个县漫卷飘扬。
体育总局 公安部关于加强体育赛场行为规范管理的若干意见
为进一步规范体育赛场行为，确保体育赛事活动安全、有序、文明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全民健身条例》《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意见。
一、明确基本原则
按照“谁主管、谁监管”“谁办赛、谁负责”的原则，坚持引导、教育、处罚相结合，对体育赛事活动中的赛场行为实施规范管理，依法履行相应管理责任。
二、规范赛场行为
（一）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包括主办方、承办方和协办方）应当通过协议明确各自权利义务，协同做好体育赛场安全保障工作，维护赛场秩序，通过明显标识、标语、现场广播等措施，引导现场观众文明观赛，严禁携带危险品以及其他禁带物品出入赛场，防止打架斗殴、拥挤踩踏等事件发生，防止不文明不健康、有侮辱性或谩骂性、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反党反社会主义等方面的言论、旗帜和标语出现，在赛前对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人员进行体育赛场行为道德规范教育。
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不得发布虚假信息，不得操纵比赛，不得组织约架，不得违法使用或泄露参与者个人信息以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二）参加体育赛事活动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运动队辅助人员、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工作人员等（以下统称“体育赛事活动参与人员”）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和荣誉，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遵守社会公德，尊重公序良俗，恪守职业道德，保护公私财物，维护体育赛事活动正常秩序。
严禁体育赛事活动参与人员以下行为：
1.使用兴奋剂、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等行为；
2.消极比赛、干扰比赛秩序、操纵比赛；
3.以诋毁、谩骂、吐唾沫、打挑衅侮辱性手势等不文明、不道德的言行侮辱、侵犯相关人员；
4.严重违反体育运动精神的非正常技术动作和赛场暴力行为，如恶意肘击或伸脚、打架、群殴，以推、撞、击、打、踢、踩等暴力方式故意伤害相关人员等；
5.以占据场地、破坏器材等形式故意干扰、阻碍其他运动员比赛，干扰执裁，不服从判罚，攻击裁判员，拒绝领奖，不尊重观众或煽动观众干扰比赛等；
6.为获得不正当比赛成绩或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他人财物或非法索取、收受他人财物；
7.无故弃权或罢赛，或在赛事活动期间饮酒、赌博、打架斗殴；
8.发表、传播或向媒体散布不实或不负责任的言论；
9.玩忽职守造成重大事故或者恶劣影响；
10.其他有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违背体育道德、违反公序良俗、违反赛风赛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或违法违规的言行。
（三）体育赛事活动的观众应当服从赛事活动组织者的管理，配合安检，遵守公共安全、卫生相关要求及观众席秩序，遵守社会公德，文明理性观赛，拍照、录像应符合赛事活动要求、服从工作人员指引。
观众严禁强行进入比赛场内，严禁发表或展示不文明不健康、有侮辱谩骂性、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反党反社会主义等方面的言论、旗帜或标语，严禁携带危险品以及其他禁带物品，严禁起哄或向赛场投掷杂物，严禁侮辱谩骂、围攻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相关工作人员，严禁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或以任何形式干扰比赛秩序。禁止吸烟及乱扔杂物，禁止攀爬、翻越围栏、栏杆及防护架等不文明行为。
三、加强监督管理
（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体育部门”）负责对所辖区域内体育赛事活动赛场行为进行监管；对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积极配合相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公安机关依法指导、监督体育赛事活动场所的治安保卫工作；依法对相关体育赛事活动进行安全许可；依法查处体育赛事活动场所和体育赛事活动中的各类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事）件。
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地方性单项体育协会以及其他体育协会按照法律法规及其章程负责所辖项目体育赛场行为的规范和管理。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应当依据本意见制定符合所辖项目特点的赛场行为管理细则，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
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可以依据本意见或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的赛场行为管理细则，制定赛场行为具体管理办法。
（二）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等对体育赛场行为疏于管理的，地方体育部门应当依照《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责令其改正或处以罚款；涉嫌欺诈或造成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地方体育部门应当配合公安等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三）体育赛事活动参与人员有违反本意见所述行为的，由相应的体育协会根据章程、管理制度、相关标准给予行业处理；由体育主管部门根据有关规定依法给予警告、通报批评、禁止从事与该项目有关的活动等处罚。
体育赛事活动参与人员有严重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言行、性质情节恶劣的赛场暴力行为等，体育协会应当依据章程等规定从重处理。
体育赛事活动参与人员、观众有违反本意见规定的行为，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当依法依规及时制止并妥善处理；相关行为涉嫌违法犯罪的，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并配合公安机关做好现场处理和后续案件查办工作。
体育赛事活动参与人员对赛事组委会和体育协会行业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依据相关规定向相应的体育协会申诉，认定原处理有误的，应当立即予以纠正。申诉期间不影响处理决定的执行。
（四）对外国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人员参加中国境内举办体育赛事活动的赛场行为管理，参照本意见执行。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当督促外国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人员遵守中国法律，尊重中国国旗、国歌。
中国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参加中国境外举办体育赛事活动的赛场行为管理，参照本意见执行。
本意见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本意见由体育总局负责解释。
体育总局 公安部
2021年5月17日
（政策法规司）
为进一步规范体育赛场行为，确保体育赛事活动安全、有序、文明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全民健身条例》《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意见。
一、明确基本原则
按照“谁主管、谁监管”“谁办赛、谁负责”的原则，坚持引导、教育、处罚相结合，对体育赛事活动中的赛场行为实施规范管理，依法履行相应管理责任。
二、规范赛场行为
（一）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包括主办方、承办方和协办方）应当通过协议明确各自权利义务，协同做好体育赛场安全保障工作，维护赛场秩序，通过明显标识、标语、现场广播等措施，引导现场观众文明观赛，严禁携带危险品以及其他禁带物品出入赛场，防止打架斗殴、拥挤踩踏等事件发生，防止不文明不健康、有侮辱性或谩骂性、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反党反社会主义等方面的言论、旗帜和标语出现，在赛前对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人员进行体育赛场行为道德规范教育。
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不得发布虚假信息，不得操纵比赛，不得组织约架，不得违法使用或泄露参与者个人信息以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二）参加体育赛事活动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运动队辅助人员、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工作人员等（以下统称“体育赛事活动参与人员”）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和荣誉，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遵守社会公德，尊重公序良俗，恪守职业道德，保护公私财物，维护体育赛事活动正常秩序。
严禁体育赛事活动参与人员以下行为：
1.使用兴奋剂、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等行为；
2.消极比赛、干扰比赛秩序、操纵比赛；
3.以诋毁、谩骂、吐唾沫、打挑衅侮辱性手势等不文明、不道德的言行侮辱、侵犯相关人员；
4.严重违反体育运动精神的非正常技术动作和赛场暴力行为，如恶意肘击或伸脚、打架、群殴，以推、撞、击、打、踢、踩等暴力方式故意伤害相关人员等；
5.以占据场地、破坏器材等形式故意干扰、阻碍其他运动员比赛，干扰执裁，不服从判罚，攻击裁判员，拒绝领奖，不尊重观众或煽动观众干扰比赛等；
6.为获得不正当比赛成绩或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他人财物或非法索取、收受他人财物；
7.无故弃权或罢赛，或在赛事活动期间饮酒、赌博、打架斗殴；
8.发表、传播或向媒体散布不实或不负责任的言论；
9.玩忽职守造成重大事故或者恶劣影响；
10.其他有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违背体育道德、违反公序良俗、违反赛风赛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或违法违规的言行。
（三）体育赛事活动的观众应当服从赛事活动组织者的管理，配合安检，遵守公共安全、卫生相关要求及观众席秩序，遵守社会公德，文明理性观赛，拍照、录像应符合赛事活动要求、服从工作人员指引。
观众严禁强行进入比赛场内，严禁发表或展示不文明不健康、有侮辱谩骂性、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反党反社会主义等方面的言论、旗帜或标语，严禁携带危险品以及其他禁带物品，严禁起哄或向赛场投掷杂物，严禁侮辱谩骂、围攻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相关工作人员，严禁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或以任何形式干扰比赛秩序。禁止吸烟及乱扔杂物，禁止攀爬、翻越围栏、栏杆及防护架等不文明行为。
三、加强监督管理
（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体育部门”）负责对所辖区域内体育赛事活动赛场行为进行监管；对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积极配合相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公安机关依法指导、监督体育赛事活动场所的治安保卫工作；依法对相关体育赛事活动进行安全许可；依法查处体育赛事活动场所和体育赛事活动中的各类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事）件。
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地方性单项体育协会以及其他体育协会按照法律法规及其章程负责所辖项目体育赛场行为的规范和管理。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应当依据本意见制定符合所辖项目特点的赛场行为管理细则，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
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可以依据本意见或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的赛场行为管理细则，制定赛场行为具体管理办法。
（二）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等对体育赛场行为疏于管理的，地方体育部门应当依照《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责令其改正或处以罚款；涉嫌欺诈或造成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地方体育部门应当配合公安等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三）体育赛事活动参与人员有违反本意见所述行为的，由相应的体育协会根据章程、管理制度、相关标准给予行业处理；由体育主管部门根据有关规定依法给予警告、通报批评、禁止从事与该项目有关的活动等处罚。
体育赛事活动参与人员有严重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言行、性质情节恶劣的赛场暴力行为等，体育协会应当依据章程等规定从重处理。
体育赛事活动参与人员、观众有违反本意见规定的行为，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当依法依规及时制止并妥善处理；相关行为涉嫌违法犯罪的，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并配合公安机关做好现场处理和后续案件查办工作。
体育赛事活动参与人员对赛事组委会和体育协会行业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依据相关规定向相应的体育协会申诉，认定原处理有误的，应当立即予以纠正。申诉期间不影响处理决定的执行。
（四）对外国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人员参加中国境内举办体育赛事活动的赛场行为管理，参照本意见执行。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当督促外国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人员遵守中国法律，尊重中国国旗、国歌。
中国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参加中国境外举办体育赛事活动的赛场行为管理，参照本意见执行。
本意见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本意见由体育总局负责解释。
体育总局 公安部
2021年5月17日
（政策法规司）
【从“六大关键词”看法治文明新进步】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折射着一个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翻开202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字里行间澎湃着一股动人的力量，彰显着法治文明新进步——宽严相济善意司法，让创业创新更有活力；打击“老赖”惩治“碰瓷”，让公序良俗更有保障；法律服务愈加精细，让公平正义的实现更加高效……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人民就能更凝聚，前进的脚步就能更铿锵。
让我们一起盘点，两高报告中那些闪耀着法治之光的进步理念。
关键词一：认罪认罚从宽
在繁荣稳定的治世，司法的标准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犯罪结构明显变化，重罪占比持续下降，而轻罪案件增多：数据显示，判处不满三年有期徒刑及以下刑罚案件，从2000年占53.9%升至2020年的77.4%。
面对新形势，最高检工作报告提出，“深入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高法工作报告也强调，“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细化审理程序，保障诉讼权利”。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已经实施4年多。这一制度通过对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给予程序上从简或者实体上从宽的处理，实现有效惩治犯罪、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提升诉讼效率、化解社会矛盾。
“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犯罪结构明显变化的客观事实，而做出的及时转变。”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指出。
从最高检工作报告可以看到，去年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超过85%；一审服判率超过95%，高出其他刑事案件21.7个百分点。
多地探索运用电子手环、“非羁码”大数据等手段，对非羁押人员实行“云监管”，取保候审后无一人失联逃避追诉。
如果说“罪与罚”是守护公平正义的底线，那么“认罪认罚从宽”则体现的是司法的高线。它以司法保障助推中国之治，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二：善意文明司法
长治久安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创业创新的基础。进入新发展阶段，法治如何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2020年12月底，湖北黄冈罗田县法院审判委员会，就一起企业经济案件展开讨论。鉴于被告人被指控的相关罪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公诉机关与审判委员会达成共识，撤回了起诉。
这是贯彻善意文明司法理念，保护市场主体活力的一个例证。
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合法财产与违法所得、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坚决无罪释放，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最高法工作报告显示，2020年，各级法院对2.5万家企业暂缓强制执行措施，在18.1万件民商事案件中采取“活封”等措施，为企业释放资金1631亿元、土地869万亩、厂房3271万平方米。
检察机关也要求对民企负责人涉经营类犯罪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提出适用缓刑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贺恒扬表示，在办理企业犯罪案件时，善意文明司法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刑事诉讼对企业生存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的影响。
“对非公有制企业‘善意文明司法’，不仅是将民法典关于产权保护理念贯彻到刑事司法中，也是司法机关落实新发展理念的体现，这种观念的转变得到市场各方主体的广泛欢迎。”吕红兵说。
关键词三：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正当防卫是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法律精神，更是法律赋予公民与不法行为做斗争的权利。
然而，受诸多因素影响，司法机关曾经对正当防卫制度适用存在把握过严甚至失当。“人死为大”“谁能闹谁有理”“谁受伤谁有理”等一度干扰司法机关判断。
这样的观念正发生改变。最高检工作报告显示，2018年底发布“昆山反杀案”指导性案例后，2019年和2020年因正当防卫不捕不诉819人，是之前两年的2.8倍。
2020年检察机关还新发布了６起正当防卫不捕不诉典型案例，再次诠释正当防卫理念和规则，坚定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民之所欲，法之所从”。
近年来，不论是“于欢案”，还是“昆山反杀案”，无一不触碰民众对公平正义的敏感神经，直接拷问司法是否有力量、明是非、有温度。
去年9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出台指导意见，旗帜鲜明鼓励正当防卫，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
全国人大代表、邢台学院教授陈凤珍，对河北检察机关办理的“涞源反杀案”等案件给予了高度关注。她认为，依法对这些案件认定正当防卫，体现了司法机关更加注重把握正当防卫“以正对不正”的本质内涵，更加注重优先保护防卫人的利益，有利于纠正过去防卫者只能缩手缩脚、被动挨打的局面，弘扬了惩恶扬善、司法为正义撑腰的正能量。
关键词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不“亮剑”，社会风向就会“跑偏”。
将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9人碰瓷团伙绳之以法；依法认定未成年人直播打赏无效、判令全额返还打赏金……在最高法工作报告中，这些案例彰显司法新理念，传递出是非判断、价值观念、社会风尚。
“司法审判是将‘纸面上的法律’变成‘现实中的法律’的重要途径。公众在一个个具体司法案件中，能够形象地感受到‘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从而树立规则意识，明确行为界限。”最高法院办公厅副主任、最高法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余茂玉说。
明辨是非、正本清源，这是司法裁判肩负的神圣使命。
近来发生的村民私自上树摘果坠亡索赔、开发商“自我举报”无证卖房毁约、吃“霸王餐”逃跑摔伤反向餐馆索赔等案件，是非对错曾经一度出现争论和杂音。
力挺什么、反对什么，绝不能含糊不清。从惩戒“老赖”助推诚信社会建设，到整治“霸座”“抢夺公交车方向盘”树立规矩意识；从办理维护英雄烈士荣誉、名誉案件，到依法惩治“精日”、宣扬美化侵略战争行为……人们看到，司法裁判既坚决捍卫社会公序良俗，又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案例春风化雨，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最大公约数”更加沁人心脾。
“从正面鼓励人们助人为乐、见义勇为，从反面对挑战公序良俗行为旗帜鲜明说‘不’，司法工作发挥了规范、评价、教育、引领社会行为的独特作用。”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鸢都英合律师事务所主任高明芹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办案，凝聚起中国人的精气神，守护好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家风”，成为法治文明与社会文明相得益彰的生动实践。
关键词五：“一站式”
今年两会上，“一站式”成为代表委员审议讨论两高报告时，频频提到的话题词。
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机制、“一站式”办案场所……“一站式”，意味着替当事人多想一步，让当事人少跑腿一次，让实现公平正义更加高效。
破解诉讼难，全国法院经过两年奋战，构建起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机制。
为群众解决民商事纠纷提供菜单式、集约式、一站式服务,提供多样化纠纷解决方案和权利救济渠道……
最高法工作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全国法院受理诉讼案件数量出现2004年以来的首次下降。特别是受理的民事案件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15年后首次下降。
数字背后，正是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在发挥成效。
从诉讼服务中心一站式服务，到12368诉讼服务热线一号通办、中国移动微法院一网通办；从跨域立案全覆盖，到统一的律师服务平台方便律师参与诉讼……打官司将不再成为老百姓头疼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认为，大量纠纷在诉前解决，使公力救济与社会救济相结合，体现了社会的进步。
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立足当前、放眼长远，必将在世界法治文明的史册上，留下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和社会治理的大智慧。
关键词六：案-件比
“案-件比”——这是今年最高检工作报告中的一个专业词汇。然而在检察系统它却是一个热词，被称为“绿色司法GDP指标”，引领着司法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在办案理念、制度、机制上创新转变，提高办案效率，减少当事人诉累。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的一个“案”，在若干司法环节中可能被统计成了Ｎ“件”，从而形成了“案”和“件”的对比。
比如，公安机关向检察机关提请对嫌疑人的批捕，检察机关决定不批捕，“案-件比”是1∶1；如果公安机关不同意不批捕的意见，提起复议，那么就增加了一“件”，“案-件比”是1∶2……
据不完全统计，如果一起刑诉案件将所有可能产生的环节都经历一遍，即使中间没有间隔，总体诉讼时限也可长达5年以上。
这样的时间跨度无论是对当事人还是办案机关，都是沉重的代价和成本，容易导致司法成本畸高、程序反复空转、不当羁押、执法理念滞后等一系列问题。
让正义不缺席，也要让正义不拖延。
2020年初，最高检初步建立检察机关以“案-件比”为核心的案件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经过一年来的实践，刑事检察“案－件比”达到了1∶1.43，“件”同比下降0.44,压减了41.2万个非必要办案环节、统计中的“案件”。
与之相伴的是，检察机关延长审查起诉期限、退回补充侦查同比分别下降57%和42.6%；自行补充侦查４.8万件,是2019年的23.5倍；不捕不诉率进一步上升,公安机关提请复议复核则下降40.2%,办案质效明显提升。
贺恒扬代表对此很有感触。“一线检察官将这些新的工作理念、方式方法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强化办案活动整体质量意识，进一步提高对办案效率的认知，适应了人民群众的更高要求，彰显了法治的进步。”他说。（记者陈菲、白阳、熊丰、李放、李继伟、杨文）
让我们一起盘点，两高报告中那些闪耀着法治之光的进步理念。
关键词一：认罪认罚从宽
在繁荣稳定的治世，司法的标准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犯罪结构明显变化，重罪占比持续下降，而轻罪案件增多：数据显示，判处不满三年有期徒刑及以下刑罚案件，从2000年占53.9%升至2020年的77.4%。
面对新形势，最高检工作报告提出，“深入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高法工作报告也强调，“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细化审理程序，保障诉讼权利”。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已经实施4年多。这一制度通过对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给予程序上从简或者实体上从宽的处理，实现有效惩治犯罪、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提升诉讼效率、化解社会矛盾。
“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犯罪结构明显变化的客观事实，而做出的及时转变。”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指出。
从最高检工作报告可以看到，去年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超过85%；一审服判率超过95%，高出其他刑事案件21.7个百分点。
多地探索运用电子手环、“非羁码”大数据等手段，对非羁押人员实行“云监管”，取保候审后无一人失联逃避追诉。
如果说“罪与罚”是守护公平正义的底线，那么“认罪认罚从宽”则体现的是司法的高线。它以司法保障助推中国之治，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二：善意文明司法
长治久安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创业创新的基础。进入新发展阶段，法治如何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2020年12月底，湖北黄冈罗田县法院审判委员会，就一起企业经济案件展开讨论。鉴于被告人被指控的相关罪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公诉机关与审判委员会达成共识，撤回了起诉。
这是贯彻善意文明司法理念，保护市场主体活力的一个例证。
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合法财产与违法所得、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坚决无罪释放，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最高法工作报告显示，2020年，各级法院对2.5万家企业暂缓强制执行措施，在18.1万件民商事案件中采取“活封”等措施，为企业释放资金1631亿元、土地869万亩、厂房3271万平方米。
检察机关也要求对民企负责人涉经营类犯罪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提出适用缓刑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贺恒扬表示，在办理企业犯罪案件时，善意文明司法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刑事诉讼对企业生存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的影响。
“对非公有制企业‘善意文明司法’，不仅是将民法典关于产权保护理念贯彻到刑事司法中，也是司法机关落实新发展理念的体现，这种观念的转变得到市场各方主体的广泛欢迎。”吕红兵说。
关键词三：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正当防卫是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法律精神，更是法律赋予公民与不法行为做斗争的权利。
然而，受诸多因素影响，司法机关曾经对正当防卫制度适用存在把握过严甚至失当。“人死为大”“谁能闹谁有理”“谁受伤谁有理”等一度干扰司法机关判断。
这样的观念正发生改变。最高检工作报告显示，2018年底发布“昆山反杀案”指导性案例后，2019年和2020年因正当防卫不捕不诉819人，是之前两年的2.8倍。
2020年检察机关还新发布了６起正当防卫不捕不诉典型案例，再次诠释正当防卫理念和规则，坚定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民之所欲，法之所从”。
近年来，不论是“于欢案”，还是“昆山反杀案”，无一不触碰民众对公平正义的敏感神经，直接拷问司法是否有力量、明是非、有温度。
去年9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出台指导意见，旗帜鲜明鼓励正当防卫，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
全国人大代表、邢台学院教授陈凤珍，对河北检察机关办理的“涞源反杀案”等案件给予了高度关注。她认为，依法对这些案件认定正当防卫，体现了司法机关更加注重把握正当防卫“以正对不正”的本质内涵，更加注重优先保护防卫人的利益，有利于纠正过去防卫者只能缩手缩脚、被动挨打的局面，弘扬了惩恶扬善、司法为正义撑腰的正能量。
关键词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不“亮剑”，社会风向就会“跑偏”。
将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9人碰瓷团伙绳之以法；依法认定未成年人直播打赏无效、判令全额返还打赏金……在最高法工作报告中，这些案例彰显司法新理念，传递出是非判断、价值观念、社会风尚。
“司法审判是将‘纸面上的法律’变成‘现实中的法律’的重要途径。公众在一个个具体司法案件中，能够形象地感受到‘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从而树立规则意识，明确行为界限。”最高法院办公厅副主任、最高法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余茂玉说。
明辨是非、正本清源，这是司法裁判肩负的神圣使命。
近来发生的村民私自上树摘果坠亡索赔、开发商“自我举报”无证卖房毁约、吃“霸王餐”逃跑摔伤反向餐馆索赔等案件，是非对错曾经一度出现争论和杂音。
力挺什么、反对什么，绝不能含糊不清。从惩戒“老赖”助推诚信社会建设，到整治“霸座”“抢夺公交车方向盘”树立规矩意识；从办理维护英雄烈士荣誉、名誉案件，到依法惩治“精日”、宣扬美化侵略战争行为……人们看到，司法裁判既坚决捍卫社会公序良俗，又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案例春风化雨，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最大公约数”更加沁人心脾。
“从正面鼓励人们助人为乐、见义勇为，从反面对挑战公序良俗行为旗帜鲜明说‘不’，司法工作发挥了规范、评价、教育、引领社会行为的独特作用。”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鸢都英合律师事务所主任高明芹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办案，凝聚起中国人的精气神，守护好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家风”，成为法治文明与社会文明相得益彰的生动实践。
关键词五：“一站式”
今年两会上，“一站式”成为代表委员审议讨论两高报告时，频频提到的话题词。
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机制、“一站式”办案场所……“一站式”，意味着替当事人多想一步，让当事人少跑腿一次，让实现公平正义更加高效。
破解诉讼难，全国法院经过两年奋战，构建起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机制。
为群众解决民商事纠纷提供菜单式、集约式、一站式服务,提供多样化纠纷解决方案和权利救济渠道……
最高法工作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全国法院受理诉讼案件数量出现2004年以来的首次下降。特别是受理的民事案件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15年后首次下降。
数字背后，正是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在发挥成效。
从诉讼服务中心一站式服务，到12368诉讼服务热线一号通办、中国移动微法院一网通办；从跨域立案全覆盖，到统一的律师服务平台方便律师参与诉讼……打官司将不再成为老百姓头疼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认为，大量纠纷在诉前解决，使公力救济与社会救济相结合，体现了社会的进步。
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立足当前、放眼长远，必将在世界法治文明的史册上，留下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和社会治理的大智慧。
关键词六：案-件比
“案-件比”——这是今年最高检工作报告中的一个专业词汇。然而在检察系统它却是一个热词，被称为“绿色司法GDP指标”，引领着司法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在办案理念、制度、机制上创新转变，提高办案效率，减少当事人诉累。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的一个“案”，在若干司法环节中可能被统计成了Ｎ“件”，从而形成了“案”和“件”的对比。
比如，公安机关向检察机关提请对嫌疑人的批捕，检察机关决定不批捕，“案-件比”是1∶1；如果公安机关不同意不批捕的意见，提起复议，那么就增加了一“件”，“案-件比”是1∶2……
据不完全统计，如果一起刑诉案件将所有可能产生的环节都经历一遍，即使中间没有间隔，总体诉讼时限也可长达5年以上。
这样的时间跨度无论是对当事人还是办案机关，都是沉重的代价和成本，容易导致司法成本畸高、程序反复空转、不当羁押、执法理念滞后等一系列问题。
让正义不缺席，也要让正义不拖延。
2020年初，最高检初步建立检察机关以“案-件比”为核心的案件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经过一年来的实践，刑事检察“案－件比”达到了1∶1.43，“件”同比下降0.44,压减了41.2万个非必要办案环节、统计中的“案件”。
与之相伴的是，检察机关延长审查起诉期限、退回补充侦查同比分别下降57%和42.6%；自行补充侦查４.8万件,是2019年的23.5倍；不捕不诉率进一步上升,公安机关提请复议复核则下降40.2%,办案质效明显提升。
贺恒扬代表对此很有感触。“一线检察官将这些新的工作理念、方式方法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强化办案活动整体质量意识，进一步提高对办案效率的认知，适应了人民群众的更高要求，彰显了法治的进步。”他说。（记者陈菲、白阳、熊丰、李放、李继伟、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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