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还应该做理想主义者吗#理想主义者梁卫星，依然没有与现实和解】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梁卫星提出来的。”北大教授、学者兼精神界的战士、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钱理群说。当年他用一句“北大的学生大都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整个中国刮起风暴，当头棒喝有之，汹汹反驳有之，然而这个词语最初的来源，其实是来自一个叫梁卫星的中学语文老师的自印书《勉为其难的抒写》。
大概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处于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前景倍感困惑之中的北大教授钱理群，突然收到一个叫梁卫星的人寄来的一本自己私下写的集子。在这封寄到北大中文系的信里，唐突的作者介绍自己是湖北仙桃市下辖彭场镇中学的一名高中语文老师。
看完集子里的内容后，钱理群非常吃惊，“一个中学老师，怎么会想这么大的问题，而且是根本性的问题。”
梁卫星属于这样老师中的一员：他们高喊“不跪着教书”，“不相信来自行政部门的评价就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他们正大光明的宣称，“不读教科书以外的书，就无法长成人”，用自编的读本，开办“青春读书课”，培育未来的“读书种子”；他们带着学生集体旅行，感知对土地、对虫鸟万物的热爱；他们最看重作文，但不是因为分数的重量，不去教授“总分总”的万金油法宝，而是告诉学生，所想即所写，言说己意是每个人的权利；他们所有的所想，都是出于恐惧，恐惧下一代的孩子将被套上不自知的枷锁，期望通过阅读和思考，还学生自由。
他给学生讲索尔贝娄、加缪、卡夫卡，讲文学史，也讲哲学和美学。他让学生自己制定班规，无论好学生坏学生都要轮流当班干部，他声称哪有学生上课不开小差，不看课外书，将全班分成十个读书小组，每周规定读完一本课外书，武侠言情皆可，周末再一起交流讨论。他一厢情愿地觉得学生变得温和、理性、深思了，直到一位学生举报了他，将他的课堂言论满满写了十三页，如冷水浇头。
他被认定既不能带高三，也不能当班主任。那时他觉得一辈子就这样了，唯一的爱好成了打麻将，一到寒暑假，几天几夜不下桌，喷吐的香烟在房间里盘成厚厚的云团。然而新世纪来临，网络兴起，在那个互联网的古早时代，他发现了自己写作的天赋，找到了表达的出口。他写起文学评论、时评、杂感，竟然都薄有微名，后来，朋友们说他还可以写小说。
就这样，梁卫星的小说《成人之美兮》问世了。在这本书里，形态各异的老师纷然登场，有掌握权力的教研组长，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者，喜欢将“既然不能反抗，那就享受”挂在嘴边，最后身败名裂；有以清高自居的一校名师，刚才还激情批判世道人心，转脸又振振有词收取学生的资料费；有收藏黄段子如机器猫一般的男老师，下了课便插科打诨；还有当了一辈子老师的老实人，最会“五哄”：在家里，哄老婆；在学校，上哄校长，下哄同事；在教室，哄学生；在外面，哄家长。笑意堆积得如同早晨吃的花卷。
小说真正的主角是一位姓海，名无言的中年教师。 海老师是办公室中的另类，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对任何有关教学的讨论不发一言，他奉行“不作为”主义：不参与学校的评优，不当班主任。除了几节课，办公室里的日常敷衍，他独来独往，用消极的方式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一座孤岛。
但这同时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先是劝年轻的老师们认清现实，宁愿他们随波逐流，但又将关于这份职业最黑暗的部分告诉他们，让年轻人自己选择；他总是说自己只想求一份生活，早就不在乎什么，最后却毅然离开了学校，宁愿去摆路边摊；他还说教育什么也改变不了，不要想得那么天真又浪漫，但在课堂上，他又总想说些多余的话，他说从最基本的语词，也能抵达真实的人生，布置的作业是让学生去思考词语被遮蔽的含义。
书出版后得到了不错的声名，梁卫星在学校的地位原本被以为能得到提升，没想到却适得其反。当时的学校的领导和老师觉得这书是以他们为原型，把他从普通班调去给体育班上课。没有人明确说调动属于惩罚的一种。只是调去体育班的老师，要么临近退休，要么就像另一位老师，调去的时候被传言“精神有点状况”。
“这个书写了后，同事里面，有对号入座的，但没有对号入座里面好老师的，说哎呀，这人写得这么牛逼，那是我，没有。有的是，这人被黑成这样，那是我。
有一个老师，算是我最好的读者，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对这个书绝对是刻骨铭心，他自己对号入座，觉得我是污蔑他诽谤他，他疯到什么地步，每一句话，他觉得我在写谁，一句句找出来，标明这个是写你，那个是写他，然后给学校里这些老师一个个发，给校长也发，标出我写他们的地方。”
后来，体育班也停掉了，不再给他排课，梁卫星只能领基本工资，没事可做。某种程度上，梁卫星获得了他想要的自由，不会再有人通知他去开会，不会再有人给他记考勤，既不会再有家长追着要给他送礼（他将这视为一种侮辱），也不会再有家长去告状，怕他教坏学生。如今，他连学校都不用去了。
梁卫星说自己一生愧疚的事很多，最愧疚的就是对自己的女儿。
“年轻时候不懂事，对孩子的教育全是理想主义，我没让她补过一次课，没有学过任何一种特长，有时间都让她休息。我没条件让她出国，但走国内这条路，我又没按规矩来，怎么可能考得过人家小孩从小学一直补到高中？所以她成绩不好，我怎么开解她都没用，我给她传播很多东西，没用。教室里面自有一套评判机制。
大学以后，我慢慢和她沟通，才知道教育对她伤害太深了，其实就是自卑嘛，自卑之后就彻底对自己没有信心，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彻底没信心的人是很卑怯的。女儿说她怪过我。希望我没有那么特立独行。我非常内疚，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家里人，特别是对不起女儿，这辈子我做什么都是失败的。”
这就是梁卫星的故事，许多事上他都失败了，他是老师但不再能上课，他是小说家但不再有小说问世，他有过民间思想者的称号，但当下的公共场域早已遗忘了他，如今，他还说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曾经相信的东西似乎都辜负了他。在十年的漫长日子里，梁卫星被生活悬置，动弹不得，他一次次确信曾经的选择，又一次次怀疑曾经的自己，他是怯懦的但并非没有勇气，他是愚蠢的但并非不够天真，他只是失败了。当痛苦降临，一切变得混沌不清，模糊难理，他就逃向玄幻小说。
曾经有一个寂寂的夜晚，梁卫星从床上爬起来，他没有再自欺欺人，沉溺玄幻小说，而是打开灯，细细读起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我坐在窗前》，他喜欢这首：
我忠诚于这二流的时代，
并骄傲的承认，我最好的想法
也属二流，但愿未来将它们视作
我挣脱窒息的纪念。
#洞见计划#阅读梁卫星的完整故事请点击：https://t.cn/A6MpN3KI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梁卫星提出来的。”北大教授、学者兼精神界的战士、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钱理群说。当年他用一句“北大的学生大都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整个中国刮起风暴，当头棒喝有之，汹汹反驳有之，然而这个词语最初的来源，其实是来自一个叫梁卫星的中学语文老师的自印书《勉为其难的抒写》。
大概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处于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前景倍感困惑之中的北大教授钱理群，突然收到一个叫梁卫星的人寄来的一本自己私下写的集子。在这封寄到北大中文系的信里，唐突的作者介绍自己是湖北仙桃市下辖彭场镇中学的一名高中语文老师。
看完集子里的内容后，钱理群非常吃惊，“一个中学老师，怎么会想这么大的问题，而且是根本性的问题。”
梁卫星属于这样老师中的一员：他们高喊“不跪着教书”，“不相信来自行政部门的评价就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他们正大光明的宣称，“不读教科书以外的书，就无法长成人”，用自编的读本，开办“青春读书课”，培育未来的“读书种子”；他们带着学生集体旅行，感知对土地、对虫鸟万物的热爱；他们最看重作文，但不是因为分数的重量，不去教授“总分总”的万金油法宝，而是告诉学生，所想即所写，言说己意是每个人的权利；他们所有的所想，都是出于恐惧，恐惧下一代的孩子将被套上不自知的枷锁，期望通过阅读和思考，还学生自由。
他给学生讲索尔贝娄、加缪、卡夫卡，讲文学史，也讲哲学和美学。他让学生自己制定班规，无论好学生坏学生都要轮流当班干部，他声称哪有学生上课不开小差，不看课外书，将全班分成十个读书小组，每周规定读完一本课外书，武侠言情皆可，周末再一起交流讨论。他一厢情愿地觉得学生变得温和、理性、深思了，直到一位学生举报了他，将他的课堂言论满满写了十三页，如冷水浇头。
他被认定既不能带高三，也不能当班主任。那时他觉得一辈子就这样了，唯一的爱好成了打麻将，一到寒暑假，几天几夜不下桌，喷吐的香烟在房间里盘成厚厚的云团。然而新世纪来临，网络兴起，在那个互联网的古早时代，他发现了自己写作的天赋，找到了表达的出口。他写起文学评论、时评、杂感，竟然都薄有微名，后来，朋友们说他还可以写小说。
就这样，梁卫星的小说《成人之美兮》问世了。在这本书里，形态各异的老师纷然登场，有掌握权力的教研组长，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者，喜欢将“既然不能反抗，那就享受”挂在嘴边，最后身败名裂；有以清高自居的一校名师，刚才还激情批判世道人心，转脸又振振有词收取学生的资料费；有收藏黄段子如机器猫一般的男老师，下了课便插科打诨；还有当了一辈子老师的老实人，最会“五哄”：在家里，哄老婆；在学校，上哄校长，下哄同事；在教室，哄学生；在外面，哄家长。笑意堆积得如同早晨吃的花卷。
小说真正的主角是一位姓海，名无言的中年教师。 海老师是办公室中的另类，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对任何有关教学的讨论不发一言，他奉行“不作为”主义：不参与学校的评优，不当班主任。除了几节课，办公室里的日常敷衍，他独来独往，用消极的方式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一座孤岛。
但这同时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先是劝年轻的老师们认清现实，宁愿他们随波逐流，但又将关于这份职业最黑暗的部分告诉他们，让年轻人自己选择；他总是说自己只想求一份生活，早就不在乎什么，最后却毅然离开了学校，宁愿去摆路边摊；他还说教育什么也改变不了，不要想得那么天真又浪漫，但在课堂上，他又总想说些多余的话，他说从最基本的语词，也能抵达真实的人生，布置的作业是让学生去思考词语被遮蔽的含义。
书出版后得到了不错的声名，梁卫星在学校的地位原本被以为能得到提升，没想到却适得其反。当时的学校的领导和老师觉得这书是以他们为原型，把他从普通班调去给体育班上课。没有人明确说调动属于惩罚的一种。只是调去体育班的老师，要么临近退休，要么就像另一位老师，调去的时候被传言“精神有点状况”。
“这个书写了后，同事里面，有对号入座的，但没有对号入座里面好老师的，说哎呀，这人写得这么牛逼，那是我，没有。有的是，这人被黑成这样，那是我。
有一个老师，算是我最好的读者，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对这个书绝对是刻骨铭心，他自己对号入座，觉得我是污蔑他诽谤他，他疯到什么地步，每一句话，他觉得我在写谁，一句句找出来，标明这个是写你，那个是写他，然后给学校里这些老师一个个发，给校长也发，标出我写他们的地方。”
后来，体育班也停掉了，不再给他排课，梁卫星只能领基本工资，没事可做。某种程度上，梁卫星获得了他想要的自由，不会再有人通知他去开会，不会再有人给他记考勤，既不会再有家长追着要给他送礼（他将这视为一种侮辱），也不会再有家长去告状，怕他教坏学生。如今，他连学校都不用去了。
梁卫星说自己一生愧疚的事很多，最愧疚的就是对自己的女儿。
“年轻时候不懂事，对孩子的教育全是理想主义，我没让她补过一次课，没有学过任何一种特长，有时间都让她休息。我没条件让她出国，但走国内这条路，我又没按规矩来，怎么可能考得过人家小孩从小学一直补到高中？所以她成绩不好，我怎么开解她都没用，我给她传播很多东西，没用。教室里面自有一套评判机制。
大学以后，我慢慢和她沟通，才知道教育对她伤害太深了，其实就是自卑嘛，自卑之后就彻底对自己没有信心，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彻底没信心的人是很卑怯的。女儿说她怪过我。希望我没有那么特立独行。我非常内疚，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家里人，特别是对不起女儿，这辈子我做什么都是失败的。”
这就是梁卫星的故事，许多事上他都失败了，他是老师但不再能上课，他是小说家但不再有小说问世，他有过民间思想者的称号，但当下的公共场域早已遗忘了他，如今，他还说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曾经相信的东西似乎都辜负了他。在十年的漫长日子里，梁卫星被生活悬置，动弹不得，他一次次确信曾经的选择，又一次次怀疑曾经的自己，他是怯懦的但并非没有勇气，他是愚蠢的但并非不够天真，他只是失败了。当痛苦降临，一切变得混沌不清，模糊难理，他就逃向玄幻小说。
曾经有一个寂寂的夜晚，梁卫星从床上爬起来，他没有再自欺欺人，沉溺玄幻小说，而是打开灯，细细读起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我坐在窗前》，他喜欢这首：
我忠诚于这二流的时代，
并骄傲的承认，我最好的想法
也属二流，但愿未来将它们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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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净土］
请看看《华严》这样的大经，是三藏之王，到了最后一品，十大愿王，导归极乐。
《法华》这样奥妙的经典，群经之首，也说闻佛即往生，地位与等觉菩萨相同了。如此看来，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净土，就有来由了。文殊发愿往生，普贤劝我们往生；
如来在《大集》中授记，告诉我们末法中，不修行此法就难以得度。
龙树在《婆沙》中开示，说是易行道，速出生死。因此往圣前贤，人人都走这条道路，难道就没有道理吗？的确，所谓一代时教，都是念佛法门的注脚啊！不但如此，举凡六根所对的一切境界，所谓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见闻觉知、声香味等，哪个不是阐扬净土的文字？寒暑代谢、老病相摧、水旱兵疫、魔侣邪见，哪个不是提醒世人速求往生的警策？广说可以说尽吗？净土法门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一个“净”字。净极则光通达，如果不是到了妙觉菩萨的境界，此一字难道就那么容易承当吗？
研读一下天台《六即佛颂》（①理即佛——动静理全是，行藏事尽非。冥冥随物去，杳杳不知归。②名字即佛——方听无生曲，始闻不死歌。今知当体是，翻恨自蹉跎。③观行即佛——念念照常理，心心寂幻尘。遍观诸法性，无假亦无真。④相似即佛——四住虽先脱，六尘未尽空。眼中犹有翳，空里见花红。⑤分证即佛——豁尔心开悟，湛然一切通。穷源犹未尽，尚见月朦胧。⑥究竟即佛——从来真是妄，今日妄皆真。但复本时性，更无一法新。）可知其中的道理。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信愿行”。非信不足以启愿，非愿不足以导行，非持名妙行，不足以满所愿而证所信。净土一切经论，都是阐发这个主旨的。用一偈来概括就是《赞佛偈》（阿弥佗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毫宛转五须弥，绀目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咸令登彼岸。）。举出正报，依报的果也随之彰显，说出教化之主，徒众自然也就含摄在内了。虽然只有八句，但净土三经的大纲已经全部在里面了。一书就是《净土十要》，字字都是末法时代度人的桥梁，句句都是莲宗的宝鉴。痛哭流涕，剖心沥血，称性发挥，随机指示，即使是比喻为拯救溺水火焚之人，也无法表达出作者这样痛切的心情。舍此净土法门，则正信无法产生，邪见无法消灭。
#大乘佛教[超话]#
请看看《华严》这样的大经，是三藏之王，到了最后一品，十大愿王，导归极乐。
《法华》这样奥妙的经典，群经之首，也说闻佛即往生，地位与等觉菩萨相同了。如此看来，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净土，就有来由了。文殊发愿往生，普贤劝我们往生；
如来在《大集》中授记，告诉我们末法中，不修行此法就难以得度。
龙树在《婆沙》中开示，说是易行道，速出生死。因此往圣前贤，人人都走这条道路，难道就没有道理吗？的确，所谓一代时教，都是念佛法门的注脚啊！不但如此，举凡六根所对的一切境界，所谓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见闻觉知、声香味等，哪个不是阐扬净土的文字？寒暑代谢、老病相摧、水旱兵疫、魔侣邪见，哪个不是提醒世人速求往生的警策？广说可以说尽吗？净土法门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一个“净”字。净极则光通达，如果不是到了妙觉菩萨的境界，此一字难道就那么容易承当吗？
研读一下天台《六即佛颂》（①理即佛——动静理全是，行藏事尽非。冥冥随物去，杳杳不知归。②名字即佛——方听无生曲，始闻不死歌。今知当体是，翻恨自蹉跎。③观行即佛——念念照常理，心心寂幻尘。遍观诸法性，无假亦无真。④相似即佛——四住虽先脱，六尘未尽空。眼中犹有翳，空里见花红。⑤分证即佛——豁尔心开悟，湛然一切通。穷源犹未尽，尚见月朦胧。⑥究竟即佛——从来真是妄，今日妄皆真。但复本时性，更无一法新。）可知其中的道理。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信愿行”。非信不足以启愿，非愿不足以导行，非持名妙行，不足以满所愿而证所信。净土一切经论，都是阐发这个主旨的。用一偈来概括就是《赞佛偈》（阿弥佗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毫宛转五须弥，绀目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咸令登彼岸。）。举出正报，依报的果也随之彰显，说出教化之主，徒众自然也就含摄在内了。虽然只有八句，但净土三经的大纲已经全部在里面了。一书就是《净土十要》，字字都是末法时代度人的桥梁，句句都是莲宗的宝鉴。痛哭流涕，剖心沥血，称性发挥，随机指示，即使是比喻为拯救溺水火焚之人，也无法表达出作者这样痛切的心情。舍此净土法门，则正信无法产生，邪见无法消灭。
#大乘佛教[超话]#
【王阳明：致良知，生命的学问】王阳明的核心学说是“致良知”。王阳明有很多哲学命题，比如“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但“致良知”是他的核心概念。晚年他主要讲“致良知”。#每天读国学#
“良知”来源于《孟子》，“致”来源于《大学》的“致知”。有朋友问，“良心”和“良知”有何不同？我认为“良知”也就是“良心”，不过“良知”更加重视“良心”的自觉。你心里有“良心”，有时候你可能不自觉，但是“良知”着重的是“知”，着重强调“良心”是一种主动、精明、醒觉的状态，“良心”为主体所知，所以叫“良知”。
王阳明不仅是个学问家，还是个实践家。他认为，事情正确与否一定要用自己的心去观察、判断，不能盲目地肯定或迷信外在的东西。自从他确立“心学”的立场以后，他的思想就在“心学”的基础上不断地扩展。阳明先生说：“某于此良知之学，从百死千难中得来”，意思是我的学问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经过了很多生死搏斗、性命交关的艰难环境和险恶势力，不是那么平坦过来的。所以他让弟子要多多地体会这种艰难困苦的场景。直到晚年，王阳明都非常重视兢兢业业去做。
王阳明说过：“《易》之辞是‘初九潜龙勿用’六字”。意思是《易经》的64卦，384爻，总结到一点，就是《乾》卦的初九爻辞“潜龙勿用”。“潜龙勿用”代表的是，人要沉潜下来，要苦练内功，不要忙着表现自己。就是说在学问没有大成、事业没有成就、各方面的修养还没有充分之前，先要苦练内功，兢兢业业，不要浮躁，不要急于表现自己。所以他才说，《周易》384爻，归结到一句话，就是“初九潜龙勿用”。
他说，《易经》是讲变化的，但是无论如何变，变到哪一步，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初九潜龙勿用”。意思是，你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境遇，对待这些境遇，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即“初九潜龙勿用”：兢兢业业、谨慎小心、苦练内功、逐渐积累，然后再慢慢地表现，慢慢地冲破阻力，逐渐大成。
用“初九潜龙勿用”所表示的精神去处理事务；“善易者不占”，不去预测未来，靠“初九潜龙勿用”去认认真真、兢兢业业、苦练内功即可。这就是对于未来的积累，有了这个积累，你未来就可以成功；没有这个积累，未来不能成功。只靠卜卦、预测、侥幸，是不能够成功的。这就是王阳明对待《周易》的态度，王阳明的《周易》观，总结为一句话就是：“初九潜龙勿用”。这句话对初学者非常重要。初学一定要有知识的积累，品行的提高，经验的获得，意志的磨炼，没有这些就没有后来的一切。
王阳明从龙场悟道，到“我此良知之学，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中间经过一些转变。总体上说，他早年注重兢兢业业、苦练内功，到了晚年，逐渐变得狂放起来，注重“狂者胸次”。他认为，人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要开始表现。
他的“表现”主要体现在学说方向发生了改变。“致良知”是他晚年成熟的学说。“致”的字义本来可以有两个阐释方向，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招致”、“罗致”就是把外在的东西放在心里面来，这是“致”从外到内的方向。还有一个方向是从内到外的方向，比如我们经常说“致敬”、“致礼”，就是把我心中的敬意和礼貌给你，这是从内到外的路径。
王阳明晚年的“致良知”有一个非常精到的意思，即这两个方向是互相补益的。从内到外的方向，是从孟子出发，再加上龙场悟道确立的心学立场，认为每一个人天生都有良知，做事的时候要把自己的良知推至到外面去，就是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要让良知做主，即确定它的方向，不能做坏事。另一点就是从外到内，当你把你的良知推至出去做具体事的时候，会得到具体事物的知识。
王阳明的“良知”的内容比较广泛，除了道德心之外，还有知识的方面、眼界的方面、境界的方面等。所以致良知最基本的是把心中本有的良知推广到做事上去，做事的时候要受良知的指导，然后在具体做事的过程中，获得关于这个事物的知识，继而让知识返回到良知，使良知的内容得以丰富、扩大。所以“致良知”是没有止境的。
王阳明说致良知功夫，公卿大夫也这样做、三家村里的卖柴汉也这样做。公卿大夫知识丰富，地位也高，但他仍然可以做致良知的功夫；一个三家村里的卖柴汉，文化程度比较低，他也可以做致良知的功夫。“童子有童子的致良知”。致良知就是每个人按照现在所具有的良知水平往外推致，往内获得，这样不断地从内到外，从外到内地反复，使自己的良知越锻炼越深刻，它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包容越来越大。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里包含着非常精到的意思，最重要的是以道德为统领，以知识为辅翼。以道德为统领，指的是做事要按照自己的良知去做，即做事要讲良心，要把自己的良知推广到做具体事情上去，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在良知规范的引导下，同时在做这个事的时候，获得其知识，使这个知识充广到良知里面来，使良知的包容越来越大，良知中的道德境界越来越高，知识越来越广阔。其中，德性起统领作用，知识帮扶德性。德性和知识互相辅翼，两者同步发展，逐渐深入。
另外，王阳明认为，道德本身有主动性，假如我们有些事情不会做的话，我们的良知也会主动地促使我们去求知。他主张的是整个人格的高远、整体素质的提高，碰到不懂的知识，人的高素质可以逼迫着你主动地去求知。所以在王阳明这里，他给了道德性非常主动的地位。这是王阳明思想的一个精要之处。所以他的主要的学说就是“致良知”。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在思维方法上是分析和综合的统一。王阳明着重讲心，讲心不是把它分析得很精细，而是比较浑融。王阳明认为，只有浑融的、一般性东西，才能应对所碰到的各种具体问题。这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孔子曰：“君子不器”，意为君子不像一个具体器物一样，只有特定的用途。具体器物是“此”就不能是“彼”。比如说桌子是一件器物，椅子是一件器物，桌子有桌子的用处，椅子有椅子的用处。而“君子不器”是说君子的人格应该是综合的，有了综合的比较高的素质，做什么都可以。这是中国文化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
到王阳明这里，他着重的是精神的扩大、整个人格素质的提高。他认为每一个行为都是具体的，从具体事上得到的东西一定要充实到一般上来，而且在一般当中融为一体。不然的话，你只能应对此，而不能应对彼；只能应对彼，而不能应对此。
所以王阳明强调的是，具体知识应该在心里进行整合，这一整合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知识的功能，一方面是德性的功能。中国古代人的思维方法，充满了比喻、类推、隐喻等，它不走逻辑的路数，它走人文主义的路数。人文主义很强调体验、类推、比喻、想象等等。
王阳明强调的是心的综合作用。在这一点上他和陆九渊是一致的。陆九渊主张“先立乎其大”，先把道德本心立起来，在道德本心的指导下去获得具体知识。“先立乎其大”是孟子最早讲的，这个“大”就是学问的纲领，要不断地讲，要反复地提起。陆九渊在这方面是非常突出的。
到王阳明这里，他觉得陆九渊的“先立乎其大”太单薄了，道德是需要强调的，但是道德背后如果没有知识的支撑，将会是非常无力的。他希望道德处于统领的地位，但要有知识的根基，要有知识的支撑。这两个东西相辅相成。
王阳明说，如果初学者没有把知识性的东西通过理论性的投射变成道德性的东西的能力，只知埋头格物，这样就会偏离儒家修身为本的根本方向。王阳明认为，致良知就是把本有的良知推致出去，这是德性的东西，确定做事的善的方向，然后在具体做事当中，吸收做事的智慧，把它返回到良知里面来。
良知这个雪球越滚越大，里面所包含的德行、知识的东西越来越深入。王阳明看来，致良知就是知识和德性两者都不放松，两者齐头并进。说齐头并进还有分而为二的意思，其实在他这里，两者是合一的、同步提高的。
所以，王阳明的学问是活的智慧，特别提倡整个素质的提高。素质的提高包括道德的、人格的，也包括知识的。他强调的是根本的东西。良知碰到实践中的具体需求，就会主动地变为应对具体需求的一套办法。他强调的是在根本上用功。这是王阳明思想的一个特点，他强调的是一套活的智慧，强调整个素质的高。同一个行为，在阳明这里可以得到两方面的收获，一个是知识上的，一个是德性上的。
所以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是“生命的学问”，这是王阳明学说中最有价值的地方。
“良知”来源于《孟子》，“致”来源于《大学》的“致知”。有朋友问，“良心”和“良知”有何不同？我认为“良知”也就是“良心”，不过“良知”更加重视“良心”的自觉。你心里有“良心”，有时候你可能不自觉，但是“良知”着重的是“知”，着重强调“良心”是一种主动、精明、醒觉的状态，“良心”为主体所知，所以叫“良知”。
王阳明不仅是个学问家，还是个实践家。他认为，事情正确与否一定要用自己的心去观察、判断，不能盲目地肯定或迷信外在的东西。自从他确立“心学”的立场以后，他的思想就在“心学”的基础上不断地扩展。阳明先生说：“某于此良知之学，从百死千难中得来”，意思是我的学问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经过了很多生死搏斗、性命交关的艰难环境和险恶势力，不是那么平坦过来的。所以他让弟子要多多地体会这种艰难困苦的场景。直到晚年，王阳明都非常重视兢兢业业去做。
王阳明说过：“《易》之辞是‘初九潜龙勿用’六字”。意思是《易经》的64卦，384爻，总结到一点，就是《乾》卦的初九爻辞“潜龙勿用”。“潜龙勿用”代表的是，人要沉潜下来，要苦练内功，不要忙着表现自己。就是说在学问没有大成、事业没有成就、各方面的修养还没有充分之前，先要苦练内功，兢兢业业，不要浮躁，不要急于表现自己。所以他才说，《周易》384爻，归结到一句话，就是“初九潜龙勿用”。
他说，《易经》是讲变化的，但是无论如何变，变到哪一步，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初九潜龙勿用”。意思是，你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境遇，对待这些境遇，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即“初九潜龙勿用”：兢兢业业、谨慎小心、苦练内功、逐渐积累，然后再慢慢地表现，慢慢地冲破阻力，逐渐大成。
用“初九潜龙勿用”所表示的精神去处理事务；“善易者不占”，不去预测未来，靠“初九潜龙勿用”去认认真真、兢兢业业、苦练内功即可。这就是对于未来的积累，有了这个积累，你未来就可以成功；没有这个积累，未来不能成功。只靠卜卦、预测、侥幸，是不能够成功的。这就是王阳明对待《周易》的态度，王阳明的《周易》观，总结为一句话就是：“初九潜龙勿用”。这句话对初学者非常重要。初学一定要有知识的积累，品行的提高，经验的获得，意志的磨炼，没有这些就没有后来的一切。
王阳明从龙场悟道，到“我此良知之学，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中间经过一些转变。总体上说，他早年注重兢兢业业、苦练内功，到了晚年，逐渐变得狂放起来，注重“狂者胸次”。他认为，人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要开始表现。
他的“表现”主要体现在学说方向发生了改变。“致良知”是他晚年成熟的学说。“致”的字义本来可以有两个阐释方向，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招致”、“罗致”就是把外在的东西放在心里面来，这是“致”从外到内的方向。还有一个方向是从内到外的方向，比如我们经常说“致敬”、“致礼”，就是把我心中的敬意和礼貌给你，这是从内到外的路径。
王阳明晚年的“致良知”有一个非常精到的意思，即这两个方向是互相补益的。从内到外的方向，是从孟子出发，再加上龙场悟道确立的心学立场，认为每一个人天生都有良知，做事的时候要把自己的良知推至到外面去，就是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要让良知做主，即确定它的方向，不能做坏事。另一点就是从外到内，当你把你的良知推至出去做具体事的时候，会得到具体事物的知识。
王阳明的“良知”的内容比较广泛，除了道德心之外，还有知识的方面、眼界的方面、境界的方面等。所以致良知最基本的是把心中本有的良知推广到做事上去，做事的时候要受良知的指导，然后在具体做事的过程中，获得关于这个事物的知识，继而让知识返回到良知，使良知的内容得以丰富、扩大。所以“致良知”是没有止境的。
王阳明说致良知功夫，公卿大夫也这样做、三家村里的卖柴汉也这样做。公卿大夫知识丰富，地位也高，但他仍然可以做致良知的功夫；一个三家村里的卖柴汉，文化程度比较低，他也可以做致良知的功夫。“童子有童子的致良知”。致良知就是每个人按照现在所具有的良知水平往外推致，往内获得，这样不断地从内到外，从外到内地反复，使自己的良知越锻炼越深刻，它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包容越来越大。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里包含着非常精到的意思，最重要的是以道德为统领，以知识为辅翼。以道德为统领，指的是做事要按照自己的良知去做，即做事要讲良心，要把自己的良知推广到做具体事情上去，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在良知规范的引导下，同时在做这个事的时候，获得其知识，使这个知识充广到良知里面来，使良知的包容越来越大，良知中的道德境界越来越高，知识越来越广阔。其中，德性起统领作用，知识帮扶德性。德性和知识互相辅翼，两者同步发展，逐渐深入。
另外，王阳明认为，道德本身有主动性，假如我们有些事情不会做的话，我们的良知也会主动地促使我们去求知。他主张的是整个人格的高远、整体素质的提高，碰到不懂的知识，人的高素质可以逼迫着你主动地去求知。所以在王阳明这里，他给了道德性非常主动的地位。这是王阳明思想的一个精要之处。所以他的主要的学说就是“致良知”。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在思维方法上是分析和综合的统一。王阳明着重讲心，讲心不是把它分析得很精细，而是比较浑融。王阳明认为，只有浑融的、一般性东西，才能应对所碰到的各种具体问题。这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孔子曰：“君子不器”，意为君子不像一个具体器物一样，只有特定的用途。具体器物是“此”就不能是“彼”。比如说桌子是一件器物，椅子是一件器物，桌子有桌子的用处，椅子有椅子的用处。而“君子不器”是说君子的人格应该是综合的，有了综合的比较高的素质，做什么都可以。这是中国文化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
到王阳明这里，他着重的是精神的扩大、整个人格素质的提高。他认为每一个行为都是具体的，从具体事上得到的东西一定要充实到一般上来，而且在一般当中融为一体。不然的话，你只能应对此，而不能应对彼；只能应对彼，而不能应对此。
所以王阳明强调的是，具体知识应该在心里进行整合，这一整合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知识的功能，一方面是德性的功能。中国古代人的思维方法，充满了比喻、类推、隐喻等，它不走逻辑的路数，它走人文主义的路数。人文主义很强调体验、类推、比喻、想象等等。
王阳明强调的是心的综合作用。在这一点上他和陆九渊是一致的。陆九渊主张“先立乎其大”，先把道德本心立起来，在道德本心的指导下去获得具体知识。“先立乎其大”是孟子最早讲的，这个“大”就是学问的纲领，要不断地讲，要反复地提起。陆九渊在这方面是非常突出的。
到王阳明这里，他觉得陆九渊的“先立乎其大”太单薄了，道德是需要强调的，但是道德背后如果没有知识的支撑，将会是非常无力的。他希望道德处于统领的地位，但要有知识的根基，要有知识的支撑。这两个东西相辅相成。
王阳明说，如果初学者没有把知识性的东西通过理论性的投射变成道德性的东西的能力，只知埋头格物，这样就会偏离儒家修身为本的根本方向。王阳明认为，致良知就是把本有的良知推致出去，这是德性的东西，确定做事的善的方向，然后在具体做事当中，吸收做事的智慧，把它返回到良知里面来。
良知这个雪球越滚越大，里面所包含的德行、知识的东西越来越深入。王阳明看来，致良知就是知识和德性两者都不放松，两者齐头并进。说齐头并进还有分而为二的意思，其实在他这里，两者是合一的、同步提高的。
所以，王阳明的学问是活的智慧，特别提倡整个素质的提高。素质的提高包括道德的、人格的，也包括知识的。他强调的是根本的东西。良知碰到实践中的具体需求，就会主动地变为应对具体需求的一套办法。他强调的是在根本上用功。这是王阳明思想的一个特点，他强调的是一套活的智慧，强调整个素质的高。同一个行为，在阳明这里可以得到两方面的收获，一个是知识上的，一个是德性上的。
所以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是“生命的学问”，这是王阳明学说中最有价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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