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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购同权如何实现？专家建议分两阶段推进】
我国城市居民长期以来解决住房问题的方法都以购房为主，租购结构发展失衡。
10月17-19日，中规智库规划创新年会2021召开，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住房所所长卢华翔在会上分享了我国租购同权现状、面临的挑战，以及逐步实现租购同权的实施路径等。
卢华翔指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目前租房比例占35%左右，而国际大城市这一比例为50%-60%。大城市房价高，导致解决住房问题的成本很高。“住房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太高，对其他消费有挤出效应，与我国培育强大国内市场的要求有冲突。”
卢华翔表示，我国住房矛盾已经发生变化，过去主要是数量短缺的问题，现在短缺基本解决完转向住房结构问题，结构里非常重要的方面是租购结构比例问题，其中特别强调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
构建租购并举，增强租购选择之间的可替代性，形成合理的消费结构，体现市民基本公平的待遇，有利于减少社会非议。“租房跟买房的人在拥有财富方面已经有很大的差异了，享受公共服务还有很大差异的话可能会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卢华翔说。
公共服务稀缺约束租购同权
卢华翔指出，我国租购同权的刚性约束主要是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稀缺性，包括学区之间的矛盾。
另外有学者认为，片面强调租购同权会导致一部分群体“为住租房”转向“为权租房”，租房子不是为了住，而是为了享受公共服务，要走出这样的误区。
总体而言，我国租购同权目前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承租人租赁关系与租金的稳定性不足。我国以购为主的住房制度缺乏对承租人权益的充分照顾。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一直围绕着所有权进行，租赁制度长期处于辅助性、从属性地位。“重房东-轻房客”的制度体系，赋予出租人在议价能力、违约成本和权利内容等方面较承租人有明显的优势地位。
在租金稳定性方面，租房租期较短且不稳定是我国住房租赁市场的普遍现象。另外，由于缺乏承租人具有优先承租权的法律规定，我国对承租人的权益保护有限。
第二，承租人申请基本公共服务限制性要求多。各地将租赁合同登记备案作为申领居住证和享受相关公共服务的前提条件，但在实施过程中有一定阻碍。如租赁住房登记备案一般需要产权人的配合，但很多产权人由于担心后续房屋纳税为题不愿意配合。还存在非居住用地闲置房屋改建的租赁住房不予办理居住证的情况。
第三，基本公共教育与住房产权关联紧密，租房人群处于显著劣势状态。如对租房人设置较高的限制性条件、较后的入学排序等。
第四，租房提取公积金限制严格，手续繁琐。承租人提取公积金的要求比自购住房的要求更加复杂、额度限制更多，需要产权人配合；提取额度一般按照租房类型设置上限，不能足额提取。
循序渐进逐步实现租购同权
卢华翔认为，租购同权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租赁赋权”和“租赁同权”。“如果公共服务跟不上的话，讲‘同权’基本是一句空话，所以先给租赁赋权，逐步过渡到实现租购同权。”
租购同权的发展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分类型、分层次有序推进，从单项、基本同权逐步实现多项、全面同权。在此基础上，卢华翔提出逐步实施租购同权的路径。
第一，租购同权应该按照承租人需求的发展层次分类有序推进。优先保障承租人“适当居住权”，确保租房人能够获取相对稳定、安全健康、租金可负担的居所，不被随意驱赶，不能随意涨租金。
在申报居住证等其他办事证时考虑非紧约束服务资源获取的公平性、便捷性。另外，具备资源供给条件的城市和地区，应逐步对承租人推进义务教育等紧约束方面的“同权”。
第二，租购同权需区分房源类型逐步解决权利共享问题。相比市场供给的租赁住房，应优先确保保障房租房人与周边购房人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同权。保障中低收入家庭享有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缩减阶层分化。
优先解决居住用地上租房人的同权，在充分评估周边资源配给和租房人实际需要的前提下，逐渐推动“非改租”租赁住房的承租人实现同权，因为“非改租”项目承租人主要为年轻单身群体，一定时期内暂时没有子女教育需求。
第三，优先保障“基本权利”，再逐步实现更高程度的权利公平共享。先保证承租人家庭“有学上”，再实现“就近上”和“上好学”。考虑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紧约束的客观现实，以及租购人群在周边教育税费贡献差异。同时需要保证租房人和购房人之间的公平性，防止过度炒高房租。
第四，落实租购同权要切实扩大公共服务供给。“实现租购同权本质上最需要增加的是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卢华翔指出，公共服务供给与规划关系比较密切，需要优化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标准和规划布局，分类考虑租赁住房带来的差异化服务需求，新建地区应充分供给公共服务资源，存量地区应逐步挖潜，努力扩大资源保障能力。
第五，推进租购同权必须以系列体制机制改革为支撑。租购同权的落地，必须通过立法明确各相关方权利义务。租购同权涉及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均等性问题，需要户籍、教育、医疗等一系列政策体系全方位的支持。“很多公共服务是跟住房挂钩的，也有很多是住房之外的，需要系统、统筹考虑。”#买房者说##楼市杂谈##房地产#
我国城市居民长期以来解决住房问题的方法都以购房为主，租购结构发展失衡。
10月17-19日，中规智库规划创新年会2021召开，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住房所所长卢华翔在会上分享了我国租购同权现状、面临的挑战，以及逐步实现租购同权的实施路径等。
卢华翔指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目前租房比例占35%左右，而国际大城市这一比例为50%-60%。大城市房价高，导致解决住房问题的成本很高。“住房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太高，对其他消费有挤出效应，与我国培育强大国内市场的要求有冲突。”
卢华翔表示，我国住房矛盾已经发生变化，过去主要是数量短缺的问题，现在短缺基本解决完转向住房结构问题，结构里非常重要的方面是租购结构比例问题，其中特别强调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
构建租购并举，增强租购选择之间的可替代性，形成合理的消费结构，体现市民基本公平的待遇，有利于减少社会非议。“租房跟买房的人在拥有财富方面已经有很大的差异了，享受公共服务还有很大差异的话可能会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卢华翔说。
公共服务稀缺约束租购同权
卢华翔指出，我国租购同权的刚性约束主要是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稀缺性，包括学区之间的矛盾。
另外有学者认为，片面强调租购同权会导致一部分群体“为住租房”转向“为权租房”，租房子不是为了住，而是为了享受公共服务，要走出这样的误区。
总体而言，我国租购同权目前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承租人租赁关系与租金的稳定性不足。我国以购为主的住房制度缺乏对承租人权益的充分照顾。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一直围绕着所有权进行，租赁制度长期处于辅助性、从属性地位。“重房东-轻房客”的制度体系，赋予出租人在议价能力、违约成本和权利内容等方面较承租人有明显的优势地位。
在租金稳定性方面，租房租期较短且不稳定是我国住房租赁市场的普遍现象。另外，由于缺乏承租人具有优先承租权的法律规定，我国对承租人的权益保护有限。
第二，承租人申请基本公共服务限制性要求多。各地将租赁合同登记备案作为申领居住证和享受相关公共服务的前提条件，但在实施过程中有一定阻碍。如租赁住房登记备案一般需要产权人的配合，但很多产权人由于担心后续房屋纳税为题不愿意配合。还存在非居住用地闲置房屋改建的租赁住房不予办理居住证的情况。
第三，基本公共教育与住房产权关联紧密，租房人群处于显著劣势状态。如对租房人设置较高的限制性条件、较后的入学排序等。
第四，租房提取公积金限制严格，手续繁琐。承租人提取公积金的要求比自购住房的要求更加复杂、额度限制更多，需要产权人配合；提取额度一般按照租房类型设置上限，不能足额提取。
循序渐进逐步实现租购同权
卢华翔认为，租购同权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租赁赋权”和“租赁同权”。“如果公共服务跟不上的话，讲‘同权’基本是一句空话，所以先给租赁赋权，逐步过渡到实现租购同权。”
租购同权的发展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分类型、分层次有序推进，从单项、基本同权逐步实现多项、全面同权。在此基础上，卢华翔提出逐步实施租购同权的路径。
第一，租购同权应该按照承租人需求的发展层次分类有序推进。优先保障承租人“适当居住权”，确保租房人能够获取相对稳定、安全健康、租金可负担的居所，不被随意驱赶，不能随意涨租金。
在申报居住证等其他办事证时考虑非紧约束服务资源获取的公平性、便捷性。另外，具备资源供给条件的城市和地区，应逐步对承租人推进义务教育等紧约束方面的“同权”。
第二，租购同权需区分房源类型逐步解决权利共享问题。相比市场供给的租赁住房，应优先确保保障房租房人与周边购房人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同权。保障中低收入家庭享有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缩减阶层分化。
优先解决居住用地上租房人的同权，在充分评估周边资源配给和租房人实际需要的前提下，逐渐推动“非改租”租赁住房的承租人实现同权，因为“非改租”项目承租人主要为年轻单身群体，一定时期内暂时没有子女教育需求。
第三，优先保障“基本权利”，再逐步实现更高程度的权利公平共享。先保证承租人家庭“有学上”，再实现“就近上”和“上好学”。考虑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紧约束的客观现实，以及租购人群在周边教育税费贡献差异。同时需要保证租房人和购房人之间的公平性，防止过度炒高房租。
第四，落实租购同权要切实扩大公共服务供给。“实现租购同权本质上最需要增加的是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卢华翔指出，公共服务供给与规划关系比较密切，需要优化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标准和规划布局，分类考虑租赁住房带来的差异化服务需求，新建地区应充分供给公共服务资源，存量地区应逐步挖潜，努力扩大资源保障能力。
第五，推进租购同权必须以系列体制机制改革为支撑。租购同权的落地，必须通过立法明确各相关方权利义务。租购同权涉及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均等性问题，需要户籍、教育、医疗等一系列政策体系全方位的支持。“很多公共服务是跟住房挂钩的，也有很多是住房之外的，需要系统、统筹考虑。”#买房者说##楼市杂谈##房地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诚信】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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