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不讲神通吗？
——本文摘录自《我不愿堕地狱》自序
当今末法时期，在这个世界上确有深入经藏，潜心修学的高僧大德，但也有个别活佛、法师以及居士们，他们一提到神通就马上反对，乃至否认神通，认为佛教不讲神通，讲神通就是外道，还找借口说佛陀禁止阿罗汉显神通。其实，佛陀开示阿罗汉不要显神通，是怕阿罗汉著相修真，待步不前。有这样认为的人或说这些话的人是有严重问题的，根本是不了解佛法的本质，误以神通为障而产生了偏误观念，我虽是一个惭愧僧，但也历经三藏深入法义，对这些佛教人士的罪业说法，我只能感叹他们的肤浅，无有正知正见，所以才有如此的愚昧论调。
说这种话的人，实在是不明白佛教中因果的真谛，神通不是讲不讲的问题，它是因果存在证量的显现，有神通就是不讲它也会有，没有神通即使再讲它也没有。如果佛菩萨不讲神通，不用神通，众生就没有办法往生极乐世界，离开神通，根本就谈不上到彼岸，如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以神通驾临，往生者有谁来接引呢？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不以神通而至，难道是跟凡夫一样的速度走路来的吗？
我们可以想一想：释迦世尊住世时，随时应机以神通度脱众生、降伏外道的公案，详记于三藏中真是多得不胜枚举，就如最早期的佛典《杂阿含经》中都记载有诸多神通的事迹，如：一九七经、四零八经、四一一经、四一二经、四一三经、四一四经、五零二经、五零三经、五零五经、五零六经、五七一经……等等，四九四经中更说：“比丘当知，比丘禅思，神通境界，不可思议，是故比丘当勤禅思，学诸神通。”这怎么会是佛教不讲神通呢？这不是公开反对经藏披著佛教外衣的外道吗？就算是口误，不是外道，不了解经藏而造成谤经毁佛，那么应该马上深入经藏，如果不依藏奉行，根本就不是佛弟子。
佛陀授记大目犍连尊者为“神通第一”，难道要把大目犍连尊者改为没有神通，以此来诋毁大目犍连尊者的神通第一吗？神通示现皆是佛法中的游戏三昧，是为利益众生相应因缘而用，佛法中为恐弟子执著神通境界，产生执相偏见，难得般若妙谛，故佛陀教诫行者不可执著神通，归于正知正见，而并非说佛法没有神通，如《楞严经》中五十种阴魔的出显，“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这是法身性空境的对治方法，并不是说没有幻化神通现象，若是一知半解，以讹传讹误认为佛法没有神通，这将是谤佛之罪，毁经之贼，业障之举，是不通经藏的可怜者。
修净土宗的人，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国土功德庄严，化禽演法，风树妙音，那一处不是神通展显？禅宗宣称心外无法，讲求明心见性，视神通为幻化境，是不执神通并非没有神通，自性本具妙有之用，神通乃心性所发，我们为什么不想一想：一代心法大宗师六祖惠能以方巾向地主陈亚仙化地，方巾所展遍盖四方山头，难道禅宗祖师不是在显神通吗？达摩初祖一苇渡江，难道我们说他是坐船吗？这不是神通吗？后辈学子有何话可说？老实的讲，只要大家仔细观察，有一个定律：凡是一开口就反对神通的人，此人绝对无证量、无妙有，因此决定没有神通，只有空谈理论，来遮盖自己的短处，这也是出于他们没有办法的办法，其实这已经脱离了修行，犯了谤经毁佛的大罪。
某些人讲话是很可怜的，只能骗骗没有深入经藏的佛弟子，我们就拿佛陀来说，他老人家为什么遣十大声闻弟子问疾，而让维摩尊者展示神通予以教化他们呢？因为证果声闻未能回心，如高原陆地不生莲华，所以维摩尊者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托疾说法，显其胜德，令乐二乘者鄙小慕大，舍劣修胜，证大神通，开大智慧，这正是佛陀老人家让维摩尊者以神通力摄化声闻的本意，这那里是不用显神通？这说明要大成就必须要大神通。
佛陀在世时，随处施以方便神通显化，难道这些人不是在借子辱父吗？伟大的佛陀是外道吗？历代多少祖师们以神通表法，难道他们也是外道吗？现在的佛教界由于难得遇到真正的佛法，故没有神通的现象是普遍的，但不应该自己没有修证，怕提到神通，丢失了脸面，就弃经藏于不顾，讲假话诳骗众生，妄说佛教不讲神通，企图否认神通，难道说当时的神通是合法的，现在的神通是非法的吗？
这些反对神通的人士，应该要静下心来想一想了：自称虔诚学佛，只讲依教奉行，但奉行了数十年后，为什么没有神通境界呢？事实上，正因为未曾深入经藏，迷教而行，走入偏知邪途，曲解楞严，著相阴魔，离性正见之错谬，而造成背祖谤师，辱佛欺圣，故而黑业缠身，当然是毫无证量了。无有证量，何来神通？更无智慧，故于出世法所表，谈妄修真，迷离自性，而自称明心见性，自欺欺人，于世法表相，愚钝顽劣，毫无般若妙智之用，故无有五明之展现，结果是除了空谈理论，谤佛毁经，其他的本事与凡夫无异。
未深入经藏的假修行者，如果再不清醒，依然执迷不悟，那说明这不是业障深重的问题，而是知错不改错上加错公开谤佛毁经的问题，是我们值得思考其是否为波旬魔王体系的问题，当然也有愚昧众生，愚师迷者弟子依然摇旗呐喊，更有甚者，竟然愚痴到了把生死自由，盘腿坐化，肉身不坏的现象，圆寂后拾得舍利子的现象，以及往升佛国净土的现象，都侮辱成佛陀不允许，甚至张冠李戴，把它们说成也是显神通，此类人无缘享受真正的佛法，属于愚痴的可怜众生。
佛法是大神通、大法力、大智慧，圆满无碍，这才是伟大的释迦世尊当年真正的教法。正因为佛陀于灵山法会上，显无上正等正觉大神通，故称佛陀。
说到这里，我本人回光返照，我到底有多大的神通，口口声声谈及神通之妙用？其实，我本人是个惭愧之僧，平淡修行之人，说到神通本事，实在是惭愧惭愧，正因为多年来，利用一切时机，深入经藏，得知神通属于佛教中必不可少的证境现象、游戏三昧，此为经中历历所举，惭愧比丘——我，为维护经藏及佛之教化，而对神通予以阐述，望能带给诸善男女一些善意。
——本文摘录自《我不愿堕地狱》自序
当今末法时期，在这个世界上确有深入经藏，潜心修学的高僧大德，但也有个别活佛、法师以及居士们，他们一提到神通就马上反对，乃至否认神通，认为佛教不讲神通，讲神通就是外道，还找借口说佛陀禁止阿罗汉显神通。其实，佛陀开示阿罗汉不要显神通，是怕阿罗汉著相修真，待步不前。有这样认为的人或说这些话的人是有严重问题的，根本是不了解佛法的本质，误以神通为障而产生了偏误观念，我虽是一个惭愧僧，但也历经三藏深入法义，对这些佛教人士的罪业说法，我只能感叹他们的肤浅，无有正知正见，所以才有如此的愚昧论调。
说这种话的人，实在是不明白佛教中因果的真谛，神通不是讲不讲的问题，它是因果存在证量的显现，有神通就是不讲它也会有，没有神通即使再讲它也没有。如果佛菩萨不讲神通，不用神通，众生就没有办法往生极乐世界，离开神通，根本就谈不上到彼岸，如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以神通驾临，往生者有谁来接引呢？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不以神通而至，难道是跟凡夫一样的速度走路来的吗？
我们可以想一想：释迦世尊住世时，随时应机以神通度脱众生、降伏外道的公案，详记于三藏中真是多得不胜枚举，就如最早期的佛典《杂阿含经》中都记载有诸多神通的事迹，如：一九七经、四零八经、四一一经、四一二经、四一三经、四一四经、五零二经、五零三经、五零五经、五零六经、五七一经……等等，四九四经中更说：“比丘当知，比丘禅思，神通境界，不可思议，是故比丘当勤禅思，学诸神通。”这怎么会是佛教不讲神通呢？这不是公开反对经藏披著佛教外衣的外道吗？就算是口误，不是外道，不了解经藏而造成谤经毁佛，那么应该马上深入经藏，如果不依藏奉行，根本就不是佛弟子。
佛陀授记大目犍连尊者为“神通第一”，难道要把大目犍连尊者改为没有神通，以此来诋毁大目犍连尊者的神通第一吗？神通示现皆是佛法中的游戏三昧，是为利益众生相应因缘而用，佛法中为恐弟子执著神通境界，产生执相偏见，难得般若妙谛，故佛陀教诫行者不可执著神通，归于正知正见，而并非说佛法没有神通，如《楞严经》中五十种阴魔的出显，“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这是法身性空境的对治方法，并不是说没有幻化神通现象，若是一知半解，以讹传讹误认为佛法没有神通，这将是谤佛之罪，毁经之贼，业障之举，是不通经藏的可怜者。
修净土宗的人，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国土功德庄严，化禽演法，风树妙音，那一处不是神通展显？禅宗宣称心外无法，讲求明心见性，视神通为幻化境，是不执神通并非没有神通，自性本具妙有之用，神通乃心性所发，我们为什么不想一想：一代心法大宗师六祖惠能以方巾向地主陈亚仙化地，方巾所展遍盖四方山头，难道禅宗祖师不是在显神通吗？达摩初祖一苇渡江，难道我们说他是坐船吗？这不是神通吗？后辈学子有何话可说？老实的讲，只要大家仔细观察，有一个定律：凡是一开口就反对神通的人，此人绝对无证量、无妙有，因此决定没有神通，只有空谈理论，来遮盖自己的短处，这也是出于他们没有办法的办法，其实这已经脱离了修行，犯了谤经毁佛的大罪。
某些人讲话是很可怜的，只能骗骗没有深入经藏的佛弟子，我们就拿佛陀来说，他老人家为什么遣十大声闻弟子问疾，而让维摩尊者展示神通予以教化他们呢？因为证果声闻未能回心，如高原陆地不生莲华，所以维摩尊者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托疾说法，显其胜德，令乐二乘者鄙小慕大，舍劣修胜，证大神通，开大智慧，这正是佛陀老人家让维摩尊者以神通力摄化声闻的本意，这那里是不用显神通？这说明要大成就必须要大神通。
佛陀在世时，随处施以方便神通显化，难道这些人不是在借子辱父吗？伟大的佛陀是外道吗？历代多少祖师们以神通表法，难道他们也是外道吗？现在的佛教界由于难得遇到真正的佛法，故没有神通的现象是普遍的，但不应该自己没有修证，怕提到神通，丢失了脸面，就弃经藏于不顾，讲假话诳骗众生，妄说佛教不讲神通，企图否认神通，难道说当时的神通是合法的，现在的神通是非法的吗？
这些反对神通的人士，应该要静下心来想一想了：自称虔诚学佛，只讲依教奉行，但奉行了数十年后，为什么没有神通境界呢？事实上，正因为未曾深入经藏，迷教而行，走入偏知邪途，曲解楞严，著相阴魔，离性正见之错谬，而造成背祖谤师，辱佛欺圣，故而黑业缠身，当然是毫无证量了。无有证量，何来神通？更无智慧，故于出世法所表，谈妄修真，迷离自性，而自称明心见性，自欺欺人，于世法表相，愚钝顽劣，毫无般若妙智之用，故无有五明之展现，结果是除了空谈理论，谤佛毁经，其他的本事与凡夫无异。
未深入经藏的假修行者，如果再不清醒，依然执迷不悟，那说明这不是业障深重的问题，而是知错不改错上加错公开谤佛毁经的问题，是我们值得思考其是否为波旬魔王体系的问题，当然也有愚昧众生，愚师迷者弟子依然摇旗呐喊，更有甚者，竟然愚痴到了把生死自由，盘腿坐化，肉身不坏的现象，圆寂后拾得舍利子的现象，以及往升佛国净土的现象，都侮辱成佛陀不允许，甚至张冠李戴，把它们说成也是显神通，此类人无缘享受真正的佛法，属于愚痴的可怜众生。
佛法是大神通、大法力、大智慧，圆满无碍，这才是伟大的释迦世尊当年真正的教法。正因为佛陀于灵山法会上，显无上正等正觉大神通，故称佛陀。
说到这里，我本人回光返照，我到底有多大的神通，口口声声谈及神通之妙用？其实，我本人是个惭愧之僧，平淡修行之人，说到神通本事，实在是惭愧惭愧，正因为多年来，利用一切时机，深入经藏，得知神通属于佛教中必不可少的证境现象、游戏三昧，此为经中历历所举，惭愧比丘——我，为维护经藏及佛之教化，而对神通予以阐述，望能带给诸善男女一些善意。
【#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连续11小时的工作结束，踏上归途。高铁车窗外的夕阳西照，淡黄色的阳关透过玻璃上，有踏实温暖的感觉。
看了60多本卷宗，费了很多口舌，观点的碰撞也是可喜的，如果我们听到的一直都是一种声音，再有趣味的案件也会索然无味。允许多元化观点的存在与其说宽容，不如引用一句台词“消除偏见和误会的最好的方法是大声的谈论它”。经过数小时的大声谈论，理念上的冲突虽互不消融，有一点值得肯定，承载着正向价值的流量，才能被不断的涵养与传播。
光线越来越暗了，皖南的稻田正值插秧，水汪汪的田野里碧绿碧绿的，生机盎然。我的眼睛里蔓延着绿色，有几只白鹅在田野里驻足，农舍里袅袅炊烟，简单，自然，乡村的暮色与我心境相契。
此时的皖北正值麦收，看到朋友发来金灿灿的麦田图片，风中的麦浪美的让人想流泪，它让我相信耕耘的喜悦，命运的宽厚与美好。
—-归途 2021 5 28
看了60多本卷宗，费了很多口舌，观点的碰撞也是可喜的，如果我们听到的一直都是一种声音，再有趣味的案件也会索然无味。允许多元化观点的存在与其说宽容，不如引用一句台词“消除偏见和误会的最好的方法是大声的谈论它”。经过数小时的大声谈论，理念上的冲突虽互不消融，有一点值得肯定，承载着正向价值的流量，才能被不断的涵养与传播。
光线越来越暗了，皖南的稻田正值插秧，水汪汪的田野里碧绿碧绿的，生机盎然。我的眼睛里蔓延着绿色，有几只白鹅在田野里驻足，农舍里袅袅炊烟，简单，自然，乡村的暮色与我心境相契。
此时的皖北正值麦收，看到朋友发来金灿灿的麦田图片，风中的麦浪美的让人想流泪，它让我相信耕耘的喜悦，命运的宽厚与美好。
—-归途 2021 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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