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1淨土宗的修学方法就是念阿弥陀佛，念到我们的心清淨F420——定弘法师
第一句“智慧广大深如海”，这是讲智慧，以智慧为首，到最后第六句的经文是‘惑尽过亡三昧力’，三昧是定，以定做结束。这裡可以看到，佛法真的重视定慧的修学，学佛是以智慧来做先导，不能没有智慧。要度众生，要自己成就，那都是要有智慧才行。我们问，智慧怎麽来的？智慧是从戒定当中得来，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定是什麽意思？底下经文讲的，“内心清淨绝尘劳”，这就是定，定就是清淨心。在淨土宗裡面，是修一心不乱，这就是修清淨心。一切的法门都是修禅定，淨土宗也不例外。淨土宗的修学方法就是念阿弥陀佛，念到我们的心清淨，当然读《无量寿经》也是一样。我们可以通过念佛来修定，也可以通过读经来修定，读经、念佛的目的是把妄想打掉，这个要懂。所以，读经不是为了研究这经裡什麽意思，不需要研究。真正读经的目的就是把心专注在读诵的经文上，不生妄念，这是读经的方法。读一遍这就是修一遍的戒定慧，读经是戒定慧圆修，一次完成。
第一句“智慧广大深如海”，这是讲智慧，以智慧为首，到最后第六句的经文是‘惑尽过亡三昧力’，三昧是定，以定做结束。这裡可以看到，佛法真的重视定慧的修学，学佛是以智慧来做先导，不能没有智慧。要度众生，要自己成就，那都是要有智慧才行。我们问，智慧怎麽来的？智慧是从戒定当中得来，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定是什麽意思？底下经文讲的，“内心清淨绝尘劳”，这就是定，定就是清淨心。在淨土宗裡面，是修一心不乱，这就是修清淨心。一切的法门都是修禅定，淨土宗也不例外。淨土宗的修学方法就是念阿弥陀佛，念到我们的心清淨，当然读《无量寿经》也是一样。我们可以通过念佛来修定，也可以通过读经来修定，读经、念佛的目的是把妄想打掉，这个要懂。所以，读经不是为了研究这经裡什麽意思，不需要研究。真正读经的目的就是把心专注在读诵的经文上，不生妄念，这是读经的方法。读一遍这就是修一遍的戒定慧，读经是戒定慧圆修，一次完成。
【#年轻人还应该做理想主义者吗#理想主义者梁卫星，依然没有与现实和解】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梁卫星提出来的。”北大教授、学者兼精神界的战士、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钱理群说。当年他用一句“北大的学生大都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整个中国刮起风暴，当头棒喝有之，汹汹反驳有之，然而这个词语最初的来源，其实是来自一个叫梁卫星的中学语文老师的自印书《勉为其难的抒写》。
大概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处于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前景倍感困惑之中的北大教授钱理群，突然收到一个叫梁卫星的人寄来的一本自己私下写的集子。在这封寄到北大中文系的信里，唐突的作者介绍自己是湖北仙桃市下辖彭场镇中学的一名高中语文老师。
看完集子里的内容后，钱理群非常吃惊，“一个中学老师，怎么会想这么大的问题，而且是根本性的问题。”
梁卫星属于这样老师中的一员：他们高喊“不跪着教书”，“不相信来自行政部门的评价就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他们正大光明的宣称，“不读教科书以外的书，就无法长成人”，用自编的读本，开办“青春读书课”，培育未来的“读书种子”；他们带着学生集体旅行，感知对土地、对虫鸟万物的热爱；他们最看重作文，但不是因为分数的重量，不去教授“总分总”的万金油法宝，而是告诉学生，所想即所写，言说己意是每个人的权利；他们所有的所想，都是出于恐惧，恐惧下一代的孩子将被套上不自知的枷锁，期望通过阅读和思考，还学生自由。
他给学生讲索尔贝娄、加缪、卡夫卡，讲文学史，也讲哲学和美学。他让学生自己制定班规，无论好学生坏学生都要轮流当班干部，他声称哪有学生上课不开小差，不看课外书，将全班分成十个读书小组，每周规定读完一本课外书，武侠言情皆可，周末再一起交流讨论。他一厢情愿地觉得学生变得温和、理性、深思了，直到一位学生举报了他，将他的课堂言论满满写了十三页，如冷水浇头。
他被认定既不能带高三，也不能当班主任。那时他觉得一辈子就这样了，唯一的爱好成了打麻将，一到寒暑假，几天几夜不下桌，喷吐的香烟在房间里盘成厚厚的云团。然而新世纪来临，网络兴起，在那个互联网的古早时代，他发现了自己写作的天赋，找到了表达的出口。他写起文学评论、时评、杂感，竟然都薄有微名，后来，朋友们说他还可以写小说。
就这样，梁卫星的小说《成人之美兮》问世了。在这本书里，形态各异的老师纷然登场，有掌握权力的教研组长，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者，喜欢将“既然不能反抗，那就享受”挂在嘴边，最后身败名裂；有以清高自居的一校名师，刚才还激情批判世道人心，转脸又振振有词收取学生的资料费；有收藏黄段子如机器猫一般的男老师，下了课便插科打诨；还有当了一辈子老师的老实人，最会“五哄”：在家里，哄老婆；在学校，上哄校长，下哄同事；在教室，哄学生；在外面，哄家长。笑意堆积得如同早晨吃的花卷。
小说真正的主角是一位姓海，名无言的中年教师。 海老师是办公室中的另类，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对任何有关教学的讨论不发一言，他奉行“不作为”主义：不参与学校的评优，不当班主任。除了几节课，办公室里的日常敷衍，他独来独往，用消极的方式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一座孤岛。
但这同时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先是劝年轻的老师们认清现实，宁愿他们随波逐流，但又将关于这份职业最黑暗的部分告诉他们，让年轻人自己选择；他总是说自己只想求一份生活，早就不在乎什么，最后却毅然离开了学校，宁愿去摆路边摊；他还说教育什么也改变不了，不要想得那么天真又浪漫，但在课堂上，他又总想说些多余的话，他说从最基本的语词，也能抵达真实的人生，布置的作业是让学生去思考词语被遮蔽的含义。
书出版后得到了不错的声名，梁卫星在学校的地位原本被以为能得到提升，没想到却适得其反。当时的学校的领导和老师觉得这书是以他们为原型，把他从普通班调去给体育班上课。没有人明确说调动属于惩罚的一种。只是调去体育班的老师，要么临近退休，要么就像另一位老师，调去的时候被传言“精神有点状况”。
“这个书写了后，同事里面，有对号入座的，但没有对号入座里面好老师的，说哎呀，这人写得这么牛逼，那是我，没有。有的是，这人被黑成这样，那是我。
有一个老师，算是我最好的读者，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对这个书绝对是刻骨铭心，他自己对号入座，觉得我是污蔑他诽谤他，他疯到什么地步，每一句话，他觉得我在写谁，一句句找出来，标明这个是写你，那个是写他，然后给学校里这些老师一个个发，给校长也发，标出我写他们的地方。”
后来，体育班也停掉了，不再给他排课，梁卫星只能领基本工资，没事可做。某种程度上，梁卫星获得了他想要的自由，不会再有人通知他去开会，不会再有人给他记考勤，既不会再有家长追着要给他送礼（他将这视为一种侮辱），也不会再有家长去告状，怕他教坏学生。如今，他连学校都不用去了。
梁卫星说自己一生愧疚的事很多，最愧疚的就是对自己的女儿。
“年轻时候不懂事，对孩子的教育全是理想主义，我没让她补过一次课，没有学过任何一种特长，有时间都让她休息。我没条件让她出国，但走国内这条路，我又没按规矩来，怎么可能考得过人家小孩从小学一直补到高中？所以她成绩不好，我怎么开解她都没用，我给她传播很多东西，没用。教室里面自有一套评判机制。
大学以后，我慢慢和她沟通，才知道教育对她伤害太深了，其实就是自卑嘛，自卑之后就彻底对自己没有信心，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彻底没信心的人是很卑怯的。女儿说她怪过我。希望我没有那么特立独行。我非常内疚，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家里人，特别是对不起女儿，这辈子我做什么都是失败的。”
这就是梁卫星的故事，许多事上他都失败了，他是老师但不再能上课，他是小说家但不再有小说问世，他有过民间思想者的称号，但当下的公共场域早已遗忘了他，如今，他还说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曾经相信的东西似乎都辜负了他。在十年的漫长日子里，梁卫星被生活悬置，动弹不得，他一次次确信曾经的选择，又一次次怀疑曾经的自己，他是怯懦的但并非没有勇气，他是愚蠢的但并非不够天真，他只是失败了。当痛苦降临，一切变得混沌不清，模糊难理，他就逃向玄幻小说。
曾经有一个寂寂的夜晚，梁卫星从床上爬起来，他没有再自欺欺人，沉溺玄幻小说，而是打开灯，细细读起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我坐在窗前》，他喜欢这首：
我忠诚于这二流的时代，
并骄傲的承认，我最好的想法
也属二流，但愿未来将它们视作
我挣脱窒息的纪念。
#洞见计划#阅读梁卫星的完整故事请点击：https://t.cn/A6MpN3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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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集子里的内容后，钱理群非常吃惊，“一个中学老师，怎么会想这么大的问题，而且是根本性的问题。”
梁卫星属于这样老师中的一员：他们高喊“不跪着教书”，“不相信来自行政部门的评价就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他们正大光明的宣称，“不读教科书以外的书，就无法长成人”，用自编的读本，开办“青春读书课”，培育未来的“读书种子”；他们带着学生集体旅行，感知对土地、对虫鸟万物的热爱；他们最看重作文，但不是因为分数的重量，不去教授“总分总”的万金油法宝，而是告诉学生，所想即所写，言说己意是每个人的权利；他们所有的所想，都是出于恐惧，恐惧下一代的孩子将被套上不自知的枷锁，期望通过阅读和思考，还学生自由。
他给学生讲索尔贝娄、加缪、卡夫卡，讲文学史，也讲哲学和美学。他让学生自己制定班规，无论好学生坏学生都要轮流当班干部，他声称哪有学生上课不开小差，不看课外书，将全班分成十个读书小组，每周规定读完一本课外书，武侠言情皆可，周末再一起交流讨论。他一厢情愿地觉得学生变得温和、理性、深思了，直到一位学生举报了他，将他的课堂言论满满写了十三页，如冷水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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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同时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先是劝年轻的老师们认清现实，宁愿他们随波逐流，但又将关于这份职业最黑暗的部分告诉他们，让年轻人自己选择；他总是说自己只想求一份生活，早就不在乎什么，最后却毅然离开了学校，宁愿去摆路边摊；他还说教育什么也改变不了，不要想得那么天真又浪漫，但在课堂上，他又总想说些多余的话，他说从最基本的语词，也能抵达真实的人生，布置的作业是让学生去思考词语被遮蔽的含义。
书出版后得到了不错的声名，梁卫星在学校的地位原本被以为能得到提升，没想到却适得其反。当时的学校的领导和老师觉得这书是以他们为原型，把他从普通班调去给体育班上课。没有人明确说调动属于惩罚的一种。只是调去体育班的老师，要么临近退休，要么就像另一位老师，调去的时候被传言“精神有点状况”。
“这个书写了后，同事里面，有对号入座的，但没有对号入座里面好老师的，说哎呀，这人写得这么牛逼，那是我，没有。有的是，这人被黑成这样，那是我。
有一个老师，算是我最好的读者，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对这个书绝对是刻骨铭心，他自己对号入座，觉得我是污蔑他诽谤他，他疯到什么地步，每一句话，他觉得我在写谁，一句句找出来，标明这个是写你，那个是写他，然后给学校里这些老师一个个发，给校长也发，标出我写他们的地方。”
后来，体育班也停掉了，不再给他排课，梁卫星只能领基本工资，没事可做。某种程度上，梁卫星获得了他想要的自由，不会再有人通知他去开会，不会再有人给他记考勤，既不会再有家长追着要给他送礼（他将这视为一种侮辱），也不会再有家长去告状，怕他教坏学生。如今，他连学校都不用去了。
梁卫星说自己一生愧疚的事很多，最愧疚的就是对自己的女儿。
“年轻时候不懂事，对孩子的教育全是理想主义，我没让她补过一次课，没有学过任何一种特长，有时间都让她休息。我没条件让她出国，但走国内这条路，我又没按规矩来，怎么可能考得过人家小孩从小学一直补到高中？所以她成绩不好，我怎么开解她都没用，我给她传播很多东西，没用。教室里面自有一套评判机制。
大学以后，我慢慢和她沟通，才知道教育对她伤害太深了，其实就是自卑嘛，自卑之后就彻底对自己没有信心，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彻底没信心的人是很卑怯的。女儿说她怪过我。希望我没有那么特立独行。我非常内疚，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家里人，特别是对不起女儿，这辈子我做什么都是失败的。”
这就是梁卫星的故事，许多事上他都失败了，他是老师但不再能上课，他是小说家但不再有小说问世，他有过民间思想者的称号，但当下的公共场域早已遗忘了他，如今，他还说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曾经相信的东西似乎都辜负了他。在十年的漫长日子里，梁卫星被生活悬置，动弹不得，他一次次确信曾经的选择，又一次次怀疑曾经的自己，他是怯懦的但并非没有勇气，他是愚蠢的但并非不够天真，他只是失败了。当痛苦降临，一切变得混沌不清，模糊难理，他就逃向玄幻小说。
曾经有一个寂寂的夜晚，梁卫星从床上爬起来，他没有再自欺欺人，沉溺玄幻小说，而是打开灯，细细读起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我坐在窗前》，他喜欢这首：
我忠诚于这二流的时代，
并骄傲的承认，我最好的想法
也属二流，但愿未来将它们视作
我挣脱窒息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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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灭亡之后，明朝为什么不把元的所有疆域都恢复过来？】
明朝打败元朝，已经是一种幸运，更遑论恢复元朝的所有疆域了。
而且，元朝的疆域也仅是地图疆域、名元朝义疆域，或者说曾经打下来的疆域。
大蒙古帝国，巅峰之后便立即跳水。
灭掉南宋之后，蒙古人遭遇了边际收益递减的问题。南宋以外的地方，蒙古人勉强还能打下来，但成本已经急剧上升。
这时候，即便能打下来，蒙古人也很难在当地建立统治。
帝国包容多样性，但包容多样性的帝国必须要有一个故事、一个政治秩序。罗马帝国要有罗马的帝国故事、要有罗马的政治秩序。
大蒙古帝国，也要遵循这个帝国定律。
所以，包容多样性的帝国，也要用自己的故事和政治秩序抹平多样性。
于是，帝国的单一性与地区的多样性，就形成了一对矛盾。
大蒙古帝国以及大元帝国，不可避免地遭遇了这对矛盾。而且，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人并没有解决这个矛盾的能力。
蒙古人虽然武功卓著，却文治匮乏。除了军事，他们的一切都是落后的。蒙古人面对自己打下来的庞大疆域，只有两条路可以选：
一条是保持传统，蒙古人还是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人。然而，这种马背上的蒙古人却无法在当地建立统治，最后只能退回草原。
一条是融入当地，蒙古人变成了波斯人、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然而，这种被同化的蒙古人已经不是当初的蒙古人了。
于是，地域和民族的多样性，压倒了帝国的单一性。这是巅峰之后的蒙古人，所必然遭遇到的趋势。
这是趋势，而不再仅仅是个矛盾或问题。
在东方，大元帝国在保持传统和融入当地的纠结中，就被更具当地特色的大明帝国消灭掉了。
在西方，大元帝国倒下的11年前，旭烈兀建立伊利汗国先是迅速突厥化，也就是融入了当地，但随即又被更具当地特色的各方力量所肢解。
在中部，身处四战之地的察合台汗国，在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金帐汗国和大元帝国的包围打击之下，快速分裂。西察合台出现了突厥化，崛起了帖木儿帝国。东察合台虽然被灭，但保持了蒙古传统，一直持续到清朝。
在北方，金帐汗国存在了两百多年，虽然努力融入当地，却还是无法得到俄罗斯王公们的认同。先是分裂为喀山、阿斯特拉罕、克里米亚等一些小的汗国，后来又被崛起的俄罗斯逐渐吞并。
就大元帝国来说，其最大的贡献就是扩大了当今中国版图的基本盘。甚至，我们都可以说，现代中国的南方界限是蒙古人划定的。
赵匡胤玉斧一劈，放弃了大渡河以外的土地。所以，宋以后，这些地方就是外国。但是，蒙古人重新把云南和西藏纳入了中国版图。
灭掉南宋之后，蒙古人也向东南亚进行了扩张，却都遭遇了失败。而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蒙古人变弱了，而是因为边际成本已经无法被边际收益所抹平。
蒙古人试图从海上进攻越南南部的战婆，但遭遇了占婆人的坚壁清野；还试图从越南北部的安南进攻占婆，却被安南两次击败。
蒙古人还进攻过缅甸和泰国，但最后都无法在当地建立统治，最后只能悻悻退回。蒙古人进攻过爪哇，但也没有成功。
凡是蒙古人打下来的地方，几乎都被纳入当今中国的版图；而凡是蒙古人没有打下来的地方，几乎都成了外国。
至于更东方的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
朝鲜仅是臣服，却说不上征服。因为朝鲜的内部反抗势力始终没有被消灭。忽必烈两次进攻日本，却都以失败告终。
不是朝鲜和日本的实力有多强，也不是蒙古人的力量跳水了，甚至都不能说这两个国家的运气有多好。真正的原因就是帝国扩张是有成本的。当扩张收益不足以抹平扩张成本的时候，扩张总会遭遇失败。
至于明朝打败元朝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边际成本太高、边际收益不足，蒙古人无法有效统治中国南方。
所以，大元帝国最先失去控制的地方，是中国南方。具体来说，就是南宋曾经统治过的地方。
“崖山之后无中国”，一批南宋精英葬身海底了。但是，精英们的衣钵魂魄并未消失，两宋王朝的国族意识一直非常强悍。
开始，仅是一些不满元朝统治的小碎片，在农民起义中，自发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割据政权或军事力量。这些人首先要反的，就是元朝。
随后，这些小碎片开始上演战国争霸，逐渐汇集形成了几个大的军阀，长江上游的明玉珍、长江中游的陈友谅、长江下游的朱元璋、苏浙一带的张士诚以及浙江南部的方国珍。
长江流域，是当时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同时，长江流域更南，还有两个忠于元朝的军阀，福建的陈友定和广东的何真。但这两个军阀不仅本身处于边缘地带，而且根本无力扭转形势。
最后，战国争霸后，朱元璋胜出，成功锁定了除四川以外的整个中国南方。
而明朝打败元朝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多样性与单一性的矛盾。
相对大蒙古帝国和大元帝国的单一性，更具文明优势的中原多样性开始集中力量，发动统一战争。
历代统一战争，都是从北向南。只有明朝统一，是从南向北。前者是儒家情境下的地理胜出和实力胜出；后者则是中原农耕文明对草原游牧文明的竞争胜出。
朱元璋北伐，与东晋的刘裕北伐，都是首先从山东开始。因为锁定山东之后，便可对河南、河北发动最高效率的进攻。
历史总是押着同样的韵脚。
不是历史故意追求相似的韵脚，而是历史也要算经济账。大家都会选择最高效率的那个韵脚。
占领山东与河南之后，明朝军队终于踏上了河北大地，并直取元大都。在封锁燕山山脉之后，朱元璋就可以关起门来重整山河，而元朝的统治也就只能落幕收场。
从河北平原出击山西高地、从山西高地出击关中形胜。大明的统一攻略，与历代王朝的统一攻略，几乎截然相反。
在明朝面前，什么关中铁律吊打中原、什么山西高地俯瞰四方，全都成了纸上谈兵。但是，这些个纸上谈兵恰恰是效率最高的方式。
为什么明朝要反其道而行之？
大趋势的从南扫北，就一定会遭遇这种被动局面。大明帝国只能逆天操作。而大元帝国，只要不放弃山西高地，就有望重新收拾中原山河。
但是，就像伊利汗国、金帐汗国的覆灭一样，蒙古人在东亚只能覆灭的更为彻底。
到底是保持传统还是融入当地，蒙古人始终纠结。在纠结之中，大元帝国不仅无力提前终结南方混战，而且还在自我消耗中无力抵挡明朝的进攻。
而大明却不存在这种纠结。目标就是取代大元，使命就是驱除鞑虏。
但是，朱元璋的大明仅仅是要对标宋朝吗？
大明的野心，不止于此。大明要继承蒙古大元的全部政治遗产。所以，朱元璋和朱棣父子就不会允许北元的存在。天无二日，大明一定要穷追漠北。
然而，随着大明的疆域扩大到极限，大蒙古国与大元帝国所遭遇的问题，也会成为明朝的问题。
明朝超过元朝的地方，就是对越南进攻。元朝在越南一败涂地，但明朝曾经占领了云南，且建立了交趾布政司。
但交趾布政司也就存在了20余年。
一是因为朱元璋划定了不征之国，这跟赵匡胤斧劈大渡河是一个套路；二是因为明朝也遭遇了边际收益递减的问题，简单说就是经济上不划算。
我们不要以现代为基准算经济账，而要以古代为基准算经济账。如果大明定都南京，那么，就有可能保住交趾布政司。你看东吴就行了。但是，大明定都北京了，那么，交趾承铉布政司就一定要让位于草原事务。
地理远近，决定了打击半径。打击半径，也就决定了扩张的成本和效益。在当时，就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大明是个帝国，而宋朝只是个王朝。大明有征服草原世界的雄心壮志和努力尝试，而宋朝却在这方面明显不足。
至于明朝为什么不能恢复大元的全部疆域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前提就不成立。
因为除了蒙古地区外，大明几乎全部恢复了大元的全部疆域。甚至，更胜一筹，一度还把军事力量和统治秩序投放到了越南。
那么，西部的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和金帐汗国呢？
这些个地方，勉强属于大蒙古帝国。元朝仅是大蒙古帝国的宗主国。但忽必烈之后，大元这个宗主也就名存实亡了。这些汗国不仅不服宗主，而且还要进攻宗主。到了后来，这些汗国不在进攻大元、也不闹事了，因为自顾不暇。
明朝只能继承大元的政治遗产，却无力超越大元，猛追大蒙古帝国了。
但是，大蒙古帝国也仅是一个空头支票，停留在概念里，都是蒙古人统治，却根本无法落地，形成统一帝国。
那么，明朝为什么不能继续向西，成就一个明朝版的大蒙古国呢？
明朝和元朝一样，故事的公约性还不够大，政治秩序也就难以继续投送了。
甚至，明朝比蒙古还不如。
因为明朝讲的是儒家故事、建的是儒家秩序。这个故事、这套秩序，连蒙古草原都难以控制。
而真正实现中原和草原一统，以及重收汉唐故土西域，还要等到清朝出手。在近代，清朝不成功，因为老大帝国这艘巨轮难以轻易转向。而在古代，清朝很成功，因为清朝已经把中央帝国的统治边界扩展到了极限。
#这就是中国风##遇见艺术##艺术公开课#
明朝打败元朝，已经是一种幸运，更遑论恢复元朝的所有疆域了。
而且，元朝的疆域也仅是地图疆域、名元朝义疆域，或者说曾经打下来的疆域。
大蒙古帝国，巅峰之后便立即跳水。
灭掉南宋之后，蒙古人遭遇了边际收益递减的问题。南宋以外的地方，蒙古人勉强还能打下来，但成本已经急剧上升。
这时候，即便能打下来，蒙古人也很难在当地建立统治。
帝国包容多样性，但包容多样性的帝国必须要有一个故事、一个政治秩序。罗马帝国要有罗马的帝国故事、要有罗马的政治秩序。
大蒙古帝国，也要遵循这个帝国定律。
所以，包容多样性的帝国，也要用自己的故事和政治秩序抹平多样性。
于是，帝国的单一性与地区的多样性，就形成了一对矛盾。
大蒙古帝国以及大元帝国，不可避免地遭遇了这对矛盾。而且，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人并没有解决这个矛盾的能力。
蒙古人虽然武功卓著，却文治匮乏。除了军事，他们的一切都是落后的。蒙古人面对自己打下来的庞大疆域，只有两条路可以选：
一条是保持传统，蒙古人还是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人。然而，这种马背上的蒙古人却无法在当地建立统治，最后只能退回草原。
一条是融入当地，蒙古人变成了波斯人、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然而，这种被同化的蒙古人已经不是当初的蒙古人了。
于是，地域和民族的多样性，压倒了帝国的单一性。这是巅峰之后的蒙古人，所必然遭遇到的趋势。
这是趋势，而不再仅仅是个矛盾或问题。
在东方，大元帝国在保持传统和融入当地的纠结中，就被更具当地特色的大明帝国消灭掉了。
在西方，大元帝国倒下的11年前，旭烈兀建立伊利汗国先是迅速突厥化，也就是融入了当地，但随即又被更具当地特色的各方力量所肢解。
在中部，身处四战之地的察合台汗国，在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金帐汗国和大元帝国的包围打击之下，快速分裂。西察合台出现了突厥化，崛起了帖木儿帝国。东察合台虽然被灭，但保持了蒙古传统，一直持续到清朝。
在北方，金帐汗国存在了两百多年，虽然努力融入当地，却还是无法得到俄罗斯王公们的认同。先是分裂为喀山、阿斯特拉罕、克里米亚等一些小的汗国，后来又被崛起的俄罗斯逐渐吞并。
就大元帝国来说，其最大的贡献就是扩大了当今中国版图的基本盘。甚至，我们都可以说，现代中国的南方界限是蒙古人划定的。
赵匡胤玉斧一劈，放弃了大渡河以外的土地。所以，宋以后，这些地方就是外国。但是，蒙古人重新把云南和西藏纳入了中国版图。
灭掉南宋之后，蒙古人也向东南亚进行了扩张，却都遭遇了失败。而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蒙古人变弱了，而是因为边际成本已经无法被边际收益所抹平。
蒙古人试图从海上进攻越南南部的战婆，但遭遇了占婆人的坚壁清野；还试图从越南北部的安南进攻占婆，却被安南两次击败。
蒙古人还进攻过缅甸和泰国，但最后都无法在当地建立统治，最后只能悻悻退回。蒙古人进攻过爪哇，但也没有成功。
凡是蒙古人打下来的地方，几乎都被纳入当今中国的版图；而凡是蒙古人没有打下来的地方，几乎都成了外国。
至于更东方的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
朝鲜仅是臣服，却说不上征服。因为朝鲜的内部反抗势力始终没有被消灭。忽必烈两次进攻日本，却都以失败告终。
不是朝鲜和日本的实力有多强，也不是蒙古人的力量跳水了，甚至都不能说这两个国家的运气有多好。真正的原因就是帝国扩张是有成本的。当扩张收益不足以抹平扩张成本的时候，扩张总会遭遇失败。
至于明朝打败元朝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边际成本太高、边际收益不足，蒙古人无法有效统治中国南方。
所以，大元帝国最先失去控制的地方，是中国南方。具体来说，就是南宋曾经统治过的地方。
“崖山之后无中国”，一批南宋精英葬身海底了。但是，精英们的衣钵魂魄并未消失，两宋王朝的国族意识一直非常强悍。
开始，仅是一些不满元朝统治的小碎片，在农民起义中，自发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割据政权或军事力量。这些人首先要反的，就是元朝。
随后，这些小碎片开始上演战国争霸，逐渐汇集形成了几个大的军阀，长江上游的明玉珍、长江中游的陈友谅、长江下游的朱元璋、苏浙一带的张士诚以及浙江南部的方国珍。
长江流域，是当时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同时，长江流域更南，还有两个忠于元朝的军阀，福建的陈友定和广东的何真。但这两个军阀不仅本身处于边缘地带，而且根本无力扭转形势。
最后，战国争霸后，朱元璋胜出，成功锁定了除四川以外的整个中国南方。
而明朝打败元朝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多样性与单一性的矛盾。
相对大蒙古帝国和大元帝国的单一性，更具文明优势的中原多样性开始集中力量，发动统一战争。
历代统一战争，都是从北向南。只有明朝统一，是从南向北。前者是儒家情境下的地理胜出和实力胜出；后者则是中原农耕文明对草原游牧文明的竞争胜出。
朱元璋北伐，与东晋的刘裕北伐，都是首先从山东开始。因为锁定山东之后，便可对河南、河北发动最高效率的进攻。
历史总是押着同样的韵脚。
不是历史故意追求相似的韵脚，而是历史也要算经济账。大家都会选择最高效率的那个韵脚。
占领山东与河南之后，明朝军队终于踏上了河北大地，并直取元大都。在封锁燕山山脉之后，朱元璋就可以关起门来重整山河，而元朝的统治也就只能落幕收场。
从河北平原出击山西高地、从山西高地出击关中形胜。大明的统一攻略，与历代王朝的统一攻略，几乎截然相反。
在明朝面前，什么关中铁律吊打中原、什么山西高地俯瞰四方，全都成了纸上谈兵。但是，这些个纸上谈兵恰恰是效率最高的方式。
为什么明朝要反其道而行之？
大趋势的从南扫北，就一定会遭遇这种被动局面。大明帝国只能逆天操作。而大元帝国，只要不放弃山西高地，就有望重新收拾中原山河。
但是，就像伊利汗国、金帐汗国的覆灭一样，蒙古人在东亚只能覆灭的更为彻底。
到底是保持传统还是融入当地，蒙古人始终纠结。在纠结之中，大元帝国不仅无力提前终结南方混战，而且还在自我消耗中无力抵挡明朝的进攻。
而大明却不存在这种纠结。目标就是取代大元，使命就是驱除鞑虏。
但是，朱元璋的大明仅仅是要对标宋朝吗？
大明的野心，不止于此。大明要继承蒙古大元的全部政治遗产。所以，朱元璋和朱棣父子就不会允许北元的存在。天无二日，大明一定要穷追漠北。
然而，随着大明的疆域扩大到极限，大蒙古国与大元帝国所遭遇的问题，也会成为明朝的问题。
明朝超过元朝的地方，就是对越南进攻。元朝在越南一败涂地，但明朝曾经占领了云南，且建立了交趾布政司。
但交趾布政司也就存在了20余年。
一是因为朱元璋划定了不征之国，这跟赵匡胤斧劈大渡河是一个套路；二是因为明朝也遭遇了边际收益递减的问题，简单说就是经济上不划算。
我们不要以现代为基准算经济账，而要以古代为基准算经济账。如果大明定都南京，那么，就有可能保住交趾布政司。你看东吴就行了。但是，大明定都北京了，那么，交趾承铉布政司就一定要让位于草原事务。
地理远近，决定了打击半径。打击半径，也就决定了扩张的成本和效益。在当时，就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大明是个帝国，而宋朝只是个王朝。大明有征服草原世界的雄心壮志和努力尝试，而宋朝却在这方面明显不足。
至于明朝为什么不能恢复大元的全部疆域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前提就不成立。
因为除了蒙古地区外，大明几乎全部恢复了大元的全部疆域。甚至，更胜一筹，一度还把军事力量和统治秩序投放到了越南。
那么，西部的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和金帐汗国呢？
这些个地方，勉强属于大蒙古帝国。元朝仅是大蒙古帝国的宗主国。但忽必烈之后，大元这个宗主也就名存实亡了。这些汗国不仅不服宗主，而且还要进攻宗主。到了后来，这些汗国不在进攻大元、也不闹事了，因为自顾不暇。
明朝只能继承大元的政治遗产，却无力超越大元，猛追大蒙古帝国了。
但是，大蒙古帝国也仅是一个空头支票，停留在概念里，都是蒙古人统治，却根本无法落地，形成统一帝国。
那么，明朝为什么不能继续向西，成就一个明朝版的大蒙古国呢？
明朝和元朝一样，故事的公约性还不够大，政治秩序也就难以继续投送了。
甚至，明朝比蒙古还不如。
因为明朝讲的是儒家故事、建的是儒家秩序。这个故事、这套秩序，连蒙古草原都难以控制。
而真正实现中原和草原一统，以及重收汉唐故土西域，还要等到清朝出手。在近代，清朝不成功，因为老大帝国这艘巨轮难以轻易转向。而在古代，清朝很成功，因为清朝已经把中央帝国的统治边界扩展到了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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