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p234/《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寅恪尝谓鸠摩罗什翻译之功 数千年间仅玄奘可以与之抗席 今日中土佛经译本 举世所流行者 如金刚法华之类 莫不出自其手 若言普及 虽慈恩犹不能及 所以致化之故 其文不皆直译 较诸家雅洁应为一主因 但华梵之文 繁简迥不相同 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所谓 胡经尚质 秦人好文 及 胡经委悉 叮咛反复 或三或四 不嫌其繁者是也/《高僧传》 贰鸠摩罗什传云 但改梵为秦 失其藻蔚 虽得大意 殊隔文体 有似嚼饭与人 非徒失味 乃令呕哕yue3也/犹如蚊子翅 扇于须弥山 虽尽其势力 不能令动摇 https://t.cn/RuQ52aU
#中华荐书# 《中华佛教文学史》,孙昌武著,中华书局2021年8月出版。佛教在中国两千年左右的历史发展中,在文学领域发挥了重大影响;而中国文学对于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二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推动对于中国佛教史和中国文学史都是十分重要的方面。本书即专门探讨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学相互影响和交流的诸多现象和问题。
本书原为季羡林、汤一介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华佛教史》之《佛教文学卷》,今加以修订出版,全书分十三个章节,自佛教初传中土时的佛典翻译直至近代文人与佛教,基本按照历史顺序,分门别类地对佛教影响于中国文学的现象加以讨论。对佛教信仰、佛教思想如何作用于中国文人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历史的、概括的描述,堪称作者关于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作者介绍:
孙昌武,男,1937年9月2日生。辽宁营口人。196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曾任日本神户大学、韩国岭南大学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主攻隋唐五代文学、佛教文学;著有《柳宗元传论》、《唐代古文运动通论》、《佛教与中国文学》等著作数十种;译作有《中国的神话传说和古小说》等。
编辑推荐:
1.系统、深入研究佛教传入对中国文学产生的影响,填补了中国佛教史、文学史上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2.内容广泛,题材多样,几乎涵盖佛教所涉及的所有文学领域。
本书原为季羡林、汤一介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华佛教史》之《佛教文学卷》,今加以修订出版,全书分十三个章节,自佛教初传中土时的佛典翻译直至近代文人与佛教,基本按照历史顺序,分门别类地对佛教影响于中国文学的现象加以讨论。对佛教信仰、佛教思想如何作用于中国文人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历史的、概括的描述,堪称作者关于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作者介绍:
孙昌武,男,1937年9月2日生。辽宁营口人。196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曾任日本神户大学、韩国岭南大学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主攻隋唐五代文学、佛教文学;著有《柳宗元传论》、《唐代古文运动通论》、《佛教与中国文学》等著作数十种;译作有《中国的神话传说和古小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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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统、深入研究佛教传入对中国文学产生的影响,填补了中国佛教史、文学史上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2.内容广泛,题材多样,几乎涵盖佛教所涉及的所有文学领域。
【 译场译事 】净宗初祖 慧远
庐山慧远大师,不仅弘扬了净土,还调和了当时的佛经翻译观点。
庐山慧远大师是中国净宗初祖,他曾于庐山东林寺莲池结社,发愿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故而被追认为中国净土的第一代祖师。
庐山慧远大师精通三家学说,他的一生致力于调和三家的矛盾,为传入中国不久的佛教保驾护航。
把慧远大师称为一个“调和派”并没有贬低他的意思,相反,他那种审时度势顾全大局的行为值得每一位学佛后辈敬仰。
庐山慧远大师除了在调和三家,提倡西方极乐净土,提倡般若空观的般舟三昧之外,还在中国的译经史上有着特殊的贡献。
佛教自汉哀帝时期传入中国,初期的佛经并非有印度而来。而是先传入了大月氏、安息、康居等西域国家,由这些国家的僧侣口传心授才来到中土。
早期的佛经翻译全部是口译的形式,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安世高。
安世高的译经方法是“直译”,他主要翻译的是一切有部的阿毗昙学和小乘禅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安般守意经》。
这部经典可以说体现了安世高译经的特点:保持原文意思,体现原文主旨。但是,这种译法也有很大的弊端,就是啰嗦难懂,过于冗长。
这样的缺点使得阅读起来歧义非常大,使人无法准确明了佛意,这样就失去了直译的意义。这种直译法在当时就遭到了一定的批评。
到了三国时期,佛教逐渐本土化,佛经的翻译工作也必须随之本土化。
以往译经的晦涩风格不能很好地为信众理解,因此佛经的翻译工作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意译”。
月氏人支谦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人物,他重译了支娄迦谶翻译的《道行般若经》,改名为《大明度无极经》,并且以自己的风格重新翻译了《首楞严三昧》。
但是他走向了过分追求简洁和华丽的极端,甚至不惜牺牲原文原意,同样存在很大弊端。
庐山慧远横空出世之后,根据道安法师提出的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原则,对直译和意译两种方法进行了调和,也就是“厥中之论”。
虽然他的这一调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佛经的翻译问题。但是作为当时著名的译经家,他的这一倡议直接体现在了庐山东林寺译场翻译的经典上。
他的这一理念不仅充分满足了当时读者的需求,还深刻地影响了当时乃至后世的翻译事业。
庐山慧远大师,不仅弘扬了净土,还调和了当时的佛经翻译观点。
庐山慧远大师是中国净宗初祖,他曾于庐山东林寺莲池结社,发愿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故而被追认为中国净土的第一代祖师。
庐山慧远大师精通三家学说,他的一生致力于调和三家的矛盾,为传入中国不久的佛教保驾护航。
把慧远大师称为一个“调和派”并没有贬低他的意思,相反,他那种审时度势顾全大局的行为值得每一位学佛后辈敬仰。
庐山慧远大师除了在调和三家,提倡西方极乐净土,提倡般若空观的般舟三昧之外,还在中国的译经史上有着特殊的贡献。
佛教自汉哀帝时期传入中国,初期的佛经并非有印度而来。而是先传入了大月氏、安息、康居等西域国家,由这些国家的僧侣口传心授才来到中土。
早期的佛经翻译全部是口译的形式,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安世高。
安世高的译经方法是“直译”,他主要翻译的是一切有部的阿毗昙学和小乘禅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安般守意经》。
这部经典可以说体现了安世高译经的特点:保持原文意思,体现原文主旨。但是,这种译法也有很大的弊端,就是啰嗦难懂,过于冗长。
这样的缺点使得阅读起来歧义非常大,使人无法准确明了佛意,这样就失去了直译的意义。这种直译法在当时就遭到了一定的批评。
到了三国时期,佛教逐渐本土化,佛经的翻译工作也必须随之本土化。
以往译经的晦涩风格不能很好地为信众理解,因此佛经的翻译工作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意译”。
月氏人支谦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人物,他重译了支娄迦谶翻译的《道行般若经》,改名为《大明度无极经》,并且以自己的风格重新翻译了《首楞严三昧》。
但是他走向了过分追求简洁和华丽的极端,甚至不惜牺牲原文原意,同样存在很大弊端。
庐山慧远横空出世之后,根据道安法师提出的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原则,对直译和意译两种方法进行了调和,也就是“厥中之论”。
虽然他的这一调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佛经的翻译问题。但是作为当时著名的译经家,他的这一倡议直接体现在了庐山东林寺译场翻译的经典上。
他的这一理念不仅充分满足了当时读者的需求,还深刻地影响了当时乃至后世的翻译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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