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界及报界的编辑、记者、作家的收入
除了教师阶层,清末民初兴起的报社、出版社编辑、记者和作家等群体作为新型知识分子也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他们的收入同样存在多样性、差异性的特点。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曾对民国初年报界编辑、记者等群体的收入做过系统总结:报馆总理月薪约在300元左右,总编辑(总主笔)在150元至300元之间,编辑长约150元,编辑长之下有要闻编辑、地方新闻编辑和本埠编辑等,均为80元左右,副刊编辑则在60元左右;记者因职务性质、重要程度不同,收入也大不相同,特派员因专事发电或专事通信,月薪在100元左右,特约通信员多以篇计资,每文一篇约10元,驻在国内各要埠的访员专任者约40元,兼任者仅10元,本埠的特别访员在40元至60元之间,普通访员则在10元至30元之间;此外,缮译人员50元至80元,校对、译电人员在20元左右。可见,在报社各类人员内部,收入因工作性质和重要程度而异,那些“任务繁剧,责任重大,或具专门技巧者,其酬报自较高”。
以上所说只是大体状况,不同报社、出版社、书局因自身经济情况不同,所发薪资也大为不同。张静庐在1915年任天津《公民日报》副刊编辑时就接到报社来信,称“因社中经费支绌,请半尽义务,月致车费四十金”,1920年张静庐任泰东书局编辑时,更因书局经济困难,“每个月可拿到20元左右,但得三元二元分几次在柜上领取”,可见经济之窘迫。相比而言,实力雄厚、影响力大的商务印书馆对职员所发薪资就高出不少。在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的日记中随处可见多条涉及用人和薪金的内容,如张在6月18日记中“王雷夏约到馆,薪水月五六十元”,1913年4月2日记中“托李拔可约诸真长,请任编辑,月薪八十元”。对于那些学历高、名气大、特别是在学界政界有影响力的人,商务印书馆更是不惜重金聘请:对邵裴子的聘金为160元到200元,蒋梦麟的聘金为200元到250元,胡适的聘金更是达到300元,相当于报馆经理的收入。
此外,一些文人、学者还通过编译书籍获取一定的生活收入。丁文江编写《动物学》一书,“全书计润400元”,“亲蘅茫编《代数》《几何》,700元”,“景阳编《三角》,400元”,收入都颇为可观。对于编译著作的稿酬,出版社有着明确的规定,商务印书馆的标准是“最高等千字三元,次二元五角,次二元”,1913年周作人将翻译的小说《黄蔷薇》送至商务印书馆,就以每千字2元得到了60元的稿酬。但这一标准显然不适用于那些知识精英,学识越丰、名声越大的作者稿酬自然越高。1918年胡适对商务印书馆所投《东方》一稿就被允以千字6元,而“梁启超在《东方杂志》发表的文章,稿酬竟达千字20元”。
三、工人群体的收入水平
工人作为社会的下层民众,不仅收入低下,且工作时间长、环境差,生活条件十分恶劣。1920年5月1日,《新青年》推出劳动节纪念号,详细记载了对各地各行业工人的调查情况,为我们了解当时工人群体的收入水平提供了参考资料。以下列举各主要城市中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行业的工人收入情况:1、丝厂:无锡丝厂工人工资最大每日三角五分,最小每日八分;上海丝厂工人最多三角六分到四角,最低约一角五分。2、纱厂:无锡纺纱厂工人工资最大每日三角五分,最小一角;上海纱厂工头每月约二十元,工人每日三角左右。3、织布厂:上海织布厂工人最多每日二角六分,最少每日八分。4、面粉厂:北京面粉厂工人每月七八元至十一二元;无锡面粉厂工头每月约二十元,工人最大十元,最小四元。5、榨油厂:无锡榨油厂工人每月最多十八元,最少十元。6、自来水厂:北京自来水厂工人每月八元至十一元;上海自来水厂工人九元到十六元不等。7、印刷厂:上海印刷厂工人多为每月七八元、十元左右;北京财政部印刷局职工八元至十五元不等。8、造币厂:天津造币厂工人中,日支三四角者居最多数。9、矿务局:唐山开滦矿务局工人中,头等气电机匠每日一元至一元八角五分,二等气电机匠二角五分至一元,井上小工二角至二角五分,井下小工二角五分至三角五分。10、铁路工人:唐山京奉路制造厂工人中,匠目、工匠每日三角至一元八角,工徒自二角二分起,每年增薪一次。
可以看出,民国初年工人群体的收入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间的差异并不大,差异主要来自行业内部。一般来说,高级技工每月收入为数十元,工头为20元左右,而普通工人基本处于日入三四角,月入10元左右的收入水平。这样的收入水平若仅用于个人生活尚可自足,要赡养家庭则显得捉襟见肘。1917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在对曹家渡的调查中发现“工人支持五口之家月须15元”,而针对普通工人10元左右的月收入,他们得出“非有一人以上在外谋生不可”的结论。收入如此之低,家用尚且不敷,每日却要连续工作十余小时,有些工人还遭受包工头的盘剥压榨,工人群体的生活水平之低可想而知。
除了教师阶层,清末民初兴起的报社、出版社编辑、记者和作家等群体作为新型知识分子也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他们的收入同样存在多样性、差异性的特点。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曾对民国初年报界编辑、记者等群体的收入做过系统总结:报馆总理月薪约在300元左右,总编辑(总主笔)在150元至300元之间,编辑长约150元,编辑长之下有要闻编辑、地方新闻编辑和本埠编辑等,均为80元左右,副刊编辑则在60元左右;记者因职务性质、重要程度不同,收入也大不相同,特派员因专事发电或专事通信,月薪在100元左右,特约通信员多以篇计资,每文一篇约10元,驻在国内各要埠的访员专任者约40元,兼任者仅10元,本埠的特别访员在40元至60元之间,普通访员则在10元至30元之间;此外,缮译人员50元至80元,校对、译电人员在20元左右。可见,在报社各类人员内部,收入因工作性质和重要程度而异,那些“任务繁剧,责任重大,或具专门技巧者,其酬报自较高”。
以上所说只是大体状况,不同报社、出版社、书局因自身经济情况不同,所发薪资也大为不同。张静庐在1915年任天津《公民日报》副刊编辑时就接到报社来信,称“因社中经费支绌,请半尽义务,月致车费四十金”,1920年张静庐任泰东书局编辑时,更因书局经济困难,“每个月可拿到20元左右,但得三元二元分几次在柜上领取”,可见经济之窘迫。相比而言,实力雄厚、影响力大的商务印书馆对职员所发薪资就高出不少。在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的日记中随处可见多条涉及用人和薪金的内容,如张在6月18日记中“王雷夏约到馆,薪水月五六十元”,1913年4月2日记中“托李拔可约诸真长,请任编辑,月薪八十元”。对于那些学历高、名气大、特别是在学界政界有影响力的人,商务印书馆更是不惜重金聘请:对邵裴子的聘金为160元到200元,蒋梦麟的聘金为200元到250元,胡适的聘金更是达到300元,相当于报馆经理的收入。
此外,一些文人、学者还通过编译书籍获取一定的生活收入。丁文江编写《动物学》一书,“全书计润400元”,“亲蘅茫编《代数》《几何》,700元”,“景阳编《三角》,400元”,收入都颇为可观。对于编译著作的稿酬,出版社有着明确的规定,商务印书馆的标准是“最高等千字三元,次二元五角,次二元”,1913年周作人将翻译的小说《黄蔷薇》送至商务印书馆,就以每千字2元得到了60元的稿酬。但这一标准显然不适用于那些知识精英,学识越丰、名声越大的作者稿酬自然越高。1918年胡适对商务印书馆所投《东方》一稿就被允以千字6元,而“梁启超在《东方杂志》发表的文章,稿酬竟达千字20元”。
三、工人群体的收入水平
工人作为社会的下层民众,不仅收入低下,且工作时间长、环境差,生活条件十分恶劣。1920年5月1日,《新青年》推出劳动节纪念号,详细记载了对各地各行业工人的调查情况,为我们了解当时工人群体的收入水平提供了参考资料。以下列举各主要城市中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行业的工人收入情况:1、丝厂:无锡丝厂工人工资最大每日三角五分,最小每日八分;上海丝厂工人最多三角六分到四角,最低约一角五分。2、纱厂:无锡纺纱厂工人工资最大每日三角五分,最小一角;上海纱厂工头每月约二十元,工人每日三角左右。3、织布厂:上海织布厂工人最多每日二角六分,最少每日八分。4、面粉厂:北京面粉厂工人每月七八元至十一二元;无锡面粉厂工头每月约二十元,工人最大十元,最小四元。5、榨油厂:无锡榨油厂工人每月最多十八元,最少十元。6、自来水厂:北京自来水厂工人每月八元至十一元;上海自来水厂工人九元到十六元不等。7、印刷厂:上海印刷厂工人多为每月七八元、十元左右;北京财政部印刷局职工八元至十五元不等。8、造币厂:天津造币厂工人中,日支三四角者居最多数。9、矿务局:唐山开滦矿务局工人中,头等气电机匠每日一元至一元八角五分,二等气电机匠二角五分至一元,井上小工二角至二角五分,井下小工二角五分至三角五分。10、铁路工人:唐山京奉路制造厂工人中,匠目、工匠每日三角至一元八角,工徒自二角二分起,每年增薪一次。
可以看出,民国初年工人群体的收入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间的差异并不大,差异主要来自行业内部。一般来说,高级技工每月收入为数十元,工头为20元左右,而普通工人基本处于日入三四角,月入10元左右的收入水平。这样的收入水平若仅用于个人生活尚可自足,要赡养家庭则显得捉襟见肘。1917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在对曹家渡的调查中发现“工人支持五口之家月须15元”,而针对普通工人10元左右的月收入,他们得出“非有一人以上在外谋生不可”的结论。收入如此之低,家用尚且不敷,每日却要连续工作十余小时,有些工人还遭受包工头的盘剥压榨,工人群体的生活水平之低可想而知。
#长津湖票房破41亿#别得罪“文化人”，他们可以是老师，从小学的课堂到大学阶梯教室，用隐晦、偏激的言论影响几代学生；他们可以是作家、诗人，披着自由创作的羊皮，歪曲和夸大甚至无中生有的指桑骂槐，只要会讲故事、会押韵，就能把自己偏执的病态传染给每一个不经意的读者；他们可以是记者、批评家、媒体人，擅长炒作话题、吸引流量，春秋笔法玩的飞起。
“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他看透了“文化人”天生的劣根性，他动了“文化人”的奶酪，注定被宵小们口诛笔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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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大师文璀璨，四十春秋梦今圆｝
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领导许先生，
让我和琅琅近距离接触了汪曾祺老先生的掌上明珠汪朝老师，
中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作家陈子善老师，
汪老先生生前好友暨学生；著名作家苏北老师，
今天岁数最小的汪粉——琅琅，已经可以滔滔不绝道出汪爷爷笔下的美食，譬如高邮鸭蛋与草炉饼，接下来我会告诉她，汪爷爷其实是一位琴棋书画、戏剧、武学、美食学样样精通的传奇大文豪，而且为人豁达开朗，宽厚抒情。
他是一位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
希望琅琅识文断字后，将奶奶收藏的汪曾祺爷爷文集全部读熟读透，这是我对她的教育责任中很重要的环节。 https://t.cn/z8AS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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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岁数最小的汪粉——琅琅，已经可以滔滔不绝道出汪爷爷笔下的美食，譬如高邮鸭蛋与草炉饼，接下来我会告诉她，汪爷爷其实是一位琴棋书画、戏剧、武学、美食学样样精通的传奇大文豪，而且为人豁达开朗，宽厚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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